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很有正义感的民族，自古以来，强调恶有恶报、善有善终，很多普通百姓为了讨得一个说法，一辈子上告下求，从白发到黑发，几十载都可以耗费在上访的路上。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会在经历了生死之变后而发生变化，面对不公和劫难，他们可以平静得让人吃惊。

8月18日晚10时许，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金鸡台村一非法采煤点发生塌冒事故，当时有几名矿工被困，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即20日中午，该市国土局、市安监局、房山区政府办、区安监局、区国土局及市矿山应急救援抢险队等部门开会讨论决定停止救援，理由是“事发地属于采空区，被困人员已不具备生存条件，继续救援极易造成次生事故危及救援人员安全”。8月24日上午10点左右，被困在地下矿井5天半的煤矿工人孟宪臣和孟宪有兄弟在有关部门停止救援之后，挖掘五天半，靠喝彼此的尿液止渴，从矿井里逃了出来。

当美国CNN电视台来采访兄弟俩时，他们拒绝了，“要开奥运会了，我们会不会给国家抹黑？”这个岁末，他们被某杂志评选为2007年魅力人物。颁奖盛典上，主持人问兄弟俩：“当那些专家认为，已经不可能生还了，他们就撤离了，请问你们恨专家吗？”弟弟回答：“不恨。因为我们是和谐社会，要更和谐。”

他们的死里逃生，曾“让当地政府尴尬”，对于给当地政府造成的这种尴尬，哥哥说，“我俩就不该出来，不出来就是英明决策。也就是说我俩太无聊了。”因为“调查的人审问我们，一问就是很久。问题过来过去就是在说，我们是非法矿工。”他们面对记者的时候，少见激愤，也没有悲痛，言语里一直有些自我调侃的味道。（孟氏兄弟困井130小时后的重生：自助者天助否，南方周末，2007-12-28.）

我们无权指责孟氏兄弟俩麻木、奴性和愚昧，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情，他们是受害者，这种近乎残忍的精神自虐和自嘲，似乎没有半点讽刺专家、腐败官员和社会和意思，却反而更让人感到悲酸。但是，我们对此似乎又可以理解，因为这也许才是人之常情：面对经历过的死亡威胁，他们感觉到了生命的可贵和个体的无奈，他们更看清了自身力量的有限和命运的难测，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作为社会，我们需要这样来回避国外媒体以维护国家的形象吗？我们需要这样的方式让社会“更和谐”吗？

和谐社会的第一要义就是“公平正义”， 首先就应当让草菅人命的人受到惩处。当时作出决定的“市国土局、市安监局、房山区政府办、区安监局、区国土局及市矿山应急救援抢险队等部门”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想，抽象地说，他们至少要承担“给国家抹黑”和破坏“和谐”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恨”这些官员和专家，我们就没有起码的正义感，这个社会就没有基本的公平，这个政府就没有良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如果这个时候，对这些乱作“科学论断”的人不加惩处，则何以慰天下苍生，要法律又还有何用？

中国政府历来强调“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最近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对北大的同学们说：“我挨过饿，知道什么是人权。”李肇星说，挨饿的经历，使得自己更加懂得人权的意义，和国外的人辩论时，人权话题屡屡出现，他便说“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我想孟氏兄弟比任何一个人都懂得生命权的意义，也最有资格“和国外的人辩论”，因为他们可以说，“我经历过鬼门关，我知道什么是生命权，你经历过鬼门关吗？”

文明社会的最基本标志是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能得到平等的尊重，生命权得到平等的保护，而不能让其自生自灭，社会和政府有责任关爱弱者、求危解难，即使他们是“非法矿工”。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国家有救助的义务，而相关职能官员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时，理应受到惩处。这就是基本的公平正义，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石！

2007-12-31，重庆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