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俄罗斯提出建设“新欧亚安全秩序”倡议，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该倡议是俄罗斯“东进南下”外交战略的核心议程，也是其谋求大国地位的关键之举，旨在主动回应西方压力、摆脱战略困境、推动世界多极化。在俄罗斯看来，冷战后以北约为代表的欧洲安全体系已彻底失效，沦为服务西方的工具。因此，该倡议的内在逻辑在于，必须以一个强大的、居于中心地位的俄罗斯为支点，构建一个独立于西方的多极格局。然而，该倡议的根本困境在于，它试图以一种旧式权力主导模式去回应国际社会对一种新型平等伙伴关系的真实诉求。一方面，俄罗斯意图依托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机制，构建一个平等且不可分割的，涵盖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维度，但仍以传统安全为核心、具有准联盟性质的排他性安全框架；另一方面，多数潜在参与国视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在外交上寻求战略自主与多元平衡，对卷入大国集团对抗保持高度警惕，其合作意愿更多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种目标定位与核心利益的深刻分歧，直接导致该倡议的传统安全功能被“空心化”，进而使其难以获得广泛支持。本文通过对这一核心矛盾进行系统性剖析，揭示“新欧亚安全秩序”在构建进程中受到的多重影响，并评估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俄罗斯 新欧亚安全秩序 多极化 大欧亚伙伴关系 地区安全

【基金信息】本文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资助”（2462025YJRC002）阶段性成果。

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与复杂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重塑。在这场剧变的核心地带——欧亚大陆，旧有的安全架构已然坍塌，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对俄罗斯而言，这场冲突成为其地缘战略的根本转折点，标志着俄罗斯历时三十年“融入西方”的尝试彻底终结，并最终促成了一场深刻的认知范式转变。

这场转变的核心，便是“生存”议程取代“发展”议程成为俄罗斯国家安全的绝对优先。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取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就不再只是俄罗斯众多外交选项之一，而是其应对西方压力、重塑势力范围、确保文明存续的必然选择和核心工具。“新欧亚安全秩序”倡议被俄罗斯视为一个战略总抓手，意图通过“东进南下”的地缘战略转向，团结非西方力量，塑造一个能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的欧亚安全新秩序。因此，深刻理解俄罗斯提出这一倡议的战略逻辑并系统剖析其建构过程及未来前景，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个至关重要且需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 “新欧亚安全秩序”倡议提出的背景

“新欧亚安全秩序”倡议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考量，与俄罗斯历史上形成的独特的欧亚安全观和当前面临的严峻安全环境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两者的双重影响下，俄罗斯正式将构建“新欧亚安全秩序”确立为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因此，对该倡议进行解析，是理解俄罗斯战略调整的关键。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面对美苏争霸与中苏关系破裂的双重压力，勃列日涅夫政府便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其核心目标在于“以亚制亚”，通过一个由苏联主导的多边框架，在南翼对冲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在东翼孤立和遏制中国。尽管这一构想因其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明显的霸权意图而支持者寥寥，但它首次将苏联的安全视野从欧洲延伸至整个亚洲，奠定了构建跨区域集体安全体系的基础。

面对苏联解体的混乱和国力急剧衰退的现实，俄罗斯致力于填补“近邻地区”的安全真空以重塑其主导地位。1992年集体安全条约的签署及苏联解体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立便是这一时期政策的产物。其首要任务不再是与西方争夺全球主导权，而是在后苏联空间内维持稳定、遏制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防止外部势力渗透。这一阶段，俄罗斯扮演的是“区域秩序维护者”的角色，集安组织成为其维系核心地缘政治遗产的关键工具，为后续更大范围的安全构想保留了制度性框架。

如果说历史渊源为“新欧亚安全秩序”构想提供了思想根基，那么俄乌冲突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身份危机，则构成了催生这一倡议最直接的现实动因。

第一，北约持续东扩引发的地缘安全危机。俄罗斯广袤的国土缺乏天然地理屏障，历史上多次遭受来自游牧民族的入侵，这在其民族集体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地缘不安全感。因此，确保其西部和南部边疆存在一个非敌对的、中立的或友好的缓冲地带，成为其安全战略中的一个执念。叶利钦执政初期，由于奉行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路线，战略缓冲区问题的紧迫性一度被淡化。俄罗斯曾天真地希望通过融入西方主导的安全机制（甚至与北约合作）来保障国家安全。然而，西方的行动迅速击碎了这一幻想。从1999年至2024年底，北约的多轮东扩被俄罗斯视为一个步步紧逼、不断蚕食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进程。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为分水岭，大致分为两个时期。俄乌冲突爆发前，北约共完成五轮东扩。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东扩进一步加速，作为中立国的芬兰和瑞典于2023年4月和2024年3月相继加入北约，导致北约的战略空间大幅度向北扩展，直接与俄罗斯接壤，俄罗斯与北约的“安全距离”被大大缩短。北欧国家的转变加剧了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对抗和地区安全紧张局势。

作为对北约持续东扩的回应，俄罗斯公开回击并武力示警，明确划下了军事红线。普京2007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北约东扩不满的发言，便是俄罗斯首次向西方世界发出的质问。而当北约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公开承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将成为其成员国后，俄罗斯则以迅速的军事行动（俄格冲突）作为直接回应，强行阻止了格鲁吉亚的“北约化”进程。这一系列行动明确地向西方展现了俄反对东扩的决心。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加强军事演习。面对北约的军事威胁，2024年2月26日恢复建立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普京总统甚至表示，不排除与北约爆发核战争的可能。

第二，俄乌冲突引发的外交孤立与经济困境。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面临的不仅是传统的地缘军事压力，更是一场由西方直接参与、关乎其生死存亡的“混合战争”。在经济领域，俄罗斯遭遇了以被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冻结海外资产为代表的绞杀式制裁，以及能源价格限制和技术禁运。西方制裁的目标是中断俄罗斯与全球经济和产业链的联系，使其长期处于技术落后和经济孤岛状态。在政治外交领域，俄罗斯则陷入了被系统性排除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困境，彻底终结了其冷战后三十年与西方的互动，被排除出欧洲安全架构。这种全面的政治围堵迫使俄罗斯进行“东进南下”的战略转向。在此背景下，“新欧亚安全秩序”倡议作为核心议程被提出，旨在通过提供替代性的安全保障，提升俄罗斯谋求大国地位的分量。为将利益多元的非西方国家有效整合进一个合作框架，俄罗斯首先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叙事，将当前斗争定义为“多极世界”反对“单极霸权”的集体抗争，以此凝聚超越经济利益的战略共识。在此叙事下，俄罗斯试图将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既有机制升级为制度整合的枢纽，推动建立独立支付体系与新国际运输走廊，为战略转向提供制度支撑。

第三，国家身份的重塑及其对旧秩序的批判。这一转变的深层动力源于俄罗斯外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与内在的身份迷失。长达三十年“西归”幻想的破灭，促使俄罗斯对西方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其从一个复杂的竞争—合作对象，彻底转变为一个具有内在扩张性的文明对手。这一认知断裂使俄罗斯不再寄希望于获得欧洲国家的身份，转而回归俄罗斯人的家园和国家的起源。

这种思想根源可追溯至19世纪的斯拉夫派与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欧亚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俄罗斯并非欧洲的边缘，也非亚洲的延伸，而是一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文明大陆”——欧亚大陆，它为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身份迷茫提供了替代性答案。这一思想转变最终在官方政策中得到系统性体现。2023年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将俄罗斯定位为一个独特的“文明国家”，主张国际关系应基于多极、文明多样性及反对强加发展模式，特别提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不友好方针。普京总统随后在同年10月的瓦尔代论坛上重申“文明国家”的两个基本特征，即多样性和自给自足。这标志着其在国家身份上，最终完成了从欧洲国家到“文明国家”的观念转向。

俄罗斯转向文明主义并非源于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对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回应。在国内，它有助于凝聚爱国主义，巩固民众支持；在国际上，通过强调文明多样性和反殖民主义，争取发展中国家支持，与西方“专制与民主对抗”的叙事形成对比。西方叙事侧重凝聚内部共识，而俄罗斯叙事则更具外向性，目的是以思想输出争取国际认同，打破西方软实力的垄断。因此，俄罗斯“文明国家”的自我定位，必然要求其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进行系统性解构，以此作为构建新秩序的理论起点。在俄罗斯看来，该秩序存在两大无法调和的根本缺陷，使其失去了公正性与合法性。

一方面，结构性的排他逻辑与集团对抗思维。俄罗斯认为，北约作为一个以制造外部“他者”为存在基础的军事政治集团，其持续东扩是对俄罗斯的战略排挤与遏制。俄罗斯融入欧洲安全体系的多次尝试均遭漠视，导致“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沦为空谈。

另一方面，奉行霸权逻辑与虚伪的双重标准。俄罗斯尖锐地指出，西方标榜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服务于自身霸权的“俱乐部规则”。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西方选择性地应用甚至公然践踏国际法基本准则，严重侵蚀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法体系。通过对旧秩序道义与法理基础的系统性解构，俄罗斯将其抗争塑造为一场捍卫国际公义、反对单极霸权、回归《联合国宪章》精神的斗争。至此，从历史脉络、地缘因素、身份重塑到理论批判，该倡议的完整逻辑链条与核心诉求最终得以确立。

二 “新欧亚安全秩序”的内涵与三维构成

俄罗斯官方对“新欧亚安全秩序”构想的系统性阐述始于2023年。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明斯克首次提出“全欧亚大陆安全新体系”的倡议。2024年，普京总统正式将“新欧亚安全秩序”阐明为“平等、不可分割的世界安全新框架”，并强调其对所有愿意参与的欧亚国家（包括北约成员）开放，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共同推动，这标志着该倡议已从理论构想转向外交实践的核心议程。要深入理解其战略意图，需从其核心内涵与具体制度安排进行分析。

（一）“新欧亚安全秩序”的内涵

普京总统提到的“安全框架”（контур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被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解释为“安全架构”（архитектур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即英文的Security Architecture。在汉语语境中，“安全架构”指特定地理区域或功能范围内，为维持和平、稳定与安全而构建的系统性原则、规范、机制、制度及互动模式，其概念突出结构化特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架构”（Security Architecture）的研究则更为系统化，其中现实主义理论侧重权力均衡与军事同盟的作用，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聚焦国际组织与多边条约的治理功能，建构主义理论则着重分析共有安全规范与国家身份认同的互动关系。总体来看，西方理论体系中的“安全架构”既包含现实存在的区域性安全合作网络（例如欧安组织），也涵盖优化全球安全治理的规范性框架，其基本构成要素涉及共同威胁评估机制、危机预防体系、冲突调解程序及制度化解决路径。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提出的“新安全框架”抑或“新安全架构”是就欧亚而言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欧亚安全体系，其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战略指向。它首先是对现有以北约为核心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架构的明确否定与战略替代。俄罗斯认为，北约的持续东扩是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根源，因此新的“欧亚安全架构”必须摒弃集团对抗思维。其核心原则之一便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即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应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这既是对现有西方主导体系未能顾及俄罗斯安全关切的直接回应，也是其新架构的基石。

上述俄罗斯学界的三种表述，即“新欧亚安全框架”“新欧亚安全架构”和“新欧亚安全体系”，均指同一内容，但具体侧重有所差异。“框架”侧重于理念与原则的初步勾勒；“架构”聚焦于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体系”则着眼于具体实践。然而，上述概念均未能完全表达俄罗斯战略意图的根本指向。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新欧亚安全秩序”的提法。“秩序”指的是对主导权的争夺和对地缘政治格局的系统性塑造，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建立的地区安全秩序，不仅是构建合作机制，更是要在欧亚大陆主导一套全新的安全规则、价值规范与权力结构。这直接回应了俄罗斯试图在欧亚大陆扮演核心领导角色、重塑地区权力格局的战略诉求。

鉴于此，俄罗斯“新欧亚安全秩序”的内涵与新意，恰恰体现在它对旧秩序核心弊病的精准回应之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向叙事和替代方案。

第一，在规范基础上，新秩序以“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为基石。这一原则的核心要义是“任何国家的安全都不能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来实现”，即安全是相互关联、普遍共享的，一方寻求的绝对安全必然导致另一方乃至整个体系的绝对不安全。这既是对现有西方主导体系未能顾及俄罗斯安全关切的直接回应，也是其新战略的法理与道义基石。它要求未来的任何制度安排都必须事先充分考虑和容纳所有相关方的合理、合法的安全关切，从而彻底铲除集团政治赖以生存的土壤。

第二，该秩序的核心原则是权力分散与多极化，主张以所有参与方平等协商，取代由单一强权主导的等级结构和传统联盟体系。其地缘视野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强调整个欧亚大陆的整合，旨在塑造一个权力中心更多元的世界格局。在这一框架内，国家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被置于优先地位，这与俄罗斯所批判的以西方主导秩序中存在的干涉主义构成直接对立。

第三，在法理层面，该倡议系统性地诉诸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法，以对抗其所认定的、西方“基于规则的秩序”对国际法的选择性适用。因此，强调国际法不仅是对西方的法理挑战，更是争夺未来秩序话语权与道义制高点的战略工具。

第四，该秩序在理念上主张超越集团对抗。俄罗斯宣称该体系对所有国家开放，包括北约成员，旨在构建一个超越集团划分的包容性安全空间。这一开放性宣示，呼应了其对北约封闭性与对抗性质的长期批判。

（二）“新欧亚安全秩序”的三维构成

“新欧亚安全秩序”在实践中并非寻求建立一个庞大的单一组织，而是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由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双边和多边机制构成的复合安全体系。对此，可以从制度支点、核心议题和地理空间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分解。制度支点的重塑与整合，为实现既定目标提供了具体的组织工具与行动抓手；核心议题的多元化，则明确了其应对全方位“混合战争”的核心内容与优先方向；地理空间的拓展，最终界定了该秩序的战略边界与雄心所在。

第一，在制度支点上，该秩序旨在对既有国际合作平台进行重塑与功能性整合。其整合方式，从与俄罗斯关系最密切的后苏联空间到俄罗斯主要参与的多边机制及被俄罗斯认定的友好国家，根据各行为体的不同需求进行多层次合作。俄白联盟国家是“核心中的核心”，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一体化达到了后苏联空间内的最高水平。在安全领域，两国统一部署防空系统、建立区域联合部队，乃至2023年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这些举措使得白俄罗斯不仅成为俄罗斯对抗北约的最前沿战略阵地，也构成了其西部最重要的战略纵深，是安全空间诉求的最直接体现。

而集安组织则被俄罗斯定位为维护后苏联空间安全秩序、应对区域内传统军事威胁和“混合战争”的主要制度工具。俄罗斯也通过对该组织内成员国提供军事保障以巩固关系。这精准地反映了俄罗斯的核心安全关切，即捍卫主权完整与防范政权颠覆。例如，在2022年1月的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中，当托卡耶夫总统面临其所称的“外部策动的、旨在颠覆国家的恐怖主义攻击”，政权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时，集安组织应托卡耶夫请求，在48小时内迅速派出维和部队。这次行动的目标明确，即保护重要基础设施，让哈萨克斯坦强力部门得以腾出手来恢复国内秩序。这次“教科书式”的危机干预，有力地帮助哈当局稳住了局势，被俄罗斯视为集安组织有效性的重要证明，并向所有成员国展示了其保障政权安全的核心价值。

然而，集安组织在应对成员国间冲突和外部侵略时的表现，则揭示了其局限性。在2020年纳卡冲突及后续亚美尼亚本土多次遭受阿塞拜疆攻击时，作为正式成员国的亚美尼亚曾多次援引集体防御条款，请求集安组织援助，但均未得到实质性响应。俄罗斯出于其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复杂关系考量，选择了不干预，最终导致亚美尼亚对该组织的信任彻底崩塌，并于2024年宣布退出集安组织。这两个案例揭示了该组织的真实定位：它并非一个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组织，而是一个服务俄罗斯战略利益、优先保障成员国政权安全以防范“颜色革命”式动荡的危机干预工具。

欧亚经济联盟在该地区安全体系中承担着提供经济支持的作用。普京执政后，随着国力恢复，俄罗斯面临着大国复兴的任务。普京政府深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仅靠军事影响力已无法维系大国地位，必须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手段，重新凝聚后苏联空间。因此，推动了一系列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一体化进程：从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到升级为俄白哈关税同盟，最终在2015年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这一进程旨在打造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共同市场，以此作为整合后苏联空间、巩固其大国地位的核心工具。在此基础上，普京进一步提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意图以欧亚经济联盟为平台，向东对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则仍希望与欧盟建立联系，最终形成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开放的共同发展空间。此时的安全观仍具有与西方合作的特点，这与当前彻底决裂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照。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引发西方全面制裁以来，该联盟的战略定位已发生显著调整，其发展重点从初期的市场一体化，转向应对西方制裁与增强成员国的经济韧性，俄罗斯也以此巩固联盟成员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主要举措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和扩大外部市场，加强与“友好国家”的贸易往来。截至2025年4月，成员国间贸易结算的本币支付比例已突破91%。二是通过构建独立于西方主导的产业链与物流体系，规避西方的贸易禁运。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推进与伊朗、印度共同建设的“南北国际运输走廊”项目。

如果说俄白联盟、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是体系的内部支撑，那么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为该体系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外部战略支撑。俄罗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全面提升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中俄两国作为欧亚地区治理与稳定主导者的责任担当。两国元首的频繁会晤和签署的一系列联合声明，明确将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维护“欧亚大陆的共同安全”作为核心共识。中方对俄方提出的“新欧亚安全体系”表示理解和重视，双方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平台的密切战略协调，以及在反对外部干涉、反对单边制裁等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形成了抵御西方“双重遏制”战略的合力，极大地增强了该体系的战略分量。此外，能源领域一直是两国务实合作的优先方向。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被排除出欧洲能源市场，中国填补了其能源市场的大多数份额。俄罗斯通过与中国建立跨境能源管道运输等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供应安全的问题，以公正市场价格出售俄罗斯能源，稳定了双边贸易。

与此同时，朝鲜和越南是俄罗斯建立“新欧亚安全秩序”的重要基础。在俄乌冲突延宕升级的背景下，朝方向俄提供人员和装备支持，俄方则向朝方提供太空、核武器及导弹技术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了朝鲜的国防能力。2024年6月19日，普京总统访问朝鲜并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被外界普遍视为俄罗斯构筑其“欧亚安全体系”东翼阵地的关键一步。此举不仅是对美日韩军事同盟在东北亚步步紧逼的直接、有力的回应，意在开辟新的战略牵制点，分散美国及其盟友的战略资源，也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团结所有反西方力量的决心和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其安全体系的对抗性色彩。

越南在军事和经济两个关键领域对俄罗斯形成了结构性依赖，这为俄罗斯将其纳入新秩序提供了坚实基础。军事上，越南军队的现代化进程高度依赖俄罗斯的武器供应、维护与技术支持，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经济上，越南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能源与基础设施缺口，为两国在油气等领域的传统合作提供了持续动力与广阔空间。同时，这也为两国深化政治互信奠定了坚实基础。2024年6月20日，普京总统访问越南，正是将这种长期合作提升至战略新高度的关键一步。访问期间，普京表示，深化与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直是俄方的优先事项之一。俄越两国经贸关系近年稳步发展，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俄罗斯更与越南共同发声表明，愿意在不使用武力、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基础上在亚太地区构建“可靠的安全架构”。

更广泛的、更具包容性的合作平台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俄罗斯从官方到学者多次强调充分发挥上合组织在俄罗斯“新欧亚安全秩序”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上合组织的持续扩员反映了全球非西方力量的凝聚趋势，使其成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平衡北约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力量。此外，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积极推动打击“三股势力”、禁毒、信息安全、反干涉等领域的合作，这些议题与多数成员国的核心安全关切高度契合。

新欧亚安全体系的外围拓展，则面向广大的全球南方。在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关注多极秩序、公平治理的背景下，俄罗斯通过聚焦“反制裁”“去美元化”等共同经济诉求，积极拓展与东盟、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俄罗斯试图将其欧亚安全理念向泛欧亚乃至全球层面延伸，彰显其作为全球性大国的身份。具体包括定期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与东盟建立并提升战略伙伴关系，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开展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推动构建国际反制裁联盟，与伊朗签署反制裁合作宣言，与委内瑞拉建立反制裁联合工作组，深化与土耳其的关系以加强其调解冲突的作用等方式。这种布局旨在构建一个广泛的、非西方的“朋友圈”，为其在与西方的全球博弈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和主动。

第二，在核心议题上，该倡议从应对传统军事威胁，扩展至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全方位挑战。军事安全合作各有侧重。针对白俄罗斯这样的核心盟友，俄白联盟合作深入到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层面。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合作重点是提升其国家部队的战斗效能、举行联合反恐演习以及完善集体力量指挥体系。对如中国、朝鲜、伊朗、印度等非西方伙伴等，则侧重于举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先进军事技术合作等。

经济安全被置于突出位置，其核心任务，一是强化金融主权，推动成员国贸易采用本币结算，同时探索建立替代SWIFT的支付系统。俄罗斯的SPFS系统正与中国CIPS系统对接，金砖国家框架内也在讨论创建名为“金砖桥”的统一支付平台和应急储备安排。二是保障物流主权，联合建设绕过西方控制的运输通道。例如，“南北国际运输走廊”连接俄罗斯、伊朗和印度，“北方海航道”经北冰洋通行，确保战略物资运输安全。三是维护技术主权，在半导体、航空发动机、生物制药等关键领域开展联合研发生产，集体突破西方技术封锁。在此框架下，经济合作目标已从追求效益转向保障安全与韧性。

文化安全则旨在建立应对“混合战争”的共同防线。该议题直接针对“颜色革命”的威胁，意在系统性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权颠覆。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法律维稳，中亚国家借鉴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法》，出台法规监管境外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二是情报共享，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等平台定期交换“破坏性活动”情报；三是立场协调，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就人权、民主议题集体行动，共同抵制外部干涉和“长臂管辖”，形成抵御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颠覆的防御体系。

此外，能源、粮食、生态等生存攸关的安全议题也被纳入合作框架。这些领域对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人类生存具有基础性作用。俄罗斯凭借能源和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与“友好国家”建立长期供应合作以增强战略纽带。以俄罗斯与非洲在太阳能等新能源领域的合作为例，俄罗斯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并在2024年第七届“俄罗斯能源周”国际论坛上特别强调合作的重要性。矿产合作也是西方全面制裁背景下俄罗斯努力扩大收入，加强与“友好国家”联系的重要纽带。2022年12月底，俄罗斯出台《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冶金工业发展战略》，将中国、欧亚经济联盟和独联体国家、拉美、非洲、中东、东南亚市场视为优先出口方向。此外，气候变化、水资源分配等生态问题被纳入合作框架，既为应对共同挑战，也体现俄罗斯在非西方框架下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争夺议程设置权的意图。

第三，在地理空间上，该秩序标志着俄罗斯地缘战略重心从“小欧亚”向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泛欧亚”延伸。回溯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积极加入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到2002年推动建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再到2009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提出的旨在以法律形式确立“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俄罗斯曾长期致力于融入“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统一空间。然而，北约的持续东扩、对俄罗斯安全关切的漠视，以及在乌克兰问题上与俄罗斯的彻底决裂，宣告了这一“融入西方”计划的彻底破产。俄罗斯官方和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以欧安组织为代表的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不仅未能提供真正的集体安全，其本质反而是排斥、遏制俄罗斯的工具，其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全的根源。

因此，俄罗斯推动其对外战略“向东转”。普京在2015年首次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正是这一战略转向的标志性宣言。该构想最初被外界解读为主要是为了对接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但其内在的战略和文明意涵远不止于此。它象征着俄罗斯地缘战略和身份认同的“向东看”，旨在以俄罗斯为关键的地理和文明枢纽，整合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乃至印度、伊朗、土耳其等欧亚大陆上的关键行为体，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乃至地缘文化上，构建一个独立于西方主导体系的、广阔的、多中心的合作空间。2024年6月，俄罗斯提出的平等且不可分割的“新欧亚安全架构”，其地理范围具有全欧亚大陆属性。俄通过提供能源、粮食及安全合作等公共产品，积极将东北亚的朝鲜、蒙古，南亚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等中东—阿拉伯世界纳入其战略视野。更为重要的是，该倡议试图以金砖合作机制为主要平台，将安全议题与推动本币结算、构建替代性支付体系等经济议程相联系，旨在构建一个以欧亚大陆为中心、辐射广大非西方国家的合作网络。

三 “新欧亚安全秩序”构建的现实困境及前景

构建“新欧亚安全秩序”作为当前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既有来自该秩序在构建过程中本身的问题，也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与西方世界的对冲。该秩序的未来走向，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扬弃，遵循更务实的发展道路。

（一）面临的现实困境

第一，俄罗斯对其政治抱负与综合国力之间的错位认知，是该倡议的根本困境。军事上，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不仅严重耗损了其常规军事力量，更使其作为新欧亚安全秩序保障者的能力备受质疑。经济、人口与科技维度的结构性短板则暴露了其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单一经济结构与有限的经济体量，严重削弱了其运用经济杠杆凝聚区域伙伴的效能。在人口方面，固有的低生育率与高死亡率问题，同俄乌冲突引发的新一轮高技术人才外流相叠加，持续侵蚀着国家长远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基础。在科技领域，俄罗斯的实力呈现出“军强民弱”的非均衡态势：其在部分军工及核技术领域仍居世界前列，但在决定未来竞争格局的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民用技术上，与中美等国的差距日益扩大。上述多重结构性短板，使得俄罗斯提出的新秩序缺乏必要的基础，进而导致对区域国家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大打折扣。

在议程设置层面，俄罗斯已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其倡议正面临来自多方力量的平行竞争。根据俄罗斯的设想，该秩序是俄罗斯为解决融入欧洲安全机制失败问题而提出的新的安全框架。一是防止域内国家出现“颜色革命”、加入北约，向西靠拢；二是防止域外国家在这一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对有意向进行双边安全合作的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对没有意向的国家，则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然而，类似的机制在欧亚大陆已经存在，例如，哈萨克斯坦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俄罗斯的倡议在许多方面与亚信会议功能重叠，却又带有更强的排他性与对抗色彩，这使其在争取区域伙伴时，不可避免地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质疑，难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对该倡议也有不同认知。少数欧洲国家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对该倡议表现出兴趣。但总体而言，由于西方与俄罗斯在全球层面的目标相悖，即俄罗斯要终结单极世界，西方则要竭力维护西方主导地位，因此对该倡议有着天然的排斥。在非西方世界内部，由于主要国家日益独立的对外战略，该倡议也面临着不同的声音与潜在的议程竞争。白俄罗斯、朝鲜、越南是该倡议的支持者；中国对该倡议表示尊重与理解；尽管中亚国家支持构建地区安全新秩序，但俄乌冲突加剧了其对任何形式的外部主导的深层警惕，促使其加速“多元平衡”外交，它们在延续与俄罗斯安全合作的同时，亦积极深化与中国、土耳其乃至西方的关系，以对冲风险。

第三，该倡议的天然对抗色彩使其陷入包容性目标与排他性手段的根本冲突之中。作为对西方挤压的直接回应，其“反美反霸”的底色成为一把极具风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俄罗斯迅速团结了伊朗、朝鲜等同样遭受西方长期制裁和政治孤立的国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以共同敌人为纽带的“反霸轴心”。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广大不愿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的中间国家，特别是那些在经济、技术和安全上与西方市场及体系联系紧密的国家（如部分东盟国家、印度、海湾国家等），对该倡议持谨慎态度。普京虽在话语上声称该体系对包括北约成员国在内的所有欧亚国家开放，但在当前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更像一种旨在分化对手、占据道义高地的话语策略，而非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路径。

（二）前景展望

第一，在合作议题上，将从聚焦传统军事安全，扩展至更具包容性的多维安全理念。这一点得到俄罗斯战略界的普遍支持。虽然俄罗斯提出的“新欧亚安全体系”是替代欧安组织的地区安全机制。但对多数国家而言，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战略自主，并谨慎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在此背景下，它们对加入一个具有高强度约束力的准军事同盟持审慎甚至排斥态度。基于这种现实，俄罗斯若想吸引更多国家广泛参与，就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策略，降低合作门槛，加强合作共识度高、主权敏感性相对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此外，俄乌冲突爆发后，混合战争成为现代战争的主要形态，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也从单一的军事政治威胁扩展到混合威胁，涉及舆论信息战，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经济、金融、文化和体育的政治化等重要方面。这些问题对一国造成的影响不亚于军事政治方面，甚至更为严峻。因此，“新欧亚安全秩序”下的安全合作议题应该更加广泛，由传统安全问题向非传统安全扩展，在可以进行双边或多边传统安全合作的国家或地区继续推进合作，而对那些回避传统安全合作的国家或地区，则可以扩展安全合作领域，加强软性合作，以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组织，弱化该组织对抗西方的色彩。俄罗斯希望能够逐步培养起构建更深层次安全共同体的政治基础，实现“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建信任”的策略。

第二，在推进路径上，摒弃单边主导，加强多边协作，通过承认并尊重伙伴国无论实力强弱均有权保持政策独立性，来消解它们的顾虑与防范。对此，俄罗斯或将着力促进不同次区域组织间的对话与合作，形成一个更具包容的多元化安全合作格局。具体表现为，俄可能转向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为代表的多边框架，并在此框架内重新进行定位。此外，可能弱化秩序主导者的身份，转变为议程设置的协调者。

第三，在战略支点上，以巩固核心双边关系为基石，构建一个“核心—外围”的同心圆模式。在多边机制推进受阻的情况下，强化与白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等核心战略伙伴的双边关系。它将这些高度稳固、互信水平高的双边关系，视为其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器”，形成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靠的战略内核。然后，再以此为基础，尝试将合作的成功经验和具体模式，逐步地、谨慎地辐射到更广泛的区域，稳扎稳打地扩展其影响力网络。

结 语

俄罗斯所构建的“新欧亚安全秩序”，核心是在当前国际秩序深刻重构的背景下，对自身“文明国家”身份与国际角色的系统性重塑。然而，该倡议在实践中却陷入一种深刻的历史悖论：在激烈批判旧秩序的同时，其构建新秩序的手段与思维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秩序的权力政治逻辑。这种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俄罗斯在理论上倡导建立一个开放、平等的泛欧亚合作平台，但在实践中，无论是对核心伙伴的主导诉求，还是其安全架构所暗示的排他性原则，都使其陷入了“既是旧秩序的激烈批判者，又是旧权力政治逻辑的忠实继承者”这一根本性困境。这一困境直接催生了其与西方的结构性博弈：一方面，该倡议通过构建非西方合作机制，削弱美国主导权，并争取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及其盟友则通过强化既有联盟体系、推出对冲性战略框架进行制衡。

然而，正当这一内部困境与外部博弈陷入僵持之际，一个根本性的外部变量，即美国全球战略的收缩趋势可能深刻改变这一局势。美国2025年版《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其战略优先顺序从全球干预调整为聚焦西半球。此举并非传统孤立主义，而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的战略调整，却在客观上为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提供了有利的战略机遇。它不仅可能显著降低来自美方的体系性制衡压力，更有可能加剧欧洲内部在安全供给上的分化，并使大国博弈的范式向俄罗斯更为熟悉的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回归。因此，该倡议最终是沦为一个服务于大国博弈的排他性工具，还是演变为一个真正提供包容性公共产品的合作平台，应重点关注俄罗斯能否有效利用美国战略收缩所带来的机遇以及欧盟对俄制裁措施的延续性。这一结果不仅直接决定俄罗斯在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位置，更将成为一个关键案例，展示新型国际秩序是如何在不断扬弃与重构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

（注释略）

马天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