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新时代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既是对马克思农业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创新实践，更是实现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和政策沿革，发现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创新性特征。现代化大产业建设使农业实现从传统原料供给向集生产、加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转变，产业边界不断拓展、形态日益丰富、韧性持续增强，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意义。面向未来，需要从五个维度推进现代化大产业建设：落实大农业，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夯实大基础，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化大科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践行大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坚持大开放，提升国际竞争力。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将推动我国农业实现质量变革、效率提升和动力革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孔祥智，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二级教授，兼任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华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分析、农村合作经济等；
许有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产业与乡村建设，县域产业与区域发展。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同年10月，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又进一步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把农业建设成为大产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列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系统分析“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演进历程，阐释其时代内涵和战略价值，并提出五大发展路径，以期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的农业思想与中国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虽然未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详尽描绘，但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一）马克思的农业思想
马克思在分析农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时，提出了著名的“小农消亡论”，认为小农经济作为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被现代化大农业所取代。这一论断的核心依据在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低效性与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扩张性之间的矛盾。首先，马克思批判了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小农阶级因土地依附性而独立分散，成为“历史的残余”。他将19世纪的法国农民比作一袋马铃薯中的一个个马铃薯，“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强调农民个体间缺乏紧密的社会联系而独立存在。而现代化大农业通过土地兼并和资本集中，加强不同生产要素间的联系，有效克服了传统小农经济的缺陷。其次，马克思阐述了现代化生产方式对农业的改造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现代化大农业通过规模化经营、机械化作业和资本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最后，马克思预见了小农经济消亡的长期性，尽管这一过程伴随剥削和阵痛，但却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走向灭亡和衰落”。这一观点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小农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如苏联的集体农庄和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马克思关于“小农消失”的历史预言因技术进步与公共政策调整的复杂性而未能完全实现，但其理论内核仍为当代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提供了重要启示。
为实现从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化大农业的历史性转型，马克思提出了合作化与规模化的发展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具体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理论，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这一论述不仅确立了农民自愿的基本原则，更揭示了合作化作为过渡形式的制度优势，既能够保持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又能有效克服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和封闭性特征，为农业现代化转型奠定组织基础。这一理论在20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改革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尽管各国在具体实施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合作化作为核心制度安排得到了普遍认同。农业规模化经营也是实现小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过渡的一个重要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之间的内在联系，更阐明了规模化经营的多重价值，既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为小农经济的平稳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至今仍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还高度重视工业对农业的改造，这既源于其对农业基础性地位和工业作用的深刻认识，也源于对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的辩证思考。马克思认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这不仅确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更揭示了农业发展为工业进步提供必要前提的内在逻辑。倘若缺乏农业的持续发展，工业及其他产业部门将失去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阐述了工业革命的划时代意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经典论述不仅肯定工业化的巨大成就，更预示工业化成果向农业领域渗透的巨大影响力。工业革命催生的技术进步能从根本上重塑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实现农业生产从经验传承向科学应用的质的飞跃。此外，马克思对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的分析深刻。他揭示了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劳动力、原料和资金以实现工业的原始积累，同时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具备了改造农业的物质条件和技术能力。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这种工业对农业的改造不是简单的利益补偿，而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这一辩证思想为后发国家处理工农关系，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农业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农业思想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农业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实践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中国共产党革命阶段的“打土豪、分田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革命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渐进式改造路径，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阶段的探索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偏差，但总体上建立了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构建了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改革开放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我国创造性地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创新既符合马克思关于土地公有制的思想内核，又适应了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在1978—1984年间使粮食总产量增长33.6%，创造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制度，农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出“合作社+农户”“公司+农户”等新型组织方式。到2012年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已达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户均年增收2400多元。这些实践都是对马克思农业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新发展，体现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农业思想的中国化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破，通过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党和政府深刻把握农业农村发展规律，“三权”分置改革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既坚持土地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又适应了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截至2023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经营权流转面积5.91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37.76%。针对“谁来种地”的现实问题，我国创造性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全程托管、代耕代种等服务模式实现“服务的规模化”，这一创新实践既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基本原理，又解决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世界性难题。截至2023年底，全国有109.4万个经营性主体开展社会化服务，年服务面积21.4亿亩次，服务小农户9400多万户。在农业规模化进程中，始终坚持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粮食产量从2012年的61222.62万吨增长到2024年的70649.89万吨，实现“十二年连丰”，用仅占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近20%的人口。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8389元增长到2024年的2311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88∶1缩小到2.34∶1，践行了马克思关于“消除城乡对立”的战略构想。
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农业改革始终坚持马克思关于农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无论是合作化运动、家庭承包制还是“三权”分置改革，都是根据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状况作出的制度调整。从实践创新看，中国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经营权流转、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实现规模化经营，避免了资本大规模兼并土地导致农民破产的历史悲剧。从方法论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农业合作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指引，又探索出推进小农经济转型的“中国方案”。当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构想，既是对马克思农业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时代性发展，更是立足当代中国国情农情、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最新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新境界。
二、农业产业化的历史实践和政策沿革
（一）农业产业化的历史实践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源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长期实践。中国农业产业化是从局部探索到全面推进、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发展、从生产导向到产业融合的渐进式发展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山东省潍坊市认真总结诸城贸工农一体化、寿光依靠市场牵动发展农村经济和寒亭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等经验和做法，于1993年5月25日出台《关于按照农业产业化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的意见》，率先提出“农业产业化”概念，其核心特征为“确立主导产业、实行区域布局、依靠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这一时期的典型模式是“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相对稳定的产销关系，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产业化格局。1995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报》基于山东经验发表了《论农业产业化》的长篇社论，1996年农业部成立了农业产业化办公室，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农业产业化上升为党的决策。农业部等八部委自2000年开始评选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当年评选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51家。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农业产业化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主要特征是农产品加工、流通等环节快速发展，产业化经营从单一的生产环节向产加销一体化拓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在国家层面明确了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政策引导下，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带动能力的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建立标准化生产基地、发展精深加工、构建冷链物流体系，将产业链延伸到加工、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到2012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达到28万个，其中龙头企业11万家，辐射带动农户1.1亿户，农户年户均增收2400多元。这一阶段的发展，使农业产业化从简单的产销对接转向了完整的产业链构建，大幅提升了农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力。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2012年前后中国农业产业化进入产业融合发展的新阶段，突出特点是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在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多种融合模式：依托特色农产品发展农耕体验、文化创意等业态；利用农业资源发展休闲观光、生态康养等乡村旅游项目；借助互联网技术发展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等新形式。2023年末，全国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的村占比为14.7%，50万农户开展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过30亿人次，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8400亿元。2023年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7300亿元，超过100万农户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49万亿元。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农业产业化逐步迈向建设现代化大产业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现代化，全面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生产体系方面，大力推进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绿色化，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超过了75%，其中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3.2%。在经营体系方面，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截至2024年10月底，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系统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14万家、联合社1.5万家。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契约式、分红式、股份式等利益联结机制，构建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产业体系方面，重点发展现代种业、智慧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高端产业，有效提升农业附加值。这一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农业产业化正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单一产业向产业集群转变，为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沿革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构想，也源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政策经验积累，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历史过程。通过对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等文件的系统梳理（见表1），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战略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
2004—2010年的文件强调夯实基础。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说明我国农业政策从单纯注重产量向产业发展转变。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培育龙头企业”，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开发农业多种功能”，逐步拓展了农业产业化的内涵。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在于确立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方向，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2011—2015年的文件更加强调科技驱动。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并强调“改善设施装备条件，不断夯实农业发展物质基础”。2013年文件要求“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一阶段的政策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物质装备和制度创新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撑作用，推动农业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2016—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更加强调融合发展。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作为重要内容。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这一时期的政策创新在于突破传统农业边界，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展农业的多元价值。2023年以来文件更加注重系统提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发展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快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并举、产加销贯通、农文旅融合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202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持续强调“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一时期的政策连续三年强调“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体现了党中央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系统谋划，为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政策保障。
这一政策演进历程表明，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构想既是对二十年来农业产业化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新发展阶段对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深化和拓展。从最初的粮食产业培育，到特色农业发展，再到产业融合推进，最终形成现代化大产业的系统构想，体现了我国农业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和政策智慧。
三、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时代内涵和战略意义
（一）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时代内涵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其时代内涵可以从“产业”“大”和“现代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刻阐释。首先，作为“产业”的农业已经突破了传统种植养殖的单一范畴，呈现出全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新格局。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强调：“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推进农业产业化，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此，农业产业不仅包括产前的种子、化肥、农机等投入品产业，产中的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更涵盖产后的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环节，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这种产业化发展使农业摆脱了单纯原料供给的角色，转变为集生产、加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产业边界不断拓展，产业形态更加丰富，产业韧性持续增强，形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价值链。
其次，“大”产业的内涵体现在规模体量、发展质量和就业容量等多个方面。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严守耕地红线，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因此，“大”产业在规模体量上，其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达到相当规模，能够满足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在发展质量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不仅直接贡献GDP，还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拉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在就业容量上，大产业能够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机会，既包括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岗位，也包括产业链各环节衍生的服务型岗位。此外，“大”还体现在产业带动能力上，通过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大”不仅是数量规模的扩张，更是质量效益的提升和产业能级的跃迁。
第三，“现代化”是现代化大产业的核心特征，体现在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全面革新。2023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文章，文中强调：“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就中国农业发展实践来看，现代科技、专业人才、金融资本等新型要素将成为农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在生产方式上，机械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绿色生产方式加快推广，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高。在管理模式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深入农业领域，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完善，产业组织形态更加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农业的现代化转型还体现在产业工人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及产业生态的系统化、协同化演进，形成与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现代化大产业的三重内涵相互关联、有机统一。“产业”是基础，明确农业的经济属性和发展方向；“大”是特征，体现农业的规模优势和带动能力；“现代化”是核心，决定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与传统农业截然不同的新型产业形态：即产业链条完整、功能多样、业态丰富的农业产业体系；规模效益显著、带动能力强、经济贡献大的农业支柱产业；技术先进、管理科学、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基础产业。这种现代化大产业的构建，既是农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选择，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支撑。
（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意义
1.经济价值
传统农业长期面临“弱质低效”的发展困境。农业生产规模小、链条短、组织化程度低导致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升、农民增收渠道有限和农业经济效益低下。同时，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加工转化率低，农业的产业价值被严重低估。这种状况使农业盈利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难以吸引优质要素投入，形成弱质产业的恶性循环。将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通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提高产品附加值；通过产业融合发展来拓展农业多元功能，创造新的增长点。现代化大产业还将改变农业的投入产出结构，使资本、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成为主要驱动力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种转变使农业从低效弱质产业转变为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和投资价值的现代产业，为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生态效益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压力。追求产量而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小规模分散经营使污染防治困难问题突出，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加剧了水土资源浪费。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不仅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也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现代化大产业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产业组织化有利于建立全程质量控制体系以减少投入品滥用，规模化经营为统一实施节水灌溉等绿色技术创造了条件，循环农业技术为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创造了可能。现代化大产业能够将生态价值纳入产业发展目标，通过生态补偿、绿色认证等方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使农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3.社会意义
传统农业的社会功能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城镇化加快、农村人口流失，农业发展面临后继乏人、粮食安全基础不牢等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正在弱化。建设现代化大产业能够强化农业的社会保障作用。产业链延伸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规模化生产可以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以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产业融合发展将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缩小发展差距。现代化大产业还将通过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小农户共享发展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现实路径
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关键在“大”，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的国情农情，我们将具体路径概括为五个“大”，即“大农业”“大基础”“大科技”“大融合”“大开放”。
（一）落实大农业，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
建设现代化大产业首要在于突破传统农业思维的认知局限，确立系统化、整体性的大农业发展观。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往往囿于单一的种植业范畴，而现代化大农业则要求构建涵盖农林牧渔的全域性产业生态系统，统筹协调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开发，形成粮经饲统筹、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多元化产业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农业观”，需要从产业结构、产业链条和功能融合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实施路径。在产业结构维度，要优化农业产业空间布局，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与综合开发，要建立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协同发展的复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通过土地流转、托管服务等制度创新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资源要素的集约化配置。在产业链条维度，必须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重点突破种业等关键核心技术，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以提升产品附加值，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网络并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产业升级提供系统性支撑。在功能融合维度，要积极培育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兴业态，开发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乡村民宿等特色项目，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健康养老、科普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农业多元价值的深度挖掘。这一过程中需注重产业要素的系统集成和协同联动，既要强化农业内部各子系统的有机衔接，又要促进农业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现代产业网络，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
（二）夯实大基础，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构建现代化大农业产业体系必须突破传统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制约瓶颈，确立“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导向。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受限于农田水利设施老化、交通网络不畅、土地维护不足等基础设施短板，难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指示中强调：“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农田水利、农业机械化等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并加快推广使用，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因此，要构建涵盖传统基础设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撑体系的全方位、多层次基础设施网络。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要重点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提升灌溉效率和抗旱排涝能力，健全农村道路网络，实现村村通目标，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保障农业生产用电需求，提高农村电气化水平。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要加快布局5G基站、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实现农业生产区域网络全覆盖，建设农业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监测系统，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农产品流通损耗。在服务支撑体系方面，要健全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质量追溯系统，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建立精准化农业气象服务体系，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撑农业现代化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为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硬件保障和软件支持，实现农业生产效率、产业效益和竞争能力的全面提升。
（三）强化大科技，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主要依赖资源要素的粗放投入，而现代化大农业则亟须通过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因此，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需要构建从人才培养到基础研究再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生态链。在人才培养方面，着力构建多层次、复合型农业科技人才梯队，优化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同时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提升农业科技创新的国际化水平。在基础研究层面，要聚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突破，推动生物育种领域的原始创新，同时加快农业传感器、智能装备等关键技术的自主研发，深化农业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研究。在成果转化环节，重点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等成果转化载体，完善科技特派员等基层技术推广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通过这种全链条、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体系构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最终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四）践行大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新格局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存在明显的产业割裂、城乡分割、文化断层等问题，建设现代化大农业产业必须坚持融合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现代化大农业需要通过系统性、整体性的融合发展战略，构建产业协同、城乡一体、文化传承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产业融合要求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交叉渗透，通过拓展农业的生态、文化、休闲等多重功能，培育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森林康养等新兴业态，实现农业价值链的全面提升。城乡融合需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关键领域改革，破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推动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覆盖，同时通过培育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与农村资源、生态、文化等传统优势的有机衔接和优势互补。文化融合维度则强调系统梳理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加强对传统农耕技艺、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运用创意设计、数字技术等现代手段创新农耕文化的现代表达方式，积极发展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等文化赋能型新业态，提升农业产业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使农业成为传承中华农耕文明、维系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这种大融合通过产业、城乡、文化三大系统的协同演进和良性互动，能够有效整合各类发展要素，激发农业现代化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五）坚持大开放，构建农业国际竞争新优势
传统农业往往局限于国内市场和资源，建设现代化大产业必须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尽管农业因其固有的弱质产业特性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全面对外开放，但从长远发展视角来看，须立足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空间的战略布局，未来可重点推进资源、市场、规则三个关键领域的开放合作。在资源开放方面，要深化种质资源、智能装备、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国际科技合作，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鼓励有实力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和农业投资，提升全球农业资源配置能力。在市场开放方面，要优化农产品贸易结构，扩大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规模，同时适度进口国内紧缺农产品以保障供给平衡，建立健全国际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和调控体系，切实维护国内农业产业安全。在规则开放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粮农组织等全球农业治理平台，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秩序，加强与国际农业标准的对接互认，提升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话语权。这一开放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与自主的关系，在扩大开放中不断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