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一派沉寂，台下的学生们都精神集中，紧盯着讲课的老师。讲台上的老师一言不发，深度的思考从他的眼神就能看出来，他一眨不眨的目光直视前方，好像观察一片超越教室时空、同学群体的神秘境界。他好像忘记了是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想他的问题。过了好一会儿，他从思考中清醒过来，继续阐述他的观点，一板一眼，缓慢讲授，思路清晰。这就是系里“四大才子”之首的刘泽华老师在上课。我们1978年初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对历史系的“老先生”都很熟悉，说起来如数“系”珍，同学们还私下里把那些勤于思考且善于写作的中青年老师称为“才子”。无论中国史班还是世界史班的同学都知道刘泽华老师课讲得好，特点是思想敏锐，善于思考，常常引导学生进入思维活跃的领域，所以选课的同学特别多，包括我这个世界史专业的学生。和后来的同学相比，我们1977—1978级最高兴的事儿莫过于系里的老师自郑天挺先生以下争相为我们上课，而且不论专业可以自由选课。其中，刘泽华先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一位，因为他是我们私下称为“四大才子”的中青年教师之首。

开学不久的一天，我作为世界史班的班长，第一次登门请教刘先生关于选课问题。在人格魅力各具特色的老师中，刘先生以思想活跃著称。我选修刘先生的课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那时，我国高等教育刚刚恢复，历史系同学可以自由选课。我虽然是按照“世界史专业”(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历史系设立这个本科专业)入学，但我们专业概念并不强烈，学校教务部门也没有严格限制，学习自由得很(记得好像当时全校九个系之间也可以自由选课)，同学们选课都因老师而异。刘先生是大家争相选择的“热门”老师，但我不知道世界史专业同学如何才能学好中国史，故登门请教。刘先生对我们这些“大龄”学生似乎特别喜爱，听罢我的问题，微笑着说，专业虽有不同，学问不分东、西，世界史同学选修中国史课程非常好。至于如何学好一门课，首先是听好课，其次多看书，再有就是勤思考。不管哪个专业，认真学习都是一样的。学习知识，增长见识，探索学问，世界史同学和中国史同学都一样。课程结束的时候，我提交给刘先生的作业是《孙子兵法研究》，记得还得了个不错的成绩，内心留下的一丝得意至今记忆犹新。这大概算作是刘先生为我第一次解惑。

毕业留校任教后，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于可主任的大力劝说下，我准备按照国家教委(即现在的教育部)和学校的安排去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进修学习。当时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1983年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这种做梦都想不到的机会竟然落到了我这个刚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头上，我如何才能利用好这次机会，如何才能完成好学习任务，心里没底。我知道前一年出国前往希腊进修学习的王敦书老师学养深厚、英文精道，进修学习自是锦上添花，我这刚刚毕业尚未入学术殿堂大门的后生如何应对，不辜负老师和组织上的信任，确实需要心中有数。除了请教其他老师外，我特别登门请教了已经担任历史系系主任的刘泽华先生。师母阎老师恰好在家，听说我要出国进修，显得比刘先生更高兴，连连说：“你得去，机会难得。”并提醒我注意办理出国手续的许多细节。刘先生则像在课堂上讲课时不时陷入沉思一样，思考片刻说，你要注意外语的学习，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把外语搞上去。我们这一代人外语的亏吃大了，你们年轻人，特别是从事外国史研究的更应该在外语上有个突破，你年龄虽然大了点，但是还来得及，要不畏艰难，充分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和良好的外语环境，争取外语过关。至于专业嘛，多收集些图书资料自学也可以。联想到刘先生多次在全系老师大会上，一再号召大家加强外语学习，我更明确了此次出国进修学习的目标。后来我在国外多次学习的经历，证明了刘先生的“先见之明”，包括希腊语在内外语能力的提高不仅扫清了我与外国学者交流的障碍，而且增强了我教学科研的能力。刘先生的第二次解惑使我受益终生。

1994年底，我学成回国，重新加入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大潮中。当时我已过“不惑”之年，但是作为南开大学文科院系回校任教的第一个“洋博士”，我深知如何尽快投身国内的学术海洋、融入国内的学术环境、发挥自身优势、弥补不足、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是亟待想清楚的问题。为此我又向刘先生请教，好在我们两家当时都住在北村同一楼房，来往非常方便，可以随时登门拜访。刘先生的外孙女“一一”对我不认生还特别有亲和感，师母都感到奇怪。但我顾不上和她玩耍，仔细地向先生汇报了自己的想法，请教在学术上还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关于学术方向定位的问题，刘先生认为虽然可以涉及的领域很多，但是要考虑自身的长处和短处，结合自身的“国情”慎重做出最后决定。基督教研究固然很新，但是比较拜占廷研究，我的长处更多，不仅工作语言和资料占有具备了优势，而且对国外学术发展状况比较清楚，教学研究有连续性。特别是国家派出学习拜占廷史，说明国家发展有所需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个人价值更能得到体现。先生一席话说到我的心坎上，更坚定了我从事拜占廷研究的决心。如今年近七旬的我目睹历史学百花园中盛开的拜占廷学新卉，眼见我国拜占廷研究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新人辈出的喜人景象，不由得对在天之灵的刘先生会心一笑。我心中更大的难点在学术上，即对拜占廷“军区制改革”的思考。我当时确定的第一大科研主题是拜占廷军区制研究，认为此项改革意义重大，是拜占廷帝国军事化的关键步骤，由于军区制改革的成功和在帝国全境的推行，拜占廷史进入长达数百年的上升期。因此应该将军区制在整个帝国的逐步推行看做是解开拜占廷帝国历史曲折发展的一把钥匙，即军区制搞得好帝国就强盛，反之就陷入衰落。我拿不准的是，这样的看法与国外学者的意见不同，特别是与相关权威学者的看法有别，是否会被指责过高估计了军区制的历史作用。刘先生听罢微微一笑说，听起来还蛮合乎逻辑的，如果你自信有理就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即便是权威学者在学术上也与你地位平等，我支持你就此深入研究，拿出系列成果。先生的鼓励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嗣后几年集中研究这一问题，并在《历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系列成果，还以此作为拜占廷帝国通史学术专著和教材的核心观点。出乎意外的是，国际同行也认可我的观点，为表彰我在拜占廷史研究中的贡献，希腊共和国特别向我颁发了金质勋章。刘先生为我第三次解惑帮助我在学术发展上首开胜绩。

刘先生退休后常住北美女儿家，我只能在他回国的间歇时间偶尔拜见。先生不仅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精力，思想一如往昔般活跃、锐利。我请教的问题多多，诸如“国学”、周秦巨变与欧洲中古社会、东方王权主义与拜占廷皇帝专制之比较等，不胜枚举。其中特别值得回忆的是关于世界史学科发展如何借助我国本土史学研究优秀传统的问题。早在钱乘旦老师作为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历史学)评议组召集人领导我们努力实现世界史学科晋升为一级学科的艰苦努力时，甚至成为首届(即第七届)世界史评议组成员后，我内心就困扰着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问题，这个学科与历史学门类下其他两个一级学科即中国史和考古学的关系，特别是世界史学科发展有什么独特性，在科研教学中应该采取什么特别的措施，一直没来得及想清楚。若有不解事问计于南山。刘先生饶有兴趣(但因耳背多少有些困难)地听我汇报了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变化，并不时插话点评，似乎特别认可我关于借助我国本土历史学研究长期发展经验推进世界史学科内涵式发展的想法，认为中国史或外国史都是历史研究的内容，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没有本质区别，同样重视史料的发掘与解读，同样需要学术创新等，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外国史研究史料难觅的问题大体可以解决，不同的是外国史研究要求学者具备更好的外语能力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中国有长期治史的传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也包括教训)，世界史学科发展应该加以吸收借鉴，中国学者从事外国史研究当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了。但是，所谓“优势”是什么需要仔细思考。中国本土的史学传统有好也有坏，外国的学术也一样有好有坏，要仔细鉴别，不能囫囵吞枣，一概而论。刘先生的点拨确实很有启发，这个大问题我至今仍在思考，力争早点想明白。希望刘先生这第四次解惑对我这个老学生有帮助，促使我更深入地思考并得到更合理的答案。

如今我虽然已经荣任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但刘先生永远是我这个老弟子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