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  帆，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天我想谈的是，当前百年中国文学史撰写中的几个瓶颈问题及其对策。在这里我不谈文学史的书写形式，只从文学史书写的内容谈起。我从两个方面谈起：一是按文学史的时间顺序来谈，二是从区块领域来谈，论及一些大家普遍存在的疑惑。

一

（一）关于1949年之前的文学。当“民国文学”研究框架不合时宜的时候，这一时段的文学史可以被当作历史的一个瞬间，“冷冻”起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进行重写文学史的工作。这个时段的文学研究已有100年的历史了，其犄角旮旯都已被清理到，无须再无限放大了。不断发掘文学史中遗漏的和不被人重视的“边角料”，用“高射炮打蚊子”的方法来寻觅历史尘埃里的一粒沙子，除特例外，是不符合历史书写规律的行为。殊不知，文学史是需要大量筛选淘汰作家作品的，而我们正在做的是相反的工作，从根本上消解了重写文学史的意义，哪里是“芝麻”，哪里是“西瓜”？我们肉眼应该能够看得清楚。

还有不断扩展的“五四”、民国之前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说句实话，除了通俗文学外，被我们使用的教材列入“正册”的严肃文学，其文学史价值需要省思。不能单纯地追求“现代性”的发生期，而罔顾晚清中国还处于一个极端专制且行将崩溃的封建帝国皇朝语境中。我不主张无限扩张时空边界，那种还穿着满清长衫，戴着瓜皮帽的文学，一概都被纳入现代文学史。即便是“庚子赔款”留洋学生翻译和书写的一些文字，也不能说明中国当时的文化和文学语境就有了现代意识。百年多的新文学史，前三十几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刹那。其最大的成就，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黄金十年”。而已经76岁的共和国文学史，虽然饱经风霜，毕竟其中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建议暂时放下“民国文学”的概念，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无论从何时算起，截至1949年的划分应该是一种共识。至于百年以后，文学史家如何划分，那是未来的事情，就当前来说，我们可以实际一些。我的意见就是将它以1937年为界，分割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即“五四”前后和战争时期的文学。这样更客观中性一些，其余的问题留给历史吧。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现代考古迷阵。近80年的共和国文学存在许许多多的盲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如何面对百年中国文学史撰写工作，我以为，现有文学史著已经将前三十几年历史中的许多创作思潮、流派、社团和作家作品历史化，为教学科研创造了自主探索的空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马工程”教材历时15年还没有编纂完成，既说明这一文学时代的历史复杂性，也说明编者的困惑与理性。文学史观建构是一回事，落在纸上则是另外一回事。其实，对于文学史编纂如何择取内容，我们也不必过于介意，可以将一部分内容纳入课外参考书籍，甚至用注释的方法来侧面呈现。

（二）关于1949—1978年间的文学，也即共和国“前30年”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历史背景，对70年代之后出生的学人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也难以把握。鉴于这种状况，我认为基本背景资料需要整理抢救，如20世纪80至90年代国内出版的当代文学史料，包含这一时期的史料回收，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欣慰的是，苏州大学王尧教授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对60至70年代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将来是有用处的。

（三）关于1979—2000年间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是博士论文选题最多的方向之一，但研究并不够深入。主要原因是亲历这段历史的作家、评论家，以及文学史家，没有参与文学史的重述和重构，光靠一群对那个时代并无感性和理性认识的青年学子来研究，还是不够的。同样，王尧从90年代就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开设了与作家对谈的专栏，就是一种有远见卓识的前瞻性学术行动，留下了研究现场的第一手史料。如今，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口述文学史”研究，就为将来文学史的重构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关于21世纪以来的文学。这是离我们最近的文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的显学。相对来说，这个时段的文学研究无风险，即时性强，材料好找（直接面对作家和作品），容易刊发且得到项目资助，显示度也高。因此，大家都会抢着挤上这班“高铁”。但是，它又是很难做的文学史课题。这一时期的文学没有经过时间的历史磨洗，研究者没有眼力劲，没有敏锐的前瞻性和独到的审美眼光，很难从中发掘出宝藏。如果近距离的文学还不能让我们看清它的本质特征的话，那么，做一些前瞻性的评价也是必要的，尤其是作家作品的首次文学史筛选。

（五）关于1949年之前文艺的补充意见。从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文学也不是绝对没有空间，得寻找“盲区”。比如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与1923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会议上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后来出现的“左翼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左联”成立在前（1930年3月2日），而苏联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后（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再如“左联”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之间的思想关联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源自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章程，被定性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它对中国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影响，为什么没有50年代的影响之大？这些课题能不能做，一是看作者的眼光，二是看作者的技巧。退一万步来说即便是用中性的史料去做课题，也是有历史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二

最后，我想集中谈一下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共和国文学史，也即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限问题。

这是一直困扰文学史撰写者的难题：时间距离拉得愈远就愈能够看清作家作品的本相，就越能够解释清楚历史背景的真相，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现象的本质，就越能够廓清社团流派发生和发展的脉络，就越能够看清楚文学思潮在文学史走向中的脉象图示。反之，距离越近就越发让人难以把握作家作品入史的尺度，越发难以厘清历史的真相，也就无法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进行准确的评判，最终对近距离的文学史作出经典性的评价与表述。

无疑，文学史表述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也是考验每一个撰写者历史眼光的试金石。在中国，撰写近距离的历史教科书，是非常难的一项工作。下限越近，我们所冒的风险就越大，而经典化过程就必须有一批学者去冒这个险，否则我们会愧对历史，愧对文学。

对近距离的作家作品的遴选，对文学社团、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判，是文学史经典化的第二次筛选（第一次是所有的即时性发表的评论和理论文章），这一次筛选面临的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激浊扬清的重要任务，我们不但要摆脱一切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还要从大量的文学评论和批评文章的定评和定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不被时局所左右，以现有的资料为参照物，从大量的作家作品和史料当中发掘和发现具有文学史经典化元素的文本来进行论述，这才是对近距离文学史下限的最有力的学术支撑。

那么，究竟下限能够下到什么程度呢？我以为，本着过去的就是历史的原则，哪怕就是截至今天，你刚刚发现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好作品，或者是一个带有史诗意义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你有能力、有把握来论述它在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地位，何尝不是对文学史的巨大贡献呢？但是，这样的眼光并不是每一个文学史研究者都具备的。

我坚持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评价标准是：历史的、人性的和美学的，稳定的三角支撑！这个标准，也适用于文学史编纂者对内容的遴选。这是文学史家的“历史在场”，作为一个文学史编撰家，我们应该反躬自问：你在场了吗？你的灵魂在场吗？你有创造性思考吗？当你的思考能够经受灵魂的拷问，你的批评饱含对时代的深情哲学批判就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时间的下限就不是问题了。

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常用的“当代性”概念，只是一个时间的表述，与“时代性”等同。而西方理论中的“当代性”并非单指时间性，它有更加复杂、多维的哲学内涵，含有“真理性”的内容，不仅仅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翻版，而是一切价值的重估。“当代性”就是意味着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真理性”的凸显。反观我们的当代文学史，缺失的恰恰就是这种“超越现代性”的“当代性”意识，亦即对“真理性”的追求。

反观我们70多年来许许多多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评论家们所推荐的“带着油墨香”的作家作品，有多少能够以“当代性”的标准进入文学史呢？它们的“纯诗性”有多少又是被非审美的因素所左右？“当代性”特征究竟在哪里，并不仅仅是“时代精神”所能概括，还包括在审美与人性观照下的“真理性”中。这既是历史的标准，也是当下的标准，更是永恒的标准。由此，才能考验出作家、艺术家，以及评论家、批评家、理论家和文学史家素养的高下。

“每一个作者所处的时代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特点，如果他活着的时代称作‘当代’，而那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叫‘当代性’，那么，‘当代’这个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所指内涵的变迁，使‘当代文学’内涵与其名称之间存在着悖论。”这个悖论在文学史中的体现，是创作和理论来回“翻烧饼”现象：很多作品、理论一时受到追捧，奉为“经典”，一时又受到排斥，视若无睹。这种现象往往不是一次性呈现，如果第一次是“喜剧”，第二次就是“悲剧”，第三次无疑是“闹剧”。“‘当代文学’内涵”的变化，让文学史家在遴选作品时，像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那样勇敢和认真，他们面对不断位移的时间，一往无前随风车转动猛烈冲击，显示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人们总是相信，文学经典可以随历史积淀而自然鉴别，我以为这是选择经典的一种方式。作家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能够在“未来”具有生命力固然至关重要，活在“历史”“当下”同样不容忽视，甚至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历史”“当下”和“未来”，这三个时间维度是衡量“经典”缺一不可的元素。用 “当代性”的概念解释这个问题，是 “使历史、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当下，并存于我们活着的当下”。所以，这个“当下”的指向既是时间，也应该是作者掌握“真理性”的主体意识。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亦或是文学史建构，如果仅仅考虑“时代性”因素，就失去了衡量作品永恒生命力的标准，“活着的当下”是含有真理永恒的时间概念，而不仅是一个 “瞬间性”时刻。

由此，我想到余华的《活着》。无疑，这个作品符合时间维度上的三元素，但它能否成为未来不朽的作品永远“活着”？这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正如伊万诺娃所说的那样：“持续当代性才是真正的当代性。”［1］这个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衡量标准，那就是人性的、历史的和审美的三要素。以此衡量和检视当代文学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我们是否需要重估呢？

在当代文学中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历史”，有些作品只能活在“当下”，有些作品可能会活在“未来”，能够活在两个时间维度之上的作家作品已经非常难得：如同时活在“历史”和“当下”，“当下”和“未来”，“历史”和“未来”。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的修订本《活着》中，已经有了一些“超越时间”的自觉意识，把“历史”“当下”和“未来”在作品中连接，以求将“历史的必然”的“真理性”，融入当下的“时代性”结构中，让作品永远“活着”。

王小波的作品没有活在他生前的“当下”，却在死后获得生命力，我无法预测其作品存活的时间，但知道它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因为他把“超越时间”的“真理性”牢牢地植入了其作品中。

《白鹿原》也属于这样的作品。用“当代性”的标准来检验，它具有“超越时间”的强大“真理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性具有其他任何性质无可比拟的优先性。不是历史优先于当代，不是未来高出于当代，恰恰相反，当代使历史成为真理，当代使未来成为现实。因此，当代性总是优先体现为现实性、真理性。只有当代性才具有能动的知识描述，一切知识的描述都需要通过当代性得到重新描述，得到重新评估。”无疑，只要文学史家能够获得这种“重新描述”和“重新评估”的权力，并具备知识的储备，我们就能在“超越时间”的“真理性”条件下重新遴选那些可以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时间长河中的所有符合文学史“人性的、历史的、审美的”“真理性”标准作家作品。

最近，我读了苏童的长篇小说《好天气》，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看到这部人鬼大战的闹剧后的“人间喜剧”（实质上的悲剧）的表达。又有多少人读懂了这部长篇背后的宏大历史隐喻呢——这分明就是一个“坏天气”的历史故事。

因此，我们看一个作家是否能够“活着”，只需看他的创作主体中有无那种“我存在”的意识，不管他是“有意后注意”还是“无意后注意”，只要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统摄作品，那就是将作品置于“生命的存在性”之中了：“当代性含有生命由出生并延续到终点这一时间段内‘活着’的意义，换言之，即与消亡的相对应。当代性意味着‘活着’，而与‘我活’及‘我存在’这个概念相反的则是‘过去’和‘未来’。这样，当代性意味着‘我存在’。”［2］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这里，“当代”与“过去”“未来”并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在人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存在性”的命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它是我们的作家最稀缺的精神高度。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当代性”，是那种“朝前看的当代性”，亦即摆脱当下一切思想约束的作家主体性的“当代性”，是那种“超越现实世界的当代性”。惟此，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当代性”中，去寻觅那种被“重新描述”和“重新评估”过的经典化的作家作品进入文学史的序列之中。同理，作家主体只有真正获得具有“超越时间”“真理性”的“当代性”的时候，他才能进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中，真正获得创作在自由王国中行走的通行证，从而活在时间与思想的永恒中。

所有这些，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当代文学史不设下限，只凭编撰者的眼力劲。今天我们不一定能编纂出一部符合上述标准的文学史，但可以做大量基础工作，如“口述文学史”的抢救和整理，甚至用AI智能技术进行史料收集和整理，为未来的文学史留下珍贵的“历史的声音”，为重新写一部150年或200年的文学史做好充分的准备。希望寄托在下几代学人的身上。

注释

［1］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77、79、80页。

［2］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第80、81页。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