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摘要：近五年辽金文学研究领域在成果数量、观察视角、观念表达等方面都有所突破，文体学研究是洞悉该领域进展情况的有效切入方式。辽金文学史研究广泛涉及多种文体类型，在形制特征、类型划分、时代风格、语言运用方面均有论析。在辽金作家个案研究中，对作家文学作品之文体类型、文体功能、文体表达内容的关注愈加细致，对作家文体观念的阐释更趋深入。近五年，关于辽金文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集中涌现，为文体研究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宋辽金文学的一体化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趋向，文体学阐释是观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线索。宋辽金文体学研究的一体化向度，或可为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辽金文学 文体类型 文体观念 文学交融
回顾辽金文学研究的近三十年发展脉络发现，对该历史时段文学文献的文体分析萌芽于传统文类的广义范畴。在较长的时间内，谈及辽金各体文学，学界多是从诗、词、曲、文等文类概念出发来展开讨论。近十年来，诗词研究仍是辽金文学备受青睐的领域，论著如《金词风貌研究》《辽金诗歌与诗人的心灵世界》；论文则广泛关注金代寿词、乐府等，亦包含金代骈文、谱牒等文体。
近五年来，随着辽金文学文献整理的推进、研究视野的拓展及学术判断的反思，该研究领域呈现出愈发活跃的发展态势。近五年辽金文学相关论文约300篇，其中金代文学比辽代文学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从关注度来看，辽金文学的研究队伍、成果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在中古至近古文学领域已成为重要的开拓空间，蕴含诸多颇具潜力的学术增长点。从研究视野来看，辽金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不断涌现。文体辨析、易代变迁、中华多民族文学大格局的建立等有关文学思想、文学现象、文学生态的谱系化研究成果时有出现，这些新的突破为辽金文学乃至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比如关于文体理论的探讨近年来已跃升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容忽视的切入点。辽金文学在此方面表现出逐渐明显的自觉意识，在文体形态、文体功用、文体融合等层面皆有推进，继而多维度发掘辽金文文学的历史价值。辽金文学是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文体研究又可为宋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提供佐证，有利于彰显中华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特色。本文即以文体研究为重心，论析辽金文学近五年来的研究优势及未来的理论进路。
一、辽金文学史研究对文体类型的观照
近五年来辽金文学研究领域所涉及的文体类型范围较广，诸如绝句、乐府、偈颂诗、题画诗、山水诗、咏史诗、使辽诗、丧乱诗、律赋、古赋、道教词、序跋文、碑志文、记体文、策论、杂剧、传奇等，已触及诗、词、韵文、散文、戏曲、小说等多类文学文献。辽金文学的研究视角已不局限于对文体表达的分析及文体内容的划分，还包括文体特征的辨析、文体风格的剖析阐释、文体功能的认知、尊体效体的尝试、变体破体的演化等更为深入的探讨。
文体概念的内涵具备多层次特征，其结构又可细分为“体制”“体式”“体性”“语体”等。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批评理论中，文体还包含体貌的内涵，因为文章的外在表现与作者内心的情感、思想密切相关，文章的体貌取决于作者的才性、气质与学问。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言：“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也就是说，作家个人风格直接关乎其文章体式，“文体”概念的外延还应包含语言系统、风格类型及话语系统的内容。进入新时代以来，辽金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之一，即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廓清不同文体的形制特征与分类依据、时代风格及其语言运用。
一是对于文体形制特征与类型划分，与以往相比，近五年来辽金文学研究呈现出范围的广博化与类别的细分化特征，渐趋丰富的文体类型思考促使辽金文学研究拓宽了既有的文本关注范围。与宋代相比，辽金时期尤其是辽代的传世文献相对欠缺，出土文献中碑志材料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在辽金文学、史学研究领域中，墓志等石刻材料曾成为重要的文献来源，相关成果也较为丰硕。如辽圣宗贵妃萧氏墓志等文献曾引起文史学界的关注。近五年来墓志、碑志研究也有承袭与突破，如《金代女真人墓志所见文化交融与认同》论析了金代女真墓志的功能，强调其对女真人从金源内地迁居中原及对中原王朝元素的接纳的记录作用。又如《金元之际女真文人徒单公履生平与创作考论》认为徒单公履的碑志代表了女真人碑志写作的较高水平，其风格沿袭了元好问碑志文的简洁劲健。这些成果在传统文体研究的基础之上又有拓新。
除此之外，近五年辽金文学研究对于不同文体类型的关注也为该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涉及诗词文体研究的如《金章宗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提出金章宗咏物诗词成就最为突出，多有对日常生活用品的歌咏。在此文之后，金代诗词的文体表现范围得到了更多年轻学人的关注，陆续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关注金代咏花诗词、金代咏物诗；又如对“吴蔡体”的再次关注，对蔡松年诗作的北方民族特色及词作的飘逸萧散风格的讨论。涉及赋体研究的如《金元赋论研究》，涉及骈文研究的如《异趣同归：辽代“四六”的传变轨迹》，分别对金代赋作、辽代骈文展开了文本细读。涉及散文研究的如《金代记体文研究》，对金代修造记、游记、学记等共计400余篇记体文进行分体论述。涉及小说研究的如《论宋金时期的“夷坚体”著述》，将宋金时期集中出现的洪迈《夷坚志》、王质《夷坚别志》以及元好问《续夷坚志》等著作视为“夷坚体”类作品，将其归入志怪小说一类，对其传播过程作出探讨。凡此种种，皆可见辽金文学对多种传统文体类型的广泛关注。
二是对文体的时代风格与语言运用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如对元好问记体文及诗歌、辽金僧人塔铭、辽代传奇的文体样态及文类新变的关注。金元易代、战乱频仍之际，元好问身处其中并屡屡强调师法古之正体。其评“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之慷慨任气，评“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之北方豪杰之音，都为贞祐南渡以来因士风丕变而发出的感慨。元好问的思虑及喟叹亦表现于杂记文及诗歌作品的创作中。《文随世迁：元好问杂记文论略》一文，通过对元好问学记、官方营建记、寺观记的数据统计及作品分析，不仅呈现出金元之际记体文的文体本色，而且从“文从世变”的角度勾勒出元好问记体文所反映的时代遭际与体貌新变。其学记饱含战争的印记，字里行间充斥着易代之际的文化感伤，官方营建记曲笔唤出时政之兴废，寺观记潜藏着援儒入佛的思考。经由史料钩沉，我们可以看到元好问在记体文中的经世思想与时代感慨。《金末壬辰之祸与遗山生命诗学的建构》一文，由元好问的丧乱乐府诗来品评其郁结之气的寄寓，从其长篇古体山水游记管窥其北渡后的创作变化及作品崇高感的获得。有关文体与语言遣用的成果如《宋辽金僧人塔铭的文体新变：修辞、历史和救赎》，该文对辽金僧人塔铭的语言特征作出分析，认为辽代中前期的塔铭多用骈体和整齐句式，金代僧人塔铭虽有骈语，但其中散语更占据主流位置。与宋代塔铭相比，辽金塔铭中散体逐渐占据优势，更具救赎意味。又如《从〈焚椒录〉看辽代文学的发展水平》讨论王鼎《焚椒录》所收应制诗之语言特征，谓其雍容华美，与应制诗的典型风格相符。
由此来看，近五年辽金文学研究对于文体类型的讨论，不仅涉及文章内部结构、语体风格的分析，还包括对外部与之相关的历史渊源乃至文化环境的关注；不仅注重品评作家的个体风格、才性，也归纳出不同文类的美学风格。
二、辽金文学个案研究中的文体观念阐释
近五年辽金文学研究在文体类型的选择上有所拓展，在个案研究中文体类型的划分呈细密化趋向。有关文体认知及其观念阐释的成果不乏新见，成为这一领域理论突破与范式建构的又一重要维度。
近五年与文体学相关的辽金文学个案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当属元好问研究。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颇具标志性意义的文人，与其自身所兼具的多重特殊性有密切关联。一是元好问为北魏皇室后裔，又见用于金、元两朝。其自身及人生经历均与多民族文学渊源颇深。二是元好问编纂《中州集》及其所持的“中州”观念，对于金代文学正统地位以及“华夷”之辨观念的演进具备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三是元好问身处金末至大蒙古国的易代时期，其对前朝故国与新朝政权的复杂心态有助于凸显文学思想的张力。四是元好问的文学思想观念颇为多元，既有对风雅精神的尊崇，又与佛道二教多有交集。五是元好问乃金代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与文论阐述皆有丰富文献传世的文人。这使得元好问研究不仅有可供分析的文学作品，更有可加以对照的理论表达，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颇负盛名的《论诗三十首》。文体观念、文学思想的完整建构与立体还原在多元化的传世文献中方可露出端倪。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元好问研究成为金元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近五年内仍呈蓬勃之态势。
除元好问外，与文体学有关的辽金作家研究成果还包括王若虚、耶律楚材等，其中囊括了王若虚的赞、序、记、墓表、赋文及“和陶体”诗歌，以及耶律楚材的交游诗、西域纪行诗、乐府诗、征行诗、咏物诗等。方外之士的相关成果中也有对文体问题的关注，如《金元道教文学史》对王重阳诗词创作特征的讨论。中国古代少数族群作家群体的文体学探析可见于《金代初期女真作家应用文创作摭谈》，其梳理了金初女真作家完颜旻、完颜杲、完颜晟、完颜宗翰、完颜勖等人的应用文章，涵盖了书、表、册文、牒、议、疏等文体。总体来看，该类成果的主要特点可从两个方面讨论。
一是对作家文学作品之文体类型、文体功能、文体表达内容的关注愈加细致、丰富。仅近五年以元好问为个案的研究成果，就关涉其乐府诗、七言律诗、家山诗、海棠诗、边塞诗、东平诗、寒食诗、隐逸诗、纪行诗、丧乱诗、咏史诗、涉酒词、中秋诗词、碑志文、记体文、题跋文、序引文、祭文、骈文、小说等诸多文体或文类。这些文体与文类的划分方式，有的是依据中国古代传统文体学的不同类别，有的是提炼某一文体中的特定内容类型。分类方式并不一定均具严谨性，但仍然体现出元好问研究领域中文体学研究路径的普适特征与理论潜力。另如题画诗，《论金元文人题咏杨邦基绘画的诗歌》一文明确提出同题竞作的写作策略，也即如何避免重复及后来居下的问题。该文将题画诗的文体功能概括为点题、救场、补充及发挥画面内涵。
对于某一具体的文类，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在类目细化方面亦有所突破。比如对元好问的序跋文类，已有学者关注其自序、他序、题跋文的历史价值等。《论元好问的序跋文》将元好问序体文按照“自序”与“他序”区分讨论，提出在上述文体特征之外，元好问的自序文可以跳脱出叙写对象，以此为契机来发表个人的杜诗学理论与词学观念。其序文又可根据不同的作序对象而采取相异的叙述策略，无论对金朝贵族还是同侪师友，皆可因俗而变、恰如其分地进行书写。该文随后又列出题跋体，认为元好问的题跋文简短又意味深长，值得深入文本展开细读。又如《元好问题跋文论略》一文，对元好问现存的19篇题跋作品从“褒善贬恶，立法垂戒”“知人而论，补史之缺”“诗重骚雅，真识者知”等方面作出分析，可视为此类文体的拓展性研究成果。序跋类文体近年来颇受主流学界关注，唐、宋、元、明、清文学有关书序、赠序、书画题跋、戏曲序跋、小说序跋的文献材料、学术考辨、批评观念、文人交往、文体通变、心态转向等的讨论层出不穷，成绩斐然。与前述研究对象相比，元好问序跋文同样具备多重面相，遵循文类体制规约的同时又不乏时代风貌。又如对金代记体文类型的细致划分，《文随世迁：元好问杂记文论略》一文概括出不同类型杂记文的文体功能与特征：学记重于表达文化焦虑及忧患意识，官方营建记多表现由金入元前后的情感差异，寺观记长于表现对金代社会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思考。如前所述，金代名家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皆作有记体文，学人据内容将其分为修造记、游记、学记等不同类型。金代记体文的议论及抒情色彩逐渐浓厚，呈现出由纪事之文向议论之文的演化过程。
二是个案研究中的文体观念阐释与表达更趋深入。如对元好问的文体观念研究，已有专文进行梳理及剖析。《文体正变与辨体破体：元好问的文体观念论析》一文关注元好问的文体正变观，探析其“文章以体制为先”的文体观念，以崔立之变事件与撰功德碑来分析其尊体观念；以元好问对秦观“女郎诗”之“以词为诗”的贬讽，对韩愈“山石句”之“以文为诗”的推崇来申发其破体理论。又如新近成果对辽代传奇小说的文体认知有所关注。《从〈焚椒录〉看辽代文学的发展水平》一文从载录作品的真实性、篇幅长短、故事性等方面进行文本辨析，将《焚椒录》的文体属性定位于笔记与传奇之间，认为其具有二者的双重特点。又如对元好问散文“有偿”创作的认识，《论有偿写作的困境与纾解——以元好问散文创作为中心》一文分析了元好问碑志、序跋、铭文、祭文等因请托而撰文的作品，认为该类作品属于“有偿写作”，而元好问以多种策略来维持写作的公平性。再如关于辽代诗歌文体的功能，《赋诗与讽谏：辽代契丹诗人创作的文化功能》一文通过萧观音、萧瑟瑟等人的作品，陈述辽代政治及文化生活中赋诗所起到的沟通君臣情感、强化正统观念的卓越功效。
文体划分、文体认知观念的演进对于近年来的辽金多民族文学个案研究是有所补益的。就辽金两朝不同族群与身份的作家、文人群体而言，文体的细化梳理渐成为一条可资尝试的新路径；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看，辽金多民族文人及其作品是文体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辽金文学研究呈现宋辽金文学一体化趋向
相比于辽金史学界研究成果，近五年辽金文学虽在研究方法及路径、文献辑录与整理等方面皆有突破，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化之处。下文从文体研究视角出发，综论近五年辽金文学研究的进展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
一是辽金文学文献的整理、文学史论著的出版为文体研究提供了基础。薛瑞兆编《新编全金诗》20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新编全金诗〉的功力与匠心》一文总结出该集的几大亮点：一是新增了易代之际的诗人诗作；二是新增了5位女真诗人；三是对于若干著名诗人新补充了父兄诗家；四是一些在其他领域名气较大的文人，于该总集中则首次以诗人面貌出现。仅就该集新增加的易代之际诗人、女真诗人而言，其不同时期诗作的文体表现方式的差异、多族群诗人运用诗歌创作的不同题材及诗体选择，这些问题皆可为金代诗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又如高桥文治《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一书的译介与出版，也与金元文体学研究不无关联。该书专列丧乱诗、墓石、序跋等章节，反映出以辨体为特色的研究思路。胡传志所撰《元好问传论》的编排方式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元好问个案研究的整体思路。该书上篇明显以元好问生平的重要节点为序，从身世、父兄、师友谈起，串联出其由科考波折、寓居嵩山、聊城新变直至晚年奔波的人生迁转变化。这也与小松直之进所编《元遗山诗选》采用的“编年体”方式有相似之处。下篇则按文体或文类分编章节，包含元好问绝句、词、序跋等文体的文学撰著以及史学著述的着笔等。
再如查洪德主编的《全辽金元笔记》第一辑的出版。关于笔记文体特点与文类范围的概述，作者以《全宋笔记》的选辑标准为参照，引述了正面界定与反面排除两种归类策略。作为随笔记录式的散文类文体，辽金元笔记与宋代笔记相比有继承又有新变。这尤其体现在辽金元笔记体文献的收录范围上，也即在文献的实际择取中进一步细化辽金元时期“笔记”文献的判断依据。对此，编者有明确界定，其一是该集以宋代笔记“刻意著作”的情状为对比，提出辽金元笔记多“刻意著作之文”，故其应当并非笔记的本质属性，不宜以此作为选择或排除文献的必要条件。其二是对题材性质的关注，随见随录、随手记录或摘录的著作，以及非想象虚构的见闻记录或阅读摘录皆可收录。其三是以《全宋笔记》收录《夷坚志》为例，提出纯粹的传奇志怪小说作品也应收录。这些史料的梳理及分类犹如源头活水一般，为辽金文学及文体学研究营造出话语阐释的新空间。
二是宋辽金文学的一体化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新趋向，而文体学阐释是观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线索。从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始，至公元1234年金朝政权在南宋与蒙古的夹击之下灭亡，辽金政权所历经的300余年时间，恰与两宋政权统治时间基本重合。从时间概念来讲，谈及宋代文学，实质上谈的是宋辽金文学。但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的留存有所差别，加之研究规模的寡众之分，辽金文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被置于宋代文学的“余绪”之中。这在此前诸多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著作中皆可见到。
与学界主流语境相关，近年来宋辽金文学的一体化面貌逐渐得到学人的重视。如《宋辽金文学与中华文学一体化》一文指出：“宋辽金三代文学既多元并存，又具有一体性，特别是在融合北方民族文化方面，影响深远，为中华文学一体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文体学领域而言，一体化的学术进展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断代文学史书写中谈及辽金与宋代文体创作的相互影响，尤其集中于宋代文学对辽金文学的影响上。如论析辽代王鼎《焚椒录》作为传奇作品的独特价值，将之与宋传奇相比较，从批判力度、悲剧震撼力、穿插诗词及叙事方面凸显其影响。又如论王寂、赵秉文题画诗作的立意，举出其化用苏轼《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以描绘南方风格的例子。再如专论金人对苏轼骈文的接受，以宇文虚中作品为例分析金人所受之影响。当然也有宋人文学受惠于金朝的现象，如《宋辽金文学关系论》一文所言：“辛弃疾在南下之前，也一定受到了‘吴蔡体’的熏染”，“蔡松年词不仅是苏辛两大词人间的桥梁，影响了辛弃疾词的创作，还通过辛弃疾传到南宋，将北方苏词传统、北方人的豪迈情怀融入南宋词的血脉之中，影响到整个南宋词坛”。
另一方面是在某一文体或文类的视域中讨论宋辽金文学的一体化现象。如前引《赋诗与讽谏：辽代契丹诗人创作的文化功能》以辽代契丹人诗歌为脉络，论及辽代皇族耶律倍、耶律隆绪等所经受的汉文化濡染与较高的汉文化修养。又如《金代文章“气骨”论》认为金人王若虚的系列“辨惑体”文章融入了唐宋刘知几、欧阳修等人的批判性学术传统，又吸收了古文家的义理趣味，“是宋学不可忽视的分支成就”。又如《“诗骚传统”与宋金文学共同体形成机制探论》探析“诗骚传统”在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创作中所发挥的重塑金代文化、调和南北文风、丰富诗歌表现方式等效能。再如《辽金元笔记文献整理述论》述及金代笔记文献《大金吊伐录》对于宋金关系的历史叙说。这些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留的文体，凭借其时代性特色与历时性流变，以动态的方式延续着不同政权下文学生成的往复与因革，弥补了因朝代倾覆所造成的文化绍续的裂痕。
三是文体研究可为宋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提供佐证，有利于彰显中华多民族传统文化的交融特色。从10世纪初至13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本文所谈及的宋辽金时期，北方文学领域所容纳的少数族群作家除契丹、女真人外，还包括党项人、渤海遗民等。不同的族群共同形成了宋辽金时期文学交融的多元格局，如宋与辽、宋与金、辽与金、宋与西夏、渤海国与辽、渤海遗民与金，这些双向互动的文化交融关系支撑起交融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宋、辽、金之间的文化互鉴现象前文已多有论述。近五年对渤海文书文献的研究成果如《〈松漠纪闻〉渤海贺正表与金熙宗时期渤海遗民势力的发展》，该文虽对表体文无过多文体理论分析，但通过西夏贺正表与高丽贺正表的对比分析，已涉及庆贺元日节俗的文体功用特征。而渤海遗民在金朝政权体系之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亦得到凸显。近五年的西夏文学研究成果如《西夏拜寺沟方塔〈诗集〉的文化功能与艺术特色》，此文在前人有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诗集》作者行迹考、《诗集》用韵考的基础上，综论其古近体诗作格律特色、交游唱和功能以及所受唐宋诗歌的影响。随着人文社科研究冷门绝学领域的加快发展，西夏文献的类型与价值日益获得学人的关注，“西夏出土文献中有些文献种类特色鲜明，为西夏所特有，如‘夏译汉籍’、西夏语文类著作、社会文书、佛教文献等。‘夏译汉籍’多系对宋代乃至唐末五代书籍的转译，从中可以反映出未经宋人编辑的汉文古本原貌”。文体研究或可为上述西夏文献的形制、语体、功能、风格、分类的认知提供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
与宋代文献整理的成就相比，辽金文学文献整理还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以上诸类文体观念的零散表达，也透露出辽金乃至西夏文学文体理论研究的明显不足。中国传统诗文体类，尤其是如记、序、跋等一些散文文体，其文体创作兴盛、变体演化的肇端便起自唐宋时期。文体学论域自然而然成为辽金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地带。
四、结语
近年来学界对于元代文学作为明代文学“近传统”的历史地位已有所讨论，如元末明初题跋文的创制成为文体理论、文体思想、文体观念研究的新的增长点，与之类似的还有记体文、序体文研究。而回溯历史发现，宋金文学又何尝不是元代文学的“近传统”？对此，金元诗学、赋学研究等已产生一些较为优秀的成果，但视角多集中于金元易代之际的文学思想、文人心态、制度变化等方面。就文体学研究的两重向度，即由繁归简与由简趋繁而言，文体学视域下的辽金多民族文学研究显然还需要系统化的理论建构。辽金文学文献既存在文体学思想、文体观念的零散表达，也有具备体系脉络的文体理论的直接阐述，任何有关辽金文体研究的线索都不应被忽视，二者更可彼此对照而形成文体历史认知的立体结构，这些都亟待未来进行增益与完善。
元朝史官修纂宋、辽、金三史，最终以三朝各为正统的做法而成书。学界反复申述元代作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独特地位，不仅是因为元朝蒙古、色目、汉人的多元交融，更是因为多元一体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如何认识宋辽金时期文学，学界以往多从传世文献数量、研究队伍规模甚至族属类型划分的角度来加以界定。众多的文史著作甚至曾将宋代文学视为10—13世纪中国传统文学的代名词，而“辽金元文学”则往往被视为一个专有的文学史分期。与“宋辽金文学”的并称相比，在中国古代文学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辽金元文学”显然沿用甚广、习用已久。通过回顾历史观，以及梳理当下文体学研究，我们可知其中存在诸多不甚恰切之处。从学界研究的基本学理而言，文体乃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要素，因为自汉代以来直至晚清，文章学始终是文坛的主流观念，而文体又是文章学的基本要素。因而可以坦率地说，文体的研究才是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然而，仅仅认识到此一层面还是停留于常识的层面，宋辽金时代的文体研究具有更为独特的内涵。南北之间、族群之间不仅有文体的影响与交流，更有各自不同的认知与呈现，诸如雅俗文学之间的差异、文字书写与形体表演的差异、不同文字书写之间的差异等，都较之其他时代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与研究空间，学界应当对此进行更为细致与系统的研究。更何况，宋辽金文体学研究的一体化向度，或可为当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以及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