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梳理了广受国际瞩目的纳西学在国外百年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状况及其特色。本文将国外纳西学研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世纪中叶到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今；并重点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外纳西学的繁荣发展。1978年以来，各国学者采取深入的田野调查、多学科多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使纳西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频繁合作拓展了纳西学的比较研究和视野。

关键词：国外纳西学百年史；东巴文化；纳西族；中外学者合作

纳西学（或纳学）这个术语，笔者最早是在美籍奥地利学者洛克（Rock.J.F.）和德国学者雅纳特（Janert.K.L.）1965年编撰的《纳西手稿目录》中，看到了Nakhilogy这个术语，后来雅纳特也写成Naxilogy。这和藏学（Tibetology）、蒙古学（Mongolology）等的提法一样，用了“-logy”后缀来表述“学”。

笔者在这里说的“纳西学”，一是指经我国国务院批准，于1954年正式定族称为纳西族的所有该族支系，也包括民族识别之前自称“纳”（na21）、纳恒（na21hin33）、纳亥（na21h？33）等，汉文史料称之为“麽些”“摩梭”“摩挲”“磨些”等族群。在这个意义上，“纳西学”也可称之为“纳学”。比如现在国内外学者对云南和四川自称“纳”的族群的研究，有的用汉文献中的“摩梭”，有的则用本族人的自称“纳”或“纳人”，研究对象都是一样的。国外学者中第一个用“纳西”（Na-khi）这个词来指称汉文献所记载的“麽些”“摩梭”“摩挲”等族群的是洛克，他的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即典型例子。而他之前的学者则多是用汉文献记载的“麽些”（mosuo）一词。1954年纳西族被正式定为56个民族中的一族之后，国外的研究大都就用纳西族、纳西人来指称，而对云南宁蒗县永宁等地“纳”人的称呼，在学术界就形成了“纳”“纳日”“摩梭”等不同的称呼。

根据国外纳西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其发展实情，笔者认为可以把自19世纪中期开始的国外纳西学百年研究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外纳西学第一阶段（19世纪中叶至1949年）

西方学者早在19世纪中叶就注意到了远在云南边陲的纳西族文字和文献。英国人类学家杰克逊等人研究发现，1867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高丹神父（Pere Desgodins）从云南寄回巴黎一本11页的东巴经摹写本《高勒趣赎魂》。木艳娟在法国考察期间查找到相关文献并请和继全博士、和志华东巴确认东巴经的内容，发现与《高勒趣赎魂》有所不同。法国馆藏的11页东巴经实则是《抠古鬼的来历·请多格神》，更精确来说，经书1—4页是“抠古鬼的来历”，而5—11页则为“请多格神”，由于请神的目的是送鬼，这两部分内容有关联，可以存在于同一册经书中。德斯高丹神父这一收集行动在西方世界首次揭示了纳西族有自己文字的事实，为法国的纳西文字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美中不足的是，德斯高丹神父并未找人对这些文字作解读和注释，这也给后续的研究带来困难。

而西方学者第一个比较完整地写出一本关于纳西族和东巴经书、东巴象形文字专著的，是法国学者巴克（J.Bacot）。他在1913年出版了《麽些研究》（Les Moso）一书，全书约6万字，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他于1907年和1909年两次考察纳西族地区时所见到的370多个象形文字，并对纳西族的口语、词汇和语法作了初步研究，书中还介绍了纳西人的衣食住行、地理环境、体质特征、婚姻道德和宗教等。

巴克在纳西族地区调研期间就注意到了纳西族东巴教中的苯教因素及其价值，他指出，现在的苯教已经融入（藏传）佛教中，人们只能通过其宗教活动和神职人员构成体系认出一些苯教的遗留，而要在这种苯佛两教的融合中找出苯教的原型已没有可能。然而原始苯教就是保存至今的麽些（东巴教）巫术。他之后的西方学者洛克（Rock.J.F）和图奇（G.Tucci）在他们的论著中都谈到在东巴教中可以发现古苯教的一些原貌。这与历史上吐蕃王朝时期本佛之争中形成的苯教对纳西东巴教的影响密切相关。从《麽些研究》中，我们知道巴克是最早通过调研观察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

巴克是藏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以他的《麽些研究》一书在语言和宗教方面的研究显示出了他的学科专长。而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因翻译中国史学巨著《史记》，并从事中国各地碑铭及敦煌学研究而蜚声国际学术界。1912年，他接受藏学家及纳西研究者巴克的委托，将巴克在1907、1909年从丽江带回的《木氏宦谱》、《鸡足山志》和《石鼓》碑文拓片结合史料研究，写有评述，发表在《通报》上。这部分内容，后来被巴克收录《麽些研究》中，作为其书的第三部分“史地资料”出版。

沙畹的参与，使《麽些研究》这本书有了历史地理学方面的一些厚重内涵。沙畹在他写的此书章节里对丽江及其往西一带区域的历史、民族、行政区划沿革等，作了十分认真的考证，旁征博引，引用大量的汉文古籍史料以及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考证和释读。对《木氏宦谱》所下的功夫很深，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比如他敏锐地指出了反映在《木氏宦谱》中的父子连名制等西南不少民族都有的习俗。

从一些传教士、探险家开始注意纳西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带回欧美一些东巴古籍，并从古文字文献的角度做了一些粗浅的介绍。之后到法国巴克、沙畹、美籍奥地利洛克、美国昆亭·罗斯福（Roosevelt Quentin，1919—1948）等学者的参与，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东巴古籍和民族志的资料，以及地理学、艺术学、语言文字学等诸多学科的资料，为纳西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促使学科的学理性不断增强。随着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初步开始了把纳西东巴教文化与藏地的苯教等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探究，逐步奠定了西方纳西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其中特别以留居丽江27年的洛克最引人注目，他的资料收集和对东巴文献的解读、注释和研究，以及对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地貌、地名、植物动物等的广泛记录蔚为大观。他的纳西东巴文献翻译常常有大量很详细的注释，有些注释对后世的东巴文献释读也很有启发意义，学术价值很高。

东巴教和苯教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命题，也是藏学界和研究喜马拉雅区域宗教和族群的学者们感到浓厚兴趣的一个论题。法国学者巴克提到了东巴教和苯教之间有联系，而最早对东巴教和苯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的学者则是洛克。

洛克是在翻译整理东巴古籍和博览西方藏学家对苯教的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比较早地提出纳西东巴教与古苯教有密切关系的学者。他在聚焦翻译研究属于“署古”（国内多译为“祭自然神仪式”）的著作《纳西族的纳嘎崇拜和相关仪式》一书中指出：当安东·希夫纳尔（Anton.Shiefner）翻译的苯教第一部著作《十万白纳嘎》问世后，学术界感到很失望，因为学者们在阅读它之后，认为与佛教经籍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希夫纳尔所翻译的这部著作确实是受佛教影响的苯教典籍，而劳弗（Laufer）所译的经籍却是典型藏传佛教经书，其中没有提到先饶米沃（Shen-rabs-mi-bo）等苯教神人的名字。

现在所发现的纳西文献特别是关于纳嘎（Naga）的文献是纯粹源于苯教的，这些文献的内容比在西藏所发现和业已翻译出来的苯教文献要丰富得多。而且，这些纳西文献不是佛教经籍，因为纳西人只是在后来才与佛教产生联系。在纳西人崇拜纳嘎而举行的仪式中，要咏诵60多册经籍，我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纳西人有关那伽（署）崇拜的文献可以上溯到藏族的原始苯教，而不是现在已融汇了苯佛内容的衰退的苯教。

洛克指出：在众多的纳西族宗教仪式中，有一些是完全源于苯教的，如“堕拿肯”（3Dto1na3k，？)；而人们还所知甚少的苯教大仪式“堕”（lto或gti）是与纳西的“堕拿肯”相同的仪式。在“堕拿肯”仪式中，要咏诵约85本的经书，杀很多祭祀用牲，前后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

洛克的研究为进行纳西东巴教仪式与藏族苯教仪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奠定了国际学术界陆续跟进的东巴教与苯教的比较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西方藏学权威、东方学家、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所长图齐（G.Tucci）教授对洛克的纳西文化研究给予了很高评价，在为他的论著所写的序言中多次称洛克为“伟大的学者”。洛克的代表作之一《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以及《纳西人的“纳嘎”崇拜和有关仪式》被图齐列入该研究所的“东方学研究丛书”出版。他认为纳西文化在宗教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特别对研究古苯教的原始面目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西藏等地，苯教已经越来越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难以窥见其原初面目。洛克以其浩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的积累，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外纳西学的奠基者。

而20世纪30—40年代来进行纳西艺术研究的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儿子昆亭·罗斯福对纳西东巴教绘画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昆亭·罗斯福1941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写下了当时西方国家第一篇研究纳西族东巴教艺术的学士论文，题为《对纳西人的初步研究：他们的历史、宗教和艺术》（现收藏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中）。其中有不少昆亭手绘的东巴象形文的插图。这篇厚重的论文侧重对东巴绘画艺术的研究，旁征博引，缜密考证，反映出昆亭当时所下的功夫是比较深的。除了对《神路图》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还对纳西象形文字和东巴教的起源等进行了探讨，并试图从藏族的史诗《格萨尔》中探索纳西族的来历，对东巴艺术与苯教的关系还进行了初步的比较研究。这也是西方大学第一篇以纳西人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而写的学士论文。昆亭·罗斯福还在美国的《自然》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他此行的经历和见闻。昆亭通过他发表的多篇文章和收集的东巴艺术珍贵资料，在研究纳西宗教绘画和仪式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以上所述，是从19世纪末到1949年这段时期国外纳西学的大致进展脉络和一些特点。这个时期国外纳西学的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肇始于对纳西图画象形文字及其古籍（东巴经）的强烈兴趣，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珍稀发现；二是一些藏学家、历史学家、艺术研究者、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开始关注纳西学和纳西人聚居区，使纳西学研究初步体现了多重学科的特色，吸引了学术界的注意；三是积累了促进纳西学发展的文献资料和民族志资料；四是此时期比较欠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介入和人类学理论的深度阐释。

二、国外纳西学第二阶段（1949—1978）

国外纳西学的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这个阶段由于我国尚未对外开放，国外纳西学的研究处于缺乏来中国的实地调查，缺乏第一手调查资料。20世纪60年代早期，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注意到了纳西东巴古籍，在时任总理阿登纳的支持下，开始搜集购买东巴古籍，把它纳入“德国东方手稿”研究系列。洛克在此时期应德国邀请到德国国家图书馆，在雅纳特博士的协助下编纂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巴古籍。他的代表作《纳西—英语百科辞典》两卷分别在1963年和1972年在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出版，该所所长、著名藏学家图齐（Giuseppee Tucci，1894—1984）对洛克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罗马东方学研究所在1952年还出版了洛克的另外一部重要学术著作《纳西族的纳嘎崇拜和相关仪式》（The Na-khi Naga Cult and Related Ceremonies）两卷，纳西学更加引起了藏学界的注意，这是1949年后欧洲纳西学的重要新进展。

此时期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对纳西学进行研究而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杰克逊（Anthony Jackson），他充分利用洛克等人的民族志资料，发表了多篇纳西学研究论文。1979年，杰克逊在荷兰海牙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专著《纳西宗教——对纳西宗教经典的分析评价》。《纳西宗教》一书共分六部分，即绪论；第一部分：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纳西宗教的基本结构；第三部分：分析；第四部分：结论；第五部分：附录。

杰克逊认为，在大多数小型社会中，其宗教仪式主要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承下来，如果这个时候瓦解或发生了大的变迁，那些口头传承的宗教仪式就会被忘却而消失。而纳西宗教（指东巴教）因为有了象形文字为记录的载体，所以各种宗教仪式得以完整地保存。通过对纳西宗教手稿（指东巴经）的分析，有利于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族群宗教信仰上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杰克逊也指出，通过对纳西宗教性质的分析，还可望揭示其与西藏古老苯教之间的一些内在联系。

这个阶段的国外纳西学研究由于中国尚未对外改革开放，国外学人不能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由于这种局限，国外纳西学总体是比较沉寂的，研究成果相对也比较少，但从上述东巴古籍的编目整理，以及文化人类学学科而言，此时期以杰克逊为代表，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角度对纳西学进行研究，在理论上有较大的推进。

日本学者对纳西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02年，这年11月，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云南进行田野调查。他后来在《学灯》杂志上发表《麽些种族与文字》，介绍了纳西族的文字、历史和语言。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发表过《汉字的六书与纳西文》《汉字及其周边文字》《纳西族表音文字的诞生》等论文。

之后，西田龙雄于1966年出版了《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文化》一书。日本的“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出版了《纳西族特集》，收有论文、译文7篇，对纳西文化进行了综合介绍。自西田龙雄进行了介绍以来，纳西族《创世纪》的日译本已达三种。它们分别是：君岛久子、村井信幸合译的和志武整理本《人类迁徙记》；村井信幸译的洛克英译本《麽些（Na khi）文献中的洪水故事》；诚访哲郎、渡边真树合译的周汝诚的汉译本《崇搬图》。对纳西学最有成就的研究者当推伊藤清司与诹访哲郎。

1972年，伊藤清司开始了他的纳西族神话研究。那年4月，他在《日本神话讲座11集：日本神话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发表了《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比较研究的视点》一文。其中，第5节“《古事记》与纳西族的《古代故事》”，第6节“纳西族创世神话诸相”便是这方面的最初研究。后来，他又连续发表了《“系谱型”神话诸象——纳西族的创世神话与〈木氏历代宗谱〉》《从口诵神话到记录神话——语部与中国云南省纳西族的东巴》《神话与故事——大已贵神与纳西族的利恩难题求婚故事》《眼睛的象征》等论文，分别就纳西族创世神话与日本创世神话在类型、存在形态、结构、体系几个方面的类似性作了比较。

这个时期中外学者的纳西学学术交流也相对很少，有资料可查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霖灿教授1956年应邀到美国的一次学术交流。1955年12月25日，李霖灿收到一份由美国国务院发来的邀请书，邀请他赴美3个月，帮助整理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东巴经典。1956年3月，他到美国，开始做这一项卓有意义的工作。他一到这个藏书量达一千多万册的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就首先核实该馆的东巴经收藏量。经他认真统计，落实了该馆的东巴经收藏量是3038册，纠正了该馆原来统计这批经典为2351册的不确数字。其中第一批东巴经入藏该馆的时间是1924年，共78册，收集者是洛克；第二批入藏的时间是1927年，共598册，洛克收集；第三批是在1930年入藏，共716册，亦是洛克收集；第四批在1935年入藏，共573册（这部分是从巴黎复制的照相本），收集者是弗吉尼亚·哈里森女士（Miss Virginia R.Harrison）；第五批是1945年入藏，共1073册，收集者是昆亭·罗斯福。

李霖灿对这批经典进行了内容分类和编目，按“经典的名称、版式、行列字数、文字类别、经典页数、法仪归属、时间、地点和内容提要”做好卡片，还加上了经典故事角色的详细介绍和故事情节的简要叙述两项内容，最后撰写了中英文总报告。

此时期，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家开始进入纳西学研究领域，杰克逊的研究给纳西学研究带来了人类学理论思辨的特色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他的《纳西宗教——对纳西宗教经典的分析评价》一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日本学者有的专注于东巴象形文字的研究；有的学者则开始专注于神话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这形成了此时期日本纳西学研究的特点。而洛克应邀到德国国家图书馆帮助整理编目东巴古籍，李霖灿应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东巴经书编目等工作，则是1949年之后国际纳西学进行跨国交流的重要事项，也是中国学者首次走出国门为国外的东巴古籍编目，开启了中外学界进行合作研究纳西学的新篇章。而此时期最大的短板和制约，是由于中国尚未对外开放，国外学者无法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阻碍了国外纳西学的深度进展。

三、国外纳西学研究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

国外纳西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从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至今。此时期是国际纳西学最蓬勃发展，各种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都非常多样化的一个时期。国外不同学科的学者有机会来中国做田野调查、留学、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与我国纳西学研究者的交流日益增多。此时期，国际纳西学的繁荣，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密切不可分。

从纳西学的学科而言，1978年之后，有如德国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Janert.K.L）、米可（Alexis Michaud）这样的语言学家；有杰克逊（Jackson.A）、奥皮茨（Opitz.M）、伊丽莎白·许（Elisabeth Hsu，许小丽）、孟彻理（Chas.Mckhann）、赵省华（Emily Chao）、李海伦（Helen.Rees）、白西林（Sydney.D.White）、克里斯蒂娜·马休（Christine Mathieu，汉名蓝诗田）、克瑞斯蒂娜（Cristine Kelan，汉名柯兰）、苏珊（Susanne Kn？del）、爱娃（Eva）、贺美德（Mette.Halskov.Hansen）、戴林（Katherine Dimmery）、卢敏（Tami Blumenfield）、艾琳（Eileen Rose Walsh）、罗怡梦（Emmanuelle Laurent）、习莲（Petra Kiel）等一大批西方各国的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家；还有一批日本学者，他们研究神话、史诗、语言文字、民俗等，使纳西学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理论和多观点的研究态势，比如雅纳特主要是通过对当代纳西语文本进行细致的语言研究的方式对当代纳西语的语法进行分析和文本翻译。

奥皮茨的学术研究则是立足于喜马拉雅区域众多族群的宏观视野、对纳西学进行人类学的深度阐释和比较研究。他指出，纳西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交叉路口，这些文化包括印度、缅甸和中国西藏地区……等一些文明。纳西族的独创性在于，它和周围或近或远的族群共同分享了具有集体风格和特色的文化，而这些文化都经历了很多变迁。纳西人的特性是他们的文化是基于口头传承；在民族国家边缘的当地文化首先并不信奉有组织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教条。这些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小范围的社会涉及许多领域：社会关系，神话，宗教实践，礼节仪式和艺术成就。而在纳西文化中，都有与这些文化交流融合的影子。奥皮茨的研究，开拓了纳西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把纳西学放在喜马拉雅这一广袤地区中，与其他社会和族群的宗教和文化进行深度的比较研究。比如奥皮茨通过研究这一区域各族群祭司和巫师所用的法鼓，并称之为“萨满鼓”，萨满即指巫师或祭司。他对喜马拉雅区域（Himalayan Region）各族群祭司和巫师所用的法鼓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这种宗教法鼓的神话传说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是典型的以小见大视野恢宏的人类学宗教学专题研究。

孟彻理（Chas Mckhann）则通过对纳西传统民居“母房”（jji mei）特别是火塘周围空间方位的研究，开拓了将纳西民居与纳西传统宇宙观、亲属制度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新路。他还通过研究祭天仪式，对纳西族的亲属制度、宇宙观和社会组织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孟彻理还对滇川交界处的纳西、阮可（汝卡）、摩梭（纳）及蒙（指被识别为蒙古族的四川盐源）的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及宗教仪式进行研究，在《滇川交界处的纳西、阮可、摩梭及蒙的亲属关系、政治制度及宗教仪式》一文中，作者对纳西、摩梭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纳西—摩梭的亲属关系，提出婚姻和居住模式需要考虑对照邻近各民族的习俗并研究其政治、经济和宗教制度的发展。比如，如果把两个丽江纳西与宁蒗的摩梭（纳）两个群体分开来看时，丽江纳西和永宁泸沽湖畔的摩梭（纳）习俗正好相反，但是如果考察更大范围的区域历史，则不难看出这两个地区的模式仅仅是滇川交界地区涉及多种不同模式中的两种。完全的父系和母系是在特定地区以很强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因素为条件而表现出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转换。

伊丽莎白·许博士对纳西人的“家屋”（house）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省华博士则从社会性别（gender）的角度研究纳西族的妇女和社会的关系，对纳西族历史上的殉情、改革开放后旅游的发展和妇女社会角色的变迁等进行深入的研究。赵省华后来多次到丽江进行田野调查，2012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了专著《丽江故事：中国改革时期的巫师、出租车司机和逃婚者》（Lijiang Stories：Shamans，TaxiDrivers，and Runaway Brides in Reform-Era China），她在书中通过讲述祭司（东巴）、巫师、逃婚的新娘等角色的故事，细致描述了丽江在改革开放后成为旅游热点后随之而发生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对外开放后各种生活习俗的变迁，地方文化的复苏，社会性别和婚姻传统的变迁，揭示了当代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纳西族地区的深刻影响。

人类学家白西林（Sydney.D.White）博士是最早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研究纳西学的，她对纳西族的传统草医与社区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等进行调研。在她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青年人类学家柯兰（Cristiana Turini）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巴教和纳西族民间巫术进行研究，完成了题为《身体、手稿与占卜：云南纳西文化中的疾病与康复观念研究》的博士论文，并于2015年在意大利出版。该论著阐述了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历史、相关的祭祀仪式，并对纳西族的民间巫术文化和民间草医等的关系、巫术仪式与治疗疾病的关系，纳西人的身体观念和医疗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调研。此外，该著书后还附录了作者与纳西祭司和即贵等合作翻译的洛克（Rock）在1950年赠送给罗马史前博物馆的东巴经。

20世纪90年代以来，苏珊娜博士、蓝诗田博士和卢敏博士（Tami Blumenfield）对摩梭（纳）的母系制和宗教文化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贺美德博士对纳西族历史上迄今的教育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99年出版了《成为中国人的课程：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教育与族群认同》（Lessons in Being Chinese：Minority Educ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in Southwest China）一节。奥斯陆大学东亚语言学系的卡瓦尔内（P.Kvaener）教授、哈尔伯梅耶尔（C.Hablmeyer）教授和勃克曼（H.Bockman）博士都对东巴教文化深感兴趣，把纳西文化研究列入他们的“中国西藏和缅甸之行”研究课题。勃克曼曾两次来丽江考察，于1987年发表了长文《中国的纳西学研究》，并致力于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傅懋勣教授在日本出版的东巴教古籍研究专著《白蝙蝠取经记》译成英文。

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一些中青年学者来到纳西族聚居区进行调研，他们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对纳西族的神话、史诗、传说、民俗、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黑泽直道在丽江首先学会了纳西语，对纳西族民间文学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云南省丽江纳西语教育现状》《云南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编译〈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评述》。有日本学者对纳西和一些同语系族群的“指路经”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形成了日本纳西学研究的特色。

送魂现象与《指路经》及送魂迎神路线是印度、尼泊尔、中国喜马拉雅区域及中国藏彝走廊藏缅语诸民族中的一个共有的文化现象，日本学者宫本神酒男对纳西族和彝族的《指路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时期，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纳西学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的国外学者是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LACITO）研究员米可（Alexis Michaud）。他在纳语（包括摩梭语）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科研成就，而且能比较流利地讲纳语的西部和东部方言。据专攻语言学的纳西博士研究生和丽昆介绍，平调分析是米可对纳西语研究的一大贡献。米可最大的学术成绩是花了十多年工夫写的《永宁纳语的声调研究》（Tone in Yongning Na）一书，2017年在德国柏林语言科学出版社出版。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Juliette Blevins教授评论米可这本著作说，本书提供了一个恢宏的声调分析：声调类别；声调与音节结合的音系规律；以及各种语境下语法结构中特有的变调规律。该书对语言学各个研究领域都具有启发性的推动作用。

上述欧美和日本学者在此时期的研究突出的特色可论述如下，很多国外学者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来到纳西族聚居地进行实地调查，积累了大量民族志资料。此时期特别以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研究为突出的标志，各种流派的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学者们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中，亲属制度、宇宙论、社会性别、医学人类学、神话学等，有了深入田野的民族志调研，欧美学者们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四、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纳西学的合作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合作进行研究成为国际纳西学的一大亮点，所涉及的领域也不断拓展。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杨福泉与德国科隆大学雅纳特（K.L.Janert）教授在当代纳西语言文献领域里的合作研究，推出了《现代纳西文稿及其语法分析》等“纳西研究”系列著作。白庚胜博士与日本学者在神话学、民俗学方面的合作研究也开了纳西本土学者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之先例。

1999年，杨福泉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教授福伊尔·汉妮（Feuer Hanny）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藏缅语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主办）上共同发表了基于他们近半年田野调查的长篇学术论文《云南藏族和纳西族的问候语研究》，在社会语言学领域里作出了崭新的探索，弥补了纳西学的一项空白。

1993年至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学者和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出版了《丽江玉龙山区域农村发展与生态调查》（汉文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和英文项目报告。

2003年，美国惠特曼学院推出“纳西文化学年”和“纳西族东巴艺术及其再创造”展览，纳西族学者杨福泉和张云岭在该校开设了“中国西南的民族和民族性”“纳西族文化与艺术”“中国绘画与现代东巴画”等课程，并且，在该校出版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英文专著《图像及其变迁——东巴艺术中的再想像》（孟彻理、杨福泉、张云岭主编），对纳西族传统东巴艺术及其当代的再创造进行了认真分析。这本书因视觉独特、图文并茂而获得了2003年华盛顿州的图书奖。

2003年，南斯拉夫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代总领事德拉甘·亚内科维奇（Dragan Janekovie）先生与纳西学者习煜华合作，在南斯拉夫出版了《纳西象形文——塞尔维亚文辞书》一书，并把中世纪著名的塞尔维亚文诗歌《尤戈维奇家族的母亲之死》翻译成东巴象形文和英文。

2002年，加拿大著名摄影家乌丽·斯特尔兹（UlliSteltzer）出版了画册《我眼中和心中的形象——生活在丽江、白地、永宁的人们》，纳西学者杨福泉和加拿大学者王建（Jin.M.Walls）为此书写了序言。

高文（Govind Kelkar）教授领衔的亚洲理工学院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也和中国学者合作，推进合作研究，先后推出了一些纳西学研究成果。1999年，亚洲理工学院推出了《纳西宗教、社会性别和文化》一书，收录纳西族学者郭大烈、杨福泉、和钟华、习煜华、戈阿干研究纳西族东巴仪式、纳西族殉情、社会性别、养蛊问题研究的5篇论文以及印度学者高文、戴维（Dev.Nathan）和汉族学者于晓刚合作对纳西、傣和印度少数民族桑塔尔（Santhal）、蒙达（Munda）族的社会性别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该中心推动的纳西学研究以社会性别特别是研究妇女的主题见长，出版了几种纳西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论著。

杨福泉在德国、美国、英国、荷兰、印度、埃及等国以及国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中国丽江的云杉坪传奇和旅游现状研究》《纳西妇女在社区资源使用和管理中的角色》《丽江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与社区资源管理》《东巴文化与社区的生态保护》《社会文化变迁与纳西人的殉情》等论文。

国内外学者的合作研究促进了国际纳西学研究的相互交流，各国学者不同的视角和研究方法都得以互相切磋和了解，从国外传来的一些田野调查方法和培训方式也引介到了国内，比如参与式农村评估（PRA）也在国际合作项目中普及起来。

1980年以来，与学术讲座、开设课程等结合举办纳西文化展览也是国际纳西学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1998年，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与加拿大海达格王伊博物馆在加拿大BC省夏洛特皇后岛海达格王伊博物馆举办了“中国丽江纳西文化展”。1998年，瑞士苏黎世大学民族学博物馆与丽江县博物馆和东巴文化研究所合作，在瑞士苏黎世举办了为期半年、题为“纳西之物、神话、象形文字”的学术展览，随即推出了由奥皮茨（Michael Oppitz）、伊丽莎白·许主编的《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内收13篇由美、英、德、法、瑞士、中国12位学者撰写的有关纳西、摩梭人的民族志文章。此书基于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有不少学术新见，既是西方近年来出版的最新一本反映当前国际纳西学界对纳西族和摩梭人研究成果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专集，也是第一本在西方出版的首次荟萃了中外学者研究纳西、摩梭文化力作的学术著作，该书得到了人类学大师列维—施特劳斯等人的高度赞誉，在欧美民族学界颇有影响，被誉为近年来最有分量的纳西学著作。

法国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马休（蓝诗田）在2011年与美籍华人何重嘉（Cindy Ho）牵头，协助纽约市鲁宾艺术博物馆（Rubin Museum of Art）举办了一个纳西东巴文化艺术展，时间是2011年5月13日—9月19日。展示喜马拉雅地区的各种文化是鲁宾艺术博物馆的一个突出特色，并以此成为闻名遐迩的特色博物馆。在该馆还举行了一个纳西学国际学术会议。

这次展览的名称是“纳西祖先的领域——昆亭·罗斯福眼中的中国”（Quentin Roosevelt‘s China：Ancestral Realms of the Naxi）。与这次展览举行同步，还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纳西祖先的领域——昆亭·罗斯福眼中的中国》（Quentin Roosevelt’s China：Ancestral Realms of the Naxi），与展览同名。由人类学家蓝诗田和何重嘉主编，文集还收录了杨福泉、和力民等纳西学者的访谈录和文章。

五、结语

纳西族祭司东巴因创制了在人类文字发展史上有独特价值的图画象形文字，并用这种文字书写了几万册用于东巴教仪式的古籍，创造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因为有了文字，就难得地保存了大量仅靠口耳相传容易湮灭和变异的历史、宗教和民俗等的资料，而且还保存了纳西人在早期受到古苯教影响的很多人文内容，这些文献还极大地有助于解开后来受到佛教文化影响而变异的古苯教文化。所以，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纳西族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和研究，逐渐形成了纳西学，并被西方学者用Naxilogy（Na-khilogy）这个专门的术语来指称纳西学。国外纳西学迄今已蔚为大观。

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使国外纳西学更为蓬勃发展。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纳西学进入了与喜马拉雅地区的族群和苯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开拓了纳西学的外延范围，而且拓广了从区域看一个族群的文化根脉和从一个族群去探索同区域中的各个族群的文化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交往交流和相互影响的。

从纳西学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族群的文化史并不仅仅是这个族群的历史，它是与历史上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密切相关的。从一个族群的文化史和学术史中，可以看到更多的文化史的源流和历史变迁的进程。通过梳理国外纳西学百年史的研究，从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方法、视角、关注点等诸多方面，对我们深入纳西学的研究有很多启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一个民族的学术史，需要开阔眼界，通观国内外的研究态势，取长补短，去芜存菁，这样就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华民族的学术史，也是同样的道理。国外纳西学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思考，诸如藏羌彝走廊和喜马拉雅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

【作者简介】杨福泉，纳西族，丽江大研古城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九届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纳西族研究专委会会长。曾任云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要致力于人类学、民族学、纳西学研究。

余丽婴，博士，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环境设计、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文章来源：《国际汉学》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