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独立学者，主要从事科举学、教育史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杨玉圣主编：《学术共同体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提出“一代难以成为学者”的原创理论，以此破解“钱学森之问”。
提要：华国锋当初似乎无意恢复高考,但他“原则同意”的1977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事实上已经多处打破了“两个凡是”，客观上迈开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步。邓小平主持的科教会议及他责令召开的第二次高招会议，真正启动了恢复高考的按钮，但华国锋的警示和“十一大”的召开,使恢复高考的步伐又回到了原点。9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杨的上书，促使刘西尧重新前行，到9月中旬,即招生意见第四稿再呈与会者讨论时，高考恢复工作已接近基本完成。15日记者的第二次上书和邓小平9·19讲话，再次打破僵局，剩下的“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也被废除。10月5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以刚发现的毛主席“指示”这个合法性拍板恢复高考，并操盘实施方案。作为华国锋的助手，邓小平既是恢复高考的决策者，也是华国锋意图的传达和执行者。
目前的研究存在路径错位等根本性的问题，严重低估了第一、二阶段的意义,更忽略了华国锋和刘西尧的作用。华国锋从有限改革的理念到合法性恢复高考的转变，以及对主流舆情的始终掌控，反映了恢复高考进程的主线、节奏和作为当家人的权威。“两个凡是”中，华国锋对“决策”的通融和邓小平对“指示”的回避，在策略上异曲同工。
紧接着批判“两个估计”的力度之大、影响之广，空前绝后。这除了为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华国锋在告诫全党，恢复高考并不是在“两个凡是”上放水，“两个凡是”的原则仍必须坚持。
一、问题的提出
通常认为恢复高考过程的研究,已有非常清晰和权威的官方与学术叙事。但据笔者对收集的数以百计的相关论著阅读，觉得近三十年来，几乎所有人把笔墨仅焦聚在邓小平的8·8讲话和9·19训导上，对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另两个关键或重要人物——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不是忽略，就是当阻力来对待。这就势必酿成恢复高考过程研究中路径错位的苦果——因华国锋的犹豫不决，导致高层迟迟不能统一思想而延缓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出台的原因，归结为邓小平如何推倒“四人帮”炮制的阻碍了恢复高考的“两个估计”。自然难免叙述的不完整、不客观；把比较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比较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对许多难题和节点大多绕着走。
2008年，有一篇硕士论文尖锐地指出：恢复高考的文章虽然提供的史料众多，但“对于恢复高考政策出台的背景、具体的实施过程”，“偏于简单描述”。“国外还没有对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国内的研究仅限于泛泛而谈恢复高考的意义、影响等，因此尚谈不上真正的研究”。[1]国外的情况我不知道。就国内而言，尽管已汇集了相关的“国家队”，但今天看到的情况并无多大的改变。因为方向不确，若不调整，码最多的文字也无济于事。可以这么说，现在有关恢复高考过程的所有节点，几乎都没有充分讨论，多数的主流观点是游离于史实的，有的甚至还找不着北！说得难听点，是一地鸡毛。故改写乃至重写恢复高考的过程，势在必行。借此机会，笔者也欲掌握的新史料，来修正自己先前的观点。 [2]
为避免文章的过于冗长，也由于大家可以理解的原因，本文对目前学界主流的代表性论著及作者不与介绍；对恢复高考过程的是非曲直不与置喙，仅梳理恢复高考过程的真实路径，提出自己的“三阶段论”之看法，并对学界主流叙述长期脱离于史实的原委作一解析。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恢复高考过程的三个阶段
笔者受徐庆全先生的恢复高考是“历史的渐进性”理论的启发，[3]并以恢复工作的实际进展为主要依据，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经历了迈开第一步、接近基本恢复和名正言顺地全面恢复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1977.6.29-8.4）迈开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步
粉碎“四人帮”后的我国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于1977年6月29日-7月1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由于会议形成的报告或意见8月4日才上呈国务院，故第一阶段的时间就如此界定。
我们是考试的故乡，至少进官学要考试在中国实行了千年。中国近代的大学、民国时期的大学、新中国建立之初（1949-1965）的大学，几乎都是通过考试入学的。世界上至少代表性国家的大学，在现当代也几乎都是通过考试入学的。[4]
在现代世界，不考试入大学，一般只有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打到“四人帮”后，中国社会逐渐回归正常，仅凭这一点，许多人就察觉国家就要恢复高考了。虽然，中央动议恢复高考是1977年8月以后的事，可社会上，早在1977年春节前后，就有恢复高考的消息不断传来，这种讯息就是先知们从常识出发做出的判断。因此，要求改变大学招生制度的“人民来信如雪片般飞向教育部”。[5]
自然，当刘西尧1977年上半年主政教育部时，“恢复高考成了当务之急”。[6]尽管当时刘西尧和教育部不一定有“恢复高考”之概念和自觉，但想到“文革”前的“高考”，并对“文革”中的高校招生做些改进是必然的。 [7]
遗憾的是，也许是1977年的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仍以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教会”），及其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确立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为主旨，多数学者认为，相对于“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该会没有取得多少改进，有的甚至认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8]但是，招生方针主要反映的是招生的程序或方法，不是招生的内容，该会议有否改进及改进的程度，要该会议形成的报告或意见，与“文革”时期实施的高校招生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
笔者以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977年8月4日）》，及附件：《关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意见》，[9]与《纪要》为主的“文革”时期的高校招生文件做了比较，发现至少以下几个方面有较大突破。[10]
1.高校入学的文化程度由初中改为高中
从“文革”时期的高校开始招生（1970年）到《纪要》，从国务院（1973）39号文件到“文革”结束，高校招收学生的文化程度都仅要求“初中以上”。可新的招生意见改为“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文革”时期培养的工农兵大学生之所以文化水平总体低，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入学的文化门槛低，现把初中改为高中，应该是较大的突破。
2.“必须”“文化考查”
“文革”中因讳“考试”，把“文化考试”改为“文化考查”，实际就是考试。《纪要》是没有“文化考查”的，1973年，遵循毛主席“又红又专”和周总理重视基础理论的意见，高校招生增加了“文化考查”这一条。[11]但因“张铁生事件”，实际取消了“文化考查”。新的招生意见再次提出“文化考查”,虽然还心有余悸，附加了种种条件，且“提倡开卷考试”，[12]但考试的氛围毕竟不能与1973年同日而语了，新的招生文件对“文化考查”的要求，已从“认真做好”，“进行试验”，提升为“必须切实做好”，“大胆试验”，应属强制性了。相对于《纪要》，也是较大的突破。
3.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
毛泽东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13]虽然没有直接说不能招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既然仅讲“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纪要》等就不得不把应届高中毕业生排除了。故尽管1972年周恩来会见李政道时曾提出，对“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14]但直到“文革”结束，试招一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设想，不仅没有落实，还遭到了直接的批判。[15]新的招生文件决定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总数的2%-5%（约4000至1万人左右）”，并明确说明这些“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其他学生则“一般回原单位、原地区工作”），这比周恩来建议招的是“边学习、边劳动”的，近似半工半读、说不定属“社来社去”的学生更正规。做到了周恩来想做而做不成、且做得更好的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不也是一个较大的突破吗？
以上三项改革都是僭越了《纪要》，而《纪要》是毛泽东“同意”的，也就都碰到了“两个凡是”的红线，而新的招生意见是华国锋事先“原则同意”，事后几乎没有修改的。[16]那问题来了，华国锋为何一开始就放水了？
华国锋等通过一系列的放话，到1977年2月7日，由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直接指导并定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具体负责，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同意，在“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昭告天下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任人耿飚看了社论稿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17]的确如此。因为“文革”时期党国的大局方针，几乎都是毛主席同意的，而社会不是静止的，若都按毛主席过去的认知做，中国就无法前进，更不要说“文革”本身的是是非非了。“两个凡是”不仅束缚了别人，实际上也羁绊了华国锋自己。但他不可能完全被动。事实上，华国锋也并非一味固执,不知丝毫变通。笔者发现，对“两个凡是”中前、后的“凡是”，华国锋是分别对待的。
“两个凡是”可拆分、解析为：一个是指毛泽东笼统同意、已阅、照办、照发、可以等的中央文件，简称“决策”；一个是指毛泽东对某项事（包括中央文件）、某个人，表达的具体态度，即怎么说、怎么写？简称“指示”。前者属于集（团）体，后者属于个人。中央决策体现的是政治局的意志，非个人专断。集体决策尽管有时也根据“指示”做出的，但不可能完全符合“指示”者的意图，因为毕竟已融入了其他参与者的话语，有时，为了平衡，最高当权者也可能做出妥协，或保留性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划了圈的，不等于说毛主席都肯定了”。[18] “指示”是毛泽东本人权威魅力的直接体现,在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也称“最高指示”的造神时代，毛泽东的“指示”实际上已凌驾于中央文件之上了。
故对于感恩毛泽东，继承毛泽东遗志的华国锋来说，遵循“指示”比维护“决策”更重要。故在一段时间内，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中的若干“决策”有所通融，对“指示”则坚决执行。这样做还有一个现实的考量：“文革”时期毛泽东影响较大的“指示”并不多，而多数是对“决策”的例行性同意，则有所通融与坚决执行的不同策略，既有利于坚决执行“指示”，又有利于解决众多的实际问题。可谓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笔者作出这个判断，没有其他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文献，仅是从较多的事实反推的，包括邓小平的所为。对此，下面分阶段论说。
高校招收学生的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是《纪要》等的规定，“七·二一指示”中没有的；“文化考查”，出自国务院（1973）39号文件，《纪要》和“七·二一”指示中都没有；是否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纪要》和“七·二一指示”中都没有，仅是1972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切事业上都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出的。也就是说，1977年第一次高校招生会议的三个改革，虽然都碰到了“两个凡是”的红线，但只碰到其中的“决策”，没有撞上“指示”而都通融了。
由此可见，尽管华国锋无意恢复高考,但他“原则同意”的1977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事实上已经多处打破了“两个凡是”，客观上迈开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步。因此，虽然第一次招生会议的改进不能与最终的结果相提并论，但此后恢复高考中的大事，多数涉及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很难说，以后每个阶段的推进力度都明显地大于此。
此外，新的招生文件还决定，“推荐名额应比招生名额”由1973年的“大二至三倍”，调整为“不少于五比一”。加之多于高中毕业生3.9倍（1966-1975）[19]的初中毕业生出局，从理论上讲，高中毕业生推荐的机会比前几年多了七八倍。又从江苏省1977年6月的高校招生“文化考查”的试点证明，一旦开启“文化考查”，社会风气迅速改变，“打招呼”的立马减少。[20]笔者认为，假设1977年的高校招生仍按“推荐制”进行“文化考查”，[21]有真才实学的进入大学的机会，会比往年多于10倍。甚至认为，如果“文化考查”不仅仅是“走过场”，1977年冬季考上的那批人，也会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在“推荐制”中胜出。
（二）从科教会议到第二次招生会议中期（1977.8.4-9.15）接近基本恢复高考
由于当前恢复高考研究的学者，几乎仅把讨论的笔墨重泼在科教会议和邓小平9·19训话上，恢复高考的过程述论的线条十分粗糙，如大家既回避了“十一大”的召开，使邓小平的“拍板”迅速“流产”的事实，又不说邓小平9·19讲话时招生会议的实际进度。要不是当年参加过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的代表、时任河南省教育局局长的王锡璋先生留下的日记，和浙教高（1977）第147号文件，恐怕我们难以知晓第二次招生会议意见至少历经五稿，更不会知道，邓小平“雷霆震怒”时，[22]恢复高考的实际工作已接近基本完成。
1.邓小平在科教会议上首肯恢复高考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复出。他自告奋勇，主管科教。8月4-8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开始时想做一次调查，以便工作切入。但当他6日听到武汉大学查全性副教授提出恢复高考，得到了众人高度赞同，并知若退迟入学，当年还来得及时，当即表示同意，并要求教育部立即追回向国务院提交的第一次招生会议的报告，重开招生会议。8日，邓小平明确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23]这是恢复高考的核心内容，可以说真正启动了恢复高考的按钮。由此可见，若无邓小平当机立断，77年就不可能恢复高考。
2.华国锋的警示和邓小平的默契
教育对于中国人的特殊意义是否可归纳以下两点:在民间，中国人对教育特别重视，只要社会稳定，温饱解决，就会想到并设法去接受教育；在庙堂，政权更迭或重大变革时期，主政者往往会先从教育入手进行变革。
故粉碎“四人帮”，尤其是1977年初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确定建设更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标后, 经历过新中国全过程，曾任湖南省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24]与邓小平一样，完全有可能也首先关注教育和人才。第一次招生会议的有限变革是否华国锋授意不得而知，但招生报告是按华国锋的意图起草的大致不差。[25]从对主流舆情的肇始就掌控分析，华国锋可能早预料到邓小平会在教育上有大动作，触碰他的“两个凡是”。
打开封尘近半个世纪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时，笔者惊讶地发现，在1977年7月底到8月初，这些党的喉舌，密集发布了原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以及高举毛泽东教育革命旗帜的文章,也突出了周总理对新生事物的支持。
如《人民日报》7月21日发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判组：《从摘桃到篡党的丑恶表演——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七·二一”指示的罪行》，盛赞“七·二一工人大学，是在毛主席光辉批示指引下，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产物”。
尤其是该报7月30日,同时刊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1961年7月30日）》[26]，中共江西省委员会：《高举毛主席〈七. 三〇指示〉的光辉旗帜胜利前进》、《江西共大师生员工坚决贯彻毛主席光辉的〈七·三〇指示〉》。其中，江西省委的文章把“坚持还是反对《七·三〇指示》”，提到“坚持还是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尽管这是相对于“同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斗争而言，但似也不无现实的告诫。
在科教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人民日报》还刊载了《教育部向各地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通知的核心思想是：为“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坚决走《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〇指示》指引的光辉道路。通知要求各地，紧密联系实际”。
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8期，也全文刊登了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该期林尽染的《一定要把教育搞上去》一文中，提到高等教育时首先要“继续办好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外，10月9日（文章组稿有个过程）刚复刊的教育部的机关报——《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
在党的副主席试图纠正毛泽东晚年在教育领域的错误，力主恢复高考时，主流媒体密集推出和宣传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和实践，只有最高领导人能做到。华国锋是否明显地在警示主管及主政教育者：教育改革不要走得太快？
也许有人会说，发“七·三〇”指示等，是应时纪念。也许有这个因素。如当年5月7日、7月21日，《人民日报》也都发过纪念文章，但从教育的角度，毛主席的这三个指示中，“七·二一指示”（针对大学）、“五·七指示”（主要针对中小学）都是直面正规教育的，而“七·三〇指示”是面对半工半读的非正规教育的，相对于前两个“指示”与教育部门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而这个并不那么重要的“指示”发表了，重要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在纪念日并未推送呀。故公开发表“七·三〇指示”，且《人民日报》8月5日推送教育部的学习通知中，其表达程序是“坚决走《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七·三〇指示》指引的光辉道路”。故在特殊的几天“窗口期”，即邓小平复出后、科教会议前或会议期间，以发表“七·三〇指示”等的名义，强调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继续引领作用，应该有特定的指向吧？
对华国锋的态度，邓小平不可能没有察觉。虽然主管科教是中央的分工，但在科教会议上包括同意恢复高考等表态，是邓小平“个人的意见”。[27]故当新华社的著名记者顾迈男女士写的科教会议新闻稿，请邓小平审阅时，邓小平不同意发。[28]后来国家科委的负责人方毅对顾迈男说，“小平同志的意思是座谈会暂时不公开报道”。[29]而这时“十一大”还没召开呢。正是当年没有及时报道，以至二三十年后，当人们研究科教会议时，许多学者弄不清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和地点。
无独有偶。9月21日上午，刘西尧向全体与会者传达邓小平9·19讲话后，代表们一致要求，请西尧同志请示中央，要印成红头文件，他们好向各省委汇报。[30]可王锡璋先生的日记载：“邓副主席指示他的这次讲话是对教育部的领导讲的，不要向下传达，可以用自己的话讲”。揆诸史实，后来邓小平9·19讲话也没有当作中央文件下发。
就这样，在华国锋的委婉告诫与邓小平的谨慎安排的“默契”下，从8月初到10月21日公开高考消息前的两个多月中，主流媒体对恢复高考的信息滴水不漏。[31]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最高层对恢复高考的格外谨慎，免得意外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3.第二次招生会议的几个片段
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从8月13日开始，到9月25日结束，共开了44天，根据会议的进展，此会议可分为三个片段，本节讲前两个片段。
①8月13日至9月6日返回原点或停滞片段
当人们认为，第二次招生会议仅走个流程，以示恢复高考的合法性时，会议的进程被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会议的精神所打断。 党的“十一大”，虽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是“胜利结束”，“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而毛主席的“七·三〇指示”、“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是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故“十一大”政治报告只提到“真正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没有提到类似恢复高考的教育改革。这意味着，高校招生基本上只能延续“文革”的做法。
大家都敬佩邓小平的果敢、刚毅，却略去了邓小平性格的另一面：能屈能伸，服从大局，在等待中寻找战机。实际上，他也曾批准了教育部回头走的报告。
人们通常把8月18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当天圈阅同意教育部报送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作为“中央主要领导在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上很快达成一致意见”的标志。 [32]其实，这是不得要领的判断。
该报告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惜学者们似乎没有留意报告的关键词是“改进”，而不是“改革”。“改进”和“改革”虽然都表示“变好”，但变的深度和范围不同：“改进”是完善，但不改变本质；“改革”是根本性的调整，是“重塑”。所以，凡根本性的调整，如无论当年废除高考的《人民日报》社论、取消考试的中央通知，还是后来恢复高考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及招生会议报道，都用的是“改革”。反之，“文革”前，凡对高校招生作局部优化的教育部报告或媒体的社论，都用“改进”。[33]关于“改进”和“改革”的区别，浙江省的两个文献拿捏得颇为精准。浙教高（77）第147号文件（1977年9月17日），以落实华主席“十一大”政治报告为目的，就用三次“改进”没说一次“改革”。而《桐乡县招生试点工作情况汇报》（1977年11月1日），按国务院（1977）112号文件（1977年10月12日）精神执行的，故用了八次“改革”，没表一次“改进”。那么，既然教育部要求推迟招生的请示报告，其措辞是“改进”而不是“改革”；邓小平批示的是“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非招生的方法与对象，则意味着第二次招生会议决定转向，不作较大的突破。也可以理解为“一下子回到了当初的零点”。 [34]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与华国锋形成一定共识的9.19前，邓小平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或信，都没有提到恢复高考的核心问题，[35]城府颇深的邓小平不愿直接碰撞华国锋，而是在等待时机。
因此，“十一大”的精神与科教会议的冲突，以及响应“十一大”精神的这个报告，决定了会议必将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而这与所谓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影响无关，更不是刘西尧“死抱住《纪要》不放”所致。[36]不过，需要厘清的是，这个僵局并没有延伸到大家普遍认同的9月中旬，而仅到9月6日。
②9月7日至15日，以内参为契机，会议积极调整,重启改革
王锡璋同志9月7日的日记载，高招意见第三稿发下，发现此前大家提的很多意见，多数未被采纳，又没有说明原因，人们很生气。于是，与会者的意见更多了,有些还很尖锐。王本人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除排；虽然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过不来”。以表达对会议停滞的失望。
可喜的是，随后的会风大变，犹如停靠在港湾的船舶，再次启航。到16日，与会代表看到的第四稿，以前“大家的意见，基本上都吸收了，同志们都还满意”，“这一稿比以前几稿有很大的进步”。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至迟到9月15日，邓小平的8·8讲话，教育部已用正式文件印发，先前的会议报到日（8月12日），王锡璋抄录了邓小平8·8讲话全文，开会首日，刘西尧在教育部五楼会议室传达了邓小平“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八日的两次重要讲话”（至少后者是完整传达）。下午告知，会议“初步计划准备开十天，前五天讨论邓副主席报告，后五天讨论高招”。因14日是星期日休会，故15-19日，以分组的形式，集中讨论了邓小平的讲话，重点“讨论十七年的问题”。因此，穆扬后来说刘西尧没有向会议传达邓小平的8·8讲话，[37]与事实不符。而另一上书的当事人王惠平承认刘西尧的口头传达，及小组“自行学习讨论”，[38]与王锡璋的日记一致。笔者关注这些细节，是因为若穆扬的首次上书也以这样的笔法，那势必影响邓小平的心情和判断，对刘西尧非常不利……
这一片段，会议内外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则为何刘西尧突然“醒悟”，自觉迈开了恢复高考的步伐呢？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记者穆扬、王惠平9月15日的上书，打破了第二次招生会议“议而不决”的僵局，但少提及10日记者的首次上书——《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第626期）。笔者认为，正是这份“内参”（包括此前的记者调查），影响了刘西尧的态度转变。一方面，这给他带来了压力，会议总不能一直停摆着。另一方面，他反而释然了。心中无私天地宽。刘西尧对应届生是否放开等关键问题不表态，是因为“十一大”精神与邓小平的8·8讲话有抵牾，这是他无法承受之重，他若倾向任何一方，都有可能引起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的直接争端，影响大局，故他只能拖着，静观其变。现在把矛盾上交中央了，他反而不用顾忌、扛着了。于是，刘西尧就放开了……
4.第二阶段高考恢复工作的复原
虽然,高招意见第四稿还未公开，但我们如果把刘西尧的《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77年9月15日）》，[39]当作会议文献，把王锡璋同志的比较完整的日记,代表会议动态和与会者的心声，把《关于江苏省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查试点的情况、经验和我省在嘉兴地区桐乡县进行招生工作试点的初步意见的报告》（浙江省教育局1977年9月17日），作为招生实践，能够基本复原高招意见第四稿内容的。
第一，虽然还没有批判“两个估计”，但“两个估计”的影响已基本上消除，肯定了“十七年”的“红线说”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第二，已扬弃了“十六字方针”，“要理直气壮地抓好文化考试”，采取“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第三，当年“先从高中生中招收20-30%”（这与冬季实施的完全一致），今后再增加比例；第四，浙江省的试点，学习江苏省的经验，已“不搞推荐比例，不限推荐名额”，但仍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要求，城市待业青年及非正式工不予报名，[40]考生本人的政治条件，“凡政治历史清楚，热爱毛主席、热爱华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计57字，已不到第一次招生会议要求的116字的一半，仅比后来实施的41字多16字，很难说“太繁琐”吧？但家庭“政审的具体办法基本不变”,这势必会影响许多考生。不过，“政审”是“文革”前就严格执行的，理论上与“恢复高考”不对立。
恢复高考的核心内容有三项:考试制取代推荐制;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废除“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由上可见，第四稿中前二项已完成，第三项的“劳动两年”的规定虽然还未取消，但这主要仅影响1976年毕业的高中生，仅占1966年以来的十二分（届）之一。
故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到9月15日，高考的恢复工作都已接近基本完成之结论。
假设1977年高考按第四稿执行，后来考取的那批学生中可能80%左右的人不会出局，即使调换的20%左右的人，也基本上来自当年的上线者。换句话说，生源的总体质量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
但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为何9月19日，“邓小平雷霆震怒，严厉批评教育部”？[41]也许，还有我们未知的原因吧？
本阶段的推进主要是明确考试制取代推荐制，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录取占比的大幅度提高上，很难说推进的力度大于前一阶段，也决定了最后阶段的恢复权重。
（三）从两记者上书到公开批判“两个估计”（1977.9.15-11.18），高考全面恢复并在政审上有新的突破
把本阶段延伸到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发表，这是因为批判“两个估计”，不仅是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制度清除思想阻力，而且，与恢复高考一样，其合法性都来自所谓的毛主席“指示”。如“指示”的发现者孙长江和中共党史研究者都认为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指示”，“两个估计”仍是难以推翻的。[42]不少论者甚至把推翻“两个估计”的意义，放在恢复高考之前。[43]所以，这是一个整体。
1.第四稿未能解决的问题和记者上书的歪打正着
①第四稿存在的问题，非刘西尧和教育部力所能及的
第四稿为何能扬弃“十六字方针”，用考试制取代推荐制？首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示或者主张废除高考”，[44]其次，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只是说“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并没有说选拔的形式，即推荐制并非出自毛主席的“指示”，“十六字方针”是“全教会”上正式确定的。属于“决策”的范畴。至于“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是为了落实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故用考试制取代推荐制，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录取占比的大幅度提高,都不涉及“两个凡是”中的“指示”。那为何“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不能取消呢？这是因为从劳动者中选拔学生，是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的核心，“两年”的限度，是《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调查报告中提出，并经毛泽东改定的最少年限。[45]
可以这么说，第一次高招会议坚持的“十六字方针”,是以坚持“七·二一指示”为前提的，第二次高招会议意见讨论到第四稿时，作为“决策”的“十六字方针”已经通融,但作为“指示”的“七·二一指示”还不能动。也即恢复高考的最大难度不是招生的形式而是招生的对象。而要突破“指示”，非刘西尧和教育部力所能及了。
②记者上书打破僵局的特殊意义和遗憾
穆扬的首次上书，似乎没有引起高层的关注。因为反映的刘西尧的不作为之原委，华国锋和邓小平都心知肚明。但15日的上书,迅速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根据记者的反映，“全教会”是“四人帮”操作的黑会，其形成的《纪要》是迟群主持起草，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假货。
记者上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启发了高层，把“全教会”及其形成的《纪要》、“两个估计”和违反教育规律的招生政策等主要责任，应由“四人帮”来承担，自然也与“两个凡是”无关了，更重要的是，这都吻合华国锋、邓小平的共同理念。故以“两个估计”为特征的《纪要》及相应的招生方针可以推倒。
8月8日以来，对招生工作似没有做过相关指示的邓小平，阅了这份内参后，看到了转机。9月19日，邓小平找来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等，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明确提出教育部要解放思想，迅速地、明确地出台恢复高考的具体方案，并发出了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警告。
邓小平9·19训话掷地有声，刘西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招生工作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新的讲话精神，招生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形势再次扭转，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通常认为，这片段的进展顺利，归结为邓小平的“再次出面”及其权威。[46]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中央的权威。因为9月18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47]虽然，没有资料揭示该会曾讨论过恢复高考的情况，但科学与教育是一个整体，附议或交流招生事项该是应有之题。与8·8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不同，邓小平9·19讲话中第一次搬出他讲话的内容是中央定的，并不惜放低姿态，甚至喃喃自语：“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胡言乱语，是中央定的”。[48]我们也可以从中推知，假如华国锋与邓小平的思想一开始就统一的，刘西尧有什么动机和理由不积极、不表态呢？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在恢复高考的过程中是作出过特殊贡献的，我完全同意他们的上书，“对中央最后作出恢复高考的决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评价。[49]
遗憾的是，记者的上书在内容的真实性和时效性方面是存在严重缺陷的。首先，“全教会”的召开在组织程序上是中规中矩的，《纪要》的内容是四平八稳、对知识分子相当友善的，[50]把《纪要》作为“四人帮”的黑货批，似欲加之罪。其次，时效性也是记者反映问题的核心要素之一。记者向上级反映问题，目的是为了有利于解决问题; 问题反映后，除了等待上级的反馈，作为驻会记者，也要注意招生会议新的动态。虽然，高招意见第四稿是9月16日下午开始讨论的，但据王锡璋的日记，14日“会议安排：明天上午小结，后天讨论招生意见第四稿”。
因此，如果记者考虑到上书的时效性的话，应该关注到15日的小结，更应等待16日的第四稿。惜从笔者见到的《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的打印稿，和穆扬、王惠平的相关回忆文章等分析，他们既没有正视刘西尧15日的《在招生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更没有等9月16日下发的，接近基本恢复高考的高招意见第四稿。也就是说，两记者向最高层反映的并不是招生会议的最新动态……则记者的上书是否歪打正着呢？
2.解铃还须系铃人。恢复高考最终以“出土”的毛主席“指示”定乾坤的
记者的上书，仅启发高层“两个估计”等可以与毛主席切割，但缺乏必要的依据。这个最需要的时候，《人民教育》编辑部的孙长江，在9月底偶然在迟群的笔记本中，发现了后被人们称之为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毛主席指示”，[51]这就为华国锋同意恢复高考找到了合法性，也为其“放水”“两个凡是”找到了自己下的一个台阶。 同样，“对于邓小平来说，这个笔记本的发现真像一场及时雨，它应验了‘解铃还须系铃人’的古训”。[52]所以，恢复高考最终以“出土”的毛主席“指示”定乾坤的。
哲学家胡福明同志早就认定：“恢复人们普遍关心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就是从一本笔记本中找出毛主席的几句话作依据的”。 [53]郭罗基同志则对此感慨：“虽然文句不太通顺，语录还是具有神奇的力量”。[54] 笔者同意胡、郭的说法。同时也给笔者释疑，恢复高考——这个事实上开解放思想之先河、率先冲破“两个凡是”的大事，却在针对“两个凡是”而引起的真理问题大讨论（含开始准备和酝酿期）回顾中几无一席之地,[55]这是因为当时的哲学界精英觉得，如此决策，似乎不合真理问题讨论的本义。
①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等文件,批转华国锋。
10月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招生议题。笔者刚刚有幸见到《华主席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和〈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时的意见（1977年10月5日，记录稿）》（中共中央办公厅1977年11月14日发出）（以下该文件简称《意见》）。《意见》全文四千多字，短短几天内，要弄这样一个篇幅较长的发言稿，如果先前没有对恢复高考合法性的思考，是很难的。顺便提及，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很短，且内容似与恢复高考并无直接的关系。 [56]
从华国锋“讨论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件时的意见”分析，华国锋首先认为毛主席生前是很重视教育的，“文革”造成的教育后果，都是“四人帮”篡改毛泽东思想造成的，与毛泽东本人无关。其思想还停留在毛泽东对教育革命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实践的阶段，他感兴趣的主要是“文革”中非正规教育那一套，如他对毛泽东的“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主张，还是高度认可的。为了对应“七·二一”指示中“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他提出对“三来三去”[57]的批判要注意，坚持对部分学生实行“三来三去”“是必要”的。对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干校等非全日制高等学校不仅肯定，还要求在招生意见中“单独写一段”。 [58]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发现毛主席“指示”这个“尚方宝剑”之依据，当年华国锋是否同意恢复高考还是一个问号。同时也说明刘西尧前期的处理恰到好处。相反，当他知道发现了毛主席的“指示”后，他是很果断、积极的。笔者虽然没有见到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的发言，更不见表决，但是，他的“这次招生办法就这样定下来”，看似波澜不惊的一句话，实则是无以置疑地决定恢复高考的一锤定音。 [59]
政治局讨论并原则同意后，又进行了一些修改。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关于1977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实质上恢复了统一的高考制度。
在1971年“全教会”召开期间的6月4日，谢静宜向毛主席汇报、请教时，毛主席私下给她打的招呼，[60]能否当毛主席“指示”？1977年批判“两个估计”时，归纳的“两个估计”的内容是否真实？说毛主席的“指示”长期被“四人帮”封锁，是否有利于维护毛主席的威望？在此不论。但不得不承认，把迟群从谢静宜那里抄的毛谢之间谈话的内容，[61]当作毛主席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针锋相对的“指示”，并以此当作合法性拍板恢复高考并告之全国人民，又藉此批判“两个估计”,是非常管用和很有说服力的，笔者认为，这也是当时全国上下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因为这既恢复了高考，又最大程度地维护了毛主席的形象，是一步妙棋。
②“一把手”对高考实施的运筹帷幄
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包括决策论证和实施两大环节，遗憾的是，目前对实施工作很少有人讨论，对华国锋的操盘更鲜有人知。
就恢复高考而言，决策实施主要是时间、理由和保证决策顺利实施，即什么时候、以什么道理向全国人民宣告？又以什么措施为恢复高考遮风挡雨？
本来，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主题：《红旗》杂志评论员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精神撰写的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就是用来向全国人民说明恢复高考的事理的。可是，华国锋否定了这篇文章，其表面的理由是作者写得“仓促”、“粗糙”，“功夫”不到，实则批评文章“含义不清楚”、“旗帜不显明”，没有把毛主席与“两个估计”完全切割。故他重新确定文章基调：1971年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者是作出了成绩的”，但“四人帮”把这个“指示”封锁了，现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已发现，这说明，我们恢复高考，就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不用担心“怕说翻案”、“心有余悸”了。华国锋又把这阐述毛主席“指示”，批判“两个估计”，调动千百万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文章，指定“由教育部写”，这既是对教育部的支持，也是对刘西尧的安抚。
当务之急是要把以毛主席“指示”为精神的文章写出来。华国锋认为“半个月可以搞出一篇好的文章”。[62]则这篇“钦定”的文章，不仅将告之全国人民恢复高考合法性的来由，也等于大致确定了恢复高考决策公开的时间。
然而，也许是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思路人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或在是秀才们“到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查到”“指示”原文，文章无从下手；事实上，审阅文章的胡乔木到11月初才领会华国锋的意图。[63]写作班子没有按预定的时间交批判稿，但在政治局会议上确定的恢复高考公开日期没有变，这就解释了，10月13日，邓小平在穆杨起草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送审稿上批示，并报华主席等核阅，根据惯例，这一社论应该在第二、三天，即14日、15日见报。可该社论直至21日才发表，就是按中央既定的时间。
接下来,按华国锋的指令撰写的批判“两个估计”的重镑文章，是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的收官之作。
3.批判“两个估计”，从主题、尺度到目的都体现华国锋的意图
由于突然恢复高考,这是对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反动，许多人可能在情感上不能接受。如果在思想上达不成统一，多少会有阻力，可能会在招生的执行层面出现问题。现在发现毛主席在1971年有新的想法，这就可以向群众解释了。于是，11月17日邓小平签发了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几经送审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第二天，文章以转载12月5日才刊出的《红旗》杂志1977年第12期的名义,[64]由《人民日报》发表。同时又载《“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以下这两文合称“《批判稿》”。
“《批判稿》出台的内在逻辑：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来否定《纪要》，再通过否定《纪要》，推翻其中包括‘十六字’在内的一系列高校招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障碍，或者说，为了防范恢复高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提前做出预警”。[65]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拨乱反正的檄文，成为解放思想、否定“文革”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突破口，其巨大的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组《批判稿》在史料运用和行文上极不严谨。笔者在余焕椿和李刚先生质疑、批评的基础上[66]，曾从史料的层面做过进一步的澄清和反思。 [67]
笔者在此再补充两点：一，《纪要》对十七年定性的前一句话是：“历史事实证明，解放后十七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照耀下……教育方面也有一些进步”。这是概括或统摄性的话，不仅没有全盘否定十七年，也不仅呼应了毛主席的“十七年估计不要讲得过分”等之谈话，同时也采纳了周总理的意见。[68]二，对所谓的毛主席“指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83-385页），当作谢静宜与毛泽东的问答收录，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59.2-1975.7），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及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1970.6-1976.7），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都没有收录这一“指示”。这都反映了权威部门的严谨性。
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已不计其数，具体内容本文不再赘述。笔者仅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①华国锋定下批判稿的基调和尺度
三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关于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都强调邓小平的领导。这没有问题，的确是他负责、把关的。但不该把定下批判稿基调和尺度的华国锋忘却。首先，除了前述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明确认定“两个估计”是“四人帮”的，应该批判外，刘西尧部长也在他的回忆录中阐明，华国锋从“迟群的小条子来证明‘两个估计’不是毛主席的，并要教育部大批判组按这个口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69]也即批判文章的主题是毛泽东与“两个估计”切割。《批判稿》之“命题”来自首脑当时是很明确的。如作者的“受权”，就来自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读者也都心领神会，正是“华主席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70]其次,由于“两个估计”出自“全教会”上形成的《纪要》，故邓小平在9·19讲话中主张批判《纪要》，这就可能藕断丝连，毛泽东难以全身而退，故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表态，只批“两个估计”，“不提《纪要》”。所以，为领会党魁的意图，《批判稿》连“两个估计”出自《纪要》也只字不提，甚至“全教会”的全称也不标明，以免人们作“两个估计”→ 《纪要》→“全教会”→ 毛泽东批准或圈阅的联想。可谓用心良苦。
②华国锋告诫全党，恢复高考并不是在“两个凡是”上放水
虽然，“两个估计”中根本的是第一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专政论。”但“两个估计”的问题主要是在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上揭露的，时“四人帮”早已倒台，邓小平已复出，中央已宣布“文革”结束，已不会对实际的教育工作带来多大的影响了。至于第二个估计，即“资产阶级世界观论”，本身就不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直接的伤害，因为真实的《纪要》已对“文革”中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作了肯定，对他们的评价，甚至对所谓的毛主席“指示”还要高。[71]还有,教育部副部长李琦，1977年6月29日，《在一九七七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开幕时的讲话（节录）》[72]中曾说：“粉碎了‘四人帮’，广大干部、师生员工的革命积极性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那为什么华国锋的“十一大”政治报告和邓小平的9.19讲话，都对知识分子做了肯定后，“两个估计”怎么突然成了“四人帮”套在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呢？这在事实和逻辑上讲得通吗？在中共党史上哪有被打倒者在复出前，其思想和影响有反弹的先例？
由党的主席和副主席，联袂督办一个具体领域的批判文章，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其中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几乎同时发表，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登载。[73]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影响之广，超乎想象。这固然有为即将实施的恢复高考在思想上扫清障碍的现实需求，但笔者认为，定性“两个估计”是错误的，且与毛泽东无关，这更加说明“文革”前的十七年，是毛泽东的红线在教育战线占主导地位，现在恢复高考，就是恢复毛泽东的红线。故大张旗鼓、空前绝后的强度批判“两个估计”，真实的意图似乎是，华国锋告诫全党，恢复高考并不是在“两个凡是”上放水，“两个凡是”仍要坚决执行。从华国锋的角度，恢复高考固然重要，但执行“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更要紧。
如此动静的批判，不过是昙花一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0年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时，对“两个估计”不着一字。“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教授都发生在1966-1969年。[74]批判“四人帮”的专著，也没有涉及“两个估计”。[75]我们是否也可以从中知晓当年大批“两个估计”的真实意图？
这阶段的进程，主要是取消劳动两年等的限制,则应届生直接上大学就成了必然。故相对于前两阶段，很难说有质的飞跃。另，家庭政审的宽松和本人政治条件的简化是十分现实的，尤其是对相当多的优秀考生来说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对书香、精英家庭的文化命脉的自然延续有了制度的保障。但这与“恢复”无关，而是对“十七年”的重大改革。更是“成为日后其他各方面改变唯成份论的突破口”。[76]
4.小结与讨论
①三阶段论小结及华国锋和邓小平在恢复高考过程中作用的定位
由上观之，恢复高考三个阶段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内在规律、依次且几乎是匀速渐进的。很难说哪个阶段是决定性的。即使发生了偶然乃至戏剧性现象，也有上下求索，人心思变的氛围附托着。第一阶段，是民众的诉求和教育部自发的有限改革，正契合彷徨前行的华国锋的理念; 第二阶段,邓小平真正启动了恢复高考,惜“十一大”的召开，使邓小平的“拍板”破产，穆扬的上书使刘西尧放下包袱，重新启航，但仍没有走出“两个凡是”的篱笆；第三阶段，记者的再次上书，启发高层：“文革”中的教育方针是“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搞的，应该有他们承担责任；毛泽东与“四人帮”对着干的“指示”发现，更说明“十七年”是毛泽东的红线占主导，则恢复高考是回到毛泽东的红线，名正言顺、合法合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中办《意见》，权威地、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恢复高考最终拍板和操盘实施的是华国锋。
还需要提醒的是，第三阶段邓小平的三个决定：9·19训话、发《人民日报》社论、批“两个估计”，都是以华国锋的点头或指示为前提的。故在恢复高考过程中，作为华国锋的“助手”,[77]邓小平既是首席推动者和重要决策者，又是华国锋意图的传达者和执行者。这应该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常识。
惜目前在恢复高考过程的研究中，几乎只有一条主线：邓小平8·8讲话→9·19训话→《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两个估计”。笔者认为，还有一条被人们长期忽略的路径：华国锋的有限改革→合法性恢复高考→《人民日报》社论→批判“两个估计”。而且，后者是决定性的,且贯穿全程。
若把恢复高考的过程比喻烧一锅饭：是民众和教育部淘了米，邓小平点了火、又添了柴，但掌握火候的始终是华国锋，最后揭锅的也是华国锋！
②华国锋策略的类比与邓小平对策的异曲同工
前已坦承，就华国锋对“两个凡是”中的“决策”与“指示”分别对待的策略，并无理论依据,仅是笔者从较多的事实反推的。但是，如果这个推理是成立的，则策略的实施不会仅对恢复高考。故有必要用其他的实例来佐证。
如“文革”造成所有较大的冤假错案中，为邓小平平反是最早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与“四人帮”欲对邓小平置于死地不同，毛泽东并没有对再次打倒邓小平下过对邓不利的具体“指示”，相反，“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并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78]我想，正是毛泽东的手下留情，是邓小平最早平反并复出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伟人的过人之处。
再如，天安门事件相对的较早平反，也应该与毛泽东在《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的批语（1976年4月7日）》上，没有作具体“指示”有关。[79]
如果说这些都是巧合的话，我们再比较一下，邓小平在恢复高考的过程中，是怎样对待“两个凡是”的？
我们知道，是邓小平最早提出批判《纪要》及“两个估计”。但“文革”时期关于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纪要》，主要以“七·二一”等毛主席指示为精神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毛主席的“七·二一”等指示也可以批判，他能传的经也仅是“能避开就避开”，送的宝也无非是不要被“七·二一指示”“扭到”。再如，邓小平可以说：“毛主席划了圈的，不等于说毛主席都肯定了”。相反，他不会说：毛主席指示过的，不等于毛主席都肯定了的。由此可见，“在‘两个凡是’是全党的基本共识”的背景下，[80]对“两个凡是”中的“决策”与“指示”的不同处理，邓小平与华国锋有一定的相似性。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要之，在“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1977年夏秋，华国锋对其中的“决策”的通融，邓小平对“指示”的绕开，异曲同工，最终都认同以新发现的所谓的毛主席“指示”，取代老人家的原“七·二一指示”，敲定恢复高考的决策的。
也许，这些罗列全部是巧合，推断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相。但学术无禁区，我们至少可以作为问题提出，当然，我也乐意接受学界的商榷和批评。
三、研究路径长期错位原因浅析
恢复高考的论著数以百计，但整体的研究水平不敢恭维。最有趣的是，长期以来，因华国锋的犹豫不决，没有把有限改革及时转变成恢复高考的动力，导致高层迟迟不能统一思想而延缓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出台的原因，归结为邓小平如何推倒“四人帮”炮制的阻碍了恢复高考的“两个估计”。同时，对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另两个关键或重要人物——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及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不是忽略，就是当阻力来对待，近三十年来，正面传递的似乎仅邓小平一人的声音。这必然造成许多节点无法解释，留下了大面积的空白，甚至关键问题未解决之困惑。
恢复高考的时间延误，主要是第二次招生会议开始后的前一个月。所谓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9月15日两记者上书时才提出来的，时高考恢复工作已接近基本完成,故两者并无逻辑上的关联。至于其他的不确之论，前面都已阐释。那为何邓小平怎样推倒“四人帮”炮制的阻碍了恢复高考的“两个估计”，取代高层迟迟不能统一思想而延缓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出台的原因，长期当作主线来讨论呢？
（一）三十年河东，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把功劳全归华国锋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提到邓小平
华国锋在《意见》中“小平同志这一段抓了”这句话，既是对邓小平前期抓科学、教育工作的肯定，似乎也宣告邓小平直接领导恢复高考工作的基本结束。政治局会议后，恢复高考的实施工作，已按华国锋的布置开展了。又由于10月14日，《意见》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向全党、全国发了52，460份，故当时有话语权的人们，只知华国锋领导恢复高考。当年，无论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还是《人民教育》1977年第2期的评论员文章《认真做好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都讲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能从“中国知网”找到涉及恢复高考的较早文章：徐亮的《“择优录取”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教育》1978年第6期），对高校招生改革的领导，也只讲华主席或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由于都讲华主席英明领导，自然就不会提及因华主席受“两个凡是”的束缚，彷徨徘徊、犹豫不决，导致恢复高考决策的延迟。这是后人难以了解这个历史节点的伏笔。又由于四千多字的《意见》，涉及邓小平的仅“小平同志这一段抓了”这9个字，外界对邓小平的主推和直接领导，似一无所知，自然无媒体表述。至于在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起了积极平衡作用的刘西尧的贡献,更不为人知。
不过，近三十年来，最高层对邓小平在恢复高考中的看法似没有变化。也许是作为中央文件的《意见》摆在那里，1997年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81]，在涉及“在徘徊中前进”这段经历时，没有提到邓小平与恢复高考的关系，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的相关重要讲话，也都如此。[82]即恢复高考邓小平“拍板说”在组织层面远非定论。
（二）三十年河西，恢复高考二十年后，突出邓小平，忽略华国锋，委曲刘西尧，罪加一等“四人帮”，成了政治正确
恢复高考,虽然对于改变学风和对知识及知识分子的尊重等方面，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百年树人，高质量人才的整体出现有个过程。所以，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有影响的纪念、研究恢复高考的文章并不多。大概在1997年前后,人们惊喜地发现，各行各业挑大梁的每个精英群体,许多是1977、1978、1979年考入大学的（这一群体后被人们称之为“新三级学人”）。这是恢复高考的硕果。于是，学界回望20年前那一幕改变众多个人、家庭乃至中国命运的恢复高考。由于1997年既是恢复高考的二十周年，又是邓公离开我们的元年，从纪念和缅怀的双重角度，出现了第一次纪念、研究恢复高考的高潮。此后，每逢秩年，都会出现讨论高潮。
至迟从1997开始，恢复高考的领导作用已有邓小平，完全取代开始宣传的华国锋。大多数文章都对邓小平的8·18讲话和9·19讲话，当作两个最重要的节点，并围绕此展开叙述。
由于对华国锋的肯定还是否定，都会使人们联想到他当时的政治地位，这都不利突出邓小平，则最好的方法就是忽略华国锋。我们首先看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曾是撰《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一文的实际负责人吉伟青先生，明明知道“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写在文内，却在一系列相关回忆文章中，只字不提华国锋，更遑论这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命题”作文。 [83]
而忽略华国锋更有效的手段反映在基本史料上。相关论文中，笔者见到的引用较多的史料有两种。首先，是曾全程参加1977年两次高招会议，后任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编的《高考文献（下）》（1977-1999），该书收录1977年文献17种，惜没有收录当年唯一的中央（狭义）文件《意见》。其次，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循名责实，该书收录邓小平的相关文稿25篇。其中，《同刘西尧、周林、高铁的谈话（节选）》（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一文，本来，开篇，也是该文最重要的内容，是邓小平告知教育部领导人，“看了主席的讲话，问题更加明确了”（笔者认为，这是邓小平将第二天恢复高考公开的消息与主政者的通气）。惜这段内容删了。[84]
当事人对华国锋的撇清，把华国锋与高考有关的内容，在恢复高考的基本史料中屏蔽，其更显著的效果是“风向”。当今中国的人文学者是顶级聪明的精致者，他们最懂史料和话语的取舍……
于是，为了纪念的忘却，华国锋这个名词一度似乎成了敏感词，即使1977年9月25日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接见招生会议代表这种硬性的史料，许多文章也都把华国锋雪藏了。有些文章偶尔提及华，则几乎都是负面的。
但若仅忽略了华国锋，又怎样解释招生会议开的这么长呢？当时就有这样的逻辑：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流毒没有肃清，阻碍了恢复高考的推进。则“四人帮”罪加一等,几成共识。
不过，这时“四人帮”都已在“秦城”，他们的思想怎能溢出高墙呢？于是，仿佛受“两个估计”的影响，迟迟不表态的刘西尧成了众矢之的。迄今为止，涉及恢复高考过程中的当事人的相关文章中，除了查全性对刘西尧的评价是积极的外，其他作者，尤其是教育部的工作人员，对刘西尧的品评一般都不是正面的。
于是，近三十年来，把邓小平推倒所谓的阻碍了恢复高考的“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取代高层迟迟不能统一思想而延缓了恢复高考的决策出台，成了研究恢复高考过程的主线，且已固化，你不信也难。突出邓小平，忽略华国锋，委曲刘西尧，罪加一等“四人帮”，貌似逻辑闭环，抑或成了政治正确。故这一叙事模式，看上去成了政学双赢,有谁敢怀疑、挑战呢？不同的声音在纸媒发表，几无可能！
四、余 言
结果正确是硬道理。当年在决策过程中采用的实用主义无可厚非。搁置争论,先恢复高考,造成既成事实再说的策略和决策，体现了那一代党中央顺应民意的务实、担当和政治智慧，全国人民举双手赞成。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已到了弄清楚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时代。恢复高考虽然是邓小平复出后的告捷首战，但当时他一言九鼎的地位还没有形成，不具备几分种拍板或一锤定音的客观条件。甚至还因话语传达的不畅和执行受阻，邓小平一度曾流露过无奈等情绪……故把恢复高考主要当成邓小平个人英雄传奇精彩片段来叙述，与事实不符，恐怕有悖于政治伦理，抑或不合邓小平的心愿。这幕“独脚戏”不可能给邓小平崇高的历史地位加分。不要忘了，恢复高考的三阶段中，前期与邓小平无关;中期虽然是邓小平发动和主推，但调节张力的是华国锋;后期是通过切割毛泽东与废除高考的关系，并“寻找”和“加工”毛泽东“指示”来保驾护航，最终由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集体决定恢复高考的。没有邓小平主推1977年不可能恢复高考,不等于1977年恢复高考起决定作用的是邓小平。恢复高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乃至戏剧性合力的结果。
一代伟人邓小平领导我们告别了造神和个人崇拜的时代。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恢复高考过程的研究中，似乎有违背他的“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的遗愿，[85]把邓小平本人塑造成神的倾向与趋势。我想，我们是不是该止步了？
虽然，诚如刘海峰教授所说，恢复高考“其重大意义再这么高的评价都不会过”。[86]但是，恢复高考不是发明创造，其本身并无特殊之处，仅是恢复正常的人才培养机制而已。相反，我们对十年“文革”及其废除高考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所造成的后果的认识还不那么深刻。在十几年前，本人曾做过两个预测：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虽是天之骄子，但是，由于“双重断裂”，在这一代龙凤中，要产生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帅才的可能性几无；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帅才，要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或中产阶层的子女开始才可能批量产生。[87]现在看来，这两个预测基本不会落空。[88]也即“文革”及其废除高考至少影响了四代人：以华罗庚为代表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以陈景润为代表的中年知识分子；知青和工农兵大学生一代；以李克强为代表的新一代大学生。因此，恢复高考最直接的意义是止损。十年“文革”，犹如向山上行进的车辆，因故障而突然停止、倒退，想再往前行，首先要停止倒退，稳住，才有可能再一路向前。
窃以为，恢复高考过程的研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合乎逻辑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反思为恢复这样一个社会常识，整个民族所付出的惨痛、巨大的代价！面对这个恢弘、沉重、即使最终的“拍板”也是耐人寻味的，甚至某种角度上撕心裂肺的话题，我们不宜以政治强人个人魅力的铺陈为基本范式，甚至沉浸在精确到“分”的浪漫和“冬季里的春闱”那样的诗情画意上。制度才是决定性的。
恢复高考这段历史的确复杂，但梳理出真实脉络并不那么困难，若抛开“政治正确”的路径依赖和个人得失为取舍的趣向，按正常的学术规范去研究基本能澄清史实的。
在即将迎来恢复高考五十周年之际，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应该奉上无愧于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相关学术成果。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受到了徐庆全研究员理论的启发，得到了胡平研究员、宣成先生、周尧云先生、王立嘉先生等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但文责自负。
2026年4月10日初稿，5月5日定稿
注释：
[1]南京师范大学石维军的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个案》，第2页。
[2]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
[3]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4日。
[4]见于钦波等主编：《中外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比较与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5]刘金田等：《邓小平与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6]刘西尧著：《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7]早在6月，江苏省教育局自发地在江浦县城东公社和南京市机械局系统进行了高校招生试点，把文化考查作为招生的主要依据，其中，城东公社已事实上上取消了推荐制。该试点在招生会议上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见浙教高（77）第147号文件。
[8]如杜明：《缅怀邓小平同志对恢复高考制度的巨大贡献——纪念恢复高考二十周年》，《北京高等教育》1997年第5期。
[9]载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3页。
[10]本节讨论的第一次招生会议的“三点突破”，有学者早就揭示。如龙平平等：《邓小平与恢复高考》，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9页。只不过人们没有提到突破的性质，更没有作具体的分析罢了。
[11]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655页。
[12]1977年冬季那场高考，广东省采取的就是开卷考试。
[13]“七•二一指示”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所加的编者按。其中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主张，取代传统的考试（同时不准直接向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成为“文革”时期（1970-1976）高校招生方式。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45页。
[15]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709-716页。
[16]《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77年8月4日），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14-17页。
[17]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18]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组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7-407页。按：邓小平9·19会议讲话记录稿（打印）与该日记内容一致，下同。以下涉及该日记的内容，一般不再标注出处。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按：76年毕业生涉及“两年劳动“，77年是应届生。
[20]引自浙教高（77）第147号文件。
[21]根据江苏省两个试点采用按比例推荐和不限名额推荐，即实际取消推荐的优劣比较，许多地区在执行中也会如浙江省的试点一样，取消推荐制。
[22]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49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第19-20页。
[24]《湖南教育》记者：《华主席是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湖南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革命师生歌颂华主席领导教育革命的实践》，《人民日报》1977年4月12日；李振军：《学习华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实践》，《人民教育》1977年第1期。
[25]参见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
[26]同日，“全国各报皆头版”推出。见周全华著:《“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27]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1977年8月8日）》，载杨学为主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27-33页。
[28]从事后的进程看，邓小平“不公开报道”是明智之举，否则，有可能与华国锋发生直接的冲突。
[29]顾迈男:《邓小平与1977年科教座谈会》，《百年潮》 2009年第3期；顾迈男：《未曾开公报道的“科教座谈会”》，《党史纵览》2012年第6期。
[30]马庆水讲述，管恩武记述:《1977年恢复高考山东组组工作回眸》，《山东教育》2018.第36期。
[31]笔者的这些判断，以《新华月报》1977年第7、8、9期为主要依据。
[32]如施滨海遗稿：《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1973-1981）》，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102页。
[33]见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1949-1976），第133,488,541页。
[34]钟岩：《中国新三级学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6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第22-24页。
[36]王惠平：《推翻“两个估计”的前前后后——记者三写材料，说明问题真相》，《新闻研究资料》1985年第4期；王惠平：《推翻教育战线“两个估计”》，载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222页。
[37]穆扬：《一堂生动的邓小平理论课——读<邓小平文选>忆一九七七年高校招生会议，》，《北京教育》1999年第10期。
[38]王惠平：《推翻教育战线“两个估计”》，载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编《人民日报回忆录（1948-1988）》，第215-222页。
[39]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34-50页。
[40]此外，虽然浙江省的试点报考学生的年限是25足岁。但该省的文件可能以9月12日(该日有省委宣传部领导指示)及前的会议精神为依据的，招生会议16日有与会者预测：“今年招生，2000万人报考，录取20万人”{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52页}。显然，这里的报考数和录取数应该都属大学，不包括中专。而2000万人报考,正好相当于1966-1977年12届中除1976届外，其他11届(其中77年的应届生按50%计)高中毕业生的总和。{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24-25页}。也即第四稿的考生年龄可能与最后实施的一致。
[41]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第49页。
[42]徐庆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推翻“两个估计”》，“徐庆全读史”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5页。
[43]王永钦：《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党的文献》1997年第4期。
[44]李涛等：《毛泽东与高考的革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年第7期。
[45]见《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7月）》，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66-267页。
[46]冯用军：《1977-2007: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战略影响——兼谈恢复高考的社会意义及其改革走向》，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编《恢复高考30年（下卷）》,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8-624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03页。
[48]见王征整理：《1977年两次全国高招会议实录——原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王锡璋日记摘抄》，载《中国考试》杂志社编《恢复高考30年》（上卷），第397-407页。按：所引内容与邓小平9·19会议讲话记录稿（打印）一致。
[49]王浩：《论记者的自我精神导向》，《新闻前哨》2000年第10期。
[50]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51]徐庆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准推翻“两个估计”》，“徐庆全读史”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21日。
[52]郝端庭著：《科教文的春天——科教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53]胡福明：《历史的回忆——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修改过程》，《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54]郭罗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载于光远等编《猛醒的时刻——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纪念专辑》，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9-291页。
[55]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第215页。
[57]“三来三去” 是“文革”后期推行的一种教育模式，具体内容为：农民上大学，毕业后当农民；工人上大学，毕业后回工厂当工人；从哪来回哪去。
[58]这就为我们解释了，连8月4日的招生意见中也没有的内容，却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的高校招生意见中，专列“七、共大、‘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招生”一项的由来。
[59]认定恢复高考是华国锋拍板的，先前已有文章提出。详见沈登苗：《邓小平绕开“两个凡是”力主恢复高考——兼论刘西尧在恢复高考中的重要作用》，“学人”微信公众号2025年6月6日; 徐庆全：《华国锋与1977年恢复高考决策》，“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2026年1月24日。
[60]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0-201页。
[61]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179页。
[62]徐庆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批准推翻“两个估计”》，“徐庆全读史”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21日。按：《意见》公开时，“半个月”这几个字删除了。
[63]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64]这是为了衬托文章来源的理论权威性。
[65]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66]余焕椿：《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与〈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前后〉商榷》，《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李刚：《毛泽东和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67]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68]周总理多次参加“全教会”。其中毛主席的红线“照耀说”，就是在7月6日约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提出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44-459页。
[69]刘西尧：《攀峰与穿雾——刘西尧回忆录（修订版）》，第214页。
[70]省教育局大批判组：《清算“四人帮”的死党推行“两个估计”的罪行》，《辽宁教育》1977年第12期。
[71]沈登苗：《“两个估计”的真实内容和“版本”归属——基于史料层面的澄清与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
[72]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1977-1999），第2-9页。
[73]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74]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版，第28页。
[75]林韦等编：《“四人帮”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76]刘海峰：《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11期。
[77]（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04页。
[7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956页。
[79]见该批语注释。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十册）》（1970.6-1976.7），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19-520页。
[80]徐庆全：《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推翻“两个估计”》，“徐庆全读史”微信公众号，2025年12月21日。
[81]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6-2330页。
[82]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8月22日）》，载《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221页；习近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载《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45-260页。
[83]如吉伟青：《〈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的前前后后——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亲历记》，《党的文献》2002年第1期。
[84]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四卷）》，第2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5-12）》，第35-36页。
[85]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10月23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51页。
[86]刘海峰：《恢复高考的来龙去脉——序<冬季里的春闱>》，载陈侃章《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第1-4页。
[87]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之四）》，《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沈登苗：《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的来源、构成及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
[88]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代大学生中，至今仍没有看到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帅才;但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已看到了曙光。如1991年出生在广西的王虹，她已具备冲击“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