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复兴 王书琴:教育强国建设中人才竞争力的提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 次 更新时间:2026-03-08 23:05

进入专题: 教育强国   人才竞争力  

刘复兴   王书琴  

作者简介:刘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学者特聘教授; 王书琴,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2)。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 . 2025 ,46 (09) :16-28

摘要:人才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问题与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建设教育强国,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人才观为指导,创新中国特色人才理论。我国人才培养方面还面临重大挑战:基础教育尚不能全面养成学生综合素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难以全面适应前沿科技迭代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制机制尚未全面形成,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间的社会协同机制还比较薄弱,教育生态存在比较严重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制度与氛围尚未健全。对此,需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综合性教育改革、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建设跨学科、实践性、综合性、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调整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全面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快AI赋能教育教学进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在学校教育落地落实;构建涵盖人才发现、培养、引进与使用的社会协同机制;将教育创新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全球布局,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以吸引和凝聚天下英才。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教育强国 人才竞争力 战略性 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教育学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编号:VAA230002)的研究成果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1]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2],突出强调了人才资源在大国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因此,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人才观为指导,充分认识人才竞争力的战略意义,把握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和解决路径,对建成教育强国具有十分紧迫和重要的意义。

一、建成教育强国需要确立人才的战略性与建构中国特色人才理论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3]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才竞争力”概念,为中国特色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基本理论出发点。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人才观为指导,跳出教育看人才,创新与建构中国特色人才理论。

(一)人才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问题与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

人才是第一资源。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4]毛泽东曾谈道,“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5]。邓小平提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6],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8],必须“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0],而人才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11],因此,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是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民族振兴、在大国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性资源。

人才问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才问题始终是一个战略性问题。洋务运动兴办新式学堂,戊戌变法学习新式学制,五四运动引入科学与民主,延安时期创立党领导的新型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探索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体系化的教育改革,无一例外都是为了在战略层面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化。[12]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精神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能否达成这一目标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

人才问题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确立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机制”。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框架中,人才处于核心与关键的地位。科技发展要靠人才,人才培养要靠教育,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教育提升人才竞争力。

新时代“人才”具有更加丰富的新涵义。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新时代“人才”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力”概念以及“人力资本”概念。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最本质、最核心、最具有主动性的要素,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成为一个具有创新基础性、动态调整性、系统协同性与高度前瞻性的概念。在科技竞争、生产力发展与大国竞争中具有前所未有的战略性、根本性与决定性意义。

(二)人才队伍结构与人才竞争力直接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从规模上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学历人才规模相对较小,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学位研究生在人口中所占比例还偏小,尤其是战略科学家、高水平基础研究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才仍然大量缺乏,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人才较为短缺。主要发达国家受教育程度为研究生层次及以上的人才比例远远高于我国。2022年,我国全国就业人员中,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人员占比分别为11.7%、11.1%和1.3%。[13]而2023年,在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具有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的人员占比分别为25%、15%;英国的相应比例分别为27%、1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20%、15%。[14]

从结构上看,人才队伍结构还难以与前沿科技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相适应。《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企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指出,有高达91.3%的受访企业面临人工智能人才短缺的问题。[15]在实际就业中,高校毕业生专业与就业不对口比例高达40%。[16]特别是在国家急需的前沿科技领域和产业升级目标方面,人才储备远未达到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水平,更难以支撑国家战略布局与战略竞争的要求。到2030年,我国熟练AI专业的人才缺口可能多达400万;[17]在集成电路领域,人才缺口预计达30万至50万人[18]。《2023年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科技人才(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量子科技、XR技术等领域)总量占全球总量的17%,但高层次人才仅有0.7万人,美国高层次人才则有2.1万,占全球25%。[19]

从人才吸引力和保留力来看,我国对国际高层次人才吸引力尚弱,国内顶尖人才流失又较为严重。《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吸引人才”和“保留人才”两项指标仅分别位列全球第91位和第74位。[20]而美国通过开放、多元的移民政策及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吸引了全球众多顶尖人才,如美国有近三分之二的诺贝尔获奖者为外籍人才。[21]2023—2024学年,美国吸纳了约112.6万名国际学生,其中24.6%来自中国。[22]2025年,美国工程院正式公布新增院士名单,其中包括18位华裔科学家。同期,我国优秀人才流失较为严重,每年约有15万顶尖人才获得外国永久居留资格。[23]

从人才使用力来看,人才创新活力尚未充分释放,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整体创新水平和顶尖科学家数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直接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R&D)人员结构上看,2021年,我国每万人就业人员中从事R&D人员为77人,其中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为32人,占比41.6%,高等教育部门从事R&D人员占比为11.8%。①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的R&D人员密度普遍为我国的两到三倍。尽管我国在论文发表和专利注册数量上全球领先,但顶尖研究者数量远不及美国。2024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内地入选人数共有1 405人次,占比20.4%,排名第二,美国则以2 507人次稳居榜首,超总入选人数的三分之一。[2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人才需求从传统的单一技能型向复合型、创新型转变。从新时代人才新标准新内涵来看,我国现有人才队伍在跨学科融合、原始创新能力、数智化素养、全球视野与跨文化理解力等方面还有明显欠缺。

(三)从战略高度、前瞻性角度谋划与构建人才与党和国家需求相适配的基本框架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需要统筹推进,仅依赖单一视角或传统框架已难以全面应对人才队伍建设这一战略性问题的复杂性与系统性挑战,必须构建跳出教育看人才的综合性新维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促进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超越教育的内在逻辑,树立“跳出教育看人才”的系统思维和全局视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与宏观视角出发,从党的中心工作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出发,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民族复兴全局大背景下,重新认识人才的新涵义新标准,全面揭示新时代人才问题的战略性本质。同时,要将人才培养、人才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人才的培养力、吸引力、使用力、保留力等置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宏观视野中,关注人才作为战略性资源在产业结构中的前瞻性流动与适应性配置,推动教育链、人才链、科技链、产业链、就业链形成系统集成效应。从战略高度、前瞻性角度谋划与构建人才培养、人才队伍建设与党的中心工作、国家战略需求相适配的基本框架。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全面布局人才培养结构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把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特别是在关键领域要进行人才队伍的战略性布局。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衔接的主要通道,要充分发挥龙头作用,建立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提前5至10年进行学科与专业的前瞻性布局,确保人才培养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配。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基点,更要立足长远,提前10至15年乃至更长的周期系统优化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未来社会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四)以“人才竞争力”为理论出发点,以习近平人才观为指导创新中国特色人才理论

首先,“人才竞争力”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本质与功能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将人物化为劳动力、生产要素与人力资本的工具性范畴,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与主体性价值的实现。

其次,“人才竞争力”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概念。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将全球人才竞争力分为国内环境、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保留、职业和技术技能及全球知识技能等六个关键指标。[25]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世界人才排名关注一国对本土人才的投资和发展水平、人才吸引力水平以及人才准备水平。[26]OECD则侧重于衡量人才吸引力指标。[27]从理论上看,人才竞争力主要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度设计、资源配置和环境优化,系统培养、吸引、使用及留存高素质人才,形成结构合理、效能突出的人才队伍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体现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还反映在人才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适配性、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以及人才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中的贡献效能上。总的来看,培养力、吸引力、使用力、保留力是人才竞争力的四大核心维度。培养力是指教育系统通过前瞻性布局,动态适配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培育高素质人才队伍的核心能力;吸引力指国家通过政策、环境、平台等综合优势,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流入的能力;使用力指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人才效能的能力;保留力指通过环境优化与政策保障,防止人才流失的能力。

再次,人才竞争力是教育强国“六力”特质中最关键最本质的要素。人才是思政引领力的实践主体与传播者,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提升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及增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桥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形成了鲜明的人才观与方法论,强调人才培养、引进与使用三者的有机统一与协同发展。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9]。论述具体表现为,一是树立坚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育人观。“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30]二是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引人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形势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坚持全球视野、世界一流水平,千方百计引进那些为我所用的顶尖人才。”[31]三是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以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32]这些都为提升人才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二、建设教育强国需要解决人才培养存在的关键问题

全面建成教育强国,提升人才竞争力是一个核心目标。提升人才竞争力,必须深入剖析并切实解决人才培养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与重大挑战。

(一)基础教育阶段尚不能全面养成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科学家的任务尽管并不直接由基础教育阶段完成,但从生理和心理发展阶段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开展创造性活动所需的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科研志趣等综合素质主要都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六个下功夫”,要求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中国传统教育也曾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要求。但是基础教育还做不到读万卷书,更做不到行万里路,反而是执着于“做万道题、考万次试”。这种过于关注知识点的灌输与行为主义的重复训练,忽视了知识的跨学科联结融合、实践应用价值与文化意义,难以形成分析、综合、创造等高阶认知模式、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生成机制,更没有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康生态。若干涉及学生非认知素质素养培养的综合性教育改革,如科学教育、体育、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美育、文化传承等推进都存在较大困难。在功利主义与“应试”倾向的双重裹挟下,基础教育陷入了学生综合素质缺失与创新能力不足的困境。

(二)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还不能适应前沿科技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创新性是新质生产力最本质的特征。发展前沿科技与新质生产力需要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对象、新型劳动工具以及各种新型要素的不断涌现、结合与跃升。这对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仅需要培养掌握科学技术前沿理论与新型基础理论的拔尖创新人才,还要培养能掌握与发展新型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在类型结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和区域布局等方面还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迭代趋势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进行调整优化。

一是高等教育在类型与层次布局中呈现出陡峭的多层次“金字塔形”结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比例偏低,而一般本科、高职高专占比过大,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占比偏低。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一般呈现中部厚实的花瓶形,[33]例如,美国研究型大学占比为7.02%,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60.28%,两年制学院占比为32.70%。[34]我国研究型大学占比仅为4.97%,一般本科院校占比为41.11%,高职高专院校占比则高达53.92%。[35]从高等教育培养的毕业生层次来看,2022年我国专科毕业生占比为47.01%,首次超过普通本科毕业生的44.80%,研究生毕业生数占比仅为8.19%。[36]研究生教育供给明显不足。

二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不尽合理,突出表现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建设明显滞后于技术迭代周期和产业转型升级,高校学生就业难与人才结构性短缺共存,过度教育和教育内卷化共存。大国竞争导致了关键领域人才“卡脖子”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的结构性短缺,例如,美国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对我国实施的“实体清单”限制,主要涉及14类新兴技术,包括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量子信息科学、微处理器与高性能芯片、半导体制造及材料技术、先进计算技术、自动化系统与机器人、生物技术、高超音速技术、3D打印技术、先进材料、物联网与智能感知、先进能源技术、空间技术与航天科技、网络安全技术等。尤其是高等教育基础学科的投入资源和人才储备不足,交叉学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自设交叉学科的高校比例较低,无法适应“大科学”时代背景下极具大规模、分布式、综合性的前沿性科学研究的需要,更远远谈不上超学科的布局与发展。新兴科技领域(如量子信息科学、生命科学、芯片技术等)学科建设亟待完善。

三是高校本科教育中偏重文科的专业设置不能有效匹配社会需求与产业变革。2024年,教育部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1 670个,[37]其中大部分为文科专业。2022年,人文学科授予学士学位占比为19.48%,理学授予学士学位数量仅占比6.33%。[38]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的人才缺口分别高达950万人和400万人,[39]形成了文科毕业生过剩与高技术领域人才不足并存的不利局面。

四是高校的分类评价制度尚未健全,难以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不利于各类高校特色化发展。学术评价结构以论文、项目、奖项、职称和帽子为主要标准。管理主义和绩效主义的导向使高校评价体系更关注短期可量化成果,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而非研究的原创性、社会价值与长期价值。“一刀切”的评价方式也不利于冷门基础学科的长远发展。高校的分类评价制度重层次、重强弱,而不重特色、不重类型,导致办学同质化严重。很多高职院校仍热衷于“专升本”,成为综合性高校,逐步转变为以学术性为主的办学模式,失去应用性、职业性的办学特色。

(三)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制机制尚未全面形成

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主要还是通过相对零散的专项计划来推进,体系化的顶层设计与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人才选拔过度依赖高考成绩和学科竞赛成绩等标准化测试,缺乏个性化培养和自主选拔的空间,难以有效考查创新能力和潜力。清华大学“钱学森班”的创办人郑泉水院士通过长期观察与探索发现,“钱学森班”招生中遇到两大难题,一是像爱因斯坦、乔布斯这种成绩不是特别好但创新力超强的学生难以进到“钱学森班”;二是有些学生虽然成绩很好,但创新能力和潜质明显不足。[40]在培养过程中存在重“拔尖”轻“培养”的倾向,忽视了人才的长期发展和个性化发展需求。

从培养环节来看,人才培养与研究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甄别与一体化培养重视程度不够。针对拔尖创新人才特质的系统性科学研究与培养对策研究还不深入,对于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素养图谱、能力图谱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潜在创新人才、超常儿童的早期识别和一贯式一体化培养机制尚未健全。超常儿童是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即便按照同龄人智力前1%的最窄口径计算,我国也有至少250万名超常儿童。但目前我国仅有少数的“英才班”用以培养智力超群的儿童,这与巨大的人口基数及相对较大规模的超常儿童数量并不相匹配。

从培养内容来看,人才培养中跨学科、跨文化与实践性养成不足,学生缺乏创新必备的思维品质与能力特质。研究表明,有52%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有过“跨专业”、“跨学校”选择课程学习的经历。[41]当前,我国学校课程体系缺少跨学科与学科融合特点,对高深的专业知识反映比较充分,而对于跨学科知识与广博的文化素养知识重视不够。跨文化教育实施力度不足,教育长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学校与社会脱离、教育与生产劳动难以结合等问题。在人才培养中关于价值信仰、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比较薄弱。这导致学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难以形成深厚的创新实践必备的心有大我、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四)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间的社会协同机制比较薄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社会协同力。[42]目前来看,人才培养与使用之间的社会协同机制还比较薄弱。

首先,社会协同力指教育系统、学校系统与家庭、社会、政府、企业形成协同育人共同体,通过资源整合与机制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学校作为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主阵地,家庭作为学生成长的第一课堂,社会作为学生实践的大课堂,三者的育人优势及协同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尤其是社会系统在协同育人中处于相对缺位的状态,其实践性教育资源对学校教育的拓展性和补充性功能远未得到有效开发。

其次,社会协同力还体现在教育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主动性、能动性、引领性和塑造力,即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形成深度互嵌、协同共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在这个方面,教育塑造未来社会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不足,尤其是在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弘道育人方面的作用发挥还有很大的空间;人才“发现—培养—使用—发展”的链条存在断裂现象。

(五)教育生态存在比较严重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43]。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与教育中存在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深刻影响了教育生态的健康发展。学校、社会、家庭、学生个人乃至地方政府往往呈现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形成了“唯考试”、“唯升学”、“唯分数”的教育生态,导致教育领域过度竞争的前移与严重的内卷。社会评价体系中“唯学历”和“唯升学”筛选机制导致学校目标与学生学习目标过度聚焦于“升学”和“高薪职业”两个功能,将高考成绩、就业率等量化指标作为衡量教育、学校与学生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学校、家庭、学生个人乃至地方政府都被裹挟进入了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过度竞争与严重内卷状态。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与教育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情感态度价值观与道德修养、人格养成与个性发展、劳动素养、文化素养等综合素质方面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六)“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制度与氛围尚未健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用好全球创新资源,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才”。[44]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凭借先进的教育体系、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和灵活的移民政策,持续吸引国际高素质人才。相比之下,我国面临国际人才吸引力不高与高端人才流失较为严重的双重困境,尚未形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制度与氛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的全球创新力排名为第11位,[45]难以具备吸引国际高层次人才流入的显著优势,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有效吸引全球人才政策生态环境尚不完善。在2025年发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与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国分别仅有12所及11所高校进入前100名;而美国高校在两项排名中的表现占据绝对优势,分别有37所及25所进入了前100名。[46]从政策生态环境看,我国在国际人才引进中面临多重制度性壁垒。当前的签证、居留政策与文化氛围缺乏灵活性和一体化协同机制,难以对国际人才形成持续吸引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商业监管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及研究自主权等关键领域尚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尤其是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依然缺乏尊重个性发展、多元文化背景与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尽管我国在科技、教育等领域提供了高额的人才补贴,但整体福利待遇仍然难以与欧美国家相抗衡。

三、全面提升人才竞争力的策略路径

建设教育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需求,以及我国人才队伍存在的结构性短板与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要求我们必须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指导下,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教育体系与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深层次改革和系统优化,深度融合教育链与人才链,着力构建全面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高质量教育体系、与国家战略需求相适配的教育布局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

(一)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

建设教育强国,提升人才竞争力,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规划、一体布局,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教育改革创新发展必须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聚焦党的中心工作与国家战略,紧紧围绕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整体布局出发,主动把教育创新体系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通过系统性改革、超常规安排和前瞻性布局,建设人才供需适配机制,着力打造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教育健康生态。发挥思政引领力,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置于人才培养中的核心、首要、引领性地位,涵育人才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国情怀。努力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47]

(二)深入推进综合性教育改革、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建设跨学科、实践性、综合性、创新型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努力做好减法中的加法,系统推进思政引领、劳动教育、科学教育、美育、数字教育、家庭教育、体育、文化传承等综合性教育改革、课程教材改革与教师教育改革,实现课程内容的重构、教学关系的重塑以及教师角色的重建,系统建设跨学科、实践性、综合性、创新型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基础教育从“知识传递”到“素养生成”的范式跃迁。

一是切实增强思政引领、劳动教育、科学教育和美育等综合性、实践性教育的实效性。二是以“大单元”教学、主题教学、深度学习、AI赋能等重构具有跨学科、融合性、实践性、跨文化乃至前沿性的中国特色课程教材体系与新型教学体系。课程与教材改革需要回应复杂性技术研究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诉求,拓展基础教育阶段的分科课程体系所固化的学科知识边界。以“大单元”为基本单位,增加“跨学科”、“项目式”、“主题式”的学习模块,将学科知识嵌入真实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形成运用多学科知识及综合性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深度学习路径。要将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议题纳入课程内容,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引导学生从跨文化视角分析问题成因与解决方案,增强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三是切实改革创新师范教育,优化教师培养体系以提升教师队伍创新素养。在师范院校中增加创新教育、科学教育、数字教育、跨学科教学、跨文化教育和实践性模块,在职前培养教师开展“大单元”教学、项目式学习及课程设计、科学教育、数字教育等方面的综合素养培养。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贯穿于教师培养体系,特别是在职前培养中注重养成教师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教育生命与文化生命的统一体,培养教师立志要做“大先生”。

(三)全面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培养适应科技前沿发展与新质生产力要求的高层次人才、战略性人才与领军型人才

一是要推进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首先,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发展、管理与评价制度: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支持理工农医、人文社科、艺术体育等高校差异化发展。其次,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48]根据不同类型高校的功能定位、实际贡献和办学特色,创新具有中国特色、差异化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引导不同类型高校根据自身发展特色与优势,集中资源发展优势学科与特色专业,开展良性的差异化竞争,促使其办学定位多样化。

二是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战略需求,大力扩展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扩大研究生的培养规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梯形高等教育结构,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高素质、更高层次的人才队伍。特别要突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鼓励更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增加研究生招生规模,重点加强博士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生教育。引导高职院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与水平,鼓励办学质量高的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应用型大学,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培养高水平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三是要以培养战略人才与高精尖缺人才为导向,超常规超前布局学科结构与专业结构,推动学科融合发展,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支持濒危学科和冷门学科。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49]实现学科专业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就业链、资金链的深度适配。着力解决战略必争领域高质量人才尤其是领军人才的供给问题,加强国家关键急需领域的科技领军人才储备。

(四)全面建设高质量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的全球竞争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人才观指导下,大力加强关于拔尖创新人才问题研究,特别是要系统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素养与能力图谱。一是要重视培养人才的综合知识基础,使之具备高深的专业知识、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与广博的文化知识。二是要重视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结构,使之具备T型素质结构,[50]既具有传统儒家教育中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重视知识深度与逻辑思维、遵守纪律规范与集体主义要求,又具有西方传统教育中的知识面宽泛、适应性、独立性、实践性与创造性等素养。三是重视培养人才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使之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人生高境界大格局与坚定的理想信仰。四是重视培养人才实施创造性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成果的能力,使之具有合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学思结合能力、独立探究能力、知行合一能力。研究开发符合创新人才成长规律的中国特色评估框架,以创新潜质和社会责任感为根本导向,全面考量人才的综合能力与创新潜力。

切实改革与创新育人方式。以实施“大单元”教学、注重跨学科教学,实施学科融合来创新中国特色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高阶思维、引发深度学习来统筹课程、教材、教学改革,切实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着力解决学校教育脱离社会、脱离实践的弊病,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推进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结合。在基础教育的中小学阶段,着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好奇心与探索能力,培养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在高中教育阶段,逐步引导其确定学术兴趣与专业方向。在本科及研究生教育阶段,则要提高其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创新能力。建立跨学段协同机制,尤其是做好大学与高中阶段的衔接,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涵育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拔尖创新人才。超常规前瞻性布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国家战略必争领域卓越人才培养。一是面向建设“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培养领军型、战略性、前沿性人才。二是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与基础研究,以涵育和培养科学技术前沿理论与新型基础理论的创新人才。三是改革创新职业教育,培养掌握与发展新型生产资料的高端应用型人才。

构建中国特色支持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系统性政策体系。按照面向全体学生、重点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英才培养三个层次建设中国特色支持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系统性政策体系。以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知识图谱与能力图谱为出发点,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创新教育。要注重人才选拔的科学性与有效性,重点改革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不拘一格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要建立英才儿童的早期识别与支持机制。在早期教育阶段,通过科学实验项目、心理测评等多种鉴别方式,筛查识别英才儿童的基本数量,建立英才儿童数据库,并对其成长进行动态测评。为英才儿童量身定制个性化教育方案与高阶课程,以满足其个性化特殊发展需求。其中,尤其是需要平衡英才教育与教育公平的关系,避免因追求普遍性教育公平而忽视高创造潜力学生的发展。

(五)深入推进科学教育,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布局在学校教育中落地落实,培育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基础与萌芽

一是实施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哲学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要求为指导实施科学教育。确立系统的、比国际通行做法更加高位的科学教育标准,注重培养全体学生的创新素养与创新能力,有计划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重点涵养未来的战略科学家、前沿科学家与战略必争领域的领军人才。实施新型科学教育举国体制,重点建设高质量科学教育体系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制与构建中国特色科学教育评价标准,重点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数字素养、创新素养、跨学科素养与新质评价素养。

二是加快AI赋能教育进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教育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提供了新型技术物质基础,因此必须加快AI赋能教育教学进程,重点构建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的教育基本逻辑与基础设施体系。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深化教育大模型与教学智能体应用,推动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智能化升级。实施智能化教育教学评价活动,支持智能集成与个性化学习,实现人工智能驱动的大规模因材施教。全面推进教育装备的数字化、智能化。深度整合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等数字技术,搭建教育专网和算力共享网络,[51]将其作为教育装备的技术物质基础架构,与教育设备、教学工具和学习资源深度融合并运用于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做好顶层设计,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运用过程中探索和总结新兴技术与教育装备深度融合的底层逻辑与源代码,尝试构建中国特色数智化教育装备技术标准。鼓励利用市场机制,支持行业企业开展关于数字化、智能化教育装备研发、创新与应用,特别是要着力提升科学教育的智能化水平。

(六)构建涵盖人才的发现、培养、引进与使用的全方位社会协同机制,切实增强教育社会协同力

树立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大教育观”,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评价链之间的联系,加强政策协同,整合教育资源与社会资源,推动政府、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主体协同合作育人,通过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推动教育与社会的深度融合、共生互动和协同发展。构建覆盖全领域、全周期、多样化、多元立体的人才发现与协同育人机制。

充分发挥“教联体”的关键作用,建设校家社协同的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涵育系统,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识别与跟踪培养。建设统一的人才大数据平台,整合教育、就业、科研等跨领域数据资源,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人才成长预测模型,实现从被动筛选到主动发现的范式转变。建立中国特色“旋转门”制度,鼓励人才在政产学研用间的合理流动,从而进一步促使人才与创新要素有效跨界流动。

(七)高度重视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建设,将教育创新体系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创造健康良好的教育生态

教育创新是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性支撑力量。教育创新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其他创新体系和创新主体提供前沿创新知识、创新人才及培育创新文化。[52]建成教育强国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包括知识创新、文化创新和人才创新在内的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将教育创新政策体系作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面融入国家创新系统,充分重视其促进知识创新、创新人才及营造创新文化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在教育创新政策体系内部,要从强化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与创新文化建设着手,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旨归,突破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桎梏,逐步消解“教育即升学工具”的功利主义观念。建设有利于创新的课堂文化、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尊重创新、包容失败的价值理念,形成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社会环境,创设健康和良性发展的教育生态。

(八)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全球布局,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吸引、凝聚和用好天下英才

深化教育对外开放,以“有特色”、“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优化教育开放全球布局。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与全球高端人才环流,通过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升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增强与国际一流人才资源对话、合作与交流的能力。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立足建设世界一流强国,培养具有中国主导的新全球化意识、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时代新人。鼓励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支持国内高校“走出去”办学,建立国际分校区与联合研究中心,建立教育创新合作网络。加快构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支持国内高校设立教育类国际组织、学术联盟,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系列指数研究报告,推动中国学术研究与国际主流学术圈的深度融合,强化中国在全球科研合作中的话语权与领导力。进一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人才制度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引进国外顶尖科学家和研究团队力度,以世界一流高校为平台,集聚高水平科研人才,为国家创新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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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9][5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

[50]林崇德.融东西方教育模式,培养“T”型人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52]刘复兴,檀慧玲.论建设我国的教育创新政策体系[J].教育研究,2016,(10).

注释

(1)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3》整理所得。参见: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23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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