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利用科学技术在中国顺利进行宗教传播活动，耶稣会士在传教中更是尊重中国传统的文化，允许中国教徒保留传统的礼仪活动。但是到了康熙朝其他修会认为这些行为违背了天主教的教义而发布禁令，由此引发罗马教廷和清廷之间的所谓“礼仪之争”。教廷为了解决礼仪问题派遣特使到北京交涉，但是在北京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怒康熙皇帝，还致使特使等人与相关教士遭到驱逐，协助特使团在京工作的基督徒受此牵连亦遭惩罚。本文主要通过鲜为人知的满文档案文献，辅以西文资料，对极少被学界关注的受礼仪之争牵连的基督徒进行探讨，以此澄清学界未曾了解的史实情况。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ZD332）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满文/ 康熙/ 礼仪之争/ 基督徒/ 传教士/
作者简介：庄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原文出处：《国际汉学》(京)2025年第4期 第39-54页
一、引言
康熙朝罗马教廷派往中国的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在北京与康熙帝交涉中国礼仪，最终以失败告终，特使本人以及相关人士被驱赶至澳门，或被驱逐出境。迄今相关礼仪之争的论著海内外十分丰富，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陈垣编纂《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出版以降，驱逐传教士和领票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又相继翻译出版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①和《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②等满文档案文献，学界对礼仪之争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拓展了该领域的学术发展。目前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文献时，又发现多份与礼仪之争相关的满文档案文书，内容与首次来华教皇特使和中国基督徒相关，均是鲜为人知的珍贵文书。解读该文书将对极少被学界关注的小人物研究带来不少的活力与生机，本文还辅以传教士遗留以满文译成西文的口供资料③，深入探讨康熙朝来华教皇特使在京礼仪交涉失策以后，康熙帝批捕协助特使团工作的基督徒的相关情况，以及对耶稣会教士产生的影响。
二、逮捕基督徒
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罗马教廷特使团多罗一行抵达广东。同年五月三十日，武英殿监造处赫世亨④具奏：“教化王为首辅大臣，且为各教主之长多罗，特选内科大夫一名，外科大夫一名，带来地产上贡物品，现已到达广州府之事，闵明我等来报，正好从家启程之际，唯除伊等上报核写具奏外，后来仔细询问多罗等启程年份与到达月份，称多罗于前年二月由西洋启程，到达小西洋，去年由小西洋前往吕宋，今年二月由吕宋启程，三月到达广东，此信于四月十六日寄送。闵明我等认为：梦中未渴望，选非出家之大夫到九万里中国，宁可前往就近国家，未曾听过一件，甚殊奇妙。主上之恩德至极，天下人士一概景慕，多罗受西洋各国王尊重，为各位顺从之首，为主子之事，笃信力求优者而来。除大夫外其他技能人士是否带来，信中未写。”⑤可见，前往北京交涉礼仪的特使一行，自罗马出发历经两年抵达广东，而且随行人员中还各有一名内外科大夫，对此在京耶稣会士闵明我(Filippo Grimaldi，1639-1712)感到非常的惊讶。⑥事实上，数年前闵明我奉康熙帝之命出使欧洲时，在罗马同多罗相识。多罗特使在离开罗马以前，为了得到在京传教士的帮助，曾写信给闵明我教士。⑦多罗特使到达中国以后，首先在广州找了精通中文的毕天祥神父，又雇用了几名基督徒担当助手。
毕天祥在多罗特使来中国以前在四川传教，⑧特使到中国后选他为翻译秘书，他也是遣使会士进入北京的第一人。⑨康熙四十四年底，安排特使团进京，在京期间康熙帝三次召见特使，结果礼仪交涉陷入僵局。这是一次没有交集而各种坚持的交流，于是多罗在康熙四十五年九月离开北京，前往继续行使他奉命来华的职责，到南京正式发布禁约，为此康熙帝也采取宣示教权的做法，下令逮捕毕天祥，做出驱逐颜珰的决定。⑩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四川巡抚能泰谨奏，为钦奉上谕事。准刑部咨开，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多罗直郡王与武英殿监造处赫世亨、养心殿监造处赵昌(11)同奏西洋人颜珰等人事，奉旨：“毕天祥曾在四川作乱，刑部遣一笔帖式，驰驿将毕天祥交给四川巡抚，调查后缮折具奏可也。汪鲛、顾池、陈修等人甚乱可恶，不可遣回原籍，刑部将该三人各打四十板，交盛京将军处理，不可遣送任何地方安置。钦此”。(12)谕旨所述，毕天祥曾在四川作乱，因此逮捕后下令送到四川，并嘱咐巡抚能泰协助调查。(13)上谕中所及的被各打四十板的三名流放盛京之人汪鲛、顾池和陈修，(14)即上述特使来华后雇佣的基督徒助手。基督徒汪鲛，洗名为汪伯多禄；顾池，洗名为顾多默；(15)陈修，也作陈生，洗名为若望。(16)多罗离开北京以后，康熙帝下令逮捕了他们。
教廷特使在北京礼仪交涉失败，随之而来天主教传教事业在中国亦面临着很大的危机。1708年1月，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çois Noёl，1651-1729)被派往欧洲，带去译成意大利文的六十九件相关文书向教宗解释中国礼仪。(17)其内容均与特使在京期间的礼仪交涉和基督徒相关，其中第五十一件文书正是上述三名基督徒被捕后的口供资料，标题为“奉旨审讯三名基督徒汪鲛(Voam Kiao)、顾池(Cuchi)和陈修(Ching Sieu)口供事”。其正文内容：“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五日，皇帝向皇长子云：中国人汪鲛、顾池和陈修言辞不谨慎，不加以辨别欧洲教义及中国礼仪，扰乱清静，令人厌恶。不久前南巡之际，汪鲛上书与朕，吹嘘其谙晓欧洲文字，观其秉性，不能秉持自己。彼时无料其大胆跟进来，不知自持，蛊惑欧洲人，躁动不安。因此建议尔等将该三人送交内务府慎刑司，并与赫世亨、赵昌寻思多罗来华之缘由，此事在欧洲人之间引发了诸多不安”。(18)康熙帝谈到的不久前南巡，即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第五次南巡，(19)期间汪鲛莽撞地向皇帝递呈文书，并趁机炫耀谙晓西洋语，对此康熙帝甚为反感。特使在京期间他们又协助特使团工作。礼仪交涉失败以后，康熙帝遂下令皇长子允禔(20)与内务府赫世亨、赵昌一同审讯混淆中西礼仪、在西洋人之间引起骚乱、且言辞不慎的汪鲛等基督徒。
同年阳历11月8日，赵昌和赫世亨奉旨来到北堂，找到汪伯多禄(汪鲛)和顾多默(顾池)并控制了两人。当时，上级神父(张诚，Gerbillon Jean-François，1654-1707)(21)要求不要在房间里这么做，于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答应了请求。后来，官员派来了一名基督徒官员将两人押送至慎刑司，即内务府刑司部门。(22)北堂，西文作pé-táung，是法国耶稣会士的活动中心。(23)多罗特使一行抵达北京后亦被安顿在北堂居住，该处亦是法国耶稣会士的住处。(24)事实上，多罗特使在离开北京南下途中认为颜珰的处境相对安全，但是对基督徒的安全非常担忧，后来致信在京神父请求关照他们。(25)因此，内务府官员在抓捕基督徒行动中，张诚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另据纪理安《北京纪事》所记：“次日，我一大早急匆匆地赶往皇宫。到那后赵昌告诉我，他们当天会对汪伯多禄、顾多默和陈修进行首次审问。大约中午时分，我在出城的路上遇见了几名官员的属下，称那三名犯人已经被押走。我即刻穿过城门，来到门前的十字路口，在那果然见到了三人，其中汪伯多禄和顾多默全身锁有九条铁链，而陈修也被六条铁链所捆，当时他们正被押往皇子住处。我见状急忙赶回住处才得知，在没有告知神父们的前提下，赫世亨属下闯进住处带走了陈修。闻讯后的神父们急匆匆地赶到现场也无济于事，后来神父们派一名仆人到刑司去打探，可是无功而返，其实陈修被押送到了皇子府上。三人首次受审被安排在皇子府，参审人员除了皇子外，赵昌、赫世亨、张常住和慎刑司主管等人也参与，三人所供均在案”(26)。以下将逐一解析三人的口供内容。
三、基督徒汪鲛的口供
皇子等人奉旨首先审讯汪鲛：“尔身为中国人与欧洲人非议礼仪，扰乱秩序令人不安，吹嘘自己谙晓欧洲文字，尔来到宫廷涉入欧洲事务，并未安然生活，扰乱一切。尔必定知道多罗来此的目的，以及欧洲人之间分歧的原因，将真相如实向大人交代。”(27)
汪鲛供述：
欧洲人之间的相互争执国内外都有，当我在中国澳门习得欧洲言语时，看到被交趾和安南区(原注：交趾支那和东京(28))驱逐的耶稣会传教士。圣伯多禄教堂主教(原注：即俗世教会)到此，传教士皆过着虔诚之生活，完全遵守帝国律例。最近来自圣多明我会教令，精通中国典籍学识渊博者，控告耶稣会士为不良布道者。他们抱怨极少受耶稣教信徒的尊敬，而且阻止他们开辟新教会。因此开始嫉妒并反对耶稣会士，不愿接受忠告。现在并未串通宗教指责耶稣会士，此人亦侮辱“敬天”之语，指责敬孔祭祖和供奉牌位。康熙三十年，罗文藻(D.Giorgio Lopez)被任命为中国主教，并非所有的欧洲人都赞同，后来颜珰(Monsig Maigrot)成为主教。我在澳门地区时福建省五十名耶稣会士寄来署名文书，借由此文书向教主(Casal，卡萨尔)抱怨，称颜珰不顾耶稣会实情向最高教皇报告。颜珰宣称要摘下皇帝御书并悬挂于教堂高处之匾额“敬天”(原注：尊敬天堂)，不应该炫耀个人，认为崇拜孔子、敬天，以及供奉牌位均不合乎基督教宗，决意由告解圣事中解除耶稣会的权威。若不改变如上规定，基督徒将受此条例的折磨。为此他们向科农主教请求撤销，但是他不听取恳求。耶稣会士不能忍受更多折磨和冒犯，既然不崇拜耶稣受难，向尔等展示不承认上帝，我等亦不服从。反而指责他们冒失违背其教义，帝国的活动受颜珰的威胁。欧洲教会圣多明我为考虑颜珰的安全，暗中使他前往福安县。有权势的耶稣会士闵明我(P.Filippo Grimaldi)在宫廷与其他神父为挽救混乱局面，向皇帝陈述上述情况，颜珰并不在意这些事，在欧洲宣告反对耶稣会士，为此多罗来中国寻求真相。多罗受圣伯多禄教主任命为最高主教，赞同颜珰，习性相同。颜珰精通中国典籍，为欧洲著名博士，谙晓言语，他有两名中国相公其一为江为标，另一为李所良，我未教授过他。(29)
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其继任者龙华民(Nicolo Longobardi，1565-1655)反对利玛窦所用的“天”和“上帝”，并禁止使用这些译名。争论一直持续到1633年，耶稣会士决议保守以往的习惯，李玛诺(Manoel Diaz，senior，1559-1639)继任视察员，允许自由采用“天”与“上帝”，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终于结束。但是，译名争论刚结束，又燃起了中国礼仪争论。方济会和道明会是欧洲的老修会，在欧洲素为向平民宣道的修会，更歧视利玛窦向士大夫宣教的方策。1645年，教宗依诺增爵第十世批准了道明会的主张，凡是敬城隍、敬孔子、敬祖先的祭祀，都加以禁止。耶稣会士卫匡国等表示反对，向圣职部说明，敬孔敬祖为中国社会礼仪，不是宗教迷信，为此教宗亚历山第七世准许中国信友可以举行。1693年3月26日，时任福建宗座代牧的巴黎外方传教士颜珰(又作阎珰、严珰以及严嘉乐，科农主教，1652-1730)，在福建省长乐县忽下令福建代牧区严格禁止敬孔敬祖的礼仪，又派两教士赴罗马上书教宗。(30)此乃中国礼仪之争的开端，汪鲛口供所述国内外欧洲人互相争执均指此事。
汪鲛供述，其在中国澳门学习过欧洲言语，其间遇到被安南驱逐的教士。日本省会长何大经(Pinto Francisco，1662-1731)(31)曾谈及汪鲛在澳门神学院学习的经历，认为他对欧洲文化有较深的了解，与欧洲人亦有交往。(32)根据口供，汪鲛对多明我(即道明会)等教会反对耶稣会士，禁止教徒祭祖敬孔行为都有了解。1693年，颜珰颁布的禁令引起了福建省乃至全国教友的强烈反对，各地教友更是联名上书罗马教宗、澳门地区的主教请求加以制止。中国澳门首任主教卡萨尔(Joao de Cazal，1641-1735)，1692年自葡萄牙来到中国澳门，属于会外神职人员任澳门地区的教区主教，管理澳门教务，直至1735年逝世。在这四十三年中，他把教区的事业加以组织；并因此他的名字至今为人称道，一般都把他列为教区的创始人。(33)汪鲛在中国澳门看到的福建省50名教友署名文书，正是给澳门地区的主教卡萨尔的控诉请愿书或告状信。
据矢沢利彦研究，在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藏有一份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九日王伯多禄等25名教徒署名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提到在福州和兴化传教的耶稣会士杨若翰(Joao de Saa，1672-1731)和骆(鲁)保禄(Giampaolo Gozani，1659-1732)两位神父。(34)当时，在福建传教的神父骆保禄和杨若翰，均对颜珰的禁令表示拒不服从。(35)由于两位神父与颜珰主教交涉未达成协议，骆神父不得不向教徒宣告无法主持复活节弥撒，这也是教徒与主教发生冲突的原因和开端(36)。同年4月17日和18日，教徒与颜珰交涉中发生激烈冲突，于是颜珰躲到李奕芬家避难。(37)福建教徒揪住颜珰进行殴打，都是骆保禄出面把颜珰从教徒手中救出来，骆保禄对教徒有相当影响，劝导教徒作适当的道歉。(38)当时，恰好多明我会堂的万多默神父出面交涉，并协助主教大人离开了福州城。(39)离开福州正是汪鲛口供所及，圣多明我考虑颜珰的安全暗中使他前往福安县之事。
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都掀起了反对颜珰禁令的抗议活动。因此，教徒们通过澳门主教等教会负责人，把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传递给最高教皇。(40)罗马耶稣会士档案馆还藏有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四十五年间，来自北京钦天监左监副鲍味多和五官正焦保禄署名的“北京教中公同誓状”，以及其他省份监生、生员等署名的共同誓状，来自山西的教徒也参加了请愿活动。(41)而且还遗留了“二十五位福州教徒致杜加禄函，”“六十五位福州教徒的证词”等七种指控颜珰的材料。(42)福建教友不仅给澳门主教和其他修会递交请愿，而且在京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等神父也收到了同样的告状信。耶稣会士积极利用文人、官员和教徒的道德文章、社会地位和有威望的证词，向罗马教廷阐明祭孔祭祖等礼仪并非迷信。作为耶稣会代表的安多等神父在“誓词”上签名之后，寄往澳门，再由澳门主教卡萨尔签名后寄至罗马。(43)由此可知，汪鲛在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四年期间，居留澳门学习欧洲文化。
汪鲛所及罗文藻，是第一位中国人主教，圣名额我略(Gregoire Luo)；1617年，出生于福建福宁府福安县南福安河西岸罗家巷村，号我存；1674年，教宗格来门十世任命罗文藻为巴希利衔主教，主管北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教务；1691年，即康熙三十年，去世于南京。(44)而汪鲛误以为罗文藻在康熙三十年被任命为主教。汪鲛所谓有权势的闵明我，即时任钦天监监正闵明我。颜珰为了获得教廷的支持和批准，派两名教士到罗马将禁令上呈教宗，此事后来传回中国，在京耶稣会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康熙三十九年，闵明我等在京耶稣会士请求康熙帝发表对敬孔敬祖的声明，于是奉旨(满文)：“ere arahangge umesi sain.amba dorode acanahabi.abka ba(笔者改：be)ginggulere.ejen niyaman be weilere.sefu unggan be kundulerengge.ere abkai fejergi uhei kooli kai.ere inu umai dasabure ba akū.(汉文)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45)。康熙帝郑重地表示尊孔敬祖，乃为天下人仪礼，并非是宗教迷信。传教士得到康皇帝的赞同批示后，安多、闵明我等十名在京耶稣会士署名，将请示文以满汉拉丁三体合璧印刷成册，经四条不同的线路寄往罗马。(46)罗马教廷举行大会以后，决定派遣多罗到中国解决礼仪问题。显然，汪鲛对这些情况都非常清楚，而且对各修会教士之间的斗争也有所了解。
颜珰的两名中国相公，即江为标和李所良，都来自福建。李所良(1635-1706？)，即李奕芬，所良为其字，其父为福建省著名天主教徒李九功。(47)柯蓝妮将“李奕芬”译为“李义芬”。江为标，是颜珰指认的传道员，(48)两人的洗名分别是李良爵和江沙忽略。(49)在宫廷充任钟表匠的方舟也提及颜珰师从来自福建的两位基督徒，一位名叫江为标，另一位名叫李义芬。李义芬似乎是个落第秀才，据里斯本阿茹达图书馆藏抄本，可知江为标为福建举人，且也是位拣选知县。(50)耶稣会士认为江为标名声极坏，耶稣会士都拒绝给他洗礼，据说是颜珰为其洗礼。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三十二年，江为标住在颜珰的教堂给他讲解中国典籍。(51)
一七零六年阳历八月初，康熙帝在热河行宫接见颜珰，他开口便奏明自己所读中国书不多，写书讨论中国礼仪，常用两个中国先生，翻译中国经书。康熙帝便问他随身带来的两名中国教书先生，两个先生跪奏，颜珰解释经书时，不听他们两个的话，是听另一个西洋人的话。(52)事实上，两名中国教书先生，即江为标和李奕芬二人。由于他们被指认为颜珰在福建的相公，因此在12月7日从福建被传唤到北京。官员审问后夸赞两人，并认为江为标很有才华，李奕芬是位虔诚的基督徒。(53)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降旨，两人均被无罪释放并遣返原籍。(54)李奕芬在福州亦参加过反对颜珰的教徒行动，在十六名、二十五名和六十五名教徒署名的请愿函上都见其名。(55)如上所述颜珰在与教徒交涉中发生激烈冲突，曾躲到李奕芬家避过难。显然，汪鲛对协助颜珰工作基督徒的情况也都十分了解。
汪鲛继续供述：
皇上为外国人开放以来，已有诸多外国人到来。律例规定他们可以置地建造教堂，一旦建造一座教堂就获得遗产，现在每省都有相关教派宗教。康熙三十六年，颜珰在福建省大都会购建一处教堂。嗣后，梁弘仁(M.de Lionne)在浙江省严州购建教堂。尽管耶稣会士对于规定彼此劝告要谨慎行事，但是不仅不接受劝告，反而憎恨彼此，因此引起不和。去年，皇上垂询我为随从，于是五月十七日来到宫廷，未敢胡作非为，仅静待皇上圣恩。皇上在此召见多罗之后，我仅去过一次。但是听到多罗蛮不讲理时，对他解释中国律例的严厉性，也意识到毕天祥反驳我意见，为此再未去见多罗，总之他并不接受我的建议。为遵守律例，我极少去教堂，毕天祥不接受建议。我在广州过得清贫，父母将我托付给耶稣会士毕嘉(Domenico Gauzani)神父，他带我一起到南京。南怀仁(Ferdinando Verbieit)致书毕嘉，令我与闵明我一同前往欧洲。但是我赶到澳门时，他已经离开，我被耶稣会士蒂法尼耶收留，跟随他研习欧洲文化。去年，我鼓起勇气向皇帝自荐，并上书称自己习得欧洲文字。我未有其他目的，成为奴仆服侍圣上，打扫宫廷或端茶送水，以此赡养父母。正为此缘由，我上书皇上后来到宫廷，躬行平和遵守律例，未曾犯法。我为何跟欧洲人产生分歧，若跟事实不符死不足惜。(56)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三日，康熙帝应礼部尚书、内阁学士等人的请旨，颁布准许各处天主堂俱存留，自由信天主教的上谕，(57)即“宽容敕谕”，也成为19世纪中叶以前承认天主教自由传教的法定文件。(58)1696年10月，教宗英诺森十二世颁发诏书，在中国建立十二个主教区和代牧区。福建代牧区，由颜珰任代牧主教，这时颜珰才被祝圣为科农(Conon)城主教。(59)康熙二十六年(1687)，颜珰在福建省购置了两处房屋以作为传教士的寓所，(60)同时与布兰德·卡朋(Yves le HIR du Brand-Carpon，1640-1691)和陆神父(Louis Champion de Cice，1648-1727)一同花费3000里佛尔在广州杨仁里亦购置了天主堂，该所也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广州司库所在地。(61)康熙二十九年(1690)，李(即李岱，Philibert Le Blanc，1644-1720，又称卜于善、李斐理、李主教)、颜(珰)两位主教在厦门张厝草垵上亦购置了教产，其契约书均遗留在暹罗。(62)1701年，据中国教务概况所记，巴黎外方教会在福州有住院一所，福建代牧阎当(颜珰——笔者注)及梅扎法斯(Donat Mezzafalse，即何纳笃，1661-1720)两人驻扎。(63)颜珰在福州期间，曾给在京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64)神父写过求助信，称邻居不太喜欢看到居住区中有教堂，一直纠缠他和仆人，可否帮忙解决对他的迫害。(65)显然，汪鲛对颜珰主教购置的教产也有所了解。
所及梁弘仁(Artus de Lionne/lyonne，1655-1713)，法王路易十四世的首相利奥纳(Linne)之子，巴黎外方传教会士。(66)1689年他来到中国，先后前往广东省和福建省传教，始终赞成颜珰对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1696年被任命为罗萨莉亚主教，后又被任命为四川宗座代牧；1700年7月30日，在福州，颜珰为他祝圣；1703年为了与教廷讨论中国礼仪问题返回罗马；1713年8月2日死于巴黎。(67)据《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记载：颜珰、梁弘仁二位主教在福州府候官县怀德坊购买了教产。(68)颜珰在潮州府也帮忙给梁弘仁购置了一处房产。(69)1697-1699年，梁弘仁在严州设置新教会期间出现过诸多问题。(70)1706年5月，据纪理安记录，梁弘仁曾在严州利用汪鲛做过事。(71)
汪鲛称去年皇帝召见，而后来到北京。去年即康熙四十四年，如上所述正值皇帝第五次南巡。所及毕嘉(Ganiani，Giandomenico[Jean-Dominique]，1623-1694)，意大利人，字铎民，耶稣会士。(72)1664年，杨光先发动的反教案，致使传教士被迫四散，毕嘉等部分传教士被押解广州。(73)1672年，康熙帝恩准幽禁广州的教士返回原来的住院。1673年，毕嘉由陕西返回江南传教。(74)1684年和1689年，康熙帝驾幸南京时，两次召见毕嘉。(75)由此可知，1665-1671年毕嘉在广州被幽禁期间，汪鲛因家境贫寒被父母托付给耶稣会教士，而后与毕嘉一同来到南京。1673年，南怀仁考虑到未来耶稣会在中国的发展，曾建议在省城建立教会学校。(76)在毕嘉眼中汪鲛显然是位优秀的基督徒，也许受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77)的教育计划的影响选送他到欧洲学习。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1683年又收复台湾，清朝政府逐步将注意力转向被俄罗斯侵略者侵扰已久的东北。(78)1686年11月，康熙帝派遣使臣到俄罗斯谈判停战协议，闵明我被推选为特使出使欧洲。(79)此时，南怀仁建议毕嘉带汪鲛跟随其到欧洲，可是汪鲛未能赶上从澳门出海的闵明我，不得已留在澳门跟随耶稣会士蒂法尼耶学习欧洲文化。虽然，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时毕嘉已去世好几年，但是康熙帝在沿途召见了各地的西洋教士，汪鲛或许此时寻机冒昧上书，表示愿以掌握的西学知识服务朝廷，因而招惹了皇帝。
皇子等人继续审讯汪鲛：既然顾池、陈修讲述尔等作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一同非议中国礼仪，也是他们争执的缘由。尔又悄然居住在宫中，从事何事，为何目的到此，尔等知晓欧洲人互相争执之理由，多罗来此的缘由，着深思如实回答。(80)
据纪理安所言，汪鲛在京期间曾居住于宫中汪姓宦官处，称皇帝亦知道此事，还期待皇帝给他安排官职。(81)可见，皇子等人都知晓汪鲛居住在宫中之事。
四、基督徒顾池和陈修的口供
接着顾池供述：
我确实信奉基督教，知道颜珰被福建省驱逐，因他坚持不赞同“敬天”，又不许祭祀孔子及供牌位。迄今我与他未曾交谈过，亦不晓得欧洲人为何事指责，我仅为钱而已。我既不谙晓言语及文字，尚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亦不擅长交流。正月十六日，我去见多罗一次，与毕天祥交谈过两次。但是当得知他在从事非法活动，因此再未找他。我不谙晓欧洲言语，与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样，除了说汉语不会讲其他任何语言，未见过颜珰，怎能引起欧洲人之间的争议。(82)
顾池供称，在京期间主要帮助特使处理财务工作，并不谙晓西文，与颜珰也未曾谋过面，仅与多罗和毕天祥有过接触。据《北京纪事》记载：汪伯多禄和顾池二人常常周日到特使住处，与毕天祥单独相处的时间最长。顾池等人被皇子命令抓捕审讯后，皇子在其住所也曾告诉徐日昇神父，三人中最坏的就是耍点小聪明的顾多默。在京期间，他又作为毕天祥的耳目帮忙搜集情报，而且还煽动耶稣会士的债务者。由于他在债务人内部广泛流传谣言，所以被所有的教堂排斥，北京主教对他的丑恶行径亦早已熟知。总之作为微不足道一贫如洗的可怜小人物，编造出了一些极其荒谬的故事。(83)而白晋描述顾多默为一名满洲基督徒。(84)但是，目前仅现有资料还不能证明顾池是否为旗人基督徒，期待今后发现新的证明史料。
接着陈修供述：
我等卑微小人，除了参与书信外未讨论过典籍。我怀有无限的崇敬，皇上学识非凡卓越，又赞同欧洲人。去年八月，我在江西教堂遇到多罗，给他处理事务的刘升毕来自广东省，他会写中文，祖籍系湖广省，该秀才生病倒下，多罗需动身前往南京，令我担当职责，月薪金给83。到达南京之后，他写信寻得一位秀才将我解雇，但是无返程便船，于是继续一同前往北京。今年五月，颜珰到来，毕天祥受多罗之令，命我抄写颜珰手稿，遂呈给宫内赵老爷。(85)我原先拒绝抄写，毕天祥辱骂并称道，此事是皇帝命令。事实上我害怕抄写，如果知道此事无任何益处，我死亦不做。多罗不赞同耶稣会士的做法，实际不关我一个贫穷者。我不谙晓欧洲言语，毕天祥作为通事，亦未告诉我任何情况，仅与亲近的学者交谈，蔑视如此贫民并不与蠢材交谈，除了写几张手稿和费用清单外未抄写别的，打算回去时，毕天祥又拒绝给旅费，因实在贫穷而留下。除了我父母外，受耶稣会士教化，甚偏袒他们，不可能挑起争端，伤害他们。而且，我并未与颜珰交往，很少知道多罗与北京耶稣会士之间发生的争执，仅知耶稣会士与他们不和。不和之情亦并非最近才出现，如此争执将分裂彼此。据所知多罗以教令与耶稣会士发生激烈矛盾，以此获胜并希望在欧洲赢得巨大荣誉。另外，沙国安Xa-Quen Gan(Sabino Mariani)写信给多罗称，与白晋Pe-Gin(Bouvet)在旅途中发生争执，因此多罗藐视在北京的欧洲人。我一介莽夫不敢歪曲事实，若犯错也是出于无知。我只是抄写颜珰的手稿，方舟先生给我看过一份用我们的文字写的文书，我承认并未为颜珰做任何事。(86)
康熙四十四年(1705)七月，多罗一行离开广州北上途中到达江西，此时带来的秀才刘升毕生病，因此在当地临时雇用了陈修。特使一行到达南京又雇用了他人，而解雇了陈修。但是，由于没有返回江西的船只，陈修只好又跟着特使团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也为特使工作，毕天祥令他抄写颜珰的手稿文书。陈修称仅奉命做事，受耶稣会恩惠多不可能挑起争端，更不会歪曲事实。在此，陈修所言抄写的文书，即颜珰上奏给皇帝的文书，也是相关中国礼仪违背天主教之道的奏文。
事实上，在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奏文中，也记录了康熙帝垂询陈修的情况，譬如：“西洋人乃外国人，故而不知中国礼仪。尔身为中国人，又读过孔子书，却写为孔子之道有违于教义者何耶？陈修叩称：我从十岁起依靠天主堂西洋人长大，去年随同铎罗(多罗)来至京城。我不懂写文之理，仅识几字。因阎当不会写字，即令陈修写。陈修不知文内详情，只抄写阎当之文。至孔子之道与天主教义不相符等情事，陈修实不知晓。并无他情。等语。又阎当叩称：陈修乃无知糊涂人。我不知文理，又不会写字，故令陈修代笔。此均阎当之过，与陈修无涉。阎当只叩请奏报皇上施恩恕罪。等语。……陈修系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民，年四十九岁。”(87)阎当，即颜珰，见他为陈修申辩，偏袒他仅协助自己处理相关文书，无涉其他事务。陈修也坦白为耶稣会服务十八年，有恩又有情，从来也没说过耶稣会士不认同基督教的教义，更是完全不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88)
康熙四十四年四月九日，皇上在西湖行宫召见了浙江绍兴府萧山县天主堂西洋进士何纳笃和衢州府天主堂西洋进士艾毓翰，并接受了贡献西洋方物十六种(89)。衢州府传教士艾毓翰(Juan Astudillo，1670-1714)为多明我会士，又称艾老爷。艾毓翰在衢州期间，陈修曾作为中间人购买过教产(90)。显然，陈修作为衢州府西安县人，随艾毓翰入教。衢州当地人又称陈修为陈道几(91)，作为主教的传道员(92)，又充任特使的中国人秘书而被逮捕(93)。中国传道员在支持天主教传教士传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利用他们的各地方言优势，为天主教吸纳农村信徒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94)。此外，陈修所及沙国安(Sabino Mariani)，意大利人，多罗特使团成员之一(95)。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字明远，法国人。他是路易十四派来中国的六位耶稣会士之一，是科学院院士，奉命携带数学与天文学仪器。(96)1705年，教廷特使多罗携带教廷礼品来华，康熙皇帝决定礼尚往来，令白晋为正使，多罗选派的特使团沙国安为副使。但是后来正副使之间的矛盾，再以特使的干预，康熙帝一怒之下便召回了白晋，教廷出使团也就不了了之。(97)陈修所指沙国安写信指责白晋，即两人准备出使罗马在途中发生的矛盾，最终康熙帝取消了派人出使罗马的使团。
口供中的方舟(Fam-cheu，Gaspard Guéty，？-1725)，巴黎外方教会会士，又作嘉宾、盖提，原籍法国里昂，生年不详。在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之前，所从事的职业是钟表匠。(98)方舟作为宫廷钟表匠，特使在京期间其言行举止亦触怒了康熙帝，因此令皇子前后审讯了两次，在审讯当中其编造了很多不利于特使和在京传教士的谎言。(99)显然，陈修等教徒与这些人均有交往。
五、耶稣会士对三教徒的见解
罗马教廷特使在京期间，耶稣会士致力协助特使处理各种事务。但是特使来中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禁止教徒继续保留中国的传统礼仪行为，致使耶稣会士为了坚守长年蓬勃发展的传教事业，采取极端手段计划毒死特使，幸运的是特使躲过一劫。(100)因此，对协助特使工作的教徒也会有各种看法。张诚神父曾谈到汪伯多禄是最了解传教活动的中国人，认为现在的形势已经给传教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去除其做事的风险，汪伯多禄至少算是个有才的人。闵明我在给福建的穆若瑟(Monterio Jose，1646-1720)教士信函中称道：“汪伯多禄甚是胆大，他不是钦天监官，又不是天文生，他时常假写我们的书，拜抚院总督，各处当事官府，说道我们差他往各省天主堂，取西洋字天文书并医学等书籍，他知道我们与哪一位官府相与，便在哪一位官处打抽丰，常常得些银两，食惯了嘴，故此胡行乱做，大坏我们名声，最为可恨”。(101)颜珰也曾表达过相似看法，认为汪伯多禄非常善于沟通交际，提醒神父们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传教士们此前的行为可能招惹了汪伯多禄或其他相关的人。(102)汪鲛作为广州人，家境贫寒，从小跟随耶稣会传教士毕嘉入教，在澳门又习得西洋文化，精通西文。1706年6月，他来到北京，不久与顾池受多罗之命，调查到在京耶稣会士放高利贷的情况。为此多罗大为震撼，并强烈要求让耶稣会士改正。但是，在京耶稣会则坚持认为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合情合理。因此，汪鲛等人的调查行为，触犯了在京耶稣会士的利益。(103)
1706年12月20日，在京神父通过送信人得知，基督徒三人被送往慎刑司之前均被打了四十板，其中陈修受刑后毫不费力地起身走进了牢房，因为在京神父花钱买通了官员，因此并未对他全力用刑。但是，汪伯多禄受刑后几乎动弹不得，三人的伤势完全不同，官员们表示上头要求绝不能对另两名犯人手下留情。(104)总而言之，皇子等人审讯汪鲛三人以后，赵昌私下对徐日昇神父透露汪伯多禄在审讯过程中交代了不少有损传教的事，而认为陈修就是个傻瓜，不太可能过多参与此事。(105)
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十三日，降谕：“汪鲛、顾池、陈修作为扰乱分子，不可遣返原籍，交给刑部各责五十板，带至辽东地方囚禁不准离开。”(106)同年，汪鲛三人被押解至盛京。次年给北京主教伊大任的信函中写道：“汪伯多禄、陈若望、顾多默俱于十二月二十日到奉天，已分派三旗，正黄是陈，正白是汪，镶黄是顾。我等三人到来，众人无不惊怕，教中教外，各皆惶惶。二百年来，教中平静，今日多大神父之来，乱了教中之事，是救人乎？是害人乎？唯望尊裁。”(107)可见，汪鲛等基督徒遣戍盛京以后，分别安置在盛京上三旗正黄、正白、镶黄中服役。信函中谈及二百年以来教内非常平静，自从多大神父来后，反而乱了教中秩序，其目的是救人还是害人。所及多大神父，即多罗特使，也称多大老爷，当然特使此行是为矫正教规而来。(108)汪鲛仍在质疑特使此行的目的，想到自己的下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京神父为传教事业，处处提防协助特使团工作的基督徒。流遣之初，在京耶稣会士也曾担心他们在辽东旧计重施，以此来骚扰或陷害当地基督教徒，因此安多神父和艾若瑟神父(Antonio Provana，又称艾逊爵，1662-1722)计划前往辽东，可是终归健康原因未能成行。(109)三名基督徒遣戍盛京以后，特使团的医生通过相关神父给陈修在家乡的妻子转寄了十两银子。(110)而陈修被流放盛京之事，衢州当地人也称道：“在京里劝万岁爷爷奉教，万岁爷要杀他，饶他命，罚他充军往辽东去了。”(111)清代流刑分三等，充军分五等，又有五军之称。流刑、充军皆终身服刑，充军实与流犯无异，故又有“军流”之合称。(112)据“大清律例”，交结外国引惹边衅则极边充军。(113)显然，三名基督徒受到了两罪并罚，分别在盛京上三旗充军服役。结果只能认为他们成为教会间斗争的牺牲品。多罗事件之后，朝廷对西洋传教士开始以领票为妥协条件，准许他们继续留在中国传教，奉多罗特使之命未领票者均被驱逐出境。
六、结语
清朝入关承明制，对观察天象和制定历法的钦天监加以保护。顺治朝更是允许扩建天主堂，这一切都表明了新的统治者对前朝遗留事业的继承和宽容。明清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及其发展以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耶稣会士的贡献最为突出。顺治帝重用精通天文历法的西洋耶稣会士汤若望，让他继续在钦天监担当要职并制定历法，观测天象直到1666年去世。西洋人通过自身的科学知识，以能够在中央机构任要职为便利条件，而得以在中国较为顺利地传播宗教。期间虽然也发生了几次针对天主教的教案，但是在钦天监担任要职的传教士从来没有中断过。譬如南怀仁、安多、闵明我、张诚、白晋等西方传教士，陆续继承钦天监要职为朝廷服务。毋容置疑，这些传教士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事实上，这些都归功于康熙帝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利用西洋人最新的科学知识并默许其在中国传播宗教。虽然康熙帝对天主教的传播事业起到了起伏不定的影响，但他是这个时期最为关键的人物，对科学事业的支持与研究始终没有中断。康熙十四年(1675)7月12日，康熙帝骑马前往在京耶稣会士的教堂及寓所，参观并讨论传教士的数学仪器，随后又题词赐予加盖御玺的“敬天”两大字帖，此举传达了康熙帝对天主教的认可及宽容。由此，在京耶稣会将“敬天”制成匾额悬挂于教堂最醒目之处，并将其复制品分送全国各地耶稣会教堂，匾额从此成为天主教的保护伞和护身符。(114)
匾额后来成为巴黎外方传教士的禁令之一，也是礼仪之争的开端。礼仪之争主要涉及的问题是教会禁止中国入教人士祭祖敬孔，这恰好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孝道。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祭祖是完全出于尽孝，慎终追远之心，并不是把祖先当作神来崇拜。敬孔不是求孔子降福保佑，而是尊师重道的表现。(115)耶稣会士在中国推行天主教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入教人士更是觉得天主教与儒家相容。
可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并不认同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遂引发成礼仪问题。由此，罗马教皇派特使到北京解决礼仪问题，也是天主教的其他修会联合起来反对耶稣会的传教行为。这些都是海内外学界一直以来热论的课题，可是针对特使在京期间协助工作的中国基督徒的研究较少被论及。基督徒作为小人物在礼仪交涉中虽未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来自异国他乡的西洋传教士们来说，小人物的协助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罗马特使在京期间受雇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充任助手来协助特使调查在京耶稣会士的一些基本情况，趁机又煽动耶稣会士的债务者，又以耳目搜集各种情报并上报特使。这些行为当然对在京耶稣会士的利益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基督徒被捕后都主张仅奉命协助行事，均表明自己也是受害者。可是最终朝廷还是认定他们扰乱社会秩序，下达了流遣盛京充军永不遣送回原籍的裁决。特使南下时虽然亦嘱咐在京传教士要特别关照他们，由于皇子亲自参与审讯工作，又向皇帝及时报告审讯结果，因此在京传教士始终处在非常被动的境地。另一方面，耶稣会士也时刻警惕这些基督徒，担心在流戍地盛京亦旧计重施陷害当地基督徒。总之，天主教在中国推广天主福音的目光不仅投向士大夫阶层，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也是他们十分关注的人群，结果归化为基督教徒的这些底层社会的人群，成了此次教案的无辜受害者。明以来来华耶稣会士蓬勃展开的传教事业也将面临十分严峻的困难和考验，针对基督徒的压迫和迫害将更加严峻复杂。
注释：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
③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56-166.
④陈国栋：《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为康熙皇帝照顾西洋人的内务府成员之二》，载《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第344期，第50—57页。又参见同氏：《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活跃于〈礼仪之争〉事件中的一位内务府人物》，载《故宫学术季刊》2012年第1期，第87—113页。
⑤《满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2-002-000015-0044，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本文引用文献涉及西文、中国的汉语与满文文献，为了区分各文献上所记的年份，中文和满文文献上的年月用汉文数字，西文文献的阳历则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⑥闵明我生平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69—374页；ブーヴェ著，後藤末雄訳，矢沢利彦校注：『康熙帝伝』，東京：平凡社，2003年，注释14，第113—114页；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179—180页。闵明我，作为南怀仁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助手，也是南怀仁编制《康熙永年历法》的主要合作者之一。南怀仁在一封写于1678年5月19日的信函中报告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满文，而且根据皇帝的命令，致力于将欧洲的有关科学和神学书籍翻译成满文。康熙二十七年(1688)，闵明我顶补已逝南怀仁的职务治理历法。参见南怀仁著，余三乐译：《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年，注释9、99，第136、149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名人类》27，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56—261页。闵明我，原为多明我修士费尔南德斯·德·纳瓦雷特(Domingo Fernandes de Navarrete)的中文姓名，后被意大利人耶稣会士(Grimaldi Filippo)顶替其名，后经南怀仁推荐入京协助修历及机械工事。参见闵明我著，何高济、吴翊楣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张铠：《莱布尼茨与利安当》，载张西平编《莱布尼茨思想中的中国元素》，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106—108页。
⑦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新北：辅大书坊，2012年，第368页。
⑧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49页。
⑨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370页。相关毕天祥研究，参见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東京：近藤出版社，1977年，第239—256頁。矢沢利彦訳編：『イェ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編(第2版)，東洋文庫175，東京：平凡社，1979年，第288頁。
⑩冯明珠：《红票：一封康熙皇帝寄罗马教廷的信》，见冯明珠主编《盛清社会与扬州研究》，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352—353页。
(11)陈国栋：《康熙小臣养心殿总监造赵昌生平小考》，载《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第344期，第269—309页。同氏：《养心殿总监造赵昌：为康熙皇帝照顾西洋人的内务府成员之一》，载《故宫文物月刊》2011年第343期，第44—51页。
(12)《满文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2-002-000022-0013，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一日。
(13)毕天祥的满文口供研究，参见庄声：《康熙朝来华教廷特使顾问被捕始末：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为中心》，载《满学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京都，2020年，第49—73页。
(14)“顾池”系笔者音译，汪鲛和陈修译名分别参见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载《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3期，第71—80页。《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21页。《赫世亨等奏为传旨铎罗、阎当、陈修等人事朱批奏折》，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载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99—301页。又，《北京纪事》英译本作者鲁保禄和柯蓝妮，将陈修的意大利文译名Chin/Chim Sieu，误解为Jin Xiu。相关研究参见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2页。又，英译本作者柯蓝妮(Claudia von Collani)，汉文亦译为科兰尼、柯兰霓等。
(15)矢沢利彦訳編：『イ工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5—紀行編(第1版)，東洋文庫251，東京：平凡社，1974年，第123、145页，注31。矢沢利彦的研究仅以日文片假名标注了这些基督徒的洗名。汉译洗名参见Kilian Stumpf SJ,Editors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Ⅰ:December 1705-August 1706.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 Macau Ricci Institute.2015,p.302n600；其中，英译本作者鲁保禄和柯蓝妮将汪伯多禄洗名中的“伯”字，误写为“柏”，参见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顾多默洗名，参见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Brill,2019,p.122n52。
(16)韩琦、吴曼：《“礼仪之争”中教徒的不同声音》，载《暨南史学》(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1页；宋刚：《小人物的大历史：清初四川天主教徒徐若翰个案研究的启示》，载《国际汉学》2017年第1期，第52页；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2页。
(17)梅谦立：《耶稣会士卫方济对鬼神的理解》，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111页。
(18)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56-157.
(19)康熙在位期间南巡六次。参见史景迁著，温洽溢译：《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帝宠臣的生涯揭秘》(第二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有关康熙南巡与日本的研究，参见松浦章：『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ヅ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年，第151—167页。
(20)(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8)卷164，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081页。皇长子，即允禔，圣祖长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封直郡王，四十七年(1708)缘事革爵，雍正十二年(1734)卒。
(21)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69n59.1699年，张诚出任法国北京住院的长上，总管北堂教务。
(22)Kilian Stumpf SJ,op.cit.,p.198；该英译本作者是鲁保禄和柯蓝妮，将文中的慎刑司误译为审刑司(shenxing Si)。慎刑司，即内务府七司之一。慎刑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狱案件。凡审办案件，罪在笞杖者即自行议结，至徒罪以上者，即移送刑部定案。参见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182—197页；赖惠敏：《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8页。
(23)康熙皇帝在1693年赐皇城内蚕池口的地，于1703年建成教堂。北堂相关研究参见，矢沢利彦：『康熙帝と典礼問題』(二)，载《東洋学報》1943年第30巻第2号，第4页。另参见，《天主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NOIS 1333、7046。在京皇城内蚕池口北堂，白晋、杜德美、巴多明、傅圣泽、罗德先、陆百加。《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二，第8b页，蚕池口内西为天主堂，又西为琉璃作地名草场。《宸垣识略》卷四，第21a页，天主堂、琉璃作俱在蚕池口内草场。又参见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316—317、447页。惠泽林：《北堂图书馆的历史变迁》，载谢和耐、戴密微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中西汇通》，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149—174页。北京除了北堂以外，还有东堂，为顺治皇帝赐地修建，是葡萄牙传教士的活动中心；南堂，为明万历时期利玛窦购入的土地，1650年顺治皇帝赐给汤若望，1652年建成，是葡萄牙传教士以外的教士活动中心，参见矢沢利彦訳編：『イ工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編(第2版)，第86—87页，注9。
(24)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另外矢沢利彦指出，多罗抵达北京的时间为12月14日，参见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122页。
(25)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139-140.译文如下：1706年9月，尊敬的大主教大人(按：多罗——笔者注)开始仅仅是有些担忧，但当他了解到自己的传道员并未在8月29日登船，同时联想到颜珰也被困在北京，故有了些不祥的预感。于是，大主教随即写信给神父安多和张诚。因此，按照大主教的请示神父给满洲(按：热河——笔者注)写信。随着恐惧的氛围日渐蔓延，神父们也变得越显焦虑。8月29日，在这特殊的一天里，安多神父给仍滞留在皇室营帐的徐日昇神父致书一封，书信内容如下：大主教大人在航行期间写信告诉我，他对尊敬的颜珰和滞留在北京的相公十分担忧。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履行作为一个教皇使节的义务，如有必要请以大主教大人和我们的名义向皇帝致以诚挚的恳求，以避免上述不幸事件的发生。我认为尊敬的科农主教当前处境相对安全，但是相公(原注：叫陈修)却并非如此。对于此事，我认为不幸的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所以恳请尽最大努力确保相公安然无恙，从而使得大主教大人对于此事的期望和指示能够有完美的结局。恳请您对当下该事件的完整情况以及已采取的行动予以告知。1706年8月29日，于北京。
(26)Kilian Stumpf SJ,op.cit.,p.199.
(27)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56-157.
(28)杜德赫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法文版前言，第19页，注1。东京和交趾支那均在今越南。东京指以河内为首都的郑氏执政的北方政权，交趾支那指以会安为首都的阮氏建立的南方政权。
(29)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57-160.
(30)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0—88页。
(31)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275页。
(32)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188.
(3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95页。
(34)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100—106页；据钟鸣旦研究，得知该文书原文开头为“福建阖郡士军民老幼男妇人等叩禀，都大神父圣龙平安”，参见Nicolas Standaert,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Travelling Books,Community Networks,Intercultural Arguments,Roma: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2012.pp.195,414-418。文中的都大神父，即都加禄神父(Carlo Giovanni Turcotti，1643-1706)，当时正担任耶稣会中国副省和日本省的视察员，是耶稣会首长之一，因此教徒写信给他讲颜珰的不是。参见吴旻、韩琦：《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珰的冲突为例》，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第89页。杨若翰和骆保禄的生平参见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175—176、310页。
(35)柯蓝妮著，王潇楠译：《颜珰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载《国际汉学》2010年第1期，第139页。
(36)吴旻、韩琦：《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珰的冲突为例》，第83—91页。
(37)Nicolas Standaert,op.cit.,pp.194-195.
(38)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98页。据1699年和1701年耶稣会士中国概况所记，骆保禄和杨若翰在福建省福州住院有一所，在兴化、连江各有教堂一所，由骆保禄当院长，杨若翰经营。参见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315、320页。杨若翰于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领票，意大利亚国人，40岁，方济各会人，永不复回西洋。参见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312页；《天主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1333,7046。
(39)吴旻、韩琦：《礼仪之争与中国天主教徒：以福建教徒和颜珰的冲突为例》，第87页。
(40)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182.
(41)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106—109页；Nicolas Standaert,op.cit.,pp.303-421；韩琦：《康熙时代中国教徒对于礼仪之争的态度：以1706年教徒向教廷特使多罗递交请愿书为例》，载《故宫文物月刊》2016年第396期，第52—54页；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60页。
(42)宋黎明：《“译名暨礼仪之争”的重要一页：1700年春福州教徒与颜珰主教冲突新探》，载《文化杂志》中文版2017年第100期，第103—118页。
(43)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64—165页。
(44)参见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80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6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144—162页；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7—167页；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63页。
(45)Brevis relatio eoru'quœ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œli,Cumfucii,et Auoru 'cultu',datam anno 1700.Accedunt Primatu',Doctissimorūg virorū,et antiquissimœ Traditionis testimonia,opera PP.Societ.Jesu Pekini pro Euangelii propagatione laborantium.Pekin,1701,pp.10,15；另外，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兼及耶稣会士的宣言书〈Brevis Relatio〉》，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第94—97页。罗丽达文章虽标题是满文文献，然而遗憾的是在正文中不见引用相关宣言书的满文文献。又参见钟鸣旦著，陈妍蓉译《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5—46页。
(46)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88页。目前原刊本在欧洲各档案馆仍有收藏，参见Brevis relatio eoru' quœ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œli,Cumfucii,et Auoru 'cultu',datam anno 1700; Accedunt Primatū,Doctissimorūg viroru,et antiquissimœ Traditionis testimonia,opera PP.Societ; Jesu Pekini pro Euangelii propagatione laborantium.Pekin,1701；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57—158页。
(47)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271n69；英译本作者鲁保禄和柯蓝妮，对李奕芬的字未加以说明。又参见Albert Chan,S J.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 Sinica Ⅰ-Ⅳ,An East Gate Book,2020,pp.29-30。《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九册，《慎思》第147页，李奕芬为其父整理遗稿《慎思》，其刊印扉页上署名男奕芬所良汇稿。根据陈绪论和钟鸣旦等人研究，得知李久功父子除撰写天主教方面著作以外，为礼仪之争辩护的专著亦不少。参见林金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中西礼仪之争》，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第20—37页。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湾利氏学社，2002年。吴巍巍、林金水：《明清之际的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契机与当代启示》，载《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98—116页。
(48)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卜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243—244页。
(49)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182; 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87n91；英译本作者鲁保禄和柯蓝妮，对李奕芬洗名未加以说明，何毅霖更是误解李良爵为李九功另一子，参见柯毅霖著，黄懿萦译：《中国礼仪之争》，载《天主教研究学报》(现代历史中的基督宗教)2014年第5期，第20页。对江为标的汉译洗名英译本作者亦未加以注明，江沙忽略是笔者查阅相关资料译写。
(50)Sinica Lusitana 1:Chinese Sources in Portuguese Libraries and Archives,Macau:Fundação Oriente,2000,pp.22-34; Nicolas Standaert,op.cit.,p.114.
(51)柯蓝妮著，王潇楠译：《颜珰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第137—146页。
(52)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6—117页。另参见科兰尼著，段琦译：《“敬天”：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中给南怀仁的礼物》，载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32—533页。
(53)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240,244.
(54)Ibid,p.256; 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187；江为标和李所良两人的口供笔录见同文献，pp.167-176。
(55)Nicolas Standaert,op.cit.,pp.195-196,418.宋黎明：《“译名暨礼仪之争”的重要一页：1700年春福州教徒与颜珰主教冲突新探》，第106—114页。
(56)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60-162.
(57)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8—359页。另参见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85页。
(58)冯明珠：《红票：一封康熙皇帝寄罗马教廷的信》，载冯明珠主编《盛清社会与扬州研究》，第367页。
(59)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99页。
(60)柯蓝妮著，王潇楠译：《颜珰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第131—132页。
(61)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载《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68、76、77页。布兰德·卡朋又称葛神父，法国罗斯科夫人；1685年赴暹罗，后到广州；1686年退出巴黎外方传教会；1691年11月19日死于广州。陆神父，又称何神父，一般译作西塞，法国布克吕西塞堡人，1672年进入圣叙尔彼斯修院，并完成神学学业；1648年(原文如此，应为1684——笔者注)末，到达福建；1686年至1692年间，在韶州、广州工作，与北京法国耶稣会士张诚有密切的书信来往；1700年被任命为萨布尔主教和暹罗宗座代牧；1727年4月1日在暹罗去世。参见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920页。
(62)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页。另参见，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第75页。有关李主教参见，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917—918页。另前述汤开建等著，第66—67页。李即李岱(Philibert Le Blanc，1644-1720)，号云峰，又写卜于善、李斐理，又称李主教。法国博纳人，1679年2月前往远东，在暹罗与陆方济、阎珰一同前往中国。1686-1693年间，先后在福州、兴化、长乐等地工作。在中国礼仪问题上赞成颜珰的观点，1696年10月20日，被任命为无主教衔的云南宗座代牧，1707年，因拒绝领票被云南官员驱逐，后来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地活动。1718年，李岱升任主教，1720年9月2日死于广州。
(6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320页。何纳笃原名Giovanni Donato Mezzafalce，也称何老爷，生于意大利博欧尼；1691年加入罗马的圣菲利浦·内里祈祷会并晋铎为神父。他大约在1697年或1700年来到中国。在福建停留几个月后，主动要求赴浙江在杭州东南的萧山县建立天主堂。1705年教宗特使多乐(按：即多罗——笔者注)任命他为湖广省副代牧。然而同年浙江宗座代牧去世，何纳笃被指派为继任者而未能赴任湖广。1706年何纳笃与福建宗座代牧阎当一起被康熙帝驱逐至澳门。1707年他被迫返回欧洲。何纳笃后来成为罗马圣彼得堂的受俸牧师，直到1720年8月30日去世。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两幅题为何老爷(Hô laô iê)的画，一幅为水彩画(21.7×15.3cm)，一幅为油画(27.7×19.2cm)。参见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99页；吴旻、韩琦：《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285页；戴龙基、杨迅凌主编：《明珠星气，白玉月光：全球地图中的澳门》，澳门：澳门科技大学，2017年，第180—181页。
(64)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153—154页。ブーヴェ著，後藤末雄訳，矢沢利彦校注：『康熙帝伝』，注释8，第93—94页。
(65)《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国王仟悔师、本会可敬的拉雪兹神父的信(1704年1月15日于伦敦)》，见杜德赫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上卷，第303页。
(66)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99页。
(67)参见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798页；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第68—69页。
(68)参见吴旻、韩琦编校：《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第47页；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第75页。
(69)柯蓝妮著，王潇楠译：《颜珰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第132页。
(70)矢沢利彦訳編：『イ工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編(第2版)，注释8、12，第287—288页。
(71)参见Kilian Stumpf SJ,Editors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Ⅰ:December 1705-August 1706,p.302; 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122；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
(72)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321—324页。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53—254页。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161页。
(73)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126—137页。
(74)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16—118、330—331页。另参见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19、226、182页。南怀仁著，余三乐译：《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第13页，注释50。
(75)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55—156、339—340、348—350页。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00页。
(76)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244页。
(77)参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第340—359页；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上册)，第716—721页；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368页。有关南怀仁的家世研究参见阿里克著，段琦译：《对南怀仁生平和家庭的新发现》，载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2页。ブーヴェ著，後藤末雄訳，矢沢利彦校注：『康熙帝伝』，第29—32页，注释1。
(78)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0—220页。
(79)同上，第208页；郝镇华：《南怀仁与中俄关系》，载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1—314页；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326—327页。
(80)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62-163.
(81)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188.
(82)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63-164.
(83)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203-204,199,122n52,188-190.
(84)Ibid.p.122n52.
(85)赵老爷，即养心殿总监造赵昌，参见前注陈国栋研究。
(86)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 ca.1710)，pp.164-166.原文将方丹的名字拼错为“Tantg-cheou”，根据括号旁注“Guettì先生”，可推测是方舟。该文献中将其名拼写为“Fang-heou” “Fangtcheou” “Fam-cheu”等。
(87)参见《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19—421页；《赫世亨等奏为传旨铎罗、阎当、陈修等人事朱批奏折》，康熙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载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99—301页。Kilian Stumpf SJ,Editors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December 1705-August 1706.pp.452-453.
(88)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50-151.
(89)韩琦、吴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第192页。
(90)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1707年，康熙皇帝第六次南巡时，艾毓翰的名字在皇帝召见西洋传教士不同意领票，并被驱逐到澳门的名单里，参见《天主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CHINOIS 1333、7046。另参见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ルスト教：典礼問題』(第1版)，東京：近藤出版社，1972年，第166页；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23页。
(91)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
(92)Kilian Stumpf SJ,Editors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December 1705-August 1706,pp.342,539.
(93)矢沢利彦訳編：『イエズス会士中国害簡集』5—紀行編，注释31，第145页。另参见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2页。
(94)柏理安著，毛瑞方译：《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
(95)矢沢利彦訳編：『イエ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5—紀行編(第1版)，注释16，第142页。
(96)参阅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79—80页；ブーヴエ著，後藤末雄訳，矢沢利彦校注：『康熙帝伝』，第65—78页；矢沢利彦訳編：『イエズス会士中国書簡集』1—康熙編(第2版)，注释12，第193—194页；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65，第278—287页；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97)参阅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第112—113页；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52页。有关沙国安和白晋准备出使教廷的资料，参见安双成编译《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292—293、308—309页；钟鸣旦著，陈妍蓉译《进入全球公共视域的清帝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47页。
(98)参阅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897页；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第69—70页。
(99)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Ⅱ: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211-213.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十三日兵部奉旨，将颜珰、方舟、何纳笃三人驰驿交给广东总督，并从澳门驱逐出境。颜珰从澳门被驱逐回到巴黎，后来返回罗马得到教皇的热情接见，并得到退休金，1730年死于罗马。颜珰是教廷特使出使北京的缘起者，又是促使特使交涉中国礼仪失败的缘由者。颜珰在北京给多罗没有起到有利的作用，反而成为失策的原因。方舟遭驱逐押送广州澳门以后，后来前往暹罗和本地治里，在那里担任司库一职。1725年6月13日，在本地治里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司库部去世。相关文献和研究参见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p.186-187。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ト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137—139页。柯蓝妮著，王潇楠译《颜珰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角色》，第147页。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Brill.2019,p.256；荣振华、方立忠等著，耿昇译：《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第897页；汤开建、周孝雷：《清前期来华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及其传教活动(1684-1732)》，第69—70页；柯蓝妮(2010)和谢子卿将兵部误译为雍正七年才设立的军机处(谢子卿：《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9年，第332页)。
(100)矢沢利彦：『中国とキリスト教：典礼問題』(第2版)，第128—132页。
(101)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载《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3期，第73页。
(102)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199-200.
(103)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74页。
(104)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260-261.
(105)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
(106)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Pekino,Atti Imperiali Autentici Di varij Trattati,passati nella Regia Corte Di Pekino Tra L' Imperatore Della Cina,E M.Patriarca Antiocheno Al Presente Sig.Cardinale Di Tournon.Negli Anni 1705,e 1706(Colonia:Sciomberk,ca.1710),p.187.满文和西文文献对受刑数记载有出入，清代四十和五十板处罚都属于笞刑，实际用小竹板打。据大清律“上书奏事犯讳”，责罚四十板，参见：杜家骥：《杜家骥讲清代制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99页。“上书奏事犯讳，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见《大清五朝会典》康熙(第二册上)卷112，刑部四·律例三，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27页。
(107)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2页。
(108)宋刚：《小人物的大历史：清初四川天主教徒徐若翰个案研究的启示》，第32、51页。
(109)Kilian Stumpf SJ,Edited by Paul Rule and Claudia von Collani.The Acta Pekinensia or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Maillard de Tournon Legation:Volume II:September 1706-December 1707,pp.314-315.
(110)Ibid.p.279.
(111)宋黎明：《多罗使华期间中国天主教徒姓名考：根据纪理安〈北京纪事〉第一卷》，第73页。
(112)杜家骥：《杜家骥讲清代制度》，第400页。
(113)(清)朱轼等纂《大清律例·总类·极边烟瘴充军·兵例》，京都大学法学部图书馆藏。
(114)参见科兰尼著，段琦译：《“敬天”：康熙皇帝在礼仪之争中给南怀仁的礼物》，见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鲁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20—523页；高龙鞶著，周士良译：《江南传教史》(第二册)，第196页；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4页。
(115)沈清松：《从利玛窦到海德格：跨文化脉络下的中西哲学互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0—20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