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就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野，成为他们研究世界历史理论的经验原型。由于当时的俄国还处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缓慢发展的时期，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把俄国作为世界历史格局中被动的一方加以研究，并提出“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构想。列宁以19世纪80—90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为依据，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问题的构想作了新的阐释，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和俄国革命的特点证明，俄国不会永远是世界历史格局中被动的一方，而是有可能通过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变得强大起来，成为世界历史变革中的能动的、主动的一方。沿着这一思路，列宁考察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说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内部环境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世界上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外部环境赋予了俄国无产阶级改变世界格局的历史使命。这样，列宁就通过透彻地研究俄国这个经验原型，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偶然性的内在机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关键词］列宁 世界历史理论 俄国革命 世界革命

列宁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列宁主义，成为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人们思考21世纪世界格局变化和未来前景的方法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列宁对俄国革命作了透彻的研究。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历史变化的认识，对这一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思考，对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预见，都来自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点对俄国情况的分析，来自他对俄国革命在20世纪世界历史变革中所具有的典型性和先进性的说明。因此，要把握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真谛，思考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就需要研究列宁是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中的俄国和俄国革命的。

一、分析俄国问题的理论框架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俄国就进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野，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历史规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原型。马克思恩格斯重视俄国，是因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向他们求教的过程中提出了俄国革命遇到的难题，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否以现有的农民村社为起点，还是必须像西欧那样经过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案本身就能够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式。但是，由于当时俄国尚处在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时期，在世界历史变化中的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资料预测俄国农民村社发展的种种可能性，而不可能对俄国农民村社的发展作出更确切的经验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没能解决的这个理论难题，在列宁那里得到了解决。列宁也正是在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因此，要了解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要知道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何在，以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俄国革命的难题，就需要对比作为研究世界历史规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原型的俄国，在列宁眼中与马克思恩格斯眼中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思考，集中表现在他们于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写的序言中。在该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在这两段话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俄国革命的问题分解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俄国的现代化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阶段而直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是俄国革命如何可能。在这两个问题中，前一个问题以后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后一个问题又需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背景。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把俄国问题的解决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框架之中，并勾勒出其逻辑链条。在这根链条上，俄国革命是解决俄国问题至为关键的一环，它使俄国的现代化出现了两种可能性：或者是俄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这就可能使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或者是俄国选择同西方一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可避免地遭受资本主义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从马克思恩格斯勾勒的这一逻辑链条中可以看到，俄国问题的研究的确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历史规律的又一扇窗户。如果说英国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原型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提供了现实根据，那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经验原型就为他们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构想提供了现实根据。但是，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19世纪80年代才刚刚兴起，马克思恩格斯还无法对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当然也无法揭示其规律，所以他们才会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平台去思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俄国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未完成的研究。而这一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未完成的研究，是由列宁完成的。

列宁研究俄国问题始于19世纪90年代，这距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俄国问题仅有十多年的时间。但就是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中，俄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得相当迅速。到1890年，俄国的大工厂和铁路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单是工人人数就达143万之多。工业大规模的发展和工人人数的增加，推动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仅1881年至1886年间，俄国就发生了至少48次罢工运动，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到八万。除此之外，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也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这些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人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一事实表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也日益壮大，已经具备了与资产阶级抗衡的力量。列宁正是依据这些事实，从世界历史规律的高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观点作了新的阐释。列宁认为，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既可以从事实层面来解释，也可以从历史规律层面来研究。从事实层面来解释，是把这一构想看作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具体结论，然后从这个具体结论中去寻找适合自身需要的观点。俄国的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对待这一构想的。民粹派把这一构想说成马克思恩格斯赞成俄国社会的特殊性，以此反对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俄国，反对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否定这一构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列宁认为，民粹派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只是从事实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而没有从历史规律层面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问题的本意。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列宁以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为文本根据，从历史规律的高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阐发。列宁认为，马克思在信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他不愿意在俄国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和民粹派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对立观点中进行选择，并由此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他关心的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历史发展规律在俄国的应用问题，关心的是这种应用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马克思批评了民粹派的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对他和恩格斯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构想的曲解，指出他所探讨的是《资本论》中有关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哪些东西能够应用于俄国，同时也反对他的批评者将他在研究西方民族发展历史时提出的历史哲学理论机械地搬用到一切民族，强调“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列宁指出，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就是通过研究俄国农民村社的发展道路来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俄国问题的思路，但是没有停留在其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构想的解释上，而是联系19世纪90年代的世界历史变革和俄国社会的新发展，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新的问题。首先，列宁提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勾勒的逻辑链条中，俄国社会的发展能否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取决于俄国革命能否成功。这是基于对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俄国的认识，基于俄国依然是农民村社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一事实提出的解决方案。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决定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决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这些都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策略的根据。据此，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逻辑链条的前提进行了变换：把研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他告诫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抛弃幻想，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立脚点”。他强调：“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抗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和一贯发展，凡是这种对抗被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把它揭示出来。理论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系给以完备的说明，应当指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这样一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就成了解决俄国问题的首要问题。其次，列宁提出了从世界历史格局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及其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列宁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假设为出发点，进一步追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何能够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它以什么方式、什么姿态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正是这样的追问，建构了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补关系可能性问题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思维框架下，列宁提出了两个研究论题：一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是什么；二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怎样的，是固定不变地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心，还是可能根据历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从对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相关构想的追问到提出新的研究论题，可以看到，列宁眼中的俄国绝不会一成不变地作为世界历史中的被动的一方，而是有可能通过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到世界革命的前列，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主动的一方。这就构成了列宁研究俄国问题的新思路。列宁正是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来研究俄国，力图从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及其对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意义上，来解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俄国问题，由此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二、市场问题的解答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考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的开篇，高度赞扬列宁关于市场问题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她写道，市场问题是当时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最感兴趣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市场问题是跟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紧密相关的”。但是，由于这个小组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很差，所以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很好的说明。这个小组中的机械论拥护者通常是抽象地对待这个问题。直到列宁于1893年秋来到彼得堡，大家才了解了这个问题。列宁研究市场问题的重要特点，是“把市场问题提得特别具体，把它和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在整个问题的看法中都令人感觉到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具体环境和发展中考察一切现象的”。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这一回忆，列宁早在1893年就已经找到了解决俄国问题的路径，即通过研究市场问题来解答俄国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把“市场问题提得特别具体”，这个“具体”首先是问题的具体，即市场问题究竟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问题，还是事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列宁不是选择抽象地加以理解，而是将之置于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讨论，并揭示了这个问题在俄国的具体内容。其次，这个“具体”还是研究方法的具体，即从世界历史变革和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考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揭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如何进入这一进程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能动因素的。这两个“具体”表明，列宁研究市场问题其实是在解答前面提到的第一个研究论题，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是什么，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比具有哪些特点。

1893年，列宁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另一篇是《论所谓市场问题》。初看上去，这两篇文章是在讲经济学的一般问题，而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来考察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考察中，列宁分别从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来解答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构想中的第一个问题，即俄国社会的发展能否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列宁把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问题。一个是自1861年改革后，俄国是仍然停留在农民村社经济阶段，还是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了？这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从经验层面进行论证。这就是《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个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这是一个理论问题，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论证。这就是《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在列宁那里，前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的前提，而后一个问题又是解决俄国问题的核心。只有通过透彻地研究后一个问题，才能进入对俄国革命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从而找到解决俄国问题的可靠的答案。

《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是一篇评论性文章，其评论的对象是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南俄农民经济》是一本描述塔夫利达、赫尔松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三省农民经济变动的著作。列宁在评论这本书时，关注的不是这本书的统计数据，而是作者处理数据的方法。列宁认为，研究俄国农民经济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资料统计的问题，而是一个说明俄国经济形态转变的问题，即俄国经济是如何从自然经济形态转变为商品经济形态的。就后一个问题而言，现有的统计数据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南俄的农民经济变动，就是用来说明整个国家的农民经济变动也足够了。关键在于数据的处理者如何看待这些数据，以及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些数据。列宁指出，波斯特尼柯夫在处理数据时采用的分类方法是有可取之处的，但他的分类不是以农民的经营性质为依据，即不是以从事自然经济的生产还是从事商品经济的生产为标准，而是以经济上的获利或生产者的富裕程度为标准，这就使得他在分析南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时，只能从量上而不能从质上来加以说明。据此，列宁强调：“现在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按照经营性质（经营性质不是指技术上的特点，而是指经济上的特点）的差别来对农民进行分类。”由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分类方法，列宁对俄国经济变化中的每一种现象都作出了不同于波斯特尼柯夫的说明。比如，在说明南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小经济被大经济所排挤的现象时，波斯特尼柯夫的说法是大经济比小经济获利更多，而列宁的说法是商品经济压倒了自然经济。列宁指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的产品是不进入市场的，因而不会出现低廉的产品与昂贵的产品相遇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出现小经济因生产出来的产品低廉而遭到排挤的问题；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会出现小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大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相遇的情况，也才会出现大经济排挤小经济的现象。同样，在说明农民的收入及其对市场的意义时，波斯特尼柯夫的分析是，农民收入对市场的影响是由生产者的富裕程度决定的；而列宁的分析是，只有从商品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才会对市场起作用。列宁指出，波斯特尼柯夫不区分农民收入的性质就谈农民收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对的。农民的收入有两类：一类是货币收入，这是经营商品经济获得的；一类是财富收入，这是经营自然经济获得的。在这两类收入中，前者是进入市场的，因而会对市场起作用；后者是农民用来仅仅满足自己需要的，是不进入市场的，因而是不可能对市场起作用的。可见，单用农民的富裕程度来判断农民的收入对市场的作用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而只会把这个问题搅得混乱。比如，一个农民，他的收入是从事商品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形式是货币，并且将用来在市场上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的收入十分微薄，这种收入也会对市场起作用。反之，一个农民，他的收入是从事自然经济活动获得的，收入形式是实物，并且只是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根本不会让其进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他生活得很富裕，他的收入也不会对市场产生丝毫作用。由此可见，“任何关于农民经济及其收入对于市场的意义的论断，如果不是以计算货币收入部分作依据，那是不会有丝毫价值的”。此外，列宁还从经营方式的变化来说明农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以此证明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从农民从事商品经济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列宁指出：“如果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的目的是为了商业利益，其结果是获得大量的货币收入，而另一部分农民从事农业甚至不能满足家庭必不可少的需要，如果上等农户靠下等农户的破产来改善自己的经营，如果富裕农民大量利用雇佣劳动，而贫苦农民却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这无疑已是质的差别了。”从考察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到考察农民收入与市场的关系，再到分析农民的阶级分化，列宁揭示了俄国经济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并从中得出结论——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列宁看来，俄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经是一个经验事实，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停留在对这个经验事实的描述上，而应该从理论上研究它，说明俄国资本主义“从何产生，如何产生”。列宁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列宁之所以以市场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市场问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需要广大的国内市场的，而农民的破产却在破坏这个市场，大有使市场完全停闭、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建立之势”；就这一点而言，“我国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软弱无力、没有根基、不能囊括国内全部生产、不能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基础的东西”。列宁认为，民粹派这一观点的实质就是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适用于俄国；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想驳斥这一观点，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明市场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那么，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哪一条理论来说明这个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所在的彼得堡马克思主义小组内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与列宁同时来到彼得堡的格·勃·克拉辛主张的，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图式来讲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一种是列宁主张的，用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理论来讲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列宁按照这两种观点制作出两种不同的图表：按照克拉辛的观点制作的图表，是以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普遍和绝对的统治地位为前提，讲一般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列宁自己的观点制作的图表，是考察自然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列宁认为，克拉辛的图表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俄国的经济还处在向商品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在俄国占普遍和绝对的统治地位。用这个图表是不能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的；如果硬要用它来说明，那只会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看成一种偶然现象，这就为民粹派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适用于俄国的观点提供了论据。相反，他自己的图表讲的是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而俄国的经济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因此是切合实际的。列宁运用这个图表分析了俄国从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社会分工的出现促使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另一个是市场竞争促使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列宁认为，正是这两个关键环节显露出社会分工和市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即“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那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同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必然会引起农民的分化，从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交换的密集又会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有效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这就从理论上理清了俄国的国内市场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说明俄国的国内市场来自俄国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的过程。在这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在俄国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应的，农民的破产绝不是破坏俄国的国内市场，而是引起农民的阶级分化，标志着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民粹派有关俄国没有自己的国内市场，农民的破产是在破坏国内市场的论点。

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就是他的上述基本观点的展开。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在于，通过历史的考察论证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及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基础。这一事实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有类似之处。在这一点上，绝不能说俄国的资本主义是外来的，是外部强加给俄国的，或是人工培植起来的；而应该承认它是从1861年的农民村社改革中生长出来的，是俄国社会分工和国内市场形成的结果。第二，俄国无产阶级是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基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两个特点，就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制定革命策略的依据。

从《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到《论所谓市场问题》，再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把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来社会发展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阐释了俄国作为世界历史研究的经验原型的重要意义。这个重要意义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类似的历史过程，因而俄国必然也是在自身的现代化运动中积蓄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并可能使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走到世界革命的前列；而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了世界革命的主动性的时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博弈中，在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找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点，并争取这一革命的胜利，进而使俄国成为世界强国，从而彻底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很显然，这是一个可以用来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经验原型。正是这一理解，构成了列宁研究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视角。

三、世界革命中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在解答前面提到的第一个研究论题时，实际上就已经引申出了第二个研究论题，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是怎样的。在解答这个论题时，列宁也像解答第一个论题时那样，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置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

在列宁看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首先是由其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又十分复杂。首先，俄国的无产阶级中除了在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外，还包括大量的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过程中破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贫苦农民日益暴露出他们的两重性：一是在反抗农奴制中具有革命性；二是这种革命性根源于徭役经济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因而带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这与无产阶级倾向具有对抗性。由于具有上述两重性，贫苦农民常常会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其次，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总是在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这就使俄国革命在客观上可能出现两种基本的发展道路和结局：“或者是与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保存下来，慢慢地变成纯粹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或者是革命摧毁旧地主经济，粉碎农奴制的一切残余，首先是大土地占有制”。俄国革命最后会走上哪一条发展道路，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国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为“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有利的条件。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俄国的工人运动不可能出现一个像西欧那样的议会斗争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争取俄国革命最好的结局，就只能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把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这就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阶级。

其次，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也受其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列宁在《怎么办？》中分析了米勒兰入阁事件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列宁指出，米勒兰入阁事件的一个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争执，第一次从一国的现象变成了国际的现象，这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恐怕是唯一的而且也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现象。从前，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之间，盖得派和可能派之间，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民意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争论，始终纯粹是一国内的争论，所反映出来的，纯粹是各国的特征，这些争论可以说是在不同的侧面进行的。而目前（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英国的费边派，法国的内阁派，德国的伯恩施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在这场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中，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也许会大大加强起来，足以结束早已笼罩于欧洲的政治反动局面？”这一论述揭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社会主义文化观念与修正主义文化观念的对抗和斗争，揭示了两种不同观念主导下的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在这个国际性的对抗和斗争中，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同时又因各自的特点不同而在这个整体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方向起到极不相同的作用。列宁比较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性和先进性来阐明其国际意义。列宁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将要遇到无比严峻的考验，将要同凶猛的怪物作斗争，宪制国家中的非常法同这个怪物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现在向我们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当前任务都更革命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即摧毁这个不仅是欧洲的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亚洲的反动势力的最强大的堡垒，就会使俄国无产阶级成为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通过这一对比，列宁重新思考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情况，即不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平台，而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平台。这就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的环境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新的机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抓住了这个机遇，领导了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历史命运。这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的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至于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在这个变化中走到世界革命的前列而成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平台，则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先进性。

最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还受到世界范围内民族运动发展状况的影响。列宁认为，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达到什么水平，是与其现实基础相联系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19世纪80年代还是以传统的农民村社经济为基础，因而不可能成为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力量。就此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为平台，并成为其补充形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进入19世纪9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村社经济了，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运动。列宁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民族运动：一种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另一种是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这两种民族运动，就其商品经济基础来说，并没有区别，都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都要求建立民族国家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就其政治原则来说，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的目的是保障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它只是要求建立保证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国家，而反对东方建立这样的国家，因而是片面的，其结果必然造成东西方民族的不平等；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民族运动则是以“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为纲领，它直接反对西欧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是真正全面的、具有普遍性质的民族运动，这种全面性和普遍性使它能够以一种新的理念集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以第二种民族运动作为自己的基础的。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基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还因自身的特点而成为可能改变世界历史格局的重要力量。

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工业远不如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达，无产阶级的人数也远不像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多，但是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格局的变化中，看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看到了其改变俄国命运的可能性。这些构成了列宁提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制定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客观依据，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俄国的崛起也明白地向世人展示了俄国革命对于研究世界历史变革的意义。

只要从历史哲学的观点出发，将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解答与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解答作一个对比，就会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在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与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互动中实现的——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从外部打断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进程，改变其原有的发展方向，并使之按照新的方向发展，才能实现它的普遍性，证明它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作用和价值；而低级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旦遇到从外部激活它的因素，就可以借助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一切文明成果，加速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创造出新的文明形态，成为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在更高文明层次上发展的相互补充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解答向我们展示了前一条规律，列宁的解答则向我们展示了后一条规律。从这个角度看，列宁并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而是通过考察19世纪90年代俄国经济社会的变化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机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纸质版）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