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一门还原历史、探究规律、传承文明的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事关国家文化安全、民族精神塑造、社会价值引领的重要基础学科。中华民族拥有世界上最为悠久、连续、系统的治史传统，从《尚书》《春秋》到二十四史，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到经世致用、明道救世的学术担当，熔铸了鲜明的学术品格。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思潮交流交锋的新形势，全国史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勇担使命、奋发有为、创造佳绩，历史学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凸显。系统总结近10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就、内在逻辑与基本经验，既是对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的学术回应，也是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在新征程上守正创新、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引领新时代中国史学新航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系统完备，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等各方面，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价值、根本方向、基本规律和实践路径，为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围绕历史和历史科学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深化了我们对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规律性认识，构成完整、科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时代价值和实践要求，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中强调，全国考古工作者要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作出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指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历史研究院时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文化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照亮了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的前行之路，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突破。
新时代中国史学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最鲜明的品格就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坚定的立场就是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错误思潮。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与当代实践，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提炼问题、总结规律，让史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制高点，创造性提出大历史观，强调“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广大史学工作者把握唯物史观的当代价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持续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制度演进的内生性研究阐释，围绕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制度的历史渊源、中国道路的历史演进等重大问题潜心研究，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新概念、新理论与新方法。一大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优秀专著、教材、论文相继问世，形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高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核心任务。在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学科体系建设重在优化布局，做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扶持冷门“绝学”，发展交叉学科，打造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符合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学科布局。学术体系建设重在立足中国历史实际，提出原创性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范式。话语体系建设重在构建融通中外、易于理解和接受、具有说服力的历史叙事与文明话语，提升中国历史学国际话语权。10年来，“三大体系”建设成为贯穿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主题主线，推动历史学从自发分散走向自觉系统、从局部推进走向整体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史学传承和弘扬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把历史研究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治理、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紧密结合，在回望历史中系统提炼治国理政的智慧、修身立德的养分、应对风险挑战的经验。新时代中国史学不满足于单纯文献考订考据和史实考证，强烈的现实关怀驱动中国史学在深度和广度上持续拓展。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围绕文明起源、国家形态、经济制度、社会转型、现代化道路、中外关系等重大理论和前沿问题，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边疆治理、建设海洋强国、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实践命题，推出具有标志性、战略性、引领性的优秀成果，产出一大批务实管用的资政报告，不仅实现从“碎片化研究”向“体系化创新”的转变，而且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筑牢历史根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史学智慧。新时代中国史学把赓续中华文脉、谱写时代华章的重任扛在肩上，以历史普及、历史教育、历史传播为链条打造大众史学新亮点，以更加新颖多元方式传播科学正确的历史知识，讲好中国历史故事，不断增强全党全社会历史自觉、文化自信，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贯穿着鲜明的人民立场。历代史家多心怀天下，中国史学素有“以民为本”的传统，新时代史学工作者胸怀“国之大者”，更加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积极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做脱离现实的象牙塔学问，在坚守学术求真本性、饱含家国情怀的史学研究中，实现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正、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人民至上之正，创理论阐释之新、研究方法之新、话语叙事之新、传播形态之新，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展开有思想、有灵魂、有情怀科学研究的真实写照。坚持会通古今、融通中外，把中国史寓于世界史整体中考察，把文明史寓于人类历史长河中思辨，把百年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寓于中外历史双重维度中探究，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史学在长时段、全局性、系统化研究道路上勇毅前行的创新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宏阔视野，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充分体现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方向指引，从根本上重塑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格局，为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思想动力，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步入思想自觉、学术自主、话语自立新阶段。
二、新时代中国史学取得突出成就
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激励下，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深耕细研，潜心治学，学术视野显著开阔，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无论在基础性关键性重大历史理论和前沿问题上，还是在三个一级学科建设上，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中国史学开新局。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最具标志性和全局性的大事，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2019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既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文化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对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以来，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组织编纂《习近平论历史科学》《习近平关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重要论述摘编》等著作，立项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通史研究”、“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等课题，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早期碰撞及其理论启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与“三大体系”建设》等理论文章，举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建设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在学习贯彻、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中，展现中国史学新作为，开辟中国史学新境界。一段时间以来，史学领域出现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趁虚而入，对学术生态造成消极影响。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历史研究院组织专家学者重点围绕“新清史”、“内亚史观”等谬论展开有理有力批驳，打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肃清“新清史”流毒的组合拳：发表《澄清中国世界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等理论文章；在《历史研究》《历史评论》等期刊组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等专题笔谈、开辟“新时代中国史学”等栏目；新媒体矩阵以鲜活生动的方式讲透讲活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开设“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专栏，截至2026年初，刊发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文章和批驳错误思潮文章140余篇，制作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原创短视频数十个，其中部分作品全网点击量达到300多万。
中国历史研究院大力开展有组织科研，集中优质史学资源和力量，高质量完成一系列重大学术任务。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指导下，组织开展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立项“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研究”等百余项重大招标项目。组织实施以《（新编）中国通史》（《中华民族史》）纂修工程为龙头的若干重大学术项目，产出《（新编）中国通史纲要》《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等重要阶段性成果。创设全国主要史学研究与教学机构联席会议，目前成员单位达到69家。启动科研创新试验点建设，组建“甲骨科技分析”、“中国海洋文明”等多个科研创新团队。面向全国史学界遴选并实施“学者工作室”、“兰台青年学者计划”等项目。实施“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资助项目”等，面向全国资助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和集刊近百种。成立“甲骨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研究中心”等多个非实体研究机构，以点带面，合理布局，搭建起机制灵活、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高效、开放共享的全国史学专业学术平台。
中国历史研究院致力于打破学科壁垒，跨越学术鸿沟，推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考古学、边疆学等多学科协同融合，特别是深化科技考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202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成立，下设13个子实验室和5个科技考古联合实验室，研究领域涵盖碳十四年代学、古DNA、同位素分析、残留物分析、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纺织考古、文物保护科技、文物保护修复、考古遗产、实验室考古方舱，综合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学科技术，开展跨学科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高水平复原青海泉沟吐蕃王冠、唐代陶质龙首建筑构件等文物，展现了“在发掘中保护、在保护中研究”的精细化科研能力。这一重点实验室的成立，是近10年来我国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快速发展的缩影。全链条的科技赋能，有力推动文明探源、深海考古、文物修复、数字保护等各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科技考古引领考古学研究方法革新，多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古基因组学与考古学结合，为南岛语族起源、汉藏语系演化等重要问题提供关键证据链。新一轮技术革命为考古学研究阐释向纵深发展开辟了崭新路径，开启我国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新篇章，极大带动考古学乃至中国史学学术形态的深刻变革。
《历史研究》《历史评论》《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考古》《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10多种期刊集刊，共同组成中国历史研究院期刊方阵。由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组成的新媒体矩阵异军突起，成为互联网上受关注度颇高的史学传播新军。中国考古博物馆自2023年9月正式向公众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观众近200万人次，入选“全国文化中心建设2023年度十件大事”；先后推出“民族复兴的百年旗帜”、“从‘九层妖塔’到阿柴王陵”、“考古与中华文明溯源展”、“龙·中华民族的图腾”、“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八千年玉文化展”等专题展览，深受各界观众青睐。推出《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世界简史》等科普读物，赢得社会各界好评。与中央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考古公开课》等大型历史文化类节目，以历史文化厚度彰显精神高度。
中国历史研究院取得的成绩，既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凯歌前行的集中体现，也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注入清流。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并作出的重要指示，使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新时代中国史学迎来新的春天，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踏上新征程，以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致力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传承文明的科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作为，潜心学术创新和理论创造。新时代中国史学迸发出空前的活力和朝气，昂首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二）历史理论新建构。新时代中国史学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围绕历史观、学科体系、理论方法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度探索。有学者指出，要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古代史研究，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深度融合。中国近代史领域，在对“告别革命”论展开批判的同时，学界开拓“新革命史”研究，致力于从学理层面持续深化对20世纪中国革命复杂性的历史认知。关于新中国历史分期、主线与本质的讨论持续深化，学者融汇党的伟大实践创造，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贯通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彰显新中国史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学者倡导以大历史观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新中国史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因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重任，“中华民族”概念研究取得新进展，有学者通过考证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过程，厘清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逻辑。
构建中国世界史叙事体系，核心在于冲破“以西为尊”藩篱，确立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广大史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为理解近代早期以来世界历史的宏大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分析工具，更加清醒地把握当代世界历史理论的复杂图景。《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中国叙事与世界历史：当代史学前沿》《与距离斗争：中国和西方的古代世界史研究》《世界简史：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新世界史纲要》等新作，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理论思辨全过程，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宏观规律，系统展现世界史话语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为书写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史研究提供学术评判与实证推演。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叙事中根深蒂固的“欧洲奇迹”神话与线性史观，遮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批判和超越“西方中心论”，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突破“西方中心论”不仅需要纠正被其扭曲的历史事实，更需要批判西方的理论框架和价值判断。为此，史学工作者努力摆脱以西方为参照的思维定式，致力于发掘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主体性。比如对日本近代“东洋史学”及战时“大东亚史”、“万国史”叙事展开批判性研究，尝试揭示知识生产如何被政治权力裹挟，并成为殖民扩张工具的历史教训。与此同时，有学者积极倡导开展全球史研究，强调区域间联系、互动与多中心叙事，力图呈现一幅更加包容、平衡的世界历史图景。《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基于扎实的史料与全球视野，还原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相互交织、互为支援的历史全景，凸显中国作为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的地位与贡献，在国际学界积极争取历史叙事话语权。事实上，系统构建以人类共同发展与文明互鉴为主线的世界史叙事新体系，立足中国视角，全面完整归纳、总结、提炼、阐释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历史经验、发展道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全新阐释框架，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鲜明指向。
新时代以来，有关深化考古学研究阐释的学术对话，从一个侧面反映新时代考古学从“重挖掘轻阐释”向“挖掘与阐释并重”迈进的学术趋势。陈胜前指出，考古阐释区别于一般科学解释的关键在于主体性，它有助于揭示物质遗存的文化意义，沟通考古研究与现实社会。在理论层面，中国考古学正经历从文化历史范式向更多元范式的变迁。余西云和韩建业认为，中国考古学在百年发展中，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为特色的学术传统。陈淳和张萌认为，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力求走出“二重证据法”经验束缚，将典籍文献视作问题来源，运用“假说—检验”法实现历史学与考古学深度融合。伊安·霍德、张涛等认为，因应丰富多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挑战，以人文科学为导向、侧重历史时期考古的后过程考古学日益勃兴，强调“透物见人”的阐释，关注物质性、能动性与历史记忆构建。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刘毅和吴敬等主张既要依托文献，又要坚持考古材料客观性，辩证把握文献阐释尺度，形成“异同互见、相得益彰”的历史叙事。
（三）体系建设新跃升。围绕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展开的讨论，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重要议题。有学者强调理论思维在学术体系建设中的基础性意义，指出无论偏向理论还是资料研究，都需兼顾概念性、结构性及辩证思维引领。有学者从学科、范式、话语三个维度梳理新中国史研究理论脉络，强调应涵盖史学概论、史料学、编纂学等多元领域。有学者从“三大体系”视角反思中国史教材建设，提出以贯通性思维设计中学与高校教材内容，强化教材的学术引领功能。
新时代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突破，在于“立足中国实际、构建自主体系”，实现从学科建设到理论创新、从史料整理到话语建构、从人才培养到国际传播的全方位突破。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理论、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各专门领域取得诸多新成果，使中国历史学科体系实现质的飞跃，理论自主、要素齐整、方法多元、贯通古今的新型学科生态跃然于世，凸显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自觉、自主与自信。
在中国史领域，专门史研究可谓风起云涌，新兴学科快速成长，与传统领域交相辉映，极大丰富了中国史的内涵和外延。以边疆史为核心的边疆学研究，是专门史领域颇具典型意义的学科领域。边疆学界注重从历代治边理论与实践出发，探究中国疆域形成发展脉络，探寻历代边疆治理规律，构建中国边疆学话语体系，直面“新清史”等错误思潮冲击挑战。边疆学研究超越历史地理学术范畴，与政治学、民族学、国际关系学等交叉融合，在更宽阔的视阈下探讨边疆治理、国家认同、疆域理论等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海疆史研究日益受到关注，既是学术发展使然，也是直面严峻现实挑战的必然。围绕海疆领土主权要素、时空脉络、基本范畴与中外比较等问题展开的讨论，进一步明确历史叙事、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内容。此外，行龙等学者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近代史，尤为关注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学界将人类学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相互结合，催生对“文化转向”议题的深入反思。医疗史、情感史、环境史等新兴领域也涌现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筚路蓝缕，到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再到如今作为一级学科的建制，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已走过70余年光辉历程。新时代中国世界史学界，肩负破除西方话语垄断、为全球治理提供历史智慧的时代责任。世界史学者反思、批判“西方中心论”，立足中国经验与问题意识，重新审视和书写世界历史，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三大体系”走深走实，世界史研究展现出新格局，拓展了研究新边际，凭借跨学科整合能力及对全球互动关系的洞察，为理解当代世界面临的气候变化、疫病流行、移民浪潮等诸多共同挑战，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世界史的研究张力体现在整合全球多中心的文明互动，以及兼顾人类社会的纵向演进和横向联结，而学科融合的深入，不仅带来研究范式更新，也造就研究范畴的迭代。全球环境史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分析核心要素，探讨其如何在全球尺度上塑造人类文明，有力挑战传统史学的人类中心论。跨国史致力于打破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关注人、思想、资本、制度等要素的跨国流动与联系，使研究者从更多面相重新思考世界历史。从海洋视阈审视世界史，将海洋从连接通道提升为历史发展的能动性舞台，为理解区域互动与全球网络提供全新叙事。此外，对历史上重大传染病传播过程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对全球商品流动史的考察，展现了微观史、物质文化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强大解释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构建中国自主的考古学知识体系成为学界的行动自觉。10年来，旨在通过物质遗存重现人类过往的考古学，基于百年发展历程的深厚积淀，从证经补史的传统转向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学科体系，在多学科融合与全球对话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考古学无论在田野考古，还是在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进程、揭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刘庆柱基于中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等国家文化的物化载体研究，阐释“中”与“中和”理念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思想根源，也是凝聚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与中华民族历史核心价值观。李新伟通过考古实证成果，推导中华文明各区域同步发展、密切交流的历史进程，描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雏形，论证“最初的中国”形成，持续深化对中华文明早期格局的认识。“中国早期文明丛书”、《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等陆续出版，推动从考古发现到理论阐释的升华。
10年来，中国考古学从学习引进到参与全球对话，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傲居世界舞台中央，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上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尊重。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在世界考古论坛等国际学术场合屡获认可；中国学者在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等方面提供的方案与技术，成为国际合作通用“语言”。“一带一路”联合考古蓬勃开展，中国考古团队在埃及、洪都拉斯、罗马尼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发掘和考古研究，搭建文明互鉴桥梁。关于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地区唐代热海道军镇遗存的研究，关于新疆景教寺院遗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国际学界对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知。
（四）系统性研究谱新篇。10年来，我国史学界以通史与断代史纂修、专题研究与史料整理、数字技术与考古学融合为核心，实施一批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学术工程，系统性研究成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突出特征。
通史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史学界赓续“盛世修史”的优良传统，通过理论方法创新，渐趋形成覆盖古今、贯通中外的通史编纂格局。作为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由中国历史研究院牵头实施的《（新编）中国通史》（《中华民族史》）纂修工程，于2020年6月正式启动。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型学术项目，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会聚全国数百位专家学者，广泛吸纳最新学术成果，全面系统阐述从文明起源至社会主义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进程，倾力打造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通史典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工程《中华思想通史》于2014年10月启动，系统梳理中华思想发展脉络，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思想史知识体系。“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历经20余载不懈努力，以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为主体，完成106册初稿，进入审改、统稿攻坚阶段。国家“十四五”规划重大文化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2021—2026）以史纲、通史、史料汇编为主体，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体系。
由中央八部委统筹协调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2021—2025）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专项“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立项30余个课题，出版一系列大型资料集，建成“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接续实施第四、五、六期，以大量出土文物实证中华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宏大演进脉络，关于中华文明形成时间、脉络和特点的认识更加清晰。从2017年启动至今，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聚焦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等关键问题，围绕良渚、殷墟、河套地区、长江中上游、长江下游等关键区域实施一系列主动性发掘，二里头遗址、殷墟遗址、南海深海考古、长江口二号古船等取得重大进展，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10年来，大型历史文献资料类成果硕果累累。2021年9月，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持编纂，汇聚300余位历史学者耗时27年完成的《今注本二十四史》问世，为古史研究提供了精准权威的文本基础。由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工程，收录历代正史、方志、档案、考古、民族文献等，初步搭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史料体系。与此同时，出土文献发掘整理迎来新高峰，极大推动完善古史系统建构，引领先秦秦汉史、敦煌学等相关研究持续深入。《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兰溪鱼鳞图册合集》《海外藏中国民俗文化珍稀文献》《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释》等民间历史文献与地方档案资料汇编成果陆续面世，促进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研究走深走实。
10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整理进入规模化、系统化、数字化新阶段，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珍稀典籍汇编》首开民族文字古籍系统性整理先河，收录14种少数民族文字撰写的190余部珍稀典籍，涵盖历史、哲学、宗教、医学等9个领域，是一部重要的民族文献集成。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历时20年完成《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其中后者共收录7—10世纪原始手抄文献3174件、高清图版2.8万余幅，是继敦煌汉文文献后最大宗流失海外文献以高清图版形式系统性回归。由扎雅·洛桑普赤主持编纂的《清代西藏地方档案文献选编》收录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1522件清代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相关原始档案，为研究清代西藏历史提供了珍贵史料。由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主编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为深入研究元清两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辖，以及西藏地方史、民族关系史、文书制度史等提供宝贵档案史料。《英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献整理考释》对80多种佛教文献进行整理和释读。《国家图书馆藏东巴文献汇编》收入东巴文古籍3781册，是目前最大规模原貌出版的东巴文献集成著作，被誉为古代纳西族百科全书。此外，“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选读丛书”首批11册图书，涵盖藏文、布依文、傣文、托忒蒙古文、彝文、回鹘文、回鹘鲁尼文、契丹小字、满文、西夏文等，是国内首套民族古文字文献系统选读教材。
（五）现实观照启新程。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最深厚的优良传统。广大史学工作者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关切，把历史研究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密结合，主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聚焦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时代命题，从历史深处探究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内在规律、实践路径与精神根基，大批优秀学术成果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智慧，为民族复兴伟业培根铸魂。
文明起源研究是近10年来历史学界着力甚多、用功至深的学术议题。王巍等学者撰写的《溯源中华文明》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余年成果的集大成之作，系统阐释了多元一体、绵延不断的文明格局。冯时提出，天文为文明之源的认识，构建“三要三本”理论，论证中华文明至少有八千年历史。韩建业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包括北方、中原、东方三种模式，提出中华文明“一元多支一体”理论框架。此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石峁遗址研究资料汇编（1977—2023）》与“良渚文明丛书”等著作，以及《农业塑造“中国”——试论中原中心形成的经济基础》《中国农业起源与早期农业文化格局的形成》等大量学术论文，助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展现出勃勃生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命题。学界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以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古DNA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互证，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络和发展逻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历史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学科奠基之作，以整体视角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王延中全面叙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过程，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道理、学理、哲理。陈育宁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与内在逻辑。郑大华全景式考察中华民族观念从1840年后开始觉醒到抗战时期最终形成的完整历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纲要》作为国家重大学术工程的核心成果，力图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史前到当代的历史叙事框架。马大正提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知识体系的构想，坚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立场，对当代中国边疆稳定，特别是新疆稳定与发展战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石硕认为，藏彝走廊作为民族众多和文化多样性突出区域，在民族交往中遵循“求同”、“求和”原则，文化上持开放、包容态度，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宝贵经验。张旭通过分析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不同颅面形态特征，证实该地区不同人群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奠定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治理作出的重大贡献，也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开辟了崭新理论视野和学术空间。史学工作者深入探寻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联系，基于对世界历史的深入考察，深刻认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将世界联为一个有机整体，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的当代实践，也植根于讲求“天下大同”、“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与以往不同，新时代中国世界史研究更加注重从中国历史中汲取滋养，更加注重在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相互融通中、在中国与世界的彼此交互中，思考世界历史演进规律，从不同侧面展现人类在特定区域探索共同生活、处理彼此关系的历史经验。
古代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使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宝贵历史文化遗产在两千多年后焕发出新时代光芒，激发史学工作者全面、系统审视古代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情。史学界不仅关注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世界商贸通道的重要功用，更将其视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动态网络，深度阐释历史上跨文明互动的复杂机制与深远影响，向世人展现人类社会正是在互学互鉴互动中不断聚合为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真谛。
（六）冷门“绝学”新作为。10年来，传统上被视为冷门“绝学”的学科，展现出强劲回暖势头。2018年6月6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关于组织实施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的通知》，正式设立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布《关于扶持“绝学”、冷门学科发展的意见（试行）》，采取“一人一策”、“一学科一策”方式，给予特殊扶持。中国历史研究院面向全国史学界，启动“绝学”学科扶持计划，对“绝学”展开全要素、全方位、全链条扶持资助，覆盖学术研究、人才引进、梯队培养、成果产出等方面，为冷门“绝学”建设发展提供了又一通道。全国社科工作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分别推出分众性、差异化扶持项目，为冷门“绝学”学科建设注入强心剂。202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启动冷门“绝学”高端人才培养工作，创立中国社科院大学冷门“绝学”协同创新研究院，下设满学、简帛学、古典学等5个研究中心，开设满语、简帛学概论、西夏学概论、古希腊文、古拉丁文、古文字学等核心课程和系列讲座，自主设置“满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努力培养相关专业后备人才，同时携手国内高校与科研单位创立全国冷门“绝学”科教联盟。2025年6月，托忒文文献学、纳西东巴文学、古典学、南方汉字系文字、佛教文献学、简帛学、突厥学、中国民族古文字学、西域古文字学、古藏文共10个学科，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资助。2024—2025年，古典学、埃及学、回鹘文献学、彝铭学、突厥学、琉球学等16个学科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院“绝学”学科扶持计划。
在多方大力支持下，冷门“绝学”学科建设取得新成效。比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数据、云平台支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由多家研究机构和院校共同实施，涉及历史、考古、文学、艺术、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科研力量整合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集甲骨文文献库、著录库、字库等三库合一的“殷契文渊”于2019年向公众开放，形成世界上现有资料最齐全、规范、权威的甲骨文数据平台，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云时代”。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于2024年组建数字甲骨共创中心、实施甲骨文全球数字化回归计划。满学、满文研究逐步发力，成果不断产出。截至2025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完成著录并在馆内信息化平台对外开放满文档案40万余件，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及目录1000余册，建成并开放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14个，含满文档案21.9万余件、满文单词1.38亿个。继《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之后，2022年《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和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标志着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刊布接近完成，显示我国西域研究迈入非汉语文书的“深水区”。简牍学建设同样令人振奋。2012年，甘肃建立简牍博物馆；继2021年西北师范大学成立简牍研究院后，2023年8月该校又成立简牍学科交叉中心。历史学人的持续奋斗，推动冷门“绝学”步入黄金期。
（七）区域国别史研究展新貌。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视阈进一步拓展。区域国别史研究是世界史的传统分支领域，在区域国别学强力整合下，传统区域国别史研究展现新趋向。如果说传统区域国别史研究侧重基础性与本源的揭示，那么在区域国别学学科范畴内，区域国别史研究更倾向应用性与现实导向，更注重历史与现实结合，更强调服务于国家战略与现实需求，它要求研究者具备更宏阔的视野和更强的跨学科能力。钱乘旦以英国史研究为例，通过从英国史到英帝国史再到更广阔的区域研究，呈现从个别到综合的研究历程。昝涛指出对土耳其史的研究，要将其置于奥斯曼帝国遗产、伊斯兰世界网络，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演变中加以审视，才能深刻理解其国家行为底层逻辑。对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历史研究，日益突破西方中心叙事框架，更多关注其文明独特性、创造性及其在全球联系中的主体地位。区域国别史研究凭借其深厚的历史纵深与理论厚度，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注入动能。
近年来关于全球南方史的研究引起高度关注。钱乘旦以全球南方为视角，突出亚非拉地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作用。殷之光系统梳理“被压迫民族—第三世界—全球南方”概念谱系，提出全球南方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王邵励构建以南方自主、普遍联系、反西方中心为核心的“全球南方史学”理论体系。刘德斌、李东琪则是国内较早系统倡导全球南方史学的学者。围绕非洲、拉美、亚洲全球南方三大重镇，涌现出一批优秀成果，如《非洲现代史》《中东史》等。尽管我国全球南方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展现良好势头，不仅初步形成以区域国别史为基础、全球史与理论探索为引领、南南关系与反殖民史为主线的特点，而且在理论、方法、实证、资料整合等方面打下良好基础，显示巨大潜力，成为区域国别史领域令人期待的学术增长点。
以上从七个方面回顾了新时代中国史学近10年在主要领域走过的历程、取得的成绩。新时代中国史学的辉煌，通过一篇文章作全面总结显然无法做到。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只能择其要者，挂一漏万之处，还望学界同仁海涵。
三、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
新时代中国史学在理论建构、史料发掘、学科融合与话语传播等方面取得系统性进展，累积具有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奠定扎实基础。透过10年来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成长历程，可归纳出以下经验。
第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我国史学界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和历史科学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主线，以提升历史学学术原创能力为支点，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平台为牵引，以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建设学科布局优、学术根基牢、科研水平高、服务能力强、国际影响大的新时代中国史学。直面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在思想激荡中清晰响亮地发出时代正声，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完善学科布局。学科体系的优化，为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夯实基础——中国史研究深耕本土历史脉络，世界史研究弥补传统领域薄弱环节，考古学则通过实物资料为历史阐释提供关键支撑。三个一级学科相互补充、协同发展，搭建覆盖古今中外、贯通文献与实物的完整体系，既推动专题研究的深化，又促进跨学科整合，拓宽了新时代中国史学创新发展的广阔空间。同时，学科布局展现出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通过分科优化、交叉融合、战略导向实现历史学学科转型的趋向，既坚守史学本体，又主动回应时代要求，赋予新时代中国史学体系化、开放性、动态性特征。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进一步优化，将“文物”、“博物馆”调整为专业学位，并将“文物”划入交叉学科门类，推动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分类发展。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升为一级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转向其下二级学科方向，历史学门类内近现代/当代史布局更趋协同。2025年本科目录新增古文字学、文化遗产等特设专业，呼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文化遗产保护国家战略。边疆学、区域国别学等交叉学科快速发展，历史学向广度和深度上挺进的路向更加拓宽。
第三，推动学科融合。跨学科交叉融合、科技赋能史学研究，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显著特征。新时代中国史学面临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哪个学科能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也没有哪个学科能脱离其他学科的支持而独立发展。二是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历史学的研究形态与学术生态，没有哪一个史学领域可以置身于外。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也只能在不同学科的交融汇合中实现突破和进步，必须也只能在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有机结合中实现创新和跃升。广大史学工作者顺势而为，立足历史学研究规律和成果产出规律，主动强化跨学科、跨视阈、跨区域、跨部门的交叉融合。学科融合不断深化，促使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交叉研究日趋成熟，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蓬勃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推动历史学进入“数智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新技术力推历史文本动态转化与碎片化史料系统整合。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历史学循证知识库构建，为史学研究提供智能化工具，提升论证科学性、可靠性。在考古学领域，科技手段应用更为广泛，从遗址勘探到文物保护，从年代测定到成分分析，科技力量使考古发现与历史解读更加精准，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历史学深度融合，打造全方位、多维度的智能化应用系统和应用场景，赋能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
第四，突出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守正创新的核心要义。直面重大时代命题，以问题意识引领学术探索，在破解难题中彰显史学价值。新时代中国史学紧紧围绕重大理论与前沿议题展开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植历史学与考古学协同攻关，深刻揭示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从历史脉络、文化认同、民族交往等多个维度展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术支撑。学者从历史学视角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深度挖掘中国式现代化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时代的演进脉络，阐释其区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学者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法论，锚定党史国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贯通“四史”内在逻辑，通过强化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相互统一，使党史国史叙事体系更具学理性和解释力。史学研究聚焦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将其置于人类历史长河中考察，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从以往的“线性历史”提升为“整体视野”，打破碎片化研究的局限，为全球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第五，深化交流合作。在深度参与国际史学对话的同时，致力建构基于中国实践与中国经验的历史解释和话语体系。新时代中国史学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中国历史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与阐释，新时代中国史学向世界传递中国历史智慧，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国际化与自主性的有机统一，使新时代中国史学在融入全球史学学术格局的同时，更加凸显中国精神、中国思想、中国价值。中国史学以更加充盈的气度和姿态，阔步走向世界历史学舞台中央。
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相比，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要求相比，历史学研究还存在不小差距。主要包括：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还不够完善；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现象时有发生；历史学各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尚未彻底打破，学科交叉融合尚需加大力度；阻碍历史学高质量发展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仍然存在，建立符合历史学研究规律、成果产出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评价体系迫在眉睫；国际交流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与我国历史学大国地位还不相称，议题设置能力、学术参与度及国际史学话语权亟待提升；历史教材与历史学研究新成果、新认识、新结论之间尚有脱节，差异化、精准化历史教学体系有待进一步构建；历史教师队伍建设还存在短板等。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全国史学界同心协力、勠力同行。为此，笔者认为要着力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旗帜和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史学提供强大理论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史学行稳致远的最大法宝和最大政治保证。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毫不动摇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引领，深入领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自觉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设全过程；自觉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总指引、总遵循，贯穿在理论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各方面。在指导思想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坚持理论彻底，理论只有彻底，才有说服力，才能在各种学术思潮的激荡碰撞中站稳中国立场，彰显中国史学的风骨。
二是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而光荣的战略任务，也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环节。新时代中国史学要扎根中华大地、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学脉，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为学术创新涵养精神之源。要以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探索面向未来的新理论。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要立足中国的理论、思想和经验，展开长时段、全局性、整体性研究，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凝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要强化问题导向，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解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提出真见解。
三是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史学创新能力。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学术生态。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热爱学术、献身真理的志向追求，鼓励面壁向学、潜心治学。新时代中国史学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优秀理论成果。要鼓励解放思想、发挥个性、大胆探索，创新拓展主题、内容、形式、方法，不断提高史学研究的原创性和自主性，努力推出无愧于时代的理论精品，推动史学研究从“高原”走向“高峰”。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和学科融合，立足“十五五”时期史学研究的新特点和新业态，加强传统优势学科，强化新兴交叉学科，扶持冷门“绝学”学科。要努力打破历史学各学科各领域之间的学术壁垒，努力跨越理论鸿沟，促进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深度交叉，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有机统一，使新时代中国史学在学科交叉融合中拓宽新路径、取得新突破、建构新体系。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更开放的心态拥抱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全面推进历史大数据平台、智能分析工具、数字历史实验室、虚拟仿真考古、数字博物馆等全面发展，推动史学研究向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转型，开启史学研究新范式。
四是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史学研究队伍。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根本上有赖于一支高水平的史学研究队伍。要坚持“目中有人”，把培养、支持高水平史学研究人才作为战略任务来抓，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完善人才评价体制机制，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建立科学权威、符合历史学发展规律的评价体系，使史学工作者充分展示才华，努力培养担纲顶梁的史学领军人物，培育大批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英才新秀。新时代中国史学承载的时代使命，决定了史学工作者必须胸怀“国之大者”，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必须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产出更好更多精品力作；必须坚守应有的学术价值、学术立场、学术原则，坚持独立思考、独抒己见。要努力营造更加有利于史学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努力造就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修养和综合素质过硬的史学铁军，努力打造有思想、有风骨、有情怀的新时代中国史学学派。
五是持续提升新时代中国史学传播力影响力。全面提升中国史学传播力和影响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更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成色。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进完善高水平国际史学交流合作体制机制，加强海外中国历史学重点基地建设，建立健全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工作责任体系。打造国际一流史学期刊、出版物和学术论坛，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话语和叙事体系，提高讲好中国历史故事的能力水平，让更多国外受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提升中国历史学国际传播效能，知外是前提。为此，要加强区域国别史研究，深入了解对象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增强国际历史学学术交流合作的精准度和实效性。要强化用历史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完善交流机制，拓展交流渠道，积极推动中国历史学“走出去”，鼓励更多专家学者和优秀学术成果走向世界，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不断增强中国史学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照亮了新时代中国史学前行之路，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实现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的变革与发展。回首来时路，成就令人鼓舞；展望新征程，使命催人奋进。在新的征程上，新时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必将坚守学术初心、担当文化使命，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断推出具有思想穿透力、学术原创力、社会影响力、国际传播力的重大成果，以更加鲜明的中国风格、更加博大的世界胸怀，屹立于国际史学之林，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宏大实践、为人类文明进步书写新篇章。
（作者李国强，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