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古典学的根本宗旨是对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的欧洲文化的寻根和认同，它不是封闭的民族之学或国别之学，而是全欧洲共同的区域之学；在中国，我们使用“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概念，如果仅用“古典学”为“国学”增加一个别名，那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谓“中国古典学”应该意味着对传统“国学”观念的超越与更新。
我们应该承认，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向性、保守性的。这是因为“国学”本身就具有“保守”（保持和守护）的功能。虽然一些学者也运用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等现代学术方法，但不少学者仍然固守狭义的“国学”立场。完全在国学的范畴内研究国学，那就是狭义的“国学”，而不是“古典学”。古典学与国学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具备学术视域的开放性、跨界性、跨国性或区域性。
如果我们承认“古典学”是开放性的区域文化认同之学，那么“中国古典学”在外延上就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中国的国学研究、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和中国的“东方古典学”研究。其中，国学是“中国古典学”的中心、重心或立足点，而“西方古典学”和“东方古典学”则是“中国古典学”的自然延伸，也是它的学术视域。换言之，中国学者对西方古典学、东方古典学的研究，也属于“中国古典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两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西方学”和“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学”。
所谓“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学”，也就是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古典学。事实上，“东方学”也是外来的学科概念。西方有西方的东方学，日本有日本的东方学，中国有中国的东方学。需要强调的是：封闭的“国学”可以忽略“东方学”，但在中国古典学的视域中，东方学则不能被忽视。中国古典学要在此前的“国学”基础上有所更新和突破，就必须立足于中国，放眼世界，包括亚洲或东方各国，从而形成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古典学。
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学作为对传统“国学”的突破，首要关注中国古代典籍的外传及影响问题。当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者注意到中国古代典籍在东方各国的流布、翻译与影响，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就进入了“东方学”的研究领域。当中国的古典学研究者将中国的古代典籍与东方国家相关的古代典籍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比较中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价值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定性与定位的时候，那也就进入了“中国的东方学”的研究领域。
这样看来，“中国古典学”与“中国东方学”具有交叉、叠合和连带关系。关注现实问题的东方学，属于“区域国别学”即“区域国别东方学”；关注历史文化问题的东方学，则属于“分支学科东方学”，包括东方文学、东方史学、东方哲学、东方美学、东方艺术学等。而“分支学科东方学”又需要在分支学科的基础之上将分支学科予以学科整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整合形式就是“东方古典学”。因此，东方古典学研究就成为中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东方古典学研究也就自然成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说中国的“东方古典学”是“中国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东方之典”与“中国之典”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或叠合的。东方之典就是中国之典；反过来说，中国之典就是东方之典。这两者是互存互化的关系。例如，中国的儒家经典实际上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古代典籍，中国的古典文学即中国的“文典”，包括汉字本身及汉诗、汉文等，也是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典。而从印度佛教经典中翻译过来的汉译佛典，使得印度佛教文献得以中国化，与南传佛教的佛经翻译一道，使得印度佛典实现了东方化，佛典便成为“东方之典”。在这样的互存互化的运动中，东方民族经典成为东方区域经典。成为东方经典的民族经典，更加巩固了其经典地位。而且，这样的“古典”古而不僵，它们不是一堆死的典籍文物，而是在不断地传播和运动中保持着自己的生命活力，成为鲜活的文化形态，可供那些有能力接触和解读古典的人们“数典忆祖”，认知东方共通的历史，认同东方共同的文化。
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学，其学术立意是从中国古典学看到并走向东方学。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中国东方学的产生正是由中国古典学走向东方学的结果。换言之，中国古典学视域中的东方学，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国学研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我国近现代人文学科领域第一流的学者大都是国学家，站在古典学的学科立场上看，他们所做的大都不是传统的、封闭的国学研究，而是具有区域文化、世界文化视域的古典学研究，而这种古典学研究常常需要具有世界眼光。像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陈垣、傅斯年、汤用彤、梁漱溟、季羡林、金克木、朱谦之、饶宗颐等近现代学术史上的著名学者，他们既是国学家，也是古典学家，更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学家。狭义上的“国学家”并不能概括他们的成就。从“国人之学即国学”这一广义的国学观点看，近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的东方研究体现的是国人的立场、国人的思想与智慧，所以属于广义的“国学”。而广义的国学的核心部分就是“中国的古典学”，延伸部分就是中国的“东方古典学”。
中国古典学具有强烈的区域文化认同感与区域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功能属性，这种文化认同感与文化建构功能是在对“中国东方学”的研究过程中延伸出来的；同样地，“中国东方学”的“中国”属性，就是在“中国古典学”的立场中显示出来的。中国古典学越是具有“东方”属性，它就越能强化“中国古典学”的“古典学”属性，也越能实现对传统国学的超越与更新。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儒典的原创性及对周边东方国家的流布与影响，相当于古希腊典籍对后来的欧洲各国的影响。而中国对来自印度的佛典的汉译、研究与创造性转化，也类似于古罗马对古希腊文化的继承、翻译与创新性发展。因此，不妨认为，“中国之典”在东方的地位就仿佛古希腊罗马典籍在西方的地位。这样说来，“中国之典”就是“东方之典”，“中国古典学”也一定具有“东方学”和“东方古典学”的气质。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日语语言文化学院/东方学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