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成林：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领军人才，广州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臧传香：广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摘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议题之一。应从增强文化防御力、文化建设力和文化影响力三个层面梯次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能力建构，厘清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实践场域，基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视角确立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格局的基础条件和实践保障。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是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增强文化建设力的实践场域是加快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提高我国对外文化贸易水平，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与加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并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文化影响力作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目标，应在提升我国文化产品贸易输出力、我国国家形象吸引力、中华文化价值感召力等方面久久为功，系统推进。
关键词：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文化软实力；文化防御力；文化建设力；文化影响力
DOI：10.20231/j.cnki.xxyts.2026.01.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宗教安全与宗教治理研究”（22BZJ009）。
涂成林，臧传香：《文化软实力视野下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能力建构与实践场域》，《学习与探索》2026年第1期，第136-147页。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正在持续推进，随着世界各国间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竞争日趋激烈，文明冲突、价值渗透和意识形态之争已成为国外敌对势力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不仅凸显了国家文化安全已成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也使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成为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的大事，也关系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建议》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为当前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提供了基本原则和实践遵循。从增强文化软实力视角探讨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必须在构建文化防御力、文化建设力和文化影响力上狠下功夫。
一、增强文化防御力，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坚实堤坝
增强文化防御力既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原则与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首先要增强文化防御力，既要固本强基，凝心铸魂，筑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堤坝，也要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文化入侵、意识形态渗透、价值颠覆甚至推行颜色革命的企图，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因此，增强文化防御力，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
（一）以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增强文化防御力，完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制度防线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则是这一优势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是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保障，也是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充分说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对于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推进中华文明“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本要求。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守正创新“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并列提出，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也把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还是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作为“守正”的重要任务，为新时代增强文化防御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次，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加强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关键抓手。进入新时代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我国确立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不仅对我国实行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还变本加厉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意识形态渗透、价值观颠覆乃至于推行“颜色革命”，使我国长期面临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论断，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扭转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淡化的不利局面，促进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改变”。
最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互促、相向而行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华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也系统提出“维护好组织阵地、宣传阵地、思想阵地”“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构建互联网阵地”等重大实践举措，这不仅彰显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既具有举旗定向、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也证明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为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把党的文化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明确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才能切实增强文化防御力，切实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
（二）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增强文化防御力，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理论防线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已成为各国文化软实力较量的“隐蔽战场”，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安全威胁的主阵地和最前沿。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理直气壮地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构建了理论防线。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既是经由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受了历史和时代的实践检验，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甚至亡党亡国”。
其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也是防范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入侵、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现实选择。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颠覆不遗余力，对我国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表现，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也是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文化渗透、价值颠覆的第一道防线，为新时代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其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我党治国理政、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格局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确立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切实增强我国文化防御力，筑牢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意识形态堤坝，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航道不断发展。
（三）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防御力，夯实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文化防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多年历史延续、文化积淀而连绵不断传承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和深厚的精神宝库，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持久、最独特、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因此，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和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文化支撑。
首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捍卫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通过历史大变迁、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发展而生生不息、发展演进的产物，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主体性标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裂的文化体系，跨越上下五千年而不断凝练，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精神纽带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也是增强文化防御力、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的历史文化支撑。
其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天下观、“民为邦本”的社会观、“仁者爱人”的道德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发展观等，不仅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关于人类文明存续之道的真知灼见和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绵延至今、永续发展的精神力量，为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堤坝，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具有重大意义。
最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有效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入侵、价值渗透和颜色革命图谋的根本保障。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对我国实行文化侵略、价值颠覆乃至实施颜色革命，通过鼓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宣扬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力图在曲解、贬低和抹杀我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彻底破坏我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摧毁人们的精神防线和价值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此，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在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同时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活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支撑。
（四）以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增强文化防御力，筑牢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人民防线
早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深刻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精髓要义。当前提升文化防御力，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
首先，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中的具体体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明确提出“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任务，不仅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鲜明的人民性特质，也确立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人民防线的基本目标，为增强文化防御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也是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价值渗透的根本保障。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价值颠覆和颜色革命已成为影响我国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全的重要挑战，必须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做好打长久战、攻坚战的准备。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意识，才能汇聚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强劲力量，真正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切实增强文化防御力，筑牢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社会堤坝。
最后，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也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新时代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我国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必须统筹好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两件大事”，既需要具有坚实的文化建设力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也需要有坚强的文化防御力和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不仅是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统筹文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的基本前提和社会基础。
二、提高文化建设力，夯实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的内生动能
文化建设力既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内生动力。当今世界，国家间竞争往往以文化论输赢，凸显出文化建设力的重要地位。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既要增强文化防御力，构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堤坝，抵御内外错误的思潮对我国文化安全的侵袭，也要增强文化建设力，依托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事业建设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主动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格局。因此，增强文化建设力，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与强化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并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等举措多管齐下，久久为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格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一）大力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物质生产力
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任务，既为推进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实践遵循，也为提升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力。
首先，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承载着满足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普惠性文化权益的重要任务，也承载着传播核心价值观、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全面升级，文化惠民工程持续深入，人民群众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不断增强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既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也通过“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潜移默化地提高了国民文化素质和文化安全意识，为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物质保障。发展我国文化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优质而丰富的文化供给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为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其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不仅承担着发展经济、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经济责任，承载着保就业、促消费、优结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职能，也担负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安全功能。2012年至202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8071亿元增长至52385亿元，占GDP比重从3.36%提升至4.56%，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这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已成为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内生动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强大引擎和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塑造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支撑。因此，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有助于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引领文化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也有助于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出海出彩”，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华优秀文化在世界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最后，确保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大力推进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两为”导向，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既要发挥文化产业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也要注重发挥文化产品在价值塑造、精神引领、国际传播和安全基座的重要作用。只有牢牢把握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才能提供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质文化产品，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同时，切实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格局。
（二）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市场影响力
不断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是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手段，既有助于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我国综合国力，也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首先，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努力增加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规模和国际市场份额，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流通体系中的价值主导权，也关乎我国文化影响力和价值感召力。《建议》明确指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广泛开展国际人文交流合作，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不久前，国产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国产潮玩LABUBU、动画片《哪吒2》等一系列中国文化IP出海出圈，推动了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价值，提升了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表明了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已从规模扩张迈向品牌赋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切实提升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水平，不仅是“十五五”时期我国提高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水平、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主动塑造国际文化安全格局的重要支撑。
其次，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有助于构建“安全+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积极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和颜色革命的图谋。当今世界，“两个大局”正在持续演进，现有全球治理格局中的文化赤字、文明危机不断显露，世界各地以“热战”形式掩盖的文明冲突时有发生，使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家文化安全态势和世界文明冲突的严峻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手段限制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和技术交流，还通过其影视、游戏、数字媒体等文化产品对我国进行无孔不入的文化入侵、价值渗透甚至实行颜色革命，对我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构成多重挑战。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既是提高我国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挑战我国文化主权、危害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
最后，不断提高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水平，必须确保对外文化开放有度，文化安全风险可控。一是要加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制度创新，优化文化产品审批体系与进出口监管体系，打造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安全阀”，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渗透等重大风险。二是要积极探索我国文化产品多元化创新路径，大力推动具有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的原创产品“出海出彩”，既有效对冲外来文化产品对国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冲击，也以更为优质文化内容提升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三是要尽快完善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合作机制，深化与各国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文化交流合作，拓展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贸易合作网络，在国际传播格局中掌握主导权，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国际传播影响力与引领力。
（三）推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和加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并重，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平台建设力
互联网产业无疑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经济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为提升国家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了关键支撑。
其一，要着力推进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发挥其在提升国家文化建设力和文化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互联网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极为迅猛，不仅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在世界互联网格局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在“十四五”期间，我国电信和互联网经营主体从9.4万家增加至18.7万家，实现了翻一番；市值排名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总营收从2.4万亿元增长至超4万亿元；据2025《财富》世界500强互联网行业排行榜，五家中国互联网巨头京东、阿里巴巴、腾讯、拼多多和美团在国际竞争格局下逆势飞扬，利润持续增长，排名均有所上升。这些充分说明我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产业融合创新，调整了就业结构与规模，成为提升我国文化建设力的重要引擎和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经济支撑。
其二，要科学辨析互联网作为“第五主权空间”所带来的“双刃效应”，切实提升互联网领域的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互联网所构建的网络空间不仅以低门槛、即时性与共享性等特点有效地推动信息要素流动，打破信息交流的时空限制，激发出数字经济的磅礴活力，也极大地重构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塑造出文化交锋、价值碰撞的空间场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领域交锋、博弈、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当前，互联网所构建的网络空间存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现象，各种思潮、不同价值观在网络空间激烈交锋，造成网络空间情绪对立、舆情泛滥和群体事件，给我国网络空间治理和国家文化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多次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可见，推进我国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和加强网络空间安全治理双措并举，既是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数字时代新优势的经济命题，也是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安全命题。
其三，要着力构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与复杂多变的网络治理的动态平衡机制，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一方面，既要推动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要强化网络空间的内容建设与价值引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积极向上的文化生态，使互联网成为彰显文化魅力、增进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的强大平台，构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步提升的良性发展格局；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覆盖广泛、层级分明、协同高效的全媒体宣传阵地，使网络空间成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阵地、新渠道、新载体。此外，还要强化对网络空间的依法治理和技术治理，建立健全网络空间治理法律体系，依法打击虚假信息、低俗内容以及有害文化的网络传播，加快实现网络核心技术的突破，培养更多先进网络技术人才与网络安全人才，构建自主可控的网络信息技术体系，防范外部势力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和网络攻击。
（四）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价值支撑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实践，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华，是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文化传统、共同价值观的“最大价值公约数”。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增强文化建设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中之重，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了价值支撑。
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建设重点，对提升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具有核心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呈现，也是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价值结晶。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与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一体多面、互动互促的关系，也是切实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大力提高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根本保证，为增强文化建设力和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提供了精神力量和价值支撑。
其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打造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人民防线，为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强大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提供了必须遵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规范，是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价值支撑和实践遵循。既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熏陶人，融入国民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锤炼的全过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书面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自觉行动，也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关注人民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群众思想共鸣点、利益交汇点结合起来，善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与自觉性，让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错误价值观的腐蚀和侵袭。
最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抵御西方价值观念侵袭、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首先要打好价值观念之争这场硬仗。”当前世界不同文化交流交锋、碰撞冲突的焦点主要是不同价值观的较量，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带来的严峻挑战也集中在价值观领域；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带来了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变化，在给我国社会带来丰富活力的同时也给国家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前，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渗透力和个体执行力，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文化入侵、价值渗透和实行颜色革命的企图，自觉防范错误的社会思潮和错误的价值观的腐蚀侵袭，通过增强价值支撑力来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构建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共同价值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
（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高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话语解释力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往交流交锋日趋频繁，国际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也呈现出白热化状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既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和重点方向，也是增强文化建设力和提升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的理论基石和学术保障。
第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新时代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战略任务。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学理支撑，也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的理论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四十多年来我国走过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实践场景和丰富经验，需要阐述清楚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生的独特命题，构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相互关系与独特视角，用具有中国特色学科框架、自主知识体系和叙事方式，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做出原创性贡献的同时，也为增强文化建设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提供自主知识体系。
第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亟须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现有的“三大体系”进行反思和祛魅。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挟近代工业革命之先机，逐步取得较强的技术优势和话语优势，并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血与火的侵略掠夺，构建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和国际秩序。在世界范围的西学东渐和中西文明交流碰撞的百年历程中，我国学术界开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历程。总体上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现有“三大体系”主要是模仿和借鉴西方和苏联的学科知识体系而建构的，不仅与中华优秀文化存在割裂甚至断层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当今中国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前，西方国家依托其主导构建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肆意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霸凌”，不仅将中国式现代化纳入“西方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使我国长期受制于西方叙事逻辑“他塑”困境，也导致我国在全球学术话语体系中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失语困境，严重削弱了中华文明独特性与文化主体性。当下，亟须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西学化”“苏联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反省和祛魅，摈弃过去跟在西学后面亦步亦趋的“模仿”和“移植”，力求做到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超越西学，彻底打破“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魔障。
第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要秉持“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的科学态度，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促进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合作，努力构建立足国际学术前沿、学科门类齐全、自主体系完备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为增强文化建设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国家文化安全治理能力奠定学理基础与知识框架；二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魂，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加强原创性学术研究，破解“唯西方标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增强文化建设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韧性。三要塑造与我国现有社会制度、悠久历史文化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契合的话语体系，构建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立足中国实践讲好中国理论，立足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具有可接受、可传播特征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学术话语，为增强文化建设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强有力的话语支撑。
三、提升文化影响力，维护和塑造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世界文化安全格局
文化影响力既是衡量一国文化软实力强弱的核心指标和最终目标，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关键要素和最终体现。文化影响力展现了一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影响力，也决定了一国在世界文化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竞争最终往往以文化论输赢；维护一国文化安全，决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大家庭之外而独善其身。因此，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文化安全，必须与维护和塑造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同频共振，既要尊重世界不同文明多元发展、各美其美的客观现实，在推进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中增强自身文化影响力；也要主动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推动中华文化更深层次地融入世界文化百花园，努力塑造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影响力，形成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
具体而言，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首先要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持续生产和输出既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又为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切实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其次要塑造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提升我国在世界各国“心向往之”“万邦来仪”的形象吸引力，让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广受世界各国的认同；最后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基因，大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中华优秀文化价值的国际感召力，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最大公约数”，为提升文化影响力、推进国家文化治理、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提供价值支撑。
（一）增强我国对外文化产品出口的中国元素和中华文化内涵，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能力是一国对外文化贸易的数量、质量、品牌和影响力的综合体现，既是一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得以展现的物质载体，也是衡量一国在世界范围内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必定承载着一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核心价值和民族精神。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量与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对外出口能力和综合经济实力，也是提升一国文化影响力、塑造国家形象、拓展国际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提升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不仅是增强国家出口能力、缓解国际贸易逆差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动力。
一方面，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我国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必定带有中华文明的历史印记和文化特色，必定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产品化标识。因此，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既要在产品设计和制造中展现我国独特的设计理念和文化元素，也要将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当代发展成就都融入文化产品中，以优质的文化产品为介质讲好当代中国的故事，从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中努力把中国经验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表达。这就表明，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其重要价值早已超出本身的经济、贸易功能，是承载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使命，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指标和重要目标。
另一方面，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贸易输出力，也是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全球化的传播体系中，议题的设置权、叙事的主导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世界舆论场的主导权与影响力，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意识形态交锋、价值观较量和国家形象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成败。《哪吒2》在全球上映后反响热烈，票房位居全球第五位，不仅体现出我国动画工业强劲崛起后的实力与潜力，也彰显出我国传统神话与当代表现语境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时代发展趋势相契合的无限可能性。这也说明，一部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既具有攻城略地、横扫全球的市场价值与经济价值，也具有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和形象价值，还具有抵御西方文化侵袭、消解西方叙事方式的国家文化安全价值。因而，必须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要目标，重构文化产品的表达形式和叙事方式，在掌控中华优秀文化的叙事主导权的同时，破除西方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藐视弱视无视，消解和摒弃“好莱坞大片”快餐式文化叙事模式，突破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商业娱乐逻辑，构建我国独特的文化产品叙事方式和价值底蕴。此外，也要突破长期桎梏我国文化发展的旧的叙事框架，做到实话实说、旧话新说，以现代视角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独具魅力的中国叙事，塑造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化精品，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深度与思想魅力，进而打破西方文化叙事垄断，为国家文化安全治理与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我国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吸引力。
国家形象吸引力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特别是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指标。国家形象吸引力既是国家文化安全治理的重要成果，也是塑造世界文化安全格局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形象不仅影响着国际舆论对一国的基本认知和总体印象，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既是必须向全世界讲好的中国故事，也是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底气。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以诚信为本，重信守诺，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言必行，行必果，充分展现出可信的中国形象；同时，我国在处理复杂世界事务时，长期秉持“和为贵”“止戈为武”的文化理念，积极调解世界热点地区纷争和参与世界维和行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分享我国改革开放的机遇和成果，向全世界发出“四大倡议”，主张摒弃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追求世界各国共同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向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经验与实践成果，这些文明理念和发展举措不仅是诚信、睦邻、和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也为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塑造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成功的经验。
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吸引力，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让世界“听得见”“听得进”中国声音。近代以来，西方话语体系长期主导全球舆论场，不断对其他国家的形象进行“曲解”“阉割”式“他塑”，也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实践在全球话语体系中面临能见度极低甚至被误解误读的困境。因此，必须创新发展对外传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具有全球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验证中国理论，提高我国国家形象“自塑”能力，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让世界听得见真实的中国故事。同时，也要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展现开放包容的大国胸怀，既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实践，也要阐释清楚其所具有的“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世界意义和人类意义，努力将“中国故事”和“中国式现代化”上升为“世界故事”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国特色的人类普遍性叙事逻辑，增强我国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塑造中国“可亲”的文明大国形象。
向世界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必须阐述清楚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也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为世界和谐共处、世界共同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全球南方国家、世界后发展国家提供了道路选择。回望历史，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依靠坚船利炮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通过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推行强制“西化”，在世界各地制造地缘政治危机和文明冲突，给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因此，我们必须秉持负责任大国的胸怀积极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积极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文化治理体系，让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和文明成果，向世界展现更加立体、生动、可敬的负责任大国的中国形象，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
（三）发挥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优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增强中华文化的价值感召力。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以其连续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鲜明特性，锻造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以和为贵”等思想观念，不仅构成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永续发展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基因，也为我们增强文化价值感召力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传承好、发展好、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价值基因，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丰厚的价值资源，也要挖掘中华优秀文化所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使之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因此，提升中华文化的价值感召力，就要实现中华优秀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从“中华优秀文化价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根本跃升，为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治理、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提供深厚的价值支撑，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当今“两个大局”深度演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严峻挑战、“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遭遇发展困境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人类思想发展史丰富的价值资源和世界文化发展困境所提出的价值需求，不仅明确提出和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也多次强调“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提升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感召力、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根植于人类历史文化资源并被全世界人民普遍认可的价值共识，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应对文明赤字、破解发展难题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宏伟实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宏大的实践场域，是中国为破解世界发展难题、应对全球文化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的新贡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既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提供全球公共文化产品的精神格局，也体现出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时代张力与世界意义，凸显出中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时代感召力。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有效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破解“西方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精神武器。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曲解世界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将古希腊文化奉为西方近代文艺复兴的正朔和本原，将近代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包装为全世界公认“普世价值”，并用“不文明”“非价值”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强行兜售和推广。西方发达国家挥舞“普世价值”的大棒，肆意鼓吹“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化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错误观念，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殖民”“文化霸凌”甚至推行“颜色革命”，对当今世界出现的经济乏力、社会动荡、民生凋敝、战乱不断等全球治理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不仅深刻揭露了西方“普世价值”的狭隘性、排他性、虚伪性和欺骗性，也充分展现出人类文明百花园的价值多元性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感召力，为增强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感召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世界文化安全新格局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世界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