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个综合了计算机科学、科学技术哲学、认知科学、传播学、社会学等不同知识体系的超学科研究方向，智能传播受到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智能传播崛起的最大推手是人工智能。在技术与可供性的视角下，人工智能通过对传统媒介的重构、传播空间的再塑、传播主体的改造形成了迫于环境压力的涌现机制；通过外力促逼发现真相、放大拉近展示真相和虚拟场景映射真相凸显了还原事实的解蔽进路；通过人机互驯、机器叙事、心灵延展、新秩序破坏探问了行动者的创造性。在生态性尺度下，如何协调好人—机—环境的关系始终伴随着智能传播未来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的深入应用推动了传播学学科范式、框架、理论、方法、问题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重大转型。自2022年大模型元年以来，ChatGPT和Sora等LLMS掀起的智能传播热潮标志着其作为新兴的综合性学术集群正式形成，它不仅重构了新闻传播专业领域，也描摹了一个充满热度的交叉学科版图。有学者收集了2000—2020期间国际上71本传播学期刊（覆盖传播学SSCI数量的77.17%），以智能传播相关主题词，如算法、机器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进行搜索，发现从2000到2020年相关论文发文量呈现明显上升。以2010年为分水岭，前10年这些期刊发表的智能传播论文仅有63篇，而后10年则达到576篇（为前10年的近10倍）。特别是2016年到2020年论文发表量高达473篇，占过去20年论文总量的74.02%，仅2020年一年就刊发150篇（占论文总量逾五分之一）。国外对智能传播的研究并非像国内那样集中于AI Communication这个词组，而是分散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算法、数据传播、计算传播等高频词集合之中。检索2017年12月—2021年12月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范围内全部智能传播论文，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鉴别，并在知网全文数据库对相关核心期刊进行第二次检索，以同样的英文关键词在传播学SSCI期刊共得到论文近400篇。这说明，随着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影响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深入渗透，智能传播研究确乎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外学界引人注目的学术方向。
智能传播的迅速崛起，其背后的推手不言而喻是现代科学技术。正是由于人工智能前沿的成果裂变，才从根本上颠覆了大众传播以来新闻生产、信息扩散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机制。有学者指出，在奇点论的逻辑递归之下，逆向工程学可能建构并实现与人类智能差相仿佛的人工智能自治系统。“大脑逆向工程的能力——观察内部、建模并仿写各区域——正以指数方式增长。我们最终会理解隐藏在思维、知识全部范围内的运作原则，这些将为开发智能机器的软件提供强大的程序支持。”换句话说，逆向工程学正试图通过对人类大脑结构的比对临摹，开启一场技术对人类本质进行深刻探问的历险，精密完善的扫描、细节仿真复制、海量堆叠的算力、层出不穷的算法也许最终会解开人类智能滥觞与演进的斯芬克斯之谜。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讨论智能传播中的技术与可供性问题，这统摄了以下话语表述：智能传播20年的发展究竟形成了何种人—机—环境关系？人工智能如何从既有生态系统中汲取那些本来存在但未被开发的传播要素，从而诞生新的媒介、主体和空间？智能机器如何通过促逼、放大和拉近等行为展现真实的世界，解开笼罩在实在界面庞上的薄纱，还原或者再现人类眼中的客观样态？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并存与互渗是否造成交替世界的紊乱？人工智能在传播活动中如何与人类行动者互驯、如何展开非人类叙事、如何实现心灵的延展与开放以及如何延伸出创造性破坏等。
一、迫于选择性压力的涌现机制
吉布森的学生里德着眼于地球环境的强烈变化，认为由于面临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性因子的压力，因此，生命体必须不断适应新的体系特性，积极改变小生境，构筑自身生态位，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面对激烈的竞争和资源的短缺，智能传播触发了一种涌现机制，该机制既不同于个体行为活动的汇总，亦不同于相同事物之间的简单堆叠，其效应作用形成的重点在于不同物质之间的互动状态。对于熟悉传统规律并以之判断新物种新发现的人群来说，这种涌现是不可预知的，其结果有可能带来对现有信息传播格局的震动或者造成传播者的知识恐慌。
（一）传播媒介的重构
智能媒体几乎是与智能传播同时出现的，因为有了智能传播就必然涉及到智能媒体，没有智能的媒体就不会出现超越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智能传播。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智能媒体学界和业界尚未有一个相对规范的定义。现有对智能媒体的理解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把智能媒体看成是基于算法、算力，以数据为核心驱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媒体形态，即在网络媒体（web 1.0）和社交媒体（web 2.0）之后出现的第三种传播载体（web 3.0），其主要特点是数据驱动。这个定义切断了网络媒体、社交媒体与智能媒体的联系，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工智能的关键作用，转而关注作为表象的数据、算法和算力。二是把智能媒体看成是人工智能主导的、依托于互联网的技术媒体，强调其智慧、智力、智能的特点。这个解释注意了人工智能对现代媒体脱胎换骨的改造作用，指出智能媒体仍然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媒体形态，把其定位于升级版的互联网媒体。三是强调人工智能对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施效，认为智能媒体是一种“协同知识自动化”和“协同认知智能”的载体，其内涵与外延拓宽了原有信息传播活动的内容边界与生产边界，在人类生产、型塑、再造信息的传统认知基础之上，增添了由机器生产、处理、扩散信息的全新技术层级。这个定义描述了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自动化、智能化与市场化过程，隐去了人类行动者的主体角色，突出了机器借助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模拟或解读不同时空信息，以沉浸式、多模态、立体化的表现形式再造场景、延伸现实、扩增人类体验的特点。
因而，要给智能媒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似乎有些困难，但其核心驱动逻辑定位于人工智能提供的数据、算法、算力，应该不会改变。依据这个标准，目前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智能媒体有今日头条等互联网3.0时代的平台媒体。今日头条最大的特点是以算法为技术架构，整合了从用户属性、购物偏好到行为轨迹的消费数据，采取智能机器主导的新闻分发方式，即通过对用户使用行为进行分析，建立起用户形象，将用户可能喜欢的新闻和信息进行推荐，实现了规模化量级的持续精准分发和效果的精量化。尽管传播中算法的应用并非新鲜事物，且它操纵程序、连接用户的隐形权力也屡遭诟病，但它重新定义了个性化用户需求和内容价值，并构建了一个独立、新型的内容生态体系。这个模式的标准化确立打破了新闻传播领域人类中心主义的旧有框架，开启了传媒的智能化时代。目前，今日头条的每天活跃用户已经超过2.4亿人，每名用户每天平均阅读46篇资讯，这就意味着算法每天推荐了110亿条新闻供人阅读，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复的，但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传播体系是所有传统媒体都难以企及的。也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时期实行的健康码才是典型意义上的智能媒体，虽然它看起来与传统媒体差别较大，也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智能，其程式化、定制化和模型化特征突出，但健康码第一次实现了全国范围内“全民、全域、全息、全时”的动态性传播，无疑是一次媒体的重大创举。不管怎么说，智能媒体的非线性涌现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既是时代使然、实践使然，也是不同学科、异质计算等不同领域信息处理的多维度组合。在助力复杂系统演进的序列中，智能媒体嬗变的多元化特质体现了动力系统和控制论在媒体发展过程中的建设性隐喻价值。对于一个尚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学术概念，收集、整理、总结智能传播实践中的宏观和微观规律有助于逐渐厘清其知识轮廓。
（二）传播空间的再塑
随着智能传播产业的进一步深化，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空间、技术空间的结构与内容受到人工智能日趋强大的张力而产生改变，进而重新调整。在计算机科学的分析视野下，智能空间是一种新的人机交互协作系统，它依托通用性网络把多模态传感器和带有嵌入式处理器的计算、信息设备相互连接起来，从而将计算智能分布和嵌入到环境和日常工具中以满足各种特定需求。这个智能空间包含以下三组模块：一系列作为接口的硬件设备、高速互联的网络和用于充分化数据交换、任务协调以及进行程序管理的系统软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所谓智能空间其实也可看作是一个由智能网络、智能终端、智能平台、智能服务所构成的，能够为人类信息传播和精神交往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务的公共生态或者私人环境。当前互联网3.0、5G/6G、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各种尖端信息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这种生态或者环境已经成为信息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条件。美国国家技术标准研究院提出了以下智能空间应具备的功能和服务，这包括：识别、感知用户的动作和目的，理解和预测用户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需求；使用户能便捷地与各种信息源（包括设备和数据）进行交互；用户携带的移动设备可以与智能空间基础设施无缝衔接；为社会提供丰富的信息来源；记录发生在智能空间中的各种事件与对话，以便检索回放；为该空间中的多人协作以及与远程用户的沉浸式协作提供支持。
智能传播携带的技术变量不断繁殖和创新智能空间，人工智能话语在新空间中的核心作用越来越明显，这逐渐推动了作为方法论的算法正在修改其方法论意义下的世界观。技术统治在智能空间的角色扮演和规则治理上可能会成为其进步的最后阶段，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技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这种统治的意识“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另一方面，那种把科学当成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其实更加难以抗拒。“合法化的人民大众将技术统治的意识非政治化，这种非政治化同时也是人在目的理性活动范畴中以及在有适应能力的行为范畴中的自我具体化或自我对象化，亦即是说，科学的物化模式变成了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并且通过自我理解赢得了客观的力量。”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是非人性的、冷漠的和强制性的，是某种跟我们内心和本真背道而驰的东西。那么，怎么处理人与技术的关系呢？他给出的方案是既利用技术又不迷信技术，同时对技术说“是”和“不”。在其理想主义的心态下，人类“与技术世界的关系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变得简单而安宁。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物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相反，它本身依赖于更高的东西”。但海德格尔并没说清楚技术应该到哪里去，栖息于何处。因此，这是一个含糊不清、耽于想象的解决之道。
有学者提出，在智能空间中，“无论机器的内容生成能力多么强大，人们仍然需要浸润了人类情感与人类洞察力的，由人自身完成的原汁原味表达。”因此，人类角色应该在智能空间中占有重要位置。另一个学者分析了世界互联网和智能传播发展的状况，认为技术实力高低尚未在当今社会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今后的传播格局仍将会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因素，即“人联网”将成为新型的智能空间。在这个新型智能空间中，人作为传播过程的主要载体之一，仍然是技术的开发者、平台的运营者和机器学习的对象，并通过专业内容的生产捍卫着人类的价值。这个智能空间实现了生物信息和计算信息的连接，即将“人脑—人的智能”和“计算机—人工智能”并置相通，融合了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自主行为体系，机器的模仿、编程、学习，赛博格、可穿戴设备等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都在朝这个方向靠近，人在智能空间的作用仍不可替代。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是人类感知各方压力之后涌现的技术产物，而“人联网”时代的机器深度依赖于这个技术产物的开发与利用，所以智能空间被视为是一种集成了智能传播各要素的生态系统。
（三）传播主体的变异
人工制品一直以来是被当作外部工具或者身体的附庸来看待的。人工制品物化了自然世界的资源可供性，蕴含了超出人类本能的经验、智慧，然后转化为代代相传的知识。人类将工具保留下来，于是传递了知识和文明。人类对工具的广泛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能力，开创了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世界，也即是第二自然或者说人工造就的自然世界。在今天，最能代表人工自然世界理念的是机器。以机器为核心的人工制品系统和以工具为核心的人工制品系统有些不一样的特点：工具是受人体协调或者控制的，代表了一种离散的、独立的环境物体，并被人类化器为奴地运用；机器虽然也受人力的操纵，但更服从于物理化学规律，其产生的功效性并不直接从属于人的身体技能，而是与人掌握的技术知识密切关联。作为独立的非生态自我，机器系统的进化已经显示出了与生物界不同的进化特征，彰显了一种不断增强的自我扩张性。
人工智能的发明超越了工具系统和机器系统的物属性限制，体现了从精密自动化向智能化类主体转型的趋势，凸显了一种“无生命之生命化”结构嬗变。作为一种模仿、延伸、扩展人类智能的方式，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完全不同于人造工具和机器，具有一种和社会现实主体力量并行，甚至在某些领域优于人的现实能力的体外自循环系统特征。对于弱人工智能而言，虽然说它仍然是在人类理解知识之后加以设定的体系内运行，但它以大数据基础、生成式范式和深度学习途径为标志的成长之路也绝不是人类行为范围之内的一个简单工具。而对于强人工智能而言，它的认知逻辑也不是仅仅偏重于计算和模型，而是向着自编程、自学习、自思考的目标不断迈进，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完备的思考的物质体系。这对于人类来说，首先迎接的可能不是机遇而是挑战，人类世可能演变成人机世，人工智能有可能代替部分人类的工作。据测算，在社会的365种职业中，未来10年“被淘汰概率”比较大的是电话推销员、打字员、会计、保险业务员、银行职员等职业。与此同时，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了《失业与就业：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变》报告，宣称到2030年，在46个主要国家中有接近于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可能会被机器取代。当然，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也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其数量却远低于人工智能消灭的工作岗位。
在智能传播中，原先单一的主体性质开始变异，由数据、算法和算力构成的智能机器在升级迭代中被赋予了“类主体”的特质，人工智能已被公认为一种社会通用的媒介代理。机器与人类共为新闻生产与流通过程的主体或者说人机协同传播模式基本得到认可，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形而上学维度，围绕人类、机器和传播建立的本体论边界逐渐被突破；由机器掌控信息生产与发布、信息流通时间与场合控制、信息传播效果测量等现象普遍化；机器拓展为独立的信源和信宿，在程序驱动下自主性地参与智能传播。与人类作为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相比，智能机器目前虽不具有自主意识、道德选择和情感波动，但其在底层设计、核心程序上对传播技术领域的根本性改变，特别是新闻机器人自主进行素材挖掘、文本写作、场景制作、定向推送等资讯生产流通全过程的责任确立，以及分析海量信息、完成事实核查的超人类计算能力，远远超越了其作为附属于人类精神活动实用工具的客体意义，建构了一种与人类主体协同完成信息生产与流通工作的共享合作范型。
当然，传播活动中机器行为主体的日益强大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警惕，认为智能机器的类主体性（拟主体性）迫使人类的主体性虚置，有可能引发机器主体与人类主体对传播控制权的争夺。这也并非是杞人忧天，尽管当下新闻传播活动中机器主体仍然遵循管理员的指令，且在管理员规定的体系范围内发挥作用，但在强人工智能的预期、发酵、推动之下，机器产生兴趣、好恶、情感、道德、使命等主体性意识还会远吗？
二、基于还原真相的解蔽进路
解蔽是人的天性，好奇心驱使人们不断去探索客观世界，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这种既利用内在的身体（自身器官），又利用外在的身体（人造器官）去厘清可知与不可知关系的行为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未停歇。新闻传播业从诞生之初就担负着为公众揭示真相的历史使命，人工智能作为解蔽技术的介入更强化了这一天职，在新闻事实的可供性上体现为拨开迷雾、排除干扰、对客观真相的一种还原。
（一）外力促逼发现真相
技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世界，它是一种非生态自我，具有独立于人的身体而存在的特点，可以自主完成动作和产生一定的功效。在这个技术人工制品世界中，人类解决难题的主要手段是科学探索，而不是依靠身体机能和经验的累积。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的德国化学家冯·李比希发明染色颜料“柏林蓝”的历史记录就是对以上论述的典型例证。据说李比希曾经到英国的一个染料工厂进行考察，看到一口大锅里装着已经配好的有机溶液，工人用一根铁棍在锅里不停地搅动，整个过程发出巨大的声响。组长解释说，根据他们的经验，搅拌时发出的声音越大，这种蓝色颜料的质量就越好。这其实就是身体知道、自己却不知道的一种暗示，即个人对物质可供性的感知识别是独立的和经验的，但也有可能在自我意识中作出虚假的契合判断。李比希并没有盲目相信这一工艺结果，他认为搅拌声响只是表面现象，发出的声音大，实际上是铁棍搅动的力度更强和范围更广，从而在铁锅上刮下了更多的铁屑铁渣，铁元素与锅里的有机溶液发生了充分的化学反应，这就使得染料的蓝色更加鲜艳。后来他在跟化学界同行的探讨中进一步确定了这种被世人称为“柏林蓝”染料的配方。
新闻事件的出现是人类环境物理变化的一种动向，它超越了感知属性的限制，可以视为新闻工作者对事件施加促逼后可供性要素链条的展示。恰如切莫罗所说，“我们的确感知到事件。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需要一个有关事件的概念化的新定义，但事件不仅仅改变动物的身体物理环境，而且事件是在动物—环境系统的可供性布局发生变化中发生的。这种结果的重新定义或许本身就是可供性概念的一种描绘。”
1912年4月16日，《纽约时报》对15日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事件进行了及时详尽的报道，这个系列报道包括：（1）简讯《最新报道：幸存866人》。“波士顿4月15日消息。今晚晚些时候收到来自奥林匹克号的电报，卡帕西亚号正载着866名来自泰坦尼克号救生艇的乘客前往纽约，大多是妇女和儿童”。（2）来自奥林匹克号的无线电专稿。“巨轮2点20分沉入海底。营救太迟。救生艇只搭载了几百人。妇女儿童先登救生艇。卡帕西亚号搭载幸存者驶往纽约”。（3）刊登在头版的泰坦尼克号和船长史密斯的巨幅照片以及部分乘客名单。《纽约时报》的报道之所以及时准确，与其主编卡尔·范安达非常熟悉海上无线电报技术，有使用无线电报报道新闻的丰富经验有关。后续过程中，各大媒体都想采访到乘坐卡帕西亚号到达纽约港的幸存者，尤其想见到船上的工作人员，以了解灾难的详情。但是，面对这场惊天灾难，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拒绝了所有采访请求，不让报社记者接触幸存者。于是，范安达安排了一名精明的记者来到纽约港，扮作无线电发明者马可尼的随从来到船上，接触到了事故的幸存者，尤其是那个首先发出求救讯息的发报员，从而拿到了独家新闻。这个成功案例不仅反映了《纽约时报》出色的组织能力，也源于范安达对利用技术挖掘新闻可供性的深刻理解。
人工智能实现了模仿有机体感知模式和行为方式并代替人类完成与环境互动的传播框架改变。智能机器与环境的互动并非简单机械的、程式化的信息交换关系，而是一种高阶自动化或者说自主、自行、自适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由此，人类与物体之间得以建立起一种新型可供性关系。一些科学家应用捕捉可供性模型来检验机器人学习问题和表达问题的效果，这包括通过模仿人类获取物质可供性和持续表达行为可能性相应的密度函数、连接目标相关的锚定点来计算机器人的成功概率。实验表明，机器人通过自主学习、自主编程可以提高成功率。在技术的强力推动下，智能媒体对事实真相的揭示不会止步于对人类传播行为的模仿与复制，而是呈现出有机体与无机体、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叠加共振，在发轫深度和广度上可以无限延伸，获得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可供性解蔽的双向扩展。
（二）放大、拉近展现真相
爱因斯坦曾说，“未来科学的发展无非是继续向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进军。”显微镜是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物之一。在它发明出来之前，人类关于周围环境的印象局限在用肉眼，或者靠手持透镜帮助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显微镜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人类的视野里，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数量庞大的、从未见过的微小动物和植物，以及从人体到动物细胞、植物纤维等各种东西的内部构造。望远镜的发明同样受益于光学技术的进步，它把遥远的事物拉近到人的眼前，实现了对遥远世界的真实化观察。伽利略对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探索不仅意味着对只相信感官观察的挑战，也意味着对理性哲学的质疑。“不是理性，而是人造的工具——显微镜和望远镜——事实上改变了物质世界的观点：不是沉思、观察和猜测，而是记忆者的制造和生产形成了新的知识。”他认为，肉眼的观察或许欺骗人类，而思想的眼睛也不一定长久可靠，唯有依托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察值得信赖，因为它可以战胜不切实际的理性想象和过于直接的感官投射，为人类开启通往微观和宏观奥秘的真相之门。显微镜和望远镜在科学研究中的常态化应用，使得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在人类面前变得清晰。其后，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纳米科技和空间技术则大大强化了技术供给整体世界真相的能力，并加速推进了人类探索自身与宇宙的计划。
伊德认为以显微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为主的人造技术物改变了人体的空间知觉，从根本上扩展了只有身体才能测量的场域，以光学镜片展现了人类从未知晓的微观和宏观世界。显微镜把肉眼看不见的微小事物显现出来，望远镜把遥不可及的事物带到跟前，这些行为造就了一种物理世界中的非实位移。“它把世界变成一种不真实的、扁平的和狭窄的对象，它的距离总是一种人造的眼前的距离，但是当我们把技术体现为我们熟悉的行动时，我们忘掉了这一点。”这种位移并非现实当中具体事物方位、距离、关系的变化，而是技术对自然环境的扭曲，它并没有改变现实，但却异化了人类视野中的世界。当然，仪器带来的生活便利也让人们付出了一定代价。首先是对人造技术物的依靠。我们必须对显微镜、望远镜等保持精心的照料，因为它是易碎的、娇弱的和需要时时清洁的，否则，反光、水汽和灰尘都可能阻碍其功能的实现。其次。技术对于外物的每一次解蔽或者显现，都意味着另外一个相应的遮蔽和隐瞒。在帮助我们探索世界隐秘的同时，技术其实也为人类装上了限制视知觉的框子，我们被逼从这个框子里去观察世界。正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总是在个别行为中让存在者存在，对存在者有所动作，并因之解蔽存在者；正是因为这样，存在才遮蔽着存在者的整体……即存在自身本质上也是一种遮蔽。”这种技术性误解代表了智能社会的理性化方向，它开启了以谎言对谎言的迭代，促使社会依照其构想程序化运行，而又不至于在以谎言消灭谎言的过程中解构自身。
在智能传播中，机器视觉系统放大细节和缩短距离的功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机器视觉系统通过机器视觉产品(即相应的图像摄取装置，技术上分为CMOS和CCD两种制式)将被摄取目标转换成图像信号，将之传送给图像处理系统，呈现被摄目标的形态信息，然后根据像素分布、亮度、颜色等指标，将其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则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结果来操控现场设备。机器对于微观事物和遥远事物的聚焦、放大与拉近的能力远远优于人类，携带传感器的物具有了自己IP地址的处理方式和方法，因此它们就能够积极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信息交流和能量互换，物也由此拥有了行为自主性，从而实现了物与人关系的重置。对于大量依靠机器视觉功能来进行信息生产与流通的智能传播而言，人类的眼见为实已演变为对机器视觉更准确、更真实的笃信，技术的可供性正在重构信息生产与流通的过程以及人类对于世界的传统看法。配置了“眼睛”的机器人，以类人甚至超越人类的视觉力，精确完成微观图像识别、图像效果检视、视觉意向定位、远端轮廓测量、物体种类分拣等任务，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实现了更快捷更优质的传播。但一味仰赖机器视觉探知世界的方式也有缺陷，在工具实在论的引导下，人类运用科技热衷于探索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规律的认知可能导致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遗忘。在机器视觉的辅助下，人造物品展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然而，这却助推了用于解蔽的工具下沉为破坏自然知觉的阻碍物。
（三）虚拟场景：数字映射的真相
在智能传播中，对天然环境的还原依然被视为对真相的挖掘，但技术供给的虚拟场景正在规模化生产出来并构成新闻报道的内容。由技术对天然环境的折射而建构的场景，或者精确复制自然事物的虚拟场景，还是不是真相？它和客观真相能够共同构成世界的整体真相吗？面对这种数字真相，人类选择相信还是怀疑？
虚拟场景是定位于模拟现实对象和状态的数字模型，其用意在于解脱人们必须亲身在场的束缚而获得一种仿佛置身于现实的大脑意识。当然，目前场景模型的仿真性、精确性和可信性仍然受到一些怀疑，但智能传播中应用虚拟场景的比重正在增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研发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一经推出就受到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的热捧。相较于同类视频生成模型，Sora在视频时长、分辨率的精细化程度以及场景真实感再现方面均达到了全新高度。它超越了仅能擘画虚拟表象的简单程序，展现出还原现实世界丰富细节的强大能力，为人们提供了身临其境的类真实感受。依据真实的场地原貌，Sora已经可以自主建构高度拟真的虚拟现实环境，昭示着人工智能内部逻辑架构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Sora的研发历程昭显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模拟与理解现实复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深层进步，因而，Sora的问世被视为“构筑物理世界通用模拟器的一条可行之路”。而研发者的宏大愿景是不断提升人类在数字空间的在场感，创造出比现实真实更为真实的一种感官体验。
斯宾诺莎认为，心智中充满了来自肉体和身体特殊感觉器官的表象。根据现代神经生物学的最新发现，人对外界的认知来源于大脑和身体，而正是由于身体作为衡量外界的标尺形成了情绪和感受。这说明虽然客观真实先于感官真实存在，但感官真实对于人来说却更为重要，因为客观真实必然要通过人的身体器官才能转换成能够觉察到的感官真实。在数字时代，只要人工智能产出的虚拟场景足以肖真，或者能够让参与者相信自己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非客观事物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他们宁愿相信感官知觉，而不愿相信与之相悖的，但的确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事物。智能传播构建了一个延展的知觉体系，当身体具身与技术具身共同建构为一个整体世界感知系统时，技术就不仅仅是感官的延伸，而且是世界“得以呈现并为主体所感知的中介”。这个中介承担着映射客观真相、连接可知与不可知世界的重要使命。对于传统认知而言，“视觉始终是有限的，在我目前的视觉周围，始终有一个不能被看见，甚至不可见的物体的界域。视觉是一种受制于某个场的思维，这就是人们叫做感官的东西”。由于受制于我们的视觉体系或感觉体系，所以不可见是视觉经验的常态，这也是传统视觉场的局限。智能知觉场则可以“‘批量生产某个场景’，把经历变成‘可重复的和可循环的’，并利用技术发明‘使时间和空间处于同一等级’”。这就为人类提供了明显优于传统视觉场的经验感受。
智能传播的技术可供性使得不同形态的媒介可以拆分和再塑造身体感官，隐匿了身体缺席与在场的边界，从而发凡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真实性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引导人类在物理域和比特域中自由切换、来回穿梭，形成了新型的时空观，并描绘了一个人类更大的生存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智能技术的无处不在，现代人很容易患上一种“交替世界紊乱症”，或者说是一种视知觉层面的模拟动晕症。这种症候分不清自己身在现实世界之内还是在虚拟世界之中，容易在意义场的对接中出现认知断裂，有可能做出一些有悖于常理常态的行为。因此，对于智能技术可供性的尺度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内涵指向下，吉布森强调了一种生态的尺度，即以协调契合的原则兼顾自然状态和人工状态，遵循人类行为与环境生态之间的互惠关系，让人工环境更适合人的生存，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过度侵害给人类带来更大的麻烦。
三、作为行动者的创造性突破
马斯洛认为，创造性“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作为人类智能的代表之一，创造性是人感知外在并与自身心灵碰撞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发明，是被呼唤者对呼唤者的一种回应，它帮助人类成为万物之灵长，也从此产生了光辉灿烂的社会文明。人的创造性从哪里来？是外界给予的结果，还是发端于心智的灵感和想象？创造性只能出现于人的头脑，还是可以由机器程序开启？在智能传播中，机器与人共为行动者，机器模仿和学习不同认知过程和组合方式的能力逐渐提升，有可能预示着人类创造性的传递和机器创造性的酝酿成为现实。
（一）人机互驯的创造性引发
在卡龙和拉图尔有关社会系统的论述中，“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不论人或非人，都可以被称作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社会的行动者。它们之间并非简单僵化的主客体附庸关系，而是一种平权互视，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阐发。这些行动者可以是个体的、民众的，也可以是拟人的或非拟人的，它们组成了一个个结点，然后通过一定数量的链条衔接，从而形成了积极的行动者之网。
智能传播中的机器不再被视为使用工具，与人类一样成为了信息生产与流通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人机彼此渗透和相互规训，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拟人化成为该行动者网络的双向特征。为适应人类需求而让技术作出适应性改变，反过来技术又侵淫了人类的生活内容及其人本身，这便是一种互驯。从这个意义出发，当前的人工智能时代乃是长期以来技术被工具化使用的升级版本。现代社会对于技术的倚重已经非常普遍，由于电子导航的存在，大脑可以不用记住那么多的地名地标；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解放了司机的双手，也使其降格为乘客，矮化为被机器主导的附从；算法在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同时，也使人类渐渐丧失信息过滤和自我抉择能力，成为一种“物化”的存在；等等。人的机器化解释了人类如何耽迷于技术的便利，进而被“座架”驯化成了工具人、理性人和虚数人；机器的拟人化表现在机器“攫取”了人类的某些能力，经过改装配置在自己身上，从而不断积累人的智慧以挑战其在文明史上的主体性地位。凯文·凯利始终把生命体当成机器的进化目标，“失去的是旧的机器之道，到来的是重生的机器的本性，一种比失去的更有活力的本性。”机器的创造性就是首先学习、复制人类的创造性，然后在技术的蝶变中寻求奇点的突破，产生出无穷无尽的设计思路和科学发明，并最终联合不同物质一起进化，满足自我角色要求，绘就文明新图景。
（二）机器叙事的创造性表征
在智能传播中，最能够代表非人类行动者是否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行为是机器叙事。机器叙事来源于数字叙事，而具有突出交互特征的数字叙事是由制作者、读者和计算机共同完成的。随着算力、算法的提升以及相关技术的突飞猛进，由数据书写的机器叙事已经成为互动数字叙事的新形态。智能传播中的机器叙事并不意味着机器独立地进行内容情节编排和多模态输出，而是一种人机混合模式，该模式的主体由创作者、机器、用户共同构成，这三个主体在智能传播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机器叙事其实发端于人类传统叙事，其一方面避免了人类叙事节奏慢、成本高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延续人类叙事逻辑缜密、结构完整、情感充盈的禀赋。
从现有智能传播的应用范围看，机器作为积极行动者正在承担大多数人类叙事者的功能，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智能故事生成，一为智能内容互动。智能故事生成属于AIGC模式，即机器通过算法学习人类叙事，在创作者指定的规则框架下基于人工输入动态产出故事，显而易见这依然是一种弱人工智能行为。更高级的故事生成受到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如循环神经网络算法）的推动。大量神经网络节点经过多阶段复杂运行，允许系统强化学习海量语料库来预测情节发展，或依托于大语言模型推理编排故事语句，如ChatGPT的文字接龙等，进一步增强了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因果证成和知识习得的能力。相关步骤是：依据故事抽象，剥离那些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的描述性细节，同时增加不同故事之间遥契的相似结构，随后利用机器学习成果生成故事。智能内容互动指的是创作者、机器、用户之间的自适应和自调节，以默里的“全息甲板”为理论目标，开发能够实时呈现与即刻反馈的沉浸式交互叙事系统模型。这种交互式智能叙事系统根据与用户的交流状态记住历史对话内容，展开非模式化的随机互动，并提供与之匹配的情节和文字，用户则在理解、思考、审评内容的铺垫下进行二次建构，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故事。此外，机器在承担智能叙事功能的同时，本质上也在与用户进行情感沟通，隐伏了一种生成情感和思想的潜力，这使得比特域进一步向生活域靠拢，愈发提升了比特域的真实感官体验。
（三）心灵延展的创造性开放
开放的心灵是创造性产生的重要条件。一个开放的心灵包含以下内容：中立看待外界观点，不固执己见，对一切都拥有好奇心；思维活跃，作为行动者能够自由地提出问题和展示自己的看法；对自己和他人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为新思想的种子提供土壤。从可供性的角度分析，开放的心灵可以增加外界信息的供应量，获得更多的可能性，以及冲破固有观念的束缚，扩大问题空间，这有助于提升人们感知环境的敏锐度和心智的逻辑性，综合运动觉、内感官、外感官等产生丰富的想象力。
智能传播的出现，使媒介不仅成为了延展的人类身体器官，也有可能成为延展的心灵。在积极外部论的影响下，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提出了延展认知和延展心灵论题，指出人类有机体与外部物理的和社会环境一起构建了一个动态耦合系统，认知并非如具身理论强调的那样只存在于人脑之中，而是栖身于这个耦合系统之中；心灵也可以延伸到外部世界，笔记本、计算机、手机、语言等都是心灵的一部分。仔细考察其理论立场，可以得出这么一种形而上学的假定：作为外部环境一部分的物理事件或者人工制品参与了认知加工，那么这些物理事件或者人工制品就成为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反过来，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成为了认知过程的一部分。因此，认知过程不局限在头脑中，认知已经延展到了世界，从而心灵也就自然延伸到了头脑和身体之外。如果这种假定能够成立，机器作为延展的心灵（外部心灵）就必然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这有可能推翻马斯洛等人把创造性视为人类特有品质的论断。
如果把智能机器看成是人类心灵的延展，那么它在解决科技问题上面出现认知飞跃的几率就有望高于人类心灵。一是智能机器知识链接的能力十分强大，其摄入外界信息的种类与数量远多于人类。智力三元理论把创造性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对智力知识的洞察和各种智力成分之间的反馈的敏感”，那么，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也就容易从中产生。二是智能机器的储存能力惊人。如ChatGPT拥有巨量的知识储备，借助于对会话内容和文本语境的理解和模拟，它能够自主生成极其近似于人类思维框架和逻辑方式的即时反应话语形态。目前ChatGPT4.0已经达到3000亿英文单词的存储量，相当于互联网上所有英文词汇的总和，这是人脑的存储量无法比拟的。三是智能机器不会疲劳，也没有情绪。在创新遭遇失败之时，没有情绪波动和体力极限，可以无休无止地继续工作。这种机器理性虽然也饱受诟病，因缺乏生命体的温度和湿度，被指责为一种“理性的傲慢”；但在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说避免了人性的诸多弱点，使沙里淘金不再是低效率的劳动，从而在无穷尽的实验中增大了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四）新秩序的创造性破坏
智能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新闻生产和流通格局，建立了一个机器与人类并行的信息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可能带来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和信息终端系统的重构，也意味着传媒业原有边界的进一步消解，一个迅速扩张的传媒业新版图将在新的角逐中形成。在版图扩张的同时，新秩序的“创造性破坏”实际上包含着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破坏是为了去除各种发展阻碍，其最终目的是为创新开辟道路，实现更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这种创造性破坏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扩展了人类的想象力，并对未来社会进行前瞻性勾勒。但是，脚步先于思想的技术催化趋势告诉我们，“技术往往比伦理发展得要快，这方面的滞后效应会给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危害。”
智能传播负面的创造性破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大数据的无处不在致使用户隐私外泄，算法思维下的精准推送蕴含用户被操纵的风险；程序化创意引发工具性损益，造成人类和机器的关系错位和异化，导致审美水平降格；多元化场景匹配削弱公共领域的话语力量，进一步偏离严肃价值的核心；等等。出于对工具理性的担忧，不少学者提出要弘扬智能传播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制订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场域的伦理规约。诚如凯文·凯利“满足悖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往往在作出选择的时候才会感到满足，而如果使用过滤器或者推荐系统，削弱了我们选择的力量和意义，那么可能让人感到不满足。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创造性破坏”的本意在于打破思维桎梏，提高创新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人类。在智能传播新秩序给我们带来更多技术可供性的同时，也要着重关注该体系中依然存在的人的协调、控制作用，培育和谐良性的人机关系，并加快出台相关的机器伦理道德规则。
四、结 语
智能传播重新改造了大众传播以降信息生产、扩散到反馈的结构主义流程，再塑了媒介、主体和空间，依靠技术的促逼、放大、拉近以及建构虚拟场景还原真相，并显现了人机互驯、机器叙事、心灵延展和新秩序破坏带来的创造性衍生踪迹，已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理路。但技术比伦理先行一步的事实确证了其非生态的本质，这已经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
人工智能作为外来物“嵌入”到以人类为中心的传播领域，可能会引发系统的不适与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的有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无机技术逐渐吻合，从一种非自组织性向自组织性过渡，这中间需要把握一定的尺度。诸如，机器行动者的主体角色在什么范围发挥作用？媒体的自动化应限制在什么程度？感官真实与客观真实如何平衡？人的机器化和机器的拟人化怎样控制？虚拟化生存与实体化生存的比例如何界定？等等，都是智能传播发展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人工智能某些方面已经比肩，或者超过人类智能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树立一种生态的智能传播认识论也许更有价值。可供性理论作为“经验的脚手架”给当下的人—机—环境关系拷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答。以高阶技术人工制品形式出现的人工智能，其初衷也是为了与人的诸般行为相适宜。秉承于这个理念，好的智能机器与人类在任何环境下都能融为一体，好的智能设计也总是符合人与环境的协调性。智能传播应该向何处去，其生态性存在可能是一个关键。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4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