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即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前后，李白的行踪问题一直充满争议，与此相关的诗歌也系年不清。结合安史之乱的战争历程与士大夫避难经历分析李白的诗歌细节，据唐代交通情况计算路程时间可知，至早在天宝十四载初冬十月，李白独自北上洛阳，未去梁园与妻子宗氏会面，十一月到达洛阳，十二月十二日之后在洛阳又经太原长安驿道欲前往长安献策，却因杨国忠、哥舒翰之龃龉而感到恐惧，未去长安。李白于至德元载正月上华山求仙访道，后沿轩辕道往南方避难，春季二三月至宣城、溧阳，又奔剡溪。
一、李白北上西行的行迹及动机
1.李白北上时间
李白于天宝十二载至天宝十四载，在南方多地游玩，行迹或有重合之处，且诗歌无明确可考时间。惟能够确定的时间点有二：一是天宝十三载冬，李白尚在宣城，《宣城右集》载崔成甫《文殊普贤二菩萨功德记》中有“翰林学士李白哀而铭之曰：‘金镮才辨，玉秀不实。惟佛与佛，乃能知之尔’大唐天宝十三载龙集甲午十一月五日建”〔1〕，汤华泉《新见〈宣城右集〉中关于李白的珍稀文献》一文已有说明。二是天宝十四载夏至初冬，李白在宣城，与宣城官员有往来，《赵公西候新亭颂》有：“惟十有四载，皇帝以岁之骄阳，秋五不稔，乃慎择明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阴迁我天水赵公作藩于宛陵，祗明命也。”〔2〕并列宣城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宣城令等人于文中，说明李白其时与宣城官员共游，文本并无战乱之意，众人“聚舞以相贺”〔3〕，应还是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之前。赵氏四月到宣城就任，李白赠诗，亭成于其后，李白为此作颂，此后，李白又作《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詹谱、安谱以“首冬初寒，伏惟相公尊体起居万福”一句系于本年十月〔4〕，应是。
综上，唯可确定的时间是，天宝十四载十月，李白在宣城，再由《北上行》《古风·其十九》等诗看，十二月叛军占洛阳后，他已离开洛阳。其离宣抵洛，只能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了。
2.李白抵洛离洛时间
李白由北南逃后，连写三诗，交代洛阳情形：
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5〕
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肠断非关陇头水，泪下不为雍门琴。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漠漠愁杀人。胡雏绿眼吹玉笛，吴歌白纻飞梁尘。(《猛虎行》）〔6〕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扶风豪士歌》）〔7〕
前诗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似在敌占洛阳，但潼关未破长安未失时，后者言“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似在潼关对峙后。溧阳属宣州，诗言“溧阳酒楼三月春”“洛阳三月飞胡沙”，即至德元载三月李白已在宣州活动。逆推之前行迹：
（1）天宝十四载十月下旬北返十二月初到达洛阳；
（2）十二月中旬北上太行西入华山；
（3）至德元载一月在华山——二月由华山到宣城；
（4）三月由宣城到溧阳。
以上未提及李白北上梁园之事，此说由郭沫若首倡，郁贤皓、安旗等则继承了这一说法。郭沫若认为李白《扶风豪士歌》《猛虎行》中所记录的奔窜的情况正说明李白北上梁园后，又仓皇南奔。〔8〕而郁贤皓则认为李白携夫人宗氏在陈留等敌占区，故有诗歌描写被困情形。〔9〕
李白南奔后有多首诗歌回忆洛阳战场惨状，并且志在收复洛阳，可见他对洛阳印象之深，前贤均已论述，所以李白至少到过洛阳，那么他是独身前往洛阳，还是先北上梁园，携夫人宗氏一起西行至洛阳的？
战乱之中，有为了避难举家南迁的，亦有冒险赴行在的，如《旧唐书·崔祐甫传》：“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佑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10〕但携家带口入敌占区的，却不多见，且依李白向来行事习惯，四方交友，与妻儿长期处于离别状态，似不以家庭为念，何况李白此行是为献策，故独自前往洛阳的可能性更大。
河南道诸郡，自安禄山十二月二日于灵昌渡河，至十二日洛阳陷落，历时只有11天。李白最早十月从宣城出发，到达宋州与妻子会合，也需要半个月至一个月左右，由宋州西行至洛阳，有710里或742里之遥，携带家眷赶路，脚程应无法达到日行70里之速，又需至少20天的行程，可能路上就与敌军相遇，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若李白独自前往洛阳，由宣城沿长江向西经襄州北上，路程2500多里，十分遥远，最快也需要30多天，至迟需要2个多月，无法在洛阳陷落前就到达洛阳并继续北上，而取道陈州或蔡州，经由许州前往洛阳，距离最近，最多30天即可到达，也就是说，十一月李白即已到达洛阳，最为可能。
3.李白北上太行行迹
既确认李白有洛阳之行的可能性，那么李白在洛阳城陷前后身处何处？安史乱初，能直接反映李白行迹的诗歌并不多，《北上行》或可作为探究李白行踪的关键线索。
李白《北上行》一诗的诗意历来较为模糊，或认为其为拟曹操《苦寒行》，或认为其为拟《诗经》之作，将诗歌中所提到的现实景象一概归于拟古，而这些景象很有可能正是李白亲身经历，诗言：“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一句表明此诗作于李白路经太行山之时，“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应系于李白逃离洛阳、北上太行山之时。诗中“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11〕几句描写了极寒的天气，因此，本诗写作环境是严酷的寒冬季节。
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12〕
诗歌又以“奔鲸”“凿齿”比喻叛军，叛军在黄河沿岸肆虐，又在洛阳驻扎，所指应当是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河南道灵昌、陈留、荥阳诸郡短时间内接连陷落，随后安禄山驻扎洛阳一事。所以本诗写作时间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二日后，至德元载正月一日安禄山建燕国前，其时恰为北方的寒冬。此诗足证在洛阳陷落后，李白有北上太行之事。
另外，也有唐代墓志能够佐证，安史乱初，洛阳陷落之时，洛阳附近士大夫确有北上太行避难之举，如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叙其父柳镇带领家族北上王屋山避难：“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乱有间，举族如吴。无以为食，先君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尝经山涧，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无苦。被濡涂以行，无愠容，观者哀悼，而致礼加焉。”〔13〕王屋山，属于太行山脉，位于洛阳之北，自洛阳一路北上即可到达。天宝末年，河南道诸郡接连陷落，叛军直指洛阳，柳宗元之父柳镇此时带领全家北上王屋山隐居避难，说明洛阳城陷之际，城内士大夫确有北上向山中逃难之举，文中“间行以求食”表明他们为了躲避乱军，抄近路、走小道，路程十分辛苦。“乱有间”后，柳宗元全家又南下到吴地避难。这种先北上后南下的逃难行迹与李白当时的行踪十分类似。时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下旬。
可见，李白离开宣城到达洛阳，叛军已打到面前，他只能匆匆北上避难，这场灾难对他来说是突如其来的，所以一时慌不择道在所难免。
4.李白为何没能到达长安
虽然李白曾意欲前往长安献策，但是最终他还是逃到了南方，没有真正到达长安见到唐玄宗。
郁贤皓在《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一文中推测李白因为某些原因放弃前往长安，而是上了华山，最后又东奔吴国。〔14〕历经辛苦前往北方，最后却放弃前往长安未免可惜，个中原因是什么？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李白见到杨国忠、哥舒翰之事而感到恐惧。
杨国忠与哥舒翰之间本有过节。杨国忠因哥舒翰诬告安思顺之事“始惧”哥舒翰：
或说翰曰：“禄山本以诛国忠故称兵，今若留卒三万守关，悉精锐度浐水诛君侧，此汉挫七国计也……”思礼亦劝翰。翰犹豫未发，谋颇露。国忠大骇，入见帝曰……
当是时，禄山虽盗河、洛，所过残杀，人人怨之，淹时月不能进尺寸地。〔15〕
“当是时”是安禄山已过河洛但无法前进之时，所以是洛阳陷落、崔乾佑等屯驻陕郡，为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二日（洛阳陷落）至十八日（哥舒翰代为潼关守将）前后，此间杨国忠与哥舒翰有隙。
《旧唐书》载：“翰至潼关，或劝翰曰：‘禄山阻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翰心许之，未发。有客泄其谋于国忠，国忠大惧，乃奏曰……”〔16〕
也就是说，二人有摩擦始于哥舒翰至潼关后，即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后。
李白与哥舒翰的交情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诗，刘世教、朱谏等人认为有阙文，詹锳等认为是伪作，安旗认为乃天宝十二载李白第三次入京时投赠哥舒翰所作，以微言大义致哥舒翰，期待其救国于水火，郁贤皓认为于至德元载春逃亡至潼关时投赠哥舒翰所作。现考述如下。
李白行走长安太原驿道，自太原南下可到达潼关以及潼关以西之地，本诗很有可能并非作于天宝十二载第三次入京，而是天宝十四载年末时，李白前往长安时曾途经潼关，向当时驻守潼关的哥舒翰投赠之作，郁贤皓所持意见有可取之处，以下再考。
天为国家孕英才，森森矛戟拥灵台。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17〕
“灵台”一般用于帝王所建宫殿名，《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18〕《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19〕“灵台”本是周文王所建台名。《晏子春秋》：“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吴则虞云：“灵台者，瑶台也。灵瑶皆玉之名，古称瑶台、灵台、瑶池、灵室，皆非台名，灵皆状其台室之精美也。”〔20〕薛综注张衡《东京赋》：“司历纪候节气者曰灵台也。”〔21〕总之，“灵台”指称的都是帝王所建、华美的宫殿建筑，又或者是帝王观察天文星象的建筑。
若以安旗所言此诗为李白于天宝十二载投赠哥舒翰所作，当时哥舒翰“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寻封西平郡王”，〔22〕哥舒翰领兵之地乃是凉州，“森森矛戟拥灵台”的“灵台”很难与凉州联系起来。
若将此诗系于十四载李白途经潼关时投赠哥舒翰所作，便能解释得通了，“灵台”自然是长安城内帝王所居的华美宫殿，诗歌以“森森矛戟拥灵台”指代大军驻扎在潼关保护长安。
杨国忠同时为剑南节度副大使，“自禄山兵起，国忠以身领剑南节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间”，〔23〕因此，诗的最后一联“卫青谩作大将军，白起真成一竖子”借两位古代人物暗讽杨国忠无能。
哥舒翰于天宝七载拜御史大夫，天宝十四载“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24〕这件事发生在哥舒翰前往潼关替换封常清、高仙芝二人之时，也就是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仍称哥舒翰为大夫，可能是当时李白才到北方，尚不知哥舒翰刚拜元帅之职，仍以以前的官职称呼。
李白有两首古风可能与此有关。《古风·其三十六》：“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直木忌先伐，芳兰哀自焚。盈满天所损，沉冥道为群。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鲁连及柱史，可以蹑清芬。”〔25〕首联隐喻自己到达北方之后，反而“见疑古所闻”，“闻”的可能就是二人相争之事。其后，李白以三联表明自己担忧因才致祸、盈满则损，不如退而学道。最后一联用鲁连、老子之典故表明隐居态度。
再如《古风·其三十一》：“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26〕以郑客典故暗示他像秦人一样隐居桃花源。
因此，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之后，李白就改变了原先的想法，放弃前往长安，希望以求道、隐居的方法让自己远离战乱。
二、李白南奔时间及路线
《古风·其十九》最后两联为“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27〕“冠缨”即做官，安禄山于至德元载正月一日在洛阳称帝，他的部下也由此获官，所以本诗应当写于至德元载正月一日之后，也就是说，李白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末时途经太行山后，在次年正月一日之后到达了华山。
李白《古风·其十九》当作于正月一日或之后，时安禄山于洛阳称帝并分封百官，而《猛虎行》有“溧阳酒楼三月春，杨花漠漠愁杀人。”杨花，时为春季二、三月，说明李白先南下至宣城，途经溧阳，再向东南至剡地，《扶风豪士歌》“我亦东奔向吴国”表明李白此次南奔目的地是吴地。
从北方洛阳至南方，一般有三种方向可走，其一为先向东行郑汴驿道，即长安—洛阳—宋州，此后可南下至亳州等地，即今安徽省境内；其二为先向正南行伊阙道，经汝州、邓州，可达襄州，再向东至今武汉境内；其三为向东南行轩辕道，经许州、蔡州，到达江淮，然后可至光州或颍州。其中，伊阙道和轩辕道之间还有太谷道相连，可从伊阙道的汝州治所梁县经颍阳县到达登封县，接轩辕道。
考李白南奔时间，当在至德元载正月上华山或之后，此时郑汴一带已悉数为叛军占领，冒险东行是最不可能的。再者，《赠武十七谔并序》中写道：“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君为我致之，轻赍涉淮原。”〔28〕武谔将要穿越淮海平原前往兖州接李白之子，而李白未能带着儿子同奔的原因可能正是郑汴一带因战乱阻塞，他无法东行到达淮海平原再前往山东。
若是沿伊阙道正南而行至襄州，再东行经鄂州至吴地，虽并非不可，但绕道而行，路程遥远，从洛阳经襄州至鄂州，粗计就已1925里，正月出发，以驾车日行70里计算，最快也需要27或28日才能到达鄂州，若再计入鄂州至宣城的时间，则要在二月或三月到达宣城，是很困难的。况且从途经地点看，到达襄州后一路东行会途径庐山，李白是在至德元载秋天才隐居庐山屏风叠，而本年春天时他明确说明自己要东奔向吴地，途经溧阳等地皆有酬赠诗作，却未见庐山之作，所以仍应以李白本年春季先往吴地，秋季再往庐山隐居为是。总的来说，从时间、路程和途经地点看，此条路线可能性不大。
若是沿轩辕道东南而行，符合《扶风豪士歌》“我亦东奔向吴国”之语，与上述正南行的路线相比，东南行路程最短，且沿轩辕道到达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后，距离宣城最近，并且可从汝州经太谷道至登封接上轩辕道，避开行走洛阳至郑州来避免郑汴一带的战火，从汝州到颍州，粗计为1010里，以驾车日行70里计算，需要14至15天，再从颍州到宣城，也在12天左右，若以日行30里计算，全程大约需要60天，再加上从华山出发的路程，至迟在本年三月，也来得及到达宣城。
轩辕道为“洛阳东南出淮上黄淮平原之要冲，故用兵行旅，常见史册也”，〔29〕本就是出江淮的重要道路，因此李白选择轩辕道的可能性更大。安史之乱中往南方避难的士大夫家族，墓志中虽未言及具体路线，也多有避乱南迁之语，从中可略窥一二，如《唐朝议郎摄魏郡魏县令崔公墓志铭》：“公讳夷甫……既去魏县，属禄山肆逆，陷洛阳，公提家族避地南迁，遘疾于路，以天宝十五年三月十一日殁于汝阳溱水之上，春秋五十有三。”〔30〕崔夷甫自魏县举家南迁，由于当时山东境内大部分已陷敌军，郑州、开封亦已沦落，无法选择直接南下，故只能南向偏西而行至汝阳溱水（今郑州新密市），此地距离许州亦不遥远，然后再由此南下。
因此，无论从李白本人南奔的目的地、所用时间，还是从他人的南迁情况，以及行旅常见情况来看，李白最可能选择的道路是经由汝州的太谷道至登封县，再行走轩辕道一路往东南而去，先到达了宣城，再经由溧阳前往剡地，时间为至德元载正月至三月之间。
三、结论
综上所述，李白最早于天宝十四载十月，由宣城北上，然而他并没有前往梁园接妻子宗氏，而是前往洛阳，最早于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洛阳城见到陷贼的惨状，北上太行山，希望前往长安向唐玄宗献策，此时作有《北上行》，可见北方冬天极寒与路途艰难之状。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后，李白到达潼关附近，此时有诗投赠哥舒翰，杨国忠与哥舒翰二人龃龉颇深，李白可能因此感到恐惧，担忧自己因才致祸，不如南下隐居。于次年至德元载正月一日之后，李白西行到达道教圣地华山，以遂自己求道的心愿，后李白未继续前往长安，而是南下宣城避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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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3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安史之乱时期李白的活动与创作”（LB23-C16）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