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断代，对其历史的研究不仅从未间断，而且从未脱离中国史学的整体框架。后者的逻辑、特征和基本方法也是隋唐史研究的主轴。近代以来，中国史学遭逢的所有新问题，在隋唐史研究中均有具体反映。立足新时代，中国史学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隋唐史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总体而言，中国史学在经历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两大阶段后，正步入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
一、从隋唐史学看中国传统史学的特征
断代史研究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基本传统，这与正史的朝代书写存在紧密联系。朝代更替本就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的显著特征之一，故在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中，以朝代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未曾间断：一方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历史记载和基本史料；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传统史学的基本观念、逻辑和方法。近代虽然提出针对王朝史学的史学革命，希望打倒王朝史学，但是王朝既然是历史呈现的一种基本形态，朝代史的记述和研究就具有某种必然性。因此，以朝代为中心的断代史研究延续至今。
历史学从来都属于现实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的知识系统，以经史子集四部的方式呈现。中国历史的记述与研究属于史部，有关世界的知识、观念与活动，都在史部各类文献中得到相应体现。以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为例，其史部下分十五类，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职官、传记、时令、地理等，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知识系统和研究方向。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史学尤为注重历史文献的编纂，甚至形成了一种寓研究于编纂的鲜明传统。
就隋唐时期的历史学而言，焦点首先在于其历史编纂成就。中国古代的正史以“二十四史”为代表，其中《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都完成于唐太宗时期，而《南史》《北史》也在唐高宗时期问世，以上“唐修八史”占“二十四史”总数的三分之一。刘知幾的《史通》是史学名著，他提出的史家“三长”与史书纪传、编年“二体”，皆为史学不刊之论。《史通》虽亦强调史学的意义，但其重心仍在于历史编纂，如“征求异说，采摭群言”指史料搜集，“略小存大，举重明轻”则服务于“叙事为工”的写作要求。《史通》既是身为史官的刘知幾的个人著作，亦可视为他对史官职业的系统思考与记录。
唐代的史馆建设最具影响力，这是因为直到唐代史馆出现，史学机构才臻于完善。史学修撰的组织构成、史料收集的法规、编修史书的规章，凡涉修史，一切皆制度化。唐代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编纂的正史多，而且创造了为后世历代继承的“会要体”史书《唐会要》。杜佑编写的《通典》开创了制度通史的先河，以此为开端，《通志》《文献通考》紧随其后，到近代便形成了“十通”的格局。《大唐六典》被陈寅恪誉为制礼作乐的作品，呈现盛唐一代制度，系统而翔实，向来被史家肯定。唐代的史学成就与完善的史馆制度是紧密相联的。
正如史馆是国家设置的正式机构，中国古代史学也基本属于“庙堂之上”的学问，编纂史书、研讨兴衰都极具政治意义。追踪一个王朝的历史轨迹是传统史学最核心的课题，这既关系到如何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能为后世 王朝吸取历史教训提供政治良药。例如，唐高祖下诏修六代史，是接受了令狐德棻“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的建议；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亦指出“莫不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此类情况绝非唐代特有，由宋神宗将司马光所修史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可知，借古鉴今实为传统史学的核心功能。
相对而言，在史籍编纂占据主流的时代，史学研究的重点往往体现在各种史籍的叙事之中。例如，针对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并存及其史书编修各有偏重的状况，唐代特别纂修《南史》与《北史》，既纠正前代各史的片面性，也阐发统一的历史观念——南方与北方分隔久远、风俗各异，修史者对此加以关注，不只是为了研析，更寄托着对融合的期待。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强调文质彬彬的理想，恰如司马迁所引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史家将论证寓于叙事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它的不足之处则在于：缺乏外在的、系统的研究形式，致使观点分散而不够集中，因而限制了其影响力的凸显。
也是从唐代开始，笔记体史学著作逐渐受到学者重视，其内容最初以记载历史异闻为主，兼及考订史实。到宋代，出现了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和洪迈《容斋随笔》等代表作；明清时期，顾炎武《日知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相继问世，史学考据蔚然成风。但必须承认，相较这些私人撰述的笔记体史学著作，朝廷组织的史馆编修才是当时史学界的重大工程。总之，近代之前的中国史学长期以历史编纂为主要形态，史学研究往往依附于编纂活动，其独立性尚未充分彰显。
当然，无论是隋唐史学还是整个传统史学，在价值观上都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肯定。中国历史的发展无疑包含学习外来文化的因素，而这本身正是文化主体性强大的体现：张骞出使西域后，异域物产昭昭见诸史载；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宗教，亦通过与本土文化交融而实现中国化。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开始增加对佛教的记载，可视为史学对佛教传入的接纳与肯定。在正史中，通常采用撰写《四夷传》的方式记录中国所知的世界，体现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积极文化态度。周边国家和地区接受中国文化、采用中国文字，形成“汉字文化圈”，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是一种历史学的归纳，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与向心力。此外，唐代皇帝自太宗起使用“天可汗”称号，与皇帝尊号并列，亦显示了彼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传统史学的实用价值在王朝兴衰的历史中得到证明，至少表现出这样一种理性，即试图通过借鉴历史避免重蹈覆辙。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构成对文化传统的否定；相反，汲取历史经验正是实现进步的重要途径。总体观之，古代中国虽通过丝绸之路等渠道与世界保持联系，但因为中国是东亚长期稳定的核心国家，其发展路径以基于文化主体性的自我积累为主，所以在文化层面难以形成自我否定的逻辑。换言之，这正是古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体现，展现出充满文化自信的价值取向。
二、中国近代史学及其问题
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接触远迈前代。元朝与罗马教廷有直接往来，马可·波罗来华更是著名事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曾深度参与中国的朝代更替。传教士在沟通中西关系方面的作用人所共知，通过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努力，彼时中西文化交流尚能保持双向互动与相互尊重。然而，在鸦片战争之后，情况急转直下。中国在军事上接连战败，政治上主权渐失，文化上饱受歧视，精神创痛之深，前所未有。关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转变，赵敦华曾精辟总结道：“如果说17世纪的传教士大多抱着平等的心态与中国文化交流，18世纪的启蒙学者大多抱着褒扬的心态学习中国文化，那么，到了19世纪，德国思想家大多用贬低的态度批评中国。”从启蒙时代开始，西方思想界逐渐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性立场。迨至康德、黑格尔，他们皆以线性的文化进步论衡量西方与中国——西方是进步的代表，而中国则被视作“停滞”“落后”的典型。
近代中国在不断失败中反思，质疑自身文化传统的倾向也日益加深。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在科技层面的落后被痛切感知，此所谓“器不如人”。中日甲午战争后，“制度不如人”成为共识，戊戌变法即旨在变革中国的制度。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与外交困局，则进一步催生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国主义情绪与对中国文化的激烈批判相交织，使后者一度处于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境地。源自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在中国接连受挫的背景下，为“成王败寇”的思维提供了理论支撑，西方中心论随之盛行，逐渐主导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观念。
历史学是一门从现实立场出发回溯并研究过往的学问，以历史解释现实是其中一个向度，而从现实出发理解历史则是另一向度。近代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挫折，面对亘古未有的变局，自然无法在历史中找到足以应对挑战的思想资源。于是，源自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迅速被中国知识界接纳，一种历史批判的立场由此笼罩了中国史学研究。若在此时对中国历史持某种肯定态度，往往会被学术主流边缘化。以“专制”概念为例，这一带有否定中国价值色彩的概念自西方传入后，很快转化为中国历史书写的核心概念，在解释中国社会为何长期“停滞”等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不仅如此，所有涉及中国“停滞”的论题，如中国古代科学为何未能走向近代化，抑或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未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形态，其背后都隐含着“西方中心论”与“中国历史停滞论”的理论预设。在中国近代史上，这种影响除了体现在历史学领域，还延伸至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一度出现西方话语占据压倒性主导的局面，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学术的“殖民化”。
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一方面源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另一方面也须从中国学术的自身脉络加以审视。中国传统史学长期立足于自身文明框架，较少主动将中国历史置于全球格局中考察；而大航海开启的全球化进程毕竟由西方主导，西方学者因此在全球化观察方面形成了先发优势。在史学方法上，西方史学虽不似中国传统史学注重系统性文献编纂，却长于理论构建与批判反思。历史哲学作为典型的西学范式，即强调在具体史实之外进行抽象思辨，这与中国传统史学“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治学路径形成显著差异。及至近代，中国知识界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下，对西方关于中国“停滞”“落后”等论述产生强烈共鸣。在此背景下，学术话语的自主构建与竞争尚未成为当时中国学者的核心关切。
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留学海外成为主流，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批拥有深厚传统学术根基的学者在中西学术交流中作出突出贡献，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发生深刻变革。辛亥革命后，反思与批判传统王朝史学的思潮逐渐兴起，其中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影响尤为深远。与此同时，以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为代表的学者尝试从新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历史，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的研究不仅取得了重要进展，而且呼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需要，其立足中国实际、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近代史学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留下不少遗憾，主要表现为对中国传统史学遗产的过度否定。无形之中，部分中国学者成为西方中心论的接受者乃至传播者，导致以中国为主体的历史阐释体系建立的难度大大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症结，人们看法不一，甚至有人否认问题的存在，足见西方中心论影响的根深蒂固与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三、中国史学的“正”“反”“合”
历史研究的新发展，不可能从零起步。无论是古代传统，还是近代新知，都是新史学建设的必要基础。如果说传统史学的总体逻辑是自我肯定，近代史学是自我革新，那么新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正”“反”之后的“合”，亦即在对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继承、发展与超越中，实现中国史学主体性的回归。
中国史学研究是一个前后贯通的整体，各断代史均为其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整体史观构成了“正”的核心形态。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并未陷入停滞，而是取得了显著进展。相较古代发达的编纂史学，近代批判史学后来居上，个体研究著作逐渐占据史学研究的主体地位，章节体的书写体制也随之取代了明清时代的笔记体研究方式。与笔记体侧重文献考据的研究取向相比，章节体著作在系统性研讨方面有一定优势，更有利于史学问题的深入展开。此类方法论上的变化正是“反”的体现，即在自我革新中主动借鉴外来学术体系。
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在推动史学进步的同时，也为超越“正”“反”奠定了物质基础。例如，甲骨文的发现，有力地回击了对中国古史的质疑；战国楚简等简牍文献的出土，也使诸多历史判断得到重新审视；敦煌吐鲁番文书提供的第一手材料，不仅证明了古代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而且揭示了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丝绸之路已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这些新史料既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打开了“合”阶段所需的全球史视野。
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在近代纷乱的社会背景下，走出了一条沉稳的史学建设之路，为中国史学尤其是隋唐史研究留下了可贵的学术遗产。陈寅恪的史学研究秉持中国主体论，着力发掘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国的未来满怀信心。通过对中国佛教发展历程的研究，陈寅恪认为中西文化的交融也将如同佛教中国化一般——中国文化在保持主体性的同时，吸收西学精华，走出自身发展的新路。中国主体论的根基在于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历史传统，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同样源自对历史的体认。在中国话语权式微的时代，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既未囿于“正”的畛域，也未陷入“反”的迷思，而是在实证研究中找到一条“合”的可能路径。
陈寅恪是公认的读书广博、史料功夫深厚的学者，他开创的唐史研究传统至今仍被众多学者继承。陈寅恪将魏晋南北朝与隋唐的历史有机贯通，以探索隋唐制度的渊源。陈寅恪尤其重视关陇集团问题，指出从西魏、北周至隋唐，诸王朝的建立都与该集团密切相关，直到武则天登上皇后的宝座，该集团才遭到致命打击。这种长时段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而且部分实现了辛亥革命后提出的打倒王朝史学的目标。由此可见，史学研究的创新源于对具体史实的深刻洞察，在此基础上方能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飞跃——这对“合”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隋唐史研究领域，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土墓志等新史料的运用，既深化了对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带来研究“碎片化”的隐忧。这种学术反思与学界倡导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出发、构建史学主体性的声音相呼应，共同推动着研究范式的调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中国史学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同时，还以前瞻性视野参与全球史学对话。从传统史学的文化自觉（“正”）到近代史学面对中西碰撞的主动调适（“反”），再到当前致力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新阶段（“合”），正是中国史学内在发展逻辑的自然展开。
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