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亚非洲》2026年第2期
内容提要 伊朗的反西化本质是“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捍卫文化主权与发展自主性的典型实践，其思想源流可追溯至19世纪的维新运动。早期知识分子提出以哲学复兴和民族精神抵御西化，冷战时期的反西化演变为对依附论的批判，最终通过霍梅尼等人领导的“阵地战”转化为革命意识形态，推翻巴列维政权。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通过三重举措制度化反西化叙事：在政治上构建审查体系监控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在经济上推行“抵抗经济”、在文化上通过宣传机器与宗教教育塑造符号权力。伊朗的反西化举措虽取得一定成效，捍卫了文化主权，但也面临结构性挑战。政治控制导致社会压抑与人才流失，民生艰难导致符号权力日渐衰弱，代际更迭引致青年疏离官方叙事，外部压力加剧意识形态矛盾。伊朗反西化道路的困境在于，其韧性源于与民族尊严的绑定，但合法性依赖于经济普惠与治理实效。伊朗案例表明，“全球南方”国家需超越西化与反西化的二元对立，通过国家善治与内部改革构建兼具主体性与发展效能的现代性理念，方能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持久稳固。
关键词 文化主权 伊朗 反西化思想 文化霸权 文化领导权 现代化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始终将“反西化”作为意识形态核心支柱。据英国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中心统计，截至2019年，伊朗关键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近66%的内容聚焦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相关文献计量结果也显示，2010~2020年间伊朗最高领袖重要讲话使用最多的词之一是“抵抗”。现实中，伊朗官方采取各种反西化措施，从街头反美涂鸦到年度“反霸权”纪念仪式，从严格的文化审查到频繁的道德劝诫，伊朗政权构建起全方位的反西化叙事。然而吊诡的是，伊朗中产阶级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追捧、知识界对政治改革的呼吁以及西方情报机构对伊朗社会的深度渗透，无不显示西化思潮的顽固生命力。2025年6月伊以冲突以来，西化与反西化的矛盾在伊朗呈现更复杂的样态。当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部分对政权不满的亲西方群体在民族主义情绪驱动下转而声援政府。同年12月，巴扎商人因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爆发示威活动。美国政府警告，若伊朗“暴力镇压抗议者”，将动用武力支援抗议。2026年1月，流亡海外、呼吁政权更迭的巴列维王储表示反对“委内瑞拉式”的干预，呼吁伊朗人自己决定国家命运。几乎与此同时，伊朗全国上千万民众手持国旗、高举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走上街头，以坚定的姿态声援政府。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联合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领导人遇害，使伊朗现政权面临重大危机。而伊朗各界对此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多数人为之感到愤怒，亦不乏行动的支持者。这一系列矛盾现象从而引出3个关键问题：一是伊朗领导层在西化与反西化的冲突中如何维系领导权？二是军事打击暴露政权脆弱性后，伊朗反西化叙事是否面临根本性危机？三是伊朗对西方既排斥、又认可的抵抗性接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显然，回答以上问题需要深入解析文化与统治的关系，而这正是本文以反西化思想为切入点的重要原因。
当前，针对伊朗反西化思想的研究呈现多元视角。民族主义路径主要探讨“伊朗例外论”、民族身份构建等问题；宗教研究聚焦政治伊斯兰运动与反西化的相关性；后殖民主义研究偏向辨析西化、现代化等核心概念；经济学研究则揭示意识形态斗争背后的利益诉求。以上研究虽各具洞见，但也存在相应局限。民族主义和宗教视角易受文明冲突论影响，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窠臼；后殖民主义过于强调意识的能动性，轻视物质影响因素；经济学解释则易陷入经济决定论，忽视文化的影响。相较而言，从文化霸权理论入手，似乎更利于把握伊朗的反西化思想。而选择这一理论的优势主要有三：其一，伊朗知识分子对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西方左翼思想家理论的熟识与创造性转化，使反西化思想同反文化霸权较为契合；其二，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治持续表现出文化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征，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于1978年在伊朗观察到的“精神政治”（spiritual politics）正是对这一特征的精准概括；其三，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既关注文化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也兼顾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对于伊朗而言，当下其反西化叙事正面临一场结构性而非即时性的危机。反西化叙事的韧性源于与民族主义的深度绑定，而其合法性正遭受经济困境、社会压抑、代际更迭和外部压力的持续侵蚀。上述判断基于梳理反文化霸权的理论框架、剖析伊朗反西化思想的源流、对应举措及其内在矛盾可以得出。
文化霸权与反霸权的理论架构与阐释维度
文化霸权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提出的有别于强权、侧重文化领导的统治形式。从权力性质讲，文化霸权与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权力接近，即让人心甘情愿服从的“同化式权力”。但不同点在于，前者思考阶级之间如何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宏观的权力斗争，而后者侧重个体或组织间的权力互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认为，与主张维护霸权秩序的学者不同，葛兰西尝试挑战秩序，与其说其理论是文化霸权，不如说是反文化霸权。
（一）霸权的双重面孔：强制与同意
葛兰西所谓霸权（hegemony）在文化研究、国际政治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语义场中表现为一词多义，为作区分学界称之为文化霸权。从历史语文学角度看，霸权源自古希腊单词“hegemonia”，特指各希腊城邦为抵抗波斯入侵在平等前提下自愿让渡给斯巴达的军事领导权，而一般意义的统治则用“arkhe”表示。由于早期文本未刻意区分两者的使用，二者逐渐发生意义交叉，进而引发词义争论。一方认为“hegemonia”是基于“同意”的领导，“arkhe”意指“强制”的支配；一方则认为二者意义重叠，并逐步把它们同帝国统治联系起来。与此类似，东方世界也历来讲究教化与威慑的统治二重性。波斯帝国把笃信正教与崇尚君权视为治国的一体两面，中国封建王朝则强调“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统御之道。
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领导权(gegemonia)概念，用以描述俄国工人阶级在社会民主运动中相对其他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十月革命后，领导权一词被推广至国际共运，葛兰西受列宁观点影响，提出了自己的领导权(egemonia)思想。他认为，知识分子与教会的声望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对同盟的领导必须包含文化优势。于是，一个社会的至尊地位可由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支配，用以支配对立的群体，倾向于清算，甚至动用武力征服；另一种是知识和道德的领导，用以扩大同盟，倾向于思想引领。尽管受制于牢狱中的创作条件，葛兰西常常在其随笔中混淆表达新老概念，但其核心思想十分明确，针对统治者，霸权旨在维护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针对革命者，它是社会动员的文化领导权。
（二）反霸权的分析维度
葛氏理论立足文化、政治与经济三大领域，其精髓在于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思考文化如何影响政治和经济。在阐述霸权概念后，葛兰西进一步借助战争隐喻，分析统治者与革命者如何通过“领导”确立至尊地位。具体而言，他对双方斗争的分析可分为“在哪斗争”“如何斗争”“谁来斗争”“为何斗争”4个维度。
第一，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权力斗争的主要场所。葛兰西所界定的“市民社会”不包括经济生产部门，而是指教会、学校、工会、媒体等私人有机组织的集合，涉及文化领域；“政治社会”则指国家机器，如政府、军队、警察、监狱等制度性机构。由于葛兰西站在革命者立场，而政治社会由统治者掌控，故他认为文化斗争主要发生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则偏好运用强权。然而实际上，革命者与统治者的立场、斗争阶段及各国国情均有不同，权力运作的场所并非泾渭分明。例如，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国家，政治社会等同国家，市民社会几乎不存在，文化主导权为政治社会所垄断；而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看似自主，实则受资本制约，成为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是霸权的媒介。因此，文化斗争并不限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也是主场。
第二，阵地战是文化斗争的主要方式。基于欧洲革命的启示，葛兰西认为西欧社会结构比东方更为复杂，工业也更发达，贸然发起强调暴力的“运动战”会使革命陷入被动。相反，革命者应采取长期消耗的“阵地战”，在文化领域扩大同盟、积累优势，最终推翻统治。在此逻辑下，他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比作内部壕堑与外部防线，声称外部防线易于摧毁，而内部壕堑更加牢固，关乎政权存亡。尽管葛兰西未详细说明文化在阵地战中的具体作用，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进一步揭示，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符号系统。统治者通过社会场域制造并赋予符号以意义，将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人天赋、命运或努力的差异，从而使被统治者在不自觉中顺从。文化攻势因而正是符号权力的运用。
第三，知识分子是文化斗争的主角，在社会动员中发挥关键作用。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都注意到阶级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利益分化和思想认同的差异，同一阶级成员未必是天然盟友。知识分子因此在阶级动员中发挥关键黏合作用。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既不可能是独立于阶级外的乌托邦主义者，也不完全是天然的资产阶级同情派，知识分子应由社会功能而非智识决定。因为从运用智力的角度讲，任何人都是潜在知识分子。他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如文人、学者、教士等，表面独立，实则依附于历史形成的阶级关系；“有机知识分子”则指那些自觉代表本阶级利益、在思想和行动上发挥先锋作用的人。这一观点带有鲜明的列宁主义色彩，强调知识分子在教育群众、扩大动员中的责任担当。
第四，反霸权斗争的根本动因在于经济。在失衡而充满矛盾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为实现自身诉求，难以避开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经济斗争。但现实中，经济斗争往往被文化及其背后的政治斗争所掩盖。既得利益集团试图借助文化、礼俗秩序与制度营造的幻觉，转移或消解民众因经济不平等所积累的社会挫折感。因此，列宁强调，必须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并指出统治者总试图通过经济收买和话语欺骗分化阶级，使反抗沦为追求小团体利益的“社团主义”。在文化霸权的作用下，不仅中间派可能倒戈，普通大众甚至难以觉察自身被剥削的处境。因此，真正的抵抗在于破除文化欺骗，唤醒被压迫者的自主意识。而在此过程中，领导集团为扩大政治参与、争取同盟，也必然要做出一定的经济让步——例如革命政权上台后往往立即兑现分发生活物资的承诺。正是在此意义上，葛兰西指出：“霸权既是伦理—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必须以领导集团在核心经济活动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础。”
（三）围绕霸权斗争的机制
葛兰西认为，当某个社会集团建立统治时，“领导”往往先于“支配”产生，且必须持续维系。因此，围绕霸权的斗争贯穿革命酝酿、发动攻势、确立统治到维持统治的全过程。在此框架下，反霸权的运行机制可从4个维度加以理解：为实现所属阶级的经济利益，代表被统治者的有机知识分子，通过倡导变革、发起反抗运动、构建相应的符号系统，动员民众以获取领导权。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的条件，革命者主要诉诸以文化为主的“阵地战”来挑战统治者；反过来，统治者则依托传统知识分子构建统治符号系统，控制政治社会，并对市民社会实施规训。
在实际斗争中，尽管双方在话语层面难免互相借鉴，但符号系统更具力量的一方，往往能在混杂的话语场中占据优势。现实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是通过构建诸如“东方学”“伊朗学”等知识话语体系、设立宣传广播、开展文化公共外交、部署心理战部队等方式，持续对伊朗行使权力。在此过程中，美国培养的技术官僚和海外伊朗人扮演了关键角色；而伊朗本土知识分子在回应西化冲击时，适时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伊朗反西化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伊朗的现代化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经济发展的表象下暗藏着深刻的文化认同危机与发展失衡焦虑。这种结构性矛盾催生了伊朗知识分子对西化的批判性反思与应对之策。学界普遍将贾拉勒·阿勒·艾哈迈德（Jalal Al-e Ahmad）的《西化瘟疫》（Gharbzadegi）视为伊朗反西化思想的奠基之作，但更深入的学术考察表明，这一思想具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理论维度。反西化思想不仅早于《西化瘟疫》的发表，其演进还不断借鉴了东西方思想，存在多样化的表达形式，其内涵远超普遍认知的宗教范畴，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一）文明碰撞后对理性哲学的呼唤
19世纪初，伊朗兴起的维新运动在革新派推动下，优先发展工业与世俗教育，当时多将西方的成功归因于器物优势。然而随着西方干预加剧，维新未见显著成效，改革重心逐渐转向上层建筑，主张从西方文化与精神中汲取养分，西化与文明衰落由此成为伊朗知识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维新运动开始后，西方思想通过译著、报纸、技术学院等渠道流入伊朗及周边国家。新旧思想的交融催生出一批出身贵族和教界的“思想启蒙者”或“知识分子”。受政治斗争影响，他们大多流亡海外，或被王室通缉，或被宗教界视为异端。不同于传统教士和依附性文官，知识分子主张破除迷信、推崇理性，并积极投身政治结社与社会动员。但在国家衰落的原因及应对之策上，知识分子内部意见不一。西化派认为，西方的胜利本质是科学的胜利，科学揭示了客观规律，因此西化即科学化。而出身教士的知识分子则对西化持审慎态度，反对盲目模仿。他们认为，西化冲击了原有的礼俗秩序，导致社会面临价值迷失、道德困惑等问题。代表人物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以他所理解的伊斯兰教法为依据，将哲学视为文明发展与历史延续的必要条件，并把理智奉为哲学实践的核心。他指出，奥斯曼帝国与伊朗恺加王朝虽设立西式学堂传授新科学，却未真正受益，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校未能培养出哲学精神，导致国家依然依附西方。阿富汗尼强调，任何衰败民族的首要缺陷皆体现在哲学层面，这一缺陷必将蔓延至科学、礼仪与制度之中。因此，伊斯兰社会的复兴必须重视哲学复兴，尤其要在当代教义中恢复“创制”。在《自然主义学说的真理》（Haqiqat-e Mazhab-e Neycheri）中，他提出实现伊斯兰现代化的3个条件：一是净化心灵，摆脱迷信束缚；二是尊重人的个性与地位；三是在理性与证据基础上重塑信仰，避免盲从。阿富汗尼既了解西方，又受过扎实的宗教训练，其相对折中的现代观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世俗派与传统派的分歧，也为伊斯兰世界的联合斗争提供了思路。除提出重振哲学的反西化主张外，他也展现出明确的领导权思想：一是依托广受认可的信仰载体塑造统一意识形态；二是倡导宗教改革者遵循“塔基亚”原则，将新思想或异端观念暂置次要，以团结更多力量，积累反抗权威的资本。
（二）国族建构过程中对民族精神的关注
1921年，礼萨·汗（Reza Khan）在恢复社会秩序的呼声中上台执政。掌权后，他着力强化统治、重建秩序。在巴列维政府重构上层建筑的过程中，伊朗社会对西化与现代化的认识不断交织，西方的优越形象在民族叙事中逐渐发生偏移。知识界开始比较东西方的道德高下与民族精神差异，并对援引东方学进行知识生产展开批判。
为巩固统治、消解各方话语优势，礼萨·汗政府采取多项措施，确立自身在道德与知识上的权威，走上类似沙俄罗曼诺夫王朝的西化道路。首先，为制衡宗教界与族群势力，政权加快政治社会的人事流动，通过推行西式世俗教育、拓宽晋升渠道等方式吸纳中下层民众，从而巩固政治社会，培育市民社会。其次，政府积极从东方学、考古记录与民族史诗中发掘与部落体制和伊斯兰教无关的精神资料，试图构建专属的符号系统以塑造统治合法性。再次，政府颁布一系列近似欧洲的法令，在兵役、服饰、司法等方面推行全面西化。这些推动现代化、恢复秩序的努力在初期取得一定成效，西化因而被舆论视同于现代化，但随后出现的问题逐渐动摇了这一认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伊朗社会逐渐显现出贫富分化、道德沦丧、功利主义等欧洲工业社会曾面临的现代化弊病。受比较文化形态学、民族主义等思潮影响，伊朗知识分子开始将文化与道德视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并提出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精神革命”主张。以旅德人士侯赛因·卡兹姆扎德（Hossein Kazemzadeh）等人主编的《伊朗沙赫尔报》（Iranshahr）为主阵地，这一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受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观点影响，卡兹姆扎德认为，资本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现代性源泉，虽能推动科技进步，却使人深陷物质主义，精神无处安放，最终沦为野兽般的存在。西方文明令人沉溺于贪婪与暴力，为追求财富不惜侵犯他人权利。为避免重蹈欧洲覆辙，伊朗必须在政治革命之前，先完成精神与道德的革命，以捍卫超越族群的民族身份。
在“精神革命”思潮影响下，礼萨·汗有意通过举办菲尔多西千年庆典、成立文化学院（farhangestan）、鼓励学者赴印度寻根、更改国名等方式，淡化符号系统中的西方色彩。然而，因古波斯年代久远、民族史诗多杂神话演绎，政府主导的民族史建构仍不得不参考东方学，导致历史叙事实际上仍沿循对西方有利的路径。针对深层次西化现象，伊朗著名学者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批判了“精神革命”，并质疑东方学的客观性。他指责这类思想将现代化的关注误导至传统伦理与古典文学的神秘主义，使伊朗人陷入封闭的陷阱。卡斯拉维指出，东方学家实为欧洲的政治代理人，有计划地生产并散布制造分裂的学术成果。尽管他也重视精神价值，但其所谓的“精神”主要指理性精神，反对因恐惧现代化而倒退至保守的原始状态，主张清除传统文化中迷信的糟粕。
尽管卡斯拉维与卡兹姆扎德的反西化思想本身源自西方，但二者都表现出对知识权威的关注，并在符号系统的构建中察觉到隐性统治的迹象。正如布尔迪厄所言，符号系统的基本逻辑建立在包含与排除的二元对立之上，它被用来巩固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使人们的认知框架在潜意识中沿循两极逻辑来理解和区分世界，进而通过制造概念区分来强化社会区分。西方与东方、发达与落后等一系列对立符号的生成，既在塑造国内霸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也在无形中巩固了西方的霸权地位。
（三）冷战背景下对依附论的反思
1941年小巴列维继位之际，世界格局正经历剧变。为争取伊朗，各大国纷纷通过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手段施加影响，文化输出尤其成为其重要方式。为巩固统治，国王选择全面倒向西方，推行威权主义的西化政策。与此同时，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伊朗在经济上也日益依附西方。面对这种在政治、文化与经济上全面依附所导致的异化现象，伊朗知识界进一步从“效仿”与“依附”的角度深化了反西化思想。
为反对在思想和政治上盲从西方，20世纪40年代的卡斯拉维愈发激进，甚至将传统宗教与欧洲主义相提并论。他宣称理性才是天启的本质，认为真正的先知应是宗教改革者。他不仅否定宗教修行中的灵智论，还把穆斯林注重模仿的信仰实践视为非宗教行为，指出流于形式的功修随时间推移可能走向理性的反面。由此可见，卡斯拉维在反对传统宗教与欧洲主义的逻辑上是一致的，表现出他对效仿知识权威的敌意。卡斯拉维“离经叛道”的解读迅速引发国内对效仿的更多争论。1944年，霍梅尼以《揭露秘密》（Kashf al-Asrar）一书介入对西化的探讨。他驳斥了反对教权的观点，但也部分认可卡斯拉维等人关于“效仿神职人员使伊朗人虚弱”的看法。为解释社会衰朽，霍梅尼将之归咎于国王与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盲目模仿，强调宗教的腐化实为对权力政治的屈服。他认为，唯有回归伊斯兰正道，才能彻底祛除效仿与西化所速带来的社会痼疾。四年后，赛义德·法赫勒丁·沙德曼（Sayed Fakhreddin Shadman）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以文化多元主义（而非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待西方。沙德曼认为，西方的进步主要来自科学观的优势而非道德。由于伦理道德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性，任何文化皆有可取之处，因此西化的盛行并非文化问题，而是意义传递中“他者”影响的结果。基于此，他将那些伪现代的伊朗人即“场面人”视为西化的祸首，讽刺他们只重外表、对西方一知半解，却以读过几本外文书自诩专家。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沙德曼主张以波斯语为武器，通过“西方学”反向知识输出，确保思想独立。
同一时期，以社会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图德党在20世纪40~70年代动员了数十万民众，在政治上形成显著示范效应，使社会主义话语成为各派争相借用的符号资本。随着美、苏对伊朗内政的干预，社会主义话语逐渐融入民族主义、什叶派教义等本土内容，甚至国王也自称奉行“国王社会主义”。60年代，前图德党成员阿勒·艾哈迈德逐渐认清意识形态背后以利益为导向的现实政治。他指出，以信仰冲突为标志的东西方对立时代已经过时，美苏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及《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上的勾结，以及在桑给巴尔、叙利亚、乌拉圭、越南、塞浦路斯等地以信仰为名支持革命，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大国的经济利益。在他眼中，西方是通过机器将原材料转化为复杂商品并出售的发达国家，而东方则是消费西方商品、出口原材料的落后国家。无论苏联、南非还是美国，均属西方；亚非拉国家才是真正的东方。西方有意通过国际组织的思维引导和企业主导的强制交易，使东方遵循其“机器秩序”，陷入同质化的生活模式，永远追赶不上西方，也无法真正触及现代性。
尽管阿勒·艾哈迈德的经济论述立场鲜明，但也融合了前人观点，可谓反西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一，他强调宗教是抵抗西化的堡垒，但他所理解的伊斯兰教是民族主义与多元的，视其为多种宗教的传承，并认为伊朗人在其中发挥了阿拉伯人无法替代的启蒙作用。其二，他延续了关于“场面人”的批判，但对西化成因的解释具有双重性，既强调西方的有意操纵与“机器秩序”的作用，也指出国王为巩固统治而故意推行西化。其三，他声称“西化瘟疫”一词借自艾哈迈德·法尔迪德（Ahmad Fardid）。法尔迪德深受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影响，在20世纪50~70年代带动了一个批评欧洲现代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圈。受其影响，阿勒·艾哈迈德的观点也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印记。
（四）反西化思想的定型与社会动员
伊斯兰革命可追溯至1963年霍梅尼谴责“白色革命”后引发的街头抗议。“白色革命”之所以激起大规模反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宣称的现代化与其巩固政权的真实目的相悖，导致民众对政权的信任基础逐渐瓦解。此外，派遣扫盲队、发展交通与通信等现代化措施，也使边缘群体得以与中央对话，客观上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为稳固统治，巴列维国王以社会主义为外壳、民族主义为叙事，编织出“白色革命”的神话。他有时甚至也批评全盘西化，并于1966年批准《国家文化规划政策》，宣称伊朗要走一条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中间道路。然而，霍梅尼的抗议及其被捕后爆发的起义，揭露了国王统治策略的实质。抗议发生后，阿勒·艾哈迈德指出：“政府空洞地模仿西方民主，伊朗人实际上已被剥夺任何民主自治的机会。为‘白色革命’举行公投，本身就是‘西化瘟疫’的症状，使伊朗人陷入被统治和异化的关系中。”此后，他又以是否具有“服从性”为标准界定知识分子，号召他们挑战权威。不过，阿勒·艾哈迈德虽然肯定教士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却也坦言保守与服从的特质使他们难以成为社会运动的榜样，认为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知识分子手中。
阿勒·艾哈迈德去世后，阿里·沙里亚提（Ali Shari ati）接过反西化旗帜，标志着反西化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在西化问题上，他虽未提出太多新观点，但擅长通过演讲将前人思想用宗教话语重新包装，融合存在主义、苏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社会动员，以此阐发政治西化的危害。沙里亚提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将苏非主义的“自我建设”与“回归自我”置于克服西化问题的首位，主张每个人都应自觉行动。为此，他甚至提倡把创制、殉道、希吉拉等宗教实践群众化。在他的阐释中，具备社会责任感、拒绝盲目效仿的人，即使不识字、不是教法学家或科学家，也可被视为知识分子，而伊玛目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范。于是，“西方民主”在他眼中成为一种悖论。他认为那只是利用群众欠考虑的选票，而非基于其意识觉醒后的自发选择。要实现真正的民主，群众须先服从政党或伊玛目的领导，待摆脱蒙昧、达到“乌玛社会”的解放状态后，方能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否则，任由群众自由选举，只会不自觉地复制曾经反对的东西，继续效仿西方。
融合了什叶派教义与左翼思想的沙里亚提话语，迅速以独立于政府和传统教界的姿态传播开来，引起双方的警惕。与沙里亚提不同，霍梅尼和穆尔塔扎·蒙塔哈里（Morteza Motahhari）等人始终从宗教视角看待西化，将其视同世俗化，并担心宗教会在西化侵蚀下变质，沦为“美国的、资本主义的或皇家的伊斯兰教”。因此，无论是沙德曼、卡斯拉维还是沙里亚提，其思想中的西方印记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蒙塔哈里在致霍梅尼的信中警告：“这些人想借用基督教传教士、唯物主义犹太人、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和反宗教社会学家的思想来建构一种‘现代伊斯兰教’，以满足个人目的。”对霍梅尼而言，这种忧虑早已存在。在抨击“白色革命”的演讲中，他便将矛头指向西化与世俗主义的蔓延，以及美国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霍梅尼影响的抗议地区主要是宗教课税收入不占主流的城市，参与者也多属城市中产与贫民阶层，而非全体信教群体。因此，霍梅尼等人的反西化呼吁，本质上是在与政府、世俗左翼和传统教界争夺领导权，而被忽视的城市贫民与失落的中产阶级正是其争取的关键对象。
随着石油收入增长，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在表面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畸形的经济结构导致发展红利分配严重不均，逐渐积累起民众怨气。为遏制抗议，国王不仅镇压各类反对团体，还优先寻求西方的支持。在此多重因素作用下，霍梅尼以“反西化”为口号，有选择地吸收世俗反对派的话语进行社会动员，迅速积聚起推翻政权的力量。最终，以霍梅尼为首的教士集团几乎在没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情况下便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这一过程正是反霸权理论的生动演绎。正如霍梅尼所言：“全世界建立统治所走的道路几乎一样：一些人聚集起来制定计划，接着进行有目的的宣传，扩大志同道合者的规模，直至形成足以推翻政权的力量。”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反西化政策与措施
正如葛兰西强调，无论在建立统治前，还是之后，都必须确立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否则其他集团就可能取而代之。因此，执政者在反西化叙事取得阶段性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既有经验，结合对威胁的认知，认为西方意图颠覆伊朗政权，持续发动“软战争”，遂采取反西化措施维护统治。其中，政治控制、抵抗经济与文化塑造是伊朗在威胁状态下维系领导权的主要方式。
（一）政治上加强审查与控制
霍梅尼认为，帝国主义对伊朗进行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毒害宣传，持续腐蚀社会道德，因此必须从知识和道德两方面改革宗教机构，建立伊斯兰政府，以监督和净化社会。哈梅内伊则常以“壕堑”（sangar）为喻，将主麻日聚礼、清真寺等场所视为抵御文化渗透的防线，并指出“在当今的软战争战场上，敌人总是试图摧毁思想上的壕堑”。鉴此，伊朗官方对社会实施严格的政治审查。
作为关键的内部壕堑，市民社会成为审查体系构建的重点。革命胜利之初，霍梅尼就告诫知识界应与革命保持“话语一致”。1979年宪法明确规定“要完全消除殖民主义、阻止派系渗透”“广播电视与通讯、邮政归国家所有”“大众媒体依照伊斯兰准则享有宣传与传播自由”。在宪法背书下，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迅速成立，并负责对印刷品、文化活动、戏剧、电影、音乐等事务实施审查。1983年，伊斯兰共和国声像组织和情报部正式获得垄断广播电视及实施监控的法定权力。除宪法所确立的审查制度外，领袖教令也进一步强化了审查手段。1984年，霍梅尼下令成立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负责顶层设计文化与教育领域的政策法规。由于权力直接来源于领袖，其决议无需议会批准，经领袖认可即可执行。在宪法、相关法律法规及该委员会决议的共同指导下，声像组织、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情报部构成了伊朗基本的审查架构。
1989年伊朗有限开放国门后，审查制度因信息技术发展和社会开放反而更趋严格。进入21世纪，伊朗不仅出台《计算机信息传播网络规定》，授权通信与信息技术部过滤具有颠覆性内容的网站，还强化了司法机关与执法部门在审查中的作用，《伊斯兰刑法》多项条款被援引用于惩处“西化”。2009年“绿色运动”带来了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西方对“颜色革命”的公开支持促使伊朗官方设立网络警察等新型执法部门，并借助技术手段隔绝外部信息。2010年，伊朗政府启动“国家信息网络”建设，旨在打造自主可控、具备电子政务功能的本土替代网络。2019年11月，在“油价抗议”期间，该网络首次投入实战。由于政府定量配给政策导致燃油价格暴涨，抗议者通过“脸书”“推特”等平台发起全国性示威，呼吁“推翻政权”。政府随即启用国家信息网络，切断与国际互联网连接近90小时，最终平息抗议。然而，尽管伊朗力图实现信息隔离，美西方仍不断寻找渗透途径。2009年，美国军方开发的“洋葱头”（Tor）等软件迅速流入伊朗；次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修改制裁法案，为促进信息流通的通信设备提供豁免，加大了对伊朗信息流通的干预。2022年“头巾骚乱”发生后，美国拜登政府不仅声援抗议者，也表示愿为“星链”服务覆盖伊朗提供便利。自2017年起，伊朗全国每月各类抗议活动已超过百次。相比之下，伊朗的审查措施常显被动。
政治社会作为易受冲击的外部防线，伊朗则采取强硬的监察措施。确保政治忠诚一直是伊朗官方在接手大量政治遗产后考虑的要务。教士集团在哈梅内伊治下发展出一套与政权机构平行的教权系统，监管所有公民的宗教生活，涵盖资质认可、宗教教育、管理寺产、课税捐赠、宣教布道、朝圣朝觐、宗教司法、宗教仪式全要素，并在政府敏感部门设立领袖代表或政治信仰组织。同时，领袖亲自任命高级将领，并间接干预情报部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内阁成员的提名，以确保教士对国家的绝对监护。然而，伊朗国内却频现渗透事件。2023年以来，伊朗前副防长阿里雷萨·阿克巴里（Alireza Akbari）与阿里雷萨·阿斯加利（Alireza Asgari）先后被情报部证实为西方间谍，而两人均系伊斯兰革命卫队资深成员，与官方的强硬情势形成鲜明反差。
（二）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的“抵抗经济”
斯特兰奇认为，文化霸权本质上源于经济生产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顺从往往是经济依附的表现。尼基·凯蒂（Nikkie RKeddie）指出，融入全球市场对伊朗制造业造成了灾难性冲击。廉价的西方制成品摧毁了高成本的传统手工业，而依赖原材料出口则使伊朗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因此，新政权高度重视经济独立，并在制裁升级后提出“抵抗经济”政策。
霍梅尼执政初期倡导公平、互助的经济原则，推行广泛福利政策。政府迅速没收前政权资产，设立多个基金会，将所得利润用于帮扶贫困群体。尽管不反对私有制，但为防止外国渗透并获取道义正当性，霍梅尼主张实施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的经济方针。在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下，1982年伊朗实际经济增长率达23.2%，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然而，两伊战争的巨大消耗与国际社会封锁很快引发经济危机。
进入哈梅内伊时代，为扭转战后经济颓势，拉夫桑贾尼与哈塔米两届政府采取务实态度，反对与西方脱钩，试图通过统一汇率、发行国债、重建股市、设立自由贸易区、建立石油外汇储备账户以及开放私营银行与信贷机构等一系列措施重振经济。2002年，伊朗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一度高达351.9亿美元，经济总量稳步增长。但重新融入全球市场也带来风险：美国借此加大制裁，加剧了伊朗经济中固有的寡头垄断与能源依赖等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与能源结构转型等外部冲击也波及伊朗。此外，经济开放政策还引发国内对文化安全的担忧，《使命报》（Resalat）连续发表社论，呼吁警惕外资依赖与市场化可能导致的社会腐化。为此，伊朗在《第三个五年发展计划》中重申“将社会正义置于首位”，试图放缓经济自由化步伐。内贾德政府的经济政策呈现左转倾向，但官方也意识到需在国家干预与市场化之间寻求平衡。2010年，生活物资补贴改革付诸实施。虽然政府取消补贴、直接救济弱势群体看似会加重财政负担，但计划规定只实行五年，并明确此后物资价格将实现市场化。此举尤其纠正了以往补贴覆盖面过宽、部分富裕阶层同样受益的问题。为加大减负力度，内贾德政府也同步推动私有化，多家大型国企转为民间持股，甚至引入外资。此后历届政府虽立场各异，但在私有化与社会补贴方面基本延续此前方向。鲁哈尼强调在保障必要公有制的前提下推进国企改革，完善社会保障。莱希政府推出数字补贴（kalabarg-e elektroniki）举措，实现精准兜底。而佩泽希齐扬政府则表示将继续推进补贴政策，在保障民生的同时抑制通胀。
为兼顾发展与独立，2010年哈梅内伊首次提出“抵抗经济”，为经济发展定调。2014年颁布的《抵抗经济总政策》列出24条措施，核心包括优化经济结构、实行反腐、鼓励技术本土化与产业多元化、合理融入全球经济等内容。近15年来，伊朗政府每年选定的年度关键词均与“抵抗经济”相关，体现出对经济自主的持续追求。在该政策推动下，伊朗近年失业率已控制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2024年降至7.6%，为近十年最低。
尽管强调抵抗经济，伊朗仍面临多重挑战。其一，经济结构未有实质改变。革命卫队和宗教基金会借“私有化”浪潮收购国有资产，将国有制转变为非政府公有制。据统计，军事—基金会复合体总体控制伊朗经济总量的70%，国内市场仍活力不足。其二，伊朗仍依赖能源出口，经济稳定性欠佳。2023年中东局势升温后，伊朗2024年5月石油出口量增至每日170万桶，创五年新高。受制裁影响，伊朗能源出口往往不得不低价倾销，收入难以支撑政府补贴支出，实际通胀率在伊以冲突后远超40%。“抵抗经济”能否成功，仍取决于伊朗能否真正破解这些结构性障碍。
（三）文化上着力塑造符号权力
伊朗官方认为，为巩固政权，有必要对国民进行文化“免疫”，并将“内容推广”视为抵御文化入侵的关键手段。自伊朗寻求与国际社会接触以来，为确保国内外话语权，官方采取多种措施塑造符号权力。
第一，构建面向内外的庞大宣传体系。2016年，声像组织推出新媒体“今日波斯”（Pars Today），可同时以27种语言发布新闻。此外，由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领袖办公室、革命卫队等力量控制的媒体网络，如伊通社、伊斯兰学生通讯社、迈赫尔、法尔斯、塔斯尼姆等，主导着社会信息渠道，持续生产并强化符合主流叙事的符号。尽管长期面临财政压力，伊朗仍将大量预算投入宣传领域。以声像组织为例，截至2024年底，伊朗议会已向其拨款约4亿美元。该机构规模庞大，下辖48个中央和省级电视台、20个海外频道及众多网络频道，覆盖范围几乎遍及全球。然而，伊朗在宣传上投入虽多，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还面临“伊朗国际”（Iran International）、“明日之声”（Radio Farda）等境外媒体的竞争。据统计，超过半数本土民众更青睐境外频道，伊朗侨民和改革派记者仍是社交媒体上的主要信源，占全网相关内容的21.9%。相比之下，官方收视率却持续走低。2023年夏季，官方播出的电视剧单集平均收视仅7万人次，连一些知名宗教栏目的收视也在下滑。针对国际受众，伊朗媒体的影响力亦显有限。2019年，声像组织在推特、脸书、油管、照片墙、电报上的总订阅量不足2 000万，远低于半岛电视台超6 000万的订阅量，更不及英国广播公司（BBC）近1.6亿的订阅量。
第二，通过多元渠道充实主流文化，推动符号跨界生产。为弥补传统媒体说教色彩过浓的不足，伊朗也借助音乐会、游行、艺术节等形式吸引公众。在此过程中，革命卫队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文化生产职能。一方面，革命卫队与巴斯基在全国开展广泛动员，并在艺术、影视、宗教等领域建立吸纳青年的基层网格组织。这些组织深入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例如每年定期举办纪念两伊战争的“光明行者”活动，组织中学生瞻仰战争遗迹；喷涂反美涂鸦与标语；筹办国际电影节，推广具有反西方色彩的文化作品；举办爱国主题音乐会等。另一方面，革命卫队还在领袖授意下积极涉足文化产业。2016年，革命卫队成立社会文化指挥部（Gharargah-e Farhangi-ye Ejtemayi），协调多家基金会，下设多个专业艺术机构，参与制作影视、歌曲、戏剧、动漫、游戏及软件等文化产品。经过多年积累，革命文化已形成一定市场规模。然而，在官方实施信息管控、力推本土文化产品的背景下，仍有超过70%的网民通过翻墙接触境外信息，新兴革命文化的吸引力较之海外流行文化仍有明显差距。
第三，加强宗教与语言文化输出。随着伊朗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务实主义，在输出宗教的同时兼顾语言文化推广，成为培育和吸纳知识群体、促进符号生产的新战略。针对国外知识群体，官方主要采取语言教育与宗教传播相结合的策略。在对外宣教方面，穆斯塔法国际大学（Al-Mustaf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作用突出。截至2023年，约有来自83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此就读，校方称其中甚至包括塔利班成员及大量逊尼派学生。凭借线上教学，该校实际辐射范围可能超过130个国家，形成一个广泛的什叶派宗教网络，持续扩展伊朗的域外影响。此外，宗教基金会也是施加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伊玛目礼萨圣陵基金会（Astan-e Quds-e Razavi）面向全球穆斯林出版宗教文献，并管理马什哈德的大规模教产，创造大量就业；霍梅尼救济委员会（Komite-ye Emdad-e Imam）则为全球穆斯林的文化、福利与人道事业筹措资金。凭借宗教纽带，这些基金会在伊朗周边国家颇具声望，多年来吸引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国的民众参与“圣战”或为宗教事业捐款。
在推广语言文化方面，官方组织和萨迪基金会则是主要推手。领袖控制的伊斯兰文化联络组织（Sazman-e Farhang va Ertebatat-e Eslami）常与情报部、外交部协作，以外交机构为依托，在对象国开展文化交流与情报活动。该组织根据当地情况灵活运用波斯或宗教叙事，不仅进行文化推介，还在多国设立伊朗研究中心，与当地知识精英互动。据统计，其在全球至少设有72个官方办事处，其中在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各设2处。在波斯语推广方面，伊朗萨迪基金会（Bonyad-e Sa’adi）则专注于编纂对外波斯语教材与伊朗学研究丛书，推动波斯语成为海外中学的第二外语或高校研究生公共课程。截至2016年，波斯语课程已被推广至6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于国内知识群体，官方采取的策略则有所不同。针对世俗知识分子，霍梅尼曾明确指出：“要在全国大学发动根本性革命，将大学转化为发展崇高伊斯兰学术的基地。”1983年，经学院与高校合作办公室成立，推动高校伊斯兰化改革。此后，高校宗教课程比重大幅上升。热心宗教的知识分子可由巴斯基推荐升学或就业，并获得津贴；思想上不符要求者，则被列为“不同层级”的关注对象并受到相应惩戒。针对宗教人士，哈梅内伊则主张推行教界科层化改革。为此，官方将原有的库姆经学院教师协会（Jame’e-ye Modaresin-e Howze-ye Elmiye-ye Qom）纳入领袖办公室控制，下设经学院最高委员会（Shura-ye Ali-ye Howzeha-ye Elmiye），统筹全国宗教教育，使其与国家1~8年级的义务教育衔接，并同国家学历认证接轨。通过建立规范的“教阶”制度，哈梅内伊在国内乃至什叶派世界的权威得以巩固。然而，这一权威能否在领袖更替后延续，仍具较大不确定性。
伊朗推行反西化道路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困境
通过上述反西化举措，伊朗既取得一定现代化成果，也在一段时期内维系了领导权。然而，近年的社会动荡与外部冲击，也使伊朗社会进一步审视反西化叙事本身是否面临根本性危机。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显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在此需要基于伊朗反西化道路的成效与困境，从反霸权的核心即“同意”的建构与经济基础的稳固，来审视其内在的结构性张力。
（一）伊朗反西化道路取得的成效
伊朗在伊以冲突中的失利虽暴露体制积弊、领导力的衰弱和西方的深度渗透，但中东反美力量“剿而不灭”的事实表明，军事征服并不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消亡，有压迫就会有抵抗。正如葛兰西所言，运动战仅能摧毁政治社会的外壳，真正的统治更迭仍需文化领域的阵地战实现。从2025年伊以“十二日战争”后伊朗民众的团结可见，阵地战仍在持续。自然，学界也应辩证看待伊朗在反西化道路上取得的成绩。
就本质而言，反西化思想不仅是现实冲突的观念反映，也是一种追求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理念。类似观点在与伊朗经历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大都有迹可循，其初衷便是“摆脱外部控制、实现国家富强”。中国历史学家罗荣渠指出，“西”或“欧”既是地理概念，也是相对的文化概念，而“现代”则是世界历史的时代概念，现代化则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在此意义下，西化并非现代化，反西化亦非反现代化。哈梅内伊认为，解决西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革命前的“消费社会”转向“知识生产社会”，唯有依靠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摆脱依附。
在“知识生产”的导向下，伊朗在科技与现代化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截至2025年，伊朗虽在全球139个国家的创新指数中排名第70位，但在较低科研投入的情况下，伊朗仍保持了近五年科研输出全球第40~50名的排名。2014~2024年，伊朗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总体增加28.4%，科研出版物数量总体增加3.8%。在具体领域，除备受关注的核工程、无人机与导弹工程外，伊朗在生物制药领域也表现突出，不仅是全球少数能生产多发性硬化症治疗干扰素仿制药（β-Ia）的国家之一，本土制药业还实现95%的药品自给。纳米技术亦是伊朗的强项，2020年伊朗被评为全球纳米技术第四大领先国家，并在水净化、生物医疗与材料设计等方面积累了成熟经验。在信息学领域，伊朗也屡获佳绩。在2020年国际信息学奥赛中，沙里夫工业大学代表队夺得3枚金牌和2枚银牌，奖牌数仅次于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同处第一梯队，创下历史最好成绩。此外，伊朗科技人才中女性占比显著，反映出其教育体系在性别平等上的进步。数学家玛丽亚姆·米尔扎哈尼（Mariyam Mirzakhani）在夺得奥赛金牌多年后，成为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女性。在科技助推下，伊朗现代化基础不断巩固。目前，伊朗超过95%的城市和农村都享受电力、天然气和移动通信服务，超过7 000万人接入高速移动互联网。
由此可见，反西化并非西方所指的保守反动，其重点在于抗拒对西方的依附。伊朗采取相对单一的文化政策，一定程度上与西方长期干预其内政有关。有西方学者指出，自1953年英、美密谋推翻伊朗民选政府并阻止石油国有化后，支持伊拉克、击毁伊朗客机、煽动“绿色运动”等事件固化了伊朗人对西方的不信任。这种警惕并非空穴来风。自20世纪30年代起，英、德、美等国便陆续针对伊朗实施文化干预；进入八九十年代，美国则通过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持续向伊朗周边输出与什叶派不容的极端主义；2022年，美国中情局公然表示要借“头巾骚乱”促进伊朗的“自由”。因此，伊朗深知，若不采取反制，其很可能在长期文化攻势下瓦解。在多方压力并存的环境中，周边政权频繁更迭而伊朗依然存续，反西化措施一定程度保卫了政权。
（二）伊朗反西化道路面临的困境
伊朗的反西化举措虽见成效，但强势的政治干预未能阻止西化思想的渗透，“抵抗经济”政策效果有限，符号权力的实际影响力也面临“有声无力”的困境。当前，伊朗的反西化道路正遭遇多重挑战。
第一，守成思想使反西化沦为统治工具，制约社会活力。伊朗社会历来不乏创新潜力，其反西化理念在曾经崇尚西化的时代本身也是一种思想突破，旨在回应西化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然而，当革命者转变为执政者，如何避免反西化蜕变为僵化的保守主义，是一大难题。为维系统治，保守派推行严厉的审查制度，甚至将其与刑罚捆绑，使得政治经济异见与“有伤风化”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作品下架、监禁乃至驱逐出境成为压制改革声音的手段。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虽暂时压制了不满，却也令建设性批评沉寂，将知识阶层推向对立面，反而壮大了反对力量。“头巾骚乱”后，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领导层已开始反思，呼吁以理服人，而非排斥异见。此外，官方对知识分子的过度管控，以及基金会对资源的垄断，进一步恶化了知识生产环境，加速人才外流。据海湾国家智库统计，约95%的伊朗本土培养的科学精英选择移民，近半数人文社科学者也流向海外。有官员估计，人才流失每年给伊朗造成近1 500亿美元的损失。
第二，民生问题加剧削弱反西化的社会基础。2019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明确指出，“底层民生是伊朗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2025年，总统佩泽希齐扬也表示其政府将民生列为首要任务。然而，自2024年生活补贴暂停发放以来，已中断超过10个月。伊以冲突后，议会通过法案要求全额拨付并追加2025~2026年国防预算，这使得社会福利的补发更加遥遥无期。同时，战争与制裁将货币通胀率推至近十年高点。2025年岁末，伊朗爆发了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社会动荡。从德黑兰到全国20余座城市，抗议浪潮迅速蔓延，经济失序、通胀高企是导火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文化宣传的资金却相对充裕，但其反霸权宣传大多无法直接改善民生。正如反霸权理论所指出的，领导权的确立离不开切实的经济利益支撑。在本末倒置的情况下，缺乏物质反馈的宣传口号难以令人信服。
第三，代际鸿沟加深了青年对反西化叙事的疏离。受两伊战争影响，战后48%的伊朗人年龄介于25~54岁之间。这不仅造成一定就业压力，也反映出近半数国民对革命缺乏记忆。尽管在反西化教育中成长，但这一代人的实际成长环境贯穿于伊朗与西方接触的全过程。西方影视、商品和流行文化，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许诺，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成长记忆。虽然他们也经历制裁加剧与外交污名化，但相较于国内的腐败、裙带关系和民生困境，“西化”本身似乎不再那么可怕，政府的治理无能反而更令人不满。2024年有民调显示，民众对莱希政府的评价十分复杂，虽然超半数人肯定其反腐工作，但对青年问题最不满意，普遍期望新政府能将青年作为关切重点。近年来，在被伊朗定性为“颜色革命”的骚乱中，大多数参与者都是青年人。据官方统计，“头巾骚乱”参与者中青年比例高达90%。伊朗半官方媒体亦承认青年思想与革命叙事存在脱节。在领导层面临代际更替的当下，如何弥合认同鸿沟，将深刻影响伊朗未来政治走向。
第四，外部环境对反西化道路构成刚性约束。一方面，基于伊朗享有的地缘优势，布热津斯基称其为欧亚大棋局上的地缘战略支轴国家，是美国维护首要地位的关键。与此同时，美国的盟友以色列因缺乏战略纵深，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感，难以容忍地区出现任何军事强国，而美国因国内政治与之深度捆绑，进一步强化了对伊遏制，并保持同以色列的战略协同；另一方面，相较伊朗的反西化迷思，美国内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则怀有“西化伊朗”的执念，其在柔性手段颠覆无果的情况下，力主采用军事手段强行推翻伊朗政权，欲使伊朗彻底屈服于美国意志。在此双重作用下，伊朗面临美西方制造的全域威胁。其一，自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美盟强化前沿部署，“抵抗轴心”不断遭受重创，伊朗的战略纵深极大收缩，本土甚至遭到空袭。其二，截至2025年11月，受制裁的伊朗相关实体已达到7 125个，随着伊核协议全面失效，国际社会全面重启制裁，伊朗经济遭受严重影响，成为西化思潮抬头的一大诱因。其三，自“头巾骚乱”后，流亡的巴列维家族、人民圣战者组织、库尔德及俾路支武装等反对派呈现合流趋势，借“自由、世俗、民主”旗号大规模造势，鼓动国内外抗议。外部环境的制约，使得伊朗反西化道路面临极大阻力。
最后，或许也是最根本的，在于反西化道路面临结构性困境。反霸权的底层逻辑是经济斗争，而反西化的初衷在于建设理想国家，动员与教化民众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全盘西化、治理不善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反西化的伊斯兰政府，但后者随时间推移也暴露出治理问题，从而复现西化与反西化的争论。可以说，这一文化争论的实质是国家善治，即“国家应基于何种发展模式，以有效的治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实中，各国的治理模式各有其历史与现实逻辑，能否谓之善治，主要看成效而非形式。2024年一项由美国高校资助的民调显示，尽管近69%的伊朗人认为国家经济状况糟糕，近半数人认为治理低效，但70%的受访者并不反对现行政治制度。2025年以色列空袭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包括要求取消头巾令者、年轻白领和普通职员表示，尽管国内存在诸多问题，但西方对伊朗的公然侵略、蓄意制裁和屡次的违约，已让普通人深受其害，不再信任西方。伊朗所求的是国际社会的承认，而非在压力下屈服。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法，袭击伊朗主权国家领导人，不仅践踏了伊朗人民的民族尊严，也深深伤害了全球穆斯林的宗教情感。哈梅内伊的遇害，虽沉重打击了伊朗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反霸权力量，但却引起民众更广泛的反抗，引发国际社会强烈震动。这种局面正使美、伊对抗升级，使局势面临失控的严峻考验。
结合当前民意与反西化的初衷来看，反西化叙事远未崩溃，其与民族尊严的深度绑定使其保有韧性。然而，它也正遭受结构性侵蚀，根源在于未能实现以善治和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根本目标。能否化解这一危机，取决于统治精英能否推动实质性的内部改革，推动反西化思想与时俱进。
结论与思考
本文基于反文化霸权理论，追溯伊朗反西化思想的源流、分析其制度化的多维实践，回答了伊朗“如何维系统治”和“反西化是否面临根本性危机”两问。在此基础上，开篇三问实则指向同一个核心难题，即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下，后发国家如何既维护主体性又实现繁荣发展？伊朗的个案正是这一普遍问题的深刻体现。其经验表明，“全球南方”对西方既排斥又认可的“抵抗性接触”，根源并非简单的文化对立，而是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自主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伊朗的实践揭示，抵抗性接触实质上是“全球南方”对文化主权与发展话语权的争夺。革命后的伊朗将反西化思想全面纳入国家治理，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构建起抵御外部渗透、巩固内部领导权的反霸权体系。该体系曾通过呼唤民族尊严、强调安全威胁，在特定时期凝聚了部分社会共识，展现出一定韧性。然而，正如反霸权理论指出的，领导权的根基在于广泛的“同意”与稳固的经济基础。当“抵抗型发展”政策未能切实惠及民生，当过度的文化规训与政治管控抑制社会活力并造成代际隔阂时，反西化叙事所许诺的正义尊严便与现实发生尖锐冲突。这使“抵抗性接触”陷入一种悖论，即旨在摆脱依附的举措，若不能最终导向善治与共享繁荣，便可能在内部引发新的治理困境，削弱权力合法性。伊朗2025年末爆发的抗议事件，正是在文化动员一路高歌，而经济民生持续恶化、社会颓丧不断累积、外部威胁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公信力衰弱与内部治理失误的集中表现。
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对西方既排斥又认可，并非一种矛盾心态，而是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探索替代性现代化道路的艰难尝试。其核心诉求并非拒绝现代性本身，而是拒斥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单一叙事霸权，并要求在国际秩序中获得平等的阐释权与发展权。他们排斥的是西方霸权中的支配逻辑与历史不公，而其认可乃至渴求的，则是现代性所包含的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公正与个体尊严。归根结底，突破“抵抗性接触”困境，需超越西化与反西化的二元对立，将发展重心从“反对什么”转向“建设什么”。文化主权的坚守与道路的自主探索，必须与开放的文明对话、有效的内部治理相结合。未来的希望不在于建立封闭对抗的文化堡垒，而在于培育一种基于善治与共享发展、具有内在吸引力的主体性现代性。它既能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又能扎根本土社会，最终以治理效能和发展实绩赢得民众真诚认同，奠定最稳固的文化领导权。反西化之路固然艰难，却是所有追求真正独立与繁荣的“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所以，尽管伊朗局势十分复杂，但无论伊朗人民未来选择何种政治体制，若其政府没有真正立足于国家善治，使经济发展成果得以在社会各阶层有效普惠，并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层面相对于西方的弱势地位，反西化思潮都将持续存在，并可能以不断演变的形态反复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