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政德作为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是纠治政绩观偏差需要厘清的重要命题，更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政德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治国”的深厚底蕴，赓续马克思主义政党道德观的理论品格，并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治国理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升华，兼具治国理政之德、立党兴党之要、社会风尚之标三重意义。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呈现出鲜明的系统性，在结构上贯通大德、公德、私德，在内容上耦合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品格，在目标指向上协同政治观、权力观、政绩观，在实践形态上统合德政、勤政、廉政，从而为新时代新征程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提供价值引领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政德观  党的领导干部  以德治国  治国理政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1]，并强调在对领导干部的考评任用上要“既重政绩又重政德”^[2]。这些论述，既凸显了政德在干部成长和政治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为纠治政绩观偏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遵循。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丰富内涵，不仅有利于夯实领导干部的德行根基、强化干部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也有利于拓展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维度，在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过程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有力的思想引领。

一、政德的生成逻辑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践行的“政德”观念，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治国”的深厚滋养，又融汇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道德观的核心要义，并在百余年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升华。

（一）政德是对中华传统“以德治国”精神标识的价值传承

政德的思想脉络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德治传统之中。“德”不仅规定个人品行，更被视为国家治理方式、政权合法性与善治标准的核心范畴。春秋时期，“政德”一词开始出现在典籍之中。《国语·周语》将“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并举以论政德，在强调政治认知要清明公允、中正无私的同时，更以“惠和”指向安民利民、和谐有序的施政效果，赋予政德以从心性品格到治理绩效的完整内涵。纵观传统政德的基本特点，可从“崇德以立业”“修己以安人”“贵民以治国”三个层面加以把握。

传统政德有“崇德以立业”的基本特点。早在殷周之际，中国先民就将“德”上升到形而上的高度，赋予其超越个体品行的治理本体意义。《尚书》以“天德”“元德”“德元”等概念，将“德”视为天道在人间的体现；《左传》更以“国家之基”^[3] 的论断“德”确立为政权正当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依据。在这一认识下，无论个人功业还是国家基业，皆须奠基于“德”。“崇德”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逻辑起点。

传统政德有“修己以安人”的基本特点。从心性、品格到施政效果的连续性，使传统“政德”观念内嵌了“修齐治平”一体的价值序列，与中华传统“内圣外王”的致思路向一脉相承。如孔子论君子之道，由“修己以敬”进至“安人”，终至“安百姓”，三者层层递进，揭示出为政者的德行修养并非止步于个体人格之完善。所谓“修己”，涵盖道德自省、品格涵养以及经世致用之才的锤炼；所谓“安人”“安百姓”，则要求将内在德行外化为公共担当，以善治安顿民生。在这一进路中，“内圣”是“外王”得以实现的内在动力，“外王”则是“内圣”之德在公共领域的现实体现。

传统政德有“贵民以治国”的基本特点。传统政德的价值指向最终收束于民本这一根本立场。“民贵君轻”的思想，将民众主体性置于政治价值序列的最高位；“君舟民水”的譬喻则进一步表明，政权的存亡安危系于民心向背，为政者若失德于民，则覆舟之患不可避免。在这一立场之上，“德”成为沟通为政者与民众的价值纽带，使治理决策超越纯粹的权力逻辑而能回应民众的切实期待。

当然，从传统到当代，政德观在主体指向和实践形态上发生了根本转换。传统政德主要围绕君主及士大夫展开，重点在于通过德行规训权力、调适官民之间的张力。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则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和现代国家治理需求，把崇德重德内化为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制度化约束，既是对传统德治智慧的价值传承，也是对其主体结构与时代内容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政德是对马列主义政德观的理论赓续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德观念，在思想渊源上根本立足于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道德的理论自觉，是在批判继承资本主义政治道德形态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所需“政治—道德”结构的系统建构与时代展开。

在阶级分析中确立政德的价值立场与规范边界。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道德理解为超阶级的抽象规范，揭示资本主义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其政治权力及道德话语根本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占有关系。恩格斯进一步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5]。与之相对，马列主义把政治正义建立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确立公有制的历史前提之上，强调“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6]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具有现实可能。由此，马列主义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尺度，确立了政德的人民性立场，并为政德划定了根本边界。

在革命主体的自我塑造中落实政德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革命者应当忠诚、坚韧、诚实，具有严格的纪律性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列宁在此基础上把“共产主义道德”作为明确概念提出并加以系统阐发，指出“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坚决否定任何“超阶级”的抽象道德，明确提出“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7]。在他看来，共产主义道德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纪律性和自觉的群众斗争之中，其根本任务就是“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8]。

在无产阶级专政与党的建设实践中凝练政德经验。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时强调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9]，消除特权、约束权力异化。列宁把这些原则推进为系统的党内规约。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若是“没有铁的纪律”^[10]，便难以完成自身任务，因而要求依靠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政党的战斗性和纯洁性；另一方面主张把“不坚定的共产党员”等“清除出去”^[11]，从而将对革命的忠诚、严明纪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德的实践要义。

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从道德的阶级性分析出发，形成了价值立场、规范边界、内容要求与制度经验等有关政德的思想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人政德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也构成新时代政德话语体系的科学理论根基。

（三）政德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政德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政德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政德建设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围绕干部的“德”形成了日益丰富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安排。新时代“立政德”的理论命题，正是对这一持续探索所积累的历史经验的凝练与升华。

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为政德建设积累了方向性经验。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对党忠诚、为劳苦大众奋斗作为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此后，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名篇中，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12]“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13] 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准则。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将个人品德修养同党性锻炼统一起来，为党员政德修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这一时期形成的核心经验在于，政德建设必须以坚定的政治信仰为根基、以服务人民为根本方向，由此奠定了此后政德建设的价值底色。

建设时期的执政考验，为政德建设积累了将道德要求转化为实践规范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警惕执政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倾向，通过“三反”运动整肃干部作风，并以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将忠诚于党、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等政德要求具象化为可感可学的道德榜样。“又红又专”成为这一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核心话语，强调要鲜明反对“先专后红”^[14]。这一时期形成的重要经验在于，政德建设必须回应执政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既要形成刚性约束，也要以典型示范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改革时期的制度转型，为政德建设积累了概念化、制度化的经验。邓小平明确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性，把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作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5] 干部队伍建设方针的首要标准。进入新世纪，党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举，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层面提升了道德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16]，标志着“为政之德”正式进入党的文献体系。2011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到“领导干部政德”^[17] 的基本要求，“政德”一词开始在党内广泛使用，以强调涵养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行。这一时期形成的关键经验在于，政德建设需要实现概念化、体系化话语的转换，从而为系统建构政德理论做好话语准备和制度铺垫。

新时代的政德观，正是在系统总结上述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的思想集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立政德”的重要命题。习近平指出：“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8] 这一重要论述首次系统阐明了政德的内涵结构和实践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政德观的系统成型。此后，党中央将立政德提升到修炼共产党人“心学”的高度，强调要“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19]，把外在的制度约束与内在的道德修养贯通起来，赋予了政德建设以知行合一的深层意蕴。

纵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政德建设的历史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自觉、从分散经验到系统总结的发展主线。这一历程表明，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执政道德实践中逐步凝练而成的规律性认识。也正是这种历史纵深，赋予了政德命题超越于一般道德号召的理论分量。

二、政德的价值意蕴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加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社会价值结构深刻变动的时代背景下，政德同时承载着治国理政的道德支撑、立党兴党的内在要求与引领社会风尚的示范功能，三者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政德的时代价值。

（一）政德是治国理政之德

任何治理体系的长期有效运转都不能仅仅依赖制度的外在约束和技术的工具效能，还必须植根于深层的价值共识与道德认同。制度可以规范行为、技术可以提升效率，但治理主体的价值取向与道德自觉才是保障制度不被架空、技术不被滥用的内在根基。中国政治传统对这一问题有着极为自觉的理论洞察。先秦思想家不仅将“德”确立为治国理政的本体性范畴，更深入追问了德性何以能够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根本问题。孔子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20] 作喻，进一步揭示了为政者之德犹如北辰居中而众星环拱，其治理效力并非来自外在的强制推行，而源于道德权威自身感召与凝聚的治理逻辑。

在现代，这一古典命题反而因治理复杂性的增加而愈显其根本意义。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德润人心”，正是对这一治理逻辑的高度凝练。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21] 这一论断将“德”的内涵拓展到国家与社会的价值根基，也赋予了传统“为政以德”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现代国家治理诚然离不开制度规范与技术手段，然而它们只解决治理的手段与程序问题，无法自行回答“治理为了谁”这一根本的价值问题。在此意义上，政德是治国理政之“政”与核心价值观之“德”的结合，同时连接着治理实践与价值规范两端，是治国理政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

（二）政德是立党兴党之要

一个政党的执政权威同样取决于自身的道德公信力。对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干部的政治品格直接关乎党的性质与使命。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早已洞察到为政者自身修养与政治效能之间的内在关联。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2] 为政者的道德自律不是治理之外的个人修行，而是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洞察，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框架内赋予其新的内涵。习近平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23]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党性与德的内在统一性。

从政党建设的实践逻辑看，政德建设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党的自我革命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将道德上的自我净化视为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内在需要。进一步看，政德与自我革命之间存在双向互动的深层关联：政德为自我革命提供道德基础，唯有领导干部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深厚的道德自觉，自我革命才能成为源于内在价值认同的主动净化，而非被动应付式的纪律整肃；自我革命又为政德建设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严格的党内监督和常态化的纪律教育，为政德要求的切实落地提供刚性约束，防止政德停留于话语而不化于行动。由此可见，政德既是党性在道德维度的集中体现，也是党实现自我革命的持续动力。

（三）政德是社会风尚之标

政德还是社会风尚的重要引导力量。正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24]，孔子以风草之喻说明为政者对社会风气的塑造作用。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洞察，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25]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日趋多元，价值共识面临重构的压力，社会道德建设亟须稳定而有公信力的引领力量。政德之所以在其中发挥风向标式的关键作用，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具有超出个体层面的社会辐射效应。“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26]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便能带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反之，则会助长不正之风，侵蚀社会的道德根基。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7] 唯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自上而下、以上率下的良好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全社会崇德向善的风尚才能持续巩固。

三、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的丰富性和系统性

习近平关于政德的重要论述，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政思想，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这一政德观的系统性可从结构、实质内涵、目标向度、实践形态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加以把握。四者依次回答“政德包含什么”“政德由何支撑”“政德指向何处”“政德如何落地”的问题，构成从结构到内涵、从取向到实践的理路。

（一）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是大德、公德、私德的统一

习近平提出的“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政德观确立了基本的德目框架。“明大德”指向理想信念与党性锤炼，要求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是政德的方向性规定。大德是政德的灵魂和根基，决定着政德建设的方向和高度，要求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使命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守公德”就是要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这是政德作为宗旨意识的体现。公德是政德的核心和关键，要求领导干部牢记人民公仆身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资源配置、利益分配等方面体现公平正义原则。“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这是政德作为政治品格的体现。私德是政德的基础和保障，要求慎独慎微、廉洁自律，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大德为公德和私德提供价值定向，私德为大德和公德提供行为支撑，公德则是大德与私德的实践交汇点。这一框架以三个可辨析的维度，将百余年政德实践中信仰铸魂、为民用权、修身自律的经验整合为相互贯通的完整体系。

（二）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是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品格的统一

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政治品格充实了政德观的实质内涵。政德构成要素的系统凝练经历了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早在2009年，党中央就明确以“理想信念—宗旨意识—道德修养”作为领导干部“德”的考核内容，提出从理想信念上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宗旨意识上看“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从道德修养上看“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28]。这标志着党对政德内在要素的认识走向体系化。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将三者与“大德”“公德”“私德”贯通起来，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理想信念作为政德的精神支柱，体现为“对党忠诚的大德”，强调要“永远不能忘记入党时所作的对党忠诚、永不叛党的誓言，做到始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做到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根本宗旨作为政德的价值基石，体现为“造福人民的公德”，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把造福人民作为最根本的职责”；政治品格作为政德的行为准则，体现为“严于律己的品德”，强调“慎微慎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29]。

（三）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是政治观、权力观、政绩观的统一

新时代政德的目标向度，集中体现为政治观、权力观、政绩观的耦合统一。三者分别回答“向谁看齐”“权为谁用”“以何为功”的基本问题，构成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由价值立场到权力运行再到绩效评价的内在逻辑。

政治观是政德的定向性规定，解决的是“向谁看齐”的问题。政治方向一旦偏移，权力运行便失去价值规范，政绩追求也容易偏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因此，新时代政德首先要求领导干部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纪律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30] 内化为坚定的政治自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一切治理实践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展开。

权力观是政德的核心性规定，解决的是“权为谁用”的问题。如果说政治观确立了价值立场，权力观则将这一立场落实为权力运行的具体规范。公权力的人民属性决定了用权必须体现公共性与正当性，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习近平深刻指出“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并进一步揭示当“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时，就容易“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31]，导致权力运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进而损害政策执行的公共性与正当性。这一判断表明，权力观的扭曲往往是政治观模糊的直接后果，也必然传导为政绩观的偏差。

政绩观是政德的检验性规定，解决的是“以何为功”的问题。政治方向是否正确、权力行使是否为民，归根到底要通过政绩的实际成效来衡量。正因如此，政绩观偏差往往是政治观模糊与权力观异化的外在症候。习近平指出，形式主义的实质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在政绩评价上，必须反对“重显绩不重潜绩，重包装不重实效”^[32] 的短期化倾向。新时代政德要求领导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以人民评价、实际效果和长远发展作为核心尺度，使政绩真正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

（四）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是德政、勤政、廉政的统一

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不止步于抽象的价值倡导，而是通过德政、勤政、廉政的相互支撑与协同发力，转化为可感知、可评价、可持续的治理实践。其中，德政为勤政和廉政确立价值方向，勤政将德政的价值承诺兑现为治理实效，廉政则为德政与勤政提供底线保障和制度支撑，使其始终运行在规范轨道之内。

德政重在以德立政、以德聚心，是政德的价值引领维度。习近平多次在部署实际工作时使用“德政工程”“德政善举”等表述，鲜明强调了德政必须立足人民立场、体现为民取向，把为民造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之，德政需要党的领导干部做到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把人民立场、公共利益与公平正义作为施政的价值基底，着眼长远、久久为功。

勤政贵在知责于心、履责于行，是政德的能力实现维度。德政确立的为民价值，需要通过勤政转化为实际的治理绩效。新时代要求领导干部“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投入工作，做到“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33]，真正把精力用在解决实际矛盾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上。

廉政严在守纪于身、清正于行，是政德的底线保障维度。廉政既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操守，也是德政、勤政得以取信于民并持续推进的制度前提。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坚持“对症下药、精准施治、多措并举”^[34]，使廉政建设既有惩治震慑的力度，也有源头治理的深度。从政德内在逻辑看，廉政并非孤立的禁令体系，而是以制度约束与思想自觉的同向发力守护德政的价值根基、保障勤政的公共方向，使权力运行始终服务于人民利益。

总之，政德建设既是系统性工程，也是长期性课题。新时代党的领导干部政德观以其深厚的历史根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严密的内在逻辑，为领导干部立身做人、从政用权、干事创业提供了贯通一体的价值遵循。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的考验更加复杂多样，防范和化解政绩观偏差、作风不实等现实隐患，归根到底需要在政德层面正本清源、夯实根基。这就要求进一步将政德建设融入干部选拔任用、教育培训与考核评价的制度实践，使“既重政绩又重政德”从理念共识转化为刚性标准，从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本文为2023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项目编号：23LLMLA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18]《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6年版，第26页；第26页。

[2]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页。

[3]《左传》（中册），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30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第1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7][8]《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338页；第342页。

[10]《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9页。

[11]《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396页。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17]《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86页。

[19]《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58页。

[20][22][24]《论语》，陈晓芬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页；第169页；第161页。

[21][25][2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第679页；第679页。

[23]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26][30][33][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479页；第478页；第478页；第11、503页。

[2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20页。

[31][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02页；第502页。

（作者为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