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嘉靖二年，新会县抚瑶官带领瑶人平定了上川岛“六寨之乱”，瑶人以协防海岛的身份耕守海疆。自此至清代前期，上川岛被视为“瑶地”，吸纳了周边逃避赋税之人。雍正十年，在政府鼓励移民垦荒的背景下，为了获得土地产权，上川岛民报垦升科。乾隆二年，地方官奏请开立瑶户，岛民得以自办税粮。瑶官被驱逐出上川岛，瑶户编入新宁县文章都上川图，瑶转变为编户齐民的过程是国家和族群合力的结果。清后期，面对激烈的资源竞争，岛民利用王朝编户强调“上川八户土著”的身份认同，同时，淡化瑶的历史，以实现对海岛资源的占有。至迟在道光年间，上川岛已不再被视为瑶人岛，族群身份的变化是他者标识与族群主观塑造不断融合和变化的过程。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明清至民国南海海疆经略与治理体系研究”(LSYZD21011)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明清/ 上川岛/ 瑶官/ 瑶户/ 图甲/

作者简介：王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州 510635）。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5年第5期 第72-83页

明代中叶以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开发的深入，各族群的活动空间不断拓展，沿海星罗棋布的海岛成为愈发重要的迁徙点和定居地。至清代，政府对海疆岛屿的管控力度达到空前地步，①如乾隆帝所言，“瀛壖炎岛，大漠蛮陬，咸隶版图”。②传统中国族群治理及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向为学界所重视。其中，南方山地族群的研究，关注地域多在西南边疆或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各省交界山区，即使涉及沿海，也多集中于台湾、海南这样的特大型岛屿。③本文从海疆与族群两个维度考察“海中山地”，不仅有助于细化族群发展的历史，进一步呈现传统中国开发经营海疆的模式，也可为海疆人群与王朝国家的多元互动提供观察实例，丰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历程的理论思考。

本文所讨论的上川岛今属广东省台山市，位于珠江口西侧、广海湾以南，与大陆间的最近距离为9.8海里。岛屿面积137.1652平方千米，居广东省第二。在明代文献中，这座岛和其西侧的下川岛被称为上川山、下川山，因为远远望去，宛若山峰矗立海中。据地质学者研究，上川岛、下川岛产生是中全新世海平面上升导致与大陆分离，两岛的地层、地质构造与大陆基本一致。相较下川岛，上川岛的山地面积更大、山地特征更突出。④这片海域南近太平洋，靠近东南亚国际重要航道。上川岛西部海岸曲折，能够避开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成为过往船只停泊的首选。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寄泊于上川岛西北部三洲港一带，在这里获得食物和淡水，和广州来的商人做生意。⑤嘉靖二年(1523)，广东政府移瑶人上岛耕守，设有世袭抚瑶官。直到清乾隆二年(1737)，瑶官方得以革除，瑶户纳入图甲。上川岛因“瑶人”群体获得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瞩目，本文以该岛为历史场域，广泛搜集官方档案、地方文献，呈现山地族群走向海洋，海岛瑶人被纳入王朝户籍的历史过程。

一 盘氏犬神崇拜与迁岛故事

笔者在上川岛田野调查时，得知禾宁村村民将狗奉为神灵、不食狗肉，并有传说如下：

古时候，一名公主身上生了一个毒疮，皇宫里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皇上无奈，只有到处张贴榜文，并许下诺言，谁医好公主的病，就把公主许配给他。但一个月过后，都没有人揭榜。最后，一条狼狗经过这里，用嘴揭开榜文，并一直来到公主的床前，用嘴把毒汁吸了出来，把公主医好了。但公主怎能许配给一只狗呢？但又不能失信于天下。这时，一名大臣献计，可用一个木桶，把公主与狼狗装在一起，顺水漂流，让他们自生自灭。于是公主与狼狗顺流而下，一直漂到禾宁村对开海面，这时，木桶上半部分出现裂缝，漏水沉没，狗突然变化人形，变成帅气的青年，把公主救上岸上去，后来与公主在岛上结婚生息，繁育后代，村里人家禁吃狗肉，并把家犬当作神对待。⑥

“公主许配狼狗”的迁岛故事与东汉年间流传于民间的盘瓠传说非常相似。相传上古时期，犬戎吴将军作乱，高辛(即帝喾，皇帝的曾孙，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答应谁能斩下吴将军之首级，就能封邑赏金，把公主嫁给他。高辛的名犬盘瓠咬下吴将军首级而归，为了兑现诺言，高辛不得已将女儿嫁给盘瓠。盘瓠死后，“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南朝宋人范晔所记盘瓠传说以叙述完备且时间较早而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受限于篇幅，兹截引如下：

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今长沙武陵蛮是也。⑦

秦汉以后，部分“蛮夷”被迫迁居于川、黔、粤等省，盘瓠传说随之蔓延至广东省山区地带。“盘瓠子孙，狗种也。”⑧这些尊盘瓠为祖先、刀耕火种的山地族群，在后来的汉文文献中被称为“猺”“畲”“苗”等，⑨他们将狗视为主宰命运的神圣之物，并流传着不同版本的犬神故事，有着不同于汉人的生活习性与生产方式。“猺本盘瓠之种，产于湖广溪峒间，即古长沙黔中五溪之蛮是也。其后生息繁衍，南接二广，右引巴蜀，绵亘数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斓布褐，各自以远近为伍，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⑩唐代文献认为“瑶”的名称与徭役有关，“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傜役，故以为名”。(11)两宋时期两广地区的“瑶”成为他者对山地族群的概称，包括本地“俚僚”，也包括混入瑶区的汉人。宋人陈师道言：“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蜑(疍)人；岛上谓之黎人。”(12)即是从山居环境、户籍赋税没有纳入州县管理这两个层面来定义“瑶”。明代，广东强化了对瑶区的征伐和招抚，不少瑶人首领被封为土官，但因叛服无常，瑶乱始终是困扰明政府的难题。(13)

明中叶以后，真瑶和伪瑶之别受到更多关注，时人认为，广东真正的瑶人姓盘，其他姓氏为伪瑶，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卷载：广东瑶有真伪之别，“大率盘姓为真猺，它姓为赝猺……真猺循，赝猺诈”。(14)据屈大均记载：“诸猺率盘姓，有三种：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岁七月十四拜年。以盘古为始祖，盘瓠为大宗，其非盘姓者，初本汉人，以避赋役潜窜其中，习与性成，遂为真猺”，“曲江傜，唯盘姓八十余户为真傜，其别姓赵、冯、邓、唐九十余户皆伪傜”。(15)

正如文献所载，出现真瑶、伪瑶主要原因在于其他族群因逃避赋税、拓垦荒地等原因而进入瑶区，这是一个漫长、反复的历史过程。同时也说明，经过多族群长时间的融合，至少在语言风俗、耕作方式上，真瑶、伪瑶的差别已不显著。万历年间《新会县志》载：“猺獞土田，版籍所不收。”(16)国家对瑶人的羁縻政策吸引避税之人加入，阳江县“奸民躲避差役，匪唯冒营、冒所而复冒猺，江之户口于是乎其日耗矣”。(17)直到清道光年间，还有民众混占瑶人山田以避税，“查猺黎所居山场种植树木、禾稻等项本多无税官，荒民不得借端混行占垦，违则从重究办，以杜争端”。(18)

在我们对瑶的历史和内涵有一个大致勾勒后，再来比较两个故事版本。《后汉书》记载的“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是流传于中国南部山地瑶、畲、苗等民族的祖先故事。上川岛禾宁村的祖先迁岛故事“公主与狼狗顺流而下，一直漂到禾宁村对开海面”，与其有相似内容和渊源关系，因地理条件、生活环境的差异，叙述文本中的环境要素发生了由“山”向“海”的变化。

与迁岛传说不同，上川岛《盘氏族谱》将祖先追溯为西河郡(族谱注：今之黄河西域、甘肃以西一带)人，因战乱迁到广东南雄珠玑巷，又因宋咸淳九年(1273)胡妃之祸，由珠玑巷迁往冈州(今新会、台山一带)。(19)明代隆庆年间，盘氏迁入上川岛北部山谷(北坑村)。康熙末年迁入上川岛东部濒海(禾宁村)。如今，盘氏是禾宁村最大的姓氏，禾宁村另外两个主要姓氏关姓、陈姓皆称是由广东南雄珠玑巷迁入新会、台山一带，明代中叶再迁入上川岛。奉犬神为图腾的盘氏来自哪里？为何要自称珠玑巷移民呢？下文将做进一步分析。

二 山瑶海疍与抚瑶官

上川岛北向的大陆濒海山地，明前期属于广州府新会县，是诸瑶啸聚之地，“乌峒诸山，其维首自岭西由恩平而至海晏，诸猺峒逆行而上，绵亘数百里”，(20)这里“猺峒”指山间盆地。永乐十三年(1415)，新会县皂慕山瑶人赴中央朝贡，成为“良猺”，后叛服无常。(21)弘治十一年(1498)，为“扼诸猺险要”，(22)地方官建议析新会县西南濒海之地增置新宁县。(23)此后，上、下川岛归入新宁县辖境。新宁县设立后，该地动乱仍不能止，嘉靖元年(1522)，广州知府简沛率生员沿村招抚，“诸寨人迹所不能到者，皆亲至其地，备历险阻，悉心抚谕，终不能服，剽掠如故”。(24)

约在成化、弘治年间，新会县禄洞村生员李宏因抚皂幕山瑶人有功，被授予“抚瑶官”。自宋至明代，对于偏居山隅的瑶人，王朝常任命瑶人首领为官，瑶官需向朝廷称臣纳贡，并承担保境安民的义务。(25)明代的瑶官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由瑶人首领担任的“瑶官”，二是由汉人充任的“抚瑶官”，李宏为第二种。(26)嘉靖二年，李宏的孙子李盘平定了上川岛“贼乱”，得以移瑶人上岛耕守。自此，上川岛开始有政府认可的世袭抚瑶官负责管理瑶人事务：

今皂幕山多向化猺人居之，按山中诸猺，其长技在竹弩药箭，发即奇中，倘遇寇倭，足备战守。永乐十三年，出贡于朝，敕为良猺，后岁荒思乱，禄洞村生员李宏自鬻己田赈之。乱止，功受抚猺官，职世袭。宏孙盘，嘉靖二年，领征新宁县上川六寨，生擒贼首、从甄子昌等数百，赏之田土，移猺耕守。续擒番倭啲

等，盘生介、介生瑛、瑛生浩，见袭抚官，世曰李山官云。(27)

李盘因平定上川岛“贼乱”获得了官方授予的田土，带领瑶人且耕且守，还帮助政府擒拿了番倭。从李盘领征“上川六寨”推测，此前活跃在岛上的人群已有相当规模，至于有多少人继续留在了岛上，因无更多材料，暂且不表。除了中国人，岛上西北方向的三洲港常有葡萄牙贸易船湾泊。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人侵入珠江口，在上川岛东北的西草湾与明朝军队发生海战，“佛郎机人别都卢，恃其巨铳利兵，率属疏世利等千人驾五大舟寇新会县之西草湾。百户王应恩截之，生擒别都卢，以枭”。(28)西草湾海战以葡军大败告终。之后，广东地方加强了海上封锁，停止了朝贡贸易之外的其他贸易活动。葡人被迫沿着中国海岸北上，继续寻找贸易据点。

移皂幕山瑶人至上川岛，设置抚瑶官，有威慑葡人、对瑶人分而化之的作用，但也反映出政府对瑶人隔离放任的态度。迁居海岛的瑶人随山散处，与海盗生息相通，生活在嘉靖至万历年间的霍与瑕曾言：

若上川、下川在洋海心，长亘百里，有高山峻岭。贼每投托山猺，在山顶潜望。兵到东洋，则为密号，贼望见趋而西；兵到西洋，则为密号，则望见趋而东。(29)

该处“山猺”与前述之“李山官”之称反映了时人对上川岛瑶人山居习性的认识，此时的上川岛民未被编入户籍，无需向政府缴纳赋税。(30)不过，地方官已将岛上“瑶人”视为子民。熊文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任新宁县令，“适有飓风覆番舶于上川，川人间捞所覆余物，事闻中贵，追逮。熊为保全之。川人德熊，谢金二百，麾而不受，多惠政，民戴之，建祠竖碑以志思焉”。(31)万历三十六年(1608)，东莞人徐兆魁为熊文华撰写的《新宁熊侯生祠碑记》提到“二川猺民，捞拾番物，未及首，而土宄、衙役掏机局，将恣其株蔓，公力为猺民，地幸不及祸，事宁，猺民争有所献为寿，公麾之。说者谓：是举也，保全不止数十家而存活不止百十命”。(32)

清初沿袭明代的治瑶政策，“顺治八年，行查各路猺丁、猺官册籍，准复原职世袭”，(33)由李氏担任的“山官”得以延续。康熙元年(1662)，为了彻底切断濒海居民与抗清力量的联系，清廷颁令迁界，新宁县漭洲、下川、上川、大金山、小金山五岛居民内迁，“迁海岛海滨居民于内地”，共有“户九十，口一百三十九”。这里的“海岛海滨”是仅指海岛还是也包括大陆滨海地区无资料可考，但可以知道的是，由海中五岛迁回内地的人数不会超过90户、139人。康熙三年(1664)续迁近海居民1349户，5990口。(34)康熙八年(1669)展界，但海岛仍禁。(35)矬峒场“尚现禁不复海中五岛灶丁三十七丁”，海晏场“尚现禁不复海中五岛灶丁六十八丁”。(36)五岛灶丁共105丁未能复业。康熙元年由海岛迁往内地的五岛居民很可能只有政府在册的盐场灶丁。康熙二十三年(1684)，巡视广东沿海的钦差杜臻描述，上川岛“今有猺人居之”，下川岛则有“新宁人居之”，(37)两个岛屿分布着不同的人群。此时，清廷尚在筹备展界事宜，上川岛即有瑶人居住，这印证了瑶人并未在迁界中离开上川岛。这也提醒我们重新考量迁界政策影响下的海岛民众，(38)至少从新宁县海岛来看，迁界对那些编户以外的海岛民众影响非常小。

康熙三十九年(1700)，为了修建沙勿略墓园，耶稣会士庞嘉宾(Kaspar Castner)在上川岛居住过三个月，他用民族志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笔触细致记录了上川岛的地理风貌与聚落情况，也并未谈及迁界与展界一事。岛民告诉他：上川岛原为荒岛，直到嘉靖二年，才开始有定居聚落，此前未经开垦。而最早的聚落是北坑村(今北坑东村)。(39)这个村是山上流下的水形成的山间谷地，和面向海洋的三洲澳之间夹着一座半高山岭。这是前文盘氏最先抵达的村落。在庞嘉宾的笔下，上川岛保留着与大陆迥异的山野风貌：

岛民野蛮，相当不开化，生性蛮横，其生活习惯类似于岛上山岭林莽中蔓生的野草。周围大陆上的中国人对其颇有微词，因为大多数岛民喜欢抢劫，一有机会便劫掠过往的船只。(40)

上川岛盛产林木、药材、茶叶(41)、海盐，非常适合瑶人善采集与嗜盐(42)的生活方式。康熙年间，上川岛不仅有瑶人，丰富的渔业资源吸引了大量的疍民在此聚居。清人顾嗣立的诗作《雨阻江门》描述了上川岛瑶疍杂居的景象：“江门连日泊，风雨满前川，细泾猺人岛，狂翻蜑子船，飞泉飘绿护，积水长潮连，晚渡何萧索，归鸦落鸭田。”(43)清代新宁名儒陈遇夫是白沙学说的传承者，主要生活于康熙时期，为新宁矬峒都六村溠洲村人，所撰《屿门赋》描述新宁县海中岛屿的瑶人风俗，兹截引一段：

有蛋人鼓楫，龙户鸣根，候月挂帆，贾客捆载而入市，惊云逐水，孤臣漂泊于他乡。其地则方数十里，猺人所止，鱼骨为臼，虫介为钱，酿蜜如膏，积柴生耳。赋茅则众徂至，举网而庐亭起，据山斜以为田，拾海族而成市。妇女出而力原，丈夫坐而抱子。服异言殊，风顽俗鄙。危樯破浪，何知宗悫之风，断梗挂星，莫问张骞之使。(44)

这首赋生动地描绘了瑶疍杂居的海岛风貌。只是，依山而耕、樵采柴薪、采集海货(45)的海岛瑶人，被当地文人视为“服异言殊，风顽俗鄙”。“鼓楫”的蛋人、龙户、卢亭皆指活跃在这一海域的水上人，他们挂帆出海、腌晒鱼鲞。

三 瑶地、瑶户与图甲的编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展界以后，迁民复业成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雍正时期，在皇帝的持续激励下，地方官员纷纷亲身力行，推行垦政。雍正九年(1731)，广东总督鄂弥达委派督粮道陶正中查勘广东荒地，安置粤东贫民。(46)新宁即是安插地之一，据乾隆《新宁县志》载：“(雍正)十年壬子春，粮道陶正中亲临勘查荒地，劝垦安插来民。”(47)对照当时清廷对贵州、云南、台湾等地的治理政策即可知晓，移民垦荒是清廷对少数族群地区秩序重构的重要手段。(48)上川岛对岸的大隆洞曾是瑶人聚集区，在康熙展界后的移民开发中，皆成为编户齐民，“大隆峒，昔属徭居。自康熙二年，迁移徭人逃散，八年展界，异县穷民利其荒土，寄居于此，实非猺籍也”。(49)

雍正十年(1732)是上川岛土地资源再分配的重要年头，上川岛甘氏报得中田208亩，斥田142.9亩，开灶18座，这些土地皆位于濒海：

雍正十年，复新报垦土名大围内等处中税八十三亩，沙围墪斥税四十七亩，飞沙尾中税五十七亩，大围外中税六十八亩，饼叶墪斥税四亩，飞沙尾斥税八十亩，大垅湾鸡门坑斥税九亩六，琴涌海湾斥税二亩三。又国家悯其沿海居民，卤坦不能种禾，准予开灶，与齐民一体耙煎，祖上遵例开灶一十八座，递年征丁课银八两二钱八分。(50)

乾隆二年，上川岛民呈请开立瑶户，总督鄂弥达上奏至中央，“其食土者又愿开立户籍，以便供输”。(51)当时，湖南、广东瑶人聚集之处设有理瑶同知，同知辖有瑶户，“湖南、广东理猺同知等所属为猺户”。(52)相较而言，清政府并未在新宁县任命理瑶官员，为何忽然另立瑶户，户部对此表示不解：“粤省有猺之处颇多，并无另行立户办粮之例，何独新宁一邑忽称猺人将税亩投寄民户贴纳粮差？今请立户自办税粮，是否民猺两便之处，妥议具题。”对此，广东署理布政使王恕解释道：“查粤省猺民散处，各属所在皆有第。各属猺民大概僻处深山穷谷，罕有与民人地界相接，与民人佃耕往来者，是以向无呈请立户输粮之例。”(53)广东地方官将海隅孤岛的瑶人民风、开发情况详尽禀奏：

今查新宁县上川一岛，虽悬处海中，实紧接县境，为县民樵采煎盐之所。猺众居住岛中，日与民人相习，久已向化，耕凿相安。猺人就海边垦辟荒土，自为耕种。因猺民向无版图税粮，无从完纳，遂寄税于何五福等民户，输粮已久。但以猺业而寄顿民户，日久弊生，在民户唯恐有呈粮赔累之扰，又不免有大户欺凌之虑，此民人何五福等情愿将所寄之粮听其收出立户，而猺民甘大振等亦情愿开户输粮。(54)

“久已向化”“输粮已久”皆是对瑶人土著身份和民瑶相安的强调。雍乾时期，将少数族群纳入户籍系统是皇帝和边疆大吏孜孜不倦的追求。最终，中央批准了开立瑶户的奏请：

应如该署抚鄂弥达所请徭民甘大振等准其另立猺户，将从前投寄民户荒熟税亩收归猺户，听其自行输纳垦升，并将民人何五福等户下所寄之粮照数开除，其所升灶座丁银一并按则升科，统于该年奏销时，另造猺户丁粮清册咨送臣部查核，仍令该督抚转饬地方官加意抚绥，务令猺民安居乐业，毋使势豪土棍借端欺凌，致滋扰累。(55)

新宁县编立“猺户丁粮清册”，上川岛民有了缴纳赋税的独立户头。《大清会典则例》对此事亦有记载：“(乾隆二年)题准广东新宁县上川猺户，素居内地，民猺相安，准其别立猺户，将从前投寄民户之荒熟地亩收归猺户，熟地听其输赋，荒地听其垦种升科，其民户寄粮照数开除。”(56)

相较于官方史料对“蛮夷”慕化归顺的叙事，族谱中更多呈现的是地方社会对切身利益的考量。因除去盐灶丁课银外，甘氏报垦的新田旧田均需额外向何五福、李五仝等豪户贴纳税粮，甘氏难堪剥削，故而自请开户：

据上旧管新垦田地，悉寄于何五福、李五仝等豪户，始则每亩贴纳粮银七分，继收至一钱三分，视祖上为儿[饵]上之鱼肉。难堪剥削，迫得开具田亩清册，报增丁口册，呈请开立户籍，自办税粮。(57)

因此，开瑶户既彰显了地方官归化“蛮夷”的政绩，也达成了岛民免除向豪户贴纳税粮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拥有户籍、缴纳赋税是土地产权合法的最好证明。那么，瑶户包括哪些具体的“户”呢？下面这则材料有详细揭示：

查新宁县文章都十图，可以编立又甲，所以在县编立文章都上川图，一甲甘大振、二甲黄圣广、三甲梁聚(58)唐、四甲梁周郑、五甲陈颜利、六甲关勤友、七甲冯范何、八甲盘高卢。我祖上即将前投寄于何五福、李五仝等豪户之田地税亩，尽收归甘大振户输粮，又在场编立一册，附列矬峒尾，以纳丁课。王暠县主，亲诣上川，将田勘明，发给青苗册，以资执管。(59)

知县王暠设文章都上川图，图下有八甲，这八甲分别对应八户。甘大振、黄胜广、关勤友三户是一姓占据一户，而梁、聚(徐)、唐，梁、周、郑，陈、颜、利，冯、范、何，盘、高、卢五户皆是由三个姓氏组成一个户名。据上川《黄氏族谱》所载，八户的组合是出于海岛围垦筑堤必需的协作。(60)而之所以有的是一姓占据一户，有的是三姓占据一户，是因为清代粮少不能独立立户的家族常常会采用数姓合立户籍的做法。康熙四十七年(1708)，新会县知县顾嗣协曾令：“有粮少不能自立户，附于别户之后”的畸零户实行“归户”，“或归同姓之户，或数姓合立户籍”。(61)图甲作为王朝进行赋税征收和户籍登记的系统，其与宗族的结合，体现了清代上川岛土地开发的加快和宗族功能的强化。(62)在图甲之外，“又划上川地方，分为六堡，以资管辖”。(63)六堡建立在上川岛六个村落的基础上，每个堡有村长，“堡”成为代政府管辖稽查的基层组织。对于上川岛行政治理来说，最大的变化在于，知县王暠将自明代嘉靖二年即已存在的李氏“山官”逐出上川岛，使得“猺目子孙”李大鹏、李葵德等人无法再继续承袭“猺目”，正式结束了瑶官治岛的状态。王暠将上川岛纳入州县都图，可以说是清前期改土归流政策在海岛的推进：

鄂督宪批详：上川地方，孤悬海岛。八户子前包纳粮税丁课之豪恶关璋、梅如桂、陈擢雯、梁龙章等，侵占之欲念未泯，尚仍互争不休。各宪以伊等非上川八户土著，均被批斥，又李大鹏、李葵德系上川猺目子孙，尚欲承袭为上川猺目，又被县宪批斥，不准承袭。且饬令李大鹏等此后不许入上川地面，借承袭以滋扰。(64)

王暠，云南昆明人，于雍正九年八月任新宁知县，在他任职新宁期间，上川岛和大陆对岸的广海(今台山山咀港一带)添设了往来津渡，这一官方建置的增设反映了政府对海岛治理的重视。(65)王暠积极编纳瑶人、推行教化，在其负责纂修的乾隆《新宁县志》中，提及瑶人甘大振的新户：

(乾隆二年)今上川多徭沐浴圣化，渐与内地相习，声音可通，耕凿樵采，各有恒业，其食土者，又愿开立户籍，以便供输，王暠鉴其诚恳，为请上宪咨达，将何五福、麦先春等户税亩开除，归入徭人甘大振新戸内输纳，民徭两便焉。(66)

可见，官方史料对甘氏的瑶人身份记载一致。那么，瑶人身份仅仅是他者的称谓吗？对此，民国《甘氏族谱》中记载：“自经此次迁移回复(笔者注：康熙展界)之后，勤耕力作。悉为内民，是时国家恩准猺黎居地，援例报垦，俟其成熟，作为世业，永不升科，更不许人民混占，以示体恤。”(67)据这段家族自述可知，甘氏因定居瑶地而在赋税上享受了优待，也获得了世袭耕种权。这和明代中叶以来政府对上川岛的治瑶政策是契合的。不过，甘氏后人否认了瑶人身份：“回溯我南山公，原由新会县白石乡迁来，本非猺民，不过寄居猺地，遂以猺民目之。”(68)道光修谱时，上川甘氏首次将《雷震公由珠玑巷南迁古冈州白石缘由纪》等数篇祖先南迁故事收录其中。(69)民国《甘氏族谱》记述了自江西—南雄珠玑巷—顺德—新会—台山—下川—上川的迁移路线，并将上川岛始迁祖南山公迁至上川岛的时间记为隆庆年间。(70)此时，距嘉靖二年瑶人迁岛已过去40多年：

至明季隆庆朝，我始迁祖讳福寿，号南山公，是润长公之子，有霖公十一世孙也。又自新会县白石乡携眷南迁，至新会县属那扶区甘坑居焉，火烧甘坑，又携眷迁于下川岛茅湾西边垅居住……见茅湾非可居之地，又携眷而来上川岛(古称交杯洲)石笋村居焉。斯时冯、范、何等姓人先择居于该村北边高原之地。只余南边水泽之区，公辟为住场……公安插既定，以上川孤悬海岛，交通不便，大有海外桃源之概。且属猺地，心犹未安。(71)

甘氏来到岛上时，丘陵及山谷已被开垦，晚到的甘氏只能定居于岛中部石笋村——连接南北岛屿的海水沉积地带，这个村子和盘氏定居的北坑村皆出现在明人宋应昌万历十九年(1591)所绘《全海图注》中，说明开村时间不会晚于明中叶。(72)盘氏亦将南宋末年胡妃(也有记作苏妃)之祸作为家族由珠玑巷南迁至古冈州(明代新会)的起因。此外，黄氏、陈氏、梁氏等皆如此。而且，各家族所记述的迁岛时间，皆非嘉靖二年。对于具体迁岛时间，因资料有限，暂不做深究。本文更加关注海岛族群对于身份认同的历史变化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这些家族为何将祖先迁徙与“珠玑巷”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整个珠江三洲的族谱中，珠玑巷故事是常见的叙述方式，意味着早期祖先来自中原和江南。刘志伟在讨论广东族谱的口述传统时曾说：“珠玑巷传说是作为与猺、疍、畲人划清界限的最普遍的手段。”(73)对于这些结构相似、攀缘附会的祖先故事，不复赘言。(74)

综上，通过根据对户科题本、地方志、族谱等诸多文献的爬梳可知，乾隆二年立户时，上川岛民借助“瑶户”，摆脱“豪恶”的控制。此时，上川“瑶”代表着具有特殊含义的身份，即最早上岛垦种、具有海岛资源占有权的人。当土地完成勘丈、“瑶民”被纳入图甲户籍、向王朝纳税，意味着土地的产权确认已经完成，户籍身份的重要性已经代替了瑶的身份。

由广东督抚组织纂修刻印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广东海防汇览》，其卷3《舆地》中摘录了康熙年间杜臻《粤闽巡视记略》，为更清楚地看到《广东海防汇览》在哪些地方做了删减，特将其删掉的内容括出：

上川山在卫南，海程五十里，长二十五里，广二十里，有石笋村、北坑村、(西坑村(75))、茶湾村、高观村、鲇鱼村。(山多香蜡、林木，今有猺人居之，猺官主其征税，猺人宗族在新宁之那仗寨。)

由上可见，相较于《粤闽巡视纪略》，《广东海防汇览》主要将上川山瑶人与瑶官的资料删去。作为由当时广东最高官员和著名学者督修、编纂而成的军事著作，这种删减反映了至少在道光时期，上川岛已不再被视为瑶人居住的岛屿。

官方记载和家族记忆两个维度都反映出，“瑶”的消失，是国家权力拓展与族群主动塑造合力作用的结果。下文将进一步呈现，面临客民的流入，上川岛民如何利用王朝编户不断确认和巩固“土著”的身份认同，以求在激烈的资源竞争中胜出。

四 “上川八户”与外来者

由雍正十年开启的从粤东向粤西的迁民垦荒，对于地方的影响是深远的，大量嘉应、潮州、惠州的粤东民众迁移到新宁、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各县。新宁县因“山隰平衍，海滨广斥，可施植艺”，成为粤东贫民乐选之地。经过此次劝垦，新宁县“隙地皆禾黍矣”。(76)到咸丰年间，新宁县的客民已在30万以上，占了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77)上川岛虽孤悬海中，渔盐之利颇丰，成为移民谋生之地。同治六年(1867)，天主教两广宗座代牧区主教明稽埒(Zephirin Guillemin)在上川岛为沙勿略修建教堂，据他记述，上川岛村落有20余处，有8000—10000人。而康熙三十九年(1700)，传教士庞嘉宾在岛上时，上川岛仅有6个村子，人口只有3000人左右。(78)人口的膨胀加剧了资源的竞争，“(新宁)地处边陲，南通巨海，颇有鱼盐之利，俗称醇实。今则渐染浇风，往往因山坟、水圳、洲岛细故，遂纠合多人酿成械斗”。(79)

嘉庆年间，各种人群围绕上川岛资源的矛盾积累日深。嘉庆十一年(1806)，上川八户将海岛灶地租给德庆埠盐商胥致和、区光烈，后因积欠丁课银被上川司盐巡检撤销。上川司盐巡检又招新商承充，潮居都赵承吉等呈请接充，改为粮田，时任新宁知县章鸿随即批准，归入潮居都三十一图输纳税粮，潮居都正是客民聚集之地。此案缠讼8年之久，道光四年(1824)，上川八户夺回十四湾灶田：

缠讼八年，时户老抱告，在狱而押毙，青山之截杀，种种惨祸，不堪言状。而尤有可为地方憾恨者，当户老甘传佳、黄尊仰、何穆恩、颜能寿、关大胜、冯嗣明、梁基扩、唐三光等，与赵、麦互控将次结案之际，乃有户内唐集珍、关振宽、冯嗣炳、关振悦、陈运佐等，受赵、麦之贿买，称为上川新八户，具呈推业，赚累延案莫结。幸各宪明察，知其呈词有异，即押唐集珍等于南海县，递解回本县讯究，不意唐集珍等天良发现，自认一时冒昧，受赵、麦贿买之不是，当堂具遵丈责释放。至道光四年，经阮督宪委督粮道夏台判结，断令甘大振等酌补赵、麦工本银一千六百元，并还赵承吉代垫胥致和积欠丁课银两，该田断归八户甘大振等管业，照例升科，以了讼藤。(80)

这场“上川八户”的产业保卫之战，几经波折，甚至遭遇八户族人唐集珍联合岛外赵承吉等人自称为“上川新八户”，意在推翻八户对上川岛资源的垄断地位，所谓“新八户”也从侧面反映出上川八户在当地所具有的意义。之后，唐集珍又纠集岛外数十人，在上川岛抢割霸耕。此外，嘉庆十九年(1814)，有岛外豪势梅郁、梅研到上川岛呈垦山场海埠，与上川八户争讼五载。(81)

历次争讼中，政府最终仍能维护“上川八户”利益，所凭借的就是乾隆二年王朝编户的历史事实，“上川地方，经鄂督批准，无论有税无税，尽归我八户子孙随时报垦，以为资生。异人不得搀占，注明内部”。(82)道光年间，帮助八户夺回田产的甘氏传佳公、甘氏泽荣公均被授予田地5亩。(83)也是在道光年间，上川甘氏族人首次修纂了族谱，并为上川始迁祖南山公兴建祖祠，最后因族人甘芳亮极力抗建而未成。“道光世，豪强侵占，不知凡几”，(84)正是因资源之争愈演愈烈，巩固和宣扬上川八户土著身份才变得势在必行。(85)

咸丰九年(1859)，上川岛民因大浪湾围的产权抵押与岛外的麦敬礼起了冲突，麦敬礼纠集30余人登岛示威，最后引发械斗：

麦敬礼以按约有据，川愚可欺，遂恃其族大豪强，邀请技击师三十余人，于咸丰九年，驾海至大浪湾，据田抢劫，始以为示威，殴伤梁姓妇女，甘传耀等遂纠众与之对付，毙麦昌稠、麦祚伟、麦亚齐，余众四散。各具呈上诉，讼累数年，迨至同治五年，经善堂公出而斡旋调停，双方愿遵和息，立约遵守。约内注明，欠款清还，田归合和堂(笔者注：甘氏堂号)管业。(86)

咸丰年间，粤西土民与客民之间的摩擦演变成为暴力武斗，范围遍及广、高、雷、廉、琼等府州县。(87)上川岛的三洲、禾(和)宁、琴冲、茶湾等村皆遭到客民的袭掠。据新宁土人陈碧池记述，“(咸丰)八年秋八月初一夜，曹冲贼袭破上村、三洲村，上村在邑境东南岛屿之间，四面重洋，与曹冲对峙，每风涛乍息，小舟可渡，贼乘夜航海至三洲，袭破之，杀十余人，掳妇女数十名，而滨海居民亦无休息。初八日，贼复犯和宁村，土人败之，杀贼二人，贼退回三洲、塘埠，焚掠而去，厥后而琴冲、查(茶)湾诸村，亦悉被屠害”。(88)民国《甘氏族谱》对这次土客大械斗也有记载：“咸丰十年，客匪陷茶湾村，时林氏年十八岁，被客匪所掳。”(89)甘氏有族人在反击“客匪”的防御中担任首领，诒徤公(甘戴龄)“咸丰之世，客非[匪]扰乱，六堡耆老，擢公为旗首，督带乡团”。(90)为了安置客民，同治六年(1867)政府割新宁县属潮居都之赤溪、磅礴、曹冲、铜鼓四堡，及矬峒都之田头堡设置赤溪厅，血雨腥风的土客械斗告一段落。

此后，岛民与外来者间残酷而激烈的资源之争不仅未曾停止，还掺入西方势力。光绪三十三年(1907)，岛民盘耀南串通法国传教士陶德范(Engène Thamas)报承大浪湾灶田及三洲墟一案，差点引发“教案”冲突，颇能反映晚清海岛面临的内外危机：

光绪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沙棍陈孔铨等，引新宁清佃局委员唐咨夔，以丈上川十四湾及各处沙田，时沙棍掺承出照者十余处。其最为地方之累者，是天主教民盘耀南，串法国传教士陶德范，报承大浪湾内围八户灶田一顷九十余亩，亦经给照。户老察觉，适毅成假归，遂定十二月廿五日，召集绅耆会议于济川学堂，以谋救济，共挽世业之策。(91)

岛民陈孔铨与新宁清佃局(92)委员唐咨夔丈量多处沙田并获得执照、岛民盘耀南与上川岛法国传教士陶德范报承大浪湾堤围之内的灶田也获得执照。陶德范曾于1922—1925年任广州芳济小修院院长，据曾在该院做修生的刘德真回忆：“据说，陶德范是法国望族子弟，共有十三兄弟，有个大哥是法国海军的舰长，曾驾军舰侵占我上川岛。陶德范也曾在台山、广海、上川岛等地传教。”(93)刘德真还提到陶德范为人蛮横无理，喜怒无常。

面对灶田被侵，上川八户老愤起护卫海岛，陶德范以“仇教围杀”为名要求清朝派兵保护，致令全省震动，陆续派遣附近赤溪协、广海营等水师战舰开赴上川岛。最终，时任县令覃寿坤“以陶教士把持该案，有碍于审判，故禀请制台照会广州口法领士，称陶教士因该案与上川土民大生恶感，使其于该案未判讫以前，不可入新宁境界传教”，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案子最终以上川八户的胜利结束。甘氏族人骄傲地谈起从法国人手中夺回产业，“十四湾之田及三洲墟地而不失外人者”。(94)此后，原属上川八户的盘耀南一族不再和八户一起缴纳税粮：

盘耀南系盘高卢八户之一，与别人掺承者不同，照依灶税应断给田一百亩归盘耀南换照一张管业。另补回换照费用四百元，其余十四湾，尚有税二十八顷六十五亩零，尽归甘大振七户，照上中下则补粮加升换照一张管业，两造具结完案，……上川七户之名，自此始也。(95)

盘耀南即为前文讨论过的上川八户中的盘氏，明代中叶还居住在山谷中，到了民国，转而成为占据渔场、向渔民收租压价的土豪，“上川岛东部，沿岸海面，纵横数十里，有当地土豪划分为三渔埗，掠为私有物，自由批租收税，该承租人，以批承而得之渔埗，遂借名海权专利，极力限制渔捕”。其中之一即盘耀南控制的雷猪渔埠，“此埠现由盘耀南、麦祚金批承，每年租银二百二十元……埗主均属渔民也”。(96)盘氏族人由山居瑶人向海上渔民的发展历程，是广东山海交错下的海岛族群变迁之缩影。

结语

清代雍乾时期，将少数族群纳入直接管理是王朝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这不仅体现在输粮纳籍，也包含了对华夏文明的体认。“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97)本文从海疆和族群两个维度，通过梳理山海交融下的族群变迁过程，呈现中华海洋文明和多民族国家演进历程的独特一页。

自明代中叶至清前期，上川岛被视为瑶疍杂居的岛屿，即使在迁界时，瑶人也并未迁出海岛。雍正十年，在劝垦政策下，上川岛民开始报垦升科。乾隆二年，“上川猺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获得批准，编立八户共十八姓。同时，政府革除了岛外豪户“包纳税粮”，还将明嘉靖二年即已存在的瑶官——李氏“山官”逐出上川岛。这一系列“抚绥瑶民”的举措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王朝国家而言，“瑶”成为了编户齐民；其二，就海岛社会而言，八户确立了上川岛土著身份的合法性。清代后期，上川八户一方面将“户籍”作为权利依据，强化“土著身份”认同，以达到资源占有的目的。另一方面，将家族历史与“瑶”划清界限。至迟在道光年间，上川岛已不再被视为瑶人居住的岛屿。

上川岛由设瑶官到编“瑶户”、设图甲的历程反映出，即使在海隅小岛，国家政治文化的拓展也并非单向的线性过程。这其中，既有岛民出于切身利益，引入国家力量将土地权益合法化的考虑，也有国家改土归流、归化蛮夷的政治目的。“瑶”向“民”的身份转变是在海岛族群和王朝国家合力下完成的，因此，无论“瑶人”抑或“汉人”身份，都并不是被动接受的标签，而是海岛族群在适应环境、争取资源方面的积极利用与主动塑造。同时，该过程中伴随的文化交融，深深影响着岛民的身份认同。

注释：

①具体论述参见王潞：《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10卷《清前期的岛民管理》，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御制文集》卷10《钦定大清一统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301册，第95页。

③学界对清代海南黎族、苗族，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对本文多有启发，将在行文相关处做具体征引。

④林晓东：《上下川岛地貌考察》，《热带地理》1986年第2期。

⑤参见汤开建：《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Tamão新考》，《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张廷茂：《Tamão：在上川岛还是屯门澳——Tamão考订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海交史研究》2006年第2期；黄薇、黄清华：《上川岛与十六世纪中葡早期贸易》，《陶瓷下西洋——早期中葡贸易中的外销瓷》，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2010年版，第60—81页等。

⑥《台山市川岛镇村落调查报告》(未刊)，2018年，台山市川岛镇政府文化站提供。

⑦《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9—2830页。

⑧《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29—2830页。该段文献是《后汉书》李贤注引述自《荆州记》，只是这本书在唐末已散佚。清人陈运溶将唐宋时期古籍中注明是来自《荆州记》的文献一一辑出，汇成《荆州记》，其中有载：“《后汉书》章怀太子贤注引一事：‘沅陵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县，唯此是槃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南蛮传·注》。”陈运溶、王仁俊辑，石洪运点校《荆州记九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⑨文献中的“猺”“徭”“瑶”“傜”都可用来指称瑶人，其中，“猺”字是对那些未开化瑶人的贬称。为如实反映史料中的内容，笔者在引文中全部按照原始文献录入，正文中一律用“瑶”来指称。笔者绝无贬义。

⑩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猺獞》，《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第1册，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91页(后文所引地方志如非特别注明，皆属《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2010年间出版，出版信息从略)。

(11)见《隋书》卷31《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98页。

(12)陈师道撰，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卷4，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7页。

(13)关于广东瑶人的族群构成以及与当地越人的关系，可参见李默：《瑶族历史探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14)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史部地理类第597册，第333页。

(1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7《人语·傜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237页。

(16)万历《新会县志》卷2《版籍略》，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82页。

(17)《阳江县志》卷2《赋役考·猺户》，康熙二十七年刻本，第221页。

(18)道光《新宁县志》卷6《经政略》，道光十九年刻本，第81页。

(19)上川《盘氏族谱》，1991年修，据编纂者说资料来自族中老人讲述。

(20)乾隆《新宁县志》卷4《广海册附》，第493页。

(21)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明代广东“猺山”有681座，广州府有154座，其中隶属广州府的新会县有瑶山1座。这座瑶山即为皂慕山，界连恩平、开平、新兴、新会四县，“多向化徭人居之”。参见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35《猺獞》，第588页。

(22)袁昌祚：《序》，乾隆《新宁县志》“旧序”，第289页。

(23)嘉靖《新宁县志》卷1《封域志》，嘉靖二十四年刊本，第13页。

(24)嘉靖《新宁县志》卷2《风俗志》，第28页。

(25)参见吴永章：《瑶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

(26)《禄洞李氏族谱》记载了李宏家族源流，族谱的纂修者为李宏同辈的族人李渭，成化年间进士，官至淮安府同知，是与梁储齐名的广东文人，详见《禄洞李氏家谱》，1933年抄录，第41页。据李宏所在支系的世系表，“宏、睿、盘、介、英(瑛)”与万历《新会县志》对世袭瑶官司的记载相吻合。此书得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任建敏教授惠赠，谨致谢忱。

(27)万历《新会县志》卷2《版籍略》，第82页。下划线为笔者所加，下同。

(28)方孔炤辑《全边略记》卷9《海略》，崇祯元年刻本，页17a。

(29)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3《上陈文峰军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09页。

(30)耶稣会士庞嘉宾记述康熙时期的上川岛民，也曾谈到：“不要求他们给皇帝缴纳通常的税赋。”参见庞嘉宾：《1700年于三洲岛为伟大的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建造坟墓之报告》，叶农、金国平选编、翻译、审校《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2023年版，第120页。不过，虽无需向国家纳税，但据《甘氏族谱》记载，为获得地方保护，甘氏一族自明代中叶向当地豪户贴纳税粮。

(31)康熙《新宁县志》卷4《秩官志》，第114页。

(32)道光《新宁县志》卷8《古迹略》，第129页。此处二川，应指上川、下川。不过，并无更多材料证明下川岛有瑶人。

(33)道光《肇庆府志》卷2《舆地》，第98页。

(34)康熙《新宁县志》卷2《事略志》、卷6《食货》，康熙十一年本，第101、121页。

(35)康熙《新宁县志》卷2《事略志》，康熙十一年，第101—102页。

(36)康熙《新宁县志》卷6《食货志》，第125，127页。此处丁数是否为口数，尚无资料可考。

(37)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988—989页。

(38)王潞：《清初广东迁界、展界与海岛管治》，《海洋史研究》第6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2—121页。

(39)庞嘉宾：《1700年于三洲岛为伟大的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建造坟墓之报告》，叶农、金国平选编、翻译、审校《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第112页。

(40)庞嘉宾：《1700年于三洲岛为伟大的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建造坟墓之报告》，叶农、金国平选编、翻译、审校《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第116页。

(41)明清以来，白云茶是上川岛的重要物产。不过，很可能是明代中叶以后，瑶人才引种至岛，因为在此前有关上川岛的文献中，仅提到盛产香蜡、竹藤等。见陈循等纂《寰宇通志》，卷102《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明景泰内府刻本，第3b页，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2)“猺人嗜盐”，详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13册《饮食类》，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531页。

(43)顾嗣立：《秀埜草堂诗集》卷34《罗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影印道光二十八年顾元凯浔州郡署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册，第231页。顾氏生于康熙八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

(44)乾隆《新宁县志》卷4《后艺文》，第483—484页。

(45)明清时期，该海域岛民有“拾番货”的说法。该赋中的“拾海族”，应该包括漂浮到岸上的海生物、贸易船只失事后浮出的番货等。

(46)鄂弥达：《开垦荒地疏》，雍正十年，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34《户政九》，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1238页。

(47)乾隆《新宁县志》卷3《编年》，乾隆三年刻本，嘉庆九年补刻本，第419页。

(48)关于清代边疆地区族群治理与移民政策，可参见卢苇：《清代海南的“黎乱”和清朝政府的“治黎”政策》，《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张中奎：《改土归流与苗疆再造：清代“新疆六厅”的王化进程及其社会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李细珠：《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等。

(49)乾隆《新宁县志》卷1《民俗》，第322页。该段文献中前几处用“徭”，最后一处为“猺”字。

(50)甘铭新等修：台山上川房《甘氏族谱》，南山祖祠1935年铅印本，第35页。

(51)乾隆《新宁县志》卷1《民俗》，第322页。

(52)《大清会典》卷17《户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史部第794册，第162页。《大清会典》将“瑶户”作为与民户、军户、渔户、灶户等并列的户籍类别。

(53)张廷玉、海望：《题为遵旨议奏广州府属新宁县海矬场上川瑶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请旨事》，户科题本，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4)张廷玉、海望：《题为遵旨议奏广州府属新宁县海矬场上川瑶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请旨事》，户科题本，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5)张廷玉、海望：《题为遵旨议奏广州府属新宁县海矬场上川瑶民甘大振等呈请立户自办税粮请旨事》，户科题本，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6)《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35《户部·田赋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1册，第79页。

(57)民国《甘氏族谱》，第35页。

(58)聚字作徐，上川八户和十八个姓氏，同样见于上川《黄氏族谱》，1994年，第18页。

(59)民国《甘氏族谱》，第35页。

(60)据上川《黄氏族谱》记载，八户中，除了“梁周郑”是乾隆二年增加，其他七户明代中叶即已存在，是上川岛筑塞海堤、开荒扩种的股份组织(第18页)。

(61)乾隆《新会县志》卷2《编年志》，第57页。在清代的户籍中，由两个以上姓氏组成的“户”很常见。

(62)关于明清时期“户”的演变以及图甲和户的关系，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6—204页。

(63)民国《甘氏族谱》，第35页。

(64)民国《甘氏族谱》，第35—36页。

(65)乾隆《新宁县志》卷1《建置》，第336页。

(66)乾隆《新宁县志》卷1《民俗册·山徭》，第322页。

(67)民国《甘氏族谱》，第35页。

(68)民国《甘氏族谱》，第35页。

(69)民国《甘氏族谱》，第21页。

(70)民国《甘氏族谱》，第9—10页。

(71)民国《甘氏族谱》，第33页。

(72)金国平主编《〈全海图注〉研究》，澳门基金会2020年版。

(73)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王鹤鸣编《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42页。

(74)学界对广东族谱的已有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家族都声称于南宋末年(一说北宋末南宋初)，因胡妃潜逃出宫事受牵连，由南雄珠玑巷迁到珠江三角洲定居的。参见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

(75)西坑村位于上川岛中部，今属川岛镇马山村村委会下辖的自然村落，因村位于旗山有西、北两条山坑(山溪)，该村在西面坑，故取名为西坑村。道光《新宁县志》卷5《建置略》中尚有记载此村，此处不知为何略去。

(76)乾隆《新宁县志》卷2《食货·开垦》，第359页。

(77)民国《赤溪县志》卷8《附编·赤溪开县事迹》，民国15年(1926)刻本，第599页。

(78)庞嘉宾：《1700年于三洲岛为伟大的东亚宗徒圣方济各·沙勿略建造坟墓之报告》，明稽埒：《圣方济各·沙勿略墓朝拜记》，1867年1月25日，叶农、金国平选编、翻译、审校《方济各·沙勿略与三洲澳文献萃辑》，第121、169页。道光《新宁县志》载上川岛有15个村，光绪《新宁县志》照录此数。

(79)光绪《新宁县志》卷8《舆地略下》，光绪十九年刻本，第251页。

(80)民国《甘氏族谱》，第36—37页。

(81)民国《甘氏族谱》，第96页。

(82)民国《甘氏族谱》，第60页。

(83)民国《甘氏族谱》，第60、96页。

(84)民国《甘氏族谱》，第60页。

(85)因建祠用地发生矛盾，见民国《甘氏族谱》，第79页。

(86)民国《甘氏族谱》，第38—39页。

(87)参见濑川昌久：《客家：华南汉族的族群性及其边界》，河合洋尚、姜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6页。

(88)陈碧池：《海隅纪略》，《广州大典》第34辑《史部地理类》第12册，第267—268页。

(89)民国《甘氏族谱》，第112页。

(90)民国《甘氏族谱》，第114页。

(91)民国《甘氏族谱》，第39页。

(92)清佃局成立于光绪年间，负责田地丈量，报垦升科，《新宁杂志》载，该局成立后“朘削之途愈多，争占之术愈巧”，地方词讼频起，积怨不断。见《新宁杂志》第5年第12期，1913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近代华侨报刊大系》第1辑第5册，广东经济出版社2015年版，第461—462页。

(93)觉民(刘德真)：《天主教的广州小修院和马来亚大修院》，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卷，第895—899页。

(94)民国《甘氏族谱》，第41页。

(95)民国《甘氏族谱》，第40页。虽然盘氏独立出去，“盘高卢”三姓中的高、卢二姓是否逃绝还是已经另立户籍，则不得而知。

(96)广东省建设厅编《南路实业调查团报告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97)《大义觉迷录》卷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