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童利益最大化等国际人权法原则要求给予罪错未成年人以改过自新的制度化机会。依法宥恕罪错未成年人的关键在于实现其刑事被遗忘权，但当前这一权利的实现受到犯罪低龄化趋势和网络信息极速传播效应及其连锁反应的双重阻碍。前科消灭、复权、犯罪记录封存等共同构成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体系，但既有立法、司法实践往往重其一端，忽视了这些制度的结构性功能关系及其整体性强化推进。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全方位审视防范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制度机制体系，以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为导向，建立健全前科消灭与复权制度，完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效联结新兴权利与传统被遗忘权，使之围绕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形成制度闭环，是推动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更好实现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未成年人；被遗忘权；前科消灭；复权制度；犯罪记录封存
一、问题的提出
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是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意味着对一般主体的轻微犯罪将引入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如何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也随之成为亟待深化研究的课题。当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全面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宜以已经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蓝本和基础①。这表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的示范效应与时代价值被广泛认可并高度彰显。事实上，我国学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讨论已持续近二十年。早期研究主要倡导借鉴域外经验，构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和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也不乏针对全年龄段罪犯的概括性研究②。随着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免除轻罪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作出规定，以及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之规定，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多数聚焦于上述两项制度的落实与完善③，而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密切相关的复权制度的研究成果则较为少见④。时至今日，随着轻罪治理需求的增长，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扩展适用于成年人已是大势所趋，关于消除犯罪附随后果的延伸研究也呈增长趋势⑤。已运行十余年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践将成为整体性制度构建的突破口，而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及其制度体系也亟须以此为契机开展体系化反思与续造。
1924 年，《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以下简称《宣言》）首次提出对不良行为儿童（含青少年）应给予改过自新机会的原则性倡议，1989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进一步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等纳入国际人权法体系。百余年来，特别是最近数十年，《宣言》与《公约》在推动实现儿童基本人权和一般儿童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时间的流逝并未理所当然地为贯彻落实百余年前提出的国际人权法原则扫清障碍，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认知状况与实现程度在当今时代反而面临新的障碍，亟待寻求脱困之道。
反思和回顾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理论与实践，此方面研究还存在基本概念梳理不清、现实境遇把握不准等问题，尤其是没有结合数字化时代新境遇探讨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现实困境，有关对策建议也因之存在碎片化的缺憾，没有很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不同对策共同服务于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结构性功能关系。因此，有必要分析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理顺并系统发挥前科消灭、复权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功能，并基于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形成制度闭环，以期为推动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实现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二、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内涵外延再梳理
被遗忘问题真正进入法律视野并被作为一项权利进行探讨是新近的事情［1］，而完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等相关制度、保障刑事被遗忘权，也是刑事一体化理论下治理犯罪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2］。但目前，被遗忘权的讨论往往被置于个人信息保护语境下，被认为是个人信息权的组成部分，是个人请求删除可以识别自己的信息的权利。这忽视了刑事被遗忘权的历史源流，也混淆了刑事被遗忘权的内涵外延及其核心功能。
刑事被遗忘权是根源于基本人权的一项基础性权利，要求包括刑事司法机关在内的各类国家机关及相关主体应依法限制使用犯罪人的犯罪信息。现在普遍认为，被遗忘权源自法国法律中被称为“le droit à l’oubli”的权利，其允许被定罪的罪犯在服刑改造期满后要求其被定罪和监禁的相关事实不被公开［3］。但“被遗忘权”一词在大数据时代被默认为仅针对个人信息，造成20 世纪被关注的刑事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被遗忘权相混淆。“可以说儿童信息被遗忘权正逐渐被认可成为儿童新兴的基本权利内容之一。”［4］诸如此类抛开任何前提而对当前语境下的被遗忘权冠之以新兴权利、雏形的表述并不准确。刑事被遗忘权依然应当是指20世纪甚至更早时候提出的为保障罪犯回归社会而形成的权利，只不过在大数据时代，其与个人信息保护上的被遗忘权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
刑事被遗忘权是为治理犯罪、保障经法律确认犯罪并已为此付出代价（接受刑罚处罚）且经过改造的人员顺利回归社会并为社会所接纳，而依法限制其犯罪信息使用的权利。个人信息权强调从保障人格尊严出发保障个人对其自身信息的控制权，此逻辑下的被遗忘权是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不披露和删除，而刑事被遗忘权的逻辑基础是保障经过改造后的犯罪人员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不仅仅体现为信息权涵摄的依法收集、合法使用、删除等下位权利，还包含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复权等在内的制度体系，是犯罪治理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犯罪低龄化与社会数字化对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影响
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刑事被遗忘权的关键在于是否解决应对其涉罪行为予以宽宥以及社会发展是否有助于对其予以宽宥的问题。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一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犯罪低龄化趋势显著，公众就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难以形成共识；二是数字化背景下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保障措施面临挑战。
（一）犯罪低龄化使刑事被遗忘权陷入伦理与刑事政策争议
保障刑事被遗忘权的逻辑基础是通过防止罪犯的相关信息被提及、使用而助力其改造和回归社会，是通过“遗忘”其过往错误而给予其同正常人一样的对待。适用对象主要是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人，包括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但随着犯罪低龄化的形势日益严峻，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很难与低社会危害性画上等号，这就引发了如何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被遗忘权的争议。
犯罪低龄化是当今全世界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青少年犯罪率在20 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都有显著上升［5］。如在法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剧增、犯罪主体年轻化（许多犯罪主体年龄在13周岁以下）以及未成年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严重化（相当比例的犯罪系涉及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暴力犯罪）”［6］341。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526 人，提起公诉56877人，同比分别上升4.3%、46%。”同时，一些未成年人触法涉罪案件的恶性之深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如霸凌同学致伤亡案件和因不服管教弑亲案件，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这导致社会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整体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氛围更倾向于对触法涉罪未成年人的严格处理。刑法学界对引入恶意补足年龄的讨论也因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案件频发而趋于热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规定，允许对严重暴力犯罪且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条件地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对触法涉罪未成年人选择宥恕还是严惩，面临来自伦理与刑事政策的双重争议，成为当今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实现的一重困境。
一方面，来自伦理的责难集中于如何满足公众对公平正义差异化的期待。人们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对待与照护来自单纯的代际延续情感。其所暗含的假设是双方均处于伦理道德的理想状态，即成人是伦理价值取向正常且一致的成人，而未成年人是处于“人性本善”原初阶段或未被彻底颠覆本性的未成年人。但现实难以达到理想状态。中国古代的“十恶”即包含“不孝”，这类犯罪“为常赦所不原”，时至今日这依然是大多数成长于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人坚持的伦理价值。人们在伦理道德层面往往会做扩大解释，欺凌同学弱小等行为也会纳入“不睦”、“不义”等价值判断所彻底摒弃的范畴。基于此，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以及对法律、司法达至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会产生差异，未成年人在代际上的天然道德优势在法律上显得并不那么理所应当，也使大多数人放弃了对未成年人行为越轨的成因以及未来纠错可能性的善意思考，甚至忽略以往哪怕是“十恶”之罪也受刑事责任年龄制约的历史经验，而对当今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施加结构性的道德责难。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特殊刑事处遇在恶性案件发生之后持续引发刑事政策争议。犯罪低龄化是否能够得到科学证据支持尚存疑问［7］，但当恶性案件出现之时，在社会舆论的裹挟之下，犯罪低龄化俨然就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制度的呼声渐强，天生犯罪人理论、人格责任论在一定时间段内占据压倒性的理论优势，从而极有可能推动立法的改变和刑事司法政策从严，相应地给予未成年人特殊刑事处遇的理论则日渐式微。如法国、西班牙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都采取改革措施，对未成年人犯罪持从严惩治态度，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消减其特殊性，逐渐与成年人刑事司法趋同成为改革趋势［6］340-353。20 世纪80 年代起，美国学者在新闻传播领域提出了“童年的消逝”的概念，随之司法领域也受其影响，未成年司法从福利型司法走向惩罚性控制，未成年犯与成年犯的二元化司法结构也日益遭受质疑［8］123-176。对未成年人的谅解原则和刑事被遗忘权的推进过程，在一次次“罪恶昭彰”的恶性案件的阻挠下反复中断，作为人权概念的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一旦具象于刑法的范畴，则会丧失原则性地位。
应当说，面对犯罪低龄化的形势，从严治理才是必然之举。但定罪处刑之后，这些未成年人后续如何自处、如何回归社会与他人相处、如何保持改造效果不在社会排斥下再犯，同样需要配套制度跟进解决。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是解决上述后续问题必不可少的制度设计。
（二）数字化时代的忘却困难成为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新障碍
数字化时代使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数据影响甚至成为数据的一部分，社会关系在虚拟世界被传播被运算，再重新对现实世界施加无形却重大的影响。被遗忘权的定义也因此发生了重大转变。1995 年10 月24 日，欧盟制定的《关于涉及个人数据处理的个人保护以及此类数据自由流动的指令》被认为将“删除权”以立法形式规定在欧盟法律体系［9］。欧美国家的立法以此为开端，倾向于对所有主体特别是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保护。如美国于1998年对《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进行修订并制订了《2011 年儿童防追踪法案》，2013年美国加州的568号法案，即“橡皮擦法案”则明确规定，网络社交网站应按照未成年人的要求擦除其上网痕迹。2014 年，欧盟法院在冈萨雷斯案件中认可了成年人信息的被遗忘权。2016 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确立未成年人信息处理同意权的特殊保护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37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等引入相应规定。
数字化时代新的被遗忘权概念的提出和法律的迅速响应揭示了一个迫切的现实，即随着数字化的进展，任何领域的“被遗忘”都成为异常困难的事情，这是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与一般信息被遗忘权共同经历的又一重困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7年发布的针对世界儿童状况的“数字时代的儿童”（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调研报告显示，“他们最大的担忧是网络隐私，特别是担心陌生人获得他们个人信息的可能性”［10］，而结论中，企业和政府对儿童网络个人信息的收集也引发了调查组织的忧虑。互联网信息传播几乎没有时间差，未成年人案件又容易引起社会过度关注，不待特别司法程序予以保护，相关信息便早已见诸网络。如不加限制，这部分信息将长时间展示于网络之上，可能对未成年人未来人生走向产生重大影响。个体网络信息难以被遗忘是大数据时代“双刃剑”的一个表征，而刑事被遗忘权在这一时代遭受的更为严重的艰难处境和因此受害的未成年人则更像是在经历一种“无妄之灾”。其中众多环节固然未必与刑事司法程序有直接相关性，但如不堵塞漏洞，则保障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必然沦为空谈。
（三）双重影响下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中国因应
随着人权事业的发展和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意识的提升，《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均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2011 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地方探索基础上，明确规定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59 条增加了相应配套规定。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由此形成了我国以“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中心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制度体系。
但是，在犯罪低龄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双重影响之下，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制度供给仍然呈现疲弱态势，亟须实现整体突破。一方面，现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轻罪情形，保护范围狭窄，制度本身也存在有待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仅靠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难以建立起周延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护体系。我国没有前科消灭的制度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00条对“前科”一词的使用不甚准确，前科报告制度与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冲突，需重塑前科消灭制度逻辑。同时，探索建立以复权为基础的未成年人犯罪附随后果消除机制的需求非常迫切。数字化时代，与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被遗忘权等新兴权利概念相关的制度如何与传统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相关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形成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合力，是法治发展需要突破的关键点。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的路径
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的完备表面上看是涉罪人员个人信息使用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刑事政策、犯罪治理，是刑事一体化理念下构建整体刑事制度机制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一难题，不但要全面认识到犯罪低龄化、社会数字化对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带来的新挑战，反思其中涉及的问题，更要站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下，全方位审视防范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的制度机制体系。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机制应秉持的观念
1.以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为导向
福利型未成年人司法模式与严惩型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各存利弊，究竟哪一种能够更好地发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功能和社会改造功能，是难以精确运算的命题。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出现为搁置上述争议、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与刑事处遇现实困境提供了可能。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Balance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Mode）认为，“少年司法之目的不在处罚少年之触法行为，而在修复该行为对被害人、少年及社会所造成之创伤”［11］295-296。这种司法模式并不排斥惩罚，而主张福利与惩罚模式的折中。令被害人充分参与司法过程，提升涉罪未成年人的社会生存能力以实现对其自身的惩罚和对被害人的补偿，进而消除罪错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最终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对被害人的重视和对社会关系的修复能够为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实现奠定基础。
传统司法模式和早期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对被害人的重视程度不足，被害人参与司法活动程度低，且国家以公共利益之名对犯罪人发起的刑事制裁仅附带对被害人的补偿，这远远无法满足被害人的正义需求，成为被害人难以宽恕犯罪人的制度性障碍，进而在以被害人为联结的社区直至更大社会范围形成对犯罪人的永久性排斥。平衡与恢复性司法模式让被害人的地位与诉求充分被“看见”，让被害人充分参与到司法活动之中，“以被害人为中心的司法形式应该关注的不仅是减轻伤害，更应该是纠正‘错误’。……正是犯罪人的后悔才使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得以纠正”［12］320-325。从被害人角度出发的司法主张弥补了传统司法模式的缺陷，强化了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和刑事诉讼对人际关系的修复功能。犯罪人也能在这一过程中受益，与被害人社会关系的修复可以使犯罪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罪错以及其犯罪行为与社会行为准则及价值观的矛盾，从而起到教育犯罪人、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协助其在将来顺利回归社会的作用。平衡与恢复性司法甚至可以超越未成年人司法的界限，逐步引入成年人轻罪治理的时代命题中，如此在未来形成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不作区分的一元化司法模式未尝不可。
2.平衡刑事被遗忘权与公共利益
勾连司法制度与公共利益的首要概念为司法公开，如上文所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存在显著差异，司法公开也是如此，我国刑事司法公开方面已建立起全流程、全方位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制度体系。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超越了刑事司法程序范畴，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和个人意见发表之中，互联网与自媒体传播形式加剧了这一冲突。这种无序传播的社会影响最终阻碍了触法涉罪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使恢复性司法的努力因缺乏社会支持而在效果上大打折扣。在犯罪记录封存问题之外的社会领域，与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真正发生冲突的是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表达自由。
各国法律制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在美国，同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从福利型向惩罚型回归的历史走向相一致，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保密原则也有所松动，许多州对于犯重罪的未成年人出台“以成年人身份受审”的规定，从而允许媒体报道其姓名。在加拿大，有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在侦查阶段公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信息的例外规定［13］189；但法国《少年刑事司法法典》第L13-3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直接或间接公开涉及刑事诉讼的未成年人的身份或形象。这种差异是不同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认知差异在社会领域的投射。英美判例法国家本就倾向于重视犯罪信息的社会公共信息属性，针对未成年人有限的保护制度仅是其公开原则的一点例外；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正好相反，在司法公开方面本就趋于保守，对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保护更加周延。中国大陆属成文法法域，但近年来中国司法公开制度却走在世界前列，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与表达自由、公众知情权相互关系问题上，两种立法取向均可参酌，但也需从中国法治文化观念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整体出发，作出适当的选择。
我国现有司法制度无法超越刑事司法程序本身对程序前端与后端的未成年人相关信息进行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 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民法典》第111 条和1034 条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公开；第999 条和第1036 条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处理个人信息。何为“合理使用、处理”缺乏可操作性判断标准，由此可能导致制度空转。《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9条规定：“新闻媒体采访报道涉及未成年人事件应当客观、审慎和适度，不得侵犯未成年人的名誉、隐私和其他合法权益。”《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敏感信息，该法第31 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2条均规定了针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网络处理的“同意规则”和信息处理者的更正、删除义务。但上述规定并未明确包含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及个人信息在法律条文中处于语焉不详的状态，且年龄在14 至18 周岁（事实上也是未成年人犯罪人数最多的年龄区间）的触法涉罪未成年人并不在上述制度的保护对象之列。重述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权利与新闻自由、表达自由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形成保护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权的法律制度和社会支持机制非常必要。
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被遗忘权立法成果并不当然排斥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新兴权利的概念以及时下热议的网络被遗忘权可以囊括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内涵，对其形成新的社会环境之下的保护。“数字人权”概念的提出为基于传统人权理论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的数字化权利转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人的信息存在方式赋予了人权的数字属性”［14］，人权的数字化演变需要数字法学新兴范式予以重新确认与保障。触法涉罪未成年人信息一旦上网，完全可以在确认网络被遗忘权的国家和地区的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之下寻求有效救济。如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2014 年援引“被遗忘权”概念判决支持刑事被遗忘权，在日本这样羞耻文化盛行的国家，通过判决确认网络刑事被遗忘权，其背后的动机与价值取舍过程值得研究借鉴。西班牙《个人信息保护法》则直接以法律文本方式确认了犯罪信息同样受保护的属性［15］132。2019 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也作出裁定，一名37 年前被定杀人罪的男子有权被遗忘，应将其名字从网络搜索结果中删除。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未成年人应受保护”是普通民众所接受的共识，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任务是要将包括未成年人触法涉罪在内的多种具体情形与上述共识连接起来，在社会舆论容易走向极端之时，令公众思维冷静地从基本共识出发重新审视与回归正轨，而非单纯以法律杀伐惩戒的严苛一面示人把舆论引向更为水深火热的境地。网络被遗忘权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伦理与法律命题，知情权、信息自由、隐私权、人格权、信息自决权等概念关系尚待厘清，刑事被遗忘权如何嵌入网络被遗忘权规则体系也有待释明。中国作为互联网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有必要、有责任率先就解决上述问题作出积极探索。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被遗忘权保障的具体制度设计
1.重塑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逻辑
目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成果中时常出现将犯罪记录与前科概念混同的表述，但二者存在显著差异。犯罪记录仅仅是一种纯粹记述式的客观存在，是刑事司法程序末端的记载性结果。前科是基于犯罪衍生出的一种规范性评价，偏重对行为人实体权利的影响，与后续可能发生的“累犯”、“再犯”的认定及处罚轻重情节直接相关。事实上，我国《刑法》和各国刑法典皆没有明确出现“前科”的概念，前科制度只有在对累犯、再犯的认定过程中才具有实践意义。如我国《刑法》第65 条对于一般累犯的规定中的“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第66 条对于特别累犯的规定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即为“前科”。我国《刑法》65 条中规定的“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则从反面印证了实质上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存在，即经过五年“考验期”没有犯罪或即使犯罪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即消灭其前科。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家庭、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产生触法涉罪行为，但又具有较强的行为可矫正性，因而大部分国家对未成年人规定了更为宽缓的前科和前科消灭制度，即以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为原则的未成年人前科先期消灭制度。相比之下，我国《刑法》第65条不满十八周岁不成立一般累犯的规定更为全面，再加上第66 条成立特别累犯的3 种罪名以及刑法分则中有关特别累犯的规定与《刑法》第17条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的8种情形并无重合，因而可以断定未成年人不是成立特别累犯的适格主体。可以说，我国《刑法》彻底否认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存在，既然不存在，后续也就没有消灭的必要性。我国《刑法》100 条“前科报告制度”所称“前科”其实是曾经犯罪的事实，更偏向犯罪记录的概念，而非严格意义上能够产生规范性后果的“前科”；而《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免除，也非前科之义。由此，未来对未成年人前科制度的完善应集中于厘清“前科”的规范性含义，重塑未成年人犯罪前科制度逻辑。
2.以复权为支撑消除犯罪附随后果
在消除对未成年犯罪人职业禁止、资格限制等问题上，既有研究存在将前科消灭与复权制度混为一谈的误区。实际上，讨论未成年人刑罚执行完毕或免除之后职业禁止、资格限制的取消只是在谈论复权，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前科消灭。经常被引以为据证明前科消灭制度的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后可能附随的资格限制后果的当然复权，是日本法上的复权制度的一个方面⑥。正本清源地看，复权制度是刑罚消灭制度的一种，旨在恢复犯罪人被判处资格刑而被限制的权利和被剥夺的资格。
我国《刑法》上规定的主要的资格刑类型是第54 条的“剥夺政治权利”。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外，其他剥夺政治权利均是定期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2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13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13 条、《人民警察法》第26 条规定的曾有犯罪记录者不得担任相应公职人员的期限是永久的、不定期的。永久剥夺犯罪人公职特别是政法类公职任职资格的理由在于对其犯罪行为藐视国家法治的惩罚和对其人身危险性采取预防性限制措施。对未成年人而言，以上两项理由不具正当性基础。一方面，未成年人认知能力尚未成熟，其犯罪行为并不代表其主观上存在藐视国家法治的故意或恶性深重到需要终身遭受谴责的地步；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的行为可矫正性强，使得其面向未来的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犯罪人不可等同视之。由此，国家公职对曾犯罪未成年人永久禁入的规定是否有可调整的空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犯罪人的职业禁止和资格限制还有为数不少存在于其他法律规定之中，没有资格刑之名确有资格刑之实，更准确地说是刑罚扩大化的“附随后果”。
此外，《刑法》第100条“前科报告制度”规定所有“就业”情形之下都需要承担前科报告义务，将哪怕只有一次犯罪的影响终身施加于犯罪人。虽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9条免除了犯罪记录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的报告义务，但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仅限于轻罪者，且作为效力位阶较低的司法解释难以对抗《公务员法》等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国家机关以外的用人单位一旦知晓应聘者曾犯罪的事实，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极高概率也会以各种“非法定”原因将应聘者拒之门外，客观上扩张了对曾经犯罪人员的职业禁止范围，形成事实上的就业歧视。目前我国尚未出台《反就业歧视法》，意味着相关漏洞尚无制度性弥补手段。在“祸及己身”之余，刑罚的附随后果还有可能具有涉他性，对犯罪人的近亲属产生影响，这就会影响犯罪人回归家庭。
由于资格刑本身弊端及其附随影响的无序性扩张，现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无法对其形成有效制约，在我国《刑法》增设复权制度的需求尤为迫切。“正如同自由刑有缓刑与假释等制度来救济其弊端，而使自由刑更能发挥其在刑事政策上本所预期之功能一样，对于资格刑也宜设有复权的制度，而使资格刑更形完善。”［16］312在法国、瑞士等国家，“复权”的内容之一即是有资格担任国家公职人员并撤销职业禁令。这种宥恕之举不仅包括曾经犯罪的未成年人，而且惠及全体。再如，《日本公务员法》中的“欠格条款”仅规定了正在执行刑罚和少数几种特定犯罪的人不得担任国家公务员，换言之，大部分刑罚执行完毕的人是允许成为公务员的⑦。再加上日本《少年法》第60 条自动复权的规定，使得触法涉罪未成年人就业不受歧视有了“双保险”。德国《少年法院法》第6 条也有类似的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得判处剥夺担任公职资格的规定⑧。国家公务员体系对曾经犯罪人的开放代表了社会主流态度对这部分人员的接纳，会对其他行业和整体社会风气产生带动作用。这在相关数据很难被彻底删除的数字化时代更显意义重大，即使信息删除的技术和制度障碍持续存在，只要对当事人就业、生活不产生实际影响，残存在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也终将成为过去，被“社会性无视”。当然，出于职业特殊性和法益平衡考虑，对特定犯罪施加终身禁入某种行业的惩罚并非完全不具备正当性，如终身禁止性犯罪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从事可能接触未成年人的职业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必要性，但这种复权上的例外需要具备明确的边界。
3.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首先，应扩大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范围。不只在我国，其他不少国家建立的都是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过于有限的封存意味着他们的未来缺乏足够的保障。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存在显著差别。建立成年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动机在于社会犯罪结构变化导致轻罪附随结果严重异化，进而引发治理层面的蝴蝶效应。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设立初衷非常纯粹，即对未成年人基本人权的特殊保障，在未成年人犯罪语境之下犯罪记录封存应突破“轻罪”、“轻微犯罪”的狭窄范围。无论是针对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举措，单纯以刑种、刑罚期限作为危害性程度划分依据皆有失科学性，从目的论角度也难以实现筛选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所希望达到的在维护刑法基本社会功能、预防犯罪的前提下尽可能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的目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在掌握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情节严重性、社会危害性以及未成年和成年两个阶段再犯率等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以罪名为主要区别指标，在立法技术上采用原则上一律封存的一般性规定，对极个别不予封存的罪名作列举式的例外规定。如国外针对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立法中，有的对性犯罪、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等采取以公开为主的特别措施，对不予封存的情形应慎重考查、严格论证是否有不予封存的充分必要性。不予封存的情形通常与复权制度的例外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其次，在查询犯罪记录的法定权限和程序方面也应更加严格。有权查询犯罪记录的主体与犯罪记录的功能密切相关。功能主义语境下犯罪记录有以下三个维度。第一，记录并形成国家刑事犯罪基础数据，成为宏观刑事政策的制定基础；第二，为落实刑法相关制度提供客观事实依据（而非实质规范性评价标准），如前次犯罪的事实、有无判处刑罚、相关时间节点等；第三，为法定情形下的资格准入限制提供判断依据。为满足第一、二项功能，需要授予司法机关查询犯罪记录的权限；为满足第三项功能，可能出现两类有权主体，一是资格准入判定机构（多为国家机关），二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依照国内外立法经验一般不会授予资格准入判定机构以直接查询犯罪记录的权利，而是通过将“无犯罪记录证明”作为资格准入条件由资格申请者自己查询来实现，对于有犯罪记录者而言就回归到未成年人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一端。综上，在多数情况下有权查询犯罪记录的主体实际就是司法机关和未成年犯罪人的监护人或待其成年后的本人这两类。对其中的司法机关查询当事人犯罪记录的行为需要严格限制其目的与用途，即只能以形成司法大数据辅助决策或办理与被记录人直接相关的刑事案件为目的，将犯罪记录谨慎用于去个人化的大数据统计与刑事案件办理用途，同时恪守基于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专门程序的保密义务。《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第14条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采用各主体分散保存的模式，导致信息泄露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在上述办法中，检察机关既是封存义务主体也是监督机关，未来至少应以层级差异的方式消除这一制度文本上的矛盾。在数字政务系统广泛应用的当下，我国电子政务和司法信息化实践都表明技术漏洞依然存在、数据安全承受较大压力，对于以电子信息方式保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设置专门的保存、查询、修改等程序，并辅之以信息安全保障技术规程。
最后，最理想的遗忘是犯罪记录的彻底消除。虽然《东京规则》第19条提出了犯罪记录销毁的倡议，但各国司法实践大多尚未实现彻底的销毁。犯罪记录应否被彻底删除成为颇具争议的问题。美国多个州和西班牙都有类似自动封存的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所谓犯罪记录“删除”是指彻底全面封存，而非物理清除，且各州法律规定大多为删除非判决记录数据，其余案件信息依然保留在犯罪记录保存机关，并可为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使用。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第13条第（2）项时常被国内文献引用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删除的依据，但该条并不能涵盖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情形。其中“根据《少年法院法》第30 条第2 款而被删除”，是指未成年人犯罪被判处“缓科”，期间没有不良表现，有罪判决随之消灭的情况下犯罪记录应删除；“根据《少年法院法》第31 条第2 款、第66 条而被纳入一个记录于教育登记册的裁定”指的是对数个生效判决的补充裁定，删除的为该裁定而非有罪判决记录。德国《中央登记册与教育登记册法》第四章所称“勾销”，其法律效果在第五章第51 条中明确规定为“禁止使用”，也非物理意义上的删除，不涉及当事人个人法律关系的使用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并非没有理想主义的实践，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70 条规定可依据《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法典》第L.631-4 条规定的条件，决定将涉及未成年人的某项判决从其犯罪记录中删除。……当已作出将该项判决从犯罪记录中删除的决定时，该判决的相关记载不应再出现在犯罪记录1 号通报上。此外，依据法国《刑事诉讼法》R70 条之规定，该项犯罪登记卡信息也将被删除。从对国家刑事政策制定的基础性数据意义上看，犯罪记录不应该被删除。但既然是出于制定宏观政策而非对个人产生影响的目的，个案中的个人信息对犯罪形势判断毫无价值，此种情形下的犯罪记录应当与犯罪人个人身份进行有效剥离，隐名化可能是比较简便的实现路径。多数国家的立法模式保留了犯罪记录以其公共属性服务宏观刑事政策制定的利用可能性，未来我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亦可考虑更进一步将“禁止使用”位列其中。
五、结论
无论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无论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忘却与宽恕如何困难，只要回顾百年前的《宣言》，重温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依然可以摒弃这些干扰因素以原初之心来决定如何对待走过一段弯路的孩子。现实因素越是复杂，越是需要一体化的前科消灭制度、复权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和新兴权利对传统被遗忘权的及时联结所表达出的坚决态度来支撑这部分未成年人应有的未来，也是全社会共同享有的未来。毫无疑问，对刑事被遗忘权的保障是一套系统的制度体系，承担保护责任的也绝不限于刑事司法机关，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复杂化、个人信息数字化的当下，依法限制未成年人涉罪信息的披露、使用需要多方参与、多方努力。而且，在刑事一体化理念下，保障刑事被遗忘权不仅是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理论引发的对个人信息加强管理的问题，而是更为重要的完善整体刑法制度机制、完备犯罪治理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关注触法涉罪未成年人权利的同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中给予被害人及其亲属以公正的结果和充分的来自法律的慰藉，以行之有效的改造与预防实效保障公共安全、消除公众担忧，以及说服公众、面向社会彰显法治精神，都是必须要同步解决的问题。建立强化被害人地位的平衡与恢复性未成年人司法模式、全方位的触法涉罪未成年人行为矫正社会支持机制，将有助于保障未成年人基本人权，彰显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国际人权法准则。
注释：
①参见喻海松：《论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革新与续造》，《中国法律评论》2025 年第3 期；时延安：《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定位与制度构建》，《比较法研究》2025 年第2期；汪海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法律适用》2025年第3期，等等。
②参见房清侠：《前科消灭制度研究》，《法学研究》2001 年第4 期；高亚男：《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 年第11 期；李玉萍：《犯罪记录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10年第12期，等等。
③参见黄晓亮、徐啸宇：《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法学杂志》2012 年第3 期；罗世龙：《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④参见彭新林：《略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⑤参见陈志军：《轻微犯罪立法的反思与完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 年第3 期；梁云宝：《我国应建立与高发型微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政法论坛》2021 年第4 期；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整体封存的制度构建》，《法制与社会发展》2025年第4期。
⑥日本《少年法》第60 条规定：“因少年时犯罪被判刑并已执行终了或免于执行的人，关于人的资格的法令的适用上，在将来得视为没有受过刑罚处分的人。”国内对该条的翻译存在错误，即将“人の資格に関する法令の適用については”翻译为“在关于人格法律的适用上”，正确的译法应当是“在关于人的资格的法令的适用上”。“人的资格”与日本《民法》所用“人格”一词不同，明显是复权制度的内容。
⑦该条规定：“符合第38 条下述任何一项规定的当事人，不得就任官职，但人事院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被处以监禁以上刑罚，并在该刑罚执行终了前或者决定不予执行前的人员；二、受到惩戒免职处分，且自受到该处分之日起不满两年的人员；三、担任人事院人事官或者事务总长职务，犯第109 条至120 条所规定的犯罪并被处以刑罚的人员；四、组织或者加入主张以暴力破坏日本国宪法或者据此成立的政府的政党及其他组织的人员。”
⑧该条规定：“1.不得判处剥夺担任公职的资格、公开选举权或在公共事务中的选举或表决权。不得命令公开判决结果。2.有关丧失担任公职的资格和公开选举权（《刑法典》第45条第1款）的判决，不予生效。”
作者：王祎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