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间我去北京，回程途经天津晤姜胜利兄，当晚我独自到南开大学西南村泽华师寓所楼下伫立良久，其时，先生已仙逝经年，我仍不能信以为真!曾经按惯了的门铃，曾经熟悉的窗口，曾经无比温馨的师生对谈，一切皆成往事，此悲何极!
2018年5月初，我和夫人去洛杉矶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毕业典礼后赴西雅图看望先生和师母。行前问师母，需要我们带些什么。师母说，近来先生畏寒，能否在国内定制两条羽绒裤。其时，正是江南草长莺飞之季，冬衣难觅，好不容易在扬州找到一家裁缝店，做得两条带到洛杉矶，准备等女儿毕业典礼后送给先生。在洛杉矶期间听师母说，先生这两天老是念叨“什么时候穿上何平晓静带来的羽绒裤啊?”我们赶紧先寄去一条。不久，先生长女刘琰告知，先生病情急速恶化。我们急飞西雅图，此时先生已入弥留，我们在病榻前百般呼唤，除了先生眼角的一行清泪外，再无回应!他老人家再也不能体味我们不远万里送来的温暖了，我们对滞留洛杉矶痛悔不已!
5月8日晨，朝霞凄美如画。下午5时许我们目送先生的灵车徐徐远去。此时，一向晴好的西雅图上空忽然一声惊雷，大雨倾盆。顷刻雨止，一道彩虹划破南方的天际，又复天朗气清。这或许是大自然献给先生的一曲挽歌吧。
先生长眠于西雅图的日落墓园，从此不再远离家人，岁月静好，不会寂寞。而先生与弟子，与南开，与故园，却又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他在另一个世界里还会怀念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那些面壁苦思之后的惊喜，那些充满机锋的思想碰撞，那些“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果敢与激情……
作为先生的老学生，我本想为先生写一篇悼文，但拥塞的悲痛让我无法落笔成文，只化作一纸和泪的诗行，西雅图追思会上我朗诵这首挽诗时数度哽咽，根本无法卒读。追思会上还放映了我和女儿合作的传记纪录片《走出王权主义》,该片是我们2014年10月献给先生八十华诞的贺礼，记得在寿宴前播完后，先生、师母很激动地向我女儿拥抱致谢。先生当时很是得意，说南开教授用影片庆寿的还只有他一人呢。谁料不到四年之后，我们竟又以此为先生送别!
展读先生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时常会触碰到这样温热的字眼：“留待以后讨论”,“希望反对者诸公从事实上予以驳斥，我期待着!”这些“留白”每每让我神思恍惚，觉得先生并未走远。我终于明白，一个真理追求者充满了“未尽事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先生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如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怀揣着乌托邦式的初心步入学术殿堂，然后目睹新世界的幻像被逐个击破。很少有人能从盲从中滋生怀疑，从怀疑中追寻答案，破茧而出。很少有人能始终守望着史学的温情，并用温情编织出启蒙的旗帜。很少有人能数十年如一日，在生命之树上嫁接思想的枝叶，形成如此宏大的学术体系。也很少有人能以如此宽广的胸怀，如此勇决的学术担当和社会担当，造就一个在国内外深有影响的执着于历史反思的学术群体。
然而，先生又开辟了一个时代。在我看来，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构建了极具阐释性的中国历史哲学体系。与同时代乃至前辈的思想史学者不同的是，他从不满足于将政治思想史局限在狭隘的范畴史空间内，而是从历史本体出发，重视政治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而这种互动又是通过生态性政治文化来充当酵母和“软件”的。譬如，先生会从古代社会形式主义的颂扬文化中发现一种王权主义的“权力美学”,这种看似虚应之辞的套语在濡染王权至上及主奴意识方面功不可没。又比如形形色色的“阴阳组合结构”决不仅仅是一种精英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王权主义的“解释的艺术”和“说服的艺术”,甚至成为古今通用的有关政治合理性的诡辩术，是政治思维、政治文化、历史样态“三位一体”的社会存在。
先生多次将战国“授田制”的揭视为他“学术生涯中最称意的一件事”,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大制度”,由此断定“权力(或王权)支配社会”既是中国社会财富与产品分配的主流形态，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制度土壤。尽管中国文化中不乏色彩缤纷的“边缘性美学”,但究其核心无非是认证或粉饰“权力支配社会”的“王权美学”。
与大多数“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的是，先生关于“王权主义”的历史哲学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这一历史哲学不应止步于反思或解构，而应谋求“建构”,准确地说，在反思中建构。作为后学，我们或许应该倾注力量，尝试以王权主义的历史演进为主线，重建中国史的叙事框架，最终形成更符合真实历史形态的中国通史。
先生在《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中说：“王权主义和王权支配社会，是我的基本学术理念……视野所及，并非仅局限于中国古代史，在观念上也有相当大的覆盖性，涉及‘泛王权主义’,‘泛王权支配社会’。”此一“泛”字，大有深意。这既是先生对其历史哲学的高度自信，也是留给我们的巨大的学术空间。对于后学而言，先生不应该只是偶像，而应该是不竭其流的源头活水，他以毕生的求索与循循善诱，启迪我们去放手开辟历史与思想的大江大河。
“人是思想的芦苇。”风雨如磐，而火不灭，唯思想者可以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