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周裕锴先生，是在2000年他来复旦大学参加首届宋代文学研讨会之时，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发表的几乎所有论著，那是我的博士生导师王水照先生指定的学习资料。王先生是一位对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整体水平的提升有热切关注的学者，对年轻一代在学术上的开拓非常肯定，曾对我说：“你虽在我门下学习，但我们有三十几岁的年龄差距，你没必要效仿我。你在学术上真正应该步武接续的，是比你年长十几岁的学者。你要学习他们的著作，尽快具备与之对话的能力。”他还给我指定了具体的学习对象，一位是本系的陈尚君先生，另一位就是四川大学的周裕锴先生。陈先生本来就是我的老师，找他请教非常方便，与周先生相识则晚了许多年。后来有人问起：“周先生是你的偶像，初次拜见偶像时，有没有感到紧张？”我认真回忆彼时的情形，记不得有丝毫的紧张。这也许得益于学术会议的良好氛围，大家只要认真论学，即便素昧平生，也能一见如故。

没有微信的时代，直接交流并不方便。不过从次年起，我却获得了真正跟从周先生读书的机会。从2001年至2003年，周先生应浅见洋二教授邀请，到日本大阪大学访问两年，而同此期间，我也蒙釜谷武志教授接纳，到神户大学留学。阪神之间有电车往来，几乎一体，我们见面就很容易。记得周先生比我要早到数日，故我在神户住下的第二天，即10月2日的晚上，便见到了浅见和周先生，他们专程前来，找我一起去喝了几杯啤酒，以为接风。浅见也参加了首届宋代文学研讨会，相识已逾年。当时我们都年轻，对于治学没有多少成见，只有许多展望，彼此勉励，有同气相求之乐。他是一位东道的贤主人，除了请我们喝酒外，不久后还组织起一个读书会，使我们能够定期见面。因为周先生已是禅宗文学研究的著名专家，我们便以宋僧惠洪《石门文字禅》中的诗歌为阅读对象，读本是日本江户僧阔门的《注石门文字禅》，这也是我到日本后才获知的典籍。参加读书会的除我们三人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派遣在神户大学任教的张健先生、执教于京都女子大学的大野修作教授、在阪大做助教的加藤聪和攻读博士课程的藤原佑子等。

第一次读书会是2001年12月21日在阪大的中国文学研究室进行的，浅见把这个研究室经营成了非常理想的宋代文学研究基地，搜集的相关资料堪称齐全，取用方便，后来许多访日的中国学者和学生都受惠于此。主读人自然是周先生，他大概由此开始越来越深入地沉潜到惠洪的世界中了，而对惠洪和禅籍所知无几的我，其实也由此开始跟随周先生进入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读书会结束后，浅见带我们参观了阪大的怀德堂文库，当晚就在周先生住所用餐，师母专门包了饺子招待我们。第二次是在2002年的元月，我们一起到了大野教授的家里，沿路参观了姬路古城，读完诗后又蒙其火锅招待，感受了新年的氛围。自此大约两周一次，延续了将近两年。地点主要是在阪大，附近的阪急电车石桥站外，有个商店街，读完书后大抵在此夜饮，偶闻啼鸟。

我们的读书会逐渐有了点影响，有些学生会来旁听。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在他主持的宋代诗文谈话会上专门提起，作了介绍。后来访问早大的陈尚君先生游历关西，一度也前来客串。那是在2002年12月2日，这一次读书会特别热闹，参加的人挤满了阪大的中国文学研究室，因为室外天寒，来人穿得都多，到了室内，便满眼都是脱下来的厚实外衣，大家围坐到书桌边，颇有一种捋起袖子读书的感觉。接下来照例是石桥夜饮，然后陈先生随我返回神户，路上说起，你在这里能经常跟周裕锴读书，增长学问，非常难得。

作为读书会的参加者，相互琢磨切磋之中，大家是以朋友相期的，但在我个人的求学过程中，这确是一段以周先生为师，研习宋代禅宗文学的岁月。当然这也离不开东瀛的学术环境，彼邦学者在禅文献、禅思想、禅语言、禅文学、禅艺术等领域积累起的学术成果极其丰厚，查阅资料也相当方便。正如清人所云：“读书必先识例。”像禅籍那样的专业文献，表述上有特殊的惯例，不识其例就不能正确阅读和使用。比如周先生后来在《略谈唐宋僧人的法名与表字》一文中所揭示，那时候称呼僧人的一个习惯，是用法名的第二字与字号连称，如惠洪字觉范，就被称为“洪觉范”，祖可字正平，亦称“可正平”，等等。我就是在阪大的读书会上，承周先生指教此例的，他从《石门文字禅》中读到许多这样的称呼：平无等、如无象、睿廓然、祖超然、一万回、珪粹中，诸如此类，因而归纳出此例。我当时偶读《续藏经》中收录的一部名为“语录”实是话本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里面有“远瞻堂”“印别峰”那样的称呼（即瞎堂慧远、别峰宝印禅师），立刻觉得怡然而解。回顾面世不久的《全宋诗》，因为编者未识此例，而将“释祖可”与“可正平”（又误作“何正平”）两立，“释士珪”与“珪粹中”两立，“释蕴常”与“常不轻”两立，不一而足，方觉禅籍的阅读和使用，并不简单。

廓门注《石门文字禅》不算太详明，但他经常使用的材料中有一种《宗派图》，是我们未曾掌握的。后来看到日本学者的论文和整理本，才知那是入宋求法的日本禅僧携归的汝达《佛祖宗派总图》，收录了四五千位南宋后期之前的禅僧。阔门根据此图，可以检得惠洪提及的许多禅僧的宗派世系，虽然不是全部，但由此可见，在禅门内部，按法系为每一位僧人定位，是又一种惯例。事实上，大部分禅僧的生卒年不详而法系可知，我们只能根据法系判断其大致的活动时期。对照《全宋诗》，因为编辑过程中未重视法系，也造成不少讹误，比如“释道全”名下，将南宋的大同道全禅师和北宋的黄檗道全禅师合为一人，“释宗印”名下，则不但将南宋临济宗大慧派佛照德光的法嗣空叟宗印、铁牛心印合为一人，而且误抄天台宗北峰宗印的传记资料。要解决类似问题，我们必须考明每一位禅僧的法系，否则很容易张冠李戴。此后二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我多次为自己在周先生的指导下较早“识例”而感到幸运。养成按法系定位禅僧的习惯后，随着阅读禅籍的增多，脑海里逐渐能把已经掌握的禅僧织成一张网，而将新知新识的禅僧罗入其中，于是读到的都是知识，不再是令人茫无头绪的材料。读书者，转材料为知识之谓也，对我来说，禅籍能从材料转为知识，关键就靠周先生的点化。

有一点认识是我们一再同感的，就是禅宗文学的研究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清理禅僧的法系，考明其生平行履，汇集作品，加以准确解读，等等。这实际上就是文学史研究最基本的内容：作家作品。从日本回国后，我们分别在成都和上海，除各自写作一些论著外，也从事这项基础工作。周先生对惠洪生平和作品痛下功夫，于2010年出版了《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编年总案》，是迄今最为详尽的惠洪年谱。我曾为此书写过书评，注意到其中包含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周先生为155位禅僧考明了法系。十年以后，先生又完成了十大册《石门文字禅校注》，为禅宗文学的个案研究树立了典范。我因个人力量不逮，遂招请两位研究生，一起蒐集《全宋诗》《全元诗》失收的禅僧诗歌，获得千余位宋元禅僧的万余首作品，按宗派法系编集为《宋代禅僧诗辑考》和《元代禅僧诗辑考》，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文本支撑。因为通信条件的改善，我在编纂过程中能时时与周先生联系，我有疑即问，他有问必答，故我每天都有良师在线的感觉。随着电子版文献的海量涌现，目前我们所拥有的阅读条件，与二十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仍不免回想在阪大从周先生读书，然后去石桥夜饮的情形。我从那里返回神户的途中，要在一个名唤“十三”的站内转车。

作者：朱刚，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