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刘泽华先生还是在读硕士的时候。那时在教育部的组织下，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筹办“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地点在南开。我的硕士导师林茂生先生和南开的刘泽华先生，是两校合作各自一方的负责人。那时我是学生，没资格参加教师进修班。但通过这个班的信息，我知道了刘先生，也知道他跟我的导师是朋友。

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本人，是1985年秋在苏州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国政治思想史年会”上。那次会议见到了许多知名学者，南开历史学系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重镇，刘泽华先生自然也是我们追慕的对象。我在那次会议上宣读了与同学朱正威合写的论文，主题是描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从“器物”(洋务运动)到“制度”(戊戌变法)再到“观念”(新文化运动)的演变轨迹。会间我就这篇论文的主旨向刘先生请教。那时一米八几的他非常精神，对我等后生勉励提携，同时也和颜悦色地针对这篇论文提醒说，对史料的上下文和论据的代表性要多加注意，防止“大而化之”。他的这些婉转的意见，我是听懂了的。

1988年，我撰写和编写的两本研究毛泽东的小书出版后，都寄给了刘先生，并得到了他的回信勉励。在我的记忆中，先生很少当面表扬人，但从南开的朋友那里知道，他对这两小本书给予了好评。

令我终生铭记的是，次年，我受了处分，终止上课，加之其他烦事接踵而来，深深体味到了人世的悲凉，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以至于烙下了一种一写东西就会紧张的毛病，越是紧张就越发焦虑，常常神情涣散，主题模糊，逻辑混乱，甚至提笔忘字，无法完成整篇的语言叙述。在此关头，除了我的硕士导师林茂生先生始终在心灵上给与精心呵护外，就是刘泽华先生通过给予学术机会的方式，想方设法地提振我的精神。那时由炎黄文化基金会组织撰写一套“中华文化通志”大型丛书，刘先生是编委之一。于是他就动用权威，有意将其中的“政治思想卷”交由我这个“戴罪之人”承担。在当时，选择这样的作者是要承担责任和风险的，可刘先生却不事张扬地这样做了。由于学术功力和精神状态的原因，我迟迟未能交稿，先生又把中国古代部分分给他人，让我专司中国近代部分。但即使如此我仍写不出来完整的文章。截稿期限已经过了，我的那部分稿子仍然七零八落。最终，刘先生实在不得已，“命令”我立即直接移到南开。当我提上一大手提包必备书籍赶到南开时，才知道经师母协调已在学校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小房间。那时没有电脑和手机，除了下楼吃饭，我就闭关锁门，埋头翻来覆去地折腾那半部书稿。从呆滞着无从下笔，直到某一天脑袋像着了火，竟灵性重开。我异常亢奋，思如泉涌，没日没夜，仅用了两周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十四万字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专题书稿。每当想起这半部由“清末民初的全面政治衰败”“体制变革论：议会民主观”“保守主义政治论”“无政府主义：没有权威的‘政治’”“地方自治论：寓‘统’于‘分'”“政党理论及其演变”和“理想政治结构的憧憬与设计”七部分组成的书稿，刘先生和师母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说句心里话，如果没有当年刘先生决意提供的这一研究机会，如果不是他和师母以这种方式苦心提振后学，恐怕我早就颓废了，不再会写出什么学术的文字。尽管我自知，这半部书稿相当粗糙，可外人有所不知的关键在于，正这两周闭关撰稿的经历，使我神奇般地挣脱了焦虑，重新点燃了自信和研究激情。

对于这件事，刘先生和师母以后再没有提起过半句，或许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这只是其帮助众多学生之事实中的一件“应当”的小事，可对于作为当事人的我来说，对于一个以教书为志业的实实在在的有限生命体而言，这件事情实在是重过千钧。“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今天冥冥之中再与导师说话，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词才能表达恒等于“再唤性灵”所能承载的感恩含义!

1998年我恢复授课后，原先熟悉的课程已由其他教师讲授，自己竟不知开设什么新课程为好。那时我人大的导师林茂生先生在晚年一直倡导和呼吁建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并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列为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他鼓励我补修研读中国先秦经典，先尝试开设“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专题”的本科选修课程。可以说，承担这样的课程，对于基础很弱的我来说毋宁是从头学起，亟需较系统的学术训练。那时林茂生先生已经荣休，但经他亲自推荐，四十七岁的我向刘先生提出了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请求。承蒙刘先生不弃，2002年秋，我成了他的入门弟子之一。

在刘先生导引之下，我用三年时间恶补了若干古书，重点在先秦至两汉一段。不少课程是在他家里上的。经常的情况是，几位学生带着自己的思考，带着自己的问题，带着自己的论文，当面向先生讨教。做学术，争论是难免的，有时学生当着导师的面就会因观点不同而吵起来。每当这时，刘先生总是静静地听，从不制止，也从不判定。最后在他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前，总是先说一句：“诸位都读博士了，而且还有些已教书多年，要有独立见解，决不可人云亦云。对我也如是。我只是提些意见，仅供参考。”在先生的“怂恿”下，还真有学生跟导师争辩，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每当这时，先生总是对这些批评意见报以善意的微笑，从不打断，也不辩驳，只是有时陷入他自己的沉思。但看得出来，这种宽厚的笑容，是一种对后学的鼓励，即使他本人对某些观点和陈述并不赞同。

记得那一阵子在年青人中兴起一股“福柯热”,我这个半老不小的人也跟着凑热闹。可面对杜小真老师翻译的那本《知识考古学》,总是云里雾里，死活就是读不懂，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一天半夜，居然梦见了福柯和他的书，什么“知识”“考古”“断裂”“碎片”“连续性”“解构历史的历史学”“作者死了”……那些在清醒时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概念，化作轻薄零散的碎纸，一片一片的，不上不下，来回在脑际中游走飘荡。瞬间，梦中的我似乎看到了些什么,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在福柯的意义上什么叫做“考古学”,为何以及如何可能对“知识”进行“考古”。于是我打开床头灯，大冬天里穿着内衣坐在上铺的床上，做了十几页的读书笔记。我的这种神经质的举动被宿舍里的同学传出去，成了善意的笑柄。自然，每有心得，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要向刘先生汇报，也不分时间和场合。一旦拨通电话，刘先生总是干脆的一句话：“来吧!”这一聊至少是一两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为这“蛮霸”耗费了导师多少时间和心血。在这期间，我又重读了张东荪先生1946年出版的小册子《知识与文化》,被其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和学贯中西的论述格局所打动，于是认真地写了篇《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的读书笔记，从“在‘知识差异’的比较中‘发现’中国”“在‘社会适应’的框架中寻求‘理由'”和“凸显‘中国思想’之特质”三个角度，提出要对中国传统思维的“问题意识”进行梳理和反思，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应当被视为比较差异的互证“参照”,而不应当成为“校正”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准则”和“坐标”。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模糊的宽泛术语，本身包含着多层面多向度的复杂内涵。虽然都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这一议题，显然，张东荪先生1946年的“问题意识”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独特本性”,而刘泽华先生则意在挖掘和批判现代极权主义的历史根源，二者论述焦点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由于论域接近，马虎的学人有可能辨不清上述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而把二者看成同一研究路径中两种对立观点的冲突。如果以非此即彼之“极性”思维为前提预设，并以“立场”判断来评估上述两种不同层面的学术理路，那么,就难免混淆了这两种研究路径的价值指向和解析意图，乃至造成起码在表层来说的主观误读。说实在话，当初作为学生把自己研究张东荪先生的作业笔记呈送导师审阅时，我不是没有考虑到会发生各种可能性，也准备好了为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多层面多向度之复杂内涵的想法进行辩护。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面对与他多年深思挖掘的思路不尽相同的研究路径，而且是他的学生在探讨这另一种研究路径，刘先生沉思片刻后认真地说，张先生1946年所讨论的角度和观点值得深入研究，但他并没有就“王权主义支配社会”这一明显的中国政治文化现象做出论述，看来我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我注意到，此时刘先生除了微笑的自信以外，没有丝毫“愠”色。接着他说了一段对学生既是勉励，又是期冀的话：一位学人，无论他持怎样的观点，但首先他得真信，真正认为其观点和论证是在追求真理。这时形成的差异和分歧属学派之争，不同观点值得尊重。如果成天高喊空洞口号，再想方设法拼凑材料以“论证”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可就是品质问题了，就应当离他远点。刘先生的这些告诫，学生至今乃至会终生铭记在心。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刘泽华先生的学术宽容是有道德底线的。今天，缅怀刘先生，心绪难平。此德此品，“不亦君子乎”?借用同门学友韦锦的话说：“清澈是你无需还原的本质!”

最后我想说，我是个幸运儿。因为我与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在价值理念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学生赞美他对人类自由理想的真诚追求，敬佩他在专业范围内挖掘“无限权力”之恶根的执着努力，也愿效法他几十年如一日敬业守操，做一个诚实清澈的人。

[作者简介]

萧延中(1955—),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毛泽东政治思想、政治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