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事”观文体，文体以“事”生成，文体是“事”的一个环节，文体的撰作方法以“事”生成。以文体观“事”，“事”因文体而成为“礼”，文体介入了社会生活，“事”与文体的关系促发“本事”类作品的生成。“事”与文体都是人之所为，对“事”与文体互动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以人与世界的视角来推动文体学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 ：事；文体；礼；本事
哲学研究者认为：“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进路”，“以‘事’为考察视域”、以“事”观之即进路之一；“‘事’与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切近关系，使以‘事’观之不同于思辨或抽象的考察而呈现为现实的进路”。又，“事”不仅是“事件”，而且还是“事务”，史学家说：“反复进行的‘事务’构成生活的主体。将‘事务’提炼为概念，以‘做事’为对象观察过去，可以将人与反复进行的事务结合。”文体学不应该是一门纯粹的知识性学问，它是产生于人与世界之中的，它也是运行于人与世界之中的，“‘事’既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也与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无法相分”，那么，以“事”观文体、以文体观“事”，就应该是文体学应有研究思路与方法。本文的讨论指向是“事”与文体的互动关系：一是人类生活的“事”，怎样促发了文体及其撰作方法的生成；二是文体介入“事”解决了人类生活什么样的需要，文体帮助人类解决了什么样的“事”。人在客观世界中做“事”，探讨文体与“事”的互动，也就是以人与世界的视角来探讨文体学。
一、“做什么”与文体的以“事”生成
文体在做什么？早期文体大都是应社会生活需要而生成，因“事”而生成的，突出的例子即《周礼·春官·大祝》所载“以通上下亲疏远近”的“祠（辞）、命、诰、会、祷、诔”“六辞”，郑众云：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盘庚将迁于殷，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春秋传》曰：铁之战，卫大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破骨，无面夷，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若此之属。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春秋传》曰：孔子卒，哀公诔之曰：“闵天不淑，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
郑玄对郑众之说有所补充。从郑众、郑玄的论证，我们知道，文体是因“事”而生成的，“六辞”就是因为有“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之“事”，“事”需要文体来“做什么”，这“做什么”就是言语行为动作，不同的“事”需要不同的言语行为动作，“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的变迁”，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的文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说文体的生成是与特定的“事”的语境、特定的“事”的场景相关联的，但是如此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每当有如此的“事”就需要如此的文体，即“这些适应于不同的言说行为的文辞样式，一旦约定俗定、定为惯例之后，便成为文体的独特类别”。由是亦可知，早期文体生成之“事”，是重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
又，关于五、七言体的生成，《文章流别论》曰：“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两句杂在四言之间，后世演之，遂以为篇。”五、七言的运用也证明了这一点，《登徒子好色赋》秦章华大夫自称“少曾远游”，对群女“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枚乘《梁王菟园赋》叙写路遇“采桑之妇人”，妇人先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此文即为路遇美女之“事”而作。此处文体虽然是从某种文体衍生出来的，但根本上还是以“事”而生成。
后世的文体创制，也遵循以“事”而生成的原则，如乐府诗，它是直接把“事”叙写入诗中，直接以“事”的叙写来抒情，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以“事”而生成文体，在后世成为自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讲到宋代创制的几种文体，如结合文体学术史讲“表本”“口宣”的以“事”生成：
按表本者，宋时天子告祭先帝先后之词也。古者郊禘宗庙陵寝之祭，仅用册文祝文，至宋始加表文，呼为表本，虽曰事死如事生，而礼则渎矣。今以其为一体也，故亦录焉。
按口宣者，君谕臣之词也。古者天子有命于其臣，则使使者传言，若《春秋内外传》所载谕告之词是已，未有撰为俪语使人宣于其第者也。宋人始为之，则待下之礼愈隆，而词臣之撰著愈繁矣。盖谕告之变体也。今采数首，以备一体云。
又如，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与运用讲“贴子词”的以“事”生成：
按贴子词者，宫中黏贴之词也。古无此体，不知起于何时。第见宋时每遇令节，则命词臣撰词以进，而黏诸阁中之户壁，以迎吉祥。观其词乃五七言绝句诗，而各宫多寡不同，盖视其宫之广狭而为之，抑亦以多寡为等差也。然此乃时俗鄙事，似不足以烦词臣，而宋人尚之，岂所谓声容过盛之一端欤？今姑采录，以备一体。
因为要做某些事，方才创制文体；“事”有特殊性，故文体也有特殊的规制。再如为科举考试之“事”而设制文体，考试有限题、限韵、限字“三限”的特殊性，以确保考试的规范性和公平性，于是科举考试的文体有限制阐述文义的固定格式，于是就有八股文之类。
文体的以“事”生成，还有多处表现。或是史书载录的有主名诗作，如刘邦《大风歌》《鸿鹄歌》、项羽《垓下歌》、戚夫人《舂歌》、赵王刘友《幽歌》等，都是在具体场景、具体事件中发生的，都是事件的一个环节。后世称之为“言事相兼”，古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此称“事”与文体是相和而述的。或是在文体作品的所叙之“事”中，往往还有另一种文体的出现，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枚乘《七发》《梁王菟园赋》、司马相如《美人赋》、傅毅《七激》等；又如班固《两都赋》、赵壹《刺世疾邪赋》、鲍照《芜城赋》等赋，其中就有诗。
后世文体突破自我，也必定是有“事”的。如“永明体”，“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也是有经过大量的准备之“事”、铺垫之“事”。人们在佛经翻译中注意到梵汉文字的各自特点，佛经的翻译和唱诵启发催化了对汉语语音四声的认识。南齐时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便觉声韵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刘）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文章谈义”而注重音韵，而理论专著是周颐《四声切韵》和沈约《四声谱》等。
但是，文体改变原来的体式，要让变体、破体成为通式，就必须能够在社会上反复的实施，如果仅是偶一为之，那只是尝试或实验而已。如南朝齐代张融，他自视很高，“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他告诫子孙说：“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吾之文章”，“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但他的文体不为时人所理解、所通行。又如清王士禛谈《〈尔雅翼〉序体》：“宋淳熙初，罗端良撰《尔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间杂五六言，叶韵，文甚奇肆；洪焱祖为之注，序之变体也。”如此“变体”终不能流行，只是算是一个特例。
二、“怎么做”与文体撰作方法的以“事”生成
文体“怎么做”？即文体运用了什么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做什么”，也是以“事”生成。刘勰称赋：“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蒍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这些只是偶尔为之，“结言短韵”没有被后世所传承。“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而后来屈原的创作，成为赋的源头之一，“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反反复复的申说，岂不是“铺陈”。赋以铺陈文文体的撰作方法，也是以“事”而生成的。战国时代，君王对论辩提出“有说则可，无说则死”，人们游说论辩都讲究“铺陈”，如《胡非子》载：
屈将子好勇，见胡非而问曰：“闻先生非斗，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曰：“吾闻勇有五等：夫负长剑，赴蓁薄，折兕豹，搏熊罴，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泉，折蛟龙，搏鼋鼍，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鹤立四望，颜色不变，陶匠之勇也；若迕视必杀，立刑之勇也。昔齐桓公伐鲁，曹刿闻之，触齐军，见桓公曰：臣闻君辱臣死，君退师则可，不退则臣以血溅君矣。桓公惧。管仲曰：许与之盟而退。夫曹刿匹夫，一怒而却齐侯之师，此君子之勇；晏婴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将何处？”屈将悦，称善，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焉。
对“说”的鼓励，也就对反复说的鼓励，故胡非以“勇有五等”对之，这是递进式铺陈。章学诚说：“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赋家者流为了讲道理而铺陈辞章，后世辞章之士为了文学创作而铺陈辞章。
又如“歌”，其文体特性、艺术魅力或突出表现在集体性的大合唱之“事”中。《左传》宣公二年载：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从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筑城者集体咏唱，以“口众”而胜。“歌”的巨大力量又体现在集体演唱的震撼人心上，《上林赋》所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子罕为民请命，请求停止筑台，筑者咏歌他的行为，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制止筑者曰：如此大型咏歌会影响人心，小小的宋国承受不起。以集体咏唱呈现“歌”的巨大力量震撼人心而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垓下之战的大合唱，史载：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
传说中有称是张良用计，但《史记》中实际并无记载，或认为可能是同为楚人出身的刘邦部队看到数年征战而胜利在望，自发地唱起楚歌。不管是什么说法，总之都是汉军高唱楚歌瓦解了楚兵的斗志。又有其他例子：南朝梁时梁武帝之弟萧宏及吕僧珍都督诸军攻打北魏，畏懦不敢进，北魏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讥讽萧宏像妇人一样畏怯不战。北周时“巴州万荣郡民反叛，攻围郡城，遏绝山路”，辛昂进军，“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贼既不以为虞，谓有大军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
又如刘勰称赏“说”体的文体风格“悦怿”：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
说此文体就是要让听“说”的人心情悦怿、心情舒畅，所举“说之善者”，都是历史上的“事”。又如刘勰称赏“诏”体，正是“事”其文体风格的演变：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
汉代诏书从文帝景帝以前的“浮杂”如何发展到武帝时的“弘奥”的？是因为“刀笔吏”的成分与文化素养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有了变化。先是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于是多有儒生充任“刀笔吏”，“经明行修”的儒士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其次，儒生、文吏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了，二者都要经过测试才能从业，所谓“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刀笔吏”兼具儒术与政事才能。儒家文化的介入使“政事”公文变得温文尔雅，即如公孙弘上疏所言，明确要求公家之文应该“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由于“刀笔吏”成分的改变与文化素养的提高，“政事”的“笔”也确实发生了变化，先是“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而在儒家文化的滋润下，实现了“吏服训雅，儒通文法”。“笔”的表达以《诗》《书》为榜样的“训雅”化是必然的进程，如《文选》所录汉武帝《贤良诏》，其中有“若涉渊水，未知所济”，李善注以“《尚书》曰：予唯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又“猗欤伟欤”颜如淳曰“犹《诗》曰猗欤那欤也”又有“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云云，都有浓郁的儒家色彩。
正是因为文体以“事”生成，文体体制亦以“事”生成，更有甚者，有些文体本是“言、事”合述的，其体制的以“事”生成，被撰入文体正文，如赋，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傅武仲《舞赋》等，赋首都有作赋缘由的那些“事”，此即刘勰所谓“遂客主以首引”，把那些作赋缘由的“事”，视之为“序”，《文选》所录就是如此，在赋题之下都标明有“并序”，所以招致后人的批评。如宋人苏轼《志林》称：
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也，而（萧）统谓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论难，岂亦序耶？
宋人王观国《学林》卷7“古赋序”也说：“司马长卿《子虚赋》托乌有先生、亡是公为言，扬子云《长杨赋》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为言”，也是赋本体之内容，“傅武仲、宋玉四赋本皆无序，昭明太子因其赋皆有‘唯唯’之文，遂误析为序也”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也说：
赋先于诗，骚别于赋。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
赋的体制，本来起首就有“问答发端”，而《文选》的编撰者视其为“序”，就因为没有深切的认识到赋的文体体制生成于“事”，并把它保留在文体中，所以有此误析。
三、文体令“事”成为“礼”
“事”要靠文体才能以文本的形式呈现给社会，不同的文体对“事”的塑造不同，如赋、诗两种文体，当其态度一致时，其反映方式也是不同的。而就“事”本身来说，文体对“事”的反哺，在于令“事”成为“礼”。何为“礼”？孔颖达说：“礼者，履也，其所践履，当识时要，故礼所以顺时事也。”“履”就是做什么，“识时要、顺时事”就是规定性的做“事”。从某种意义来说，“事”的特殊性、规范性就是“礼”，“礼”就是反复性的、规范性的做“事”，此所谓文体对“事”的反哺，文体令“事”成为“礼”。“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礼制繁缛，不同的交际场合往往规定必须采取不同的言说行为，同时也就必须应用不同的言辞样式。”究竟是中国古代礼制生成了文体，还是文体生成古代礼制？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文体对“礼”的成型与完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勰论祭祀就这样说：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所谓“资乎文辞”，就是“礼”要依仗“文辞”，而“文辞”是有文体的。于是，文体成为“礼”的主角，即如刘勰所说“莫不有文”：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太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祃，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刘勰以“莫不有文”述“礼”，因此可以说，是文体令“事”称为了“礼”，文体文辞所表达的意义即是“礼”所要表达的意义。当今学者，将《诗经》阐释从“民间歌谣”转向“礼乐制度载体”，重估其文化功能，也是这个意思。
不同的文体的应用，就是“礼”的不同阶段与“礼”的各种意义的表达，如《仪礼·士冠礼》：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
这是加冠时的祝辞。
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
醴辞，宾客酌冠者醴酒时的祝辞。
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亶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
醮辞，父斟酒给儿子饮时的祝辞。
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
字辞，正宾给行冠礼的男子送上的统一祝词。这段祝词在命词完成后宣读，尽是吉祥话语，及其对受礼男子的美好祝愿。而“曰伯某甫”也为其下诸弟的名字开个先例，故“仲、叔、季唯其所当”。
同一文体的不同文辞，所表达的意义不同，也就是“礼”的意义不同，《左传·襄公四年》载：叔孙豹到晋国，晋侯设乐招待他，“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晋国问其缘由，叔孙豹说：“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而《鹿鸣》之三，是“君所以嘉寡君也”，是“君所以劳使臣也”，是咨善之道，“敢不重拜？”他解释前两次“不拜”，后一次“三拜”的原因，以示自己知礼。
有时，某个事件整体就构成了“礼”的全部，就像“禅位易代”，要经历册九锡文、禅让诏册、劝进表奏、辞让等环节，而这些都是由文体构成的。文体以主角而构筑了“礼”，文体成为“礼”的主导，构成“礼”的程序，“礼”的主要内容、突出意义由“文体”来表达，是文体指导“礼”“做什么”“怎么做”。
四、以文体为单位探寻作品“本事”
文体与“事”的关系，直接促发了“本事”类作品的生成。随着汉代以来文学独立的进程，文体也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尤其是总集、别集的出现。“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别集者，“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总集、别集，以载录文体的作品为中心，以文本为中心，在总集、别集中，只须确定作品所属的文体，作品是从史籍中抽绎出来而获得了独立地位，而相关的“事”却身处它处，如挚虞撰《文章流别集》，还撰有《文章流别志》《文章流别论》，文体的作品之“事”，在《志、论》之中。
文体可以脱略“事”而独立存在，意味着它们可以在更广泛的“事”中应用，可以反复在各种事务中成为主体，这是社会对文体的期望。于是，任昉《文章缘起》，叙说“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只述说了文章缘起之“始”而不关注文章缘起之“事”。文体及其文体的作品与“事”分离，脱略于“事”，往往成为常态，但是，面对着这样的现实，世人并不满意，为了追索作品文本更广阔的意味，深层次的探讨作品，世人又往往搜寻作品之“事”，以理解文学与世界关系的全貌，令作品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如汉代为了以“诗”教化天下，就以“事”解诗，以“诗序”的形式简明扼要的解说其诗旨、内容、作者或创作背景等，人们所追寻之“事”，即在于这首诗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强调作诗者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以实现当今的文学教化天下。如此对作品创作之“事”的追寻、探讨，往往是以文体为单位的，关注同一文体之下各作品之“事”。
有了“诗序”的榜样，“以事证诗”即“以史证诗”成为时尚，为“诗”找到对应的“事”，以理解诗。如汉代时屈原评价纷争，班固就作《离骚序》，以分析《离骚》之“事”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如时人称阮籍《咏怀》，“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也”。以时事证诗，系“事”于诗，以“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与此相关的则是“注释”类文体的出现，围绕着文体及其作品之“事”的探寻与研究。
又有直接把“事”系于文体之下，创作出新的文学世界，如蔡邕《琴操》：
《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喟然而叹之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云：“狄之水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归来归来胡为斯！”
叙写某一琴曲是由何“事”生成。
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采录史传和诸家文集有关乐府作品之“事”，系于乐府解题体之下，乐府作品与“事”共同组成新的文体。唐孟棨撰作《本事诗》，则是系“事”于诗，所记皆诗歌创作的哪些故事，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其自序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其尤关注“兴咏”的那些“触事”，即诗人是怎样创作出如此诗作的，为的就是“明”诗歌之“义”。对“诗”这种文体之“事”的关注，把它与人之做“事”结合起来，比起单独的诗作来说，则是创作出另一个文学世界。如“博陵崔护”条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那位女子死而复活，与“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秖今何处云，桃花依旧笑春风”一诗相比，又是另一番意味。清叶申芗作《本事词》体例仿《本事诗》，辑录唐至金、元词人、词作轶事，系“事”于词。又有宋代计有功编辑《唐诗纪事》，除选录篇章外，着重记载写作诗歌的本事和背景，在《唐诗纪事》影响下，清代有《宋诗纪事》《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明诗纪事》等著作，近人又辑有《清诗纪事初编》，都是把“事”系于“诗”这一文体之下。或者说，以文体为单位叙说作品之“事”而成为新的文学作品。
世人渴望知道文体作品“幕后”之“事”，觉得仅仅是文本还不是完整的文学世界，于是以作品为支点，寻找甚或创作出“事”组合进文体，这是新的“言事相兼”；而把同一文体的新的“言事相兼”集合起来，也更能说明文体的性质。本来，各种文体的作品就已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如今加上“事”，意义有所扩大，意味有所丰富，或者说，在文本的世界外，又构筑出一个新的文学世界。
从“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言、事分述，到《左传》的“言事相兼”而系文体及其作品于“事”之下，到总集、别集的单录作品，再到《本事诗》之类系“事”于文体之下，文体及其作品与“事”的关系走过了螺旋式上升之路。深而究之，前者的“言事相兼”只是一种形式，后者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以创作出新的文学世界，而且更是一种理念，即理解文体及其作品必须要靠“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讲的是修身的方法、“交友”的道理，后世视“言事相兼”为理解作品的方法，即不仅仅要“颂其诗，读其书”、只是理解作品文本，还要“知人论世”，知晓有关之“事”。我们要说文体研究不知文体及其作品之“事”，可乎？
余 论
独立地看文体，文体是被制定了规范的；从“事”与文体的关系来看文体的作品，同一文体的作品又各有不同，于是可知文体又是“活”的，在规范中有各种表现。文体要独立，文体作为普遍化工具在社会上被使用之时，便有意无意地脱略了“事”。但社会不满意文体脱略“事”，不断期望文体与“事”的相兼。未来文体学研究的路径，必定是广泛吸收新方法，与各种新领域相结合，在单一文体研究精细化的基础上，更需要整体总和式的大视野的研究。“事”与文体的意义，就在于人与世界的互动，这样的深入研究，文体有了来龙去脉，文体有了上下四方的空间，以实现传统学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标。吴承学讲文体学研究，“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可以再加上“叙之以故事”一项。
“事”与文体互动关系的历史告诉我们，“事”是人做的，古代文体学并非是一门纯粹的知识性学科，文体始于“事”而达于“文”，就撰作场景而言，主体是人，是人在做；文体始于自洽而达于规范，而此中，也都是人在做，一步步地实施着“事”与文体的协调性。文体始于“事”，而“事”是人之所为，由人类将来能做什么，就可以预设将来会出现的文体；面临古今文体学的转型，已经发生的“事”与将要发生的“事”，就是转型的纽带。当下的文体研究，本身就应该是针对“事”而来，如当前出现的AI体，由其是以大数据之“事”或“事”的大数据而生成。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我们说，将来的文体会是怎样的，以“事”寻之，也是“十世可知也”“百世可知也”。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