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反省大学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2 次 更新时间:2014-03-22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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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 (进入专栏)  


(一)肢体冲突


《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是杨帆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开设的选修课程。善于反潮流的杨帆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表演了惊人的一幕:2008年1月4日晚上,杨帆教授准备上《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最后一课,发现不少学生交上作业后,就离开了教室。极大的影响了杨帆教授的情绪,杨教授怒斥年那些 走掉的学生,并且挑选两位男生守候大门,不允许走掉的学生在教室同学通知之下,重新返回教室。生态经济学的最后一课,开始朝向恶劣的方面发展了。

先有男生踹门,接着是杨帆教授大开骂腔,后有女生怒斥杨帆教授无聊,这句话惹恼了杨帆教授,勇敢出击抓住女生,肢体冲突开始了。杨教授弟子打来校园110,最后在保卫处进行调解,迄今为止,事态似乎也没有彻底收场。

为什么大学校园里面,整天都是这种新闻?我真不明白,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大学里面出现的问题,我们能否具有平常心?不妨把眼光放远一些。有两个小例子,印象深刻。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学的学生特别狂傲,目空一切。这时候,校方 决定要收讲义费,惹恼了五四运动的精英,到处抗议,还要出现打人的局面,最后事情捅到了蔡元培先生那里。激昂的蔡先生一点都没有退缩:谁再要闹,我给他决斗。另一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学生好多参与了一二•九运动,教务长潘光旦先生看到学生耽误了很多课程,非常痛心,不愿意让学生们再闹下去。结果学 生恼羞成怒,准备对潘光旦先生下手。我们知道潘先生只有一条腿,但是,仍有学生把潘光旦先生的双拐扔掉,直到校长梅贻琦先生来后,才结束如此闹剧。但是,讲究中和位育的潘光旦先生并没有把清华大学校警招来,把学生弄到保卫处说事。

我记得梅贻琦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一所大学,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老辈人之所以令人怀念,不是偶然的。

我自己也开设选修课,想同杨帆教授交流一下体会。我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也可以说,不点名是我上课的传统。而且,我上必修课,从来也不点名。我鼓励上课的时候,同学们给我提问。哪位同学有精彩的问题,我就会给他高分。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如何激发学生思考方面,进行一些探索,我觉得是本分。但是,在教学生活中,看到太多的老师,对于学生的思想进行限制和压抑。我也喜欢在学生来的比较少的时候,让学生写上自己的名字,作为对常来听课同学的一种鼓励。但是,我从来不会想到杨帆教授的办法,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愚蠢的办法。

比起杨帆教授,惭愧得很,我没有一本著作,所以,我就不必在选修课堂上推销自己的著作,更不会想到购买自己的著作会与同学们的分数挂钩,杨帆教授,我觉得你在这方面走得有点太远了,你不觉得吗?


(二)如何上课


萧瀚老师似乎对杨帆的学术与人格,早就具有自己的判断,否则,不会在“杨帆门”发生的第一时间发表《逃课是自由的象征》。难能可贵的是,也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杨帆居然能够沉得住气,静观其变。表现很大度的样子,转载萧瀚的文章,事情真是很有意思。

坊间有些议论,不着边际。比如,这个女生没有选杨帆老师的课程,为什么得知该教室上课,还要往里面闯?

我在河北科技大学上选修课,也遇到这种情形。有些同学习惯把书包放在一个教室占地,然后吃饭,吃饭回来之后,发现教室里面在上课。作为一位学生,大概有三 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不敢进去,只能在旁边的教室干等;还有一种是到里面拿自己的书包,出来之后再找另外一间教室上自习;最后一种是把教室当作自己的自习 室,一边看自己的书,一边听课。事实上,中国政法大学的那位女生——小姗学友,就属于第三种情形。在我的选修课上,我理解第一类同学的选择,宽容第二类同学的选择,尊重第三类同学的选择。

暂且不论杨帆老师将上课与选修学分挂钩,还是将交作业与选修学分挂钩,这都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杨帆老师并没有上最后一课。杨帆老师觉得冤枉的话,我们只能说杨帆老师上了另类的最后一课:文武双全满课堂。

萧瀚老师那篇《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尽管描述的是自己的课堂,但是,确实写出了中国大学生的状况。从教学管理来说,哪所大学教务管理部门也不鼓励逃课,相反,制定了详尽的规程惩罚逃课的学生。就我的观察和体会,尽管学生经常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挂在嘴边,但是,学生们对于所学的课程,毕竟是有主见的。老师是产生知识,还是贩卖教条,学生心理清楚的很。表现在我的课堂上,必修课程往往表现的死气沉沉,选修课上倒是经常碰到自由思考的种子选手。

在网络化时代,大学课堂到底应该呈现什么样的风貌?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流的大学老师生产知识,二流、三流的大学老师仅仅是贩卖知识而已。这些知识,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学生看来,往往是经过意识形态扭曲的教条而已。在这种时候,如果老师整天贩卖扭曲的教条,学生逃课就会具有真正自由的象征。

在我所任课的班级里面,我从来不觉得那些把教条背的滚瓜烂熟的学生有出息,我鼓励自由的思考,三番五次告诫学友们:哪位学友自由思考的含量高,那么他的分数就高。

我不相信,学生们看到萧瀚老师的《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之后,才学会逃课的。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学生们早就学会了逃课,但是,我判断学生们具有自己的逃课理论: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就是要逃;有些老师不管上什么课,都不能逃。

学生们觉得这门课程受益,打死他,他也不愿意逃课。我的选修课程就有铁杆粉丝,说实在的,我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因为每次课程都能看到这些明亮而清澈的眼睛。

我没有统计,不知道自己的选修课是否中国最大的课堂。反正在河北科技大学,我这学期就是使用的最大的教室——讲堂群202,最后一次课的时候,我才明白能盛600人。我也知道肯定有人不来,但是,我不可能占用学生的时间,进行点名,这样我就免除了杨帆老师点名的烦恼。

我也没有效仿萧瀚老师,告诉学生们——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我经常在第一节课开宗明义:首先,我不点名。我明白,不能利用自己讲课魅力,打动学生们,即使点名,岂不是无聊的很?

再说了,那些不愿意来的学生,你非得让他们来到教室,这不是双重折磨吗?首先,这些学生不是在教室睡觉,就是看闲书。要不就是互相发送短信,或者说笑打闹。所以,我说,大学老师还要依靠点名树立自己的权威,真是不智得很!


(三)重建师道


河北电视台的一位老友,母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听说“杨帆门”事件,痛心疾首,急忙与我联络,进行交流。当时,我正好上传了“杨帆门”思考之一。但是,老友的意思,透露出母校学生堕落至此的慨叹,所以,我就不便直接说出我的见解。因为,我的见解与这位老友正好是相反的。

网络上的意见,只要是批评那位女生的,恐怕多站在师道尊严的角度立论,所以连带着批判萧瀚老师《逃课是自由的象征》。即使赞同、同情那位女生的,似乎也有 些不大赞同萧瀚老师的意见。谁也没有想到,萧瀚老师成为大家转移话题的一个目标,人言可畏,网络议论恐怕更是如此。

中国的大学管理,越是具有传统和品牌的大学,似乎越是宽松。那些通过扩招上学的本三学生,所受的管理,可以说是相当严格的。我就目睹了本三学友的烦恼,晚上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离开学校的;没有特别的允许,也不能在宿舍里面,只能到教室里面学习,所以,经常出现“双重伤害”。喜欢学习的同学因为掺杂了 不喜欢学习的同学,不可能学好;那些喜欢玩的同学,在教室里面也不可能玩好。

作为任课老师,还有没有像杨帆教授这么“较真”的呢?好像在我身边,已经非常稀少。越是年轻的老师,对待教学中出现的怪现象能够看得比较开,因为,他们也是刚刚毕业的嘛!能够将心比心。倒是那些教学中的前辈,看不开。再加上心里面师道尊严作怪,如果具有杨帆教授的名声,对学生又是骂又是打,就不奇怪了。尽 管凤毛麟角,但是,哪怕只有这么一位,引发的动静通过视频和网络的传播,都是非常惊人的。

大学教授丧失尊严,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我们生活的大学校园里面,真正值得尊敬的老师,屈指可数。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种:1949年以来长期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中国尊师的传统,扫荡殆尽。我不赞成一种肤浅的意见,把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中国古代带来的。中国古代尊师重道的传统,我不敢说有多好,但是,老辈的规矩什么都破坏了,能说是好事吗?

大学合并和扩招,本来就是当时政府因为扩大内需,推行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涨的大学学费,使得师生关系,带着日益严重的铜臭味。从一般学生的角度观察,我 交了那么多费,老师就应该提供服务。顾客就是上帝吗?再说了,上不上课,那是我的自由。就像在商场买衣服,服务员敢那么横?我投诉你。有的学生就把老师当作商场里面的服务员,老师对学生态度好是应该的,如果不好,那么,我们学生评老师的时候,就给你打低分,看你怎么着。所以,有人说谁能哄着学生,谁就是好老师。

“杨帆门”给我们的启迪之一,就是重建师道。总共上九次课,就有三次没来,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觉得都不应该。教务处网页上写着杨帆教授出席学术会议,所以不能上课,但是,我们的学生是生活在互联网 时代,天纵聪明,也想不到杨帆老师已经在网络上请假了。其实,比杨帆情形更严重的,名牌大学的大牌教授,此种情形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的大学老师日益丧失尊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规程写着: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出席学术会议、不准利用上课时间到外面讲课、不准在上课时间接听手机。如果我是大学校长,学生们反映,一位大学老师在自己的教室里面连续接听三次手机,情况属实,我就会在这位老师下课的时候,在教室门口对这位无比繁忙的老师说:“既然您那么繁忙,请您另谋高就吧?”

农夫懂得: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可爱”的大学老师,有多少人知道:抄袭别人的劳动成果,应该害臊脸红。但是,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在学生考试的时候,高门大嗓:“同学们,作弊是可耻的”。

论文又不是大白菜,多多益善,杨帆教授居然已经写出了一千篇论文,他具有农夫诚实的品行吗?


(四)学生期待


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机缘巧合,被分配到北京南郊一所工科院校。组织没有给我进行必要的心理学训练,就赶着鸭子上架了。好在我自己似乎冥冥之中,具有当 老师的潜能,第一节课就开始赢得了学友们的掌声,我知道这是学友们对我的鼓励和同情,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下来,没有掌声,我觉得就不是成功的课堂。

我觉得当好老师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主要是自己是否具有兴趣和激情,什么是激情,在我看来,主要就是说话的激情。一位大学老师,不喜欢与学生交流,我觉得不应该让他接着当下去,这样会造成双重痛苦。首先是老师的痛苦,然后老师把自己的痛苦传导给学生。喜欢著书立说的大学老师,如果觉得上课是特别痛苦的事 情,可以提出申请,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

我在北京大学进修的时候,发现上课特别具有激情的老师,比如说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先生,都是激情洋溢着课堂的老师,听他们说话特别受用。陈平原、李零、朱孝远、阎步克、贺卫方、周其仁都是有口皆碑的好教授,他们之所以受到学生的爱戴,哪里是迎合学生,而是出活的学术和优美的人格。

一个合格的大学老师,怎么也要懂得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一位好的大学老师,按理说应该达到将心比心的境界。但是,现实的大学校园里面,将心比心的大学老师恐怕已经成为“少数民族”了。

我们成天嚷嚷进行大学改革,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甚至连汤都不换。

当代的互联网文化,已经构成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学友们通过互联网扩大了对学科了解和把握,所以,大学校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甚至革命化的变化。而我们的 大学老师依然在教室里面迈着四方步,捧着教材,照本宣科,或者念着不知从哪里下载的课件,可以想见,互联网时代的大学学生对于任课老师具有极大的期待。我 们做大学老师的,理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遗憾得很,往往是学生已经具有自己的博客,而不少老师不知博客为何物;学生有精彩的言论,不少老师装聋作哑,或者视而不见。转型时代,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时代,年轻人极有可能成为中年人的老师,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

老村先生说的中肯:不少知识分子,一打开书本,就开始糊涂。我补充一句:不少大学老师,不打开书本,照样糊涂。一打开书本,就会更加糊涂。

就业的压力、学费的负担已经压在转型时代的大学生身上,造成了心理特别的一代。这是被转型时代抛弃的一代人,与其说他们是浪子,不如说他们是弃儿。这些大学生还上小学的时候,大学还是免费的,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开始免费。两头够不着,造就了表面上冷漠,其实内心无比寂寞的一代大学生。

有人说,为什么这些大学生看起来都比较成熟,有点像社会青年。这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他们太熟悉这样的字眼了:赞助费。赞助费都已经被写入学多省份教育厅的文件里面了,难道还不能写到大学生的心中?

大学倒是还没有公开收赞助费,但是,普通本三学生一年一万元的学费,难道不是变种的赞助费?大学里面的辅导员,对于大学生过早的成熟,功莫大焉。我们想一想,多少奖学金是足额发放的?多少助学金是足额发放的?

总有一些天真的孩子,似乎总觉得大学是单纯的,觉得企业里面良莠不齐。我听到他们这种诉说,不愿意泼一瓢冷水下去。大学早已经社会化了,不管有没有围墙。大学所为何来?无他,做人与做事。

当代的大学老师,不论在做人还是做事上,配做学生的模范吗?

“杨帆门”给所有的大学老师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大学老师,拿什么拯救自己?拿什么奉献给学生?


(五)考试形式


“杨帆门”引发的导火索,其实是考试的形式。但是,由于焦点已经进行了转移,现在,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一比较关键的环节。

一般情况下,我所在的河北科技大学,选修课起码也得安排一百五六十人。真有老师,在选修课上点名,听说花样还不少。这学期我上《大国崛起》的选修课,每个班大概有五百人,两个大班,如果我也如法炮制,岂不是要命?

根据杨帆老师最后一课的情形,杨帆教授结课方式是写作业,据我查阅网上流传的杨帆教授《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只要最后一课交上就可以。如果杨帆老师开宗明义,必须听最后一课,下课的时候,才能交结课作业,当初注意沟通,原本这不算什么大问题。

我遇到过杨帆教授最后一课的情形,可能由于我人微言轻,没有必要耍大牌,所以,心里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同时,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形,即使是最后一课,学 友们也愿意接着听我讲课。非常奇怪的是,本学期有一个头的《百年中国历史人物》教务处安排第九周开始,十八周结课。我们学校十六周已经进入复习考试。但是,复习考试并没有影响《百年中国历史人物》的上座率,课堂气氛热火朝天。

为什么原本不算问题的,最终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根据萧瀚老师对杨帆教授的判断,这是早晚要发生的,早发生,比晚发生似乎还好一些。萧瀚老师的证据是, 在学术讨论会上,杨帆教授从来都是一场战斗,不把论敌的嚣张气焰扑灭,那就不是杨帆教授。这一点,杨帆自己也不否认。

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如何结课,这是老师的自由。杨帆教授可以选择考试,闭卷考试也未尝不可。杨帆教授恐怕已经忘记了,最后交一篇论文就可以 结课的承诺。否则不会出现部分同学最后一课交了作业直接出去的一幕,如果这些学友交完作业,回到座位上,接着聚精会神听杨帆教授讲课,杨帆教授也不会受到 那么大的刺激。我们说,就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帮杨帆教授了,因为,他突然改变规则了。所以,我们说,杨帆教授没有遵循程序正义,自己擅自改变游戏规则。此种做法,当然令中国政法大学的同学惊异。后果的结果,我们早就知道了。

如果,第一个同学到讲台上交作业时,杨帆教授大吼一声“不允许”,也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闹剧了。但是,当时杨帆教授也许没有反应过来,也许还在判断交作业的同学是否直接走掉。

坊间有一种议论,杨帆教授早就该教训一些80后学生了。现在到哪里寻找对学生这么负责的老师?这种意见糊涂,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认真负责,因为,杨帆的一贯表现,并不是认真负责的作派。问题的关键,既然早就规定的程序,杨帆教授为什么自己不按牌理出牌?


(六)世风日下


“杨帆门”中受到伤害最深的,也许就是那位女生——小姗。只要是批判女生的议论,大多从师道尊严的立场发挥。“不管老师怎么样,你也不能说老师无聊啊!”言外之意,杨帆教授的自尊,都被这位没有选课的捣乱女生抹去了。杨帆教授辩解的理由更是有趣:当时讲孔子,你说无聊,这是对孔子的污蔑(大概)。

杨帆教授没有想到,文武双全、气势磅礴的一节课,居然让这位小女子给折杀了。尽管《北京青年报》编辑采访当事女生时,这位女生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宽容,觉得杨帆教授的荣誉全让自己的冲动摧毁了。但是,杨帆教授心里面,不知道是否认为检讨至此已经相当深刻,应该宽容当事女生?

“杨帆门”通过网络,已经将事件放大了千万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杨帆门”到底是谁的耻辱?中国政法大学、当事女生、杨帆教授、萧瀚老师,在网络的世界里,似乎没有赢家。

如果杨帆教授主导事件的后续过程,那么,杨帆教授肯定觉得,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巨大的错位和脱臼,亟需校正。网络上确实出现了大量的议论,支持杨帆教授的网友,大多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浇漓,并且存在着进一步妖魔化80后学生的倾向。

我过去就是这么糊涂,有一段时间,没有对80后学生将心比心,而是抱着九斤老太的老脑筋,总觉得一代不如一代。言外之意,我们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到底我 们读书时候如何呢?我们读书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差不多没有花多少学费,就读完大学了。现在供一个大学生,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起 码也得十二三万吧!如果是艺术类的学生,正好又是本三的学生,没有二十万行吗?

现在的大学生,国家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家庭负担,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感受了上学的压力和负担,我们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学生,有这么沉重的负担吗?都说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奇迹的背后是如此沉重的包袱?经济学家能解释通吗?所以,80后大学生,天生就有一种忧愁和焦虑。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朱镕基时代,正好是中国教育产业化的高峰。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合并、大学扩招,都是政府扩大内需的导向。衰弱的中国大学教育,没有深思 明辨,就被拉向了不可预知的轨道。大学教师三六九等的津贴制度、中国科研生产的畸形机制、层出不穷的评估,使得大学教师群体日益矮化。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的 号角,一旦吹响,哪里还能停下脚步?

科研型大学的迷梦,做大做强的口号、新校区的大干快上、本科教学评估的倒计时,都把大学老师教书育人的职能,吹散到九霄云外。

谁能够理解,行走在偏僻空旷新校区的学友们,夜晚没有师长可以倾诉的烦恼和郁闷?谁舍得时间,愿意与学友们在闲暇的日子促膝谈心,谁即使赶不上班车,也要与种子选手交流思考的收获?

我最不愿意听到身边的老师,抱怨这些80后的学友们:“现在的学生们,都是什么成色?”好像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

怎么好学生,都知道是自己教出来的;遇到不满意的学生,就不是自己教出来的?孔子教导我们:有教无类。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坏学生,只有坏老师;坏学生都是让坏老师教坏的。

大学里面出现了世风日下的局面,我们每个大学老师都有责任。不要以为我们没有拿很高的津贴,没有一定的职位,就可以脱离开这一切责任。

我们作为个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们是否忠于职守,我们是否付出了热忱,我们是否给学生一丝的关爱?

我们作为大学老师,是有温度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温度,温暖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友们呢?


(七)良师萧瀚


特立独行的萧瀚老师,开宗明义——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不明所以的网友,看到萧瀚老师的题目,就觉得非常反动。本来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真抓的老师就少得可怜, 这位萧瀚老师居然还鼓励逃课,岂不是把自己竖成靶子?一般头脑糊涂的网友,尽管觉得杨帆不妥,但是,萧瀚对课堂无为而治,允许学生逃课,这成何体统?萧瀚 老师,自然成为移动靶,百口莫辩。

萧瀚老师平素结交的都是君子,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倒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是,萧瀚寂寞素朴的追远堂变成了一般人士泄愤空间,背着误导学生嫌疑的萧瀚老师,实 在难以忍受奇耻大辱,做出了大家始料不及的举动。杨帆门事件整整一周之后,也就是2008年1月11日,萧瀚老师在自己的博客——追远堂,登出文章,公告 已经给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递交辞职书,辞去中国政法大学教职。

坊间对于萧瀚老师的辞职,冠以“勇敢的批评、暧昧的辞职”题目,倒还比较贴切。萧瀚老师在辞职信中,愁肠百结,欲说还休。似乎不愿意因为杨帆门让中国政法 大学的学友受到伤害,似乎在教师伦理上与杨帆不共戴天,似乎为了中国大学的清明,“为了让这个昏乱的社会清醒,我必须做出这样的牺牲。”

辞职不是不可以,这是萧瀚老师的自由,相对逃课来说,辞职更是自由的象征,大概寻找属于自己的乐土,萧瀚老师不是思考一天两天,临时的决定吧!

冒昧得很,我挺喜欢萧瀚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身上有萧瀚老师的影子,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不爱开会,不爱填表,喜欢顶撞领导,落拓不羁,这就是我的写照。 不知道萧瀚老师如何上课,反正我一上课,就觉得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反正我一点都不愿意不玩大尾巴狼。不用多媒体,不念教案,不上讲台,我属于比较典型的 “三无老师”。所以,在迎接评估的伟大热潮中,具有爱心的学院领导开导下,总算有点上课的样子,经常带一公文包。

萧瀚本来就是法学才子,门路宽广的很,所以,当时来到中国政法大学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激动,在哪里还不是活!但是,萧瀚天生是老师的料,因为他对学生有爱。

萧瀚老师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的大学生态,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感觉萧瀚老师在上最后一课之前,思虑再三,踌躇已久,到底是否离开中国政法大学?萧瀚老师最后一课的演讲辞,渗透着浓厚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对法大学子的关爱,高扬着独到的大学理念。

我不大相信,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萧瀚老师,忍受不了网友的攻击谩骂,而辞去教职的。因为,我相信心里无私天地宽。

我们欣慰地看到,中国政法大学依然有用于担当的人物,萧瀚顶头上司,对萧瀚啧有烦言的何兵副院长,这位体制内的中级官员,在博客发表了自己看法,萧瀚不是好员工,但萧瀚是个好老师。

萧瀚老师一向飘逸,雅致,可以说是一个在精神上特别有洁癖的老师,他当然忍受不了野蛮、粗鲁的行为,只是不愿明说罢了。大学老师的良莠不齐,绝非一日,但是,所有硬件都向高标准看齐的大学,为什么在精神境界上如此低迷?

良师萧瀚,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固然是法大学子的伤痛,但是,其他大学的校长面对这么好的老师,难道一点都不动心吗?

难怪我们日益倒退,看起来处于滑坡的大学,还要一直滑落下去,萧瀚辞职可以惊醒几个人,但是,制止不了大学制度安排的堕落。

萧瀚老师离开了,杨帆心里滋润了。


(八)杨帆其人


杨帆的经历告诉我们,他几乎没有当过老师,他不知道老师应该怎么当。杨帆的简历确实很简单,1951年出生,1984年获得吉林大学世界经济硕士,作过研究所所长,天津开发区、深圳特区都干过,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经济,顺便读了一个博士。2003年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中国政法大学。都五十岁的人了,还没有正儿八经教过书。一个五十岁的人,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都没有,说实在的,就引进过来当老师,这种事情,不是中国政法大学杨帆一个,很多大官退休以后不是也愿意到学校 去吗?

这位名满天下,经常将“写了一千篇 论文、著作十五部、引用率国内第一”挂在自己博客上招摇的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真是包揽天下,并吞八荒的气派。但是,杨帆忘记了,大学者,师生从游之所也。

也许,杨帆就觉得自己是大师,给中国政法大学带来了无限荣光,至少,中国政法大学科研成果一下子就增加了一千篇,著作增加十五部。这是大学没有摆脱量化的 幼稚举措所致。学术不是大白菜,论堆卖。杨帆自己说已经写了一千万字,有什么意义?难道杨帆贡献给学术界的就是“与澳大利亚开战、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 进行西部大开发”诸如此类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惊人之语吗?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里面说过:“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当然,一向傲慢的杨帆如果看到我引述前贤的话,第一反应肯定是:谢志浩,你是哪根葱,还轮不着你说话。

尽管杨帆已经五十七岁了,我还是劝告杨帆:大学老师,更应该懂得爱。不懂得爱的老师,是不配称作大学老师的。

我希望通过杨帆门,中国的大学校长在引进人才的时候,改变量化的机制,应该从学术品质和道德操守把关。


(九)师生关系


“杨帆门”这种极端的事件,从侧面反映了一种恶劣的师生生态格局。如此“密切”的师生关系,尽管在中国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前些日子不就传来中山大学 艾云灿教授体罚学生的丑闻?南北两所著名学府的教授殴打学生,在大学校园并不多见。但是,我们细心想来,在精神上摧残学生的老师,恐怕就不是少数了,我不 敢说是多少,但是,就我耳闻目睹,所占的比重,确实非常高。

杨帆有三次没有及时通知中国政法大学选课的学友们,据说写在教务处网页上了,可见,教务处认同杨帆请假的。经常请假这种事如果出现在其他老师身上,我们不 能说这不是教学事故。但是,中国政法大学就是如此具有人文关怀,早就考虑好了,既然杨帆是名流,学术会议多是难免的,所以,即使三次没有上课,都不是教学事故。我们不怕规章制度,我们怕的是如此具有弹性的制度,还能不能算是制度?

杨帆讲课的派头十足,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动不动就带着几十公里外的研究生来到昌平上课,我们也不便说什么。但是,杨帆不能来上课,为什么不安排学生干事在 黑板上写上“杨帆教授有会,《生态经济学与中国人口环境》课程顺延”?

当然中国大学校园中,大量的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师生关系——没关系。老师上课念一下教案,表演一番,学生观看一番,下课之后,各奔东西。可以说,随着院校合并和大学扩招,中国大学校园里面的师生关系,每况愈下。

为什么?原因是明摆着的。老师往往坐班车跨校区上课,桥西的老师偏偏安排在桥东上课,下课之后,大概也就是二十分钟的等班车时间,首先老师上课就要对自己 进行约束,如果拖堂,学生们还有课怎么办?这个教室下节课还有班级上课怎么办?关键是老师讲课时间超常,来到楼下,班车已经走了,你又不是校长,司机师傅 到点就走。从桥东打车到桥西,恐怕最少也要四五十元,让老师买单,合适吗?

为了避免跨校区上课的麻烦,不少学校盖起了新校区,不知道哪个部门的老爷规定新校区不允许盖教工宿舍楼。老师们的不方便,比起原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所 以,中国各地的新校区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学友们要问老师问题,老师一手拿包,一手拿着水杯,箭步蹿出教室,嘴里吐出“没有时间了”。真有较真的学生,追 着老师一直到班车点,这时候,班车正好来了,学友只能眼巴巴望着老师,依依不舍作别。

晚上,中国各地大学的新校区,都是年轻人的时间和空间。聪明的大学管理部门,还组织一些业余文化活动,但是,对于具有教书育人担当的大学来说,这些业余文化活动仅仅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有关部门年终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写上一笔:我们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细枝末节的活动,怎能满足年轻人做人与做事的追求?

我觉得导师制是一种相对不错的安排。一位老师带领几位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交流思想和学术。当然,已经越来越雇佣化的大学老师,肯定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会认为:吃饱了撑的,跑科研项目、弄职称、填表、奔波于老校区和新校区之间,你精力居然如此过剩!

我建议中国的大学校长、教授,别整天跑项目、迎评估、请院士、弄科研、发论文什么的,争取在2008年利用一年的时间,想一想:大学的弊端,有多少是自己的责任。

出了丑闻,能够正视,痛定思痛,也不算是特别丑;但是出了丑闻,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是这个时代里面大学最大的丑闻。

难道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一点怕与爱?


(十)反省大学


“杨帆门”在中国大学里面,还不是最邪门的事件。不是有一句话,一切皆有可能吗!

我记得秦晖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中国教育有问题,但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现在,我接着秦晖先生的意思说:中国大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大学的问题。其实哪国的大学没有问题呢?为什么单单中国大学问题这么严重?不会是危言耸听吧!

我作为大学教师里面的草根,眼看着中国大学富裕起来,眼看着大学里面涌现许多成功人士,眼看着中国大学朝着死亡的路径飞奔。由于看不懂大学,就特别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学,自己接着开始忙活,追寻中国大学的历史,分析中国大学的制度安排,梳理当代大学的问题,编了两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重建大学的尊严》 《北京大学改革:反省与更新》,总算是把中国大学的问题弄明白了。

民国时期的大学,是我研究的一个参照系。现在看来,谢泳、陈平原、杨东平、智效民这些研究大学史的先进,都有美化过去的大学的冲动和倾向,我自己也未能免俗。为什么这些先进都存在美化民国时期的倾向呢?当代的中国大学实在不争气,民国时期的大学,就是不怎么样的,都有底线。当代中国大学,与大学硬件快速提升相伴随的是日益堕落的大学校魂,到底堕落到哪里算一站,真是很难说。

为什么我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有底线,首先,大学校名不会像当代大学变来变去,院系名称也不像现在五花八门,涵盖的学科也不会飘忽不定。这些都是大学的皮毛, 民国时期不学无术的党棍根本不可能在大学里面如鱼得水,横行无忌。那时候学生会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那时候的校长,所服膺的大学理念,差不多都是蔡元 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宗旨。那时候大学没有校训则以,一旦有自己的校训,都具有典雅的文字和深厚的底蕴,哪像我们匮乏到只能想到“爱国、奉献、团 结、创新”,而且就象得了传染病似的,互相克隆。那时候,大学教授作为学术共同体,尽管有左中右派别之分,但是,在大学理念、学术操守方面,大家具有底线认同。最关键的是,那时候大学的学术生态循环中,政治和经济绝对没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大学的力量。尽管国立大学经费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政府干涉大学的事情不能过度,因为大学具有独立的品格;那时候大学教授共同体的程度并不是特别高,但他们知道哪些教授作的是真正的学问,而且教授的意见政府必须重视。陈立夫主持教育部的时候,正好赶上抗日战争,这位部长大人不知怎么想起来要进行学术评奖,我们看获奖者是华罗庚、陈寅恪、闻一多真正的大家。民国时期的大学,奉行兼容并包,所包容的都是具有真性情的学者,那时候的大学校长根本不敢把退休官僚兼容到大学里面。我们在这方面,确实能干:不仅退休官僚——邵华泽、范敬宜、赵启正可以兼容到著名学府,而且在职的官员弄个博士学位、客座教授,易如反掌,那些末流大学校长,想巴结还巴结不到呢?所以,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都是当代中国大学的稀缺资源,而这些,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真是没有出息的一代,苟且偷生的一代:不敢向权势集团说不,有能耐向草根说不;向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的晚辈邀宠献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生又打又骂; 没有勇气传播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有能耐呼喊“美国炸平中国东部就可以进行西部大开发”;没有胸襟提拨真正的学者,但是经常聘请明星成为客座教授;中年的秦晖教授不能带博士生,卓越的单少杰不能成为教授,张鸣不平则鸣就被抹掉系主任……

要我说实话,中国大学能要的地方实在已经不多了,但是,穿过黑夜的我的手,还是能够触摸到一点光明,厦门大学不就把谢泳聘过去了吗?

既然,大学已经暴露了这么多弊端,通过望闻问切,就会清楚病灶在哪里,我是改良主义者,所以,我觉得宏大目标、点滴努力吧!

自由、平等、民主的光辉,一旦照亮中国大学,那么,中国的大学人,便会解放成为真正的人。


(十一)课堂自由


萧瀚老师因为“杨帆门”事件,引咎辞职,这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真可以称得上是刚烈之士。杨帆首先不会想到自己有问题,其次有什么事情都能死磕。不要 说唤醒社会,就是杨帆都不能被唤醒,可见道义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事女生却具有道德觉悟,觉得自己不够宽容。具有底线良知的人,才 能够被唤醒。

萧瀚老师辞职的一大原因,就是那篇很纯正的文章——逃课是自由的象征。但是,以我所见,逃课获得的仅是一种消极的自由。读过大学的学友,没有逃过课的,绝 对是少数。我自己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就读的时候,不瞒各位先进,可以说是我们班里逃课最多的一位。作为获取这种消极自由的代价,好几门功课,被挂 科。

有人说,这时候,你逃课逃到哪里去了?不好意思,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互联网,否则我可能到网吧里面消磨时光。我只能老老实实到图书馆里面,目的很明确,查找资料,在讨论课上把我不能容忍的观点痛批一顿。

有位网友说得好:花了那么多钱,谁愿意逃课,可是,一遇到那些照本宣科的就没有脾气了。

上课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所占的时间很长,但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上课学不到东西?难道上课的时候,老师们都不讲玩意?

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探索,真正出活的课堂,在我的心目中,应该是伯拉图学园、或者宋代的书院,导师和弟子联袂在名山大川,卜宅而 居,坐而论道,神思明辨。直到现在,欧美学府保持着一种讨论的传统,导师开大量书目,学生写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宣读和评议,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推 崇的“席明纳”。

当代的大学之所以进行一种教条式的宣传,坊间有一种议论,说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这个帽子扣得太大了。

大学既然是思想的探险,那么大学课堂理应充溢着自由的空气。但是,自由的空气有点稀薄,呼吸困难。大学课堂充斥着扭曲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与当代中国大学的 生态格局有着关联。老师们讲的都是克隆别人的,这样在有关部门看来是最保险的。按照某大学的老师规程来讲,就是课堂上讲述正确的理论。自然科学我不知道,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末流的大学老师都以讲述“正确的理论”沾沾自喜,“正确的理论”几乎可以等同于绝对的真理,是不容学友们置喙的,但是往往沦为“正确的 废话”。所以,这里我说一句话:多少大学老师的课堂上的风气特别具有中世纪修道院的氛围。

大学课堂上就出现了特别有趣的一幕,首先老师不愿意学友们提问。学友们质疑,老师会解释说:教案早就写好了,里面没有安排提问时间。其实,这都是骗人的借口,遮掩不学无术的本质。

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量课程,不具有解释现实的能力,只能充当庸俗的辩护士。大学课堂,伤心之所。明明大学已经超负荷,严重超载,非要说成这是做大作强。明明农民进城打工,本来已经成 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非要创造一个名词——“农民工”。明明北京市的繁荣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前提的,但是非要号召政府制定政策限制低素质的人群进入北京。中国有多少大学教授,变成了“叫兽”;所谓“叫兽”者,嚎叫的野兽是也。

应该对大学课堂来一个启蒙运动,运用理性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大学课堂依然在仰望星空。


(十二)精神养料


人孰无过,过而改之,就是很好的事情。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预先找好退路,中国的大学老师在与学校的博弈中,没有办法不处于弱势地位,除非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者是政协常委、人大常委什么的。中国单位制度的社会安排,使得大学老师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流动的。

大学老师的道德境界的矮化,与这种单位制度直接相关,更与中国大学的生态格局密不可分。萧瀚老师尽管表面上没有遇到潜规则的骚扰,但是,通过网络放大的 “杨帆门”,激荡着汹涌的波涛,萧瀚老师在这种波涛之中载沉载浮,心里觉得可能有灭顶之灾。这就是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恐惧。

一种让人心绪难平的局面和生态就出现了,要么乖乖在大学里面默默任教,要么被赶出大学之门。说实在的,中国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是与他们的生存能力相匹配的。

残酷的生存环境,使得大学教授丧失了尊严和担当。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最没有正义感的群体之一就是大学教授。萧雪慧老师长期不能讲课,我们装聋作哑,单少杰先生不能成为教授,我们甚至连唏嘘感叹的同情心都没有。我们所关怀的只是自己的蝇头小利:课题、职称、项目、基金。

大学是思想自由的象征,我们不仅没有道义感,而且最可怕的是不具有理性的清明。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热烈赞同杨帆教授的提议,希望深入讨论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并且进一步深刻反省:到底我们是吃着什么长大的?


2008年1月9日—18日,石门书菜楼


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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