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须以历史、动态、全面的眼光，理性看待和客观分析其经济金融实力。实践中，国家金融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金融的“强”与“弱”主要看采用什么样的标准，从金融的基本功能和国家间竞争角度看，标准有二。其一是金融功能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适配度，即金融服务经济的能力；其二是对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定价的能力，以及引领全球金融变革发展的能力，即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回顾历史，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发展的总体节奏、功能特征与我国发展阶段基本适应，较好地满足了不同阶段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形成了当前“经济大国—金融大国”的组合格局。但是，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金融能力提出的要求相比，与美国等金融强国相比，我国金融的确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下一步，应尊重规律、顺势而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务实谋划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实施“经济强国—金融强国”的组合战略，以历史主动精神下好关键领域的战略先手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完善治理，综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一、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总体上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金融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节奏，总体上与不同时期经济体制及其改革发展的全局需要高度契合、协同演进。改革开放前，计划是国家对各经济、社会单位活动的综合性指令，整个国家的投融资以财政为中心，形成国家预算、银行信贷和国有企业财务并存的社会性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体系。金融是计划体系的组成部门，附属于财政，金融工具较为单一，主要辅助财政体系为国民经济筹措和配置资金，监督和调控资金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化金融重建于改革开放之后，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开始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随后相继恢复或建立了相关国有专业银行，旨在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资本市场正式诞生。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业对外开放迈出重要步伐，相继实施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公开上市等市场化改革，金融体系的规模和稳定性有了较大提升，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步入新时代，我国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备，金融体系的规模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大幅提升。2017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深刻阐释了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对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系统部署，强调必须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了我国金融工作的价值追求、根本宗旨、永恒主题和“五篇大文章”等关键任务，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指路引航。从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指标看，2025年底我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高达480万亿元，外汇储备规模3.4万亿美元，均保持世界第一，沪深股市总市值约109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保险业总资产41.3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保险市场。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看，2025年12月我国社会融资存量规模高达442.1万亿元，2025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3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26%，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调控目标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总体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了较高的适应性，金融发展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这种高适应性背后，是我国金融工作始终坚持的若干规律性认识。一是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把金融工作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加以谋划部署。这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保持党中央对重大金融决策的领导力，始终保持国有金融力量在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力，从而确保金融政策和金融改革发展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类型和提升金融服务效能。资金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理应发挥市场在金融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市场化改革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的大方向所在。在实践中，我们科学把握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政府在把握金融改革节奏、体制机制供给、货币金融环境稳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重点发挥作用，为市场发展壮大创造空间、提供条件，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类型、持续拓展金融市场深度广度。三是始终坚持统筹发展、开放和安全，确保金融发展稳中求进、风险可控。金融是分散风险的行业，但也蕴含巨大的潜在风险，防范化解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我国金融的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我们坚持了渐进式改革路线，始终守牢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护城河”，确保金融体系风险可控，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对标现代化强国目标，我国金融客观上存在“大而不强”问题
从规模体量看，我国已是金融大国，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相比，我国金融仍然存在“大而不强”问题。从国际对比看，美国是公认的金融强国，改革开放早中期，我国金融体系的很多改革举措也都借鉴了美国，但是中美之间发展阶段、发展模式不同，也不宜完全以美国为参照系去分析我国金融的“强”与“弱”。从更全面务实的角度去分析，应对标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等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加以综合评估。
具体来看，我国在六大关键核心金融要素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大而不强”问题。一是强大的货币方面。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2025年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升至12.28%，但人民币总体上仍处于从“结算货币”向“投资货币、计价货币”升级的阶段，国际交易者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外汇市场中主动使用人民币的仍不多。相反，不管是美元货币还是美元债券，依旧被普遍视为全球安全资产，受到全球投资者追捧。二是强大的中央银行方面。我国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具备较强能力，也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球影响力不及美国央行。三是强大的金融机构方面。我国金融机构门类较为齐全，截至2025年，共有5家中资银行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名单，新技术赋能走在全球前列，但相较于全球知名金融机构，总体运营效率尤其是经营效率仍有较大差距，全球化布局和国际影响力普遍与体量规模不符，在全球支付结算、全球金融市场、托管以及跨境业务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四是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北京是金融管理中心，上海、深圳是在岸金融交易中心，香港则是离岸金融中心，四大中心功能各有侧重，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体系，整体实力并不弱，但除香港之外，其余三大中心在吸引全球投资者方面仍然表现不足或者说存在一定的制度性制约，尚未完全形成“中国定价、全球认可”的国际定价能力。五是金融监管方面。在金融业态深刻变革的背景下，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技术能力和协调机制未能同步进化，存在一定程度的监管滞后性，同时面对暴露的金融体系风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一管就死”问题，尚未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秩序。六是金融人才方面。目前我国金融人才队伍的规模和素质均有显著提升，人才供给总体充足，但符合新金融业态要求的高端复合型人才供给相对不足。
上述“大而不强”问题背后有其深层次原因，且多是规律性的客观因素，为此，既要保持忧患意识，也要有历史耐心。具体而言，一是内在演进规律使然。金融强国建设最为重要的是强大的经济基础，即具备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纵观历史上曾经被誉为金融强国的国家以及全球知名的国际中心，金融的发展壮大主要受经济发展带来的金融需求大爆发所牵引。相对于经济而言，在强国建设路上，金融往往表现出较强的“紧随型策略”特征或者说支持型金融政策，而在强国建成之后，金融则可能升级为“引领型策略”，比如，金融实力常被视为美国霸权地位的重要来源。从发展阶段看，我国虽然长期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但2025年人均GDP也仅1.4万美元，战略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以说，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内生关系，共同决定了现阶段我国金融“大而不强”具有必然性。二是外在竞争规律所限。货币是国家金融实力的集中表现，在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之中，最能代表金融强国的就是强大的货币。然而，货币使用存在明显的网络外部性，即用的人越多，则有越多人用之，这决定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理论上最具效率的模式是使用单一超级货币。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一超多强”格局，即美元作为全球超级货币，在国际投资贸易、外汇储备等方面被公认为核心货币，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硬通货，这正是我们常说的“美元体系”。同时，也正是因为货币使用具有网络外部性特征，使得某些国家可以将货币武器化。在美元体系之下，其他货币若想反超，必须以足够的持币收益打破美元使用的网络外部性，这将是一场系统性的切换，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近年来，一些国家曾经做过努力，但效果有限。三是金融工作自身不足导致。从宏观层面看，计划经济下“金融是财政的附属”的观念影响深远，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实践中，金融在经济发展全局中的地位未受到充分重视。这导致在一些关键政策设计上偏离金融发展规律，金融资源配置受到各级行政干预较多，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发挥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效率和效能。从微观层面看，金融是货币资金融通的过程，本质上是基于信任与契约精神。法治是契约执行最为重要的保障，为此被视为金融发展的基石。当前，我国金融法治建设仍有较多短板，金融法治基础尚不扎实，成为制约我国金融发展尤其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三、保持战略定力，在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金融强国建设
基于对我国金融“大而不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在金融强国建设过程中，既要尊重规律、顺势而为，研究形成务实推进思路，同时也要立足“两个大局”加速演变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以历史主动精神下好关键领域的战略先手棋，实施一批强基础、补短板、锻长板的重大政策。
总体思路上，要在国家发展大局的棋盘中谋划金融强国建设。首先，切忌“就金融谈金融”，必须与经济实力提升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在坚定战略自信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科学谋划和稳步实施“经济强国—金融强国”组合战略，据此完善金融强国建设总体思路。“十五五”时期，要通过“改革发力、政策加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与金融稳定发展形成相互支撑态势，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为未来5到10年创造更大的增量发展空间，催生更多更强大的金融服务需求，推动金融发展实现更大飞跃。其次，需抓住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和主权货币多极化竞争的历史机遇，在技术赋能、监管创新、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下好先手棋，力争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十五五”时期，应强化人工智能对金融体系的赋能作用，推动业务流程和模式加快重构，探索形成相应的标准、规范和监管机制，根据未来产业发展需要推进金融创新，加快推动人民币向投资货币和计价货币升级，稳妥应对美元武器化问题，稳步提升中国金融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
具体策略上，应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创新、完善治理，构建现代化、市场化、适应创新要求的金融体系，系统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一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在强化党中央对重大金融决策领导力的同时，把一般性的金融决策权尽数留给市场，完善金融机构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资金的定价机制和配置机制，真正实现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提高资本市场的制度包容性、适应性，健全公司治理，增强市场、法律和财务纪律约束，营造更具吸引力的“长钱长投”制度环境，吸引更多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大力提升企业股债直接融资占比。加快推动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革新，强化跨部门监管协作，打造国家金融科技监管平台，提升金融监管水平和问题处置能力。二是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推动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用好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打造以人民币计价的全球性安全资产体系，为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深刻演变提供备用底层资产选择。进一步推动我国境外金融资本做大做强做优，加大人民币境外投放，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更好支持“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协同发展。三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推进金融创新。顺应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未来已来”的现实趋势，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把创新作为提升服务质效、重塑市场竞争的关键动能，贯穿产品设计、服务模式、风险管控全链条。始终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使命，精准识别和对接市场投融资需求，通过战略重构、组织优化、科技赋能等举措，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四是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统筹推进金融领域立法修法工作，加快制定金融法、金融稳定法，建立健全金融司法衔接联动机制、国际化的跨境金融仲裁和调解机制，加强涉外金融诉讼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营造并展示我国稳定、公平、透明、高效和可预期的金融法治环境。
黄卫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