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玄宗天宝时期，陇右和河西二镇高级军将分属哥舒翰与安思顺两个派系。安禄山叛乱发生后，初期抵达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军势力最大，故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哥舒翰担任潼关大军主帅之后，设计除掉了安思顺，并排挤潼关军中的思顺系势力。在潼关守军中，王思礼与李承光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士兵缺乏战斗力，这是陇右与河西两个军镇长期不和造成的。至德元载九月，刚刚即位的唐肃宗利用王思礼与李承光的矛盾，斩杀了唐玄宗为其配备的天下兵马副元帅李承光，任命王思礼为陈涛斜大军的实际指挥官，玄、肃二帝的权力交锋中，肃宗获胜。安思顺与哥舒翰二人的矛盾，扩大为河西、陇右二镇高级军将的争斗，并对安史之乱初期的平叛进程和玄、肃二帝的权力斗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力斗争扩大化，开启了中晚唐的乱局。
关键词：西北军镇格局；安史之乱；玄肃政局；陈涛斜之战
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无疑是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重大事件。叛乱初起时的天宝十四载（755年）末至次年初，中央错误的平叛措置，导致本来有可能快速平定的叛乱持续近八年，唐朝前期“平时安西万里疆”的宏大版图渐渐被吐蕃等周边政权所蚕食，以致陷入“今日边防在凤翔”的窘境。唐玄宗在平叛初期的军事部署，是用河西、陇右以及朔方三镇兵力来抵御东北三镇的叛乱，具体而言，就是调集河、陇大军驻防潼关，与叛军主力对垒；京师北部的朔方军团则在郭子仪与李光弼的率领下，袭扰叛军的河北后方。天宝十五载六月，在平叛局势有利于朝廷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的唐玄宗逼迫哥舒翰率军出战，导致唐朝平叛大军在灵宝之役中惨败，潼关失陷，玄宗只得放弃京师，出奔蜀地，太子李亨则北上，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位，改当年的天宝十五载为至德元载。
长期以来，学界对安史之乱的研究侧重将其置于唐代历史的长期脉络中思考，主要关注叛乱发生的原因及平定后的影响。近年来，学界研究更侧重考察安史之乱本身。大视野的观察与细微的考证并非非此即彼，而是不可或缺、互相促进。黄永年通过对天宝年间边防形势的考辨指出，唐廷平叛初期的部署是以西北军团抵抗安禄山的东北边军。对于唐廷平叛初期措置失误原因的考索，则需要从潼关失陷、玄宗出京前后的史事考察入手。玄宗在得知太子李亨即位后，派遣房琯、韦见素等人北上宣慰，承认唐肃宗即位的合法性。九月二十五日，房琯一行到达唐肃宗的行在顺化郡。三日后，肃宗以败退失地为名，要将王思礼、李承光、吕崇贲三人斩杀，在房琯的劝谏之下，仅杀李承光一人，而释放了另外二人。玄、肃二帝权力过渡之际发生的这次杀败将事件，并没有引起前贤时彦的过多垂意。李承光之死是否如史书所载，在当时的历史中没有掀起一丝微澜？本文以李承光被杀作为探索的起点，对该事件进行回溯，并重新审视玄、肃之际的河、陇情势及中央政局。在究明李承光的个人经历及相关人物关系后，河西、陇右的人事格局及玄、肃二帝权力关系等重大问题，便会渐趋明晰。
一、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
唐肃宗在顺化郡杀败将之事，对中央权力格局及平叛局势产生了较大影响。此事发生后，房琯率领朝廷大军在陈涛斜对叛军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结果官兵再次惨败。杜甫诗曰：“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这次战役对肃宗一朝政局产生了极大影响，史载：“方事讨除，而军半殪，唯倚朔方军为根本。”从此之后，肃宗只能依仗朔方军及少量回纥援军来平叛。对于陈涛斜战役，传统观点从肃宗不善用人的角度上进行观察。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学界对这一战役背后所暗含的政治博弈及权力争斗已有讨论，或许由于史书着墨不多，此事件并没有得到研究者太多的重视。在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之事中，李承光等三人最初为俎上鱼肉，肃宗欲斩之，在房琯的救谏下，王思礼、吕崇贲二人得以获释。从房琯的经历可以看出其中什么政治背景呢？潼关失陷后，房琯于普安郡追及玄宗的车驾。玄宗到达蜀地后，收到了肃宗即位的上疏，便派遣房琯与韦见素、崔涣等奉使关中，册立肃宗。房琯等人刚到顺化郡，恰遇肃宗正欲斩杀败将：
至顺化郡谒见，陈上皇传付之旨，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为之改容。时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引于纛下，将斩之，琯从容救谏，独斩承光而已。
房琯行至顺化郡谒见肃宗，时肃宗以潼关败将王思礼、吕崇贲、李承光等败军失地，欲斩之，因房琯力救，只斩杀李承光一人。房琯等人到达顺化郡是九月二十五日，李承光被斩杀则是三天后的二十八日。在肃宗即位之初权力不甚稳固之时，绝情斩杀三员大将，颇显可疑。关于此事，杜甫诗曰：“肃宗登宝位，塞望势敦迫。公时徒步至，请罪将厚责。际会清河公，间道传玉册。天王拜跪毕，谠论果冰释。”王思礼至肃宗行在“请罪”，受到肃宗责备，恰巧此时遇到传玄宗诏书的房琯，在房琯的进谏下，王思礼得以释放。肃宗即位初期发生的这起杀败将事件有诸多疑点尚未解决。
关于王思礼等三人的行踪，《新唐书》本传载：“潼关失守，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同走行在。”然而，翻阅史书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七月十二日，肃宗即位当天，吕崇贲便被任命为关内节度使兼顺化郡太守，并非如《新唐书》所载与王思礼、李承光一同前往行在，可见顺化郡事件并非如正史所载因失地而杀败将这么简单。而且此次顺化郡杀败将的时间是在九月，肃宗也不是在九月二十八日初见吕崇贲，何以在任命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两个月之后，却要因败退失地而欲斩杀之？关于王思礼这段时间的经历，史载：
六月，潼关失守，思礼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礼与吕崇贲、李承光并引于纛下，责以不能坚守……
《旧唐书》王思礼本传的记载只有这一句话，六月至九月之间其行踪缺载。幸而《资治通鉴》中有断续记载，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位大将的行迹。潼关陷落后，唐玄宗出京避难，六月十三日到达金城县。当晚，“王思礼自潼关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此后“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于是，玄宗把河西兵马使周佖紧急擢任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提拔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奔赴军镇，并以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既然王思礼在河池郡附近被玄宗任命为行在都知兵马使，那么他接下来就应该随着玄宗入蜀，不应与吕崇贲等人一同至肃宗行在。王思礼随同玄宗入蜀，之后又在顺化郡遇房琯，那么，他极有可能是与韦见素、房琯等人一同到了顺化郡宣诏。
在此事件中被杀的李承光，两《唐书》中并没有留下相关记载，甚至他在潼关失陷后的行踪，正史也付之阙如。幸而《文苑英华》录有于邵《为人请合祔表》一文，可以据此略作补充：
臣某言：……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李承光，顷充河西兵马使。天宝年中，录臣帐下。自兹效用，得列戎班。出入五凉，艰勤一纪。风雨寒暑，未尝废离。俄属幽燕作逆，伊洛陷寇，蒲潼不关，天地交闭。承光临计自失，仓卒西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笺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涕流，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扈跸彭原，别承诰旨，因此伏法，当瘗朔陲……
此文是作者为李承光及其亡妻请合祔而写的，从文中可以大略勾勒出李承光的经历。天宝年间，李承光为河西兵马使，安史乱起，镇守潼关。哥舒翰大军溃败之后，他同时上表唐玄宗与唐肃宗。此表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如“通表华阳，奉笺灵武”，前言玄宗一行到达成都已是七月二十八日，李承光上书二帝应非如此之晚，故“华阳”“灵武”应是玄宗与肃宗二帝的代称。当时，“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笺是臣僚给皇太子的上奏文书，和上奏给皇帝的表是有区别的。由此可以推论，李承光的上书，或应在玄宗和肃宗分兵之后的几日内，他收到回信后，便跟随某一方前往行在。仅从文本表达来看，尚无法确定“先朝赐书”的“先朝”是玄宗还是肃宗。
进一步分析此文包含的信息，有关李承光的行踪可以得出以下认识。其一，李承光曾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在唐代的政治规则中，元帅为亲王所领，外官、军将最高只能为副元帅。安禄山叛起，高仙芝、哥舒翰先后任副元帅，实为此时期军将的最高职级。如此重要的军职，李承光这段任职经历竟然在各类史册中均隐没不显。玄宗在奔蜀途中的七月十五日下诏，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元帅，是年九月，肃宗以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这时，李承光只是潼关败将，所领军队十分有限。七月底，郭子仪等人已经率领五万朔方大军自河北赴难灵武。若肃宗在九月为天下兵马元帅李俶配置副元帅，应该选择兵强马壮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而非仅统率残军的李承光。其二，若李承光是追随肃宗，九月二十八日在顺化郡，玄宗是否能够遥令肃宗诛杀亲信大将，令人怀疑。其三，房琯等人所传玄宗诰敕是八月中旬所下，玄宗远在蜀地，其时应不知李承光已追随肃宗，似不会遥命肃宗将之诛杀。其四，若玄宗下令杀李承光，肃宗可以奉旨行事，完全不必作势斥责李承光、王思礼、吕崇贲三人丧师失地之罪，欲将其全部诛杀。并且，王思礼是与房琯一同前往顺化郡宣诏的人，若诛杀李承光是玄宗的诰命，房琯似乎也不会违命为三人求情。其五，若肃宗在六、七月之际以李承光为军将最高职级的天下兵马副元帅，说明已经赦免其潼关战败之责，何以在两个月后旧案重提？
《为人请合祔表》“别承诰旨”之“诰旨”或为“诏旨”之谬。由此来看，李承光第一次前去的“行在”是玄宗处，是时玄宗任其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作为太子李亨的副手，之后遣其至肃宗处，被肃宗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斩杀。
二、李承光个人经历与安史之乱初期朝廷的军事部署
在顺化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中，李承光是唯一被杀的人，由此，他应是了解此问题的突破口。李承光先到玄宗行在，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其后又被派往肃宗所在地，然后被杀。唐玄宗于七月二十八日方至蜀郡，八月十八日派韦见素、房琯、崔涣三宰相奉册书前往灵武。那么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应与三相一同赴肃宗行在，正因如此，才有史书记载的肃宗欲斩王思礼等三人于纛下，宰相房琯救之的一幕。这又显现出另一个关键问题，肃宗即位当天即已任命吕崇贲为关内节度使，为何两个月后又责其不能坚守，甚至要将之斩杀？并且，王思礼与李承光两人均是玄宗派往顺化郡辅佐肃宗的大将，肃宗何以敢将二人问罪？况且，被杀的李承光又是天下兵马副元帅之高官。所以，责三人以潼关战败只是表象，肃宗的真实目的则需要进一步加以探究。
关于李承光的经历，前引《为人请合祔表》载，于邵在李承光帐下，“出入五凉，艰勤一纪”，天宝时期李承光在河西镇十余年，后也被编入潼关守军。关于李承光到达潼关的时间，史书未载，但《资治通鉴》的一条记载可以解开这个疑问，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十八日，玄宗遣中官边令诚到潼关斩封常清、高仙芝二人，以李承光暂统大军，之后又以哥舒翰为副元帅：
将兵八万以讨禄山……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起居郎萧昕为判官，蕃将火拔归仁等各将部落以从，并仙芝旧卒，号二十万，军于潼关……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
则李承光应是隶于高仙芝帐下，一同前往潼关镇守，之后高仙芝被杀，由李承光统领其部兵。当哥舒翰带着大批军队抵达潼关后，李承光所统高仙芝旧卒便被划归哥舒翰麾下。哥舒翰让王思礼掌骑兵，李承光主步兵。但是，这二人相互对立，互争短长，互不相能。
既然李承光是高仙芝的部下，欲知其何时前往潼关，则有必要对高仙芝领军出征之事再作分析，《旧唐书》载：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据范阳叛。是日，以京兆牧、荣王琬为讨贼元帅，仙芝为副。命仙芝领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并召募关辅五万人，继封常清出潼关进讨，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
十二月七日，唐玄宗“下制欲亲征，其朔方、河西、陇右兵留守城堡之外，皆赴行营，令节度使自将之；期二十日毕集”。这是史书所见玄宗初次下诏征河西、陇右兵马。然而，据上引《旧唐书·高仙芝传》载，副元帅高仙芝所领已有“飞骑、骑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玄宗七日所下诏书言：“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诏书中提到“除先发蕃汉将士”，则知此前已有边镇兵马先行出发，十二月七日下此诏是又一次大规模的征召边军行为，而非首次。
《旧唐书》本传此处未载高仙芝就任副元帅之前的官职。《资治通鉴》曰：“丁丑，以荣王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则高仙芝此前为右金吾大将军。但是，史书也有不同的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叛，册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以东征。”此处高仙芝的官职是河西节度使。另据《安禄山事迹》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哥舒翰的官职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关于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在《册府元龟》中不只一处，同书卷一二二载：“册荣王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卷四〇六曰：“高仙芝，玄宗时为河西节度使，监军边令诚每事干仙芝，芝多不从；”卷四五〇载：“高仙芝为西河节度使，时，安禄山据范阳叛，仙芝为讨贼副元帅。”同一种文献中有关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出现了四处，前三条曰“河西”，第四条为“西河”。其中“西河”，陈寅恪先生认为是河西或河湟之异称。
关于高仙芝在天宝末期的履历，《旧唐书》本传另载：
八载，入朝，加特进，兼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员，仍与一子五品官。九载……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十四载，进封密云郡公。
天宝九载高仙芝入朝，玄宗任命他为河西节度使以替代安思顺。但是，因为安思顺发动当地军民设法挽留自己，朝廷于是又撤销了对高仙芝的这一任命，改任其为右羽林大将军，其出任河西节度使或未能行。关于安思顺后来的经历，天宝十一载四月，“会李献忠叛，林甫乃请解朔方节制，且荐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自代；庚子，以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十二载，哥舒翰“加河西节度使”。也就是说，天宝十一载，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开始兼朔方节度，次年陇右节度哥舒翰兼河西节度，安思顺只任朔方节度。天宝十四载初，哥舒翰患风疾回到京城，在家养病。关于此时的河西节度使，司马光认为“翰虽病在京师，犹领河西、陇右两镇也”。然据两《唐书》的玄宗纪、哥舒翰传相关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玄宗任命哥舒翰为副元帅时，均未载其官职。根据上引《册府元龟》的几条记载，玄宗早有以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之意，或许正是因为天宝十四载初哥舒翰风疾无法视事，节度使之位不能长期空缺，所以任高仙芝为河西节度。这样，《册府元龟》中数条有关高仙芝为河西节度使的记载应可以据信。
那么，安禄山叛乱后，朝廷的应对举措如何？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反于范阳，十五日这一消息便传到朝廷，十六日，封常清入朝，玄宗问以平叛策略，十七日（即丁丑），任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赴洛阳募兵。二十一日，玄宗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以王承业为太原尹，置河南节度使，以张介然为之，又命程千里为上党郡长史，始置防御使，以应对叛军的南下。二十二日，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副之，统诸军东征，在京师募兵十一万，号天武军。十二月一日，高仙芝“将飞骑、骑及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合五万人，发长安”。自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得到安禄山反叛的信息，到十二月一日，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高仙芝即将兵出征。仙芝军中有飞骑、骑、新募兵、边兵在京师者等四类，除北衙禁军与南衙禁军外，新募兵便是在长安新招募的“天武军”，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所谓“边兵在京师者”。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边防态势，其核心是在边疆屯驻重兵，以取代前期的征兵制，由此形成了九大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的军事格局。天宝元年正月，史载：
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镇抚室韦、靺鞨……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兵七万五千人。
安禄山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大军，席卷河朔，劫掠中原。此时，距离长安最近的大军有朔方、河西、陇右三镇。在平叛初期，朔方作为距离长安最近的节镇，朝廷本应先令朔方军入援。但是，据《资治通鉴》记载，在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听闻禄山造反的确切消息之前，太原留守杨光翙已被叛军劫去，太原已经将此事禀告长安，朔方下辖的东受降城也禀奏了安禄山造反之事。由此来看，河套平原的东受降城应是受到了叛军大同军使高秀岩的攻击，所以方能得知安禄山已反叛，并在十五日之前将此消息呈送长安。故朝廷的部署是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军东向攻击高秀岩，进入河东地区，后又与李光弼一起攻下井陉与常山郡，攻击叛军的河北后方。
同时，也可以看到，玄宗征召靖难的边防军中还是有朔方军的，这在墓志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臧晔墓志载：“公即镇北军使之子，朔方十将、游击将军、左内率府率、上柱国。以天步艰厄，躬亲翦诛，与安禄山暴兵交战于潼关，元戎哥舒銲（翰）失律，公分兵水战，不克，溺于黄河，呜呼命矣！”志主为朔方十将，殁于天宝十五载六月的灵宝之战。由此可以看出，朔方主力大军应跟随节度使由河套地区向东攻打叛军的大同军，后南下河东，并开辟河北战场。距离长安较近的小部分朔方军，有入援赴难长安者。
安禄山叛变初期，唐廷先以入朝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节度使，募兵于洛阳，防守东都。而后，又以河西节度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在长安的禁军、新募兵以及部分屯于陕郡的边兵出发平叛。关于长安禁军，史载：“天宝以后，稍亦变废，应募者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早已孱弱不堪战斗。而在长安新募之兵，“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更是乌合之众。能与安禄山幽燕突骑相抗衡的，只有来自西北的边军。除朔方军之外，距离长安较近、且实力强大的藩镇是河西和陇右两镇，《旧唐书》所言，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从长安启程时，所部有“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可见，赴难长安的最有战斗力的边军，是河西和陇右两支。据上文分析，高仙芝曾任河西节度使，朝廷此时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应有这方面的考虑。关于河西镇驻兵，《旧唐书》载，河西节度使治所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匹”。《资治通鉴》又载，河西军共管马一万七千三百匹，则河西的马匹数量约有一万八九千匹之多，当时，九大节度一经略所管马共八万匹，河西一镇便占近四分之一，表明河西镇骑兵最强大。王永兴认为，由于河西节度使所管兵以蕃兵为主体，蕃兵多为骑兵，所以河西军管马数居诸镇之冠。武威一直是粟特等蕃人部落聚集区域，河西以蕃兵为主，这从至德二载九姓商胡安门物叛乱、河西节度使周佖被害一事上可以得到验证。河西镇骑兵强大的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接近西北拥有适宜牧马的优良草场，自然环境有利于其马生产。
当时，陇右兵七万五千人，管马总数一万匹，以兵数与马数论，陇右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骑兵不多。河西节度使府衙在武威郡，其通达长安有秦州路、皋兰路两条大道，距离约两千里，陇右节度使驻地在西平郡，距长安1960里，两镇距长安路程基本相当。十一月十五日，玄宗得知安禄山之叛，十二月一日，高仙芝便率军出征。河西、陇右勤王将士是如何能在十余日内赶到长安的呢？据史载，正常情况下，唐代最快速度的驿传是用于传递赦书，可“日行五百里”。此外，有记载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时，常遣使乘白骆驼奏事，日驰五百里。在得知安禄山反叛万分火急时刻，玄宗征兵的诏书应该以超过五百里的日行速度传达。数万大军十天行两千里，步兵是绝对做不到的，这个速度即使对于骑兵，也是轻装行军不带辎重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达到。所以，此时“边兵在京师者”，即《旧唐书·高仙芝传》所言“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应多为骑兵，河西马匹近两万，陇右仅一万，且朔方军主要攻击方向是河东，驰援长安的朔方军不多。因此，初期云集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应该最多，这或许是朝廷命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指挥官的原因。
此外，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元帅或许也经过了充分考虑。荣王李琬曾任“凉州牧”，此时可能遥领河西节度大使，既然初期到达京师的边兵中骑兵为主，则以河西节度大使李琬为元帅，以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高仙芝为副元帅，当更利于控驭这支军队。在首批驻军抵达潼关半个月后，河西、陇右主力大部队陆续抵达前线，潼关中陇右军占比上升。朝廷需要一位同时拥有陇右、河西两镇背景的人来统率平叛大军，高仙芝已非平叛的最佳人选，于是，在京养病的哥舒翰被重新起用，任命为副元帅，这或许也是高仙芝被斩杀的原因之一。十二月十八日，不再被朝廷需要的封常清、高仙芝二人便被宦官边令诚奉敕处斩，而由于哥舒翰还未抵达前线，所以便临时起用身在潼关的河西军将李承光暂领大军。
三、河西、陇右二镇的矛盾与陈涛斜之战
探明了河西与陇右两镇军力构成的差别以及安史之乱初期朝廷的平叛部署后，循着这一线索，很多问题便可顺势而解，如：
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风疾，至是颇甚，军中之务，不复躬亲，委政于行军司马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断，教令不一，颇无部伍。其将王思礼、李承光又争长不叶，人无斗志。
被朝廷猜忌且患病的哥舒翰不能正常履行职掌，便将军政事务委任田良丘，田良丘不敢独自决断，而原来分属河西、陇右两系的王思礼、李承光二人又相互争斗，导致潼关平叛大军人心涣散。
哥舒翰早年仗剑前往河西，先后在节度使王倕、王忠嗣帐下效力，后被委任担任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等。天宝六载十一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被贬，哥舒翰取而代之，为陇右节度，直至十二载兼河西节度，然十四载初他便“构风疾”，因病闲居在家。也就是说，哥舒翰从军初期是在河西，之后大部分经历是在陇右，兼河西节度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哥舒翰与王思礼的关系如何呢？《旧唐书·王思礼传》所载一事值得注意：
思礼少习戎旅，随节度使王忠嗣至河西，与哥舒翰对为押衙。及翰为陇右节度使，思礼与中郎周佖为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卫将军，充关西兵马使，兼河源军使。
王思礼在河西时，与哥舒翰同为王忠嗣麾下大将，哥舒翰升为陇右节度使后，便将王思礼调至陇右。这涉及到天宝六载河西、陇右两镇的一场人事大变动。当年十一月，因董延光、李林甫等人状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阻挠军计，并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罢王忠嗣节度使之职，以哥舒翰“判西平太守，充陇右节度使；以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判武威郡事，充河西节度使”。这里安思顺为朔方节度使，应有误，此时的朔方节度使为张齐丘。
那么，哥舒翰与安思顺关系如何呢？在此之前，安思顺的官职，史书未载。《新唐书》本传，哥舒翰曾“为大斗军副使，佐安思顺，不相下”，《旧唐书》载王忠嗣任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王忠嗣兼河西、陇右节度是天宝五载正月，则哥舒翰任大斗军副使应是在天宝五载，此时安思顺的职务应该是大斗军使，属于河西节度。哥舒翰在河西时，便与上级安思顺不和，“思顺常衔之（翰）”。天宝十五载哥舒翰接管潼关防务后，伪造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书信，献之于朝廷，以致安思顺被杀。哥舒翰在天宝六载之前，一直从军于河西，直到六载升任陇右节度副使、节度使。六载十一月的此次人事调整，以互不相容的安思顺、哥舒翰两人分别为河西、陇右节度使，王思礼先在河西，后任职于陇右哥舒翰帐下。这其中的政治背景应是哥舒翰将河西亲信抽调去了陇右。
安思顺、哥舒翰在河西均有一定根基。王思礼曾从军于河西，在哥舒翰和安思顺两人的斗争中，他是坚定站在前者一边的。天宝十五载二月，王思礼在潼关时便鼓动哥舒翰“谋杀安思顺父元贞”。因此，可以认为，天宝六载十一月玄宗划河西、陇右分属安思顺、哥舒翰后，双方对河西镇势力进行了争夺。早在天宝元年十二月，河西节度使王倕奏报攻下吐蕃的露布中，有“都知兵马使左羽林军大将军安波主”，及下属安思顺、“安贞”与“讨击副使”哥舒翰等人，其中，安波主即思顺之父，安贞应是安波注的另一个儿子安元贞。由此可知，安波注、安思顺父子常年从军于河西，哥舒翰也曾是安波注的下属。天宝六载哥舒翰将其河西的心腹抽调至陇右后，留在河西的主要是安思顺的势力，或者是与哥舒翰不亲近的军将。前引《为人请合祔表》提到李承光“出入五凉，艰勤一纪”，则至少应在天宝三载之前，李承光从军河西，与哥舒翰、安思顺经历有重叠，他之后留在河西任“河西兵马使”。因此，在天宝六载十一月的人事大变动中，李承光没有跟随哥舒翰前往陇右，基本可以认为他是安思顺一系。
天宝十二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安思顺只任朔方节度使。此时的河西军已非七年前哥舒翰担任大斗军副使时的那支军队，其嫡系已全部集中在陇右，河西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亲信。相比于河西，陇右才是其腹心所在，这从次年三月，为扩充本部势力，哥舒翰请功一事可以看出：
哥舒翰亦为其部将论功，敕以陇右十将、特进、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为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加特进，临洮太守成如璆、讨击副使范阳鲁炅、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乂为左羽林将军……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
关于这次请功的背景，《资治通鉴》将其与安禄山奏请朝廷官爵之事并列：“除将军者五百余人，中郎将者二千余人。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这是安禄山、哥舒翰两大节帅笼络亲信忠心之举。哥舒翰请朝廷奖赏的几人全部为陇右军将，如火拔归仁为陇右十将，王思礼为河源军使，成如璆为临洮太守，鲁炅为讨击副使，浑惟明为皋兰州都督，郭英乂为陇右讨击使。至于高适，史载其“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奏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说明其曾在河西幕下。然此事前人已有辨析，天宝十二载，高适受田良丘推荐，赴河西谒哥舒翰不遇，转至陇右，被重用，高适是在陇右幕府之下。此外，《册府元龟》关于此次叙功之事的记载中还有一人：“陇右兵马使右武卫员外大将军彭元曜”，他被加特进，彭元曜就是前面提到的玄宗在幸蜀路上任命为陇右节度使的那位，彭元曜此时是陇右兵马使。从这份请功名单上，可以清晰看出，天宝十三载时，已经身兼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的哥舒翰，在为部下论功时，所提及的只有陇右军将，河西系统无人在名单上。这说明哥舒翰虽然兼任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但他的根基是在陇右。
安史之乱前哥舒翰与安思顺之间军事实力的争雄，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平叛的军事部署有重要影响。关于天宝末年及安史之乱初期的边防格局，杜佑《通典》中有段关于东北、西北“二统”的论述，其大略曰：“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黄永年先生以此条史料为中心，对天宝末年的边防形势及安史之乱暴发初期朝廷的平叛部署有详细的考察。“二统”的形成，导致只能用西部的河西、陇右之师以及西北的朔方军来抵御东北三师的叛乱。据杜佑此言，哥舒翰统帅陇右、河西二师，安禄山统领范阳、平卢、河东三师，东北、西北两大体系，似乎内部各自铁板一块。但是，哥舒翰天宝十二载方兼河西节度，同时统率两镇只有两年的时间，而河西长期以来是安思顺的势力范围，哥舒翰陇右的嫡系势力与河西是有一定矛盾的。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质疑杜佑所谓河西、陇右二镇为西北一统之说。正如太原留守杨光翙被劫标志着安史叛乱的起始，安禄山虽然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对三镇的掌控是否一样有力，也是个问题。其中他对河东的控制力明显不强。即便是安禄山的发迹之地平卢，在叛乱后也呈现不稳定之势。东北、西北并没有形成各自坚固不破的“统”，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均没有严格的、密不可破的集团，相关人物以利而结，利尽则分。平叛初期的形势，在西北二师对抗东北三师的大背景下，各自内部的潜流与分裂同样值得留意。
朝廷委派前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担任潼关平判大军的最高指挥官，但他的威望不足以慑服临时调集的各路将士。并且，天宝六载人事变动之后，河西军基本是安思顺的势力范围，这从天宝九载玄宗欲以高仙芝为河西节度，安思顺设法请留一事上可以看出。安氏父子常年在此经略，身为粟特人的安思顺在河西诸胡中拥有深厚的根基。而从天宝十二载哥舒翰为陇右部将请功一事可以看出，他有任人唯亲，党同伐异的倾向，自然不愿给予河西军将以实权，而更倾向于任用自己的亲信部下。然而，田良丘不敢专决，只能将事务分别委任王思礼与李承光。以李承光为首的河西军在两任前节度使高仙芝、安思顺先后被杀后，屈于哥舒翰亲信主导的陇右系之下，不甘被压制，这便是李承光与王思礼“争长不叶”的政治根源。
在潼关前线驻军中，哥舒翰仍然相信自己陇右的老部下，而将河西系军将排斥于核心之外。《旧唐书·王思礼传》载：“禄山反，哥舒翰为元帅，奏思礼加开府仪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员，充元帅府马军都将，每事独与思礼决之。”并且，哥舒翰以王思礼为马军都将，命李承光统领步军。在冷兵器时代，相较于步兵，骑兵的战斗力是具有压倒性的。但哥舒翰以出身“重装步兵”的陇右军的王思礼统领马军，却以来自骑兵为主力的河西镇的李承光统领步兵，颇值得推敲，此任命或是希望以自己的嫡系控制河西精锐骑兵部队。另外，前面提到，在哥舒翰任陇右节度使后，王思礼与中郎周佖同任哥舒翰部下之押衙，可知周佖是哥舒翰在陇右的部下。然而，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在幸蜀的路上“以河西兵马使周佖为河西节度使”。据于邵《为人请合祔表》载，李承光的职务是“河西兵马使”。可见哥舒翰在潼关时已经任命陇右系的周佖为河西兵马使，其意或应是代李承光掌控河西军。并且，灵宝一战，也未见李承光统军。这应是由于哥舒翰率领陇右大军到达潼关后，以陇右嫡系田良丘、王思礼等人掌握军权，但又恐李承光为首的河西系不服，方暂以承光为步军总管而已。十五载三月，哥舒翰以计陷害安思顺、安元贞兄弟。既然河西系的原“首脑”已被除掉，潼关的河西军将便不再构成威胁，以周佖为河西兵马使取代李承光应该在此之后。李承光的军权被渐渐剥夺，到灵宝一战，他甚至未在领军出战的主要将领之列。因此，以李承光为代表的河西系在潼关是被哥舒翰的陇右系刻意打压的。
潼关平叛军中存在着如此严重的矛盾，其兵败也是可以想象的。玄宗以哥舒翰为潼关大军的指挥官，是其在平叛初期军事部署中的一大败笔，他本以为哥舒翰的资历足以威服两镇大军，却没有考虑到哥舒翰与河西系的矛盾如此之深，以及哥舒翰在大敌当前的危机时刻仍然排斥异己，任人唯亲。潼关驻军不同派系将领矛盾重重，军心涣散，这也是灵宝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即便是安思顺被杀后，哥舒翰系也难以控制河西。前面提到，肃宗以周佖为河西节度使，第二年就被九姓胡人所杀，哥舒翰系与安思顺系的矛盾即使在两人死后也如幽灵般地笼罩在河陇地区上空。
深入分析此次唐肃宗杀败将事件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履历及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后，我们可以将视角重新转回到至德元载九月的顺化郡，并观察房琯与陈涛斜之战。关于此次战役，史书记载十分有限，据《旧唐书》载：
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诏加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琯请自选参佐……既行，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副之。琯分为三军，遣杨希文将南军，自宜寿入；刘悊将中军，自武功入；李光进将北军，自奉天入。琯自将中军，为前锋……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
另据《册府元龟》评价房琯称：
琯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琯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乃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
“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中使奉肃宗之命不断促战，以至于陈涛斜之战失败。清人朱鹤龄对此事评价曰：“陈陶（涛）之败，与潼关之败，其失皆以中人促战，不当专为琯罪也。”房琯是一介书生，用兵非其所长，为何肃宗还要任命他为统帅，并且还对其作战横加干预？结合九月肃宗在顺化郡杀败将事件与陈涛斜之战中肃宗的种种作为，可以认为，王思礼、李承光到达玄宗行在后，长期被陇右系压制的李承光取得了玄宗的信任，得知肃宗即位，玄宗任命李承光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令其与王思礼、房琯等北上宣慰肃宗，这或许是玄宗对肃宗继续施加影响的一项努力。众人到达顺化郡后，王思礼倒向肃宗一边，三天内密谋并协助其上演一部杀败将的大戏。肃宗虽痛斥三人，但惟杀李承光，房琯救之不得。且为了给玄宗一个交代，又以房琯为大军统帅，但掌握实权的应该还是副帅王思礼。
房琯所率大军一共分为三支，杨希文将南军，刘悊将中军，李光进将北军。之后杨、刘二人降贼，此二人的背景史书未着一墨，难寻踪迹。但北军将领李光进值得关注，光进为李光弼之弟，光弼为朔方军将，是肃宗的下属。在陈涛斜之战唐军战败之后，南军杨希文、中军刘悊都投降了叛军，唯独北军李光进未降，在之后还得到了重用，这显示出李光进的忠诚。史书虽然记载肃宗允许房琯自选参佐，并且此战并没有朔方军参与，但房琯军中却有一位朔方系统的大将，不能不令人疑惑。李光进极有可能是肃宗安插进房琯军中的亲信，李光进深得肃宗信任，这在唐肃宗委任其掌禁兵一事中可以得到验证。所以，房琯虽是大军的指挥官，但肃宗似乎并没有放弃对这支军队的控制。
四、李承光个人经历折射的四个问题
前文的考察使李承光的经历渐趋明晰。天宝初年，李承光与安思顺、哥舒翰等同时从军于河西。天宝六载十一月，哥舒翰与安思顺分统陇右、河西二镇，两人正式分道扬镳，原河西军分成哥舒翰与安思顺两派，哥舒翰的亲信被其调往陇右。李承光一直在河西，应属安思顺一系。经过此次人事调动，节帅之间的矛盾影响到了高级军将阶层，河西、陇右二镇在人事上已呈泾渭分明之态。
安禄山起兵叛变后，玄宗调动河西、陇右军团勤王。由于河西军以精锐的骑兵为主，所以，在初期到达长安的边军中，河西军势力最强大，故以河西节度使高仙芝为副元帅。但在河西、陇右大军主力到达潼关后，朝廷需要一位同时拥有两镇背景的军将作为统帅，在家养病的哥舒翰勉强上任，而在高仙芝被杀、哥舒翰未至的权力真空期，河西（都知）兵马使李承光暂时担起指挥全军的大任。
哥舒翰为副元帅统领潼关大军后，计杀安思顺，排挤潼关军中的思顺系势力。两任河西节度使先后被杀，尤其是哥舒翰及王思礼陷害安思顺一事，足以想象这会引起河西高级军将对哥舒翰怎样的怨怼。潼关军中王思礼与李承光“争长不叶”，实质是两个军镇长期以来不和的表现。由于哥舒翰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潼关大军军心涣散，灵宝一战，几近全军覆没。玄宗没有考虑到两镇不和的状况，任用哥舒翰为副元帅，这是安史之乱初期军事部署的一大败笔。在当时西部边境人的歌谣中，哥舒翰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吐番总杀尽，更筑两重壕”的河湟支柱。然而，虽为蕃将，哥舒翰却并非李林甫眼中“无党援”之人，在政治斗争方面，他丝毫不让于朝中大臣。
至德元载九月，玄宗为肃宗配备的“副手”天下兵马副元帅李承光及一众大臣到达顺化郡。令关山悬远的玄宗没想到的是，册封队伍中王思礼与李承光的矛盾，被唐肃宗及其核心集团利用，上演一出“杀败将”以正军纪的大戏。李承光被斩杀后，肃宗任命对自己更为忠诚的王思礼作为陈涛斜大军的实际指挥官，二帝的此波交锋中，肃宗获胜。至于为何肃宗能在王思礼的支持下诛杀李承光，王炳文已指出，哥舒翰、王思礼均受王忠嗣提拔，而后者又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故此数人均是忠王（李亨成为太子前为忠王）党的坚定支持者。虽然唐玄宗在开元时已对宗室有严密的监控打压，加之权相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多次对太子兴起大狱，但不可否认的是，还是会有官员、军将通过拥立太子博取政治前途，形成松散的小团体。或许正是王思礼、哥舒翰通过王忠嗣的提拔，与太子李亨在政治上有一定利益相关，肃宗方会在顺化郡拉拢王思礼，顺利除掉代表玄宗意志的李承光。
李承光的经历折射了此时期政局的四个问题：哥舒翰、安思顺的不和及由此衍生的河西、陇右两镇军方之间的矛盾；河西、陇右兵力构成的不同及安史之乱初期玄宗军事部署中存在的问题；潼关平叛军内部不和的根源及灵宝之战的失败的原因；顺化郡肃宗杀败将事件的本质及陈涛斜之战背后玄、肃二帝的博弈等。从这些问题中，可以一窥中央与地方军镇之间权力关系的复杂面相及互相影响之处。李承光作为哥舒翰与安思顺两派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在史官重重避讳之下，其事迹几乎被遮蔽。李承光在潼关时被哥舒翰为首的陇右系压制，在其刚获得玄宗的重用之后，又被新皇帝肃宗杀掉。本来或许能在平叛中有所作为的河西大将，却被肃宗无情斩杀，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在史书中被塑造成一个因败退失地而受到严惩的将领。于邵《为人请合祔表》的存世，使我们既能勾勒出李承光的个人经历，也可窥见天宝、至德之际诡谲的政治斗争及其对河西军事系统的深刻影响。灵宝之战后，即使部分河西将士得以幸存，但是，其统帅在数月后的顺化郡事件中最终被诛。及至陇右系王思礼掌权，河西旧部在权力格局中便彻底走向了边缘。帝国边疆将领内部盘根错节的人事网络与矛盾纠葛，不仅左右前线战局，更逆向渗透至中枢决策，参与并塑造了玄宗、肃宗之际最高权力的重组过程。因此，全面理解安史之乱初期的中枢政治变局，应与边疆不同军镇的内部博弈及军镇之间的矛盾结合起来，这也为观察中晚唐权力结构的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