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自孔子，孔子殁后，他的弟子散游四方，许多人从事讲学，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先秦儒学影响最大的有孟子、荀子两派。孟荀均言“内圣外王”之道。要详论孟荀的“内圣外王”之道，都可以写成书。现只就孟子的内圣心性之学述其概要。

孔子之学以“仁”为核心，孔子之道就是“仁道”。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继承孔子之道加以发展则言“仁义”。孔子的“仁”,孟子的“仁义”,不只是道德规范，而都具有世界观的意义，是立身做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也是最高的指导思想。在孟子极力宣扬鼓吹仁义的同时，道家的庄子则提出质疑，庄子说：“噫!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庄子·骈拇》)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要是仁义与人类的性情不相合，甚至违背人性，那么儒家大讲仁义，岂不是多余的事，岂不是“骈拇枝指”,如赘瘤一样吗?孟子的性善说，正是从人性本质上回应了这一种非难。

人是动物，因此人必然具有动物性，但动物性不是人性。所以人除了有动物性之外，还有人的特征、特性，这才是人性。人是灵长类中最高级的动物。人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理性动物，人有高度的聪明才智，能创造文化、改善自然。到目前为止，宇宙间尚未发现有高于人类的动物。《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肯定了人在天地间的高贵地位。

告子与孟子辩论“性”,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以食、色为性，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并不是人性的特征。荀子讲性恶，说：“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荀子·性恶》),也是从感觉器官来论证的。孟子讲性善，他说：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

当人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在井边爬行，快掉进井中时，来不及考虑是谁的孩子，也来不及考虑其他的一切，总是首先向前去抱孩子，免得他掉入井中。孟子称这是“不忍人之心”,现在一般说是“同情心”。孟子讲性善，从“不忍人之心”上立论。这就高出告子从“食色”动物性上立论，也高出于荀子从感官上论证性恶。人有眼、耳、鼻、舌、口等感官，可以感知色、声、香、味等；但人还有更重要的器官，即“心”。《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认为耳目等五官只能感受外物，譬如耳之于声、目之于色、鼻之于臭、口舌之于味。这些外在的声色臭味会引诱感官去追求。因为这些感官不能思考、判断，所以往往会为外物所引诱，这就是“蔽于物”。五官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器官，这就是“心”。心的作用是“思”,经过思考就能作出正确与否的判断。“是”就去追求，就去做；“非”则当摒弃。“心”是主宰、主体。这是“天”赋予人的特性，所谓“天性”。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他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他是从人心的特征上来论证人性善，从而说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道理。人的动物性与禽兽没有多少区别，所以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区别就在于人有人心能思维、有理性。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心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当然是性善。孟子把“人心”称为“大体”,耳目口鼻等感官称为“小体”。大体是主管小体的，而小体则应该服从于大体。故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大体”就是心，心具有仁义礼智之善性，以心为主宰是“从其大体”,这就是“大人”。反之，以耳目之官即小体为主宰，为声色货利所引诱，心役于物，小体主宰一切则是“小人”。

孟子讲心性论的要旨有下列几点：

第一，孟子讲心性贵培养扩充。孟子说：“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大者”、“贵者”指人心，“小者”、“贱者”指耳目鼻口手足等感官。人有善性是从具有道德属性的善端上讲的。对这些善端加以培养、扩充就能茁壮成为完人。孟子说：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

可见孟子的性善说，不仅在保持此善性，尤贵在发扬、扩充此善性，所以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至于人为何有不善，有恶行，孟子认为要是顺着人的性情而行，自然是合乎人性的善行；但如果为外界的事物所诱惑，追逐声色货利，心役于物，而丧其良心、本性则会干出坏事。这不是固有本性不善，正如一棵树木，不好好加以培养而是进行砍伐摧残，其结果自然是不能成长而日渐夭折。又如明镜本可清晰地显现外物，但不加擦拭使其为尘土所蔽，则失去明镜的作用。“心蔽于物”而为不善也正是这样。性善说在中国哲学史关于人性论的讨论中，是孟子首先提出的。性善说对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幼儿读物《三字经》里一开端就说：“人之初，性本善。”

第二，孟子第一次提出“良知”、“良能”、“良心”、“浩然之气”等一系列心性论的哲学范畴。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朱熹注曰：“良者本然之善。”(《孟子集注》)孟子认为人性善，良知良能就是与生俱来的分别善恶是非的“知”和“能”。“良知”说到了明代被王阳明发展成为阳明学的核心。王阳明认为，将“良知”发挥出来，体现于行为上就是“致良知”。但孟子和王阳明所讲的“良知”都是指德性之知，均为道德理性、道德实践而不是指科学知识。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说明人心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要是对这种善性不知爱护、不加培养，反而加以损伤，其结果将正如齐国的牛山一样——本来森林茂美，但每天日夜不停地去砍伐，稍微长出一点细的枝叶又被牛羊放牧所摧残，最后只留下光秃秃的一座山。孟子说：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

“良心”就是具有善性的本然之心，即人的本心。由于被声色货利、权势地位等所诱惑，良心善性愈来愈少而为非作恶愈来愈多，“则违禽兽不远矣”(《孟子·告子上》)。如果不加遏制，必终良心丧失，沦于禽兽。“良心”这一概念范畴是孟子首先提出的。直到现在，对于那些害人、干坏事的人，俗话还说是“丧良心”、“昧良心”。可见其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和民俗影响至深且远。孟子还说：“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放”就是丧失、丢失。人们失去了鸡犬，还要到处去寻找它。丧失了良心却不知道去找回来，真是可悲啊!

“浩然之气”也是孟子首先提出的。说到“气”,过去有种误解，认为中国哲学里凡讲“气”就是物质性的。其实不然，在中国哲学里讲“气”,有属于物质性的，如阴气、阳气，气化生人生物，这些“气”是物质性的；但如勇气、义气、怒气、士气，这些“气”则是指人的心理、感情所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可以变为行动，转化为物质力量，但这些“气”并不是物质性的。又如我们常说“志气”,也是指一种心理趋向，指一种心理状态。为这种心理所驱动，变为行动，不断地努力，有所成就，这叫“有志者事竟成”。志气的“气”,也不是物质性的。孟子的“浩然之气”也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关于“浩然之气”的特征，据孟子说：“集义所生”,就是说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长期的修养锻炼凝聚而成的；这是一种“至刚至大”之气，可贯通天地充塞宇宙，是“天地之正气”;“浩然之气”是超越人的生死，超越时间、空间的。

这种精神与宇宙长存而不朽。“浩然之气”成了为正义而牺牲的中华民族精神。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和慷慨从容就义的精神就是典范。

第三，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进入圣域。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告子上》)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

这是说凡是同类的，都具有共同的性质。人当然也不会例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人人都有良知、良能、良心、善性。圣人同一般人也是一样的，故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是孟子认为人是平等的，人都具有善性，这是“天”赋予的。其二，人所以有优劣贵贱之分，关键在自己努力不努力。故曰：“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孟子·告子下》)“贵”是价值的标准，如我们买东西说某东西太“贵”。人的贵贱世俗均以地位、财富来衡量，孟子则提出“天爵”、“良贵”的概念作为衡量的标准。他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孟子·告子上》)

“人爵”即人世间的官爵，孟子在人爵之外，提出“天爵”。天爵就是有仁义忠信、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人。人爵是官禄地位，这是世俗的价值。“天爵”是高出于世俗价值的道德和高尚的人格。孟子认为天爵高于人爵，但他也并不否认“人爵”的价值，所以说：“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孟子·告子上》)现在的人则把道德品质的修养当成追求“人爵”的手段，既得人爵就弃其“天爵”,孟子认为这是为官爵利欲所迷惑而不能自拔，所谓“惑之甚者”就是把功名利禄等虚荣与真正高贵的价值关系颠倒了。追求高的价值是人们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人人都具有“天爵”高贵的价值，只是人们不去反思，不去追求，而去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爵”。官爵只是世俗的价值，“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孟子·告子上》)。“人爵”是外在的，有权势者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去。“天爵”是内在的，属于自己的，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故孟子称为“良贵”。怎么才能提高自己，“修其天爵”,进入“圣域”呢?这就贵在不断修养、自强不息。孟子提出的修养方法有四：

第一，“尚志”。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

“尚志”就是高尚其志，抱定一个高尚的目标，不懈地为之努力。什么是高尚的目标?就是仁义，就是“天爵”,所以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第二，存养。“存”指存其本心，“养”谓养其善性。孟子说：

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人有情欲，孟子不主张无欲，而主张寡欲。寡欲的人则受外物的干扰影响小，因之能全其善性、本心，间或受点影响也不会太大，故曰：“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反之，如人多欲，为物欲所蔽，则良心、善性将不复存，即使能保存一点善性，也是极少的，故曰：“虽有存焉者，寡矣。”这说明“寡欲”对存养的重要性。

第三，坚定保持高尚的意志(孟子叫“持其志”),并且要不断努力扩充发挥“善性”。这种善性就是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实践价值。孟子说：“必有事焉。”(《孟子·公孙丑上》)“事”即实事实功。仁义道德不是口头讲的，必须体现在实事实功实践上。“尚志”、“善性”也不是口头讲的。孟子说：“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说明志是气的主宰。志为心的趋向，说明志又是从属于心的。所以孟子及儒家的修养功夫，关键的、首要的在“正心”,在扩充善性。孟子说：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下》)

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讲不能有害人损人的言行，也即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之意。积极的方面就是要“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曾举例对齐宣王说，听说有一次祭祀要杀牛，齐王看见这头牛战栗恐惧的样子，就叫人用只羊来替换，不杀这头牛。孟子说齐王的这种“不忍人之心”就是爱心，但是羊也是一条生命，只不过是齐王没有看见羊战栗恐惧的样子罢了。既然对牛羊都有爱心，对于广大的人民百姓，能没有爱心吗?“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孟子主张将此“善性”、爱心推广，“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亲”是对家庭亲属之爱，“仁”是对人民百姓之爱，“爱物”是对万物之爱。由“亲亲”至于“仁民”,再至于“爱物”,这就是孟子性善论的极致，“践形尽性”之学。

第四，“践形尽性”入于圣域。孟子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形色”指人的形貌颜色，人的形貌颜色是天生的，所以说是“天性”也。上文已讲明儒家最尊重人，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就人体说是顶天立地，“人者天地之心”(《孔子家语·礼运》),堂堂立于天地间。这只是就外表讲的。内在方面人具有“良心”、“善性”和高度的聪明智慧。“践”即实践，“践形”就是充分地、全面地体现“良知”、“良能”、“善性”,达到这样高度就是“完人”。圣人是“完人”,即完满地体现人心、人性的人。完满、完美地体现人心就是“尽心”。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完满地体现人心，就能知道人性是善的，也能完全体现出人的善性。人性是“天”所赋予的，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以“心”为大体，存其大体为“大人”。大人也是能充分体现人的善性的完人，譬如高尔基称列宁是“一个大写的人”。“大写的人”、“大人”、“圣人”都是说能完美地体现、实践人性的人，这就是“践形”。只有“大人”、“圣人”能达到这一高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故曰“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不能“尽心”、“尽性”,虽不能“圣”,但大体纯正，不失大节、大义，可以为正人、君子、贤者。至于那种徒具人形，丧失良心，形同禽兽的人，则为人类所不齿，就是通常说的“人面兽心”。“兽心”就是失掉人心、人性。长期的道德实践就是孟子说的“集义”。“浩然之气”就是“正气”,是由“集义”产生的。孟子形容“浩然之气”是“至大”,“塞于天地之间”。他说的不是物质性的“气”,而是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境界。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就是“践形尽性”的“大人”、“圣人”。这种境界的人是超越世俗价值、超越名利、超越生死的。这种精神是与道同体、与宇宙共生，是长存不朽的。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孔子说“杀生存仁”,孟子说“舍生取义”,都是认为仁义、道义的价值高于个人生命的价值。人活着为什么?就是为了对社会、对人群、对人类做奉献。为道义而死，也是为社会、为人民做奉献。这种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独善其身”是加强自我修养以完善自己。“完善自己”是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做力所能及的事，尽伦尽职，而不是为自己。“兼善天下”就是德泽广被于天下之人。“穷”、“达”是所处的地位不同，“独善”、“兼善”是指“善”所达到的范围有远近大小的不同。但就思想境界和志趣来说，并没有“穷”、“达”高下之分。孟子说：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这是说人顶天立地生于天地宇宙之间，处于最高贵的地位(正位),推行仁义大道。“得志”则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进步，造福于人民。“不得志”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独行其道”,不为富贵名利乱其心，不因贫穷卑下而易其行，不怕任何暴力和强权，不会因暴力压迫而改变他的理想和意志，这就是“大丈夫”、“大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伟大的人。孟子这种高尚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长存于天地之间，孕育了千千万万的志士仁人，激励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鼓舞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贞不屈、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进取的精神，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