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老师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第二位指导老师，也是我读博时的导师。作为一名老学生，我很乐意谈谈我在周老师指导下的学习经历，以及我对他学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了解。
1997年9月，我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学习，谢谦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谢老师主张转益多师，而我在进校不久便听闻川大中文系四大才子的名号——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周老师总是在其中的。我自然很想听周老师的课，但研一的时候他没有开课。研一时我因为对文艺学感兴趣，读了两位才子的书，易丹的《断裂的世纪——论西方现代文学精神》和冯川的《梦兆与神话》。说起来惭愧，我第一次读到周老师的文章竟然就是在冯老师的书里——周老师和冯老师的关系很好，为《梦兆与神话》写了序。后来我上周老师的课时提起这件事，周老师给我讲了一些古典文学和文化中的梦，记得其中提到了一个我此前所不知道的蕉鹿梦的典故，又说起冯老师爱引用的《二十四诗品》中的名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再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年周老师曾关注“梦”的话题（不过他2001年发表的论文《梦幻与真如：苏黄的禅悦倾向与其诗歌意象之关系》并没有怎么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那时候他刚刚发表了文章《〈二十四诗品〉真伪刍议》，对陈尚君、汪涌豪的观点表示支持，后来一次在他家里上课时，他还提起这个话题，并取出印在报纸上的文章向我们展示。
我真正开始得到周老师的教育和指导，始于1998年9月。此前的6月份，周老师的第一届硕士生李贵毕业答辩时，我去旁听；而9月他的第二届硕士生孙烈鹏和吴娅入学（那时候导师带完一届才招新生），给我带来了向周老师学习的机会。周老师这时候为两位学生开了一门唐诗课，每周一次在川大东区的一教上课，我是教室里唯一的旁听生。课上使用的教材是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讲诗的方式是细读。1999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周老师又开了宋诗课和古代文论课，而这两学期的课则是在他竹林村的家里上的。两门课都是整个上午上课，中午留饭，有时候周老师炒菜，有时候下面，有时候去买包好的饺子或抄手回来煮。那是一段愉快而美好的日子。宋诗课上印象深的自然是讲苏轼诗和黄庭坚诗。苏诗学习过《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聚星堂雪》《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等，涉及禁体物语、白战体、尖叉诗、六言绝句等话题；黄诗学习过《次韵裴仲谋同年》《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觞字韵》《汴岸置酒赠黄十七》《次元明韵寄子由》《送范德孺知庆州》《六月十七日昼寝》等，涉及宋诗的交际性、赠人诗用同姓典故、宋人对石头的趣味、演雅诗等话题。其中很多话题和观点，后来周老师都写成了文章并陆续发表。在上周老师课之前，我对古典诗歌的理解是比较含混的，读研前买了本影印四库本的《唐贤三昧集》，硬着头皮读完，虽然也能感受到一些句子的美好，但对于诗中的细节既不能注意，也未能领悟。周老师的两门诗歌课，让我领会到了诗中使用典故之深意、组织对偶之精巧、选词造句之考究。很多年后，我在自己的教学中坚持指导学生进行文本细读，强调对诗歌中典故和词藻的分析，在研究中提出“伪典”的概念，解释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中的诗学和小说学，分析宋诗中的代名（化）现象，提倡诗歌的词藻研究，从方法到思路上均受益于周老师的课程和论著。
周老师研究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理解和讨论作品，他后来将自己的第一部论文集取名为《语言的张力——中国古代文学的语言学批评论集》，就是这个原因。他在此书自序中就明确地说：“文学研究特别是诗歌研究，不能脱离对语言的‘美文’形式（the"best words and in the best order）的探讨。换句话说，语言艺术的奥秘和规律，便是文学研究的本位之本位。”这实在是深入理解诗歌的必由之路。周老师年轻时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很深，这一点从他的论著中引用参考的西方文论著作就不难发现，我猜，韦勒克、沃伦的名著《文学理论》他一定是读过的，那里面说：“诗歌的意义与上下文是紧密相关的：一个字不仅具有字典上指出的含义，而且具有它的同义词和同音异义词的味道。词汇不仅本身有意义，而且会引发在声音上、感觉上或引申的意义上与其有关联的其他词汇的意义，甚至引发那些与它意义相反或者互相排斥的词汇的意义。因此，语言的研究对于诗歌的研究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周老师出过两部关于禅宗语言的书——《禅宗语言》和《禅宗语言研究入门》，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周老师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怎么写语言学方面的专著？如果知道他的学术取径和思想，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周老师写这两本语言学专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满意语言学界那些对词汇和语法的简单甚至重复性的研究，呼吁融合禅宗研究和语言研究两个被学术圈分隔的方面，强调关注禅籍中的一些其实是来自佛禅传统甚至教外典籍的语言现象。无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禅宗典籍，周老师首先关注到其文本的呈现是语言，是话语（discourse），是修辞（rhetoric）。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远、书写实践丰富的国度，语言/文本的表达必然是典雅的、古典的，也可以说是典故性的、互文性的，而这种带有典故和互文特性的语言/文本表达，是阅读和研究古代文学乃至一切古代文献所必须注意的。周老师的硕士毕业论文是《黄庭坚诗歌的诗歌艺术特征》（1985），我在川大图书馆见到过周老师亲笔书写的原稿，也记得他曾愤愤地提起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文学史教科书中对黄庭坚的评价——“形式主义”。在周老师早年的论文《王杨卢骆当时体——试论初唐七言歌行的群体风格及其嬗递轨迹》（1988）中，就可以看到对平仄换韵、顶针、蝉联、排比等形式的探讨。可以说，周老师的文学研究正是从语言和形式起步的，这成为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底色。了解了周老师早年的这种学术路径，就不难理解，宋诗在诗歌艺术尤其是语言和形式上的尝试和突破，宋人诗学文献中对相关话题津津乐道的讨论，自然会引起周老师的兴趣，他的成名之作《宋代诗学通论》（1997）也由此而诞生。该书“诗艺篇”分节论述造语、下字、用事，真正能够切中宋诗写作之肯紧，对我影响尤巨，我的一些涉及宋诗的文章，如《论宋人对代名之使用与创造》《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和《从词藻看韩愈诗歌对宋诗之贡献与影响》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此生发出来的。
在周老师的唐诗课和宋诗课上，我除了收获诗歌阅读和研究的方法，沉浸在诗歌密码破解和诗歌理解提升的愉悦中，还时常惊叹于周老师的博学。在川大一教的唐诗课上，有一次课间我翻看自带的丛书集成初编本的《唐语林》，周老师走到座位旁好奇地问：“在看什么书？”我有点炫耀和得意地展示了一下那本泛黄的民国版旧书。“哦，王说写的。”周老师随口说出了作者，并且还提到王说和苏轼的关系，而我那时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唐语林》是我在川大旧书店购买的，是因为研一时偶然购买并读了一本《大唐新语》，感觉那些唐代小故事很有趣，看到《唐语林》似乎相近便买下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也没见过周勋初的《唐语林校证》，对此书的作者也不了解，本来以为是冷僻小众的书和作者，没想到对周老师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如果说周老师能随口道出这位和苏轼有关联的作者还不算什么，毕竟他很早就参与了《苏轼资料汇编》和《苏轼全集校注》的工作，那么他能从书架上取书随手翻到特定的页面，就更令人惊异了。我和孙、吴两位同学在周老师家里上宋诗课时，学习了不少黄庭坚的诗，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这些特殊风味的宋诗可以说打开了新的诗歌世界。一次周老师讲《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其中有“平生几两展，身后五车书”的句子，周老师在讲阮孚蜡展的故事时，为了让我们感受该诗句化用《世说新语》原话成句的精妙艺术，去书架上取来原书，只两三下便翻到“雅量”门中的故事原文，将“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展”的句子指示给我们看。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心里的震动和惭愧：周老师怎么如此熟悉《世说新语》？而我高中即看过一个《世说新语》选本，研一时又部分地看过原书，那时候还有心要研究六朝小说，竟然完全不记得这个故事！周老师使用的《世说新语》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王先谦校刻本，那个版本附有汪藻的《世说叙录》，而我的余嘉锡版本没有这个内容，因此后来在周老师家查阅过。那书上有笔画、句点和批语，表明主人曾经在这里用过工夫。这件事之后，我重读《世说新语》，慢慢读出了其中的韵味和趣味，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我从《世说新语》上深刻认识到了古小说的书写体制和美学特质，由此提出在尊重古人小说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文言小说的历史和研究模式；另一方面我在读诗尤其是读宋诗时，对其中使用《世说新语》以及《晋书》的典故便颇为留意，2017年我发表《从〈世说新语〉到〈南北史续世说〉》，次年发表《〈世说新语〉在宋代的经典化——以诗歌用典为中心》，一篇谈世说体和小说的体制，一篇谈《世说新语》与宋诗的关系，可以说是对近二十年前学习内容和后来思考的总结。
周老师会背不少诗歌，我跟他读书时，有几次一众同学在他家聚餐，他会让大家背诗接龙，这个时常让大家尴尬出丑的项目，最后须待师母用“开饭了”的名义来化解。周老师的博学，除了他个人的勤奋外，我想博学的宋人也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宋诗取材广博的特点也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宋人说“耻一物之不知，惧格物之未至”（魏了翁：《耻斋记》），提到读书就是“无所不通”“无不尽读”“无所不览”“无所不读”“无所不窥”“莫不淹贯”，而宋人作诗，“援据该博，使事奥衍”（邵长蘅：《施注苏诗·例言》），要想读懂宋诗，要解密宋诗中的典故密码，读者就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并且能够明白用典（事）的灵活变化之妙。黄庭坚为人诗集作序，说其文“皆有所从来”“非博极群书者，不能读之昭然”。（《毕宪父诗集序》）周老师正是凭着他的博学，才成为苏轼、黄庭坚、惠洪等人的异代知音。周老师的博学，自然不是两脚书橱那样的，而是博而能约的思想型学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完成充满理论色彩的《宋代诗学通论》之后，他的学术研究不是简单地扩展到“中国诗学通论”之类的课题，而是开始了对整个古代文学甚至古代传统学术的思考。1999年我在周老师家里学习中国古代文论，课程一开始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诗无达诂，还感觉像老生常谈，慢慢地讲到魏晋的言意之辨时，便感到一些趣味和新意。此前我囿囿吞枣地看过自购的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和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等涉及玄学的书，其实没收获多少，这时候授课内容联系到古代文论和经典阐释的话题，似乎就明白了一些。我还记得课堂上向周老师请教过一些玄学的问题，并将那两本书借给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并不具备理解周老师所讲的古代阐释学的能力，尤其看不出其中所呈现的广大的学术境界和高远的学术抱负。两年后，周老师出访日本大阪大学，在日本期间他最终完成了《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写作，将众多中国古代文论以及经学史、哲学史的话题，从阐释学的角度进行串联和拆解，从而建构起自己宏大的学术体系。很多年后我才认识到，如果说《宋代诗学通论》是周老师对宋代诗学的系统性梳理，呈现了他对以宋诗为代表的古典诗歌和诗学的理解，那么《中国阐释学研究》则包含了他对整个古代文学乃至古代传统学术的认识，意味着周老师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真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1999年春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谢老师告诉我他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项目资助，不久将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我和两个师妹面临着转导师的选择。我因为上了周老师两学期的课，初步选定以晚清宋诗派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后来因为实在读不完作品而放弃），并且打算考周老师的博士，自然要求转到周老师门下，两位师妹则分别转到祝尚书和周啸天老师门下。2000年春我通过了川大博士招生考试，和赵章超、杨挺一起，成为周老师的第一届博士生。考试题中有一题是写出黄庭坚《清明》诗的平仄，并分析该诗，恰好这是我在周老师课上学过的，算是捡了个便宜。这年秋季我们入学后，在川大东风楼的二楼上了两学期的课，2001年夏天周老师便前往日本，直到我们毕业之时才回来。周老师在日期间，我们通过电子邮件联系。2001年11月他写诗相示，并鼓励我唱和，我勉力写了一首，这是我第一次唱和老师的诗作。两诗如下：
蜀郡乘槎客，津波望路迷。未娴倭国语，仍守故园期。意感橡秋落，魂惊鸟夜啼。有时掩书卷，注目夕阳西。（《旅日有感》）
由材无所取，桴去自当迷。因特通瀛海，诗骚许子期。他年春草长，故径乳莺啼。若问君平宅，还居锦水西。（《次韵周师》）
我写格律诗是在周老师的逼迫下开始的，最早的一首《十一月周师访韩国返云彼邦犹存中华古文明有庆北清游识雅声句次韵一首》作于2000年12月，当时听周老师讲在韩国的见闻，有感而发，但写得不好，一年后的次韵诗还是很笨拙。记得在周老师家里上课时，有一次周老师给我们展示过成善楷先生的诗稿，讲起其中曲折婉转的往事，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当代的古体诗也可以写那么深曲的心事，表现那么炽热的心灵和当下的现实。周老师认为，要深入理解诗歌，必须自己会写诗，而写诗可以抒写怀抱，记录日常。我遵照师训，多年来坚持写作，虽然后来有些丧气地发现，自己的诗艺整体上永远达不到周老师的高度，但慢慢体会到写诗对于个体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因此还是会时不时写一点，也算是自娱自乐吧！
长期浸润于古代诗歌的周老师，不免沾染上诗人的习气，早在2000年我读博的时候他就发出衰老之叹，那时候他刚出现左耳弱听。在很多人看来，周老师是一位容颜常驻、精神抖擞、学术长青的大家，他也总是要求自己在正式的场合穿西服等比较正式得体的服装，这更加深了人们对他不老男神的印象。岁月驰驶，不觉间周老师也已年过古稀，2022年9月他在微信朋友圈发表《秋花》诗曰：“幽轩独坐自长吟，何惧人间秋气深。更有群芳颜色好，起予诗眼与诗心。”首二句便透出索寞之感。我和诗曰：“庵门常掩自沉吟，抱瓮幽丛玉露深。花影同诗堪独对，禅心一点是秋心。”想道出他的心事。2023年6月，周老师写了自寿诗《七十书怀》：“夏至徒惊马齿增，欲陪新进愧无能。难追岁月如飞鸟，易倦情怀似老僧。
揽镜苍颜添白发，垂帘黄卷对青灯。惯看人境荒唐事，不置柔肠炭与冰。”诗中的感触很深，师门中很多同学都有唱和，我的唱和如下：
学问才情老益增，先生有道自多能。
身言不苟同迁叟，习气难除爱逸僧。
梦蝶光阴稍入鬓，屠龙技艺已传灯。
胸怀近岁萦苏杜，忧似终南意似冰。
这首诗得到了周老师的好评，也许可以作为他的“邈真赞”吧。
作者：罗宁，博士，西南交大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汉魏至唐宋之间的文学与文献，研究成果和研究兴趣涉及小说、传记、类书、诗歌、诗话、文章、文体等领域，同时关注上述诸文类的特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