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特别注重工夫的投入，在文本考证、义理分析、文字表达、治学谨严诸方面，皆作出了典范意义的贡献。陈来先生极为重视研究的内行性、学术性、专业性，反对浮泛、空疏、嫁接之风。其朱子学研究所采用的考证、分析、比较之法，内在契合客观阐释朱子哲学的学术追求。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具有平实、严谨的学术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建立在沉潜工夫的基础上。陈来先生超迈前贤的杰出成就表明，只有沉潜工夫才能使学术之业久远广大。
关键词：陈来 朱子学 沉潜工夫 平实严谨
宋明理学被视为儒学的一大高峰，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体系的广大精微和影响深远，罕有人及。自南宋以降，学习研究朱子学就成为所有士子的必要功课；朱子学研究水平的深浅，往往成为衡量某一时代儒学水准的重要尺度。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朱子学研究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就思辨性、严密性、切己性而言，朱子学可谓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皇冠”。而且，朱子学以其在东亚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天然具有国际之学、比较之学的意义。故就东亚视野而论，有观点认为，明清以来一段时间，朱子学的中心其实并不在中华本土，而在朝鲜甚至日本。[1]那么应追问的是：就当今而言，朱子学的研究中心是否在中华本土呢？众所公认的是：自陈来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投身朱子学研究、取得系列标志性成果以来，朱子学研究的中心和高峰就在中华。[2]
陈来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大家，四十余年来精业笃行，勤耕不辍，在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中，朱子学研究无疑具有奠基性和标杆性意义。窃以为，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最大特点是工夫的沉潜和方法的切当。这种沉潜工夫包括文献解读、义理分析、文字表达等方面，体现于他的治学态度、方法之中。陈来先生朱子学的典范性研究，就是沉潜的工夫、分析的方法、平实的态度的结合体。这在与其他现代朱子学名家相较时，尤为突出。其朱子学研究作为工夫、方法之典范，不仅具有现时代的意义，同时具有继往开来、跨越时代、超出国界的普遍意义，洵为治朱子学之圭臬。
一、研究工夫：沉潜反复
朱子在论及其治《大学》心得时，道出了如下值得铭刻之言：“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3]朱子所言，实在“工夫”二字，认为只有相应的工夫，才能有贴切的认识、同情之理解；没有相应工夫，则必无法读出对方用意所在。朱子特别重视“沉潜反复”之功，对此屡屡言之，强调沉潜工夫指向文本意义的涵泳体贴。《中庸集解序》曰：“必沉潜乎句读文义之间，以会其归。”[4]《中庸章句序》说：“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5]朱子认为，对《中庸》要旨的领会是沉潜多年、反复熟读精思而恍然有悟的结果。《近思录序》要求学者熟读二程周张之书，做到“沉潜反复，优柔厌饫”[6]；晚年他告诫学者读《尚书》的方法是，“使读者姑务沉潜反复乎其所易，而不必穿凿附会于其所难者云”。[7]沉潜就是全身心浸润于文本之中，专心致志，持续用功，循序渐进，反复体察，由易到难，由浅至深，由表及里，不可穿凿附会，最终达到优柔厌饫、深得其意的效果。朱子《书画象自警》提出“沉潜乎仁义之府”[8]，即在仁义上反复持续用力。此外，朱子关于沉潜工夫的用法多与“义理”“道理”“玩索”“理会”“专一”并用，如“沉潜义理工夫”（《答林择之》）[9]，“学者理会道理，当深沉潜思”，“须沉潜玩索”，“须沉潜玩绎”，“且要沉潜理会”，“子细沉潜去理会”[10]。朱子认为：“若能沉潜专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养性之法。”沉潜不仅是研究义理的工夫，而且是修养身心的工夫。“如今读书，须是加沉潜之功，将义理去浇灌胸腹。”读书须沉潜，等待义理自然涌现于自家心灵，好比水之浇灌，自然而生，非强探力取。朱子指出：“读书如炼丹……读书初勤敏着力，子细穷究，后来却须缓缓温寻，反复玩味，道理自出。”意即读书好比炼丹，要经过仔细穷究、缓慢温习、反复玩味的沉潜过程，不可贪多求速。朱子特别欣赏韩愈《石鼎联句》的“磨砻去圭角，浸润著光精”诗，赞此诗体现出沉潜义理浇灌心胸之意：“只是将圣人言语只管浸灌，少间自是生光精，气象自别。”[11]
而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正是沉潜工夫所致，实合朱子所教。他在《朱熹哲学研究》后记中直言，该书是反复沉潜工夫所得，非率意之作：“本书所论朱子之学，其中诸说虽经反复沉潜，皆非出于一时之得。”[12]不仅如此，陈来先生还以是否具有沉潜工夫作为评价学人学术的尺度，如他在给杨柱才《道学宗主：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作序时即肯定作者“学问风格一如其人，笃实无华，沉潜不浮”[13]。沉潜作为陈来先生治朱子学的根本工夫，在考证、分析、文字、风格等方面皆得到充分体现。
（一）真积力久的考索之工
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下了多大工夫，我们可通过他本人自述和学者评价来印证。
一是手工抄写。在前电脑时代，陈来先生采用抄写朱子原文制成卡片的手工方法来开展研究。他说：“那个时代也有具体的方法，那个时候我研究朱子也做了很多卡片。那时候自己手里没有书，都是借的图书馆的书，就是抄。”[14]他认为相对于现代技术化的拷贝复制，抄写虽然是慢工夫，但其效果却非拷贝可比，“你抄过一遍那就不一样了”，对文字意义的理解就加深了。
二是资料争夺。对做论文时代的陈先生而言，除了抄写外，更麻烦的是资料缺乏。那时候朱子学的基本资料，包括《朱子语类》等都没有现代版，有时甚至需要采取竞争的方式去获得有限的阅读资料。他曾跟另一位朱子学大家蒙培元先生发生过有趣的“争先恐后，你催我赶”的“借书争夺战”。他说：“我做论文老得借朱子书，我刚借了后边就有人催我，催完了我还了，我再催他。”[15]在这种“借书循环赛”中，暂时借得书的一方必然是穷尽其力去阅读摘抄，全身心投入研究。
三是人脑检索。陈来先生自述他对朱子本人的所有文献都涉足过，最先从《朱子年谱》读起，然后对《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皆下了很大工夫。他曾持续不断地扑在《四部备要》本《朱子文集》上达一年之久[16]，这使他写出了被答辩专家认为“有说服力、有创造性”的硕士论文《朱子理气观的形成与演变》。完成硕士论文并留校后，他曾花三个月时间通读《朱子语类》数十遍。当时为了完成邓艾民先生交代的审校《朱子语类》的任务，他对读18卷的叶士龙《语录类要》与140卷的《朱子语类》，从中找出一百多条《朱子语类》所没有的材料。他采取的阅读方式是：“先看《语录类要》第一卷，把第一卷看得很熟很熟，再去翻《朱子语类》，《朱子语类》中有的我就放过去，没有的那几条就抄下来；然后看第二卷……所以我至少翻了十八遍《朱子语类》。当时弄下来发现多出来的材料有一百多条。”[17]可见这番工夫所下之深，完全是凭借大脑强记工夫，来开展犹如现在电子资料的检索之功。此番苦读成果就是他奉献给学界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该书通考两千多封朱子信札，逐一确定其写作年代，对于把握朱子思想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数十年来研究朱子学的必读之书。书甫出版即获得海内外朱子学大家的交口称赞。陈荣捷先生认为，该书“如是旁证直引，内外夹持，治学若是之精详，可谓严密之至”，认为这是远超前人的著作，“远超乎王懋竑、钱穆之上”，并“深信此书将为划时代之作也”。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该书体现了“深厚的功力”，作出了“精审确凿的考证”，“是一本极见功力的著述，也是一本具有广泛作用的著述”。[18]日本学者吉田公平认为，该书“无疑是对朱熹研究的巨大贡献”，指出“只有在确实的考证基础之上，理论研究才能深入”。[19]有意思的是，陈先生的文献考证之学并非受冯友兰、张岱年两位先生影响，而是不自觉地接续上了近三百年来的学术史思路。他说：“注重考证，由考证而论义理，这实际上是三百年来朱子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我开始朱子学的研究，正好就合上了这个路数。国内有的学者研究朱子仍是从概念范畴的角度，这个路数一上来就偏离了三百年来学术史的内在理路，其成果也就注定不会太大。”[20]他还指出，这种考证是研究专业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并非空泛地谈论理论、文化所能取代，“你要做真正专业化的研究，那你就不期然地要走上这个路子”[21]。
这种注重文本的考证工夫贯穿于陈来先生治学始终。如在他年逾七十之后出版的《朱子的哲学世界》中，仍有大量关于朱子文本的考证研究，涉及《皇极解》《克斋记》《太极解义》等重要哲学文本，考察了其中先本、改本、定本等的异同，由此确定了朱子思想的变化过程及其最终定见。文献考证工夫为陈来先生开展朱子学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考证虽上接清儒，但并不同于清儒为考证而考证，而是服务于朱子哲学问题研究，如“理生气也”“心统性情”等的解析。陈来先生的考证工作，符合当时世界朱子学研究重视文献考证的总体方向，中国朱子学研究也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高度。[22]
（二）“见得它妙处”的义理之工
朱子指出：“凡看文字，须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举杜子美诗云：‘更觉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画，只见得是画一般；识底人看，便见得它精神妙处，知得它用心苦也。”[23]陈来先生所认同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学理念与此正相契合，即体贴古人思想用心所在，也与他一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追求相一致。陈来先生的治学志向就是做出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力求历史地、如实地阐明古代哲学的思想、命题和范畴”[24]。故他研究朱子学的三部专著，皆是忠实的述朱之作，而不以阐发个人见解为主。但是正如画画一样，照着画更能体现良工与劣工的区别。他说：
哲学史研究也要基于文献的考察和深度解读等，都需要细密的分析力、高度的理解力和全面的观察力。如果从积极的“诠释”角度看，哲学史研究更不是“照着”那么简单的了。所以哲学史研究的领域充满了能动的创新的可能和需求，充满了创新的智力竞争。可见，哲学史的研究同样要“接着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哲学史的创新与哲学的创新同样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的话。[25]
上述一番论断，指出了哲学史研究的困难与创新，可谓道前人所未道，显然是以陈来先生关于朱子的研究为依据的，是发自内心的甘苦之言。陈来先生非常注重即哲学史言哲学的传统。他说：“哲学史研究本身就是哲学活动。这也是我们一个好的传统。”[26]陈荣捷先生曾评价《朱子哲学研究》具有三个“异常”：“叙述异常完备。分析异常详尽。考据异常精到。”[27]此三个“异常”恰恰道出了该书精准洞见了朱子精神的妙处，知得了朱子的用心苦处，是“实觉良工用心苦”之作。这一点体现于全书关于朱子哲学诸多命题的分析中，如理气论之理气先后、动静、理一分殊、理气同异等；又如对朱陆之辩的分析，被陈荣捷先生赞为“最见精彩。描述鹅湖之会（1175）之文章，汗牛充栋，而从未有如是之高明者”[28]。他评价该书关于朱陆之分歧不在性即理与心即理，而在为学方法之不同的观点，“与众大异，实足以打开研究朱陆之新区域”[29]。这些评价是非常中肯的。即以《朱子的哲学世界》而论，首篇《朱子对〈洪范〉皇极的诠释》就强调朱子的“皇极”解仍然是从学术和思想的角度着眼，而非流行的出于政治说。窃以为，陈来先生之说更能体贴朱子的“良工用心”处，更能见得朱子精神妙处。陈来先生以客观了解、细致分析作为治学的基本功。他指出：“客观的了解、细致的分析，这些都是哲学史的基本功夫。有了这些功夫，结论才会准确到位。”[30]他对朱子哲学命题的贴切解析，充分显示出过人的分析工夫。这种分析工夫常能力透纸背，烛幽显微，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比如他对于李栗谷理气论的新论，即基于对“发”的两种意义的辨析，认为同一“发”字，“发于”和“发用”分别指向未发和已发。
（三）内行之学与文字之工
朱子对《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用词之精准极为自信，认为每一个字皆如在秤上称过一般，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偏不倚：“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子细看。”“《论语集注》如称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学者不肯用工看。”“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31]朱子认为其《论》《孟》之注不仅在义理上妥当，而且在文字上恰到好处。朱子特别讲究文字之功，他对《四书》注释的反复修改，很多时候是为了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字眼，而并非思想上有多少变化，比如“知至”是解释为“知到”还是“知尽”，“止于至善”是“至于是”还是“止于是”等。
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用词精准、严密、简明、清晰、平实，近四十万字的《朱子哲学研究》语言简洁明了、干脆利落、清晰通透，读来令人有字字不可放过之感，体现了精审的文字工夫。这一点与近代治朱子学名家那种或摇曳生姿、或故作高明、或中西文白夹杂的笔法相比，适相对照。这种文字工夫的差异，在我看来，恐怕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内行之学的自我定位。陈先生持客观研究立场，要求“历史地、如实地阐明古代哲学的思想、命题和范畴”，即原原本本地“照着讲”，强调文本的制约性，体现了“我注六经”的精神，这与朱子解经力求发明圣贤原意和本意的宗旨是一致的，朱子特别反对“自作一片文字”的以己意解经的做法。这一点说来容易，其实很难。很多研究者喜欢站在自我立场来阐发朱子思想，故在与朱子的诠释对话中，个人前见往往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有的诠释者基于自身的哲学理论展开对朱子的判教式解读，有的诠释者则是基于自身的价值关怀以彰显朱子作为士大夫的现代政治意义。他们并不追求以朱述朱，甚至并不太采用朱子的原文，这些高明的诠释者虽然具备卓越之资，但并无意成为朱子的知音、朱子学专家。但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领域则很早就立志成为专家之学、内行之学。[32]他曾在访谈中专门强调了此点：
什么叫内行？内行代表着某个学术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学统、训练以及内在的评价体系和标准，也包含着由学术经验累积而成的直觉。我认为，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尊重内行，由此滋长了一种浮泛的学风。……切不可认为：在学术领域可以“打游击”，粗知一点最新流行的理论就可以包打天下。……必须尊重内行与学术性（scholarship）。如果背弃这些观念，不仅会耽误一代青年学子的学术前程，也会使中国学术长期滞后不前。……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中国学术又到了一个关口。一定要提倡学术性，尊重专家内行，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学术大国。[33]
陈来先生认为，内行之学代表了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传统、学术训练、内在评价，甚至包含了由“经验累积而成的直觉”。而这些都离不开长期的训练之功。没有持续专注的投入，就不可能由一个外行转变为内行。至于由经验而来的直觉，更是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学术感觉，是长期浸淫于某一领域才可能具有的。陈来先生由此指出，是否尊重内行之学，可以视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生态优劣的衡量尺度：是坚实可靠，还是浮泛无根？他批评了那种“打游击”、跨领域、追时髦、装理论的学风，认为这将误人子弟，最终危害国家的学术根本。他强调只有尊重专家内行之学，倡导学术性，中国才能成为学术大国。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就是专家内行之学的典范，在最表层的文字工夫上也自然显现出来，可谓“诚于中而形于外”。
另一个因素是义理精熟。所谓文字其表，义理其里。朱子哲学不仅在广博性上非同寻常，而且在义理的深度、密度上也罕有其比。朱子在继承前人学术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以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为基点的理性主义哲学”的体系，“以理一分殊的宝塔式结构，终于建立起一座宏伟的哲学大厦”。[34]因此，朱子哲学诠释用语的贴切精审与否，实取决于对朱子义理的把握能力之大小。只有义理娴熟，才能文字自如，反之亦然。陈来先生的朱子学论述下笔精准、简洁明了、分析严密的原因，就在于他对朱子义理了然于胸，故能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而直指要害。譬如对朱子学理气关系的理解，面对逻辑在先还是时间在先的看法，他提出应当区分朱子哲学的构成二元论与本源一元论，并在梳理朱子理气关系说演变历史的基础上给出朱子晚年定论是逻辑在先说。在对太极动静的理解上，他提出“太极含动静”指本体之微，而“太极有动静”则是指本体流行。在对理一分殊的分析中，他提出该命题除了具有道德原则的普遍与特殊、统一与差异的意义外，在朱子那里还具有宇宙本体与万物之性、本原与派生的关系。关于理气同异，他认为此其实主要指人性与物性的异同，朱子直到晚年才从质、量两方面解决性的普遍存在与人性特殊于物性的难题。又如关于未发已发，他指出中和旧说是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的性体心用论，中和新说则是心统性情的性为未发、情为已发，并与主敬致知工夫论相结合。关于朱子的气质之性，学界常有误解，陈来先生指出朱子的气质之性并非血气之性，而是理气共同作用之性，本然之性即在气质之性中。他又指出朱子的心为知觉，包括能力与内容两方面，既具有先验性，又与性、理不同。心统性情主要指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这些皆充分体现了陈来先生朱子学研究所达到的专精程度。
（四）自反、分辨的严谨之工
谨严在程朱那里多指修身，如朱子认为孟子的三自反之说虽不如颜子不校的境界高，但“谨严精切，正学者所当用力处”[35]。谨严也指为文，如朱子告诫弟子：“开阔中又着细密，宽缓中又着谨严。”[36]朱子治学极为严谨，这种严谨见诸朱子注释四书过程中的反复修改，呈现于朱子与弟子讨论时的自我否定，记录于朱子易箦前三日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严谨的学术态度往往表现为自觉地自我反思、自我修正、放弃旧说。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即经过多次修改，比如最初体例依照原书文集罗列，后经师友建议，改用系年体例。该书写作历经数年，“中间几易其稿”，可见修改之勤。令人印象更深的是，他曾经通过比对叶士龙《语录类要》和《朱子语类》，找到一百多条后者所无之佚文，但后来发现这些佚文其实在《朱子文集》中，严格来说并非佚文，就立即撤回了本打算附录于《朱子语类》加以出版的这些条目。他的考虑就是出于“严谨”二字。他说：“如果日本的学者在一百条基础上再去找，不用花同样的功夫，就可能找出来一百条中不是佚文的内容。这样就让这一百条很不严谨，所以我就坚决撤回来了。”[37]
这种严谨的态度出于严格的学术要求、高度的自我期许。2021年，笔者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访学时，陈来先生跟我的第一次谈话，就讲到研究朱子学要严谨，说张岱年先生用“谨严”二字，并谈到了当前朱子学研究中不太严谨的实例，令我深受教益。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见诸他的所有文字。就朱子学研究而言，严谨性体现在考据的精到、分析的精密上，体现在对已有成说的纠正之中。这方面陈来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正是他对朱子学文献与义理的严谨研究，才把朱子学研究的精密性推向超越前人的新高度。这一点在陈荣捷先生写的书评中已有充分揭示。这里以最新版《朱子的哲学世界》为例，在《朱子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一节中，他逐一辨析关于《四书章句集注》浙东、广西、德庆、四川、南康诸本说之误。他的辨析并不依赖外在的文献资料，而是纯粹仔细解析现有文本，就得出了与流行之见截然相反的令人信服的看法，体现出极为严谨、敏锐、高明的辨析力。他指出已有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大学》与《中庸》、《论语》与《孟子》，但这些并不等于《四书集注》。经此一辨，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关于《四书集注》诸多刻本的看法就不能成立了。陈来先生还力辨牟宗三先生主张的“心是气”说，指出“牟宗三还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心是气，其实朱子从来就没有说过心是气，反而王阳明及阳明后学中有大量主张心是气的说法，牟宗三却对此视而不见”。[38]他只是举出客观的文献事实，即朱子并未使用“心是气”一语，反而阳明学大量使用之。这其实指出了一个学界日渐流行的现象：某些偏好阳明学的学者所理解的朱子，往往多从心学的视域出发，而不太在意朱子文本自身的含义。
二、研究方法：考证、分析、比较
朱子在谈到治学方法时，特别主张“虚心熟读而审择之”，“会看文字”，“读书不可不子细”。[39]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实与此相印证。他的朱子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最主要的是历史考察法、逻辑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这三种方法恰好与朱子学自身的研究要求相契合，从而实现了方法与内容的统一。[40]当然，这些方法的使用效果如何，最终取决于沉潜工夫是否到位。
（一）历史考察法
《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就是运用历史考察法研究的成果。《朱子哲学研究》引言提及本书“尤注意对朱熹思想历史演变的考察”，采取这一方法的原因在于：“整个朱子哲学和它的重要部分都不是一次形成的静止结构，而是有其自身提出、形成并经历复杂演变的动态体系。”[41]这一历时法可以更好地从动态角度把握朱子思想的早晚变化、心路历程，尤其是确定其晚年定论。朱子文献的广博、思想的复杂，往往见诸他对具体论题的讨论常有反复变化甚至互相矛盾之观点，如不采用历时考察法，将无法从整体上把握朱子各说之异同及其关系。在朱子学研究史上，历来就有朱子早晚之说的争议，如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李绂《朱子晚年全论》等，以及绵延多年的朱陆早晚异同说，只有在厘清朱子思想动态转变的前提下，针对这些问题才可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看法。例如，《朱子哲学研究》在对理气观、心性论、格致论及朱陆之辩诸问题上，皆注重从朱子思想演变出发来考察。[42]这种考察是非常必要的。如有的学者引朱子庚寅《答张敬夫》“所以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也”说，并推断“这个‘立其本’即指《皇极辨》中所谓‘立至极之标准’，毫无可疑”[43]。但根据陈来先生的历史考察，“朱子自早年到中年，没有留意过《尚书·洪范》之皇极说的解释，现在看到最早的讨论应在淳熙后期”[44]。论者缺乏对朱子思想历史演变意识而得出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逻辑分析法
陈来先生特别注重研究朱子的哲学意识，以区别于一般的思想史、政治史、学术史研究。哲学研究最突出的特性就在于对朱子哲学基本问题、基本范畴展开“辨名析理”的理论分析。他认为：“朱子哲学中的哲学命题和他对许多问题的讨论在内容上大都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不同含义。”[45]这就要求从层次角度来解析朱子的哲学命题。陈来先生这个治朱子学的方法受益于张岱年先生。他说：“我主要是通过学习张先生的论文来学习分析、掌握和界定中国古代哲学概念的基本方法。”[46]他认为张先生所示范的研究方法，是最合适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即“一定要把中国哲学的固有范畴分析得清清楚楚。所谓‘清清楚楚’，是指哪个范畴跟哪个范畴不一样，这个要讲清楚，不能说得一团糊涂”[47]。他在采访中回忆：“我们北大的人看到其他人写的概念分析都是糊里糊涂的，讲得不清楚。张先生永远是概念分析得非常清晰的。”[48]这个逻辑分析法主要用于对概念的分析、界定、解释。这种方法可以使得概念、命题的分析极为清晰透彻，具有很强的分析性。逻辑分析法本质上是“利用哲学思维、分析思维去驾驭、诠释那些资料”[49]。只有这种哲学的逻辑分析和建立在分析之上的诠释，才能做出最好的中国哲学史。
这种逻辑分析方法其实在朱子的字义学中已见端倪，尤以陈淳的《北溪字义》为代表。这一方法与朱子本身注重字义的界定分析、字义网络关系的疏通是息息相通的。陈来先生认为，他这一方法的形成是对冯友兰、张岱年研究方法的继承。他说：“冯先生和张先生所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一是强调对文本文献的内在的理解，一是强调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概念命题进行研究。”[50]当然，陈来先生的分析能力还受益于他对马列原著的精读。他认为：“通过这个体系的学习，这么积累起来的分析观念命题的能力。”[51]他认为如果不拘泥于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学习马列哲学提高理论分析能力。
（三）中西比较法
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除了一横一纵的时空方法外，还采用了比较方法，尤其是将朱子与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加以比较。他说：
当我在进行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论文中涉及西方哲学的内容不多，因为朱熹的材料多、问题也多，没有精力展开比较研究。而且当时的书也很少，我的主要西方哲学参考书就是汪子嵩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和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翻译的书多了，我就开始比较注重看西方哲学的相关书籍。[52]
《朱子哲学研究》注意区分对朱子哲学的论述和朱子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53]比较通常在每一论的“小结”部分展开，这就很好地处理了朱子哲学的内在研究与比较研究的主从关系。就比较资源来看，很多是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如在理气论小结中，陈来先生认为，理气、理物关系不是冯友兰主张的古希腊哲学的共相与殊相，而是“事物的规律与事物本身的关系”[54]，也包含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由此讨论了规律的稳定性、普遍性、实体化三个问题，尤其是规律的实体化问题。他主要依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析了中国哲学以道、理为实体的儒道之说，认为朱子哲学是“以唯道论为具体形态的特殊形式的唯心主义”[55]。在格物致知论小结中，陈来先生着重比较了朱子的认识论与西方先验论的异同，认为朱子的认识论不同于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而更接近莱布尼茨。他指出朱子的认识论是基本前提的先验论和认识过程的经验论的结合。与康德相比，朱子把认识伦理化、伦理认识化，主张真善一体，而不同于康德的真善两橛；而与象山先验的意志主义相比，朱子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特征。在《朱子的哲学世界》中，陈来先生也展现了中韩朱子学的比较，突出了朱子理气论与古希腊哲学的比较，认为就重视客体的宇宙论面向而言，朱子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的思想更相似，而离康德较远，这对流行的以康德解朱子的趋向显然是一种启示。[56]陈来先生还指出，他虽重视与西方哲学开展比较研究，但总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哲学的研究，而不是浮泛地寻求某种普遍哲学。[57]相对历史考证与义理分析，比较的方法在朱子哲学研究中是次要的辅助方法，因为前者是内在的，后者是外在的。这种严格的内外、本末之分是陈来先生学术方法中极为重要的一点。[58]他认为，虽然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必要部分，但“目的还是广泛参考西方哲学，来扩大研究中国哲学的视野，深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本身”[59]。
三、研究特质：平实严谨、沉潜久大
陈来先生曾对其《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的写作特色有如下评价：
严格说来，《朱熹哲学研究》这本书是可以不受批评的，因为它写得非常平实和严谨，诠释的程度较小。研究王阳明的这本书则不同，虽然在哲学史的方法上不离大体，但诠释的程度较大，利用西方哲学的资源进行分析的地方较多。……朱子研究主要是考证和解析，阳明研究主要是哲学的诠释以及内在的阐发。[60]
他认为，《朱子哲学研究》“是可以不受批评的”，乍看“不受批评”似乎语出惊人，因为从逻辑上说，没有哪部著作是完美无瑕的。陈来先生接着道出其言之所指，“它写得非常平实和严谨”，故“诠释的程度较小”，该书主要写作方法是“考证和解析”。窃以为，在陈来先生看来，研究有不同的路径、目标、效果。就陈来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而言，他采用了极为客观的研究方式，重实证，通过解析的方式来如实、内在地呈现朱子自身的固有思想，而不附带个人的发挥，最大可能抑制个人前见的渗入，尽量实现“以朱解朱”。故“不受批评”主要是指这种研究范式而言，它采用“照着讲”的方式，从事实与义理两方面来忠实刻画研究对象，以尽量逼真显现对象的真实面貌为目标。另外，“不受批评”也蕴含着作者对该书从历史考察和义理分析两方面研究朱子哲学的自信，具有“平实”和“严谨”的特色。“平实”是指平平实实。“平”意味着对客观对象的研究达到了平整、均衡、稳当、不偏不倚、不高不低的境地，非歪斜扭曲，非主观任意，非随意高低，而是如其本来面目，合其本来位置，这是就论述效果而言。这个效果来自作者平心而论的客观诠释态度，而由质朴无华、洗练精准的文字呈现出来，其文毫无华丽炫耀、摇曳做作、曲折绕口、故作高深之态。“实”相对的是虚，强调考证翔实、分析严实、立论坚实，论述言必有征、论必有据。“严谨”指严密谨慎、全面周到，充分考虑到朱子哲学思想发展中具体命题演变的所有重要阶段，论述朱子重要命题所可能具有的不同意义，分析朱子哲学大厦的整体结构和每一内部构成及其关系，做到层次分明而有机一体，可谓字字着实，环环相扣。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无论是在评论者眼中（如陈荣捷先生），还是在他自己看来，均体现了专门、内在、深入、细致、平实、严谨的诠释特质。而这种质朴无华的平实严谨的风格，最需要的便是沉潜工夫。
陈来先生回忆，他治学的目标是定位于在世界范围内做最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发扬光大冯友兰、张岱年先生所开创的这个学科。他说：“我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就进入了这个专业学科，它叫作‘中国哲学史’。我在这个学科里成长，就要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服务。我要做的也是在这个学科内做最好的研究，这是我的初心和目标。”[61]他从投身学术研究开始，就志存高远，立志要让中国哲学研究占据世界的高峰，“从一开始，我的学术目标就是要指向在世界性的学科范围，要让中国学者的研究能够占领高峰。……这也是我们对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负有的责任。我是有这样的意识。这个应该说是贯穿我四十多年工作的主要动力”[62]。他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儒学研究成果为自己的目标、责任、使命、动力，体现了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陈来先生的这份豪情壮志建立在其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上[63]，而扎实考证与细密解析的沉潜工夫就是使陈来先生实现这一学术目标的绝技。
在这一沉潜工夫的取向下，陈来先生认为，就治朱子学的精神气质而言，他其实与并无师承关系的陈荣捷先生具有内在继承性。如方旭东访谈时曾问：“对于陈荣捷先生，您不单只是心存感激，更有某种自觉的学术继承？”陈来先生即回答：“的确可以作这样的理解。”[64]从陈荣捷先生请陈来先生参加学术会议、替其著作制作索引、为两本专著撰写书评、数十封通信等交往来看，作为长辈和国际朱子学权威的陈荣捷先生对当时作为后辈的陈来先生青睐有加，这种提携、欣赏、期待完全是基于对朱子学志同道合的研究与热爱。陈来先生对陈荣捷先生的厚爱始终铭记在心，这种基于朱子学研究的情谊实具有朱子之道的传承意义。[65]
总之，陈来先生的朱子学研究是扎根于朱子本文的内行之学、工夫之学、平实之学、严谨之学。其朱子学研究所体现的沉潜工夫，可谓平实严谨著光精，与其杰出的研究成果交相辉映，值得深入学习。
注释
[1]参见谢晓东：《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学术研究》2023年第6期。
[2]陈来说：“1988年到1992年这个阶段是个标志，那就是我的学科追求基本实现了，即我们要在世界性的学科里面做出最好的成绩，这应该是已经实现了。”（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7页。
[4]（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640页。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6]（宋）朱熹：《近思录序》，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14册，第167页。
[7]“沉潜反复”朱子也作“沉潜反覆”，如“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覆”，“须静着心，实着意，沉潜反覆”。[（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81、2933页。]
[8]（宋）朱熹：《书画象自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21册，第4005页。
[9]顾宏义撰：《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534页。
[10]（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57、169、185、669、452页。
[11]（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2101、2613、2766、3275页。
[12]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
[13]陈来：《论周敦颐影响之建立——序杨柱才〈周敦颐哲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14]国承彦主编，陈来口述：《儒学学者口述史》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2024年，第61页。
[15]国承彦主编，陈来口述：《儒学学者口述史》第2辑，第62页。
[16]他说：“阅览室最里面一排是《四部丛刊》，横过来是《四部备要》。我主要用《四部备要》，因为它开本大，比较容易阅读。我借了一些清朝人的书，每天扑在离柜台最近的第一张大桌子上工作。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大概到1980年，我的这项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载《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73页。）
[17]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75页。
[18]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序第2页，正文第511-512页。
[19]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新版后记》（增订本），第512-513页。
[20]陈来、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21]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陈先生注重考证研究的工夫，也许与北大重文史的学术传统有关，更与他自觉继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意识有关。
[22]“我想指出的是，朱子学的研究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走向，即必须经过文献的考证，所以我的研究暗合了历史的趋势——要深入研究朱子，就不能不涉及文献的考证问题。……所以我认为，大陆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让我们的朱子学研究站到了世界的高度。”（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78页。）此外，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给日本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荒木见悟称其为“考据的陈来”。但后来他看了《有无之境》以后，就不再认为陈先生只是“考据的陈来”了。（国承彦主编，陈来口述：《儒学学者口述史》第2辑，第95页。）
[2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34页。
[2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
[25]陈来：《论学术创新与“接着讲”》，《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26]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他还在访谈中说：“诠释就是哲学，诠释活动就是哲学活动。”
[27]陈来：《朱子哲学研究·附录》，第422页。
[28]陈来：《朱子哲学研究·附录》，第426页。
[29]陈来：《朱子哲学研究·附录》，第426页。
[30]陈来、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31]（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37页。
[32]陈来先生在《七秩访谈录》中肯定了方旭东提出他的“专家”意识在同时代里面是比较超前的看法。这个专家意识受到学科专业化建制、北大学术传统及冯友兰、张岱年等学术大师多重因素的影响。
[33]陈来、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3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引言》第2、8页。
[35]（宋）朱熹：《四书或问》，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新订朱子全书》第6册，第967页。
[36]（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144页。
[37]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75页。
[38]陈来：《朱子的哲学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第420页。
[39]（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440、2939、736页。
[40]李景林、马晓慧：《将方法收归内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4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9页。
[42]陈来先生在《七秩访谈录》中说，他的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古希腊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对《巴曼尼德斯篇》研究的影响。
[43]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80页。
[44]陈来：《朱子的哲学世界》，第5页。
[45]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9页。
[46]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74页。
[47]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48]国承彦主编，陈来口述：《儒学学者口述史》第2辑，第48-49页。
[49]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50]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51]国承彦主编，陈来口述：《儒学学者口述史》第2辑，第52页。陈先生注重分析的方法对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学界有“分析的儒学”的说法。
[52]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87页。
[53]因为《有无之境》更多地采用了比较研究法，故荒木见悟称他为“比较的陈来”。
[5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43-144页。
[55]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54页。
[56]陈来先生的学术研究，向来注重中西哲学的比较对话，其研究中借鉴过韦伯的思想、存在主义、美德伦理学等思想资源。（可参见温海明：《陈来：当代比较哲学家》，《孔子研究》2022年第4期。焦德明：《陈来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比较哲学方法——以朱子理气论的诠释为例》，《现代儒学》2023年第2期。）
[57]“我是比较重视西方的哲学和思想资源的。有一些问题当然就中国来谈中国也可以，但是好多问题要联系西方类似的内容来讨论并扩大视野，才可以更多了解哲学理论的不同侧面，并深化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工作是对整个中国思想传统进行诠释，这个工作量太大，所以我不可能专门研究西方哲学。”（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88页。）
[58]他说：“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以内在的研究为基础，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运用、比较，总体来看还是要增益我们对阳明学的内在理解。”（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59]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60]陈来、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61]陈来：《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作出最好的成绩》，《中国哲学年鉴》2021年“学人自述”，第288页。
[62]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63]陈来先生说：“这是以我当时在宋明理学研究的已获得的成果为背景，才敢说这样的话。我觉得我朱熹的两本书、王阳明的一本书，应该是符合我说的标准。如果跟海外比，我也是追求在世界性的学科里边取得最好的成果。”（陈来、方旭东：《陈来先生七秩访谈录》，《现代儒学》2023年第1期。）
[64]陈来、方旭东：《好学深思，心知其意：陈来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65]《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的题词为“敬以此书献给已故陈荣捷先生”。书前置陈荣捷先生序，在《新版后记》中两次提及陈荣捷先生“提携年轻学人的大师风范”，令他“备受感动，终生难忘”。这种感激、怀念的情感在陈来先生的《朱子哲学研究》后记、《陈荣捷朱子学论著丛刊序》中反复表达。可见，陈荣捷先生对陈来先生朱子学研究的提携在情感上给他带来了重要影响。
许家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著有《经学与实理：朱子四书学研究》《饶鲁集辑佚》《饶鲁哲学思想研究》等。
来源：《孔子研究》202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