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彰显了中国在古典学领域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不仅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古典学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反映出中国学者对古典文明研究的视野正在从“引进—吸收”阶段迈向“再阐释—再创造”新阶段。古典学研究的内涵正经历重新定义的过程，在古希腊罗马研究之外，古代中国、两河流域、印度、埃及等文明研究都被视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古典学”不再是狭义的“西方古典学”，而被理解为一种面向人类早期文明总体的研究范式。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因而拓展为三个紧密联系的维度：世界古典学，以世界各文明的典籍和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化为研究对象；中国古典学，以中国先秦时期典籍及其承载的文明内涵为研究对象。作为世界古典学的源起和典范，西方古典学为中国古典学提供重要镜鉴和丰富启示；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加强与中国古典学的相互借鉴与深度交流，既有助于增进对中西文化异同的理解、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也有助于推动世界古典学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性提升。
与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蓬勃发展态势相比，西方古典学近年来在欧美高校中正面临严峻挑战。2025年8月，芝加哥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因财政压力宣布暂停包括古典学在内的多个人文学科研究生招生项目，被视为人文学科危机的缩影。事实上，这一趋势早有征兆，此前就存在关于古典学未来发展前景的激烈辩论。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汉密尔顿在2022年出版的《自鸣得意：古典学及其在高等教育的失位》中更是直言，西方古典学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逐渐丧失了公共影响力与学术自信。该学科长期沉溺于自我重复与象牙塔式的思辨之中，对当代社会议题（如种族、性别、殖民与生态问题）反应迟钝，导致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滑。如今，古典学不仅面临学科边缘化的风险，而且遭遇学生人数锐减、经费削减的现实困境。昔日被视为人文教育核心的“希腊—拉丁传统”，正在逐步退出西方大学的主流舞台。
实际上，自18世纪末古典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创立以来，西方社会内部便不乏对该学科研究价值取向的争议。从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者到20世纪的后现代学者，批评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古典学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其研究是否过于封闭等问题上。这些争议与当下西方古典学在欧美学界的境遇存在着密切关联。那么，西方古典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哪些问题？为何这门传统学科在当今的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陷入窘境？在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时，应该如何汲取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立足中国、观照世界的学术路径？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西方古典学兴起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也为正在构建的中国古典学提供重要镜鉴，避免陷入“西方话语中心”，在文明互鉴的框架下确立自身研究的主体性。
一、 西方古典学提供的历史经验及其存在的局限
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是一项具有深远学术意义与文化影响的系统工程。所谓“构建”，并非意在照搬西方古典学的既有体系，而是在全面了解其学科传统、研究路径与思想脉络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西方古典学在当代中国学术格局与文化语境中的定位。换言之，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意味着在吸收其知识体系的同时，注入中国学界自身的理论关怀与价值取向，形成独立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
西方古典学在过去两个多世纪中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涵盖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美术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这些成果为理解西方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这一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伴生出若干问题。从将古希腊、古罗马强行绑定为“西方文明源头”的中心主义叙事，到将雕塑“白色理想”与种族优劣挂钩的美学偏见，再到对奴隶制度、性别关系、殖民暴力等历史议题的刻意忽视，反映出西方古典学长期服务于特定文化认同的隐性逻辑。
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在借鉴西方古典学研究经验的同时，更应以批判性的态度审视其意识形态前提与知识建构机制。目前，国内关于西方古典学的论述多强调其对西方文明与人文教育的积极影响。然而，自近代以来，西方内部一直存在对古典学传统的批评。要全面认识这一产生于近代西欧的学科，必须同时看到其理论与价值层面的局限。
西方古典学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在社会大众与学界的认知中，古代希腊罗马常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但事实上，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并不自认为“西方人”，他们的文化中心多在地中海东部，与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关系密切。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出于自身文化立场，将古希腊罗马与“西方”捆绑，同时将拜占庭与伊斯兰文明排除在外，构建出一种“西方文明连续性神话”。这种叙事模式在19世纪被广泛用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文化自证，也成为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的重要思想支撑。直至今日，这种历史叙事仍影响着古典学研究和教育体制，使“古典”与“西方”在观念上被固化为同义词。
古典学中一度盛行的种族主义观念也应受到警惕。18至19世纪的一些西方学者将古希腊雕塑的“洁白之美”与白人优越性联系起来，塑造出“文明即白色”的审美神话。直到20世纪末，考古技术才揭示古代雕塑原本色彩鲜艳、并非“纯白”。而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根据模糊史料虚构“印欧人入侵希腊”的叙事，将古希腊辉煌归因于人种。这为种族等级论提供了学术伪装，并在20世纪前期被纳粹文化政策所利用。尽管当代学界已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批判，但“白化”视觉传统与文化想象仍在大众教育与艺术传播中长期存在。
西方古典学内部存在“爱希腊情结”，一定程度上导致对古典文明的盲目崇拜与道德遮蔽。德国古典学家洪堡在1793年的信中曾为奴隶制度辩护，认为奴隶制“解放”了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人，使其得以创造“高贵”的文化成就。此后，美国南方思想家亦援引古希腊、斯巴达的例子为奴隶制辩护，声称其有助于文明进步。这种论调反映出古典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伦理盲区，即对古代文明的辉煌建立在奴役他人的不公基础上视若无睹。自启蒙时期以来，一直有思想家对这种盲目崇拜提出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法国雅各宾派模仿古代民主导致悲剧，因为他们混淆了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古典共和与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代议制国家的本质区别。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认为，雅典民主本质上是少数自由人对多数奴隶的统治。美国早期政治思想家潘恩、萨姆纳等人亦提醒，古代希腊罗马虽崇尚自由，却以暴力与奴役为前提，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平等与博爱。
尽管19世纪以来的研究揭示了奴隶制度的残酷现实，但对古典文明的过度美化依旧普遍。许多西方教材与普及读物仍将奴隶制轻描淡写或视为“必要之恶”。至今，西方学界对古典世界仍存在理想化倾向。比如，以剑桥学派的斯金纳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强调罗马共和传统对现代政治自由的启示，认为其理念仍具有当代意义。
总体而言，西方古典学的传统既孕育了人文精神，也深藏权力、种族与伦理的阴影。可见，古典学不仅是学术领域的问题，也关涉文化教育的导向与社会价值观的形成。面对这一复杂遗产，中国学者在研究与教学中需警惕其隐含的意识形态前提，以更开放、批判和跨文明的视角重新理解“古典”与“西方”的关系。
二、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跨学科优势与文明比较视野
从学科体制来说，欧美高校的西方古典学长期作为独立系科存在，学科内部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美术与考古为支柱，形成相对完备的教学与研究体系。近年来，由于缺乏与社会现实及跨文化议题的有机联系，古典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日益边缘化，甚至被视为“精英教育”的象征与财政紧缩的优先裁撤对象。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古典学单纯的译介，而是逐渐开展跨学科、多层面的深度研究与学术对话。与欧美大学将古典学设为独立学科的传统不同，中国高校的古典学研究多分布于哲学、外国文学、世界史、艺术史等不同学科之中。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格局虽缺乏统一的制度框架，却具备较高的开放性与融合性。它有助于将古希腊、古罗马置于古代世界多元文明的互动网络中加以考察，从而拓展研究视野，突破传统古典学仅以古希腊罗马为文明典范的单一叙事。
近年来，欧美学术界亦在反思“Classics（古典学）”这一学科概念的历史局限。一些学者提出应将其更名为“古典文明研究”或“地中海世界研究”，并主张打破学科壁垒，将古典学研究者分散至哲学、文学、历史与人类学等更具包容性的领域之中。这种改革不仅反映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也揭示出古典学概念本身的可塑性与开放性。对中国学界而言，这一趋势提示我们：所谓“古典学”并非一个静态、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可以被重新定义、重组和再阐释的学术形态。
总体而言，我国对古希腊罗马研究的起步较晚，其学术传统与西方古典学的形成背景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学界对古典学的兴趣，源于人文教育的普及、世界文明史研究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要，而非如西方那样服务于“文明起源”叙事或文化自我认同的建构。因此，西方古典学传统中所潜藏的种族、性别与文化中心主义等问题，目前尚未在中国学界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然而，自21世纪初“西方古典学”概念在国内传播以来，其对研究取向的潜在影响已逐渐显现。必须指出的是，当今国际古典学界的主流议题与研究范式仍主要源自西方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其理论关怀往往以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现实为背景。若中国学界在研究中仅沿用这些议题而缺乏自主的理论创新与问题意识，便可能陷入被动局面。
因此，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其根本目标不在于形式上的“引进”或“移植”，而在于在本土语境中形成具有独立学术立场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框架。中国学者应从自身的历史经验、思想传统与现实关怀出发，重新审视古希腊罗马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位置，探讨其与古代东方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影响；同时，应以比较文明的视野，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路径与相互塑形机制。更为重要的是，应借助古典学的思想与材料，回应当代中国在人文教育、价值认同与全球文化交流中的现实问题，使古典学成为理解现代性、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有效工具。
三、本土化创新与学术交流互鉴的多维度实践
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问题，更关乎中国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话语权、文化表达力与理论创新力。在批判吸收西方古典学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应形成具有中国学派特征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体系，避免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成为单纯的模仿者与追随者。如此，中国的古典学研究才能更好地在世界学术体系中获得话语权，为全球人文学术的发展贡献独特的中国经验与视角。
强化批判性与反思性研究能力。在借鉴西方学术成果时，应审视其历史前提、意识形态逻辑与方法论局限。比如，在研究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既要关注雅典城邦制度与思想，更需考察奴隶、女性及外来居民的处境，全面理解古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在古罗马法律、宗教与艺术研究中，也应避免单纯赞美其辉煌而忽视社会不公与制度缺陷。
推动跨学科与比较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学长期以古希腊罗马为研究核心，忽视其与古代东方文明的互动。中国学者可将古希腊罗马置于古代世界多元文明网络中，结合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文明进行对比研究，探索文化交流机制。借助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及社会史研究方法，形成跨学科研究范式，拓展学术视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话语体系。
推动国际学术对话与本土化创新并行。学术交流互鉴不应简单追随西方学界关注的议题，而应提出原创性问题，如古希腊哲学与儒家思想、罗马法与中国古代法制的比较，或地中海与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研究等。本土化问题意识将使中国古典学从“翻译与引介”转向在国际学术体系中贡献独立理论。
构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是对学科传统的继承、创新与超越，需要深刻理解西方古典学的成就与局限，立足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从理论创新、研究方法等层面推进。通过批判吸收、跨学科整合、本土化创新的结合，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不仅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也能为全球人文学科发展贡献独特中国经验与文明视角，使“古典”不再仅是西方文化象征，而是成为理解人类文明多元发展的桥梁。这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也是中国在全球文明研究中发挥自主话语权、推动人文学科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