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合播出了专题片《立德树人·项楚》,高度肯定了项楚先生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他以敦煌学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才培养,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立德树人的典范。项楚无愧是中国当代人文学科领域卓越的教育家,在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理念和有效路径。
项楚以一流的科学研究激励优秀学子追求卓越,是以学术育人的典范。项楚先生始终把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项楚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堪称一座巍峨的丰碑。项楚先生凭借深厚的国学根基,精研四部典籍,将语言学、文献学、文学史、宗教学等多学科知识古今贯通,融为一体,在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大家风范。其学术成果三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中国学界甚为罕见。《敦煌文学丛考》1995年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王梵志诗校注》树立了敦煌俗文学研究的里程碑,1998年获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获首届思勉原创奖;《唐代白话派研究》2008年获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些成果不仅为他个人和学院赢得了学界的尊崇,更为四川大学和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重要的声誉。日本学界称赞《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是敦煌文本研究的基石,赞誉项楚先生以语言学与文献学的精密考据,重构了敦煌写本的世界;法国敦煌学界称他打通了佛教、语言与文学的边界,为欧洲汉学提供了方法论启示;美国学界称他重新定义了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式,他的成果是中国学者对世界人文研究的重大贡献。项楚先生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为当代中国学者之楷模,不仅为学界之翘楚,而且一直在感召着年轻学子,激励后学传承发展中华文化,推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项楚在20世纪80—90年代取得的敦煌学研究就赢得了学界的高度肯定,譬如他的著作《敦煌变文选注》1990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震动,著名学者潘重规专门撰文评论,认为:“项楚教授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的一位杰出专家。由于我见闻所限,只能看到他的部分著作;但尝鼎一脔,早令我心仪不已。前年,香港举行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又得亲聆他和许多学者的宏论,不禁私心庆幸,发皇光大,敦煌学复兴的时期当不在远了。果然,这三年来,项教授的新著,听说都将陆续出版,为敦煌学放异彩,增光辉,当是意料中的事了。更幸运的是,今年三月,忽然收到项教授寄示的变文选注排印稿,都六十余万言,我浏览一过,觉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裨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赏奇析疑之余,不能自已的逢人‘说项’。因此,写成此文,向海内外同好们一吐心声。”[1]2019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在《项楚学术文集》出版之际说,项楚的学术研究是“中国人文学术的标杆”。他说:“1980年代,中国敦煌学又一次起步,以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及补全唐诗三个主题为中心,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迸发式的局面。项楚先生就是其中最受瞩目的学者,他的著述超迈前贤时流,享誉海内外。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学者,一定还记得‘逢人说项’这个今典。我从郭在贻先生文集重温了项先生与郭在贻先生的通信,再一次深刻感受了80年代那一代学人惺惺相惜、切磋砥砺、忘我治学的精神。”[2]从潘重规1990年的“逢人‘说项’”到2019年项楚80寿辰时徐俊的“逢人说项”,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项楚不断攀登中国学术乃至世界敦煌学之高峰,树立一座又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同时也引领着一群学者勇往直前,追求卓越,推动学术传承创新。这是以真学问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典范。
项楚的治学育人之道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张涌泉是项楚培养的优异博士研究生之一。他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师从项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10月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时就得到了学界顶尖学者的高度肯定。据李义敏梳理考察,张涌泉的博士学位论文《敦煌俗字研究》的评审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周一良先生认为该论文是今后读敦煌写本的重要参考,与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堪称双璧;裘锡圭先生称其为俗字方面的拓荒性著作;季羡林先生认为这是作者把四川大学和杭州大学这两个敦煌学研究中心联系起来所产生的优异的成果[3]。在博士毕业后,张涌泉就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绩,虽则年轻,但已是著名学者,1995年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被认为“达到了当今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美国《芝加哥日报》1996年10月25日4版)。这可以说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共同耕耘敦煌学领域,师生勠力精进,相互成就,后来项楚入选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张涌泉入选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成为中国语言文学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典范。张涌泉在《忆项老师》的文章中说:“1996年12月,《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敦煌俗字研究》评获教育部第二届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些成绩和荣誉背后,蕴含着项老师的学术智慧和为之倾注的大量心血。”[4]《中国语文》2025年第2期刊发了《项楚先生逝世》,高度评价了项楚先生对中国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做出的杰出贡献:“项楚先生毕生潜心科研与教学,培养了大批优秀学术人才,为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5]
项楚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教育家楷模,形成了独特而有效的教学育人理念,这些理念既传承着中国传统优秀的育人之精神,又与时俱进,汲取现代人才培养的新理念,充分展现中文学科人才培养的独特风范与魅力。项楚先生胸怀国之大者,具有崇高的责任担当,立志在中国复兴敦煌学研究。他把这些理念落实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担任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期间,积极创建“写本文化”博士培养方向,二十载辛勤耕耘,以深厚的学养和宽广的胸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分布在国内科研机构或高校工作,许多已成为学科带头人,为学术传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其中一些学子已经成为著名大学资深教授、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入选者和学界领军人才。先生晚年仍坚守讲台,为本科生开设《敦煌文学专题》等课程,课堂上三代同堂的热烈场景,成为学院一道独特而温暖的学术风景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学子投身学术研究。冯和一在《北京教育》2022年第9期上发表文章《敦煌学家项楚先生的研究生教育实践与影响探述》,指出项楚先生对中文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做出的突出贡献,认为自1980年调入四川大学任教,在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教育与实践中,项先生坚持从培育学生的学术情怀入手,激发学生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增强其从事学术研究的使命意识及有担当的学术精神;通过课堂教学“开卷”启迪,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学生挑战权威的勇气、沉潜精神、自主摸索适合自己的治学领域与治学路径。[6]
项楚卓越的教育思想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凝聚而来的,是中华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的传承发展。他在1979年时撰写《论〈庄子〉对苏轼艺术思想的影响》,发表于1979年第3期的《四川大学学报》。该文对于庄子和苏轼所看重的“凝神”概念加以深入细致的阐释,尤其强调《庄子》中对“凝神”境界的描绘,叙述孔子对弟子重视“专心致志”的教育思想。项先生引述了《庄子·达生篇》中的孔子所见所问所教的故事: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问:“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橛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虽然项楚先生是讨论苏轼文艺思想对《庄子》的传承和接受,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对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审美境界的教育思想的启迪,包含了如何进行高层次优秀人才培养的大道理。这种教育思想就是用艺术、审美的方式进行人才培养,而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教导学生凝神、用心的治学读书方法。我自己深受项先生治学方法的启迪。2001年9月我考入四川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项先生。他作为学院教授代表发言,至今难忘,尤其是月光童子水观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扉,成为我读书治学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他所说治学的“用心”、“静心”、“专心致志”与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的凝神观照、现象学之父胡塞尔的“意识还原”是相通的。项先生的教育思想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项楚先生以身示范,传授学生读书之真谛,形成了中文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阅读方法,引导做真学问。杜羽在《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1日11版)发表的文章《读书人项楚》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分析,指出项楚的读书之道及其对人才培养的独特成效,形成了基于学术创新的读书法。杜羽指出,学生们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俗文学,也有雅文学,有唐宋明清,也有先秦两汉,项楚并不强求,主要是教一些方法。最重要的方法是读书。读书和读书不一样。有些人读书,虽然也勤奋,但过目即忘,读了白读。项楚读书,思维高度紧张,面对文献,一个个问题从头脑中跳将出来。他读大藏经,原本是关心汉译佛经的语言,可读着读着,就在佛经故事里找到了一个个古代小说的源头,读着读着,就寻绎出一条条文化演变的脉络。这种系连的能力,项楚称之为“敏感”。项楚讲敦煌文献选读课,和学生一起读原始文献。“读到一句话,卡住了,我们半天想不出来怎么解释,项老师很快就发现有个字的字形有问题,可能是假借。”项楚告诉青年学者,新技术固然要学习,但检索不能代替读书,会堆砌材料不意味着读懂了材料,“我们要做些笨学问,花些时间读经典,慢慢涵泳、体会。把握到它的精神,那才是真正读懂了”。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理念和方法,也是医治当今一些人急功近利风气的一剂良药。
项楚育人思想又是很现代的,与日俱进的,充分利用学术共同体进行人才培养。在团队交往中培养人才,通过学术共同体的群体精神激发研究生、博士生的学术探索。项楚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营造,激发了研究生的学术兴趣,引导学生追问学术真谛,授予治学之道,把研究生引入学术前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高层次人才。
项先生以严谨之治学,成敦煌学研究一代大师,彪炳史册。他的治学之道是有效的、可感的、可追模的,是直接启迪学界同仁、推动学术传承发展的。他的教育理念是科学的,育人路径是有效的,既遵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特征,又传承传统人文学科的读书治学之道,又包含审美精神和艺术性。他在四川大学多次公开发言,这些发言既是学术呈现,又是育人实践,也是战略卓识,他发言的声音和神态至今仍铭刻在我的脑里。我每次聆听他的发言犹如品鉴艺术珍品,让我钦佩让我受益让我感动。记得2023年3月10日,国家“十四五”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学术和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修订启动暨高端学术咨询会召开,学院很多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项楚先生做了精彩的发言。他的发言没有稿子,也没有发言提纲,也没有关键词提示,但是10分钟的发言构造了一篇绝妙的演说,一气呵成,重点突出,层次井然,思想精深,抑扬顿挫,蔚然成篇。这既是学术,也是艺术。他以《汉语大字典》修订之重要性打开首语:“《汉语大字典》的修订,是四川大学承担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汉字是一种伟大而又独特的文字,在中国的历史上,‘车同轨,书同文’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高度凝聚,它在过去发挥了伟大的作用,在今后还会发挥伟大的作用。”接着是一咏三叹汉字的魅力,一是强调汉字是汉语的记录,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而汉字是汉语的记录形式。自古以来,我们的先民利用汉语、汉字进行思想,进行沟通,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简洁精炼的汉字和汉语一样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商水平,而且提升了我们民族的智商水平”,二是赞叹汉字的神奇世界:“汉字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自己的形、音、义,有自己的演变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一字一天地。有限的汉字变幻出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连接形成了汉字的三千大千世界,令人惊叹”;三是张扬汉字的审美特性:“汉字是一种优美而又典雅的文字。中国文学史上的各种特殊的表现手段,排比、用事、声律、成语,等等,都来源于汉字的独特性,来源于汉字作为象形字、形声字、单音节、方块字的无穷的潜力,形成了中国文学独特的民族风格,也给予了我们中国文化特有的美学享受。汉字的书法艺术更是我们民族审美情趣的外在表现。”他对汉字的审视超越了一般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界的认识,包含数十年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华文化研究的学识,也包含国家战略考量。后来他的发言全文刊登在《四川日报》上[7],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很好的影响,激励川大中文学子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项楚先生对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积淀了重要的理念和方法,这是学院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文学科教育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身体力行。他的教育理念和育人之道深深地感召了他的学生。近期,我和他指导的研究生交流讨论项楚先生最重要的育人思想和方法,得到了很多深刻的总结,我也更体悟到项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
张涌泉谈到项楚先生最重要的育人思想和方法是:“因材施教,因人施教,用的是一种启发式的教育,淡淡的微笑中,以一种舒缓的语气了解学生的兴趣、想法,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让每个学生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周裕锴说:“教学生潜心问学,不受外界干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项老师常给学生讲月光童子的故事,就是要去掉心中杂念,使心地纯洁澄明。”
普慧(张弘)说:“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学术兴趣,润物无声,任其发展。寥寥数语点石成金。从不强迫学生做不想做的事。爱护学生,倾听学生的学术意见,基本不反驳。”
刘石以精辟之语概括为八个字:“尊重个体,因势利导。”这是项楚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之言,对个体的尊重弥漫在项先生一生的教育教学生涯之中,每位学生皆能在项老师那里获得最深厚的教诲和启迪,皆能茁壮成长,皆有所成就。
刘亚丁认为:“项楚教授的教书育人的重要观念是:以身作则,润物无声,身教胜过言教。他以自己的为人,自己的处事方式,为学生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在课程教学中,项先生把学生带到学术前沿,讲敦煌文献,他直接把他刚完成的学术成果,作为讲课的内容,既讲他对敦煌文书的文字的新解,又不回避前贤时彦敦煌文献的校录中的舛误和纰漏,体现了文献学家的学术眼光,语言学家的深邃精到。”
何剑平说项先生育人精髓在于:“勿急功近利,但不是不要功利;自身加强定力,善自把握,保持沉潜的心境,才能取得更多的成就。还有不言之教。”
孙尚勇总结说:“我的理解大概有三点:第一,尊重学生的个性;第二,尊重学生的学术积累;第三,提倡自由思考。无论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文艺学、宗教学兴趣或出身,项老师的硕士、博士、博士后选题都是自主的,他未曾硬性要求过谁。”
赵俊波总结三点:“其一,提倡多学科融合的交叉研究。项老师自己的学术研究将文学、语言、宗教等多学科熔为一炉。他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告诫学生的。其二,沉下心来,认真阅读一些重要的大部头的典籍,打好学术研究的基础。第三,尊重学生的学术兴趣。项老师以自己的博学指导学生,而非限制学生,所以学生们的论文选题百花齐放,但又都在老师的研究领域之内。其四,话在精而不在多。面对学生的疑惑,项老师往往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令学生如醍醐灌顶,有四两拨千斤的绝妙效果。”
尹赋认为,项先生最重要的教书育人思想或方法可以概括为:“在尊重、信任、包容基础上,通过以身作则、循循善诱的方式,鼓励学生博通典籍、铆定目标、卓有树立。项先生指导语言学、文献学、文学等多个学科的学生,学生们的情况也参差不齐:有的已是著名学者,有的才初出茅庐。项先生都充分地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选择,包容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的种种探索。项先生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读了大量书籍,走上学术之路后更是通读了《诗》、《书》、《论》、《孟》等经部文献,《文选》、《文心雕龙》、《全唐诗》、《苏轼集》等相当多的集部文献,历代正史杂史等史部文献,更通读了以《大藏经》为代表的大量子部文献,甚至通读了一般作为资料备查的《太平御览》。他铆定在以敦煌文学、文化为代表的俗文学俗文化的研究上,会通雅俗,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阅读,使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中,也在课堂教学中鞭辟入里、娓娓道来,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鼓励学生博学多思、左右逢原,求真向善,做诚实的人,做一流的学问!”
戴莹莹回忆说:“我觉得项老师最重要的教书育人方法是有教无类。在我跟随他学习的十多年里,他从没有提过一个学生的过往、家庭、教育,甚至很少提及学生的性格、习惯,也不会因此区别对待。他觉得凡有向学之心,他都会极力推举。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人曾无私地托举过我,我也想这样托举每一个渴望前行的后辈。”
刘郝霞说:“我眼中项老师会比较注重两点:第一,‘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采用最适合其特点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引导,如对我,开始选定敦煌文献作为研究方向,他就让我读原卷,揣摩写本文献的细微特征,再从传统古典文献学的理路按照科学的研究方式进行严格学术研究训练,而对其他有不同学术兴趣和特点的学生则用其他贴切的教育方式;第二,‘以身传教’,项老师不多作说教,但他清风明月一般的人格魅力,‘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学术品格对每一个学生都有着示范引领作用。”
读到这些有关项先生教书育人的评述,我深深地向项楚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坚持立德树人,以大先生的精神教书育人,用心治学、用心读书,硕果累累,为四川大学中文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道路。项先生的教育理念和教书育人之道将引领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继续发展,为国家造就一批批栋梁之才。
(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1] 潘重规《读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2] 徐俊《老一辈学者的风范——追忆项楚先生》,2025-02-10 12:20,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0111020[3] 李义敏《采铜于山,自铸宏篇——张涌泉先生的学术原创之路》,http://www.hanyushi.zju.edu.cn/2021/0626/c66242a2517809/page.htm[4] 张涌泉《忆项老师》,2025年7月23日微信分享给笔者。[5]《项楚先生逝世》,《中国语文》2025年第2期。[6] 冯和一《敦煌学家项楚先生的研究生教育实践与影响探述》,《北京教育》2022年第9期。[7] 参见《专家学者积极评价〈汉语大字典〉修订:打造汉语字典传世精品铸就中华文化知识宝库》,《四川日报》2023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