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民初，长篇幅小说之文体观念经历了复杂演化：受“小说界革命”思潮工具理性影响，以叙事容量契合现代性诉求为前提，具备白话语体和“说书人”叙述双重特征的“章回体”从传统文类秩序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成为清末报刊征文广告的主要类型与小说出版广告的重要卖点。思潮消退后，报刊征文观念主要受传播媒介制约，“篇幅”特征因直观而备受青睐，由此，“章回体”被赋予了“章回小说”与“长篇”的双重属性，且后者逐渐取代前者在报刊广告中的核心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以“长篇”/“长篇小说”成为报刊栏目作为重要表征，“长篇小说”逐渐成为专有名词，并在挪用西方“novel”的文体特征而获得丰富内涵后，实现了术语化，自此开启了与“novel”的对译。
关键词：章回体；长篇小说；文体观；清末民初
小说文体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重要转变：不仅由传统“一元”（笔记）调整为清末民初的“二分”（章回与笔记），亦在民初实现了“长篇小说”与“novel”的中西对接。不过，对于“章回体”如何打破独尊“笔记”的文类秩序，从边缘移向中心，从而实现与“笔记”双峰并峙，以及其后“章回体”如何逐步让位给“长篇小说”，即清末民初长篇幅小说之文体观念的演化历程及其成因，还存在有待厘清的细节。学界此前对“章回小说”称谓演变史的翔实梳理，为理解“章回体”这一文体概念奠定了良好基础，基于此，从联结著/译者、出版主体和读者三方的清末民初广告（主要是报刊绍介广告、征文广告及小说出版广告等）切入，有助于了解各方的小说文体观念，构建更为细密的小说文体史。
一 “小说界革命”与“章回体”的前景化
先秦两汉，“小说”为“小道”而无关政教的文类观念确立，对后世影响深远，故相较其他传统文类，“小说”价值有限；同时，由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延续至晚清的“重文轻白”传统，因此白话小说的价值比文言小说更为有限。可以说兼具“小说”与“白话”属性的章回小说，在传统文类秩序中相对边缘。至晚清，章回小说的情况开始变化。一方面，“章回小说”文体观念逐渐成型，实现了名实相应。1877年，“尊闻阁主”的《申报馆书目》设置“章回小说类”，收录《儒林外史》《红楼梦补》《西游补》《水浒后传》《快心编》《昕夕闲谈》《林兰香》七部章回体小说，其中《昕夕闲谈》为译作。此或为首次将“章回小说”视为一种文体的记载。两年后，《申报馆书目续集》面世，尽管未再设置“章回小说类”，但“小说类”收录了《台湾外纪》《女才子》《雪月梅》《青楼梦》《何典》，除《女才子》为文言小说集外，其余均为章回小说。可见申报馆已明确具备章回小说观念，并为《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之小说出版广告继承。
另一方面，文体观念的成型并不意味着章回小说社会地位的提升，原因是《申报馆书目》及其《续集》采用了“虽然……但是……”的话语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分歧：轻视作为文体类型的“章回小说”，而揄扬具体的章回作品。《申报馆书目》认为《林兰香》十六卷“虽其中间有不脱章回之窝［窠］臼，要皆自出机杼者居多”，《台湾外纪》三十卷“虽曰章回小说，实迥异于稗官家言”。《续集》指出《雪月梅传》五十回“虽曰章回小说，而能脱尽科臼”。其后《申报》《新闻报》等所载小说出版广告亦赓续此模式。“虽然”指向“章回小说”“章回小说体裁”“章回体例”等，语气颇为遗憾，表明“章回小说”文体价值并不高；“但是”为广告重心所在，旨在宣传作品叙事、文笔、命意等价值，从而吸引读者购买，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申报馆等出版主体所建构的轻文体、重作品的价值判断模式，表明在“小说界革命”之前，章回小说的社会地位依旧相对较低。
不过，随着“小说界革命”的兴起，章回小说的社会地位获得明显提升。此变化最直观的表征还是小说广告，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之重要平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号“告白”介绍了其二十五个门类，第二十为小说：“或章回体，或片假体，要以切于时势，摹写人情，使读者拍案称快。”“章回体”成为描摹时势、人情以取悦读者的选项之一，价值判断明显不同于此前广告中的“虽仿章回体”。随后，《新小说》“本社征文启”进一步拈出“章回体”：“章回体小说在十数回以上者及传奇曲本在十数出以上者”，自著本甲等每千字酬金四元，乙等三元，丙等二元，丁等一元五角；译本甲等每千字酬金二元五角，乙等一元六角，丙等一元二角。“章回体小说”成为《新小说》征文广告的重要类别，与此相应，它亦最受编辑青睐。《新小说》中的章回体创作小说共八种：《新中国未来记》《洪水祸》《东欧女豪杰》《回天绮谈》《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和《黄绣球》；章回体翻译小说多达四种：《海底旅行》《二勇少年》《电术奇谈》和《毒蛇圈》，它们占据了《新小说》绝大部分版面。此变化意义重大。如前所述，尽管晚清以来出版了不少章回小说，但它们主要是出版商牟利的工具，作为文体类型的“章回小说”依然社会地位低下，而《新小说》“本社征文启”及其所载小说传递出了截然相反的讯号：不仅特定章回作品的经济效益受到重视，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章回小说”更极具社会价值，“章回小说”地位的提升甚为明显。
由于“小说界革命”思潮呈裹挟之势，其办报理念亦影响到后来者：出版人纷纷将“章回体”作为征稿类型或重要类别。1904年，常熟《江苏白话报》第三期“本报三期以后改良事件如左”广告之“添增门类”云：“自本期起加入图画及时评、理科与章回小说四门，按期刻入。”1904年，上海《中外日报》“上海商务印书馆征文广告”云：“以上各题用章回体，或白话，或文言，听人自便。”1905年4月，上海《申报》“访求小说”广告云：“本馆现拟访求小说，如有家藏木刻，为世不经见之稗官野史，凡章回、说部、传奇、弹词等类，有愿出售或倩本馆代印者，望先将书名、价目以及书中事实、撰著人姓名并书共若干册一一开示，以便商订。”与此同时，小说出版广告非但不再沿用此前“虽仿章回体例”的遗憾语气，“章回体”甚至成为招徕读者的卖点，如上海《时报》1904年6月所载“《血泪花》出版广告”云：“是书情节离奇，变幻百出。以政治之思想，寓儿女言情之中，读之使人神气百倍。用章回体例”；11月所载“蒙小学堂必阅，《初学白话报》第二号已出版”广告云：“小说《青年外史》之外，又添一种，名曰《世界英雄传》。亦份（系）章回小说，声情激越，趣味深长”。“章回体”俨然出版界宠儿。
更有趣的是新名词：“外国章回小说”。1903年，横滨《新民丛报》刊载“理想小说《极乐世界》”广告称：“本局读其书而爱之，以原书诡名小说而体例有出入，乃以章回体译之，并改定今名。”《极乐世界》署名为“著者日本矢野文雄、译者中国披雪洞主”的翻译小说，原作显非章回体，广智书局单行本却以章回体行世，包含十二回，含双目、“话说”“却说”叙述套语、回末诗、“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元素。“诡名小说而体例有出入”表明在译者及出版者观念中，“章回体”乃古今中外小说之唯一体例。此观念亦见诸1904年上海《中外日报》所刊《昕夕闲谈》广告。该小说由“蠡勺居士”蒋其章翻译自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1803—1873）长篇小说《夜与晨》的上半部，1873年至1875年曾以章回体式分26期连载于《瀛寰琐纪》，但查阅其间上海《申报》所载相关小说广告及《昕夕闲谈小叙》《〈昕夕闲谈〉上卷“总跋”》等，均不见将其定性为“章回体”，说明译作初次面世时有“章回小说”之实而无其名；至“小说界革命”发生后的1904年，上海《中外日报》“重译《昕夕闲谈》［英国第一小说］出书”广告助其实现了名实相应：“是书乃外国章回小说也，原名英国小说，计分五十余回。”前后广告话术的差异取决于章回小说的社会地位。
由此可见，在传统及晚清语境中处于边缘的“章回体”，随着《新小说》征文广告的发布及章回小说的大面积刊载，逐渐被推至前台，走向报刊征文广告及社会观念的中心，此变化显然与“小说界革命”有关。关键是，梁启超等人为何跳过此前独尊的“笔记”而选择“章回小说”？其答案无法绕开“小说界革命”开启民智的工具理性，而以章回小说的双重特征为重要手段：一是以白话写作的语体特征，二是以“说书人”叙述的文体特性。
“小说界革命”思潮之所以在清末盛行，缘于梁启超等人试图从文化层面全面开启民智，因而其预设读者的主体不再是传统士大夫，而是知识水平较低、未受西方政治文明洗礼的下层人士。正因如此，比文言具有渗透优势的白话更受看重，这也正是小说专刊及各类小说作品多强调使用白话的原因。对于以白话写作的章回小说（而非文言小说），“小说界革命”同人十分关注，姚鹏图《论白话小说》曾言，“今日之白话报，即所谓通俗文，而小说家之流也，其为启迪之关键，果已为国人所公认”；同时强调文学进步的一大关键在于“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从文学流变角度赋予更高价值。
如果说白话语体考虑的是读者接受，那么如何在白话小说中书写主体性，则对兼具创作者/译者身份的“小说界革命”发起者而言更为关键，翻译（直接引进域外小说）或创作（用旧小说的形式容纳西学内容）均为其中的重要方式。不过，小说为虚构文学且自成艺术空间，较之直抒胸臆隔了一层，倘若能直接在小说中“现身说法”，势必更能满足该群体的主体性书写需求，对此，章回小说“说书人”叙述极为关键。“说书人”是受传统说书活动影响而在章回小说中以“在下”自称的叙述者，“能随时提醒读者在他和故事之间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讲述故事的人”，梁启超等人巧妙地挪用此虚拟叙述主体，用以表达旨在开启民智的现实关怀，其路径有二：一是以西方文明为切入点，扬西抑中，从制度、文化、国民心态等层面批判现实，如《珊瑚美人》“说书人”对“自由”的理解、《寒牡丹》“说书人”对“专制”的阐发等；二是一旦涉及作为社会制度基本内核的“规范知识”，依旧取径传统，如用“天命”解释人物状态与事件走向、以孝慈等伦理规范劝善、将“侠”视为疗治社会乱象的药方等，总体上呈现出西方其表、传统其里的价值取向。可以发现，梁启超等人借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关怀丰富且有的放矢，这离不开章回小说容纳复杂故事这一重要前提，它适足以为“小说界革命”群体传达现代性诉求提供入口，就此而言，小说不愧为“在历史哲学上真正产生的一种形式，并作为其合法性的标志触及其根基，即当代精神的真正状况”。
要之，晚清以降，随着章回小说文体观念的成型与传播媒介的发达，章回小说作为书商牟利的重要工具，占据图书出版及报刊广告的焦点，但社会地位依旧低下；转捩为由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原因是章回小说的白话语体与“说书人”叙述均有助于开启民智，章回小说因而从文类秩序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社会地位得以跃升。
二 从“章回体”到“长篇”：“小说界革命”后小说文体观的嬗递
“小说界革命”之后，《新小说》所代表的小说文体观念十分盛行，“章回”成为众多报刊的栏目名称或征文广告的重要类别。1904年6月《时报》创刊，其命名、发刊词及体例皆出自梁启超，故观念多有沿袭，“发刊例”云：“本报每张附印小说两种，或自撰，或翻译，或章回，或短篇，以助兴味而资多闻。惟小说非有益于社会者不录。”1905年2月，上海《大陆》第三年第一号“小说”栏注云：“此栏分自著与编译二类，或文言，或白话，时零碎，时章回，概无一定，盖小说体本无一定也。”1906年8月，上海《时报》“《小说七日报》出版”广告云：“内容总目：一、论说；二、章回体；三、短篇；四、传奇；五、传记；六、新剧；七、时评；八、杂俎；九、文苑；十、附录。”这些广告呈现出对此前观念的继承与创新：继承在于均以“章回”作为重要卖点，创新则表现在分类方式暗示出的“章回”新特征，即当“章回”与“短篇”成对出现时，它既具备了“章回小说”的本体特征，又获得了“长篇”的新属性。
“章回”/“章回体”指“章回小说”，不言而喻；相较于“短篇”而言的“长篇”属性，则是与报刊出版方式相匹配的结果。晚清以降，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报刊开始改变知识的呈现方式，并塑造读者阅读习惯。与传统单行本相比，报刊周期短、版面有限。尽管长篇作品可通过连载获得完整呈现，但读者和出版者更青睐篇幅短小、易于完篇的短篇之作，如上海《时报》1904年8月所载翻译小说《黄面》结尾处译者附言所云：“本报以前所登小说均系长篇说部，每竣一部，动需年月。恐阅者或生厌倦，因特搜得有趣味之一短篇，尽日译成，自今日始连日登载，约一礼拜内登毕。”同年10月，《时报》又发布“征求短篇小说广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日本各日报、各杂志多有悬赏募集者。本馆现亦依用此法。”“短篇”主要指篇幅短小（文体意义上的“短篇小说”观念尚在生成之中），可以想见，与“短篇”相对的“章回”除了可指“章回体”之外，更侧重篇幅之长。
实际上，该观念亦是呼应变化的社会思潮的结果。如果说“小说界革命”声势席卷之时，“章回体”因工具性极受重视，那么当主旋律消退后，出版市场又会重新回到由读者、作者、出版者三方旨趣共同决定的道路上，其中读者阅读习惯与出版方式尤其关键，征文广告强调“篇幅”这一直观特征，正是此趋势的具体化。当广告中“章回”/“短篇”的分类模式被“长篇”/“短篇”取代后，该趋向变得更为明朗。1907年3月，上海《时报》刊载“小说大悬赏”启事：“本报现在悬赏小说，无论长篇短篇，是译是作，苟已当选登载本报者，本报当分三等酬金”；6月，刊载“本馆特别告白”：“本报所登小说，无论悬赏、自编，短篇长幅，均有版权，不许转载”。篇幅长短成为《时报》选择小说的首要依据。尽管1907年《小说林》创刊号所载“募集小说”启事涉及篇幅、文体两类标准：“本社募集各种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过至第三期讨论版权的“特别广告”时，篇幅成为唯一标准：“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小说林社“新增月刊社报《小说林》，全年十二册，每册四角”的广告亦印证了此变化：“长篇短幅，有美必收，无奇不录，以快先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报刊广告中“长篇”已取代“章回”之核心位置而成为小说征集的新标准，但它并没有立刻成为专有名词，其内涵呈现出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含混与驳杂。一方面，“回”依旧是重要度量单位，如1907年《月月小说》所载“《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云“本报所登各部长篇，每期或登一回、二三回不等，必于一年之内，或数月之中，将全书完结，即刷印单行本以飨阅者”；1908年《宁波小说七日报》第一期“本社征文广告”云“如有长篇佳作愿交本社刊行者，请先惠寄一、二回，审定与本社宗旨相洽，自当修函奉订，照例送润”。1908年《月月小说》编译部《征文广告》则用总回数衡量小说篇幅长度：“撰述长篇，以章回体每部十六回或二十回为合格。”可以说，尽管“长篇”已逐渐成为广告中心词，“章回体”仍然是主要文体类型。
另一方面，“长篇”观念逐渐由篇幅向文体嬗递，“长篇”之文体内涵获得强调。《时时日报》赞誉《月月小说》创刊号时，将“长篇”与章回、短篇并置：“本馆接奉第一号《月月小说》一册，无任感谢，钦佩之至。其总司笔政者为吴君趼人及周君桂笙也。此报每逢月望发行一次，盖丛报而兼有图画者也。其小说内容有历史、游记、谈丛等属，其体裁有章回、长篇、短篇。一期全刊，以次待续。诸门其间自撰者半，译自英文及他国文者亦半。想中国不乏读书好奇之士，从此亦可藉以略窥欧洲古今来文学之盛矣。”“长篇”作为一种“体裁”与章回、短篇鼎足而三。以此为依据，可梳理《月月小说》第一号所载长篇作品（不含“剳记小说”“短篇小说”栏目）的基本信息如下：
表中大部分小说的体裁辨识度较高：“章回”具备回目、“说书人”声口、套语等基本文体要素，部分创作小说、翻译小说采用此体例；“长篇”则均为翻译小说，分章节，章节标题为简单词汇或仅用序号标注，自由活泼。比较特殊的是《弱女救兄记》和《情中情》两部译作，前者不分章回/章节，不过具备章回小说“话说”“且说”的叙述套语；后者无“章回”等基本文体要素，但章节标题又为整饬的八字双目。二者均部分地保留了传统章回体的文体特征，呈现出由“章回”向“长篇”衍化的过渡形态。自此以后，“章回体翻译小说”数量日减，且文体特征逐渐蜕化，以“长篇”体裁翻译的西方小说则越来越多。此变化既与“朝脱稿而夕印行”的创作方式与报刊连载的传播形式导致章回小说回目、套语等文体形态调整有关，亦取决于当时的小说翻译热潮及整个社会对西方小说的接受。
同样是在《月月小说》第一号，由“译书交通公会”起草的《译书交通公会试办简章》得到刊布。该组织由周桂笙于1906年发起，旨在肃清翻译界不良风气，就某些翻译规范问题达成共识。《简章》“序”云：“中国文学，素称极盛，降及挽近，日即陵替。好古之士，惄焉忧之，乃亟亟焉谋所以保存国粹之道，惟恐失坠。……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而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毋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吾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类似观点还见于其后的翻译小说《猫日记》按语“知新子曰”：“举凡东西各国文字学术，辗转翻译，无不皆通。于是乎中外古今，庶几无不通之情，无不达之意矣。”可见《月月小说》前后观念保持一致。对于西方小说的态度，周桂笙等人（《简章》末署“译书交通会发起人周桂奎桂笙、赞成员吴沃尧趼人、赞成员汪庆祺惟父、代理书记员谢允燮强夫同启”）与此前迥异。如果说应“小说界革命”而生的“外国章回小说”透露出“以中化西”的自尊观念，且强调的是章回体开启民智的工具属性，那么此处对于西方“新思想、新学术”与本土“旧学”“互相发明之效”的期待，则传递出文学本位观念，保证了双方各自的主体性，而与当时的小说观念相呼应：人们开始摆脱以小说为政治工具的观念的羁绊。依此逻辑，西方长篇翻译小说开始获得独立地位，其体式特征被创作小说借鉴，如《月月小说》所载《柳非烟》《岳群》《失珠》等，所谓“译本小说之善，在能以他国文学之所长，补我国文学之所短”。
由此或可推断，在《月月小说》的征文广告中，“长篇”初具文体意味。既表现为字数成为衡量“长篇”的标准之一，如1907年“月月小说报社征文启”所示：“征求撰稿之门类：中国历史、政治、家庭、教育、军事、哲学、科学、地理、理想、滑稽。长篇不得逾五万字，短篇不得逾五千字”；也表现为“长篇”被定性为体裁，如1908年“月月小说编辑部告白”所言：“本社征求以上六种小说，无拘繙绎撰著段落章回各体，如有以稿见投者，请迳寄本编辑部审定登载，从丰致润，宗旨不合恕不作复检还。”其中，“段落”成为“长篇”的另一种表述。尽管此时广告中编辑的观念游移于“章回”与“长篇”之间，“长篇”也还只是被用来描述西方翻译小说及受其影响而创作的小说，未从术语层面获得定义，但其文体意味已开始显现。
三 成为“长篇小说”：清民之际小说文体观的新变
如果说《月月小说》促使“长篇”的文体意味初步浮现，那么，以成为报刊特色为重要表征，清民之际，“长篇”/“长篇小说”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术语，该变化与两个维度有关：一是传播维度，出版者将其设置为报刊栏目，使其专有名词化；二是学理维度，民初学人使其得到正名。
《月月小说》之后，与此前将“章回”与“长篇”并置的广告策略不同，“长篇”已基本取代“章回”的位置。1908年，上海《安徽白话报》第一期刊载“本报特色”：“演说及短篇小说、新戏均一次登完，各种科学及长篇小说、新戏等每期登一页或二页，次期续登，积久分订，便成各种书集。”不过还无法完全断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为文体类型，因为报纸笼统设置了“小说”栏目，未细分为“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报刊体例与广告之间的脱节表明编辑思路还未明确。大致自1909年《小说时报》创刊起，“长篇”开始实现名实相应。尽管创刊号中“短篇新作”“长篇新作”的栏目名称表明分栏依据包括体裁与创作方式，不过至1910年8月5日问世的第六期，栏目名称已调整为“短篇”“长篇”，体裁成为《小说时报》唯一的分栏标准。稍后的8月29日，《小说月报》创刊，其“编辑大意”云：“本报各种小说，皆敦请名人，分门担任。材料丰富，趣味醲深。其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其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同时，小说月报社在上海《时报》刊载“《小说月报》第一期出版”广告：“插图华美，装订精良，体裁则长篇、短篇、文言、白话、著作、翻译，无美不搜；内容则侦探、言情、政治、历史、科学、社会，各种皆备。”至此，“长篇小说”不仅作为文体类型之一成为报刊广告卖点，更是以成为栏目为标志而在报刊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能指还未完全统一，如目录页的栏目名称为“短篇”“长篇”，内文页则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但可以肯定编辑是从体裁角度使用该名词。
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作为重要风向标，清民之交的小说杂志纷纷效仿此编排思路。1914年《小说丛报》创刊，发布“本社特别征文”，要求“长篇小说”“字数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译稿不收”，旨在为“长篇小说”栏目征稿。1914年，《中华小说界》创刊号之“投稿诸君注意”同样持此目的：“海内外文豪有欲以小说稿本售于本社者，无论长篇、短篇，其价格自一元以至五元，分等给酬。”类似思路还见于1914年创刊的《眉语》、1915年创刊的《小说海》、1915年创刊的《小说大观》、1917年创刊的《小说画报》等。以体裁为依据进行栏目设置，并在征文广告中加以凸显，这是清末民初之交小说报刊杂志的主要分栏思路，明显与清末不同。
历时地看，清末小说杂志的栏目设置曾历经重大调整。1902年，《新小说》创刊号栏目包括图画、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传奇、广东戏本、杂记和杂歌谣，名为“新小说”而囊括诸多文类，可见编辑小说观念相对驳杂，且主要以“题材”为分类依据。以“小说界革命”思潮为依托的《新小说》，其类型观念影响甚广，旁及《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绣像小说》未分栏）；不过《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同中有异：对于长篇幅小说，它们依题材进行分类，同时又设置了“短篇小说”或“短篇”栏目，说明分栏依据游移于题材与篇幅之间。《小说时报》率先打破这种局面，代之以“长篇”/“短篇”模式，结束了分栏依据含混的局面，并强调了“长篇”“短篇”的文体内涵；《小说月报》紧随其后，进一步强化该观念。
在此小说文体观念之下，“章回”体裁逐渐从小说报刊广告中消失，“章回小说”则被归入“长篇小说”之列。1909年，《小说时报》第一期“长篇新作”栏目刊载篇目即章回小说《电世界》，第二期“长篇名译”栏目刊载了《镜台写影》与《大侠锦帔客》，第三期开始连载《豆蔻葩》。尽管外在形态差异较大，但它们都被《小说时报》视作“长篇”。《小说月报》所载小说同样具备形态多样性，第一卷第一期“长篇小说”栏目刊载了两部翻译小说：文言长篇小说《双雄较剑录》，署“英国哈葛德著，静海陈家麟口译、闽县林纾笔述”；章回小说《合欢草》，署“英国韦烈著，舒阁卫听涛译述、文彬朱炳勋润词”。它们在1910年上海《申报》“新出《小说月报》”广告中均被定性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如《双雄较剑录》（林琴南译，文言），绮丽雄壮，于言情小说别开生面；《合欢草》（白话），情节瑰奇，尤富趣味。”与此前“章回”定于一尊或将“章回”“长篇”并置的做法不同，此时，西方“长篇小说”已被用于称述章回小说，由此可见二者地位的陟降。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缘于报刊编辑的小说文体观念。《小说时报》主编为著名小说翻译家陈景韩、包天笑，他们对西方小说极为熟悉，刊物“以译介名家名著为主”。同样，前期《小说月报》的两任主编王蕴章、恽铁樵都通外文，翻译过不少作品，对西方小说兴趣浓厚，因此将“林译小说”打造成《小说月报》的招牌（尤其是在沈雁冰接编前的1910年至1920年间）。他们以编辑/翻译者的双重身份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小说观念，保证了作为体裁的西方“长篇小说”被报刊界所接受，并通过期刊栏目设置增进了普通大众的了解。
如果说栏目设置呈现的是传播维度“长篇小说”专有名词化的进程，那么学者对“长篇小说”内涵的界定，则促使其真正术语化。对此，孙毓修、吕思勉等民初学人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们“所受教育虽以中国传统教育为主，但他们本人倾心向学，知识结构中也包含新式教育的成分”，从而决定了他们知识结构及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新质。对于“长篇小说”的术语化，他们首先普及欧美小说史上重要概念“novel”，然后用“novel”的文体特征丰富“长篇小说”的内涵。
“novel”概念的引入始于民初。1913年，孙毓修在《小说月报》开辟《欧美小说丛谈》专栏，向国内读者介绍欧美小说情况。尽管是简要勾勒世界文学图景，也不乏误读，但毕竟开风气之先，初具比较文学性质与范式意义。在专栏第四卷第二号发表的《英国十七世纪间之小说家》开篇，孙氏先给“novel”下了定义：“英文Story一字，为纪事书之总称，不徒概说部也。其事则乌有，其文则甚长者，谓之Novel，如《红楼梦》一类之书是矣。为此书者，皆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乃虚造一古来所未有、人力所不能之境，以畅其志。江阴老儒作《野叟曝言》，奇则奇矣，而中无所托，故不见重于世。盖Novel者，出乎人之意外，又入乎人之意中者也。英国近世小说，以迭更司Charles Dickens、司各脱Sir Walter Scott为至矣，而椎轮大辂，则第十七八世纪间之作者，不可不知其为人与其遗书。”“长篇”其表、“虚构”其里而“中有所托”，乃“novel”的基本特征，“虚构”尤其因其本质规定性而受到强调：“作小说者，以无为有，随笔点染，妙造自然。”“司各德小说虽原本于史，而大半皆逞其臆见，向壁虚造。”从这个角度而言，novel与章回小说有相通之处，因为后者也是“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或许正因如此，孙氏才引国人熟悉的《红楼梦》与《野叟曝言》作为例证，帮助读者理解与接受外来新概念“novel”。该思路在民国比较盛行，如陈钧《小说通义》（1923）云：“若小说novel则无美不收，无体不备矣。观夫中土之《水浒》《红楼》，西方之十九世纪名家小说，即知其体大思精矣。”亦见于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1925）、吴宓《评杨振声〈玉君〉》（1925）等文。由此，“novel”在国内的使用频率大增。
随着“novel”影响的扩大，其文体特征逐渐渗透进专有名词“长篇小说”。1914年，署名“成”的《小说丛话》开始在《中华小说界》连载。“成”即吕思勉，此文是辛亥时期最为系统的小说研究专论之一。在区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时，他引入了新视角：“小说之篇幅，有长短之殊，人因分之为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然究竟满若干字，则可为长篇？在若干字以下，则当为短篇乎？苦难得其标准也。但此种形式的分类，殊非必要，竟从俗称之可矣。自实际言之，则长篇小说，趣味较深，感人之力亦较大，短篇小说则反是，由一为单纯小说，一为复杂小说故也。”吕思勉反对通过篇幅分辨二者，主张依据叙事趣味将它们分为“单纯小说”和“复杂小说”（有时直接被用于指称“长篇小说”），并从整体结构角度作出定义：“复杂小说者，自结构上言之，虽亦有一主人翁，然特因作者欲组织许多独立之事实，使合成一事，故借此人以为之线索耳。其立意，则不在单描写此一人也。故其主人翁，一书中可有许多。”此处关于长篇小说的“结构观”，采用的是全新思路：明清小说评点者往往通过题旨来强化小说各部分的联系，即“主题结构观”；晚清以降，开始出现基于阅读体验的“情节结构观”和“人物结构观”，吕思勉或为较早作出学理概括的学者，他既指出长篇小说中事件的丰富性，更强调主人翁将许多独立事件“合成一事”的结构意识。显然，此结构意识是挪用“novel”文体特征的结果，原因有二：一是其在《小说丛话》中曾提到“复杂小说，即西文之Novel。单独小说，即西文之Romance也”；二是20世纪20年代译入的西方小说理论著作如《小说法程》（1924）、《小说的研究》（1925）等清楚地印证了其小说观念的西方取径。可以说，在民初学者的努力下，专有名词“长篇小说”接过了“novel”的文体特征，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术语。
总之，以《小说时报》《小说月报》等小说专刊开辟“长篇”/“长篇小说”栏目为重要表征，“长篇小说”开始了专有名词化进程，并随着报刊广告的传播而受到广泛接受；民初学人首先普及欧美小说史上重要概念“novel”，然后用“novel”的文体特征来丰富“长篇小说”的内涵，促使其术语化，由此开启了“novel”与“长篇小说”的对译。
清末民初，长篇幅小说之文体观念经历了复杂演化：受“小说界革命”思潮工具理性影响，“章回体”从传统文类秩序的边缘向中心移动；思潮消退后，由于报刊征文观念主要受传播媒介制约，“篇幅”特征因直观而备受青睐，因此“章回体”获得了“章回小说”与“长篇幅”的双重属性，且后者逐渐更受关注；清民之际，以“长篇”/“长篇小说”成为报刊栏目作为重要表征，“长篇小说”逐渐成为专有名词，并在挪用西方“novel”的文体特征丰富内涵后，实现了术语化。其后，“novel”开始与“长篇小说”对译，并成为裁定章回小说（此时已被归为长篇小说）价值的标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小说亦在其列。此思路在吕思勉《小说丛话》中初露端倪，被胡适、沈雁冰等五四学者继承，盛行于整个民国时期。该现象实则可以化约为中、西不同形态的“长篇小说”观念，如何因应社会语境、文化思潮的差异而不断碰撞、调和，其过程、价值与偏颇均值得深入探究，留待专文详论。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