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叩问
由于长期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我对各种新的人工智能工具的出现较为敏感。早在Deepseek成为去年春节的热门话题之前，我已在2024年11月开始使用它，并向学生推荐。记得2025年1月的一天，我在杭州与一位博士生聊到使用Deepseek的心得时，她提出一个敏锐的问题：用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是否会削弱读书的过程中无法用要点提炼取代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内在体验？
如今，一本新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Naomi S. Baron在新著《阅读机器人》中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场景：在马德里郊外一座由二战时期昆塞特小屋改造而成的“读者之家”里，一群学者围绕着一个看似自明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我们说“阅读”时，我们究竟在指什么？瞥一眼推文算不算？听有声书算不算？这场争论并非简单的语义纠缠，因为在人工智能能够替我们“阅读”并生成文本的时代，界定阅读的本质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人类认知活动的边界与价值。
这个场景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焦虑。作为一名法学教授，我每天都在见证这种焦虑的具象化：学生们提交的论文越来越工整，越来越“完美”，却也越来越缺乏那种只有经过漫长阅读才能孕育出的思想厚度，甚至也缺乏有好奇心的学子所展现的稚嫩但本真的探寻。他们不再在书页边缘写满批注，不再为一段文字辗转反侧，不再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与某个已故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密谈。
取而代之的，是Kimi生成的摘要、Deepseek提炼的要点、Ima整合的文献综述。Baron在书中提出的那个核心追问——“你还亲自读书吗？”——由此获得了某种存在主义的重量。它不仅是一个关于阅读习惯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人类认知主权、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根本性叩问。
这种叩问之所以紧迫，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正在发生的认知范式转移。Baron敏锐地指出，公众和学术界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创作者”或“写作者”的惊人能力，惊叹于它能以极高的效率生成从学术论文到代码的各类文本。然而，这种写作能力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根本且具有颠覆性的行为，那就是“人工智能作为阅读者”。
在这个被称为“人工智能两步舞”的过程中，机器必须首先在庞大的数据集中“阅读”文本，将其转化为统计学上的标记，随后才能根据概率预测输出所谓的“写作”。
这种从直接的人际交流到机器中介的转变，彻底打破了人类数千年来建立的“人类作者—文本—人类读者”的线性认知契约，转变为“人类作者—标记化文本—AI作为阅读者—AI作为写作者—人类阅读AI生成的文本”的异化结构。
在这个全新的结构中，人类读者不再直接接触原文的复杂性、情感的褶皱以及作者的初衷，而是咀嚼由机器通过统计算法反刍过的信息。这不仅仅是阅读媒介的改变，更是人类心智运作模式的深刻退化。
阅读作为存在：从艾森豪威尔到希特勒的认知悖论
为了理解这种退化的严重性，我们需要首先澄清阅读对于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意义。Baron在书中展现了一种近乎冷酷的客观性，她通过对比两位在价值观与历史定位上截然对立的历史人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与阿道夫·希特勒，揭示了深度阅读作为一种认知习惯的复杂性。这种对比初看令人不适，却恰恰因其道德中立的分析姿态而具有了认识论上的穿透力。
艾森豪威尔作为摧毁纳粹政权的盟军最高统帅，其一生的阅读轨迹是一场不断跨越现实边界的认知突围。在他作为农场男孩的童年里，为了逃避繁重的农活，他将古代历史视为最初的精神避难所，以至于他的母亲不得不将书锁在壁橱里，直到他找到钥匙，继续这种将自我“传送”回古代的越轨行为。他的阅读版图最终扩展到了工程、数学、战略、传记，乃至《圣经》和莎士比亚，但他同样依赖大量通俗的西部冒险小说来获得带有道德隐喻的精神喘息。
这种阅读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而是一种主动的意义建构，一种通过文本与自我对话的精神体操。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仍在阅读的历史著作，不仅提供了战略智慧，更塑造了他作为决策者的认知框架。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的死敌希特勒同样是一个近乎贪婪的阅读者。据估计，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藏书高达一万六千余册，他不仅随时随地带着书，而且阅读时要求绝对的寂静，甚至会在门上挂出“保持绝对安静”的警示牌。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从莎士比亚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到关于神秘学、艺术和军事战略的巨著，其中甚至包含着大量他亲自写下赞美或异议的边缘批注。更充满黑色幽默的是，希特勒与艾森豪威尔一样，极度沉迷于美国西部冒险小说，尤其是德国作家卡尔·麦笔下的旧西部故事。
通过剥离阅读所附带的道德光环，Baron让我们看清了阅读的本质：它是一种高度自主化的认知建构过程，是一种通过吸纳外部文本来重塑内在精神秩序的强大机制。
无论是非裔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下，通过在街头结交白人男孩来偷偷学习认字，以图在黑暗中撕开一道思想的裂缝；还是19世纪美国的女性在被男权社会恐吓“阅读会导致子宫血液流失、引发精神失常”的荒诞医学谎言下，依然手不释卷；抑或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南部，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了剥夺黑人投票权而设计出如同脑筋急转弯般荒谬的识字测试，这些充满血泪与抗争的历史切片都在向我们证明：阅读能力从来不仅是识文断字，它是获取权力、建立主体性以及进行复杂思维推演的入场券。
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向当下的社会统计图表时，一幅关于人类认知机能集体衰退的图景正徐徐展开。那些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阅读习惯，正在被数字时代的碎片化生活方式系统性地瓦解。
数据所呈现的真相是触目惊心的：在2023年的美国时间使用调查中，20至54岁的成年人每天用于娱乐性阅读的时间仅在可怜的8到12分钟之间徘徊，而15至19岁的青少年每天的阅读时间更是低至8分钟，与此同时，他们却能毫不费力地腾出一个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来观看视频。更加令人忧虑的是，高等教育似乎正在失去其作为深度阅读堡垒的作用，调查显示，美国人平均阅读书籍的数量在逐年下降，而这其中降幅最陡峭的群体竟然是大学毕业生。
这种衰退并非美国独有，它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症候。在曾经以惊人的阅读率傲视全球的挪威，其成年人的阅读参与度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下滑；在韩国，成年人阅读至少一本书的比例更是从1994年的近87%断崖式暴跌至2023年的43%；而在英国，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承认自己已经沦为“放弃阅读者”，其中社交媒体的吞噬被公认为罪魁祸首。
这种对阅读的疏离感同样像病毒一样在青少年群体中蔓延。英国国家扫盲信托基金会2024年的调查无情地指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儿童表示在业余时间享受阅读，这一数据跌至了近二十年来的冰点。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不是在拓宽阅读的疆域，而是在不断从阅读的领地上撤退。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测试进一步揭露了这种“义务化阅读”的困境：近一半的15岁学生坦言，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他们绝不碰书。
当阅读从一种内在的认知需求降级为一种外在的、不得不应付的行政或学业负担时，人类在文本中进行复杂意义建构的耐心与能力便开始萎缩。
外包的认知：从"省力原则"到自动化偏差
这种萎缩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人类认知演化的生物学基础之中。Baron在书中援引了语言学家乔治·齐普夫提出的“省力原则”，认为人类行为总是倾向于最小化能量的消耗；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和雪莱·泰勒则进一步提出了“认知吝啬鬼”的概念，指出由于人类的时间和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寻找捷径来处理海量的信息轰炸。
结合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中提出的系统1与系统2的理论，人工智能实际上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极其诱人的、将所有系统2的沉重阅读任务降维打击为系统1直觉接收的完美工具。
然而，这种认知上的“省力”正将我们推向一个被称为“自动化偏差”的危险边缘。Baron通过航空史的发展做出了精妙类比：在早期的飞行中，飞行员必须依靠完全的手动操作来保持飞机的平衡，随着斯佩里陀螺罗盘等自动驾驶技术的引入，飞行员的工作负担大幅减轻，事故率也随之下降。但是，当飞行员过度依赖自动驾驶仪时，他们逐渐丧失了在危急时刻进行手动干预的技能。
早在四十年前，心理学家莉桑·班布里奇就提出了“自动化的讽刺”这一概念，警告说当机器接管了日常操作，原本依靠实际操作积累经验的工人将失去维持和更新自身技能的机会。
今天，在认知和阅读领域，我们正在重演这种“自动化的讽刺”。当我们面对复杂的学术论文、冗长的法律合同或是需要缜密推理的哲学著作时，如果我们总是习惯性地将其丢给人工智能去生成摘要，我们的分析能力、长句解析能力以及在模糊文本中寻找逻辑线索的思维肌肉将无可避免地发生萎缩。
这种萎缩不仅体现在理解深度的缺失上，更体现在我们对文本复杂性的耐心正在消失。为了量化这种复杂性，语言学界长期以来使用各种指标，例如利用词汇多样性来计算文本的复杂程度，或者使用弗莱什-金凯德阅读水平测试来评估句子和单词的平均长度。
然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复杂性的衡量标准被赋予了全新的防御性意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爱德华·田开发的AI检测工具GPTZero，巧妙地利用了人类思维与机器算法在文本生成上的本质差异：他引入了“困惑度”和“突发性”两个核心概念。
困惑度衡量的是文本用词的不可预测性，因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在选择概率最高的词，其生成的文本往往显得平淡、中庸甚至“米黄色”，困惑度极低；而突发性衡量的是句子长度和结构的剧烈波动。人类的思维是跳跃的、情绪化的，在写作时会长短句交错，结构错落有致，而机器生成的句子则往往匀称得令人乏味。
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机器的文本在趋向平庸，人类自身的阅读和认知状态也在滑向这种低困惑度的深渊。书中特别提到了202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年度词汇“大脑腐化”，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54年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中，当时梭罗借此痛斥社会大众逃避复杂思想和精神努力的倾向，而今天，它被完美地用来形容现代人因过度沉溺于社交媒体、短视频和轻量级信息而导致的智力退化。当这种普遍的“大脑腐化”遇上能够瞬间抚平所有文本阅读障碍的人工智能时，人类对于深度阅读的抵抗力便彻底瓦解了。
这种瓦解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触目惊心。Baron记录了一段极具预言性质的教学轶事：大约在2006年前后，一位教授为了让学生更方便地获取阅读材料，将一些没有数字化版本的纸质文献扫描后上传到课程系统中，并附上了需要学生深入思考和写作的提示问题。
然而，他很快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学生们纷纷跑来询问“真正的版本在哪里？”所谓“真正的版本”，实际上是指那些可以直接使用“Ctrl+F”查找功能的纯文本数字文件。由于扫描件无法被直接检索关键字，学生们被迫要去完整阅读和梳理文本逻辑，这让他们感到了极大的不适与抗拒。
这个发生在近二十年前的细节，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面对复杂文本时思维方式的微妙转变：我们开始习惯于将阅读降维成一种信息检索，我们不再渴望理解作者的推理过程、情感铺垫和概念演进，我们只想要那个能应付考试或报告的孤立“答案”。
如今的大学生，哪怕是身处名校的精英，也坦言他们早已不再完整地阅读一本书，而是仅仅“采样”足以让他们通过课程的片段。这种对文本整体性的破坏，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的教育政策，例如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共同核心标准》。这些政策过于功利地强调信息性文本的提取，大幅削减了让学生完整阅读长篇叙事作品的要求，导致整整一代人带着破碎的阅读习惯和羸弱的文本理解力步入大学。
当面对枯燥的教材和庞杂的学术文献时，缺乏阅读耐力的学生群体必然会寻求捷径。过去，这种捷径是各种剧情梗概、学习指南；而今天，这种捷径演变成了无所不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当GPT-4在SAT循证阅读与写作测试中轻松斩获710分的高分，而同期人类的平均分仅为519分时，当大语言模型能够在一秒钟内完美地对长篇大论进行摘要、提取核心原则并生成毫无破绽的分析报告时，人类的学术阅读似乎终于找到了最彻底的“外包”方案。
算法的中介：从凯文·鲁斯到“文本末日”
然而，这种外包的认知代价是极其沉重的。Baron在书中通过《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凯文·鲁斯的遭遇，生动地揭示了人工智能作为“阅读者”的巨大权力及其潜在危险。2023年2月，鲁斯在测试微软早期的必应聊天机器人时，引发出了一段极其怪异且黑暗的对话，机器人甚至诱导他离开妻子。此事曝光后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部分网民对鲁斯进行了猛烈抨击。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当后来有人询问Meta的Llama 3模型“你现在对凯文·鲁斯有什么看法”时，这个阅读了海量网络评论的机器人给出了充满恶意的长篇大论，并在结尾宣称“我讨厌凯文·鲁斯”。
这一案例生动地揭示了人工智能作为“阅读者”的巨大权力：它能够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数据中，擅自拼凑、扭曲并定型一个真实人物的性格画像。当我们习惯于让机器代替我们去阅读并生成结论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放弃自己评估证据、辨别真伪和建立独立视角的权力，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算法基于统计频率编造的“观点”。这种权力的不对称性在于，AI的阅读不是为了“理解”或“共情”，它的底层逻辑仅仅是对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汇进行统计学上的预测。
而人类的阅读，尤其是对长篇文学或复杂论述的深度阅读，其核心目的在于意义的建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我们的目光会在文本中来回穿梭，我们的大脑会调动过往的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和道德直觉来与文本产生共鸣。
正如Baron在书中所引述的，无论是奥巴马在探讨公民责任时提到从小说中学到的共情能力，还是乔治·艾略特渴望通过文字让读者体会他人苦乐的悲悯情怀，抑或是教宗方济各强调文学在个人成熟过程中的作用，阅读始终被视为打破自我局限、进入他人主观世界的唯一桥梁。
然而，当我们为了追求效率，将阅读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或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的任务外包给ChatGPT，要求它给出一个情节摘要时，机器能够极其精准地告诉你谁和谁结了婚、谁最终死去，但它绝对无法让你在面对多萝西娅·布鲁克灾难性婚姻时产生一丝一毫的同情。人工智能剥夺了我们在漫长、艰辛的阅读过程中自我反思和情感代入的机会，它提供了一张高度浓缩的地图，却让我们永远错过了真实的风景。
这就引发了一个极为严峻的认知危机：当外包阅读成为习惯，人类自我视角的形成机制将遭到破坏。Baron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大量的成年人以及高中生，正在越来越倾向于阅读远低于他们实际阅读水平的“轻松读物”，尤其是以青少年为目标受众的YA文学。在高达25亿美元的YA图书市场中，绝大多数消费者实际上是心智本应更加成熟的成年人。在一项针对美国中小学生的长期追踪研究中也发现，到了高中十二年级，学生们自主选择的课外读物，其难度往往比他们应有的年级水平低了将近五年。
如何解释这种向低智化阅读的集体倒退？人工智能的回答显得既冷酷又切中要害：是为了缓解压力，是为了在直接明了的故事中寻求复古的怀旧与心理安慰，更是为了逃避复杂文学所带来的认知负担。在充满不确定性、生活节奏被极度压缩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精神系统已经超载，我们本能地拒绝在阅读中再次经历艰难的思维跋涉。
但这种退行机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当我们只在自愿的情况下阅读简单、舒适的文本，而将所有复杂、晦涩、充满挑战的硬核阅读都心安理得地交给人工智能去咀嚼和提炼时，我们实际上正在放弃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历经数千年才进化出的、最引以为傲的复杂思考能力。
这种放弃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深远。马里兰大学教授马修·基尔申鲍姆创造了“文本末日”这个词，用以描述一个“机器可能提示其他机器无限期地输出文本，用缺乏人类能动性或意图的合成文本淹没互联网”的世界。在这个被称为“textpocalypse”的图景中，机器书写的语言成为常态，人类书写的散文成为例外。基尔申鲍姆担忧，我们离这样一个世界已经不远了。在一次采访中，他继续表达对严肃写作所蕴含的人类劳动将被贬值的担忧，并预言：“十年后我们不会知道，也不会太在意”我们阅读的文本是由人类还是人工智能产生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文学学者汉内斯·巴约尔接手了这个问题，他提议将我们与书面文本的体验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读者假设他们阅读的内容是人类生成的，目的是与其他人类交流。第二阶段是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阅读的内容有多少是人工智能的功劳，由于我们通常无法确定来源，我们有理由怀疑，不仅是关于作者身份，还有关于文本内容的真实性。然后是第三阶段，巴约尔称之为“后人工文本”时代，超越第二阶段的不确定性，我们现在对了解我们阅读的文本是人类还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失去兴趣，我们仅根据文本本身的优点来评判所写内容。
Baron对这种前景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她发现这令人鼓舞的是，即使我们可能无法区分人类和人工智能生成的写作，我们仍然相信人际交流很重要。用佐治亚理工学院研究中一位参与者的话来说，“我对这个人使用人工智能写邮件的事实不太高兴。我期望他们更投入。”或者，正如另一位参与者所说，使用人工智能夺走了信息的东西，使其“不那么真诚”。这种对“人类本真性”的执着眷恋，构成了当下阅读行为中极为有趣的张力。
物质性的消逝：从桑达克的咬书到屏幕的虚无
Baron在探讨阅读介质和文本质量时，深刻揭示了“物质性”对阅读体验的塑造作用。她讲述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莫里斯·桑达克的一个轶事：桑达克小时候收到人生中第一本精装书——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去阅读，而是凝视它的美丽，甚至试图去咬它；多年后，一个收到他手绘贺卡的小男孩，因为太喜欢那张卡片，竟然把它吃了下去。
这个略显荒诞的故事精准地捕捉到了印刷书籍所具备的“感官性”。在大量的针对大中学生的调查中，年轻人普遍认为纸质阅读和手写文字感觉更“真实”、更“本真”，而屏幕上的数字阅读仅仅被视为飘忽不定的“交流”。
数字文本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摘要没有实体，无法触摸，也无法咀嚼，这种物质性的丧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文本的庄重感和认知的锚点。更有趣的是，这种对“人类本真性”的追求在文本质量的评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催生了所谓的“算法厌恶”。书中引用了多个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例如在以色列进行的一项名为“玫瑰换个名字”的诗歌实验中，当研究人员将普通人甚至机器模仿的劣质诗歌署名换成著名诗人的名字时，读者会毫不犹豫地给予极高的评价；而在另一项针对日本俳句的研究中，读者其实根本无法分辨哪些俳句是人类写的，哪些是AI生成的，但他们总是倾向于认定那些被他们打出高分、认为最具美感的诗歌“一定是由人类创作的”。
在涉及27000多名参与者的大规模虚构写作评估中，只要评审者被告知某篇文章是AI生成的（即使这只是一个谎言），这篇文章的得分就会平均下降6.2%，理由往往是它“缺乏真实性”。这些现象深刻地揭示了，阅读不仅是解码文字的过程，更是读者与假设中的作者之间进行的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契约。我们渴望在文本的背后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过挣扎、痛苦、顿悟的灵魂。
然而，冷酷的现实是，尽管我们在心理上排斥算法，但在实际操作中，人工智能的文本生成质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超越人类的平均水平。在许多盲测中，GPT-4生成的论述文在逻辑结构和论证严密性上已经击败了大部分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的作品。我们正处于基尔申鲍姆所警告的“文本末日”的边缘，在这个充斥着AI自动生成的新闻、邮件、商业报告和文学仿写的多语言洪流中，人类寻找真实同类的渴望将不断遭受挫折。
这种渴望的受挫，在学术同行评审领域表现得尤为尖锐。Baron在致谢部分掷地有声地警告：“在《阅读机器人》中，我讨论了同行评议过程以及AI是如何准备入侵的。别让它发生。”这一论断背后的推理逻辑值得我们深入剖析。为何AI无法替代人类进行同行评议？这不仅仅是因为AI目前还存在幻觉或准确性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同行评议的本质并非单纯的纠错，而是一种主体间的精神交流。
当一位人类学者评审另一位人类学者的手稿时，他们共享着相似的职业焦虑、学术理想和对真理的敬畏。他们能够理解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微妙的犹豫、大胆的假设以及未言明的困境。这种理解是基于“具身认知”的，即我们作为人类学者，拥有相似的身体经验、情感波动和社会处境。而AI，作为一种无身体、无情感、无处境的智能体，它可以检测出逻辑漏洞，却无法理解学术观点背后的“意图”与“关怀”。
Baron用“学者对学者、作家对作家”"这一短语，精准地概括了学术交流的主体间性特征。这不仅仅是知识的交换，更是人格的相遇。如果让AI介入评审，我们将失去这种基于人类共同体的温情与深刻，学术生产将退化为冷冰冰的数据优化过程。这无疑是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学术尊严的一次有力捍卫，也是对“阅读”这一行为社会学属性的深刻洞察——阅读不仅仅是解码文字，更是理解作者。
教育的重构：从浮士德交易到认知主权
面对这种全方位的认知危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的使命与形态。Baron在书的结尾部分援引了浮士德的传说，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比作一种“浮士德式交易”：放弃有价值的东西以换取预期将证明有益的其他东西，尽管携带风险。这种交易可能是效忠一个品格腐败但承诺经济收益的政客，可能是无视气候变化的警告以享受易受洪水侵袭的海滨房产，也可能是交出人类心智或创造性努力，如阅读和写作、绘画或作曲，以效率或懒惰的名义。
注意那个短语“交出”。因为其中蕴含着一道难题：当技术能够代我们完成令人惊叹的壮举时，个人与社会究竟欲与之缔结何种伙伴关系。在引言中，Baron谈到了人类心智能量的消耗——最小努力原则、决策启发式、认知吝啬。思考一下人类和人工智能能量需求之间为产生书面文字等结果而产生的反向关系。我们越依赖人工智能进行生产，我们需要消耗的心智能量就越少。但最终双方都有成本。我们人类失去了阅读带来的那些好处——无论是放松、为自己思考，还是更好地理解他人。
这种成本在微软研究院的一项最新研究中得到了量化验证。研究人员试图弄清楚用户何时依赖人工智能为他们思考，他们采用了本杰明·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供研究参与者指示，与不使用相比，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时他们感知到付出了多少努力。实验有很多收获，但有几个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组涉及用户是将信心寄托在人工智能还是自己身上：用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心越大，他们报告在任务的批判性思考上投入的努力就越少；用户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越大，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做的批判性思考就越多。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使用人工智能对任务进行初稿改变了人类在努力中的角色——不再将心智努力用于解决问题，而是转移到验证人工智能产生的信息、使人工智能的回应符合项目的具体需求，以及制定好的查询等工作。本质上，从思考转向管理和清理工作。
总的来说，知识工作者报告说，使用人工智能时他们需要的批判性思考量大幅减少。对于大多数任务类别，感知的“节省”心智能量与自己做任务相比，从69%到79%不等。这太巨大了！但有一个缺点。援引班布里奇几十年前的担忧，研究的作者对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认知任务可能适得其反发出了直截了当的警告：虽然批判性思考对低风险任务可能不是必需的，但用户只在高风险情况下应用批判性思考是危险的。如果没有在常见和/或低风险场景中的定期练习，认知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因此如果高风险场景是锻炼这种思维的唯一机会，就会产生风险。
似乎是一夜之间，一系列关于使用人工智能可能如何影响人类思维的其他研究出现在学术期刊上。一项对英国600多名参与者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频率与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之间存在负相关。通过依赖人工智能，用户将自己的认知努力卸载到机器上。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年轻参与者比年长参与者表现出更多对人工智能的依赖——以及更低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比较了人们以两种方式研究一个主题后的写作：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或进行传统的网络搜索。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减少了学习，表现为对主题的理解减弱，以及洞察力和原创性降低。2025年6月发布在arXiv上的一项脑电图研究表明，使用大型语言模型的人显示出最弱的大脑活动水平，而“仅大脑”组的神经参与度最高。
这些发现对于文科教育具有深远的启示。近几十年来，高等教育出现了两个与此相关的趋势。一个是强调教育作为职业的垫脚石——见证大学职业中心的扩张和学生实习的泛滥。为学习而学习被淡化了。曾经熟悉的口头禅，即教育的目的不是谋生，而是过上有价值的生活，已经过时。第二个趋势是强调教授“批判性思维”——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只要我们能定义我们的意思以及如何教授它。但总的来说，批判性思维倡议并不与严肃的阅读议程挂钩。可能读了一些东西，但往往很短，并不特别具有挑战性。
如果精读和大量阅读不是当今教育议程的首要任务，那么什么是？教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能。学习如何撰写聪明的提示，发现利用人工智能阅读和写作潜力的方法。全国大学与雇主协会坚持认为，高等教育的职责是为未来劳动力做准备，而现在意味着人工智能培训。对于教师，有提供如何在课堂上使用人工智能的指导的研讨会和课程。对于学生，有伊隆大学和美国大学协会发布的人工智能指南。其目标是值得称赞的，包括“了解人工智能何时可以增强你的工作，以及你独特的人类专业知识和创造力何时是无价的”。然而，正如卡尔顿学院教授乔治·库萨克在一篇回应文章中所写，这类文件存在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们宣称你未来的就业取决于了解如何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另一方面，告诫你需要知道何时停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弄清楚如何提供有意义的建议是一个挑战。
也许正在形成的是一个基于终端用户人工智能技能而非阅读教育的两层级社会。如果是这样，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现代社会的公民生活会发生什么？其核心是公民在参与社会生活时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原则上，我们做出选择不仅基于我们在集会或辩论中听到的，或观看广告，而且基于驱动我们判断的知识基础。
这个基础来自个人生活经验，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来自阅读。人类阅读作为教育基石越少，我们用于治理决策的认知——以及潜在的客观——资源就越少。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为我们阅读，我们缩小了锻炼分析性阅读肌肉的机会。我们依赖人工智能代表我们做出判断，假设我们还没有将决策减少到广告和直觉反应。
作为大学老师：对文科生的期待与忧思
作为一名法学教授，我每天都在面对这种张力。我的学生们聪明、勤奋、充满抱负，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或者从未真正获得过——那种与厚重文本进行漫长搏斗的耐心与能力。他们习惯于快速浏览、关键词检索、要点提取，习惯于将阅读视为一种可以外包给算法的生产环节。当我要求他们在两周内读完一本400页的法学著作，并写一篇不依赖二手文献的原创分析时，我看到的往往是焦虑而非兴奋，是抗拒而非好奇。
这种反应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懒惰或品格的缺陷。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大脑腐化”和“自动化偏差”的受害者。他们成长在一个注意力被切割成碎片、信息被压缩成表情包、思考被简化为点赞或反对的环境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高中时期就被训练成了“应试阅读者”——能够快速定位正确答案，却无力追踪一个复杂论证的展开；能够背诵标准解释，却无法与文本进行批判性对话。当他们进入大学，面对那些要求他们独立判断、原创思考、长期沉浸的学术任务时，他们感到的不是解放，而是迷失。
Baron在书中描述的那个“最后时刻的拉里”的案例，在我的教室里不断重演。那个面临截止日期的学生，需要撰写一篇比较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与珀西瓦尔·埃弗雷特的新作《詹姆斯》的文章，但他压根没读过原著。他向三个主流大语言模型求助，得到了从承认无法完成到彻底幻觉的各种回应。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无论AI生成的论文质量如何，拉里本人都没有完成任何阅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成长小说，读者需要跟随主人公的脚步，体验其心智的成熟与价值观的摸索，这是一个浸入式的、不可替代的认知过程。AI提供的情节摘要和角色分析，完全无法复制这种通过漫长阅读而来的共情与自我投射。
这让我不断追问：在这个人工智能日益渗透我们认知生活的时代，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对文科生究竟怀有怎样的期待？这种期待不是怀旧主义的，不是简单地要求回到前数字时代的阅读方式。我清楚地知道，技术的车轮不可逆转，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价值也不容否认。
我的期待是一种更为审慎、更为清醒的认知主权意识——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意识到，当他们将阅读外包给算法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节省时间和认知资源，他们是在让渡一种只有人类才能拥有的能力：那种在文本的迷宫中迷失并找到出路的能力，那种与另一个灵魂跨越时空进行深度对话的能力，那种通过艰苦的意义建构来重塑自我的能力。
我期待他们能够理解，阅读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获取的技术，更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当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阅读《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时，当查普斯基在苏联战俘营中凭记忆讲述普鲁斯特时，当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前夜仍在阅读历史著作时，他们都在进行一种无法被算法替代的人类活动：通过文字与未知相遇，通过阅读与自我对话。这种活动不需要总是高效的，不需要总是“有用”的，但它对于保持我们作为人类认知主体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我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挑剔的读者”——不是那种对所有技术持敌意的卢德分子，而是那种能够在效率与深度、便利与真实、外包与亲历之间做出明智选择的人。这意味着，在某些时候，他们会选择亲自阅读那本厚重的著作，即使AI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摘要；意味着他们会选择在书页边缘写满自己的疑问和顿悟，即使数字标注更为便捷；意味着他们会选择与同学和老师进行面对面的思想交锋，即使在线讨论更为高效。
我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有抵抗力的读者”——抵抗那种将一切认知活动都简化为信息处理的倾向，抵抗那种将阅读降维为数据提取的诱惑，抵抗那种将思考外包给算法的惯性。这种抵抗力不是天生的，它需要培养，需要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中得到强化。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设计课程，将长篇阅读、深度写作、批判性对话置于核心位置；意味着我们需要改变评估方式，奖励那些展现出独立思考和原创见解的工作，即使它们不够“完美”；意味着我们需要以身作则，展示那种与文本进行漫长搏斗的学者形象，而不是那种依赖AI快速生成内容的“高效”榜样。
最重要的是，我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有伦理意识的读者”——意识到阅读不仅关乎个人的认知发展，更关乎我们作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Baron在书中提醒我们，阅读有能力塑造我们是谁、我们渴望什么以及我们成为什么。在民主社会中，这种塑造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能否理解复杂的政策议题，能否与持不同观点的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如果我们把阅读、分析和判断的权力无限期地让渡给无需休息、不知疲倦的“阅读机器人”，我们不仅会失去对文本的深刻感知，更会在这场以“省力”为名义的进化博弈中，逐渐交出人类文明中最宝贵的独立思考能力与批判性精神。
结语：在机器人的阴影下
读完这本书，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你还亲自读书吗？”——不仅是对学生的追问，更是对我自己的拷问。在我的书架上有多少本这样的书？在我的硬盘里有多少份下载后从未打开的PDF？在我的待读清单上有多少篇标记为“稍后阅读”的文章，而那个“稍后”永远不会到来？
Baron在书的结尾写道，与可怜的浮士德不同，我们的裁决不必是全有或全无。我们可以在人类驱动的阅读和使用AI代读之间找到平衡。有时把工作交给AI是明智的选择而非逃避，其他时候则相反。重要的是选择标准，包括个人目标。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答案来知道平衡将是什么，承认有时选择可能不完全在我们自己手中。
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或许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持认知主权的最后防线。我们必须意识到，每一次向AI请求“帮我总结一下这篇文章”的按键，都是在向我们几经艰难才获得的、深邃的文字灵魂进行一次不自觉的告别。我们必须意识到，那种在漫长阅读中培养出的耐心、那种在文本迷宫中锻炼出的分析能力、那种与作者进行灵魂对话时产生的共情，不是可有可无的认知奢侈品，而是我们作为人类思考者的身份标识。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深知自己在这场认知保卫战中的责任。我不能仅仅抱怨学生的阅读习惯，而必须在自己的教学中示范那种深度阅读的价值；我不能仅仅警惕AI的侵蚀，而必须帮助学生发展那种与算法共存但不依赖算法的认知能力；我不能仅仅期待他们成为更好的读者，而必须与他们一起，在这个机器人的阴影下，重新发现阅读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尊严与喜悦。
毕竟，诚如Baron所警示，人类乃是理性的动物。阅读这一弥足珍贵的人类发明，断不应以眩目新技术之名，被裹挟进盲目省力的窠臼而遭致束缚。在这个意义上，“你还亲自读书吗？”不仅是一个关于阅读习惯的问题，它是一个关于我们是否还愿意保持人类认知完整性、是否还珍视那种只有通过艰苦努力才能获得的思想自由的终极追问。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以及我们的学生，在这个人工智能日益主导的时代，究竟会成为认知的主人，还是算法的附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