内容提要：长久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盛行一种观点：中华文明的体系特征是等级制，西方文明体系则属于无政府状态。纠正该二元对立观点并对不同文明在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间动态转型的历史模式提供解释，需要构建一个以多重时间性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进而刻画本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质共存于同一时空体系的混杂状态。这种状态造成了主体的主观认知框架落后于客观社会现实的认知错配。经由冲突理由的生产、“挑战—应对”的激发以及社会演化的塑造三阶段机制，认知错配的程度决定了体系内各主体对变异主体模仿的成败：当体系内大多数主体能克服观念阻碍、成功互相模仿时，它们之间将实现相互制衡，从而维持无政府状态体系；反之，当模仿因认知壁垒而未能及时发生时，变异主体将凭借先发优势迅速建立支配地位，推动体系向等级制转型。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与近代早期欧洲的经验表明，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并非文明本质差异，而是在多重时间结构下可相互转化的体系状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机器学习路径下中国东周国际体系转型研究”(项目批准号：24BZZ040)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国际体系转型/ 等级制/ 多重时间性/ 春秋战国/ “再历史化”/
作者简介：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25年第11期 第57-89页
一、引言
本文旨在基于中国东周历史完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该问题的提出源自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一个惯常认知。例如，许田波曾提出问题：为什么政治学家和欧洲问题研究者普遍将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制约与平衡(checks and balance)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西方中国问题研究者却顺理成章地将中国视为“强制性普世帝国”(coercive universal empire)？如果说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均势盛行，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却完全呈现另一幅情景？①
然而，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这组在“文明特征”上的所谓中西差异往往建立在对历史时空进行武断划分的基础上。许田波的问题并没有论证为何要单独截取公元前656年至公元前221年的中国和1495-1815年的欧洲这两个特定时空而非其他时空来进行比较。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截取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欧洲来与东周时期的中国进行对比，从而发现二者都经历了“统一—分裂—统一”的历史进程：欧洲在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经历了列国纷争，最终统一于罗马；而中国在西周衰败后经历了春秋战国，最终归于秦汉时代的统一。②
可见，中西文明之间存在所谓“等级制或无政府状态”差异是通过有意挑选特定历史时刻人为构造出来的。当我们放弃这种对史实的片面拣选时，就会意识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之间在国际体系的组织性原则上共性大于差异，即两大文明的国际体系同样经历过在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摇摆变迁的转型历程。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为何不同的文明都会出现国际体系在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两种结构之间的震荡和变迁？影响这种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动能是什么？
正如戴维·莱克(David A.Lake)所言，国际体系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连续体，而纯粹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不过是作为国际体系的两种理想型而位于光谱的两端。③一个国际体系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究竟处于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之间的哪个位置不应该被作为预设，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等级制”连续体中的结构状态及其在两端之间变迁的动能是什么。要构建这样的理论，一条可行路径是将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非西方历史系统地引入国际关系学科。事实上，当前的国际关系文献已经意识到将非西方历史经验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从而激活其理论创新动力的重要性。无论是英国学派和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跨文明对比还是对中华古典国际关系的单案例聚焦，都体现了一种通过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再历史化”的转向。为助力催生新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本文接续当前再历史化国际关系学科的努力，希望通过系统考察中华天下体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转型经历，尝试构建一种普遍性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
二、国际体系转型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再)历史化
构建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必然要求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化，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再仅仅将历史当作从属性资料充当现成理论的例证注脚，而是赋予其主体性地位，让理论构建植根于深厚的全球历史基础。这是因为只有跨文明和长周期的历史，才能在经验层面观察到探究国际体系转型所必需的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变异。
国际关系学对历史的处理自学科发展早期就已展开。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强调了历史经验在理解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中的关键作用，④但历史事实在他的研究中主要是作为说明国家追求权力和生存的普遍规律的展示性例证。国际体系的演变历史本身更是仅仅作为这套跨越历史周期和文化的共性规律得以展开的背景和舞台而出现，而不是需要理论解释的对象。总之，国际关系学早期文献对待历史的态度往往是对过往案例的一种“选择性掠取”(selective raids)，旨在支持或反驳当前的理论立场。⑤
历史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这种从属地位在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⑥华尔兹将国际体系的结构特性特别是无政府状态视作决定国家行为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为了生存必然会采取自助行为，而这种行为又强化了无政府状态。他的学说由此形成了一个封闭与自我验证的循环体系。⑦这种自我循环使该理论在解释国际体系的历史性变迁上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难以解释欧洲如何实现从中世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尽管华尔兹承认体系内变化(Within-system change)即国家间能力或权力分配变动(如“极”的增减)是可能的，但他否认体系变化(systemic change)的存在，这是因为后者意味着涉及合法性基础的主体间关系组织性原则(ordering principle)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他看来，这种转变与国家追求生存和安全的基本动机南辕北辙，因而不会发生。
对于新现实主义普遍性预设导致的国际体系转型解释困境，建构主义学者约翰·鲁杰(John G.Ruggie)希望通过聚焦西方国际体系从中世纪向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转型的历史，修正华尔兹“非历史”的理论预设，从而开启了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历史化的议程。⑧鲁杰尤其关注了社会财产权(social property rights)和社会认知(social epistemes)对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影响：社会财产权向绝对产权的转变带来了现代国家形成的决定性时刻，国家因此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诱发社会认知的质变，国家间的互动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从而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国家主权和无政府国际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鲁杰之后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的历史化研究被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带向了另一个极端。在他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主权不过是“有组织的伪善”(organized hypocrisy)，强国对弱国主权的侵犯和践踏在实践中屡见不鲜，更被国际社会广泛默许。⑨这一批评彻底否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前后之间的历史差异，以致解构了现代主权概念，从而否定了“欧洲中世纪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变迁”等国际体系转型研究的合理性。于是，克拉斯纳对于历史的研究反而造成了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消解。
前述国际关系文献依赖的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经验大都是西方国际体系从中世纪等级制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无政府状态的转型历史，这一西方中心视角遮蔽了其他文明的国际体系转型经验。⑩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崛起，传统的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以非西方历史经验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再历史化的研究趋势也日益兴起。(11)
为回应科学主义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而兴起的英国学派是这一趋势的主要代表，该学派对国际体系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多样性重视有加。(12)然而，历史经验的多样性往往天然地抗拒简单归纳和理论提炼，因而英国学派在分析国际社会演化与规范变迁这一历史进程时始终承受着偏重现象描述、理论化程度不足等批评，(13)尤其是未能在非西方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国际体系转型理论。
在非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构建国际体系相关理论的尝试更多来自对东亚国际体系的研究。这一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同的体系被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称为“中国世界秩序”——中国通过外邦来朝拱卫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并施展文化影响，外邦则以承认中国的中央权威和优越性换取与之进行贸易往来的资格。(14)康灿雄(David C.Kang)认为，这种由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等构成的儒家等级制国际社会在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强和平性与稳定性，胜过强调形式平等、均势制衡的欧洲体系。(15)
当然，关注东亚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独特的国际体系历史经验并不意味着从西方中心主义落入中国中心主义。在许田波看来，挑战西方中心主义的更好方式不是寻找欧亚之间的文化差异，而是找到消除欧洲优越性的欧亚相似性。(16)例如，在世界政治关系理论的范式下，秦亚青以关系本体论重置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分析单位，进而以关系性逻辑替代个体理性逻辑实现对权力、规范和身份认同等核心国际关系概念的再概念化。(17)阎学通从物质与观念两个角度汲取先秦思想精髓，提出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由此延伸而来的国家领导力概念便成为解释国际制度规范和体系结构稳定与否的关键。(18)此外，“天下体系”“共生型国际体系”以及“和合主义”等观念则从中国历史实践中发掘了全球国际秩序的潜在面向。(19)
在学界从中华国际体系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元理论的同时，作为一个中层理论议题的国际体系研究也基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展开：一方面，聚焦于传统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元纲主张中国在宋明两朝与周边政体的往来本质上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历史回响。(20)另一方面，东周天下体系也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漆海霞等从先秦语境中剥离出崛起国与霸主国同其他小国的多样互动模式，试图从权力转移的角度分析东周天下体系转型的动能。(21)
然而，这些对东周体系转型的研究依然主要讨论体现为“极”数量增减的体系内变化，而不涉及体系本身的组织性原则发生改变的体系变化。近十年来出现了一些有关东周体系在组织性原则上转型变迁的研究，如陈拯借重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以发挥基础性制度作用的宗法礼序的瓦解诠释春秋华夏国际秩序的瓦解；(22)蒙克聚焦春秋时期诸侯国间战争规范，试图建立单元行为转变与规范退化之间的关系。(23)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东周体系的某个具体要素(如国际规范)，尚未在更抽象的维度揭示东周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转型动力。
综上，在国际体系研究视角下，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化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现实主义范式从体系性质的无政府状态预设出发，对历史进行了从属性利用(如摩根索)甚至忽略(如华尔兹)。其次，建构主义等学派反思了现实主义的做法，以西方历史经验(自中世纪到现代的国际体系转型)对国际关系研究进行历史化，但往往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最后，英国学派以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为纠正前述做法尝试对国际关系学科进行再历史化，引入以中华古典国际体系为代表的非西方历史经验，并对东周体系这一典型案例进行了研究。然而，当前的东周体系研究要么只关注体系内变化，要么在关注体系变化时仅仅考虑单一维度。针对这些缺憾，有必要在更加全面系统梳理体系变迁历史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理论，弥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国际体系转型时的不足，并从构建国际体系转型理论的角度推进国际关系学的再历史化。
三、“周秦之变”中的国际体系转型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观察中华文明由周制向秦制转型的“周秦之变”，(24)可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体系特征由西周的等级制转变为春秋战国的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相混合最终又回归到秦国统一的等级制的进程。本部分借助笔者原创的数据集(25)对这一转型进行了历史梳理，为后文的理论框架构建奠定基础。
(一)社会观念与国际体系：“天命观”与西周等级制的建立和危机
理解西周体系的本质，必须结合作为其合法性观念基础的“天命观”。“天命观”诞生于所谓“殷周之变”中，(26)它是周人对自己取代殷商的合理性论证：商人失德，失去了上天的庇佑；而文王和武王凭借德行，收获了上天赐予的“天命”，理应领导万民。
作为西周合法性的基础，“天命观”作为一种国家理论进一步指导了西周政体的构建，(27)使之建立了一种“命之金字塔”形式的等级制体系。(28)从西周统治体制的理念来说，天降下的“命”，由周王亲自接受，再将“命”和对应的权限分配给诸侯，委托他们行使这部分权限。诸侯领受命和权限之后，再继续向自己以下的众臣分配。“命之金字塔”落实到制度安排层面遵循“代理”(delegacy)原则，即政治权力的行使者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治权力的所有权，只是被主权的真正持有者授予一定管理权，而“授予”并非永久地给予或颁发，所授权力不归接受者所有，而只是暂时地存放，主权的持有者可以随时将其收回。(29)不难看出，西周的天下体系呈现出一种国际关系学中的等级制状态：它指的是一种主体间关系，其中一个行为体(统治者A)对另一个行为体(被统治者B)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即A能对B的某些行为发布命令，并期望B服从。(30)
既然西周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周王据以握有“天命”的“德”，那么“德”的丧失自然会造成该体系的不稳定。西周末年，“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31)随着周王合法性的动摇，“天命观”中的革命性因素开始浮现，为“天子以下皆言天命”的局面提供了合法性论证。(32)换言之，西周政体的“命之金字塔”由于将“天命”层层分了下去，使得单元层次的各主体(如诸侯国国君)都获得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意义上的象征性资本，(33)当顶点的周王出现合法性危机后，人人皆可凭借“天命”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就像最初周王用“天命”为自己克商的行为背书一样。
(二)社会观念的阴影与体系绵延：“命之金字塔”的重建与春秋霸主政治的诞生
西周“命之金字塔”的垮塌并不意味着其立即转型为无政府状态。以《春秋》记录的第一场冲突“郑伯克段于鄢”及其后续郑卫交战为例：郑庄公镇压了其弟共叔段的反叛，但共叔段之子公孙滑逃至卫国，卫人为公孙滑报仇，进攻郑国；郑国联合周王和虢国进行反击，进攻卫国。此次冲突开启了春秋战争的基本历史模式：诸侯国内部宗法制规范争论后出现的内乱往往造成失势一方出奔至他国，从而让内乱外溢；(34)经由这种“内乱国际化”联系起来的多个主体在“人人皆言天命”的情况下总能找到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各方由此能够心安理得地发动战争，这种战争本质上是一个在原有社会规范下向对方施加惩罚、为自己讨回公道的仪式性法律事件。
的确，社会规范下的仪式与抗辩而非无政府状态中对安全和利益的追求才是春秋时期战争的主流。如图1所示，春秋时期的战争中只有42%是出于安全或利益(如领土扩张)等目的，接近58%的战争则源自复仇、地位争夺以及与规范争端相关的其他动机(如内乱蔓延、对盟主不敬遭到惩罚等)。(35)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春秋时期大多数战争都很短暂，且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然而一个悖论是，虽然对抗双方在主观上都认为自己是在遵守甚至维护这一规范，但客观上造成了违背“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破坏规范结果——这种当事人在维护规范的过程中反而促进了规范瓦解的历史讽刺剧。
图1 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争动机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由此，周王的“失德”即合法性的减损使其不再拥有对诸侯国间的纠纷和抗辩进行仲裁的道德权威。按照莱克的定义，权威而非强力才是维持等级制的根本所在。周王室失去权威，相当于本来用于处理等级制中各主体间纠纷的一种公共性手段失灵，这迫使各诸侯国诉诸各自的私人理性，从自身对规范的理解出发来伸张一种私人而非公共的正义，具体体现为春秋时期战争数量的增多(如图2)。
图2 中国春秋时期的战争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于是，在周王衰微的情况下，谁来重建等级制成为时代的命题，霸主政治应运而生。顾颉刚等有言：“五霸的事业是一部春秋的骨干。”(36)“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37)可见，所谓霸主，就是从周王处受命，安抚其他诸侯，解决他们的争端，即受周王委任扮演法官和执行者。“因周王朝权威下降才产生的这种霸者体制，其实在理念上也继承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命的统治体制。”(38)可见，霸主政治就是在春秋时期继承和重建西周等级制的努力。
霸主政治有会盟与受命两大要件。诸侯要称霸，首先要主持会盟，获得各诸侯国的拥戴，成为盟主。例如，《左传·庄公十五年》载有齐桓公召集的会盟：“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文公的践土会盟：“五月，癸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盟于践土，陈侯如会，公朝于王所。”同时，要想成为霸主，在主持会盟之外还必须在原有“命之金字塔”的框架下由周天子赐命。例如，对于齐桓公的霸业，《左传·庄公二十七年》有载：“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所谓赐命，《史记》说是“赐齐桓公为伯”，(39)即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需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同样，对于晋文公，当其在城濮之战中大胜楚军，将楚国俘虏献于王室后，周天子乃“命晋侯为伯”。(40)于是，齐桓公与晋文公才成为无可争议的春秋霸主。
那么如何才能满足这两个条件并成为霸主呢？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提出了“近交远攻”的策略：一方面，为组织和领导会盟，需要通过与邻国保持亲善的姿态来吸引追随者，因此要“近交”，即“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41)另一方面，为受命，则需要发动“远攻”，对远方诸侯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42)原因有三点：一是西周等级制下只有周王一个顶点，在重建的等级制中周王也只能赐命给一个霸主；二是为争夺唯一的席位，大国必须击败其他同样希望称霸的竞争者，让其臣服并加入自己的会盟；三是齐、晋、秦、楚等春秋大国在地理上分布在春秋国际体系的周边，彼此不接壤。因此，这种大国间的争霸战争注定是一种“远攻”。这一策略也被称为“春秋时代最早的‘近交远攻’的战略主张”，(43)之后在春秋时期一次次上演：大国以外交军事等手段将周边小国聚拢为盟友，并假道于大国之间的小国，以维护周礼规范的名义对其他大国发动战争，从而争夺霸主地位，力求重建等级制。如图3所示，齐、晋、楚、秦等大国的“远攻”(用所发动战争跨越的距离衡量)大于其他诸侯国，且在一个时期内“远攻”程度更高的诸侯国基本就能成为该时期的霸主。
(三)社会竞争的非预期性后果：霸主政治的蜕变与春秋时期的结束
春秋霸主政治是在“天命观”的社会规范下致力于重建西周等级制的竞争。然而这种在主观上维护某种社会规范的竞争却在客观上无意中加速了这种规范的崩溃。换言之，霸主政治的本意虽然是维护西周等级制的规范，但意外打开了机会主义之窗，便利了多元主体追求自身的政治积累，而正是这种积累加速了周礼规范的崩溃。该进程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
图3 中国春秋时期的大国战争距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在霸主政治下凭借维护周礼的正义理由而将自身动员起来的大国却时常利用这种动员起来的实力，“顺便”推行一系列机会主义政策，以扩大自身利益。例如，大国在对违背周礼的诸侯国进行惩罚时，往往让罚远大于罪，从而为满足私欲捞取利益。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统治下的楚国对违背周礼的陈国进行惩罚，诸侯也出于这一正义事业而跟随楚国。但在惩罚完陈国罪人后，楚庄王竟想再进一步吞并整个陈国。虽然此事最终在大臣申叔的劝谏之下作罢，但其他诸侯与大臣其实都已经认同了楚王的吞并意图，这说明类似的机会主义行径已经非常普遍。楚王进攻陈国的出发点确实是惩罚有罪的陈国，《左传》将此记录为正义的“伐”；问题在于楚王动了贪念，使其本意维护的西周等级制规范看上去不公甚至虚伪。此类情形一再发生，自然导致原有规范不得人心，加速了规范的瓦解。
其次，由于春秋争霸战争是在齐、晋、楚和秦等大国之间进行，而大国的地理分布使其之间存在着郑、宋和卫等一系列中小诸侯国。这就意味着大国间争霸的前提是“打通”争霸道路，即要求小国允许大国军队过境、协助后勤甚至加入联军，实质上也就是将小国纳入自己麾下组成联盟。为此，大国会用各种手段甚至武力反复胁迫小国。以郑国为例，郑国在地理上夹在晋国和楚国两个争霸大国之间，导致其一旦与晋楚两国中的一个结盟，另一个就会兴兵伐郑。例如，公元前598年，因郑国与晋国结盟，楚国出兵伐郑。在武力压迫下，郑国背叛了与晋国的盟约，转而同楚国结盟，理由是“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44)郑国在晋、楚之间的反复周旋自然与周礼强调的遵守信义的规范相矛盾，但这恰恰是由于霸主并不具备周王室那样的天然合法性，因此需要更多诉诸强制力才能获得服从。这种“尚力不尚德”的做法会使被支配者形成一种功利主义的投机心态，导致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替代，进一步推动其背离原有的社会规范。
最后，成为霸主的条件是组织会盟和获得周王授命，由于周王只能给一个霸主赐命，于是某国加入一个大国的联盟后，自然成为另一个争霸大国麾下联盟的敌人，给了后者进攻的理由。这种进攻甚至不必由本方联盟的盟主发动，后者的普通成员也可进行，尤其是当敌对盟主衰落从而有机可乘的时候。例如，《左传·文公七年》记载：“公伐邾。间晋难也。”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利用邾国所在联盟的盟主晋国内部有难、无法救援的机会攻打邾国。不难看出，面对霸主政治所开启的机会主义诱惑，争霸大国和普通国家都可能慢慢染上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病症”。
因此，霸主政治这一春秋历史的主线作为一种重建西周等级制的努力，因为诱发了非预期的结果，恰恰埋下了等级制走向覆亡的种子。它通过向不同主体打开政治积累的机会主义窗口，诱惑这些主体(哪怕其主观上是在维护周礼体制)采取机会主义方式追求和满足自己的私利。重建西周等级制的愿望越强烈，霸主政治的剧目上演得越频繁，政治积累的机会便涌现得越多。更多地把握这些机会会带来更多的正反馈以及更强烈的示范效应，让更多主体投身其中，也让西周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受到更多的侵蚀。换言之，导致整个春秋国际体系滑向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未必是第一场进攻性现实主义战争，反而是第一次旨在防止此类进攻性现实主义出现并重建西周等级制的霸主政治尝试。这就是法国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提炼出的自《俄狄浦斯王》写作时代以来就已被多次验证的人类悖论：“人往往在逃避命运的路上，与命运不期而遇。”(45)
(四)新型国家的构建与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开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霸主政治既在体系层面加速了西周等级制规范的瓦解，也在单元层面带来了国家的转型，而后者为春秋时期的结束和战国时期的开启铺就了道路。具体而言，参与争霸的齐、晋、楚等大国都将战争中新获得的土地分封给了功臣和贵族，实质上加强了国内那些作为国君竞争对手的公族(与国君有亲戚关系的同姓高级贵族)和卿大夫(与国君没有亲戚关系的异姓低级贵族)的实力，这种分封也被学者称为“二级封建化”(secondary feudalization)。(46)换言之，春秋霸主政治的争霸战争导致诸侯国内的分权化。
这种分权化的趋势在晋国尤为显著，这是因为晋国具有两点特殊性：第一，自晋文公始，为防止贵族作乱，除太子外，国君其他儿子及兄弟皆被要求迁离晋国，形成“晋无公族”(47)的局面。此种安排的结果却是本处于下级的异姓卿大夫贵族由于失去了公族的制衡，势力不断壮大，成为能够影响晋国政治的主要力量。第二，晋国参与争霸的时间长达百年，并在长期争霸战争中打造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由晋国国君统辖，但主要领导职位(“六卿”)由于公族的缺席，往往交由卿大夫担任。于是，晋国卿大夫在长期争霸战争中积累的军功和实力不断膨胀，以至于从晋平公开始，军队的“六卿”职位就被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和中行氏六家异姓卿大夫所垄断，其实力甚至膨胀至威胁国君的程度。(48)
不难看出，从霸主政治中窥见政治积累的机会主义之窗的多元主体除诸侯国君主外，还包括君主之下的卿大夫。在霸主政治时期，卿大夫不仅带兵作战，还积极开展对外交往活动，推动诸侯国间的结盟。(49)卿大夫作为诸侯国间联盟的主要推动者，是春秋联盟现象的一大主要特征(如图4)。春秋会盟是一种等级制联盟。对小国而言，与强国结盟意味着承认对方的地位，要对其行朝聘之礼、听命于之。因此，对致力于争霸的大国来说，由于会盟是获得霸主地位的必要条件，大国的卿大夫乐于推动这种结盟来获取政治资本；而对于其他普通诸侯国的国君，他们除非迫不得已，往往会避免与强国订立盟约。但普通诸侯国的卿大夫却愿意通过对外结盟，借助外来强国力量来制衡与自身存在权力竞争关系的本国国君。因此无论是对于争霸大国还是普通诸侯国，卿大夫都在霸主政治的军事和外交活动中获得了政治积累的机会，同时参与霸主政治重建西周等级制的过程。
图4 中国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间会盟概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以观测年为参照，“平均会盟规模”是指近十年内参与会盟的平均诸侯国数量，“卿大夫参与比例”则是指近十年内由卿大夫代表诸侯国参与会盟的比例。
矛盾的是，卿大夫在推动会盟方面的成功反而加速了西周等级制的瓦解。这一群体在该体系下的活动带来了单元层面的国家转型，而转型后的国家最终开启了战国时期。(50)公元前546年，经过多年的争霸战争后，在一些卿大夫的撮合下，包括晋和楚在内的主要诸侯国进行了弭兵会盟，实现了晋楚两个强权对其余诸侯国的等级制支配，从而结束了多年的战争，迎来了难得的国际和平。然而，休战虽然解除了外患，却使各国失去了能使本国内部政治力量凝聚起来的外部压力，最终造成各种国内势力转向内斗。公元前546年之后，卿大夫由于内斗失败而出奔他国的现象激增便是明证(如图5)。
这一趋势在卿大夫势力强大的晋国尤为明显。弭兵会盟后，晋国陷入了各卿大夫家族之间更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公元前514年，晋国异姓大夫之间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兼并行动。韩氏、赵氏、魏氏、知氏、范氏和中行氏六家大夫联合灭了祁氏与羊舌氏，并“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51)这十个县的设置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基于自然地域分封给贵族，而是首次进行了人为的空间划分，并基于能力和业绩指派非世袭官员前去管理，而这些官员听命于晋国的中央政府。
图5 中国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卿大夫出奔概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以观测年为参照，图中数据均以其近十年内的均值为度量，其中“卿大夫出奔年份比例”是指近十年内发生卿大夫出奔事件的年份数量所占比例。
这些单元层面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的萌芽并不像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认为的那样出现在战争压力下，(52)反而诞生于一个等级制下产生的和平国际环境所导致的内部卿大夫互相兼并中。公元前434年，晋国多年的内部兼并最终剩下赵氏、魏氏、韩氏三家，他们并没有把从其他被消灭的氏族那里新兼并的土地继续分封给自己的家臣，而是采取了之前在晋国开创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之所以发展壮大，正是因为自己的封君(晋国国君)将对外战争获得的大量土地封给了他们。为防止别人复制他们的成功，卿大夫将政治斗争中新获得的土地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公元前403年，已经远离周代体制、转而正在实践新的中央集权模式的赵氏、魏氏、韩氏三家，凭借实力迫使周天子承认他们篡夺权力的事实，将其分封为诸侯。三个抛弃周代体系规范、完全依靠权力政治上位的新诸侯国由此出现，这一年也被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定为战国时期的开端。
(五)现代化与多重时间：霸主政治的漫长死亡与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状态的多元杂糅
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古希腊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社会转型：“现代化——这里我使用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指的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这些变革不仅威胁到传统价值观，还催生出新的价值观。这些新价值观倾向于强调个人胜于集体，成就胜于世袭，未来胜于过去，物质胜于精神。”(53)与之类似，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具备“现代化”的特征。例如，白彤东在对“周秦之变”的论述中指出，这一变革的核心是从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贵族制转型为多个中央集权、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这一过程同样颠覆了旧有价值体系，将个人成就置于世袭地位之上，并迫使当时的思想家直面如何在新的社会与国际体系下构建秩序的根本问题。(54)
如前所述，相较于春秋大多数时期的封建国家而言明显，春秋末年在晋国内乱中诞生的新型中央集权国家更为“现代”。这种新型国家形态在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传播和推广则是在一系列技术和经济意义上的“现代化”的配合下实现的。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农业技术实现了较大进步。由于铁制农具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开发、荒地的开垦以及一年两熟制的推行，农田生产率得到较大提升。农民耕作“百亩之田”(55)可以养活5—9人，自耕农阶级不断成长，其缴纳的田亩租税也成为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得剩余产品增多，商业交换得到发展，从而刺激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于是城市兴起，富商大贾因而出现，各类工商业税源成为君主政权的另一个重要财政来源。
新土地的开垦和新税源的出现赋予各诸侯国采纳新型中央集权国家模式的动力。因为只有这种模式才能最大化汲取新的经济资源，并将之转化为应对从春秋以来就存在的地缘政治竞争压力所必需的军事实力。这些被后人冠以法家之名的改革从中央集权国家这种治理模式的诞生地——“三晋”(赵、魏、韩)蔓延开来：第一，魏国改革后国力的增强和地缘政治攻势的提高有目共睹，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如公元前401年的楚国、公元前364年的秦国以及公元前356年的齐国等。第二，在各国推行改革的法家学者几乎都有在“三晋”生活或出仕的经历，如在楚国改革的吴起(辅佐过魏国国君)、在秦国变法的商鞅(辅佐过魏国宰相)等。
变法后国家财政能力与军事实力增强带来了战争性质和形式的变化。就性质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旨在争霸，战国时期的战争则是为了兼并土地。就形式而言，春秋时期的军队以乘马车作战的“国人”(贵族的下层)为主力，人数较少，并由国君或卿大夫鸣鼓指挥，胜负常由双方用排列的车阵作战来决定，一次大战的胜负常在一两天内见分晓。战国时期实行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征募成年的农民作为主力，以步骑兵进行战斗，军队人数大增。由于锋利的铁兵器特别是远射有力的“弩”的使用，各国不再用车阵作战，而是广泛采用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由于战争动员能力和远距离投放军事实力的能力增强，战国时期的战争距离普遍要比春秋时期更远(如图6)。(56)
图6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距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战国时期的现代化并非匀速均质地在体系内所有领域和所有主体间铺开，在战国体系内部的诸多子系统之间，有些子系统(如客观的战争技术与国家形态)已经迈入以无政府状态下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为特征的“现代”战国时期，有些子系统(如主观的政治合法性观念)则由于发展滞后仍陷于以等级制为特征的“传统”春秋时期。本文将这种传统与现代等多种“时间性”并存和相互撕扯的局面概括为“多重时间性”。在对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分析前，本文先结合历史描述这种撕裂状态。
一方面，战国时期确实有脱离传统等级制、进入现代无政府状态的明显趋势。战国之前，周王至少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虽有楚、吴、越等国擅自称王，但并不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然而进入战国时期，许多国家在改革后国力增强，纷纷开始称王，并获得了互相承认。最先称王并获得他国承认的就是魏国，其国君在公元前334年主动拜见齐国国君，双方互相承认对方的王位，引发各国纷纷效仿。一时间各国不论大小纷纷称王，其中甚至包括中山国和宋国等非七雄国家。公元前323年，在公孙衍的斡旋下，魏国、韩国、赵国、燕国和中山国结成联盟，各国国君均称王，以对抗秦、齐、楚等大国。
另一方面，周王室不在等级制顶端的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等级制观念本身的瓦解。事实上，战国时期表面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仍被春秋时期等级制的漫长阴影所笼罩。例如，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45年率先进行国内改革、以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完全替代分封体制的魏国看似摒弃了周代体制，但仍需要在公元前403年向周王室请命，获得其对自身诸侯国地位的承认。此时的周王室已经衰微，魏国此举与其说是为了征求同意，不如说是由于其所认为的自身统治之命必须从某种等级制而来的信念。又如，当孟子问及齐宣王毕生所欲时，齐宣王承认其愿望就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57)我们可从中管窥战国君主的主观世界究竟处于哪个时代：身处战国后期的齐宣王，心中所追求的仍是春秋时期的“齐桓、晋文之事”，即建立一个各邦来朝的等级制体系。可以发现，虽然战国时期在物质层面迎来了许多现代因素，其中一些已经与无政府状态相契合，但在精神层面，诸侯国国君追求的还是传统霸主政治下等级制中的称霸地位。
(六)走出战国：秦帝国的统一与等级制的复归
如果战国时期的特征是传统与现代共存、霸主政治等级制与无政府状态交织，那么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就不再是为何这种无政府状态未能维持下来，而转化为为何两种状态交织下的战国历史所导向的既不是无政府状态的持续，也不是春秋霸主等级制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等级制状态(秦帝国统一)的出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析秦国在传统与现代等多种时间并存和撕裂意义上的特异性以及这种特异性如何影响其国际行为。实际上，正是秦国的这种国际行为最终带来了国际体系向帝国等级制的转型。
传统与现代在共存中出现的矛盾和张力在秦国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方面，秦国是周代体制的忠实拥护者。秦是东周的开国诸侯国，封地就是周的岐丰故地。秦文公兼收西周余民，秦国的民众和文化与周加速融合，推动了秦对周的延续。这解释了春秋时期秦国(如秦穆公)对“尊王攘夷”事业的热心。这种对霸主政治的热心直接影响了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变法决策。正如秦孝公在求贤令中所说，其变法是因为痛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58)希望改变秦国长期以来地位低下、被拒绝参加中原各国盟会的局面，并最终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秦孝公的富国强兵不是为了实现安全利益或吞并他国，而是为重现秦国在春秋时期霸主政治中的优势地位。由此可见，即便在战国时期仍然是来自春秋时代致力于重建“命之金字塔”的霸主政治塑造了秦国君主的观念世界。
另一方面，秦国又是战国的“现代化”变法改革最为彻底的国家。第一，秦国地处西陲，社会习俗受西方蛮族影响深远。在秦国，“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59)宗法观念的薄弱让秦国贵族与国君相争的程度远甚于他国。秦国国君亟须摆脱躁动的世袭贵族的控制，于是推行旨在加强君主集权的中央集权国家建构和官僚制建设改革时更为彻底。第二，秦国的商鞅变法发生在魏楚等国变法之后，其汲取了李悝和吴起等法家变法的经验，再结合秦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发展法家的政策，取得了更大成效。
于是，战国时期的秦国既是一个执着于春秋式霸主政治的“传统”国家，又是一个推行中央集权化、官僚化等改革更为彻底的“现代”国家。正是为应对传统与现代二者间的张力，秦国转变了自己的国际行为，由此带来了东周体系的转型。具体而言，商鞅变法提升了秦国的战争动员能力。之后的秦惠文王继承秦孝公重现秦穆公霸业的遗志，推行与春秋霸主政治相适应的“近交远攻”战略，如将接壤的魏国和楚国争取为盟友，从而孤立和进攻更远的赵国和齐国。这种用战国时期的新兴国力去执行春秋时期旧有战略的“时代错配”给秦国造成了一个问题：比起其他大国，秦国更有能力打败远方诸侯并获得土地；但远攻后的土地由于远离统治核心，难以被长久占领，因而很容易被他国夺走。这一问题又被称作“领土陷阱”或“战略陷阱”，即新征服的土地所造成的战略和行政成本超过了其本身可能带来的收益。(60)荀子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精准的分析：“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61)在兼并战争中取胜容易，难的是在胜利后将所得领土巩固起来。如图7所示，七雄中秦国国力最强，在其仍然追求“远攻”时(即公元前266年之前)确实能够发动覆盖距离最远的战争，但其在这样的“远攻”中获得土地的比例竟排倒数第二，仅高于实力最弱的韩国。相较于其他大国，国力更强、具备更强的“远攻”能力的秦国反而更容易被“领土陷阱”所困扰。
图7 中国战国时期主要诸侯国战争得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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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秦国需要放弃传统的“近交远攻”战略，也就是放弃对于春秋遗留下来的霸主政治的追求。这一战略转变随着公元前266年范雎的到来而成为现实。(62)范雎在面见秦昭襄王时，反对当时秦国越过相邻的韩魏两国而远攻齐国的政策，认为这将重蹈齐国远攻楚国但无法固守楚地反而使韩魏两国从中得利的覆辙。范雎认为，秦王不如通过利用近邻韩魏两国来威慑和图谋更远方的楚、赵、齐三国，最终再收服韩魏两国。
范雎批判了长久以来被包括秦国在内的战国大国继承自春秋霸主政治的“远攻近交”思维定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远交近攻”战略。春秋时期，“远攻近交”意味着要保护周边国家(往往是盟国)的安全，共同进攻远方的敌对大国从而称霸。这种战略的结果一定是大国(如齐桓公或晋文公)或大国集团(如公元前546年的弭兵会盟)主导下的等级制体系。战国时期的诸大国一直沿用这一战略思路(如秦孝公希望重建秦穆公霸业、齐宣王追求重现“齐桓、晋文之事”等)，由于没有哪一国同时兼具吞并他国的实力和意识，它们之间的“合纵连横”造成的结果无非是各国之间的平衡，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正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执着于春秋时期霸主政治的老思路所造就的，只有当有人在战略上放弃传统的霸主政治，转而追求与之相反的“现代性”远交近攻，才会在其他诸侯国还没有注意之时就获得动能。而之所以有诸侯国会放弃传统的霸主政治，则一定是因为这种传统的成本过高，难以为继。
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只用了10年时间，秦国就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完成了跨越五个世纪的中华国际体系在“等级制—无政府状态”的连续体中震荡转型的历程：从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霸主)等级制到战国时期混杂了等级制追求的无政府状态，再到秦国统一复归于(帝国)等级制。
四、基于多重时间性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
“周秦之变”能够启发我们构建出什么样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本部分结合东周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尝试构建一个基于多重时间性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该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新现实主义范式理论局限的反思和批判。如鲁杰回溯了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学术源流，认为其对于“体系”的强调深刻地受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思想影响。(63)涂尔干认为，社会环境是人类行为演化中的关键决定因素。社会不是个体及其特征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属性的实体，其基本特征由个体间的联合和互动形成的系统所决定。(64)
虽然华尔兹借鉴了涂尔干的思想，但这一借鉴是有选择性和不完整的。如鲁杰指出，华尔兹忽视了涂尔干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作为推动体系变化的重要力量之一的“动态密度”(dynamic density)。这一概念用来描述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科技的进步，社会内部互动在数量和强度上不断增加。当社会越发密集和庞大时，劳动分工也变得更加复杂，带来了对新的社会分化类型的需求。而社会整体在不同类型的分化状态之间的演进，如从简单的环节分化到复杂的功能分化，就是涂尔干意义上的系统转型。换言之，作为刻画社会交往的数量、速度和多样性的理论抽象，动态密度揭示了引发社会系统结构变化的重要动能。鲁杰建议，如果要克服新现实主义范式在解释国际体系转型上的局限，需要重点关注动态密度和系统转型之间的关系。
遗憾的是，为保持牛顿式理论的简洁，华尔兹及之后的新现实主义者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这一建议反而是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学派国际历史社会学者那里得到了回应，如贾斯汀·罗森伯格(Justin Rosenberg)提出了多重性(multiplicity)理论。(65)作为将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不平衡与叠合发展”的概念应用至国际关系学的结果，多重性是一个从国际维度观察和理解社会现象的本体论视角，它将任何社会现象都置于多重性和互动性的视角下考察，对存在“方法论民族主义”(66)缺陷的社会科学理论展开批判和重构。(67)
本文期望在多重性视角下尝试构建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首先要明确的是，作为国际关系学元命题之一的“国际体系”是与国际现象相关的行为体和结构的总和。而无论是物质性的(如空间位置和军事能力的分布)体系结构还是理念性的(如认知、观念和规范)体系结构，它们的首要本质都是框定行为体及其之间关系和互动的组织性原则(ordering principles)。本文关注的国际体系转型聚焦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即从一种组织性原则(如无政府状态)向另一种组织性原则(如等级制)的转变。(68)
国际体系主体的首要基本特质是数量多重性。不管是在西周等级制下还是战国无政府状态中，单元层面的主体(诸侯国)都是多个。甚至在秦朝建立帝国等级制之后，即便是在王朝统一时期也存在诸多异质性的单元主体。多个异质性主体并存在等级制和无政府状态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众多单元主体之间的连接与互动更是给任何体系都提供了基本演化动能。正如春秋时期频繁出现的公族和卿大夫的出奔就造成了国内动乱外溢，导致体系层面的国家间战争。系统内众多主体及其之间互动的多重性孕育了国际体系新结构的可能，体现的正是涂尔干的动态密度思想，即社会交往在数量、速度和复杂性上的增加，会推动系统转型。
除数量多重性外，国际体系内的单元主体之间还呈现社会多重性的特质，即单元层面的主体即便表面相似，但在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维度上高度异质。单元主体在社会位置上就可能是异质的。例如，虽然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经济上都是农业经济体，在组织上都是基于周代宗法制和封建制组织起来的地方政权，但它们由于建立的时间不同，与周王室在宗法秩序中的远近亲疏迥异。同时，单元主体在社会位置上的区别也直接导致了主体在社会身份认同上的差异。例如，在周平王时仅传到第三代的新兴国家郑国对于自身是传统周礼遵守者这一身份的认同就不如古老中原大国晋国强烈，这解释了为何前者会做出“箭中王肩”等为周礼规范不容之事，而后者却是“尊王攘夷”的积极拥护者。
主体之间的各种社会多重性本质上都是多重时间性的体现。多重时间性包含三方面内容：第一，多个主体虽然身处同一时空，但它们本质上分别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如春秋时期一些国家(如庄公时期的郑国)已开启功利主义的权力政治时，另一些国家却仍停留在固守周礼规范的过去(如宋、齐、晋三国)。第二，本应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质体现在同一个主体身上。如春秋时期的晋国既是维护周礼的争霸大国，又是在争霸过程中由于卿大夫的崛起而孕育出开启战国时期的新型郡县制国家。又如在战国时期，范雎到来之前的秦国既是一个推行集权化、官僚化等改革更为彻底的“现代”国家，又是一个力图将增强的国力用于对他国实现霸权支配(而非灭国)的“传统”国家。第三，在同一个体系内，不同子系统之间分别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例如，战国时期在物质层面的军事战争和国家治理等领域已呈现与过去时代完全不同的“现代”性质，但在观念层面的政治合法性领域，各国国君仍然停留在旨在重建“命之金字塔”式霸主政治的春秋时期。
不难看出，多重时间性在本质上是不同时代特质的共存和混杂。(69)在众多混杂中，本文聚焦认知错配这类对体系转型产生关键作用的混合情形。(70)它是指体系内主体的主观认知框架在形成后，由于其发展具有迟滞性，落后于客观社会现实发展，从而造成主观和客观错配的情况。如果采用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对三类不同节奏的历史时间分类，(71)那么客观社会现实所属的变化节奏就偏向于短期，主观认知框架的演变节奏则更为缓慢，偏向于中期甚至长期。认知框架演变节奏的迟缓决定了它经常滞后于变化节奏更快的社会现实，造成过去的主观世界与当前客观世界共存尤其是冲突的错配情况。这种情况既存在于一个主体自身(即时代变了，但主体的认知框架还停留在过去)，更存在于多个主体之间(即某一主体更新了其认知框架，另一主体却还停留在过去)。这样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裂缝加剧了体系的不稳定，并会通过冲突与危机的积累推动体系的转型。
具体而言，认知错配会经由三阶段的逻辑链条造成体系转型。首先，作为冲突理由的生产机制，认知错配会加剧主体间冲突。利益固然是国际体系中单元间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由‘理念’创造出的‘世界形象’常常像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72)一定程度上，国家的行为就如同火车的行进一样，利益作为燃料，驱动着火车在某条轨道上一直前行；但决定火车最初为何驶上这条轨道而非那条轨道的力量是最初那个操作道岔的扳道工秉持的理念。利益和理念都在塑造国家行为，但在逻辑次序上，理念先于利益。因此，单元主体在战争与结盟等领域的重大决策必然要在一定认知框架下基于特定理念而做出。主体间的认知错配往往意味着它们的理由来自不同时代，从而会在各自的正义理由下走向冲突。如同《左传》记载的第一场战争所揭示的：郑国在应对内部权力争斗时采取了新兴的权力政治策略，卫国则试图维护周礼的宗法秩序。双方囿于本质上属于不同时代的正义理由，最终爆发了战争。如果沿用韦伯的比喻，主体间的认知错配就像给每个扳道工分发了处于不同时区的怀表，他们再按照怀表上的时间将列车引导到各自认为正确的轨道上，而这些轨道如果相互交叉，机车又燃料充足，列车最终必然相撞。
其次，在加剧体系不稳定的基础上，认知错配通过扮演“挑战—应对”的激发机制推动变异主体的出现。该机制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73)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和衰落主要取决于其应对挑战的方式。“挑战”是指任何要求社会做出回应的威胁或问题，包括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社会动荡、技术变迁和外部威胁等。如果应对挑战得当，文明就能兴盛，否则就会衰落。例如，古代近东地区农业和城市之所以兴起，就是作为对降雨模式变化的一种应对。然而，汤因比未能意识到，单元层次主体做出的应对不是单纯地在物理层面上回应当下体系层面的压力从而求得生存，更重要的是在观念层面上希望维护或挽救旧时代的生活方式。但历史的悖论就在于：在认知错配的影响下，怀着传统观念的主体为挽回旧时代，往往会采用新时代的手段；而这些新因素反而会让旧有模式更加无法持续，从而转化为下一轮发展要应对的新挑战。例如，春秋时期晋国为重建西周等级制，创新性地建立了属于新的常备军“六军”，成功地应对了体系层面霸主政治的挑战，但在这一过程中崛起的卿大夫势力成为晋国后来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甚至迫使晋国裂变并演化为开启战国无政府状态的新型集权国家。同样，战国时期的秦国成功通过全新的法家变法应对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威胁，结果却是放大了其仍在践行的旧时代“远攻近交”战略的成本，深陷于“领土/战略陷阱”，使得过去的战略思路更加难以为继，从而迫使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新战略，突变成为新型主体。作为一种挑战生产机制，认知错配生成的就是一种“挑战—应对—(导致)新挑战—(迫使进行更激进的)新应对”的螺旋式循环。因此，认知错配使得每一轮的“挑战—应对”都会生成让旧时代难以为继的新挑战，而只有新挑战才能最终呼唤采纳新解决方案的变异主体，从而为新体系的构建做好准备。
最后，在某些主体孕育出新方案后，认知错配通过扮演社会演化的塑造机制能够影响新方案在体系内的传播与蔓延，从而推动体系的非线性转型。亨德里克·斯普鲁特(Hendrik Spruyt)关于现代早期欧洲领土国家形成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呈现出静止与加速交替出现的非线性特征，但未考虑认知发展滞后和错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74)本文认为，体系演化加速的开启者很可能是前文所讨论的在认知错配条件下出现突变的变异主体，如为东周体系迎来无政府状态的晋国(“三晋”)和让体系复归等级制的秦国，毕竟只有最受认知错配困扰的主体才最有动力为走出自身的独特困境而孕育出足以造成体系加速变迁的全新方案。
至于变异主体的新方案如何塑造体系转型，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演化的塑造机制，认知错配会影响新方案在体系内的蔓延，从而站定体系的转型方向。传统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建立在单元间的模仿必然发生甚至一定成功的假设上。这一假设事实上未必成立：多重时间性带来的认知错配使本属于旧时代的思想会延续存在于主体身上，导致主体未必能准确理解新形势的需求并针对这一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任何对于突变主体的新时代方案的模仿都需要其余主体克服自身思想中旧时代认知和观念的阻碍。只有当体系内大多数主体成功摆脱旧观念束缚，调整错配的认知，体系内对突变主体的大范围学习和模仿才能得以实现，这些主体也将变得跟首个变异主体类似并在主体之间实现相互制衡，使体系的组织性原则向着无政府状态演进。例如，早在公元前445年魏国就任用李悝进行了不同于传统周礼的法家改革，但直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魏、赵、韩三国的诸侯地位之后，各国才在魏国获得合法性背书的背景下克服观念阻碍纷纷模仿魏国，推行了类似的法家改革。模仿的结果便是各国趋同并成为类似的“战争机器”，在彼此之间基于实力制衡维持了体系的无政府状态。
然而，如果突变主体的新方案与旧时代差距过大，并且没有得到广泛承认，那么其余主体就难以克服自身的认知错配，致使模仿难以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首个变异主体就会凭借先发优势快速积累动能，迅速实现对其他主体的支配，从而开启体系的组织性原则向等级制的转型。换言之，对突变主体的模仿不是无摩擦的，应对这种摩擦需要降低认知错配，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特别是当突变主体的新方案能使其迅速积累起压倒式的优势动能，从而使其余主体无法享有足够的时间时，那么模仿就不会成功，趋同也不会出现，突变主体的支配成为必然。例如，公元前266年，秦国在范雎建议下成为将战略转变为远交近攻的首个国家；公元前230年，秦国又在李斯建议下将战略升级为“灭国”，(75)这种战略思路的转变是其他仍在幻想实现旧有霸主政治的国家难以想象和实践的，因为“领土陷阱”对它们的困扰程度较轻，因而欠缺内生动力进行战略转型，而此时也不存在任何传统权威能够给秦国的新方案提供合法性。之后，秦国仅花10年时间剪灭六国，建立了一统天下的等级制体系，这体现出变异主体在其余主体未能作出反应之前就取得了不可逆转且不断增强的优势，推动体系实现了急剧与突变式的非线性发展。
由此可见，传统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预设了一种牛顿力学的理想情形：主体的模仿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环境中，在理论上近乎瞬时完成。然而，认知错配却意味着主体往往会受制于旧时代的观念束缚，难以迅速实现有效模仿。本文的多重时间性理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演化过程中的社会模仿和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对认知错配的克服，即消除旧观念的影响，采纳新方案。既有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假设了一种主体在这一克服过程中毫无困难的特殊情形，未来的国际体系转型研究应该放松这种假设，重点关注体系中存在哪些因素会帮助或阻碍主体对认知错配的解决。
五、结论
综上，本文在梳理既有国际体系转型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历史社会学的多重性理论，结合中国东周体系转型的历史经验，勾勒出一个以多重时间性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转型理论框架。该框架认为，在本体论意义上，国际体系的本质是多重性——多个异质性主体在一定结构中的交流、互动与相互影响。刻画这一本质的概念就是多重时间性，即本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质共存于同一时空的多个主体之间、同一体系的多个子系统之间甚至同一主体自身内部。出于三方面原因，作为多重时间性重要结果的认知错配会带来体系的非线性转型：首先，作为冲突理由的生产机制，它会促发主体间的持续冲突，加剧体系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挑战—应对”的激发机制，它会推动变异主体的出现。最后，作为社会演化的塑造机制，它会影响其余主体对变异主体的模仿，从而决定体系的转型方向。
本文尝试为理解欧洲和中国的体系转型现象提供新视角。为何欧洲会出现中世纪等级制体系向以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型？为何转型后其一直停留在无政府状态？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前一个问题，而将后者视为不言自明的事实，未将这两个问题置于同一套逻辑下进行回答。在前一个问题上，早期线性史观理论认为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主权国家是解决封建主义经济矛盾和回应现代理性化趋势的唯一最优方案。出于对这种目的论解释的不认同，蒂利和斯普鲁特指出，欧洲中世纪封建危机后出现的替代性组织逻辑(logic of organization)远不止主权国家一种，城市国家、城市联盟甚至帝国都曾在那个历史的实验室中并存。于是问题就转变为如何解释主权国家(以及作为它们之间关系调节机制的无政府体系)的最终胜出。(76)对此，蒂利强调14世纪展开的欧洲军事革命让不同于中世纪作战的早期现代战争成为一种国际筛选机制；在这种环境下，只有规模较大的主权国家才在通过强制和资本集聚上具备显著优势，从而在战争中胜出，淘汰那些无法在战争中有效动员资源的单位(如城市国家及其联盟)。斯普鲁特则拉长了蒂利论点的历史纵深，将视野追溯到12世纪，强调中世纪晚期的现代贸易转型和城市资产阶级兴起并以重塑国内政治联盟的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组织逻辑，推动了建立在王权和商人联盟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出现，后者才在军事革命爆发后利用自身的强制能力和资本集聚能力获得了更强的军事技术，取得了针对其他模式的竞争优势。
不难看出，中世纪晚期的新兴贸易和现代早期的现代军事革命本质上都属于增强原有体系多重时间性的外生冲击。本文认为，中世纪体系之所以会开始瓦解并出现转型，本质上就是因为其面临的外生冲击使得该体系的某些子系统(如经济和军事领域)率先进入了下一个时代，多重时间性增强造成的冲突让各主体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当下最合适的组织逻辑作为回应手段，之后的国际竞争作为筛选机制挑选出最适合生存于新多重时间条件下的主体组织逻辑和相对应的体系组织性原则。
依照同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解释前述转型出现后欧洲国际体系为何一直停留在无政府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一系列外生的技术和观念转型降低了多重时间和认知错配，维持了该体系的固有状态。一方面，现代技术进步使得欧洲各国之间的通信和信息交流频繁，包括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邮政系统的改进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跨地域流动性的增强，这些都让欧洲各国基本处于相似的历史发展时区，降低了欧洲体系内部的多重时间性。另一方面，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在欧洲造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祛魅”，这在观念上缓解了“死人抓住活人”(77)的问题，观念随着现实进行调整变得容易，各国得以较容易地解决认知错配的情况，让它们能及时实现对变异主体的模仿，从而避免后者快速颠覆体系。事实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几次主要的体系内动荡都是由其内部主体间多重时间性的突然增强所致，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让法国率先走向以人民主权为特征的政治现代性、1871年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让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强大工业国以及1931年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并展开军事化。这些动荡最终都没有导向在欧洲重建等级制支配，根本原因就在于面对突变主体，其他主体能够及时自我调整，并且在学习和模仿突变主体时没有观念阻碍。例如，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学习了法国全民动员的经验，高度重视志愿军和民兵的作用，强化了军事力量。(78)同样，纳粹德国在战争中展示了全面动员经济和社会资源用于战争生产的能力，英国也做出效仿。(79)换言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于正好诞生于一个现代技术开始不断涌现、传统价值观被“祛魅”的时期，并且这些因素能够促进体系内单元对突变主体的迅速模仿，于是体系内的多重时间性得到了抑制，无政府体系被成功维系。
体系内多重时间性的提高会加剧体系的不稳定，甚至带来体系的转型；而对带来不稳定的突变主体的模仿和学习，如果成功就会导致转型后体系的维系，否则该突变主体会迅速积累势能，吞并其他主体，以自身意志重塑体系。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多体现的是后者。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看来，1912年清朝覆灭前的传统中华文明曾存在过秦汉、隋唐、明清三个统一的“帝国”，其间夹杂着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到辽、宋、金等并立两个主要的分裂时期。(80)
在宏观层面，多重时间性理论可为解读中国历史上“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循环提供新视角。首先，该理论认为，当体系吸纳了发展节奏与组织形态迥异的异质性主体后，内部的多重时间性会急剧增加，从而引发不稳定，最终导致旧体系的瓦解。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中原王朝与边疆社会发生深度互动时，具备不同组织逻辑和动员能力的社会群体随之兴起。这些新兴力量一旦壮大并进入权力核心，便极易打破既有的体系平衡。无论是汉末的中央权威旁落还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其背后都存在这类因素的深刻影响，但最终结果都是促使统一王朝解体，使体系重回分裂与无政府状态。
其次，原有等级制体系瓦解后，由游牧民族带来的多重时间性会在接下来的分裂时期孕育比之前体系还要强韧的集权体制。阎步克认为，游牧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与汉族的官僚组织相结合能往往形成更为严密的专制集权体制。(81)游牧社会内部的军事性格使其政权具有高度的暴力动员能力，而其首领的“主奴观念”则强化了单一权威的绝对性。当这种治理模式与汉式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结合后能够强化体制的集权能力。例如，北魏的“三长制”在基层控制上比汉朝的郡县制更为细致，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北朝的府兵制也通过军事化的集权方式控制地方军力，极大地消解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因此，北朝政权通过与鲜卑的权力结构互动不仅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还通过府兵制和均田制等方式重建了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为隋唐的统一奠定了制度基础。可以说，分裂时期的多重时间性特征——融合了游牧时代的军事性和专制化治理逻辑与农业时代的汉族官僚组织——使得分裂时期的集权体制在技术和治理方式上都实现了质的跃升。
再次，分裂时期在北方孕育的融合游牧因素的集权体制由于“华夷”区隔所塑造的文化排斥，难以被面临更严重认知错配问题的其他南方单元主体所学习和模仿，因此变异单元就能凭借更强的集权能力迅速扩张，吞并其他主体，从而将历史带离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引向统一的等级制体系。在西晋永嘉之乱后的一千多年间，西北与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南下，相继进入中原，建立了北朝、元朝、清朝等一统王朝。这些王朝将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关系与汉族的官僚体系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更为高效的集权体制。由于文化上的排斥，汉地南方的地方政权难以吸收北方具有游牧色彩的集权模式，反而使北方政权凭借更强的集权能力和军事力量迅速在竞争中胜出。例如，在南北朝时期北朝一度压制了南方的宋、齐、梁、陈等南朝政权，最终在隋朝的统一中体现为北方政权对南方政权的全面吞并。类似的例子还有辽/金与宋的对峙以及清对明的取代，均是北方通过更强的军事集权优势统一了无法对北方进行有效模仿学习的南方。正如阎步克所说：“异族入主既是造成体制‘变态’的动因，但也是一种振作帝国体制的‘回归’动力。”(82)
最后，等级制体系建立后仍然继承了分裂时期体系内的多重时间性，从而为之后的体系不稳定埋下种子。在这一点上，余英时对明清的分析颇有启发。他发展了钱穆“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的论点，认为安史之乱后在政治中心仍处于北方的同时，经济和文化重心南移，于是明清时期出现了“‘政治’与‘经济’‘文化’之间的分离问题。专制政治不断因‘征服王朝’所带来的新因子而加强，其基本取向是内陆的，重农轻商的；其性格则是封闭的，独占的。但由于经济与文化的重心逐步从西北内陆向东南沿海移动，中国经济史与文化史至少从南宋以来已透露出海洋的取向和开放的精神”。(83)虽然没有使用本文的术语，但余英时在此处揭示的正是明清时代传统的专制政治与趋向现代的开放经济并存的局面。这种一个体系内不同子系统分属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是多重时间性的深刻体现。这一内在的结构性紧张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持续侵蚀着帝国的整合能力。最终，体系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滋长，导致传统帝国凝聚力衰退，地方化趋势增强，为之后的动荡和新一轮的统一揭开了序幕。
不难看出，东周以降的中华古代国际体系的演化与欧洲国际体系中世纪以来的演化背后的动能在最宏观的层面上都蕴含着多重时间性的逻辑。(84)只不过由于两种体系演化时所处的技术和文化语境不同，演化的方向时常未必一样。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希望反思的问题意识：当进行中西对比时，我们不能通过人为划定历史阶段单纯将某一方归为无政府状态，而把另一方归为等级制。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等级制”连续统中的震荡转型是一个自文明诞生以来就在不断发生的现象。因此，正确的研究问题应该是：究竟何种因素会影响一个文明的国际体系在“无政府状态—等级制”连续统中的位置和变化。多重时间性是本文对这个问题做出的回答。
当然，这个回答是否正确还需进一步研究检验。第一，针对国际体系转型现象，多重时间性理论提示了新的提问方式，即我们应将“某个体系为何会出现不稳定从而开始转型”和“体系实现转型后为何会维持某种状态”两个问题区分开，并从多重时间性角度以逻辑一致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步解答。第二，本文聚焦了多重时间性影响体系转型的一个具体机制——认知错配，未来研究应该考察多重时间性如何通过其他机制塑造体系的不稳定和转型。第三，在不同文化和技术语境下，普遍存在的多重时间性逻辑如何对体系演化的方向造成差异性的作用，这是解释为何不同文明在相同的多重时间性逻辑作用下演化出不同体系特征的关键，因此应在未来展开进一步研究。第四，本文在对中欧两大文明不同的演化方向的探索性分析中，将技术和观念变革视为影响体系的多重时间性程度的外生冲击。那么技术变迁和观念转型是否本身就可能受体系的多重时间状态影响？因此，如何将这些外生冲击在多重时间性框架下进行内生化，将是在长期内对该理论进行发展的重要方向。
要对上述方向进行探索，我们需要囊括更多来自中国、欧洲、印度、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等世界文明区域的体系转型经验。这就将我们带回到推动国际关系学科再历史化的呼吁，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纳入在时间和空间意义上更广泛的文明历史经验。只有在多样文明经验的考察中，我们才能识别出真正的经验恒常性与变异性，从而提出正确的科学问题，推动真正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研究中国历史经验、构建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正是为了提高国际关系学科的普遍性与科学性。换言之，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化恰恰是为实现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关注特殊性的历史与强调普遍性的科学在这里实现了辩证统一。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许田波著，徐进译：《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②事实上，世界史学者长久以来都将罗马和西汉作为可比对象来进行比较研究。参见Walter Scheidel,ed.,Rome and China: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Ancient World Empir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③戴维·莱克著，高婉妮译：《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汉斯·摩根索著，董成龙等编译：《德性与权力——摩根索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7页。
⑤Barry Buzan and Mathias Albert,"Differentiation:A Soci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6,No.3,2010,pp.315-337.
⑥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Benno Teschke,The Myth of 1648:Class,Geopolitic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erso,2003.
⑧John G.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Vol.35,No.2,1983,pp.261-285.
⑨Stephen D.Krasner,Sovereignty:Organized Hypocris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⑩Amitav Acharya,"Before the Nation-State:Civilizations,World Orders,and the Origin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6,No.3,2023,pp.263-288.
(11)Zheng Chen,"The Use and Misuse of East Asian History in IR Theorizing,"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17,No.3,2024,pp.306-322; Haoming Xiong,David A.Peterson and Bear F.Braumoeller,"Re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Order: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8,No.3,2024,pp.538-574.
(12)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ucture of Globalis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Barry Buzan and Yongjin Zhang,eds.,Contes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East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Shogo Suzuki,Yongjin Zhang and Joel Quirk,eds.,International Order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Before the Rise of the West,Routledge,2014; Barry Buzan,Making Global Society:A Study of Humankind Across Three Era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3.
(13)Cornelia Navari,ed.,International Society:The English School,Palgrave Macmillan,2020; Charlotta Friedner Parrat,"Chang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How Not to Recreate the 'First Deb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22,No.4,2020,pp.7 58-778.
(14)John King Fairbank,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Austin Strange,"Legitimacy and Hegemon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curity Studies,Vol.33,No.4,2024,pp.515-548.
(15)David C.Kang,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David C.Kang,"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74,No.1,2020,pp.65-93.
(16)Victoria Tin-Bor Hui,"‘Getting Asia Right':De-Essentializing China's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International Theory,Vol.15,No.3,2023,pp.480-498.
(17)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18)Xuetong 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阎学通著，李佩芝译：《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19)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4—22页；余潇枫、章雅荻：《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
(20)Yuan-Kang Wang,Harmony and War: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
(21)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7页；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
(22)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64页。
(23)蒙克：《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25—52页。
(24)“周秦之变”是继王国维提出“殷周之变”后发生的又一次中国历史重大转型，参见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成》，载《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第77—86页。还有学者将“周秦之变”“秦汉之变”“唐宋之变”“明清之变”与“清民之变”等历史变局作为刻画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基本坐标，参见任剑涛：《常与变：以五大变局重建中国历史宏大叙事》，载《中国文化》，2021年第2期，第37—64页。
(25)“‘祀与戎’：中国东周时期量化历史数据集”的构建是基于笔者对《春秋左氏传》《战国策》《史记》等经典史料进行的量化系统整理，囊括了成文记载的中国东周时期具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理论意义的几乎所有重要现象，如战争、联盟和内乱等。基于该数据集的前期代表性成果，参见蒙克、曾极麟：《天命观下中国早期家产官僚制的形成》，载《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5期，第201—225页；蒙克：《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25—52页；Ke Meng and Jilin Zeng,"'The Great Affairs of the States':Man,the State and Wa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Zhengxu Wang,ed.,The Long East Asia:The Premodern State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acts,Palgrave Macmillan,2023,pp.99-141。本部分相关统计数据来自该数据库。
(26)许倬云：《西周史》(增补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6—117页。
(27)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8)小南一郎著，杨振红、尚宇昌译：《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华夏出版社2024年版，第251页。
(29)李峰著，吴敏娜等译：《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30)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第19页。
(31)《资治通鉴·周纪一》。
(32)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20页；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67页。
(33)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34)蒙克：《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25—52页。
(35)借鉴勒博的做法，本文将春秋时期的战争动机分为安全、利益、地位、复***其他五类。参见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等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
(36)顾颉刚、童书业撰：《国史讲话·春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37)《左传·成公二年》。
(38)小南一郎：《中国古代天命与青铜器》，第246页。
(39)《史记·齐太公世家》。
(40)《史记·晋世家》。
(41)《国语·齐语》。
(42)《国语·齐语》。
(43)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44)《左传·宣公十一年》。
(45)Jean de La Fontaine,The Complete Fables of Jean de La Fontine,Book Ⅷ,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Fable 16("L'Horoscope").
(46)Cho-Yun Hsu,"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545-586.
(47)《史记·晋世家》。
(48)事实上，这种卿大夫在春秋战争中崛起直至架空国君的情况，不仅发生于晋国(“六卿”)，还发生在鲁国(“三桓”)以及齐国(田氏)。
(49)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第2—28页。
(50)国家集权方式的变化如何推动体系层面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是一个宏大的议题，本文无法在此展开。但根据东周历史，本文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可能机制，以启发未来的研究：第一，国家的集权化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使得这些集权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能更自主地参与国际事务，而不再依赖于以往的地方领主或封建结构。第二，集权化削弱了国际体系中原有的等级秩序，传统的礼制等级结构不再维持，各国间开始以平等的主权单位身份展开竞争。第三，集权国家在争夺资源和安全的过程中会进一步加剧体系层面的竞争，进而加速无政府状态的出现。
(51)《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52)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Basil Blackwell,1990,p.125.
(53)Richard Ned Lebow,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Ethics,Interests and Ord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5.
(54)白彤东：《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秦思想》，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第111—121页。
(55)《孟子·万章上篇》。
(56)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7)《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58)《史记·秦本纪》。
(59)《史记·秦本纪》。
(60)William R.Thompson and Gary Zuk,"World Power and the Strategic Trap of Territorial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0,No.3,1986,pp.249-267;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p.125.
(61)《荀子·议兵》。
(62)《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63)John G.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pp.261-285.
(64)Emile Durkheim,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Free Press,1964.
(65)Justin Rosenberg and Milja Kurki,eds.,Multiplicity:A New Common Groun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2021.
(66)“方法论民族主义”是指一种将社会发展仅视为单个民族和国家自身特性的萌发和延伸、忽视其在与别的异质性社会交往过程中所受国际动能影响的分析倾向。
(67)Justin Rosenberg,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A Critique of the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erso,1994,pp.44-45.
(68)如华尔兹对系统转型的定义是：“当一种组织性原则取代另一种时，系统便会发生转型。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等级制就是从一类体系变为另一类体系。”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00。
(69)尤其在当前采用后殖民研究路径的国际关系学文献中，“混杂”(hybridity)成为研究后殖民语境下国家特质(如非洲国家传统部落治理和现代西式民主共存的状况)的主要思路。参见Sanjay Seth,ed.,Postcolon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ritical Introduction,Routledge,2013。
(70)杰维斯运用心理学理论的“认知失调”进行解释，具体是指当个体接收到与其既有信念或承诺相矛盾的信息时所产生的心理上的不适感。为减轻这种不适，决策者可能会忽视或合理化这些矛盾信息，此种倾向是国际关系中导致错误知觉的主要原因。参见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p.382-386。杰维斯准确捕捉到了微观层面个体的心理倾向，但没有讨论造成这种倾向的深层社会学原因。事实上，个体之所以会经常接收到与其主观信念不符的客观信息，主要是因为过去形成的主观认知框架滞后于当前的客观现实发展，没有随后者的发展而得到更新，主观和客观之间出现了错配。换言之，宏观上的认知错配导致了微观上认知失调。
(71)短时段(Événementielle)是指变化最快的事件性历史，如政变、外交和战争；中时段(Conjonctures)是指中期波动的社会经济周期，如价格趋势；长时段(Longue Durée)是指长期稳定的历史结构，如气候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心态。参见Fernand Braudel,"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The Long Dur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3,No.6,1960,pp.3-13。
(72)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267-301.
(73)Arnold J.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Volume I:Abridgement of Volumes Ⅰ-Ⅵ,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60-79.
(74)Hendrik Spruyt,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75)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荀子〉和〈吕氏春秋〉政治哲学之比较研究》，台大出版中心2021年版。
(76)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1990; Hendrik Spruyt,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1994.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78)Charles J.Esdaile,"The British Army in the Napoleonic Wars:Approaches Old and New,"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30,No.542,2015,pp.123-137.
(79)Adam Tooze,The Wages of Destruction: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Allen Lane,2006.
(80)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81)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82)阎步克编著：《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14页。
(83)余英时：《中国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动力》，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5年版，第13页。
(84)事实上，多重时间性的逻辑能够为“多元一体”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解释中华文明统一动力的主流理论提供新的诠释角度。中国历史发展的“多元一体”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中华文明在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并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统一的国家结构和文化认同。本文通过强调以游牧—农耕民族之间互动为形式的多重时间性，既揭示了多民族互动既可能造成原有体系的不稳定，又能够打造集权能力更强的新型制度，而正是这种制度为新一轮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换言之，本文尝试从新的角度揭示了“多元一体”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统一大势的具体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