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福贵，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一直说，文化是有生命的。这说明它是有成长性的，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它是有周期性的，从进到退，从生到死。前者表现了一种线性历史观，后者则表现了一种非线性历史观。文化的生命体征既来自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更来自其所处的历史境遇、政治机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的发展也表现了同样的特征。好像是因果轮回的冥冥之神在显灵，从“五四”到新时代百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文学主题的文化走向形成了两个相背而行的运行轨迹。而新世纪以来，在回归传统的终点处又沿着传统的惯性而努力获得世界性价值，以实现循环中的突破。不同的价值判断源于不同的文化选择，不同历史时代对文学主题走向必然提出特定的文化内涵。中国文学主题的这种循环式的运行轨迹正是民国文学时代与共和国文学时代历史发展中，传统文化与“五四”文化相克相生、交替更迭的演化过程和中国文学世界影响的提升过程。百年中国社会从个人解放到群体解放的历史演进，使同时期文学主题的文化走向总是在个体叙事与国族叙事之间往复跳动，深深纠缠于自我与群体的欢乐和忧伤之中，是一个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的文化选择过程。进入新世纪又努力用中国特色来为世界文学增光添彩，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建构。

这种循环往复的文化选择并非偶然为之，它既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不断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化自身独特发展逻辑的具体而精微的体现。从“五四”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叛和彻底否定，到抗战文学在民族危亡之际对传统文化的策略性回归；再从新时期文学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到新时代文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学主题的演变始终紧紧围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张力而展开，体现了中国文学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张力中的探索与超越。

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文学不仅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更通过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挖掘，尝试讲好“世界故事”。新时代中国文学创作和研究以“文化自信”为核心，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积极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性议题，实现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价值追求，力图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加深中国色彩。这一过程恰似一幅螺旋式上升的文化演进图谱，每一个螺旋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重新审视和调整，推动中国文学主题不断循环往复向前发展。

从“五四”文学到抗战文学，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主题从反叛到回归的价值转向过程。这是百年文学主题演进的第一个阶段。

“五四”文学的反传统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起点，其核心使命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整体性批判，而鲁迅的《狂人日记》无疑是这一时期反传统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在这部作品中，鲁迅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运用“吃人”的隐喻，对传统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无情地揭示。这种批判锋芒直指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传统文化中那些压抑人性、阻碍社会进步的糟粕。这种反叛精神在“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乡土文学”和“身边小说”中得到了不同形式的表达。前者在“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下，强调文学要关注社会现实，反映人生的疾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和对人性的关怀。这些作品已经与传统文学一般的悲悯主题有了本质的差别，显示了深刻的启蒙救世的现代意识。创造社则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要表达作者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体验，在理念上追求艺术的纯粹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个性色彩，如郭沫若的《女神》，以其浪漫主义的风格和激昂的情感，展现了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这两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共同构成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话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五四”文学的反传统倾向源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与民族危机的双重冲击。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入促使知识分子反思传统文化的局限性，而列强侵略激发的民族危机则推动了文化革新的迫切需求。文学成为思想启蒙的先锋，反叛传统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立人”而“立国”的思想逻辑是中国文化重构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历程从来都是一部社会伦理对个人制约关系的历史，而对人的本体论意义的认识不过是那部浩瀚的伦理巨著的简短的序言。作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横移形态的中国“五四”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不无偏颇的整体性否定。追求个性自由，要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国第一次用一种全新的外来文化的价值观去审视人的存在。“五四”文学的主题是“五四”文化根本精神的直接显示，它把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共同呼号作为自己的主题。至此，中国文学主题的文化走向发生第一次强烈的外倾，并与传统文化全面断裂，选择了一条新的主题运行轨道。

随着“五四”的落潮和革命文学与抗战文艺的兴起，百年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主题逐渐发生疏离和变异。

无论人们怎样测量，“五四”文化的原点也不在传统文化的延长线上。相反，它是在反传统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其存在的前提条件便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拨。这一对抗性的生成机制本然地决定了“五四”文化是一种异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系统。然而，这种对传统的反叛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文学主题逐渐发生了转变。从个体解放转向群体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成为文学主题发展的新趋势。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革命的浪漫蒂克”主题模式，最集中地体现个人主题向群体主题演化的形态，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和丁玲的《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而茅盾的《子夜》则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矛盾，其叙事逻辑依然遵循着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这种文化意识和文学观念的回归在解放区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民间故事的形式讲述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其批判对象继承了“五四”时期的封建礼教批判主题，但是已经从宏观的“人的解放”主题转向了对传统习俗中的落后观念如封建迷信、包办婚姻等现象的批判。而小说结尾“区长主婚”的矛盾解决方式也与传统文学的“知县主婚”或“奉旨完婚”模式相连接。这种转变意味着文学的文化价值立场已从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否定转向对其局部的改良诉求，标志着“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话语开始向传统文化复归。

抗日战争的爆发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文艺抗战”的普遍主张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实现了历史性的对接。在民族危亡和国家意识的影响下，“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大一统”的局面：统一的组织、题材、形象、风格、形式，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统一的主题是崇高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的文化意识的张扬。这一时期，传统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被重新强化，文学成为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重要工具。抗战时期的民族危机促使文学服务于政治动员，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与道德教化功能被重新激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与“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再一次续上了血脉，新文学的主题发生了更加明显的变形。战争的紧迫性要求文学放弃“五四”时期的激进批判，转而利用传统文化的凝聚力来增强民族认同。此外，“五四”启蒙的激进反传统在实践中暴露局限性，如对乡土文化的忽视，导致文学在现代性追求中寻求与传统的平衡。解放区文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这一回归，民间叙事形式的运用使文学更贴近群众需求。

至此，百年中国文学的主题完整实现了它的第一次圆周运动：从对传统文化反叛开始又以向传统文化复归结束。作为“思想革命”的“五四”文化主潮地位最终让位于以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为先导的传统文化复兴大潮，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逻辑。这种历史逻辑在其后漫长的共和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保持了强大的惯性，集体主义和阶级意识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基本主题。而且与抗战文艺明显不同的是，在张扬这一基本主题的同时，对于个人主义和西方现代思潮进行了明确而激烈的批判。

20世纪80年代，百年中国文学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历了新旧交替时期的“伤痕文学”主题之后，文学发展从“反思”到“寻根”到“改革”的主题演进，反映了新时期文学对于传统的反思与重构的完整过程，其主题意蕴大体上依然是一种从文化批判再到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回归过程。

新时期文学的开端以深刻反思为起点，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学参与政治进程的自我反省能力。刘心武的《班主任》通过“救救孩子”的呼喊，实现了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精神对话，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这种反思最初表现为对政治异化的批判，卢新华的《伤痕》以个人命运的悲剧折射时代创伤，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先河，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学反思逐渐从政治层面转向文化伦理层面，这体现了文学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张贤亮的《绿化树》通过知识分子章永璘的改造经历，探讨了人性异化与复归的问题，其叙事逻辑延续了“五四”文学对“人的解放”主题的关注，体现了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新时期文学的反思源于历史对人性的摧残，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文学对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批判。全球化与改革开放的背景促使作家重新审视传统文化根基，寻根文学的兴起既是对“五四”启蒙的延续，也是对传统价值的再发现，包含两种文化价值取向：“文化续根”和“文化断根”，标志着文学开始从政治判断转向文化溯源，呈现“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张力，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韩少功的《爸爸爸》通过对湘西鸡头寨的描写，解构原始文化中的惰性基因，延续了“五四”对传统的批判视角，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小说以荒诞的笔法揭示了文化中的愚昧与封闭，如村民对“爸爸爸”的盲目崇拜，象征了传统文化的惰性。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则以陕西商州为背景，通过地域文化重建民族主体性，试图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体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倾向。小说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乡村生活，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道德价值。然而，寻根文学内部存在深刻的价值分裂，这也反映了社会思潮的复杂性。一方面，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延续了“五四”乡土文学的批判传统，对传统民俗进行现代性审视，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另一方面，郑万隆的《老棒子酒馆》则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困境，将原始文化浪漫化为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与全球化的背景促使作家重新审视民族文化根基，寻根文学的兴起既是对“五四”启蒙的延续，也是对传统价值的再发现。同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入为作家提供了新的叙事工具，促使文学在批判与回归之间寻找平衡。

进入新时代，全球化与“文化自信”成为文学发展的关键词，中国文学努力实现文化循环和主题轮回的突破，在文化交汇中努力实现价值的重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终境界，是使文学主题实现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的融合。中国文学一方面坚守和弘扬传统文化，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与全球化潮流相融合，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努力讲好“世界故事”。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以东北乡村为背景，融合萨满文化与现代叙事，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小说中的萨满仪式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承载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呼应了全球生态保护的议题。范稳的《吾血吾土》通过家族史探讨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体现了文化自信与全球化视野的结合，体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叙事不仅挖掘了传统文化的深层价值，也通过对边疆生活的描写回应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而最具全球化色彩的莫过于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这些作品在继承传统叙事的基础上，回应了全球性议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文学开始关注全球性议题，力图通过“世界故事”表达人类共同价值。徐刚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国：另一种危机》与《长江传》以生态史观观察世界，揭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呼吁人类反思发展模式。例如，《长江传》通过对长江流域生态变迁的描写，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触及了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问题。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以宏大的视野，呼吁人类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危机，体现了文学的人类性关怀。相较于这种相对表象的环境意识，老公木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长诗《人类万岁》已经凸显了对于家国叙事的超越。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网络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世界故事”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网络新媒体这种世界性的新形式，中国网络文学在主题内容上也表现了新的世界性意识。猫腻的《将夜》以玄幻叙事为载体，融合了道家哲学、武侠精神与现代价值观，探讨了人性与命运的普遍主题。小说中的“夫子”形象继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以现代视角审视权力的复杂性，吸引了国内外读者。Priest的《默读》则通过犯罪心理分析，探讨科技时代的人性困境，展现了中国文学对全球性议题的回应能力。这些作品通过网络平台的传播，将中国故事推向全球，实现了从民族性到世界性的跨越。阅文集团等平台将《诡秘之主》《全职高手》等作品翻译成多国语言，吸引了大量海外读者。这些作品在保留中国文化元素的同时，融入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如团队合作、个人奋斗等，实现了文化输出的世界性效果。

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文学开始面临新的文化选择，这也给中国文学主题的表达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性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这也是中国文学主题发展的重新选择。我一直认为，文化自信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必须包括对“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的自信，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种创作主题表明，中国文学正在探索一条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能与世界对话的道路，符合时代文学发展的潮流。科幻文学的崛起进一步拓展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维度，是百年中国文学中最接近现代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通过对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想象，探讨了科技发展、文明冲突与人类命运的终极问题。小说以硬科幻的框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如“黑暗森林”理论隐喻了道家对宇宙秩序的思考。2015年，《三体》获得了雨果文学奖，产生了巨大的全球影响力，表明中国文学通过科幻叙事实现了从中国故事到世界故事的转型。

百年中国文学的价值循环，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辩证运动，这种运动贯穿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这种运动既体现了中国文化“周而复始”的农耕文明特征，也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这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需要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超越需要两个维度的突破：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自觉追求。只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真正实现从“文化自信”到“文化共信”的跨越，从而走向世界。在这个意义上，百年文学的价值循环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文化演进，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它既见证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也为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未来的中国文学，应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张力中，继续探索文化价值的新形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学的智慧与力量，展现中国文学的责任和担当。

与世界同行，寻求人类心灵的共振点，时至今日，人类文化的发展已进入“球的时代”。在立体式、大流量的广泛交流的背景下，以某个或几个高价值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构成周遍性、一体化的世界文化。文化的一体化导致世界政治意识与人类伦理情感的形成，而个体化的本能价值与人类意识具有了某种相通性。在中国文学的世界里，全人类意识是一种稍显欠缺的主题。也许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过于坎坷的缘故，中国文学的主题也始终围绕着国家政治与族群伦理的思考。当代文化的周遍性已使人类产生强烈的同一感，人与自然矛盾的全球化、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共同的问题、共同的命运形成了共同的人类意识。在当下逆全球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兴盛的时刻，人类文明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正如中国勇于担当大国责任一样，中国文学也要承担起世界性文学的重负，去寻找人类心灵的共振点，表达人类性的重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