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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8个多月了，早就该写一篇哀悼文章，但迟迟不能落笔。不是不想写，而是每次打开电脑敲字时，脑际涌现出无尽的画卷，心里阵阵慌堵，大有窒息之感，不得不停下来。无论如何，寄托哀思，缅怀恩师，必要形诸笔端。项先生一生才华横溢，文才超群，“诗书万卷，文章星斗”（〔元〕魏初《满江红·借问中朝》）；一代宗师，桃李天下；音容笑貌，虽逝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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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项先生的大名，是我在东北师大中文系师从吴伯威、李景隆二位先生进修古代写作学和现代写作学的时候。1984年，我在经历了此前一年报考山东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获得较好的成绩（因为外语差2分未能录取），而更加坚定了继续报考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的信心。在广泛查阅全国各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研究生招生目录时，我发现四川大学中文系也招该专业，招生导师是杨明照教授和陈思苓副教授。由此我也关注川大哪些老师会成为新的导师。其中，项先生就是那段时间得以知晓的。当时读到他有关敦煌变文的两篇文章，涉及佛教的很多内容，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从1981年开始研习佛教典籍，因在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批评家不是信佛的文人（如宗炳、谢灵运、王维、柳宗元、苏轼、黄庭坚、袁宏道、钱谦益等），就是出家的和尚（慧远、刘勰、僧旻、空海、皎然、慧洪、明本、憨山等），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所以，读到项先生的敦煌变文研究，感到特别亲切。而其时古代文学界，还没几个人研究佛教。当时的印象是，项先生是一位老学者，功力深厚，辨析精湛，掌故信手拈来，别出心裁，令人叹服。然那时我一心备考批评史，无暇分散太多注意力，就把读项先生的论著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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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读硕士、博士，撰写的学位论文皆与佛教有关。博士毕业后，我便把做博士后的计划提上了日程。很自然地想到了多年前读项先生论著的深刻印象，便贸然给项先生写信，表达我的敬意，提出跟随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愿望。没多久，项先生复函表示欢迎，让我填写正式申请书。手捧先生手札，激动万分。
2002年1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乘火车从西安西南行，翻越秦岭、巴山，涉过汉水、岷江，第二天早晨6点多至成都。先期成为项先生博士后的老同学踪凡兄等提前闻讯，一早赶来车站接站，晨寒中感受到了友情的温暖。
待办理完入校手续后，预约拜谒项先生。从踪凡兄处得知，项先生年龄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大，当时才62岁，且不爱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生活简朴，说我外形上还有点近似先生，这让我很是惊奇。我如约到川大家属院竹林村项先生的住所，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项先生。他一头银发，脸庞棱角分明，目光炯炯，身材中等，行动敏捷，着一身居家棉睡衣（南方地区冬季居家的标配套装），没有一点臃肿感。先生问了我报到的情况以及生活上是否习惯的问题，我简略地汇报了我进站后的研究计划。先生听得很认真，我很想倾听他的指导意见，他却微微一笑，连说了两个“好么，好么”，加以肯定。随后话题就转到了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上了。那时，我已经在陕西师大文学院负责研究生培养和学科建设的事务，先生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和历史两个学科的学科评议组成员，多次担任博士点评审的会评召集人。当时博士点的申报和评审都是按二级学科，就连北大、复旦、南大这样的最具实力的老牌文科强校，其中文学科的二级学科并非皆有博士点。所以，申报博士点成为各校学科建设的热议之事。这样，我就和先生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我询问了一些申报博士点的注意事项，先生热心地一一作答指导。不知不觉中，已近半个小时，我赶紧起身告辞，临出门时，先生微笑地轻声说，“计划不要贪大”。一句简短、轻声的叮嘱，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让我幡然醒悟。从大处着眼，宏大叙事，这是学理论的惯常思维，而先生对我的计划，则是让我注意从细节入手，以小见大，以少总多。这正是我的短板，需要加倍地努力弥补。
因我是在职博士后，要在西安、成都两头跑，每次到川大，总要去和先生、师母坐一坐，有话则聊，无话静默。说来奇怪，就在这“默然无言”（《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中，我感受到了心灵的沟通、思想的应感，如春风吹拂，似雨露滋润，电光石火，启悟神理，真是润物无声、奇妙无穷。说实在的，博士后期间，我没有听过先生的课，主要在宿舍里翻阅材料和学习各种古语言（梵语、巴利语、僧伽罗语、巴列维语、吐火罗语、突厥语等），这是我的博士后报告所要求的，但是先生做学问的方法和理念以及对学术精神的无懈追求，却时时在提醒我，激励我，迎难而上，努力向前。遗憾的是，我的出站报告写得不好，结构上也未能达成所愿，成为烂尾工程，湮没于废稿堆里。值得庆幸的是，诸多古语言的学习，让我学会了用语文学（philology）的方法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给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这也是得益于先生的教诲和学习他的论著所得的巨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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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生诸多弟子中，与先生的接触和交流，我可能算是比较多的。2013年的暑假，应同门张新科院长的邀请，先生偕师母莅临陕西师大文学院讲座，并考察黄帝陵和壶口，新科院长邀我和任教于陕西师大的另一位同门高一农教授一起陪同先生和师母前往。期间师母问我，有没有调回川大的想法。我之前是从川大申报过两次长江学者，两次皆入闱，似乎是已经表明了想去川大任职，我深知，调动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但是我说，只要是先生召唤，我没有任何理由不从。于是，调动程序启动，但周折不小，前后花费一多年时间，终于成行。当我到川大正式报到后，师母和时任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先生找我谈话说，项先生年龄大了，不想再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所长一职，希望你来接班。因研究所的行政、科研、财务等事务不少，学院党委希望有管理工作经验的人士担任所长。我之前在西北大学文学院任过副院长、院长，有一些系、院管理工作的经历，看起来似乎是合适的人选，可我知道川大中文系，人才济济，藏龙卧虎，以我的学历和资历，实难以胜任、服众。曹院长看出了我的犹豫和担忧，他强调说，这是项先生和学院党委的意见，引进你来川大，就是让你接班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先生如此看重，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岂能推诿，我点头答应，暗下决心，必须干好，不辜负先生的栽培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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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任所长，因为工作上的缘故，我和先生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多，他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肯定，鼓励我放手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怕别人说闲话，做任何事都不会百分之百地得到每个人的赞成，总体上能推进我们的学术研究，就够了。特别是在我任上的头两年，每次的所务会，他都按时到场，提出意见和建议。而这些意见和建议却恰恰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多次我都感受到了师徒间那种奇妙的默契，颇有“以心印心，心心不异”（黄檗《传心法要》）的通感。随着先生逐渐淡出所务以及有关方面繁杂的各种学术事务之后，我们和先生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散步、喝茶（其实先生并不喝茶，白水也很少喝，每次都要师母督促，才呷一小口）、吃饭、摆龙门阵、打麻将，渐渐地我了解到了先生更多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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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浙江永嘉（今温州市龙湾区永强沙城街道）人。1940年7月28日，先生出生于湖北省老河口市。1957年，先生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时，系里推荐他报考四川大学研究生。
1962年9月，项先生怀揣着学术研究的理想，乘火车千里迢迢来到成都，跟随蜀中耆宿、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1895-1964）先生攻读中国文学史的六朝唐宋文学，成为川大中文系首位研究生。与南开的学风不同，川大一直是近代以来的蜀学重镇，朴学传统其来有自。它不从文学审美视野出发，去分析作品立意、境界及蕴含的思想、情感、韵味，而是从小学（音韵、训诂、文字）和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的角度入手，梳理、探究文学作品的源流、衍变及其过程，属于“小学通经”的方法。项先生初来，热切期待倾听庞先生的激情讲课，谁料老先生却命他点校《文选》。项先生因此扭转了学风，走上了以蜀学治学之路。越二年，导师庞先生突然病逝，系里决定由杨明照（1909-2003）任指导老师。项先生跟庞老时，原定论文题目为《试论苏轼的诗歌创作道路》，1964年5月开始写作。杨先生接手指导后，项先生便将论文改为《略论〈文心雕龙〉的阶级实质——兼评陆侃如、牟世金同志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一种倾向》，论文涉及5个方面和问题：1.刘勰的阶级地位；2.《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3.《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4.《文心雕龙》的历史作用；5.《文心雕龙》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这个毕业论文属于宏观性的，在当时是有前沿性的。项先生写作该论文时，已经是1965年的5月，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拿出了完整的论文，顺利通过了各种审核，被准予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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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先生被川大分配至成都市西北中学。一个满腹经纶的古典文学研究生，在中学教初中语文，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刚开始的那几年，项先生确实感到苦恼，倒不是嫌弃中学教师的职业，而是因为中学几乎没有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没有文献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心里的苦闷并未影响到他的教学工作和为人处事。他勤勤恳恳、刻苦钻研的工作作风，学富五车、贯通古今的学识才情，与世无争、淡然自足的人生态度，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好评。
虽然不能做学问，但文学创作的冲动与激情，又在他胸中涌动，如波澜汹涌的大海，似巍峨耸立的山峰。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1973年，他和川大的同事朱先贵合作，创作了表现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友谊的6幕话剧《天涯比邻》，由四川省话剧团排演。接着他们又以留法著名画家、敦煌学家常书鸿夫妇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宝窟情侣》，被长春电影制片厂选中拟拍电影。项先生被制片方邀请至敦煌石窟体验生活，从此与敦煌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缘。最终长影以《沙漠宝窟》为片名，拍成了故事片。除此之外，项先生还创作了一些中篇小说、散文、诗歌。师母何建华说，如果一直待在西北中学，他可能就真的实现了他的作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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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国家文化建设的重点项目《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四川大学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任主编，武汉大学语言文字学家李格非先生和四川大学语言文字学家赵振铎先生任常务副主编。当时，国家经历了长时间的动荡，从事文字研究的学者极度缺乏，高校仅有的专业人员远远不能满足编纂的需求。编委会在四川省有关方面的支持下，从中学借调了几位学有所成的老师进入编写组。项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项先生去过敦煌，有生活体验，赵振铎先生便给他分配了敦煌遗书中的俗字以及在敦煌遗书中寻摘一些常用单字的例句。参考书仅有两部，即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和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敦煌虽处于河西走廊西端，远离中原，但其字词表达，多用中原汉地文献典故，特别是遗书中90%以上的内容与佛教有关，给阅读带来了至少两大困难：一是要熟悉元以前的类书，二是要熟悉佛典。项先生说，他以前的读书，主要是经典文学，对俗文学关注较少，而对佛典，注意就更少了。于是，他便一头扎进卷帙浩繁的类书和佛藏之中。披星戴月，焚膏继晷，他阅读，思考，凝练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几年下来，他不仅通读了各种类书和《大藏经》，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资料卡片，写出大字典所收的“字条”，还写出了十数篇内容涉及语言、文学、佛教的高质量学术论文，在敦煌学界和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犹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升起。
1980年，在时任系主任杨明照先生的努力下，项先生被正式调入川大中文系，终于实现了他醉心学术研究的的夙愿，对他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归队。环境和平台的改变，让项先生如虎添翼，一骑绝尘。1985年，在川大，项先生以一个普通教师（用项先生的话说是“白丁”，即没有任何职称），直接破格越数级被川大和四川省授予教授学衔。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例。
杨明照先生写的职称评语说：“项楚同志汉语言文学的基础坚实，有广博深厚的学识和功力。特别是对敦煌文学作品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所撰《〈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等十几篇论文，资料丰富，考订翔实，文理密察，识见精卓，颇具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学论集》《敦煌研究》《中国语文》《词典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根据项楚同志的学术水平，建议授予教授学衔。1985年10月2日”
北大周一良先生写的职称评语：“项楚同志在古汉语方面，基础雄厚，功力甚深。同时对集部及佛典亦广泛涉猎，因此，他研究唐代敦煌出土的文学作品，颇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作者对某些语词的解释，不仅发前人未发之覆，而且大都能上溯根源，下穷流变。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蒋礼鸿先生之外，当首推作者。建议可以授予教授学衔。1985年10月5日”
北京大学季羡林、王永兴教授评价说：“项楚是我国中年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者中最优秀的，可望超过我们这一辈及更早的一辈。”
四川大学校长鄢国森教授签字批准日期是1986年5月3日，四川省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康振黄副省长于1986年5月19日签字。
就在漫长的学衔评审期间，北京传来了喜讯，项先生于1985年11月获得“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一等奖”（“第一届一等奖”空缺），其颁奖词曰：“项楚的论文立论严谨，不为牵强附会致辞，征引繁富，考证精详。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其中有不少说法能纠正旧说的阙失和疏漏。这些论文对敦煌学即唐宋口语词汇的研究都很有裨益。”一个学文学出身的人，却斩获了语言学的一等奖，这在当时的语言学界是个爆炸性新闻。令他感慨的是，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他得到了国内老一代许多“大先生”的扶持、奖掖，除了川大的以外，他知道的有：敦煌学方面的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潘重规、姜亮夫；语言学方面的吕叔湘、朱德熙、蒋礼鸿、刘坚；古代文学方面启功、章培恒等。尤其是敦煌学界，一时有“逢人说项”的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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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先生平时不多说话，惜言如金，他的讲课也是如此。最近在网上流传一段话，说川大中文系已故刘黎明教授生前写下的有关项先生讲课的印象：
项老师讲话时，语句相当舒缓，绝无华丽的辞藻，绝无重复的口头语，绝无残缺的句子，绝无激动的表情，绝无夸张的手势，面部始终是一种淡淡的微笑，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他所讲述的内容，就会发现他对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表达得极其准确，叙述得相当艺术，这是内功深厚的一种表现，所有的外在辅助手段都是毫无意义的了。
我没有听过项先生讲课，但我主持或听过他的多次学术演讲和会议致辞，我觉得刘黎明的印象是准确的。我要补充的是，先生的学术演讲，善于运用正叙、侧叙、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法，极大地增加了学术演讲的感染力、震撼力。尤其是他在致辞或讲座的内容和时间结合的把控上，几尽完美、准时，令人叹服不已。
跟随项先生左右，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杰出的学者，一定要具有“四力”：即过人的记忆力、坚韧的定力、丰富的联想力、缜密的逻辑思辨力。
第一次领略项先生的记忆力是在做博士后的第二年，我携妻子和10岁的女儿来川大，到项先生家拜见先生和师母，先生一见我女儿，就对她说，我知道你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叫××××。当时惊得我几乎叫出声来。我从来没给项先生说过女儿的名字，他怎么会知道呢？回宿舍后一想，一年半前，我曾给项先生寄送过我的入站申请表，表格上有家庭成员一栏，自然会将女儿的名字填入其中。或许就是这一过目，先生便记住了她的名字。还有一次是在我出站后回川大开会，我去项先生办公室里拜会，遇到古籍所的一位老师说在做范仲淹的研究，项先生指着我对那个老师说，他也研究范仲淹。我当时有点懵，我专科毕业的时候，写的毕业论文是《范仲淹在陕北》。文章稚嫩到从未向人言及，是博士后申请表中的学历一栏中，要求填写学历、毕业论文题目、指导教师，我才迫不得已填上，这也让项先生记住了。这种博闻强识的能力，成为项先生阅读大量文献、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夫。
作为一代宗师，项先生的学术定力超强。所谓“定”，梵语为sumādhi，音译三昧，就是专注一境，精神高度集中。项先生读书，并不是以耗时长即得收获，而是以单位时间效率胜出。他在图书馆阅读《大藏经》时，总能全神贯注，聚精会神，由阅读进而寻思路，进而提炼问题，进而拓展材料，良性循环，步步深入，一段时间读下来，几个单篇文章或著作，即见雏形。
学术研究，离不开联想，谁的联想丰富、巧妙，谁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学术联想不同于创作联想那样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它需要建立在学术内在性的关联之上。项先生就极其善于这种学术性的联想，他在注释敦煌变文时，就充分发挥了这种特长。譬如，《伍子胥变文》里的“隐隐??””，他认为“?”应当是“填”，“??”就是“填填”，“隐隐填填”原本是形容车声隆隆，亦引申为繁盛之义。又作“隐隐阗阗”“隐隐甸甸”“隐隐展展”“隐隐岸岸”。项先生分别从《焦氏易林》、《琴操》卷上《辟历引》、《佛说五王经》、《玉台新咏》卷一《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敦煌本《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文献中给出了例证。（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一个词语的注释，引发出6个不同写法的近义词，显然，这种学术联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学术研究中的逻辑思辨，不啻表现于惯常的理论史、理论体系研究的论著中，实际上沉浸于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甚至在传统的小学以及文献学里，亦处处闪现着逻辑推理的熠彩。项先生的注释，往往能体现出其逻辑链条的寻绎。他告诉我说，对一个词的考察，有的时候，并不都是先有了大量的例证，而是依靠逻辑推臆，发现其中内在的、深层的结构，再去寻章摘句。譬如，寒山《少年何所愁》一诗中“移向东岱居”的“东岱”——泰山，中土都认为它是治鬼之所，即人死后，魂归泰山，是华人终极所归之地。项先生举了一系列的文献例证，说“自佛教传入中土后，中土泰山治鬼之说又与佛教地狱之说相混”（项楚《寒山诗注》），这一判断起先只是推论，而后从汉译佛典《分别善恶所起经》《孝子经》《六度集经》以及中国僧人惠详《弘赞法华经传》卷一〇《道超传》、彦琮《通极论》和《太平广记》卷九九《大业客僧》（出《冥报记》）等文献找到了赖以可信的例证。（同上）中国东岱地府与印度地狱，是中印各自文化构建的终极去处之一，二者的“相混”，说明了这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有理有据，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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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在项先生身边，请教学问的事并不很多，而更多聊的是日常生活和所里繁琐的事务。项先生不爱说话，这让很多晚辈学生在他面前感到拘谨、不自然、放不开。其实，他的内心是愿意和大家聚在一起的，特别是75岁以后，随着手头的学术研究和各种评审的事务减少，他更愿意和弟子们在一起欢聚。即使是弟子们喝酒胡说八道，他也愿意一听，偶尔会插一句话，极具冷幽默，画龙点睛，令众人捧腹大笑。项先生并不是一个孤僻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极为丰富，还颇具幽默感，他也愿意听师母聊同事、朋友、学生们家长里短的事。他还关注股市、楼市的状况，认为从那里面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向。他对成都的地理位置和道路情况非常熟悉，我时常载他和师母出去，一确定目的地，他坐在副驾驶位置就开启了他的“人工智能导航”，我的手机导航便不用开动，一切都听他的导引。他又是一个很怕给人家添麻烦的人，早年时，他每天到川大图书馆读《大藏经》，就非常顾及图书管理员中午吃饭和晚上下班的时间，每次都是提前10分钟结束阅读，把书放回原处，从不拖延而让管理员等候。2019年冬天，他在三亚突然高烧，持续不退，两次去看医生，又不愿意住院（实际上是担心师母晚上陪护休息不好）。我接到师母的电话，立马第二天飞赴三亚，当晚他就退烧了，仿佛他的病情也怕给我添麻烦。第二天傍晚，我们就一起在外散步，他兴致盎然，给我介绍驻地的环境。我又住了一天，看他一切稳定，便返回了成都。
项先生一生心胸豁达，格局高远，不急不躁，静若涓流，稳如山岳，世间之事，在他那里，彷佛都是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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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先生左右的这些年，我一直在体会、感悟、学习，如何把他的治学和做人化用于我的人生实践。《荀子·大略》：“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无留善，无宿问。”而先生就是我人生的标杆，是方向，是灯塔，是星斗。
写到此，我的脑海里再次萦绕起《时代を越えゐ想い》（穿越时空的思念）的乐曲。这是日本著名作曲家和田薰为动漫《犬夜叉》电影创作的纯音乐作品。作品讲述的是犬夜叉（いぬやしゃ；Inuyasha）和人类少女日暮戈薇（ひぐらしかごめ；Higurashi Kagome）跨越、穿梭时空的感情羁绊故事，它以旋律为画笔，描绘出一幅穿越时空的情感图景，特别是钢琴协奏曲版，钢琴象星轨，弦乐如银河，太鼓似惊雷，二胡若抽丝，凄婉、悠远、空灵、静默，却又震撼、焦灼，时空穿越的错位，更加衬托出轮回的孤独、思念、缱绻缠绵。这虽然是表现半妖的犬夜叉和人类少女戈薇复杂的思念之情，但音乐旋律早已远远超越了故事本身特设的情节和人物间的情感，而衍变成具有审美通感（aesthetic synesthesia）的普适性思念。这种思念贯穿着我与先生之间心灵的感应和情感的回旋，我深信先生回到了他所属的星空，在那里永远闪耀着，熠熠生辉……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杰出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