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湄公河次区域是冷战后日本在东南亚战略布局的新着力地带。21世纪以来，在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日本除持续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的投入力度外，还通过“战略性”地开展次区域政策协调，强化日美对接，加强与印度、东盟等其他力量的协调与互动，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日本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带有强烈的地缘政治目标，其背后既有联合美国、印度等盟友伙伴制衡中国的考量，也有引领构建区域秩序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的意图，同时还有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深层动机。日本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不仅加剧了日本、美国、印度等国在次区域的对华竞争态势，使澜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还增加了亚太区域秩序重构过程的复杂性，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冲击。对此，中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推动构建以发展、安全、人文为核心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同时也应注重与域外其他力量在次区域广泛开展政策协调，加强第三方交流与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关键词：湄公河次区域；大国竞争；日湄合作；政策协调
作者简介：孙传玲，女，山东莒县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日本外交、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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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美国越来越认为强大的中国会使其霸权地位受到“挑战”。为制衡中国影响力、维护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政府反复强调其“世界领导者”和“亚太秩序维护者”的身份，诱导拉拢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盟友伙伴，将大国竞争前沿阵地推进到中国周边地区。
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与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接壤，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也因此成为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前沿地带和关键区域。2009年，作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一环，奥巴马政府发起“湄公河下游倡议”。2011年，美国又联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启动了“湄公河下游之友”。此后，在“重返亚太”和“湄公河下游倡议”的双重驱动之下，美国开始高调介入湄公河次区域事务。2020年9月，特朗普政府在其“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下进一步将“湄公河下游倡议”升级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借此与澜湄合作竞争，遏制中国的意图更加明显。同时，随着美湄合作关系的升级，“湄公河下游之友”也升级为“湄公河之友”。2021年，拜登政府增加湄公河委员会为“湄公河之友”的新成员，并新增英国、印度和东盟为观察员。在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政府试图通过不同机制间的功能联结构建多层伙伴关系，联合其盟友伙伴在湄公河次区域多项协调举措对中国实施全面战略围堵。其中，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地缘政治的作用对象，成为美国相关政策实施的关键节点和“围堵遏制”中国的关键力量。
截至目前，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博弈问题上，国内外学界围绕美国介入湄公河次区域的行为逻辑及其地缘战略趋向、中美等域外大国在次区域的竞争与合作、日本的湄公河次区域政策与行动、次区域国家应对中美竞争的战略选择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深入且有益的探讨。但学界目前尚未就日本作为地区大国在中美大国竞争背景下如何通过在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来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和国家利益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事实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盟友，以及一个在湄公河次区域深耕三十余年的域外大国，在中美两国围绕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博弈过程中始终是美国不可或缺的重要辅助者。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升级的新形势下，日本更是将湄公河次区域视为其“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不断加强与美国、印度、越南等域内外国家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联合美国及其所谓“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遏制中国崛起。尽管日本没有像美国一样设立专门的多方协调机制，但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日本历届政府都强调与次区域内既有合作机制及相关力量的协调对接，注重与其盟友伙伴多方协调联动参与次区域事务。
那么，21世纪以来在中美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主要与哪些域内外力量进行了怎样的政策协调？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此，本文在综合梳理21世纪以来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与其他域内外力量的政策协调与互动基础上，尝试分析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演进、动因及影响，以期为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的推进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的背景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美日欧等传统力量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演变，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战略价值再次被激活。日本、印度、美国、韩国、泰国、越南等域内外国家纷纷注意到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先后主导发起了围绕次区域开发合作的一系列机制，由此导致在该区域出现机制重叠的现象，这既是区域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国博弈的直接后果，它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争霸战”，是地缘政治的延伸。
日本是较早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立广泛合作关系的域外大国。冷战结束后，日本及时感知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倡导建立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印度支那综合开发论坛”、“印度支那产业合作工作组”等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并以此获取经济收益及政治影响力。21世纪后，日本视湄公河次区域为“将来东亚共同体的重要地区”，并将其作为日本东南亚政策的重点方向，进一步加强了对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的发展援助。2003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承诺三年内向东盟提供30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其中15亿美元用于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合作。2007年，日本与湄公河五国建立“日本—湄公河地区合作伙伴”关系。2009年，第1次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召开，会上双方确立了“面向共同繁荣的未来的新型伙伴关系”，日本发布《东京宣言》，包括63项行动计划，并承诺三年内向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提供5000亿日元的官方发展援助。此后，日本又陆续推出了《东京战略2012》《新东京战略2015》《东京战略2018》等日湄合作指导方针及其配套的各项行动计划，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与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开展了诸多合作。2024年7月26日，时隔三年之后重开的第15次日本—湄公河外相会议上，双方公布《日湄合作战略2024》，将“建设后疫情时代强韧与互联互通的社会及可持续发展城市”“数字化”，以及“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保障”作为日湄合作的三大支柱。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借着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以官方发展援助、贸易、投资“三位一体”的经济外交为主要政策工具，积极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开发与合作，成为在次区域拥有较大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域外大国之一。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也走向深入。2014年，为向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分享发展红利，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但这却被认为是“为了把美国、日本等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以巩固中国在次区域的领导地位”。作为一个在次区域深耕多年、并自我臆想次区域为其“势力范围”的日本自然不希望次区域进入中国的“影响圈”。为此，日本试图利用美国“重返”湄公河并在此展开对华竞争之机，通过在次区域开发合作问题上积极开展政策协调来联合美国、印度等所谓“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集体“围攻”中国。
纵观21世纪尤其是第二个十年以来日本在次区域的一系列政策可见，日本一方面不断强调与美国政策的协调互补，表现出配合美国的湄公河战略重塑，强化对华竞争的“老谋深算”；另一方面，随着美日对华竞争态势不断加剧，日本还积极与印度、东盟以及次区域内实力较强的泰国、越南等力量进行政策协调与互动，强调与各国在次区域合作机制的程序对接，试图扩大制衡中国的网络。
三、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阶段性演进
日本积极在湄公河次区域与其他域内外力量开展政策协调，加强彼此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是其依据自身目标及现实利益考量而做出的理性行为选择，体现了现实主义利益观的倾向。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是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最终决定因素，国家本质上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以肯尼思·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从无政府状态出发讨论权力，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国家外交政策。新古典现实主义则认为，一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国际体系和国家两个层次内以及层次间的各种要素的复杂互动。国家行为的外交政策是体系诱因经过国内变量干扰形塑后的最终结果。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在导致对外政策结果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体系诱因是自变量，单元要素是连接二者的中介变量，后者的行为可能加强也可能减弱体系诱因对单元行为的影响。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环境因素和国内因素都纳入考量，因而有着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和更强的解释力。鉴于此，本文主要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综合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因素两方面，把中国崛起、美国的湄公河战略重塑等亚太地区体系中的体系压力作为体系层次的自变量，把日本国内的威胁认知、政权更替、领导人偏好等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阶段性调整与变化。按照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对象、内容及其主要目标等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3.1 援助次区域发展，与中国“争夺”东盟影响力（2001年—2008年）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体系刺激是导致国家外交政策变化的重要深层原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需考虑的首要因素。日本这一阶段在湄公河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的主要体系诱因是中国的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亦不断扩大。日本经济则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泡沫经济崩溃而引发的“平成萧条”为起点陷入长期低迷。日本认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会对作为守成国的日本形成直接的体系刺激”，从而产生“威胁”认知。在此认知下，日本将中国视为地区内最大的“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会使权力发生转移，使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减弱”。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日本政府这时强调湄公河次区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秩序以同中国展开竞争。而之所以瞄准湄公河次区域，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与中国“争夺”东盟影响力时，湄公河地区是东盟最薄弱的一环，其在经济上高度依赖国外，且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接近。因此，日本通过日本—东盟首脑会议、日本—柬老越首脑会议、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等多层合作机制，先后推出了“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的新理念”“日本的柬老越三国援助新倡议”“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项目”等合作政策文件，不断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的对外援助投入力度，拓展合作领域，试图把次区域打造成其对华竞争的重要阵地。
在此过程中，东盟成为日本开展次区域政策协调的首要对象。东盟实现扩员以来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便是缓解缩小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快实现东盟一体化。为此，东盟于2000年发起“东盟一体化倡议”，宣布将公平发展作为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四大支柱之一，并鼓励对话伙伴和国际组织对这些倡议作出实际承诺。2003年，第9届东盟会议上提出计划在2020年建成由“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以及“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构成的“东盟共同体”，以推进区域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为拉拢东盟，实现其通过东盟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目的，日本表示将积极支持东盟一体化发展。事实上，东盟也一直视日本为支持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日本能够在缩小东盟域内经济落差、推动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等方面发挥作用。湄公河次区域作为东盟的薄弱地区，自然也就成为日本支援东盟一体化、提供发展援助的重点对象。因此，湄公河次区域开发合作几乎成为2000年以后历届日本—东盟首脑会议的必设议题。2003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双方通过《日本—东盟行动计划》，日本表示将在湄公河地区开发、改善东盟内部经济落差及经济基础方面加强与东盟的合作，推进东盟一体化。此次会议上日本还公布了专门针对次区域开发的“湄公河地区开发新理念”，提出了“加强区域一体化、与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愿景，对接东盟的一体化愿景。
同时，日本还注重次区域内不同国家的身份认知与角色定位，与有实力及有意愿承担域内领导角色的泰国、越南进行了积极的协调与对接。冷战结束后，泰国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湄公河次区域，认为可凭借其经济实力和优势地位，在次区域内发挥其主导作用。2003年4月29日，他信在中国—东盟首脑会议上提出构建涵盖泰、老、柬、缅的区域合作机制，当年12月12日在缅甸古都蒲甘发表《蒲甘宣言》，该机制正式成立。2004年越南申请加入，2005年该机制名称正式改为“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该机制成为泰国经营湄公河次区域的重要平台。对日本来说，泰国的地缘战略意义对其积极开展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外交至关重要。日本意识到，与泰国的合作不应仅限于维持双边关系，还要与其共同在地区性、国际性问题上开展合作。自2005年三河流域合作机制启动以来，日本政府多次表示要加强日本—柬老越三国机制、日本—湄公河合作机制与三河流域合作机制的协同合作与政策对接。
此外，进入21世纪后越南逐渐发展成为湄公河次区域内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国。2004年，越南在次区域层面相继主导建立了柬老越发展三角区、柬老缅越四国合作机制，试图通过这两个机制加速自身经济发展，缩小国内发展差距，同时提升自身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地位和威望。对此，日本予以了积极支持，不但加大了对柬老缅越四国的双边援助，还专门建立了为促进柬老越三国开发的日本—柬老越三国合作机制。2004年11月30日，日本与柬老越三国举行首届首脑会议，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会上表示将在湄公河地区开发的框架下与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合作，在柬老越三国开发、投资与贸易、环境与水资源问题、人力资源、农业等方面予以支持和援助。2007年1月，日湄双方通过“日本—湄公河合作伙伴关系项目”，日本表示将继续扩大对湄公河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并宣布从日本—东盟经济合作总资金的5200万美元中拨取4000万美元用于柬老缅越四国，其中2000万美元用于柬老越“开发的三角地带”。
可见，日本这一阶段主要借助加大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布局其次区域战略。日本在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的主要对象是东盟以及次区域内的泰国和越南两国，协调的内容主要是提供官方发展援助、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农业等方面，其主要目标是拉拢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特别是泰国和越南，与中国展开影响力之争。
3.2 配合美国湄公河政策的同时，与中国开展政策对话（2009年—2012年）
这一阶段，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最大体系诱因是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湄公河。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日益提升。2009年，中国经济总量达5.1万亿美元，接近日本的5.29万亿美元，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更加密切。2009年4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正式宣布，中国决定成立总规模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支持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东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框架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在基础设施、运输贸易、卫生合作、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明显加强。中国还不断加大双边对外援助力度，为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缅甸、柬埔寨和老挝成为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受援国。
美国方面，奥巴马上任后宣布“重返”湄公河，将湄公河次区域作为其亚太布局的重要支点。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参加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与泰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四位外长召开首次美国—湄公河下游部长级会议。会上美国以环境、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为中心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议”。这也标志着美国对次区域事务的战略性参与，改变了以往对东盟国家“重老轻新”的失衡局面。作为“湄公河下游倡议”的补充机制，美国还主导设立了“湄公河下游之友”。该机制成员除次区域国家外，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欧盟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2012年7月，第五次湄公河下游合作会议上美国宣布将为期多年的“湄公河下游倡议2020”纳入“亚太战略参与倡议”。美国承诺将在三年内提供5000万美元，以加强地区应对具体跨境挑战的能力。此次会议还批准了缅甸成为“湄公河下游倡议”的新成员。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持续增强的事实，美国将湄公河次区域纳入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把次区域打造成其重要战略支点，以抑制中国快速提升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国内单元层次，日本经济虽然长期持续低迷，但其仍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大国。在中日实力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日本更视中国为最大的“威胁”。而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也加剧了双方的矛盾。2012年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导致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出现“政冷经热”局面。在日美关系方面，日美两国则是坚实的同盟关系，日本向来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制定其对外政策。因此，在中美竞争的体系压力下，日本选择配合美国，在湄公河次区域与中国展开了总体上“抑制”战略。如，2009年美国发起“湄公河下游倡议”后，日本随即在同年召开的首次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上强调与美国积极协调对接；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并在水资源、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刻意针对、抹黑中国。但中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日本无法割舍来自中国的经济利益。再加上这一时期日本政坛不稳、首相更迭频繁，2009年至2012年四年间更换了四任首相，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面对体系压力时的行为选择。因此，日本在次区域开发合作问题上仍然与中国开展了一定的政策对话。如，2008年中日开启“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就对次区域国家的援助问题及双方应有的合作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磋商。该对话至2011年共举行了4次，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而中断。可见，这一阶段日本在配合美国重返湄公河政策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而是进行了一定的对话协商。
在与东盟及其他域内外力量的政策协调方面，这一阶段日本主要通过日湄合作持续加大官方发展援助资金投入，继续拉拢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2009年11月召开的首次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上，日本宣布三年内将向湄公河次区域提供5000亿日元以上的官方发展援助，双方提出了“基于‘友爱’精神构建互惠关系”“为建立东亚共同体作贡献”“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成为重要伙伴”“与其他区域框架协调，促进多重合作”的四大合作目标，在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制度、人员交流、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等方面与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3.3 扩大政策协调的对象网络，企图联合围堵中国（2013年至今）
日本这一阶段在次区域开展广泛政策协调的体系刺激因素主要有中美竞争加剧、地区安全格局变化等。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共建国家的普遍好评，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2014年中国提出与湄公河五国建立“澜湄合作”机制，并于2015年11月召开首次外长会议，2016年3月召开首次首脑会议，全面启动合作进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机制下，中国与湄公河五国通过开展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但这却让美国和日本更加忧虑。他们主观地把中国视作“假想敌”，认为中国这是在“联合其他国家把他们排除在外”，因而加强了在次区域的对华竞争与围堵意识。地区安全方面，2012年以来，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出现激化态势，美国也介入其中，导致地区局势不断恶化，相关国家间安全关系紧张。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把中国作为明确的“战略竞争对手”，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而中日两国间经济实力逆转、领土争端等引发的中日关系恶化，也使得日本更加从“战略竞争对手”的角度看待中国。此外，在国内单元层次，安倍二次执政后不断推进其右翼政策、渲染地区威胁，谋求实现其军事大国化的目标，也加强了体系诱因对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包括对象选择、议题内容、目标设定等）的影响。
首先，极力追随美国的湄公河战略，在日湄合作中更加强调与美湄合作的对接，是这一阶段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首要特征。例如，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本期间，双方就两国间的全球及区域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将共同加强对东南亚的参与和合作作为两国关系中的优先事项之一。双方还约定将加强“日本—湄公河五国首脑会议”与“湄公河下游倡议”机制间的紧密合作以强化东盟域内互联互通。2015年3月26日，作为“日美在东南亚合作”以及“日湄合作与湄公河下游之友之间合作”的一环，日本外务省与美国国务院共同召开“柬埔寨女性创业家研讨会”，日本表示将在推进有关女性创业及商务能力建设援助方面积极加强日美合作。2019年8月，日美联合发起与湄公河五国的“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声称帮助推进湄公河地区的能源转型和共同繁荣。此后，日美围绕促进湄公河国家电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区域电力贸易机制建设等议题共召开了四次会议。2023年4月，日美联合发布“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双方表示将在清洁能源整合、市场开发与投资以及地区电力交易三大领域向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支持。此外，日本还通过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及升级后的“湄公河之友”，同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伙伴在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气候、环境、能源等方面共享信息，加强协调与合作，促进彼此间的联结与互动。
其次，日本在这一阶段还特别强调与印度的政策协调与对接。早在2000年印度便与次区域五国启动了“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双方在文旅、教育、交通、卫生等领域开展了诸多合作。2010年，印度又与越、柬、泰、缅四国提出了建设“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项目，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湄公河地区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与合作。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设立7700万美元的专项合作资金用于柬、老、越、缅的开发与投资，2015年又拿出47亿美元重启印—缅—泰跨国高速公路项目。而在中印两国关系方面，印度与中国在21世纪的快速发展使得两国关系包含一定抗衡性质的权力竞争。一方面，印度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南亚地区，侵蚀其在区域内的主导力。另一方面，印度也担心中国通过主导的一系列经贸合作机制获取相较于印度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拉大中印两国实力差距。而且，中印间还存在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从现实主义的威胁认知角度来看，印度会将中国视为军事及经济上的“全面威胁”。
日本窥视到印度的对华竞争意识及其次区域的利益诉求后，遂即积极拉拢印度“入圈”。2015年12月安倍访印期间，双方共同发布“日印愿景2025”，提出为共同致力于实现印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要把印度的“东向政策”与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协调起来，并重申了加强两国间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的重要性。2018年10月，日印联合发布“日印在印太包括非洲的发展合作”，表示将采用第三方合作模式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合作及能力建设与发展等领域开展合作。在这些合作框架中，湄公河次区域是双方协调与对接的重要区域。例如，日本和印度相互借力、联手合作，试图将日本主导的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分别与印度主导的印—缅—泰三边公路和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对接起来，从而与中国主导的南北经济走廊展开“东西向”与“南北向”之争。目前，日印两国已在次区域开展印缅卡拉丹多式联运项目、推进缅甸土瓦经济特区建设、打造印度—湄公河经济走廊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市场合作领域展开诸多合作。
再次，在与东盟的政策协调与对接方面，日本在这一阶段主要以2015年东盟共同体成立为契机，向东盟承诺支持东盟“加强互联互通”“缩小发展差距”。2016年日本提出“日湄互联互通倡议”，表示将在三年内向湄公河次区域提供7500亿万日元援助次区域国家的“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2023年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双方发布《日本—东盟友好合作共同愿景声明2023：信赖的伙伴实施计划》，日本表示将继续通过《日湄互联互通协议》《东京战略2018》等日湄合作推动湄公河次区域实现有活力、有效果的互联互通，继续支援东盟缩小域内发展差距。2025年7月10日召开的第16次日湄外相会议上，日湄双方再次强调了促进日湄合作与实现东盟共同体目标及“东盟印太展望”的相互补充。可见，日本始终把日湄合作标榜为援助东盟缩小域内发展差距的一环，并以此来拉拢东盟，扩大自己在东盟和次区域的影响力，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
最后，在与次区域内国家政策协调方面，这一阶段日本除进一步强调与泰国、越南的合作对接外，随着美国对缅政策的调整，还加强了与缅甸的关系。2013年5月24日至26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缅甸，这是日本首相时隔36年后再次访问缅甸。安倍表示日本将官民并举全力支援缅甸在民主化、法治、经济改革、国民和解等改革方面作出的努力，同时表明将在实现共同繁荣、人文交流、强化政治安保合作等方面加强与缅甸的合作，将缅甸纳入其“价值观外交”体系范围内。2016年民盟政府上台后，安倍政府试图以三大支柱为中心加强对缅甸援助，支持缅甸经济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日本企业扩大对缅投资，以最终将缅甸纳入其“自由与繁荣之弧”。日本对缅甸的政策逐渐由“政经分离”向“政经合一”转变，呈现出经济与政治齐头并进的趋势。2021年缅甸发生政变后，日本虽然决定停止提供新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但仍通过一些“特殊渠道”保持着与缅甸的关系，并在粮食、医药、水和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向缅甸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此外，在政策协调内容上，除“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等既有议题外，日本这一阶段还突出了安全领域的合作。例如，2013年，日本同意向越南、泰国售卖相关海上警卫队巡逻装备。2023年，确定将越南纳入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体系下。近年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维持南海、东海既有现状”“反对单方面凭借武力改变地区现状”等已成为日本与美国、东盟、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各层级双边宣言或声明反复提及的内容。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则试图将印太地区安全与俄乌冲突相关联，渲染所谓“南海、东海及台海问题”演化为地区冲突的可能性。可见，这一阶段日本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内容不再限于低敏感度的经济、政治、非传统安全等议题，还逐步注入了传统安全议题。其主要目标是将次区域作为其构建地区秩序的战略支点，通过围绕次区域开发合作的政策协调，追随美国、联合印度、拉拢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企图联合制衡中国。
四、日本在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的逻辑动因
21世纪以来，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的对象由东盟和次区域内国家逐步扩展至美国及其盟友、印度、东盟和次区域内国家，协调的内容亦由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水资源管理等扩展至海洋安全、地区安全等方面。从更广域、更深层次看，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多方政策协调既是日本对国际权力秩序变动的回应，也是其试图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国家战略目标驱动的结果。其逻辑动因主要体现在制衡中国崛起、引领构建亚太区域秩序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战略转型三个方面。
4.1 谋求联合制衡中国崛起
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引起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从而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国往往会谋求更多的权力、影响力，而守成国则往往会感到恐惧、缺乏安全感。此处的崛起国与守成国分别指中国和美国，但在东亚地区，日本主流政治精英的自我身份定位较高，自负地认为中国是崛起国，日本并非中等国家或次级国家，而是守成国或守成体系的核心成员。这就使得日本愈发从“竞争+制衡”的视角看待中国。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及其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日本担心“湄公河地区将来有归入中国经济圈的趋势”，因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湄公河次区域。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日本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越来越呈现出追随美国、联合印度、拉拢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制衡中国的特征。2010年中日两国GDP实力对比发生逆转，2012年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同年中日爆发钓鱼岛争端导致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威胁”感知日益强烈，把中国视为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然而，日本自知无力与中国抗衡，因此试图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联合其所谓“志同道合国家”，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为此，日本将连接印太关键地区的湄公河次区域作为其与美国、印度、东盟等开展合作的重点区域，不断推进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与互动，进一步强化构筑对华遏制的网络。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升级，在湄公河次区域协同配合美国制衡中国成为日本次区域政策协调的主基调。这从2012年安倍二次执政以后历次日湄首脑会议上日本都谈论南海问题，渲染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中国威胁论”，并强调“海洋法治”，在价值观层面拉拢联合次区域国家向中国施压等系列操作明显可见。
日本在次区域加强与印度、东盟以及次区域内国家的协调与对接，也有制衡中国影响力的自身利益考量。首先，印度是美国在南亚“志同道合”的重要伙伴，也是有较大地区影响力的新兴力量。日本积极开展与印度在次区域的三方合作，不仅希望通过与印度联合来降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对中国的所谓过度依赖，还试图通过同印度协调推进次区域合作以拉拢印度扩大遏华圈。其次，日本加强与东盟的政策协调也是试图以东盟为中心推动湄公河国家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利用东盟的力量牵制中国。最后，日本对次区域内国家进行层次性布局，强调与域内大国及其主导的合作机制对接，以官方发展援助为抓手，扩大和多样化其在次区域的角色，以此向次区域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此外，日本还试图超越经济合作，以“海洋安全”和“中国威胁”为抓手，向强调安全保障的政策转变，加强与次区域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因为日本意识到“日本在亚洲已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因此必须与其他中等强国联合共同推进国际协调、合作”。可见，日本希望利用湄公河次区域扩大日美的地区伙伴关系网，以形成联合制衡中国的局面。
4.2 谋求引领构建区域秩序
区域秩序扎根于区域和区域主义两个概念。区域主义也称地区主义，是指位于某地理范围内的复数国家为实现区域内的和平与繁荣，通过推动政策协调或区域合作等而呈现出的超越单纯的国家集合体的一体化志向。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推进。在日本，区域主义与安全保障成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尽管自冷战结束以来，推动区域合作是日本区域主义的一条主线，但随着东亚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日本的区域主义逐渐成为其参与大国竞争，谋求引领区域秩序构建的一种战略工具。日本的湄公河次区域主义从属于日本的“东南亚”“东亚”“亚太”等多层次区域主义，因此需要将其内嵌在更大范围的区域主义中进行思考。21世纪以来，日本先后推出了“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东亚共同体”“自由开放的印太”等区域主义构想。日本的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及其与其他国家围绕次区域合作开展的政策协调既是上述日本区域主义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也是其谋求建构区域秩序的有效路径。
冷战结束后，日本一直尝试在新的区域秩序建构中发挥作用，但由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日本意识到它必须利用和发挥中等国家的力量资源，吸引更多利益复杂的国家遵守所谓“自由主义原则”，才能防范崛起大国对秩序发起变革。基于此，日本开始把“扩大的东亚”与自己的未来视为一个密切相关的整体。2002年初，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新加坡发表题为《东亚的日本与东盟：坦诚开放的伙伴关系》的政策演说，提出构建“共同行动、共同前进”的“东亚共同体”。2003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双方共同发表《东京宣言》，日本关于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提议得到东盟的认同。值得一提的是，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日本提出了“湄公河地区开发新理念”。可见，参与湄公河地区开发合作被视为日本构建东亚共同体的一环。不过，这里所谓的“东亚”实际上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扩大的东亚”。为此，日本在制度框架上一直致力于推动实现在原来“东盟+3”合作框架基础上另外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东盟+6”版东亚峰会，防止中国在“东盟+3”框架内形成主导优势。
安倍第一次执政后，日本又进一步提出扩大版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汇”区域主义战略，并在其中突出强调“规则”和“普遍价值”。2006年11月，时任外务大臣麻生太郎明确提出将“价值观外交”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此后日本外交的新基轴。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中又提出“两洋交汇”概念，指出“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交汇、新的‘扩大的亚洲’正在形成的今天，地处两洋两端的民主主义两国必须要在国民各层次加深友情”。“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汇”是扩大版的“扩大的东亚”，旨在拉拢联合更多的所谓“共享民主主义、人权、自由、法治的普遍价值”的国家，在更广泛的地缘框架内通过广域合作来牵制中国，同时强化日美同盟，重新定义日本在国际秩序以及区域秩序构建中的作用。
2016年二次执政后的安倍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此后日本更是利用各种场合兜售其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图谋拉拢更多成员“入圈”。日本在2023年新修订的《开发合作大纲》中明确指出：“在世界对立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加强与其他国家协调合作关系是推动实现印太构想的必要举措。这些举措可以进一步强化印太地区国家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认同，密切印太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多层次联结，巩固地区安全”。2024年7月，第15次日湄外相会议上，日本强调了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理优势及其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将促进日湄合作与日本2023年3月发表的《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的新计划》及东盟的《东盟印太展望（AOIP）》的战略性互补。
无论是“扩大的东亚”还是“自由与繁荣之弧”抑或是“自由开放的印太”，东南亚地区无疑都是其中的关键地带，而占据东南亚地区核心战略位置的湄公河次区域自然也就成为关键中的关键。可以说，日本不断强化与东盟以及次区域各国间的政策对接与合作，同时注重加强与共享价值观的美国、印度及其他盟友伙伴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更深层次上是为了推进其区域主义战略，其根本目的在于谋求引领构建所谓“基于规则”和“共享普遍价值”的区域秩序。
4.3 图谋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进入21世纪，“政治大国论”日渐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导理念，尤其是第二个十年以后，随着多极化格局的深化以及中美大国博弈加剧，日本追求大国化进程明显加快，军事“大国化”倾向日益显著。这也必然反映到了其外交政策中，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开展多方政策协调正是其“战略性”外交的体现。
21世纪初，日本在推进次区域合作进程中不仅强调要在次区域的经济、社会领域发挥作用，还试图从非传统安全议题入手，通过强调“环境安全”“人的安全保障”等，加强与次区域国家在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以进一步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进而巩固其大国地位。2004年日本—柬老越三国首脑会议上，除促进柬老越三国发展议题外，日本还强调了联合国改革、军备控制、核不扩散、扫雷及扫毒等政治安全议题。这些也是此后历次首脑会议的必提议题。2009年首次日本—湄公河首脑会议上公布的《东京宣言》中将环境安全、粮食安全、消除贫困等非传统议题作为日湄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发布了“绿色湄公十年”倡议。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后，日本开始不断渲染其面临的安全环境严峻性，并试图通过利用和强化日美同盟、渲染“中国威胁论”、煽动所谓的南海、台海问题、打造小多边主义圈子等加紧布局谋求实现军事化转型。2012年二次执政的安倍将此引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4年4月，安倍政府出台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日本对外出口武器和军事技术的限制。2015年，日本修订《官方发展援助大纲》，一改此前禁止向军事相关活动提供援助的限制，拓展了官方发展援助的安全功能。2016年推出的“印太战略”实质上也是一个地区安全战略，日本企图以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为支撑来主导印太地区的秩序构建与规则制定。岸田文雄上任后在安全战略方面表现出更为激进的一面。2022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被称为“安保三文件”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试图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2023年4月，日本设立新的国际援助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宣称要援助区域内拥有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国家”提高军事威慑力。
日本的这一政治军事化大国战略议程也被纳入到了日本—湄公河合作框架中。在上述政策法制支撑下，日本加强了与次区域国家的安全合作关系，同时也开启了对次区域内相关国家的军事援助。随着大国化目标日益明确化，安全议题在日本与次区域内国家的政策协调及合作中所占比重也随之增加。《东京战略2012》中将“提高人的安全保障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非传统安全议题作为了日湄合作的第三大支柱，双方还在朝鲜半岛安全、核武器不扩散、联合国改革、海上安全保障、南海行动规范等议题上进行了确认。2013年，在日本—东盟首脑会议上，日本同意与越南、泰国等加强安全对话，并售卖相关海上警卫队巡逻装备，意在发展与湄公河次区域相关国家更为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相继推出的《东京战略2015》《东京战略2018》《日湄合作战略2024》中，日本更是有意强调南海局势等所谓地区安全“挑战”，通过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强调海洋秩序等加强与次区域国家的安全合作。日本政府不仅多次参加泰国主导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还于2022年5月与泰国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同时，日本还视南海争端声索国的越南为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安全合作伙伴，并有意将其打造成日本参与东南亚安全事务的支点。2018年4月，日本与越南签订《防卫装备与技术转移协定》。2023年12月，日本与越南签订《政府安保能力强化支援协定》，将越南确定为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的第二批援助对象国。此外，日本与美国、印度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借助次区域的开发合作强化双、多边关系，这不仅为日本在印太地区开展“日美澳印”“日美印”“日美澳”等小多边主义外交并强化安全合作奠定了基础，也为日本加快军事大国化进程提供了路径支撑。
日本在与次区域内外力量的政策协调中逐步注入安全因素，并呈现出由非传统安全扩展至传统军事安全的趋向。可见，日本在次区域推进政策协调本质上是为了推动国家战略转型，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
五、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协调的影响
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广泛开展政策协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澜湄合作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与中国在次区域的竞争态势加剧。同时，随着日本在次区域政策协调中逐步注入安全因素，联合美国、印度等将非传统安全议题泛安全化、区域议题国际化，并借此加紧推进其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这也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了极大冲击。
5.1 澜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太和印度“东向”之机，联合美国及其盟友的同时，借助资金、技术优势拉拢印度，整合集体性力量并充分发挥其软实力资源，借此提升了日湄合作的竞争力。近些年，日本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进一步强调日湄合作与其他机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互动，在互联互通、能源、海洋、水资源等方面加强联动，与美国、印度形成合力，并试图拉拢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对中国实施“围堵”制衡，使中国推进开展澜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就日湄合作本身而言，日本注重以“高质量”“绿色”“环保”“人权”等关键词凸显与中国的差异。例如，在《东京战略2024》中，双方确定日湄合作具体包括“高质量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城市开发”“法律、司法合作”“数字基础设施支援”“经济安全保障”“水资源管理”“绿色转型”“蓝色经济”等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的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2015年安倍政府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以来，日本不仅强调要加强其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出口，还强调要帮助湄公河次区域实现“高质量增长”。同时，日本还积极推动地区和世界对“高质量”形成共识，借以影射贬损中国的对外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挤压中国。另外，日本还注重在“软件”方面的标准和制度建设，在应对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海洋污染治理等方面确立所谓“日本标准”，强调要帮助次区域内国家完善制度、能力建设等。
在与美国、印度、泰国、越南等域内外盟友伙伴的政策协调与互动中，日本注重宣传凸显自己的“高质量”“环保”“绿色”等标签，并尝试将其打造成为地区和世界的通用标准，联合他者给中国贴上“异质”的标签。日本这些“软硬”兼施、处处影射诋毁中国、联合多方排挤中国的做法无疑使澜湄合作的推进面临严峻挑战。
5.2 导致亚太区域秩序重构过程更加复杂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区域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的迅速发展，亚太地区的权力体系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这也推动着亚太区域秩序走向重构。面对这一变局，美国为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自奥巴马时期开始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将其发展为“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继续强化和充实这一战略，组建新的亚太同盟机制，不断强化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对华敌意网络，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日益激烈。在此背景下，日本一方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所导致亚太原有权力秩序失衡深感忧虑，另一方面又自认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且是地区多元力量的中心之一，因此强调自身应在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一定的主导和引领作用。
日本自21世纪以来便开始推进更广范围的区域主义战略，着力构建多边区域秩序。在21世纪的前十年，日本主要致力于确保东亚区域秩序，特别是东盟主导的框架。但在进入第二个十年以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日本开始更积极主动地构建包含更广范围的亚太区域秩序，以协助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友伙伴确保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美国亚太地区的权力、影响力和领导力以及在保护“自由国际秩序”方面显示出相对减弱的迹象，因此这时日本有必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战略参与者，协助美国维护其领导的现有秩序。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本将进一步加强与共同拥有“普遍价值”及战略利益的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深化与其他各国的合作关系，实现日本的国家安全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强调指出维持和拥护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等普遍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2016年日本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通过促进定义和执行有利于美国主导的所谓秩序规范来实现亚太区域秩序。近些年，日本在该战略框架下，在大战略上呼应美国的同时，还努力拉拢东盟、印度等其他力量，力图共同维护美日主导的区域秩序。
如前所述，湄公河次区域一直是日本推进其区域主义战略的重要支点，日本始终把湄公河次区域和东南亚地区放置在更广泛的区域概念下考量。日本利用次区域的地缘战略位置，通过在次区域与印度、东盟、泰国、越南等开展政策协调，拉拢这些力量以争取他们支持美日主导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其政策协调一定程度上为日本推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助力，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亚太区域秩序的重构过程更加复杂。
5.3 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造成冲击
湄公河次区域也是后冷战时期日本安全政策的关键地区。日本在针对湄公河次区域的发展合作政策及其与其他次区域内外力量的政策协调过程中，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协调互动显著增强。
一方面，日本追随美国，有针对性、目的性地选择其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对象，将中国及澜湄合作机制排除在外，形成对中国的联合挤压遏制。同时，日美还利用“湄公河下游之友”，联合其盟友伙伴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推动水资源、海洋污染等议题泛安全化，渲染安全威胁，借此割裂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除坚守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战略外，自21世纪初以来，日本还开始注重与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等力量建立双、多边伙伴关系。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及协调范围不断扩大，从非传统安全和海上安全议题，逐步扩展到各种方式的军事合作，如联合军演、国防交流等。在次区域的政策协调过程中，到2010年后日本还增加了与中国相关的战略关切，不断渲染中国“靠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煽动南海问题，借机扩大军事能力和安全网络，推动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化目标。
日本与所有的次区域国家建立了防务军事关系，特别是加大了对同中国有海权争端的越南的战略投入。尽管日本不是南海主权声索国，但日本认为它在遏制中国“改变现状秩序”和“获得南海战略控制权”的“企图”方面具有足够的利益。日本还启动了安全援助，以加强相关国家的能力、实力和海域意识。2020年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越期间，与越南总理阮春福达成协议，日本表示将向越南出口巡逻机、雷达等国防技术和设备。这无疑加强了相关国家在南海争端中对抗中国的“资本”和“底气”，从而导致南海“军事化”和争端加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2023年11月举行的日本—东盟防长会议上，日本防卫相木原稔表示将充分发挥“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与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及能力建设支援等的相乘效果，从器材提供的“硬件”和技术合作的“软件”两方面入手，帮助东盟提升安保能力。日本借助在次区域与相关国家或区域组织的政策协调，扩大安全合作、加强军事存在的做法，使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面临严峻挑战，阻碍了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以及安全合作进程的推进。
六、结 语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美国战略中心逐渐向亚太地区转移，中美两国在作为欧亚大陆“心脏”和海洋海权“中心”的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缘博弈亦日趋激烈。而日本作为在湄公河次区域深耕多年的域外大国，也日益担心中国持续增加的影响力会削弱其地区主导权和领导力，因而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中美大国战略博弈日益明确化，日本“联美制华”的地缘战略取向也日益明显，联合美国在湄公河次区域与中国展开地缘博弈并借此制衡中国崛起成为日本对湄公河次区域政策的主要基调。同时，日本还注重与东盟、印度以及次区域内实力较强的泰国、越南等域内外力量协调联动，通过在次区域开展积极的政策协调，充分推进其“战略性”外交，以确保其在中美竞争中获取最大利益。
日本在次区域开展政策协调的背后既有联合美国、印度等盟友伙伴制衡中国崛起的考量，也有主动引领构建区域秩序以应对国际秩序变动的意图，同时也有推动实现国家战略转型，谋求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深层动机。在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日本一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积极配合美国在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行动，制定具体的联合发展项目，联手拓展以强化日美在次区域的存在感；另一方面，日本也基于自身的战略考量，利用其在次区域深耕多年获得的“优势资源”，不断调适其次区域政策，在配合美国的同时也注重有选择性地进行政策协调，试图以湄公河次区域为支点，在更广泛的区域主义视域下进行战略布局。日本在湄公河次区域的政策协调与互动带有强烈的地缘战略目的，其联合美国及其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在次区域制衡中国的政策取向不仅加剧了美日印等盟友伙伴在次区域的对华竞争态势，使中国的澜湄合作面临严峻挑战，也对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造成了极大冲击。
对此，中国应利用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山水相连的地缘优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的既有成果基础上，加强与东盟及次区域内国家的政策协调，深化在经济、政治、安全、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推进构建以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人文共同体为核心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也应加强与次区域内既有国际机制及域外力量资源的协调与对接，通过对话分享发展项目信息，积极开展在次区域的第三方合作交流，构建多方共同利益，推动次区域合作走向深入。
来源：《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