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论是以关键词为路径呈现语义内涵、实施语用意图并建构话语体系的话语行为。既有的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关注“话语”而忽略“行为”，具体而言就是关注名词而忽略动词。中国文论关键词之中有大量的动词，以《文心雕龙》为例，刘勰既在《序志》篇用一连串的动词建构起《文心雕龙》的话语体系，又依次在上下两编用篇名动词标示《文心雕龙》话语行为的三大特征：一是对文学元典的“宗”与“辨”，二是对文学文体的“明”与“诠”，三是对文学情采的“镕”与“裁”。六大动词外动及物、相生相立地整合成中国文论话语行为的兼性特征。以《文心雕龙》篇名动词为个案探讨中国文论的话语行为，或可为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建构提供新的视域和方法。

关键词：中国文论　话语行为　《文心雕龙》

《尔雅》有“言者，我也”，“我”是“言”的主体，“言”是“我”的行为。汉语的“话”与“语”皆从“言”：前者强调“言”之内容即说什么，后者强调“言”之方式即怎么说。福柯将“话语”释为“陈述”，而陈述的首要问题是“谁在说话”，可见话语行为及其主体何其关键、何其重要。作为对文学的理论性和批评性言说，中国文论是一种话语行为，其行为性特征有三：一是以关键词为路径，二是呈现语义内涵，三是实施语用意图，三者共同建构起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既有的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关注“话语”而忽略“行为”，关注话语的“名物性”和“概念性”而忽略话语的“动作性”和“主体性”，具体而言，就是关注“名词”而忽略“动词”。

《马氏文通》称“动字者，所以言事物之行也。……行之所包者广，故动字之为数，至为繁赜”，“繁”者言其多，“赜”者言其深。中国文论关键词之中有大量的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仅以《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为例，“盖《文心》之作也”一小段，不足200字就有30多个动词：“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刘勰用一连串的动词，不仅完整地建构起《文心雕龙》的话语体系，精辟地概述出《文心雕龙》的话语行为，而且生动地呈现了《文心雕龙》的话语风格。

《文心雕龙》50篇，篇名100字，总计53个动词，动词数量占篇名总字数的一半以上。若细分之，则总论部分，5篇用了5个动词；文体论部分，20篇用了30个动词；创作论（包括《序志》）部分，25篇用了18个动词。全书三大部分，总计53个动词。53个动词中，本字为动词的有34个，名词用作动词的有5个，形容词用作动词的有14个。就动词在《文心雕龙》篇名中的构成而言，50篇的篇名中，一篇用一个动词的共有13篇计13字，一篇连用两个动词的共有20篇计40字。前者为动词单用，后者为动词连用，用《马氏文通》的说法是“外动”与“内动”：内动无须及物，外动则必须及物。有学者指出，动词中的及物动词是最具有存在论意味的：“存在要生出意义就必须落实为及物的行动，成为一个及物动词，因此，存在论中能够形成的所有问题都从及物动词开始。动词具有存在论上的本源性，动词造事而创造了属于自身的宾语，并且使事物具有价值。……一切事情都始于创制，秩序、观念和历史都始于创制，动词的问题超越了知识论而形成了创世存在论。”《文心雕龙》总论5篇的5个动词，全部“外动”而“及物”，具有深邃的本源性和鲜明的创制性。文体论20篇虽然只用两个及物动词（“明”与“铨”），但这两个“外动”非同小可，它们不仅“创造了属于自身的宾语”（作为纯文学文体的“诗”与“赋”），而且“形成”了属于中国文论话语行为的核心“问题”及方法论路径（关键词阐释的“键闭”与“开启”，详后）。概言之，《文心雕龙》篇名的53个动词，突显出中国文论话语鲜明的动词性即行为性特征。

《文心雕龙》用骈文写成，刘勰犹如一位“神乎技”的驭手，娴熟地驾驶着他的骈俪轩车，长辔远驭，万里逸步，其话语行为如宛虹之奋鬐，若长离之振翼，如林籁之结响，如泉石之激韵。《文心雕龙·序志》篇有“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刘勰的话语行为不仅美而且有用。《文心雕龙》50篇，篇名动词标示出刘勰文论话语行为的三大特征：一是对文学元典的“宗”与“辨”，二是对文学文体的“明”与“诠”，三是对文学情采的“镕”与“裁”。

一、言经：“宗”与“辨”

前述《文心雕龙·序志》篇由30多个动词构成的“盖《文心》之作也”，依次类分出刘勰话语行为的三种不同对象：一是文之枢纽，二是文之体别，三是文之情采。换言之，刘勰的文论言说，先言文之“经”，次言文之“体”，末言文之“情”。细绎《文心雕龙》篇名中的动词，不难发现，刘勰话语行为的对象不同，其话语行为的方式随之有异：言经是“宗”与“辨”，言体是“明”与“诠”，言情是“镕”与“裁”。

《文心雕龙》总论5篇，篇名均为由“外动字”（即及物动词）所构成的动宾词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5个动词“原”“征”“宗”“正”“辨”，标明话语主体的5种行为。5种话语行为又依次针对5种不同的话语对象：“道”“圣”“经”“纬”“骚”。5个动词和5个名词，分别构成5个动宾词组。书末的《序志》篇重述总论5篇要义：“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与总论5篇的篇名相比，《序志》篇的重述，其话语行为的内容（说什么）没有变化，但话语行为的方式（怎么说）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用动宾词组，用的全是无主句；二是每个句子用作宾语的名词未变，但用作谓语的动词全部不同。严格说来，《序志》篇这5个谓词并非是动词，而是将名词用作动词，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名词的使动用法。将总论5篇篇名的动宾词组与《序志》的5组无主句关联起来考察，可以对刘勰“言经”的话语行为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本，追溯文道之根本；师，以圣人为文学之师；体，以经典为文体之范式；酌，在经与纬之间反复斟酌权衡；变，用通变之法考察经与骚的相同与相异。

《文心雕龙》总论部分的话语行为，其对象为三类典籍：经、纬、骚。这三类典籍均可称为“文学元典”。在刘勰心目中，五经贵文，五经含文，五经是最早也是最好的文学；纬书是对经书的神学解读，事丰奇伟，辞富膏腴，奇特的想象和富丽的文辞构成纬书的文学性特征；至于奇文郁起、金相玉式的楚骚，自然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对于这三类“文学元典”，刘勰采用了两类不同的话语行为，而这两类话语行为是通过总论5篇篇名的5个动词和《序志》篇5组无主句的5个动词显现出来的：一类是只褒不贬，“原”与“本”，“征”与“师”，“宗”与“体”；一类是有褒有贬，“正”与“酌”，“辨”与“变”。两类动词，两种不同的话语行为，代表了刘勰对文学元典（经、纬、骚）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方式：“宗”与“辨”。

刘勰“宗”什么？宗的是五经所创制的五种文学范式。“《易》惟谈天”，《周易》创制的是“谈天”范式，探讨自然之理，旨远辞文，言中事隐，哲人骊渊，入神致用。“《书》实记言”，《尚书》创制的是“记言”范式，言通尔雅，寻理即畅，昭昭若日月，离离若星辰。“《诗》主言志”，《诗经》创制的是“言志”范式，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最附深衷。“《礼》以立体”，《礼记》创制的是“立体”范式，据事制范，执而后显。“《春秋》辨理”，《春秋》创制的是“辨理”范式，一字见义，观辞立晓。“宗”的成效何在？“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这里的“体”不是文体，而是文学之大体，文学之整体；这里的“义”也不是文义，而是适宜，是恰到好处，或者说是文学在“宗”之后所能达到的效果。文学之整体或大体由“情”“风”“事”“义”“体”“文”六大元素构成，而这六大元素在“宗经”之后能达到“深”“清”“信”“贞”“约”“丽”，否则便会失之于“诡”“杂”“诞”“回”“芜”“淫”，足见“宗”这一话语行为的价值和意义。

刘勰“辨”什么？辨的是经纬之真伪，辨的是经骚之同异。《正纬》篇“酌经验纬”，既“辨”出谶纬之书的“伪”即经正纬奇、先纬后经、纬多于经和符谶假托孔子，又“辨”出谶纬之书的“文”即“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益文章”。《辨骚》篇用楚辞比照诗经，检验出自汉武至汉宣各家说“骚”的“褒贬任声，抑扬过实，鉴而不精，玩而未核”，从而“辨”出楚骚同于诗经的典诰、规讽、比兴和忠怨，异于诗经的诡异、谲怪、狷狭和荒淫。“辨”的成效何在？刘勰之“辨”，辨出三个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一是“将核其论，必征言焉”。这里的“言”是指文学作品的实际，“征言”以“核论”就是从文学作品的实际出发，来检验既有结论或观点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二是“疾其虚伪，发其僻谬”，文学批评之所以是“批评”，理应有批判精神，理应有对虚伪的疾愤和对僻谬的发现。三是“芟夷谲诡，采其雕蔚”，文学理论和批评需要有“辨”的眼光和能力，要“辨”出何为“谲诡”何为“雕蔚”，何处是“典诰”何处是“夸诞”，然后才能决定是“芟”还是“采”，是“变”还是“通”。

刘勰话语行为的“宗”与“辨”，与《文心雕龙》另一篇篇名《通变》的两个动词密切相关：“宗”为“通”，“辨”为“变”，这也是《序志》篇要将“辨骚”说成“变乎骚”的原因之所在。“经”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故须“宗”，禀经制式、酌雅富言，就好像即山铸铜、煮海为盐，只要山在海在，就能铸铜煮盐，故宗者通也，通则不乏。“纬”是真伪并存，“骚”是方经异典，故须“辨”，辨出纬书如何由“无益经典”变为“有益文章”，辨出楚骚如何由“取镕经旨”变为“自铸伟辞”，知辨即为知变，辨者变也，变则其久。

二、言体：“明”与“诠”

《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篇名动词的语义及语用较为复杂，整体上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与总论5篇篇名的动词一样，以动宾词组即“外动”的方式彰显出刘勰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行为。此类有两个动词，一是《明诗》中的“明”，一是《诠赋》中的“诠”，这两个具有存在论价值和创制性意义的动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第二类是与“外动”相区别的“内动”（即与“单动”相区别的“连动”），也就是篇名中的两个字皆为动词，包括《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弔》《谐隐》《史传》《论说》《诏策》《檄移》《封禅》《奏启》《议对》《书记》共14篇，超过了文体论20篇的2/3。在这14篇中，每篇讨论两种文体，篇名二字均为动词，特定的文体即为特定的文学创作的话语行为。14篇“双动词”篇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字即为动词；一类是本字是名词或形容词，在标题中用作动词（《马氏文通》称之为“假借”）。前者如《颂赞》《奏启》《议对》《书记》等等，后者如《谐隐》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史传》是名词用作动词。其实，《明诗》《诠赋》中的“诗”与“赋”，作为“明”和“诠”的宾语本应是名词，刘勰却将二者解读为动词而使之动词化：“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赋者，铺也，铺采摛文”。关于“赋”，《诠赋》篇引用《毛诗诂训传》“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为“赋”之动词化找到语用之源。概言之，《文心雕龙》文体论篇名动词有两大特征：一是文体命名的行为化，文体论20篇讨论30多种文体，大多数文体之名具有鲜明的动词性，本身即为文学创作的话语行为；二是刘勰言“体”，其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话语行为可概述为两个关键词，即“明”与“诠”。

何为“明”？明者，亮也，显也，开也，衍也。明有“照亮”或“敞开”之义，使晦暗变得光明，使模糊变得清晰，使闭锁变得开放，使局促变得辽阔。何为“诠”？诠者，全也，细也，实也，证也。诠有“界全”或“限定”之义，使漫衍变得有边界，使杂乱变得有条理，使游移变得稳健，使枝蔓变得伦序。“明”与“诠”恰好构成刘勰文体论话语行为的两个方向，既相反又相成，既相悖又相济。“明”与“诠”的相对而立，恰似“KEY”与“关键”的语义张力。“关键词”是一个舶来语，译迻的是KEYWORDS，英语的“KEY”是钥匙，汉语的“关”和“键”均为锁。“锁（关键）”与“钥匙（KEY）”对译，不仅悖论式构成关键词阐释这一话语行为的键闭与开启，也对应着刘勰文体论话语行为的“诠”与“明”：诠者，关也，键也，在一个有边界有限定的语义场内诠释；明者，开也，启也，在一个比“诠”更大的语义场作破界式或超越式阐发。

刘勰“明”什么？《明诗》篇“明”的是诗之“义”“源”“言”“体”。“明”诗之“义”不是键闭式释义，而是用“圣谟”（大舜“诗言志”）明义，用“圣言”（孔子“思无邪”）归义。“明”诗之“源”，既不囿于诗之“体”亦不限于诗之“言”，而是超乎诗言、诗体之外而远溯至史前时期的葛天《玄鸟》、黄帝《云门》。明“诗”之“言”，虽说是以四言和五言为主，却也能够巨细无遗，总归诗囿。明“诗”之“体”，既兼美四言正体之“雅润”与五言流调之“清丽”，亦兼美商周诗的彪炳环深与建安诗的慷慨磊落。“明”的成效何在？“明”是一种开放式、兼美式、兼容并包和兼收并蓄式的话语行为，故刘勰的“明”，能明出诗义的神圣与自然，明出诗体的雅润与清丽，明出诗史的源远流长和诗言的巨细分殊，明出诗势的恒裁与定位，明出诗性的适分与圆通，明出品诗鉴诗的妙识与难易……刘勰的“明”有如日月，照亮了华夏的诗学宇宙，也照亮了几千年中国诗学的历史天空。

刘勰“诠”什么？《诠赋》篇“诠”的是赋之“义”与“史”，赋之“作”与“旨”，赋之“本”与“末”。与“明”相异，此六项大体属于键闭式诠解和限定式诠释。“《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只是《诗经》的六义之一，赋“义”在诗“义”之内；“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赋“史”在诗“史”之内（所谓“古诗之流”），即使有所拓展，也未能超出屈赋的范围。赋之“作”是“凡此十家”，赋之“旨”是“睹物兴情”，赋之“本”是“丽词雅义”，赋之“末”是“繁华损枝”。“诠”的成效何在？“诠”是一种不同于“明”的话语行为，与《明诗》篇不同，刘勰《诠赋》篇关于“赋”的言说是克制而保守的，是谨慎而简洁的。扬雄《法言·吾子》讲“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刘勰更是深知赋之末流“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所以他要用“诠”的方式说“赋”，以期收到“风规丽则，辞剪稊稗”之成效。

刘勰文体论话语行为有一个“四项基本原则”：“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四项原则中，“原始以表末”在一个开放的时空序列和通变结构中溯源追根，明达始终，是为“明”；“选文以定篇”将文体诠释限定在有语料支撑有语境依据的文本之内，是为“诠”。“释名以章义”，先做名物性诠释，后作引申式彰明，是为先“诠”而后“明”；“敷理以举统”，先做展开式、延伸式铺叙，后做摄举式、统领式概括，是为先“明”而后“诠”。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论话语行为不出训诂、考据、义理、辞章四项，训诂和考据是“诠”，义理和辞章是“明”，或“诠”或“明”，尽在其中矣。

三、言情：“镕”与“裁”

《文心雕龙》创作论24篇，篇名动词的类别与前述文体论篇名相似，一类是双动词，一类是由单动词构成的动宾词组。双动词篇名共有6篇：《通变》《镕裁》《比兴》《夸饰》《附会》《总述》。单动词（动宾词组）篇名共有5篇：《定势》《练字》《指瑕》《养气》《知音》（最后一篇《序志》亦属此类）。双动词篇名所标示的话语行为，涉及文学史、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结构和文学修辞等重大理论和批评问题；单动词篇名，其话语行为所“动及”的宾语亦为文学风格、文学语言、文学主体和文学鉴赏等重大问题。探讨《文心雕龙》创作论篇名动词的语义和语用，是研究中国文论话语行为的极好切入点和视角。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在创作论之首《神思》篇后面有一条注，用一幅结构图显示刘勰创作论“组织之靡密”。这幅图的核心部分由《情采》和《镕裁》两个相邻的篇名构成。“情”和“采”均为名词，“镕”与“裁”既是“连动”，也是“外动”，用《马氏文通》的说法是“发而止乎外者”，“其动而直接乎外也”，这个“外”就是“情”与“采”。范注将“镕裁”和“情采”这两个篇名组合成两个动宾词组：“镕情”与“裁采”。这既是抓住了文学创作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问题，更是显示出“镕情”与“裁采”乃刘勰创作论最为主要的话语行为，突显出刘勰创作论话语行为的创制性意义及存在论特质，所谓“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括情理，矫揉文采”。

何为“镕”？“规范本体谓之熔”。何为“裁”？“剪截浮词谓之裁”。文学的本体是什么？情理。情有真伪之别，理有虚实之分，故须规范，须审分，“镕”者，“譬绳墨之审分”也。文学之情理如何使读者知晓？借以文采。文有疏密之分，采有纯杂之别，故须剪截，须斫削，“裁”者，“譬斧斤之斫削”也。《情采》篇将文学的“情”与“采”定位为“经”与“纬”，经正而后纬成，经立而后纬畅，“镕”能使文学作品之经（情理）正而立，“裁”能使文学作品之纬（文采）成而畅。

刘勰“镕”什么？镕的是文学创作“设情”“酌事”和“撮辞”的规范。文学创作以情理为本体，以事义为要素，以辞采为荣华，如何设计和规范“情—事—辞”的结构和关系，是文学创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镕”的对象和任务。“镕”本来是一个名词，指镕铸金属的模具，刘勰在这里用作动词，意谓镕铸和陶冶，指一种按规律行事、依规范创制的话语行为。刘勰不仅在《镕裁》篇谈“镕”，在创作论的其他篇章中也谈“镕”。如《神思》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讲“镕”之本，“玄解之宰”“独照之匠”讲“镕”之术，“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讲“镕”之要。“镕”的效果何在？“镕”能达成“三准”：首则依据情理而确定文体，次则斟酌事义而择取素材，末则锤炼字句而撮举要义。有了“镕”这种话语行为，就能循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就能规矩于虚位、刻镂于无形。

刘勰“裁”什么？就《镕裁》篇而言，刘勰“裁”的是文学作品中的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一意两出、同辞重句，也就是借“裁”这种话语行为，使得文学作品的语言更加简洁，更能体要。若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则不难发现，刘勰“裁”之对象不仅仅限于文学语言。刘勰所处时代是一个重采轻情、繁采寡情的时代，刘勰对他那个时代饰羽尚画、为文造情的文学持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文心雕龙》诸篇有大量的文字批评六朝文学的真宰不存、淫丽烦滥。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勰要“裁”的是六朝文学“为文造情”的倾向、“苟驰夸饰”的文风和“採滥忽真”的体貌。“裁”的效果何在？就文学语言而言，是“裁则芜秽不生”；就文学风格而言，是“要约而写真”；就文学趋势而言，是“体情之制”日盛。

或“镕”或“裁”，既是《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话语行为，亦为刘勰所推崇所倡导的文学创作才能：就后者而言，刘勰将之表述为“思赡者善敷”和“才核者善删”。《镕裁》篇列举了两位文学家的例子，西晋王济与东晋谢艾。王济善删，常常能将一章删成两句，约以贯之，字去而意留；谢艾善敷，常常将两句敷为一章，引而伸之，辞殊而意显。文学作品的书写有“善敷”与“善删”，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书写亦然，读《文心雕龙》，不难看出刘勰既“善敷”亦“善删”。《体性》篇先是将“体性”一语“一敷为二（体与性）”，后又将“二”分别敷为“四（才、气、学、习）”与“八（即八体），此乃“善敷”之典范。《知音》篇既是将种种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归结为“四弊”，更是将各种知音的方法总括为“六观”，实乃“善删”的成效和结果。追根溯源，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善敷”和“善删”赓续于文化元典。先秦诸子中，孔子善删，“诗”本三千，孔子删至三百。孔门弟子三千，师徒相互问答之言绝不止传世《论语》的一万余言，《论语》也是删出来的。庄子善敷，“重言”十七，“重”有“重复”之意，重言者，善敷也，《庄子》十万余言是庄子及其后学“敷”出来的。

《文心雕龙·序志》篇：“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出类拔萃、智术超群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批评家，他们“腾声飞实”的话语行为就是“制作”。既然是“制作”，那么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动词必然是外动的，必然是及物的。《文心雕龙》总论的5个动词全部及物，其中“宗”与“辨”代表了两种最为根本的既相生相济又相悖相立的话语行为；文体论的“明”与“诠”，则是文学分体批评话语行为最为主要的方法和路径；创作论的“镕”与“裁”，不仅动及文学作品的“情”与“采”，而且关乎文学理论批评的“敷理”与“举统”。

概言之，《文心雕龙》篇名的53个动词，最具有创制性意义和存在论价值的，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外动（即及物）的六大动词：言经的“宗”与“辨”、言体的“明”与“诠”和言情的“镕”与“裁”。这六大动词在中国文论的三大层面依次构成三重组合，每一组合中的两个动词，就其话语行为的着力方向和动作性特征而言是相对相斥的：文学元典层面是继承性的“宗”与批判性的“辨”，文学文体层面是开启式的“明”与键闭式的“诠”，文学情采层面是规范本体的“镕”与剪截浮词的“裁”。若作深度分析，这三组话语行为的内在理路和行为逻辑又是相生相济、相兼相融的。比如，《宗经》篇有“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辨别宗经师圣之人，只看到经典的道德内涵视而不见五经含文、群言之祖，这是刘勰的“宗”中有“辨”；《辨骚》篇称屈原虽自铸伟辞却也取镕经旨、体兼风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刘勰的“辨”中有“宗”。又如，文体论话语行为的四项基本原则，原始表末之“明”与选文定篇之“诠”，开启式的彰义、敷理与键闭式的释名、举统，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相互兼和而须臾不可分离的。再如，《镕裁》篇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权衡损益，斟酌浓淡”，是说或镕或裁，既要兼顾左右亦要兼美浓淡，“镕”中有“裁”，“裁”中有“镕”，“敷”时能“删”，“删”时能“敷”，须权衡斟酌，方能弛于负担。

中国文论的话语行为有一个根本性特征：兼性主体与兼性言说。而中国文论话语行为的这一兼性特征，表现在《文心雕龙》之中，则是《序志》篇所说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本文所讨论的“宗”与“辨”之兼融、“明”与“诠”之兼济和“镕”与“裁”之兼合，在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均为刘勰“唯务折衷”的结果。就中国文化及文论兼性智慧的源头而言，中国文论话语行为兼性特征的文化渊源可追溯至老子的“反（返）者道之动”。“反”与“返”皆为动词，是老子关于“道”之“动”（即话语行为）的兼性表述。“道”上的行走者，朝向前面的目标而背对着自己的出发点，对于起点而言，是“反”，背向的反；大道若环，道的运行规律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道”之行走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永恒之回归，“反”即“返”，“反”的终极为“返”。本文以《文心雕龙》篇名动词为个案所探讨的中国文论的话语行为，六大动词的相兼相济，其形而上意蕴亦为“反（返）者道之动”：以“反”的范式“返”，以“返”的功夫“反”。前者是建立在批判性反思基础上的文论话语即关键词范式，后者是植根于训诂学功夫的知识性返回，二者兼融兼合，立文学之本，开文论之新，鼓天下之动，达天下之道。

文章原载：《人文杂志》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