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核政策长期在“和平主义”与“安全需求”之间摇摆，一方面奉行“无核三原则”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一方面通过日美“核密约”依赖美国核保护伞，形成“显教”与“密教”并存的矛盾结构。进入21世纪，受所谓朝鲜“核威胁”、美国“延伸威慑”相对弱化及右翼势力日益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核政策正从“被动依赖”转向“主动参与”。当前，以高市早苗政权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特别是其中的“不运进”原则，推动“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讨论，并借修订“安保三文件”深化日美核合作。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反核力量弱化， “和平主义”思潮相对衰退。日本核政策的危险转向，不仅背离其“唯一被爆国”的历史立场，更对东亚安全秩序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关键词：日本国家战略 核政策 无核三原则 政策转型 拥核论
二战前，日本选择了对外扩张道路，由此招致国家濒临覆亡的绝境。 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国家战略的再度转型，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以及对美协调为主要原则的“吉田路线”逐步确立。冷战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国家战略迎来新的转型，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目标的“安倍路线”，更加强调日本的战略主动。在日本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核政策也面临质的转变。
日本的核政策长期处于“和平主义叙事规范”与“现实主义安全需求”的双重张力之中。在历史层面，日本以“无核三原则”和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标志，确立了官方核立场，塑造了“唯一遭受核爆国家”的独特身份。然而，这一规范体系自形成之时就存在美日“核密约” 的共谋，使得“无核三原则”在实际运行中被“虚化”。进入21世纪，面临朝鲜核能力的提升、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延伸威慑”相对弱化的多重冲击，日本对核安全环境的认知发生深刻变化，其核政策从“被动依赖”美国核保护伞，转向“主动参与”美国“延伸威慑”体系的构建。日本修改 “无核三原则”的核政策转向，绝非单纯的立场摇摆，而是其在“理想” 与“现实”、“规范”与“安全”、“和平主义”与“绝对安全”的长期矛盾中，逐步转向提升核自主性、深化核“延伸威慑”合作。日本核政策转向将对东亚安全秩序及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一、战后日本核政策的确立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袭击的国家，日本社会形成了以“被爆国家”为代表的反核主义立场。除美军在广岛、长崎投送原子弹外，1954 年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附近，因美国核试验而遭受核辐射。有鉴于此，日本社会对核武器形成高度厌恶、严重抵触的情绪。其中的典型代表是1956年成立的“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简称“被团协”）。“被爆国家”的认同形塑了日本反核、限核和核军控的立场，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国内层面：确立“无核三原则”
1955年日本制定《原子能基本法》，其中规定“原子能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该项法律的出台意味着日本对核能军事化做出了严格限制， 而该法也成为随后出台的“无核三原则”的先声。1967年12月11日，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首次陈述“无核三原则”的立场，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在美日所谓“冲绳返还”之际，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去除核武器及缩小冲绳美军基地的决议》，重申“无核三原则”立场，并且规定：“冲绳返还后，尽一切手段令冲绳成为无核状态，不允许在返还后将核武器运进冲绳。”由此，“无核三原则”成为日本的“国策”。仍需指出的是，“国策”并不意味着法制化。从法律效力来看，“国策”显然不及由国会通过的法律。而这也是 “被团协”等组织强烈要求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的重要原因。
（二）双边层面：明确依赖美国核保护伞
1951年9月8日，在日本与美、英、法等48个战胜国（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片面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后，日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条约由前言和五条正文组成。其要点是：美国有权在日本国内及其周围驻扎陆海空军；根据日本政府的请求，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发生的暴动和骚乱；美军驻扎条件由两国间的行政协定另行规定。1958年10月4日，日美两国首次举行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谈判。1960年1月19日，日本首相岸信介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签订《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该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相比，加强了日美军事同盟关系，体现了两国对等性、双方承担义务性。条约明确了“日本仍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维护自身安全，承担提供军事基地、扩充军备、共同作战等更多的义务”。日本在确立依靠美国核威慑的政策方针后，相继出台的多份政策文件均强调了美国核威慑的重要性。例如，1970年日本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指出，“日本将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来应对核战争或大规模战争”；1972年发布的《第四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所附《态势评估与防卫展望》中，再次强调将依靠美国的核威慑以抵御核威胁。
（三）国际层面：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体制
1970年，日本在外交层面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直至1976年日本国会才正式批准该条约生效。相较而言，“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单方面的核政策，而加入核不扩散体制则是以承担国际义务形式，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重要保证。日本在国会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际，又再度宣示“无核三原则”。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决议指出，“日本政府将会忠实履行作为国策之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与此同时， 该决议还指出“作为唯一的被爆国家，日本反对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的全部核试验”；此外仍特别强调“针对有核国家，日本将以废除核武器为目标，敦促其开展核军控措施”。
综上，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反核运动以及“被爆国家”的驱动下， 确立了以“无核三原则”与核不扩散体制为代表的“无核、限核”立场。 然而，倘若究其本质则可发现，日本“无核三原则”等立场均建立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无核三原则”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打折扣，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的虚伪本质。对美国“延伸威慑” 的依赖还揭示出，日本政府在核安全上仍持“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绝对安全”的对抗型安全理念。
二、日本核政策的逻辑悖论
日本核安全的最重要方针是确保美国核保护伞的安全可靠。二战后，日美同盟始终是日本外交与安全战略的基轴。其中，核保护伞是日美同盟为日本提供的核心安全保障。在战后和平主义、反核思想、“被爆国家” 认同的驱动下，日本将“无核三原则”奉为国策，同时积极形塑核军控乃至“无核世界”的先行者、倡导者角色。然而，日本核政策之中，追求 “绝对安全”的核保护伞与秉持“和平主义”的反核限核立场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呈现出一定的逻辑悖论。核威慑是以保有和运用核武器为前提的理论，而“无核世界”则以严控、销毁核武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日本政府实际上选择了核威慑。
（一）“无核三原则”与“依赖美国核保护伞”
尽管依赖美国核保护伞仍然是日本核政策的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的日本将核问题全盘委托给美国。恰恰相反，伴随安全焦虑的上升， 日本“积极强化与护持”核保护伞。
第一，日本能动性上升，强化本国军事能力，积极参与“延伸威慑”。 2013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规定：“日本保障本国安全，一是强化本国防卫力以提升威慑力，二是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而这涵盖美国提供的延伸威慑力。”202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轴是包含延伸威慑在内的日美同盟”。可以发现，“延伸威慑”的主体从美国的单向度，转变为日美同盟的“双向交互”。这代表着日本从 “单独、片面地看待核问题”，转化为从“核常一体”的角度看待核问题， 也开始关注如何为美国核保护伞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样的认知下，日本加速构建“一体化”同盟，以此维系核保护伞，参与日美“延伸威慑”的决策过程。
第二，从侧面反映出，日本的核安全焦虑大幅上升，即对美国承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日本在2022年《国家防卫战略》中研判：“国际社会迎来战后最严峻的试炼，正在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关于日本的核安全环境， 《国家防卫战略》重点关切了中国的核态势。其宣称，“中国力图在2030 年左右保有1000枚核弹头”，尤有进者，“中国发展中程导弹，借此强化区域拒止能力，并大力开发反舰弹道导弹、远程对地巡航导弹、HGV等高超音速武器”。鉴于此，日本声称，中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愈加活跃，构成日本“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这反映出日本对核安全环境的焦虑。伴随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美国对日保护伞的可靠性也有所动摇。2025年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国与美国“近乎对等”(near-peers)。2026年《国防战略》 指出，“美国将会凭借实力在印太地区慑止中国，而非对抗中国”，试图与中国达成“体面的和平”(decent peace)。毫无疑问，美国所谓的“体面的和平”，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日本对美核保护伞的信心。在关键时刻，美国或许出于“体面的和平”，放弃对日核保护伞。在核安全态势上，2023年美国国会战略态势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2027—2035年时间段内，美国及其盟伴将会面临两大核对手。”这意味着，美国被迫确立可同时威慑中俄两国的战略态势。也就是说，不仅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对美国核保护伞产生动摇，美国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局面也愈发严峻。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更加主动地护持美国“延伸威慑”。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笹川和平财团资深研究员福田润一主张建立“日美联合威慑战略”。个中要义在于，一改日本“单方面受益者”角色，蜕变为“延伸威慑的贡献者”。
第三，即便存在“特朗普冲击”，但在整体战略上锚定日美同盟、依靠日美同盟的核保护伞，仍是日本的战略选择。首先，就单独核力量而言，在历次检讨单独核力量后，日本均坚称，单独核武装弊大于利、可行性不足。在日本战略界看来，单独核力量对日本安全的助益有限，而这种益处显然远不如依赖日美同盟提供的核保护伞。其次，单独核力量不仅损伤日美关系，也危害日本国际声誉，而且不具备国内道义基础。日本在核问题上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日本国内外均树立起“被爆国家”的形象，一次是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出台“无核三原则”，获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另一次是日本“被团协”获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被团协”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上，对日本“以威慑求安全”的日美核威慑政策取向形成牵制。在“被团协”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演讲中，“被爆者”们明确谴责核威慑思维。在“被爆者”看来，“核威慑论是以保有和使用核武器为前提的论断”，对此，“被爆者”们倡导“不允许保有任何一件核武器”的反核立场。缘此脉络，“被团协”对高市早苗政权企图篡改“无核三原则”和政府高官发表拥核言论等行为，大加挞伐、严正抗议。“被团协” 强调，“核武器运进日本或使得日本成为核战争的基地，或使得日本成为核打击对象，‘被爆者’们对这两种情况皆坚决反对。”简而言之，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日本的“被爆国家”身份，为日本单独发展核力量施加了规范约束。为此，依赖日美同盟就成为日本核安全的战略方针。
第四，日本的安全思维导致了核保护伞与核军控的矛盾。以“无核世界”“无核三原则”为代表的核军控立场，与核保护伞为代表的核威慑立场，在本质上存在着龃龉。核威慑是以保有和运用核武器为前提的理论， 而“无核世界”则以严控、销毁核武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日本政府实际上选择了核威慑。更具体地讲，即便从“无核世界” 退一步，在日本的“无核三原则”问题上，确保核保护伞安全可靠，也令 “无核三原则”大打折扣。日本谋求的是日美同盟之下的绝对安全。这就使得核保护伞代表的“绝对安全”与核军控等代表的“和平主义”发生矛盾。实际上，如果日本跳出“以威慑求安全”的陈旧思维，就可发现， 和平主义的反核军控立场更有助于日本的安全，同时也有助于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核安全。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日本持续陷入“绝对安全”“零和博弈”“普通国家”的窠臼之中，正在危害地区安全稳定，削弱地区和平力量，冲击全球核安全秩序。
总而言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日本的核安全政策长期在核保护伞与核军控之间产生龃龉。在日本战后历史中，曾经多次检视核政策，均得出了单独核力量弊大于利、可行度不足的结论。沿此脉络，日本积极拥抱美国核保护伞，将美国核保护伞视为日本核安全的最大保证。因此，在日本眼中，核保护伞的安全稳固是首要因素，而核军控、反核立场则是次要的因素。更有甚者，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渲染核安全焦虑， 以俄乌冲突为借口，趁机谋求染指核武器。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加速挑战“无核三原则”，试图篡改“不运进”原则，以此服务于日美联合威慑。
（二）“无核三原则”的“显教”与“核密约”的“密教”
追溯日本防务史可发现，仰赖美国核保护伞是日本核安全的最大方针。1976年，日本出台首份防务战略文件《防卫计划大纲》。关于核安全， 该大纲载明：“针对核的威胁，日本依靠美国核威慑力加以应对。”随即，1978年制定的首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再度昭示美国核保护伞的重要性。该《指针》宣称，为强化防患于未然的态势，“美国在保持核威慑力的同时，前沿部署战备部队，并保持战时可增援日本的兵力。”及至 1997年第二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美国核保护伞又得到重申。第二份 《指针》将美国核威慑置于“平时合作”之下，明确强调：“为遂行对日承诺，美国保持核威慑力的同时，维持亚太地区前沿部署，确保战时来援军力。”2015年第三份《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表明，“美国将会继续以包括核战力在内的所有军事能力，提供对日延伸威慑。”在2022年日本最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延续了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基调。该《战略》指出，日本“进一步强化包括核在内的所有军事能力所构成的延伸威慑。作为延伸威慑提供者的日美同盟，将进一步发展威慑力与应对能力”。不难发现，从历史脉络来看，依靠美国核保护伞、确保核保护伞的安全可靠，是日本在核政策上的最大方针。
然而，在经验事实上，“无核三原则”扮演着“显教”的角色，而美日之间围绕核问题又存在着“核密约”，成为实际中运行的“密教”。据日本外务省密约问题的专家委员会报告，美日两国政府在事实上形成了 “暗默的合意”。也即，默认搭载核武器的美军军舰不属于美日“事前协商”范畴，允许其临时停靠及通过日本领海。就影响而言，“核密约”已然对“不运进”造成冲击，令“无核三原则”在实际运行中变质。
三、日本“拥核论”的抬头
由于核政策的高度敏感性，“吉田路线”之下往往“谈核色变”，在佐藤内阁提出“无核三原则”、国会通过相关决议以及日本以无核国家身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在对外表态中均表示遵守 “无核三原则”。但冷战后，特别是在继承“安倍路线”的高市早苗执政下，日本核政策正面临危险的转向，日本右翼势力正在向“无核三原则” 发起挑战，甚嚣尘上的“拥核论”即是鲜明的例证。高市早苗执政以来， 日本国内围绕核安全的焦虑情绪持续升温，在核问题上的躁动态势亦愈发显著。一方面，受地缘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影响，日本国内围绕“拥核”的讨论明显升温，部分保守势力借此公开质疑“无核三原则”，试图拓展核威慑的政策边界。另一方面，高市长期持强硬安全立场，其上台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在核问题上摇摆于和平主义与安全焦虑之间的紧张状态。日本舆论中“拥核论”的再现，使其核安全政策的走向更趋复杂化。
（一）两种“拥核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拥核论”在日本社会中的影响力上升，尤其体现于自民党、自卫队及“战略派”人士的涉核言论中。其中，“核共享论”直接冲击日本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试图对该“国策”进行实质性修改。
21世纪以来，面对朝核危机、恐怖主义及所谓“中国威胁论”，日美塑造共同“对手”。伴随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其意欲提升同盟核合作机制化。2010年起，日美启动“延伸威慑对话”，与“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 （2+2），共同构成协调“延伸威慑”的核心机制，这标志着日美“核合作” 从书面承诺迈向机制化。日本借此成为美国核政策的“主动利益相关者”。 对此，日本政策表述亦发生转变。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首次写入“延伸威慑”，此后不再使用“依赖”一词，体现其从“依赖”转向“参与”。同年奥巴马政府虽倡导核裁军，曾试图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因日本强烈反对而放弃，显示日本对美国核政策的影响力上升。2011年福岛核事故并未抑制日本右翼的拥核倾向。安倍政府通过修订《原子能基本法》等法律，删除“仅限于和平目的”条款，拒绝签署核裁军决议，续签《日美核能协定》以保有钚原料，为拥核铺路。同时，安倍政府持续推进日美核同盟化，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 等文件中强调美国“延伸威慑”的“不可或缺性”。
安倍晋三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曾以所谓“无核五原则”揶揄日本社会的反核意识，声称除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之外，还有“不谈论”与 “不思考”。在安倍等政治势力看来，“无核三原则”已不合时宜，更阻碍了美国“延伸威慑”的有效性，从而危及日本国家安全，因而应予废除。此外，时任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亦表示，将在党内积极检讨“无核三原则”，尤其重新审视“不运进”原则。安倍与高市在2022年共同推动了对该原则的质疑声势。
尽管出身广岛选区的时任首相岸田文雄试图暂缓相关讨论，并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重申“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立场……不认可 ‘核共享’等主张”，但其表态并未能有效抑制国内的核躁动。在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高市早苗再度鼓噪应从美国“延伸威慑”的角度， 就“不运进”原则进行充分政策辩论，试图重新激活相关议题。
高市早苗于2025年10月执政后，围绕“拥核”与“无核三原则”的争议进一步升温。首先，自民党与维新会组建了“双油门”联合政权，加速冲击“无核三原则”。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与公明党分道扬镳，转而同日本维新会联姻，而后者明确支持“核共享”讨论。日本维新会在其《维新八策2025》中明确提出，日本应“直面俄罗斯核胁迫的现实，积极探讨包括‘核共享’在内的延伸威慑机制”。由此可见，“核共享论”不仅深植于自民党右派的思维方式中，亦获得执政伙伴维新会的助推。其次，高市政权试图借修订“安保三文件”之机，间接动摇“无核三原则”。2025 年11月11日，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中拒绝明确表态是否在新版安保文件中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最后，篡改“无核三原则” 也被日本防卫省奉为圭臬。部分日本退役将领主张联手美国军方人士，将 “不运进”原则修改为“不被打击”原则，以强化美国对日“延伸威慑”。显然，高市政权延续了安倍时代的“核共享”论调，对“无核三原则”发起挑战，试图通过日美合作方式间接染指核武器。鉴于俄乌冲突后俄罗斯的“核恐吓”，日本维新会曾提及“核共享”以及与美军共享核动力潜艇。日本维新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在2026年1月21日称：“拒绝展开（核共享）讨论的态度会削弱威慑力。”
有关主张较之“核共享论”更为激进，明确呼吁日本自主拥有核武器，并与极右翼思潮密切关联，反映出其追求“军事大国”与“核大国” 地位的战略意图与野心。在“拥核论”的思想谱系中，西部迈的主张较为典型。他在《拥核论：谈论理所当然之事》一书中，将核武器视作国家独立、自主与尊严的象征，强调独立的核威慑力不仅是国家防卫体制的核心，更是民族自尊的体现。西部迈认为，“如果没有独立自卫的核武器， 那么既不会有自主防卫，也不会有集体防卫”，“核武器是通往国家自主、 自立的有力手段”。其还将核武器与靖国神社相关联，统称为“自立自尊之象征”。在“拥核论”者的话语体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借由拥有核武器获取所谓“核大国”的地位与声望。核武器的核心价值被定位于实现国家的自主与独立，而现实层面的安全保障谋划与前者互为表里。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上台后，部分“拥核论”者进入安全政策的决策圈，公开为日本打破核禁忌制造舆论。2025年12月18日，负责安全保障问题的首相官邸高官在采访中公然表示日本应保有核武器，这反映出高市政权在核问题上的激进倾向。此外，日本部分在野党也认为应讨论拥核可能性。 2026年1月24日，参政党党首神谷宗币和保守党党首百田尚树表示，关于为加强威慑力而拥有核武器的可能性应该展开讨论，“要切实开展自主防卫”“不应将核武器视为禁忌”“核问题是绕不过去的”。
总体而言，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国内的核躁动情绪显著上升， 主要体现在“核共享论”与“拥核论”两方面。前者旨在通过强化美国 “延伸威慑”以保障国家安全，后者则更强调拥核所带来的大国地位与国家尊严。尽管两者路径不同，却均根植于保守右倾思想谱系，并由右翼政客、（原）自卫队将领、右翼文人所推动。
（二）日本国内反核思潮弱化
与日本核躁动起势相对的是反核与“和平主义”思潮的式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制衡核议程的政党力量持续弱化。公明党作为此前联合政府中制约自民党过度右倾的关键力量，曾长期秉持“和平主义”理念，支持“无核三原则”并反对核武装。然而，自从自公联盟被自维联盟取代后，执政联盟内部失去有效制衡，高市政权得以加速推进核议题。在野党势力亦因右翼民粹势力崛起而进一步削弱。立宪民主党曾明确主张坚持“无核三原则”、推动核裁军与废除核武器，并于2026年初与公明党共同成立 “中道改革联合”，试图集结在野力量对抗高市政权。“中道改革联合” 在其基本政策中提出，将在“专守防卫”的范围内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强化威慑力；其在22日公布的竞选承诺中，提出“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同时， 通过必要的防卫力建设来创造和平”，表明不认同“核共享论”。然而，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赢得超过2/3席位，而“中道改革联合”则遭遇重大挫折，导致国会内缺乏有效制约力量。
二是反核社会运动难以转化为国家政策。尽管“被团协”曾获诺贝尔和平奖并加大活动力度，但其推动“无核三原则”法制化的倡议并未得到政府采纳。2026年3月6日，“被团协”向广岛地方政府提出将“无核三原则”上升为法律的要求，仍未获认可。在高市政权主导的加速右倾化氛围下，反核主张被贴上“不切实际”与“空想”的标签，影响力愈发边缘化。日本的核躁动与右倾势力追求“普通国家”化和“军事大国”化的战略意图密切相关。俄乌冲突后，以安倍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不断渲染安全焦虑，推动所谓“绝对安全”议程。高市政权上台后，民粹保守势力进一步主导舆论与政策走向，使“无核三原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 能够施加制衡的在野党与社会力量明显衰退，反核倡议难以转化为国家意志。在此背景下，日本在核问题上的躁动态势持续加剧，不仅与其作为唯一遭受核爆炸国家的历史立场相悖，更对地区安全稳定与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标志着日本战后“和平主义”道路的重大倒退。
综上所述，日本国内围绕核议题的躁动并非孤立的安全反应，而是保守右倾势力在安全焦虑催化下的系统性推进。从“核共享论”到“拥核论” 的接连浮现，再到反核力量的持续边缘化，这一进程折射出日本战后长期坚守的“无核三原则”与“和平主义”理念正面临深刻侵蚀。在高市政权主导下，核议题已从舆论试探逐步进入政策议程，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走向、地区稳定及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与高度警惕。
四、日本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
“无核三原则”由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于1967年提出，本质是日本在冷战对抗中为避免被美国核战略绑架，标榜“唯一核爆受害国”和平形象的防御性策略。然而，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将此视为“战后体制枷锁”，意图彻底挣脱。日本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实质远超技术性调整，目的在于服务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战略诉求，通过测试国内外反应，为未来“自主拥核”铺路。如果此举得以实现，将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关键转折点。 近年来，日本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最新动态及其外在表现如下。
（一）酝酿修改方案
2025年6月2日，日本政府和自卫队高官发布了一份建议书，汇总了为提升美国核武器威慑力而应由日本研讨的事项。该建议基于与美国学者的讨论，提出了部分修改日本“无核三原则”以及在日本国内部署美军核武器实现“核共享”的必要性。具体建议内容体现在以下方面。
（1）建议修改“无核三原则”。建议书呼吁日本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建议将其改为“不让敌人攻击”。前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宣称“国民应该对日本的处境和‘无核三原则’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国民的支持，政策就无法成立”。（2）建议日美应该在“台湾有事” 等事态发生时协调合作。建议书中设想了“在台湾发生突发事态等情况时，事态可能升级至动用核武器”。建议书主张日美两国应携手合作共同商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装备运用等问题。（3）建议日美两国应组建一个特别小组，共同研究将美国的核力量与日美的常规力量相结合的联合作战方案；还应向负责核武器运用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等机构派遣日本自卫队官员，以培养精通核战略及作战计划的专家。（4）建议日美“核共享”政策。建议书中进一步提出，应探讨搭载核导弹的美军核动力潜艇停靠日本港口，以及利用自卫队战机协助美军运用核武器的可行性。日本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核裁军，这使得关于核威慑的讨论在日本成为禁忌。此次建议书指出，“在普通国家，核威慑与核裁军的讨论是并行存在的。而日本则将其视为二元对立，导致核威慑的讨论未能深化”，因此，建议“围绕美国的核反击问题，需要完善日美首脑之间的决策机制”。
（二）深化日美核合作
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延续并升级“中国威胁论”，改变特朗普的单边做法，转而拉拢盟友构建对华“包围圈”。在核政策领域，日美 “核同盟”针对中国的态势日趋明显。2022年，美日在多份官方文件中公开要求中国“为降低核风险、提高透明度、推进核裁军作出贡献”，但美国自身核政策却持续激进化。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核威慑列为首要事项，明确表示要同时威慑两个核大国并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同年10月发布的《核态势评估》虽宣称降低核作用，实则强化“三位一体” 核力量，并否决“不首先使用”原则。日本借机炒作“中国威胁”，推动国内“核共享”讨论。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前首相安倍晋三公开主张与美国“核共享”，声称不应将核议题视为禁忌。日本国内舆论也出现变化，根据《朝日新闻》、《产经新闻》和富士网联合调查显示，有 20.3%的受访者支持“核共享”。另外，根据日本纪尾井町战略研究所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应该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的受访者占比高达70.4%。日本的言论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中、俄等国家均反对日美核扩散的行为。
面对舆论压力，岸田文雄虽在2023年3月表示坚持“无核三原则”， 但言行明显不一致。2022年8月日本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无核三原则”表述；年底出台的“安保三文件”强调 “以延伸威慑为基轴”，并赋予日本“反击能力”；2023年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前夕，日美确认将通过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手段强化同盟威慑力。日本作为唯一拥有后处理权的无核国家，长期囤积大量钚，截至2020年底， 在其本土及海外共持有约46吨。专家指出，日本拥有大量反应堆级乃至武器级钚，技术能力上“离制造核武器只有一个螺丝刀的距离”。
总体而言，美国对日核政策与日本核政策均呈扩张态势。美国以中国为威慑目标强化同盟核力量，日本则利用“中国威胁”不断提升在同盟内的“议价”能力，其“核共享”意愿与“潜在拥核”能力构成严峻挑战。
（三）试探政策底线
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主要候选人纷纷提及修改核政策设想， 形成“讨论核共享不是禁忌”的舆论氛围。更有甚者，如前所述，2025年年末，负责高市政权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居然公开表示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曾多次回避明确表态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 她明确表示，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将在2026 年内完成修订，计划从“无核三原则”中删除“不引进”核武器的表述， 允许美军将核武器带入日本。
日美核关系的升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美国“一体化威慑”战略的驱动、日本“军事大国化”战略的契合、对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等多重战略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高市政权主导下，日本调整核武政策并非短期的政治姿态，而是在国际格局重构背景下，主动调整自身战略定位的深层选择，具有以下战略考量。
其一，旨在突破战后体制，谋求成为“军事大国”。高市早苗主张 “不运进”条款削弱美国在危机中的核威慑效能，①如今借用中美战略博弈的窗口期，推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约束。在此背景下，围绕“无核三原则”的讨论既是日本突破战后限制的象征，也为保守派修改和平宪法、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积累政治资本。另外，日本保守势力始终认为，只有实现“核武装”日本才算真正的强大国家。
其二，旨在借助舆论反馈，测试政策可行性边界。高市政权在不作出正式政策承诺的前提下，通过首相官邸重要官员的非正式表示“日本应该拥核”，以及对敏感核武装概念的试探性讨论，旨在评估国内外舆论的反应，从而研判核武装政策推进的现实阻力与操作空间，为后续核政策修订进行舆论铺垫。
其三，旨在增强自主威慑力，拓展在同盟核议题中的参与空间。一方面，旨在弱化过度依赖美国的风险。俄乌冲突中乌克兰多次因欧美武器供应不稳定出现作战能力断层，使日本担忧在危机中，美国可能基于自身利益限制关键武器的供给。因此，日本将讨论“自主拥核”视为降低同盟依赖、增强自主威慑韧性的必要选项。另一方面，旨在争取更深层次的同盟参与权。高市政权认为，长期以来，“无核三原则”限制了日本在核议题上的参与空间，释放“应当拥核”的突破性表述，意在弱化既有规范的约束力度，为今后在日美同盟框架内更深度地参与核议题预留叙事空间，逐步提升在同盟核威慑体系中的议价能力。
日本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折射出一个重要变化，即曾被日本政界长期视为“不能言说”的“拥核禁忌”，正被逐渐推向公开的政治辩论，并在实践中不断被突破。当前，日本围绕“是否引进核潜艇”“是否修改不运进原则”等议题的讨论，已从边缘悄然进入主流视野，甚至被纳入执政党内部的政策论证当中。无论最终日本核政策转向是否会实现，这种议题本身从禁忌变成可讨论，就已意味着日本安全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五、结语
日本核政策的转向及其实践远非一项孤立的政策调整，而是其国家战略转型的危险信号。从1967年佐藤荣作首相提出“无核三原则”，到2025 年高市早苗政权试图修改其中“不运进”原则，日本在核政策领域实际上走过了一条从“和平约束”到“战略松绑”的演进路径。“无核三原则” 曾是日本战后“和平国家”定位的象征。然而，在高市政权下，如果“不运进”这一原则被修改，意味着原本牢牢规限日本核政策的那根“和平绳索”正在被“以切香肠的方式”逐渐松开。
当然，日本若通过修改“无核三原则”实现核政策转向，将在诸多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对华层面，“不运进”原则的松动为美国在日部署核武器预留了空间。这将使中国面临更高强度的核威慑布局，压缩中国战略缓冲空间。在地区层面，日本修改核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致使本地区的稳定性受到严重冲击。在国际规范层面，核不扩散体系将受到冲击。日本若实现核政策转向，将突破“和平利用”与“军事利用”的核能边界，削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核心原则，为其他非核国家提供效仿样本。在日本国内层面，将助推“新军备计划”。日本核政策转向会弱化其“专守防卫”共识，推动舆论向“军事大国”转向，为保守阵营积累修宪与扩军的政治资本。
日本如果放弃“无核三原则”，不仅违背其“和平宪法”精神，还将丧失作为“唯一核爆受害国”的国际道义优势，最终会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安全风险之中。日本右翼日益膨胀的核诉求，是其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将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日本应恪守“无核三原则” 和核不扩散义务，真正反思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国际社会需共同坚决阻击任何复辟日本军国主义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文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尹晓亮，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东北亚学刊》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