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化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从事当代地方志编写工作，对地方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尤其在云南这样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之地，地方志工作与地方文化之间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从这个角度来谈我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谈文化，先从文化的定义谈起。

（一） 文化的定义

从语言文字上分析，汉文今天通用的“文化”二字，是近代学人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汇（如拉丁文cultura）时，借用中国汉文化中固有的“文”、“化”以及“文化”等词汇，加以融铸再创而成的。“文化”的西方对应词——拉丁文Culura，其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等多重意义，蕴涵着通过人的努力摆脱自然状态的意味。16、17世纪，英文和法文的Culture(德文对应词为Kultur) 逐渐由耕种引申为对树木禾苗的培养，并进而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可见，与中国古代“文化”概念一开始就有“文治教化”含义相异趣，欧洲的Culture一词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引向精神生产活动的。（1）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中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言，是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2）

用生态学的思维方式对文明作一个定义，可以说文明是某一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的全过程。 特定的环境产生了特定的文化，人类又用用文化适应环境，也用文化来改造环境。 “文明是人类在保持环境平衡的前提下不断导致进步的一种状态。”（V.卡特：《表土与人类文明》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个性，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绝对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该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积累形成的。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要素。如美国学者F.普洛格所说：“文化是一种适应方式”。美国历史学家B.M. 费根对文化的理解是：“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环境的重要手段。 ” （3）

文化的核心就是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是文化的核心使命。

文化的定义，在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概念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和表述，我们地方志工作者，应该关注这个问题，我在拙著《纳西族文化史论》中对汉语“文化”一词及“文化”在纳西语中的含义，曾作过比较细致的分析，可参考。（4）

（二）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着多元文化的社会或国家。文化多样性现象的形成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不同的文化体系；而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培育、造就了性格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的民族。

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

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其中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说讲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繁荣至关重要。有的甚至认为，文化多样性可能是人类这一物种继续生存下去的关键。因此，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各民族的文化，是当代世界的客观现实所要求的。其次，实行文化多样性或多元化政策有助于保护各民族文化权利，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各国凝聚力和国际团结。因为文化多样性与人权、民主制度密不可分，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选择和使用自己所喜爱的文化从事教育和创作等。

今天，更多的文化人类学工作者们把文化归纳为物质、制度和精神等三个层面。如果把人类文化看成是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它在结构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外层)，即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任何未经人力的自然力与对象化的劳动;二是制度层面(中层)，即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了政治组织、社会、亲属、教育制度等等;三是精神层面(内层)，即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包括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审美情趣、宗教信仰等等。三个层面彼此相关，中层依附外层，内层依附于中层，并间接地透过中层而依存于外层。三个层面组成一种特定文化的基本特征，即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这三个层面，体现了人类如何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何去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或问题所涉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个人心理上的互动、调适、协调和整合的关系。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有关的规划提出对世界上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拉丁美文化进行研究时，把文明特质的组成分为四个范畴(种)，即:

(1)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部分，如技术、手工艺、民间医学、食谱、占卜、巫术与魔术（幻术）……

( 2)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部分，如语言交流和教育体制、节目、艺术(民间传统、音乐、舞蹈等)、游戏活动、战争……

(3)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涉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部分，如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形式，生产关系、家庭关系……

( 4)涉及人与超自然的联系部分:宗教教义、信仰和民众的宗教仪式等。

前两个范畴关系到文化的较明显、较容易辨认而又表面的一些方面。后两个范畴就不那么容易领会，而且更难深入了解。但它们却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真正价值。归根结底，一种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人民的生活观(宇宙观、社会、情感、精神生活和道德风尚的形式)。（5）

二、深入理解云南文化个性是修志工作的重要前提

（一）传统的对云南社会文化发展的理论及其弊病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根据云南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实际，为顺利完成云南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组织了大批专家学者到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按照当时流行的基于摩尔根单线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对云南各民族在民主改革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认真分析，得出了云南“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认识。

该理论认为云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大体可以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独龙、怒、傈僳、布朗、基诺、景颇、德昂等民族，以及分布在国境边沿一线的拉枯、苗、瑶等民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二是宁蒗、永胜、华坪等3县的小凉山彝族，尚处于奴隶占有制阶段；三是傣、阿昌、藏、哈尼、拉枯、普米等族以及部分纳西族，尚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社会”；四是汉、回、白、纳西、壮、布依、水、蒙古等民族以及部分彝族，已和祖国内地汉族一样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发展：” 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此外，认为有些民族是经历了这样的社会进化过程，即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母权制到父权制、杂婚、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制，比如永宁纳人（摩梭人）的母系制家庭，被视为是“母系社会的活化石”。

这一理论的主要依据是曾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引述过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社会发展单线进化论。后来，斯大林将其概括为我们所熟悉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

对于单线进化论的代表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理论，在前苏联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中国的民族学界持续着一种虔诚地信奉的热情，学者们很少去思考摩尔根原始社会史的理论和框架是否有应否证或修正的部分。越来越多的民族志资料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史理论存在着很多历史的局限性。

摩尔根的理论之所以被奉为似乎是不可动摇的经典，是因为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化，对其学说的任何怀疑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怀疑。西方学术界也有意或无意地把摩尔根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混淆，企图批此及彼，尤其是在“单线论”的问题上更是如此。事实上，“单线论”把某些社会的浅表层现象和具体的历史规律化，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的辩证观是大相异趣的。

我指出这一点，是想提醒我们修志的学者，在目前国际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已经有更多的实证和解释的情况下，不能简单地套用一种模式来诠释云南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样就势必造成对云南社会文化形态一种过于简单的诠释，无数学者辛辛苦苦地辛劳一生却仅仅是去证明一个诸如摩尔根说过的“父系社会之前确实存在过母系社会”，而忽略了云南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及其价值。比如，将纳人（摩梭人）的母系制文化界解释成是“母系社会的活化石”、“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渡”等简单的结论，实际上这样就把我们云南一些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突出个性和特点简单地模式化了。目前，云南以其独特的自然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和个性，已经获得了多个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丽江市目前正在致力于申报纳人（摩梭）的母系制和“走婚”文化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以上述理论为基础，那将贻笑大方，是不可能获得的，因为这样的理论已经太陈旧而缺乏科学性了。

又如，在有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里，我看到拉祜族苦聪人被说成是“现代社会最后的原始人”等，把苦聪人定义为所谓的“原始人”，这些都是对云南民族文化丰富性和差异性的误读和过于公式化的简单理解。

（二）云南文化的个性和特点简述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临近印度、泰国、柬埔寨、孟加拉等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西南门户。此外，云南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是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及伊洛瓦底江等东南亚著名江河的上游地带。这一条条从云南高原奔腾而下的河流，既是古代迁徙的走廊，又是多种文化传播的通道。2004以来我多次参加在美国和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召开的“云南：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文化联接”等会议，看到了国际学术界和湄公河流域国家对云南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之间重要联系的日益关注。

又如云南在“滇川藏文化区”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有的学者将这片区域称为“滇藏文化带”，我认为不是很确切，因为滇藏文化带不能包括滇川藏横断山脉地区的文化整合和文化源流的种种复杂情况。滇川藏文化主要指滇西北与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及相关藏区相联系的这一狭长地带的文化结构形态。滇川藏交接地区的文化，西方有的学者又把它归到“喜马拉雅周边文化区域（或文化带）中来进行比较研究。在我国，现在一般把它定义为“藏彝走廊”（有的学者称之为“藏缅语族走廊”）的重要地带。

云南处于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圈的交汇点，在文化生态上形成了滇川藏、滇—东南亚及滇川黔桂等众多的文化区域，形成一幅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共存和交流、交融壮丽图景，使云南这个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边缘”地区，变为了多元文化发展和和谐交流的相对中心地带。

如果我们从文化产业的视觉来看，国内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是产业发展的一个独特优势，独具特色、融会多样的文化产业才有可能具备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其次，由于云南独特的地理位置，许多民族与东南亚各国民族之间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和血缘联系，其中16个民族跨国境而居。这些跨国境而居的各民族人民同宗、同源，决定了他们在生活方式、文化诉求、风俗习惯、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同一性和变异性，为云南文化产业在这些国家拓展市场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为云南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如果按传统的“中原即文明，边疆皆蛮荒”的“文明中心论”来观看云南，云南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成为偏远的“蛮夷之地”；但是抛开陈旧的“主流历史”和“文化中心论”，而把“边缘”纳入新的视野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板块结合部的云南，具有文化多样性并存而且迄今相当活跃的边缘地带的许多优势，它不仅吸收了世界最有特色的几大文化类型的营养，而且顽强地保留了很多本土的个性，从文化的突出特点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景讲，具有一些所谓“垄断性”的文化资源（比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丽江古城多元文化、摩梭人的母系制和“走访”（走婚）习俗、白族的本主文化、佤族、独龙族等个性鲜明的文化等等）。

仅就生态多样与文化多样这些方面来谈，云南甚或可以成为与“全球一体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另一端——多元化和多样性和谐共存的范例。

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产力发展缓慢，过去在传统体制下几乎成了“落后”的代名词。今天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国家的对外开放已从沿海扩大到沿边、沿江，全国各地全方位开放，云南边疆的区位特点便从原来的内地末梢一变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之一。随着大西南走向东南亚、东南亚经济文化走向大西南的双向交往的不断扩大，云南边疆的区位特点还将从开放前沿进一步转化为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双向交往的汇聚与辐射中心。可以想见，云南的多样性文化在今后中国的国际交流中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云南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并存和互动

概括来讲，云南具有如下特点: 生态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多样性包括地形地貌多样性、气候多样性、水文多样性、土壤多样性等。

（一）生物多样性大致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看

1.生态系统多样性

云南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而生态系统多样性又是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基础。云南只占全国总面积4%，却有着热带雨林、季雨林、热带稀树灌木草丛(干热河谷)、各种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亚高山针叶林、高山草甸、高原湖泊、河流等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林、农田等人工生态系统。除缺少典型的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典型的荒漠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三个类型外，云南省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堪称全国的一个缩影。  （6）

2. 物种多样性

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物有机体的种类多样性。中国与云南的生物种类还处在不断的发现过程之中，但从已描述的种类来看，云南也堪称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已知有菌类7000种(估计达150000种)、藻类植物500f中、苔醉植物1500种、藏类植物1500种、裸子植物81种、被子植物15000种、昆虫7124种(估计达100000种)、鱼类382种、两栖类102种、爬行类141种、鸟类793种、哺乳动物278种。虽然国土面积不到全国的4%，但种子植物却占全国的50%,野生动物种类占全国的55%以上。（7）

（二）民族文化多样性

云南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主要由下列内容构成:

1.民族成份多样性

云南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民族成份最多的一个省，有5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25个，加上汉族，一共有26个民族长期共存。此外，还有尚待识别的芒人、空格人、克木人等，如果再加上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差异，云南与民族相关的群体将更加复杂多样。

2.民族语言文字多样性

全省2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水族已通用汉语外，其余22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怒族有3种语言，景颇族有2种语言，瑶族有2种语言，不包括未定族称的人的语言，云南共有26种少数民族语言。

3.宗教信仰多样性

云南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地区。全省2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各民族信奉的宗教种类较多，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原始宗教。除伊斯兰教主要为回族群众信奉外，其余各种宗教都有若干民族共同信仰。有的宗教有多种教派并存，比如藏传佛教的格鲁巴、噶举巴、宁玛巴派并存；

4.生产方式多样性

受生态环境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云南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亦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从垂直角度可划分为坝区水田稻作农业、半山区旱作农业、高山区农牧业;从平面角度可划分为:滇西北高山峡谷农牧业，滇西南、滇南刀耕火种和梯田农业、滇东南岩溶山区旱作农业，滇中高原和滇东北高山峡谷农牧业等多种类型。

5.生活方式多样性

受云南生态环境多样性和各民族生产方式多样性的彩响、云南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亦表现出鲜明的多样性特征。包括建筑文化多样性、服饰文化多样性、节日文化多样性、歌舞文化多样性、饮食文化多样性、体育文化多样性、工艺文化多样性、医药文化多样性、风俗习惯多样性等等。

6、生态生物多样性与多元文化的互动

多民族格局的存在本身就自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民族文化，而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由于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为适应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和利用多样化的生物资源而进行文化调适的过程中，便自然发展出多样化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性体系，它包括民族文化体系中所有与自然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内容，主要包括这个民族的宇宙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

云南各民族由于历史渊源和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在云南立体地貌和立体气候中立体地分布着，总的来看，苗瑶族群的苗族、瑶族居住在高山；氐羌族群的纳西族、藏族、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等、百濮族群的德昂族、佤族、布朗族等居住在半山区和坝区；百越族群的傣族、壮族、布依族等大都生活在河谷平坝；汉族、回族等生活在城镇和交通要道。各民族在云南的立体地貌和立体气候中创造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的农业生态系统，例如白族、汉族、回族在平坝创造了平坝的农业生态系统，使高原平坝的农业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傣族、布依族、壮族等在河谷创造了河谷热带、亚热带农业生态系统，一年两熟三熟，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热和水资源；而红河的哈尼族、彝族等则在半山区创造出了大面积梯田这种极为独特的山区水田农业生态系统，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而在高山草甸地区，藏族、纳西族、彝族则创造出高山牧业生态系统及高山农业生态系统，其中滇西北维西的纳西族在高海拔的高山平坝上创造出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稻种植区，所种植的水稻品质极高，是一种高产高质的高山水稻。总体观之，云南各民族在云南极端复杂丰富的自然环境中，同时在各自生活的具体的生态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

云南多民族依立体地貌立体气候分布和在聚居地所创造的立体的农、牧业生态系统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和谐的，可以说是一种与生态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它维持了云南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物种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三、如何突出云南地方志工作的特色

地方志工作是区域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资源，是区域文化事业最基础的成分，也是区域文化底蕴、文化特点和文明水平的标志之一;地方志是区域建设中增强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帮助地方政府实施正确决策的重要工具。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纪实和传承的习惯，世代相传，永不断章。地方志内容包罗万象，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因为有了地方志，各地、各区域才有系统厚实的地情资料传世。

就是因为地方志是最全面、最系统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文明传承发展、文化继替不断代的最好的实录形式之一，因此，如何修好志，对修志的学者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一）地方志办要争取成为地情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

了解地情，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因而做好调查研究，写好地情报告，是领导决策的先决条件和一个地方社会、环境、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我们地方志要在已积累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再调查，再研究; 在占有大量真实资料的基础上写好地情报告书，突出当地的特点，分析自己的优劣。如果我们能做出科学的翔实的地情报告，就为促进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了贡献。一方面要使旧资料焕发新活力，另一方面以新志书弥补旧志书的缺陷和不足，写出真实可信无愧于时代和社会的新志书。

（二）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与对传统修志的继承和扬弃

中国是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国家。秦汉以来，各个地方撰修的地方志书可谓浩如烟海，虽屡遭天灾人祸，流传至今仍保存有8000余部，12万卷之多。这是外国史学著作所不能比的巨大成就。“地方志书与“二十四史”在被国际文化界被誉为中华史学的“双璧”，是世界文明史上卓绝的系列珍品。（8） 中国史书有国史、方志、家谱、传记四大基本形式，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传统是重正史、官史，不重民间社会史、口述史、民间艺术、平民百姓的文化等，有的甚至带着一种大文化沙文主义的眼睛诋毁贬损这些文化。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习俗，在官方的志书中很少有比较全面客观的反映，因此，当代修志，应该有当代的创新精神，特别是在吸收传统志书“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等好传统的同时，要看到传统旧志书的种种弊端。目前我们的“盛世修志”，就要抓住新时代的特点，特别要抓住一个地方的文化特性、个性、特点，进行客观真实的记录和撰写。

（三）如何做到“谁不说咱家乡好”与客观科学性的统一

在中国的志书编撰中，有两种趋势，凭个人好恶与文化背景来进行主观色彩很浓的记录和叙述的倾向十分突出。上面我们提到封建王朝的官员编撰地方志时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偏见。另一方面，当地人写地方志时，“谁不说咱家乡好”的意念又十分明显。比如全国大多数志书不载本地的叛徒、汉奸、历史罪人，对家乡的名人、名胜则大加宣扬，有的溢美之辞泛滥，诸如赞颂本地的千篇一律的“十景”“八景”等等，很多已经成为一种陈腔滥调。

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我们要讲科学精神、求真精神，比如丽江的“纳西古乐”，如果要论证它是“唐宋古乐”或者“纳西化了的洞经音乐”等，那是需要花功夫来认真进行研究的，不然说服不了人，而且还会产生误读误解。我觉得前段时间，曾有人提出“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而从这种标题中看不到一个学者起码应该有的论辩风度与思辨理性，以及对一种如今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和品牌的最起码的尊重，倒有点像骂街的语言。这里的主要谬误，我认为是混淆了民族文化的整合性和多源性特点，把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理解为自古以来就只能是纯而又纯，只是属于该民族的。我认为，在每个民族的文化中，有不少构成部分都会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整合和互相渗透的，纯粹属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能是不存在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吸收他族文化的一面，如我们说到“汉族古典音乐”，也应该包括汉传佛教音乐，不能因为佛教来自印度，就说这是外来的文化而不能说成是汉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在藏族文化中，藏传佛教无疑是主干部分，不能因为藏族吸收了印度佛教就说这不是藏族的文化。傣族的传统文化与南传佛教密不可分，其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国家的南传佛教信仰一样，但你能说傣族文化不能包括这外来的南传佛教吗？世界上这种不同民族的文化融合于一个民族，最后就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的例子，在世界上是比比皆是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比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研究因为比较踏实深入，厚厚的研究成果摆在那里，谁也不敢轻易就说“什么东西”， 而“纳西古乐”确实存在过分专注和满足于媒体的宣传、满足于热热闹闹的旅游市场、大众眼球和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严谨的、科学的研究探讨，因此便有了被人误解误读的现象。

（四）当今志书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人民性、大众性

我还认为，对传统志书不屑于写而实际上是最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部分，要在我们当今的志书中全面地反映，也许可以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来记录和表现。

过去封建王朝的志书对地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偏见，比如在清代，地方流官以孔教和清代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价值观看待其他民族的民俗风情。凡不符合孔教礼乐章程、纲常名教者，一概视为“鄙陋”和“狉獉草昧”。当时对西南各少数民族极力灌输封建礼教，进行以儒家文化为标准的移风易俗之举在清代地方志书中有相当多的记载。比如流官张允随在乾隆《丽江府志》中写道：“丽江僻处极远，历代以来，亦止羁縻勿绝。且向隶土司，狉獉草昧之风未改，……今幸得以夏变夷。”“边陲荒陋之地，忽化而文明……而其布化也，则必由方面守土之名臣，悉心经理，教训，正俗，而后百世千年之雅化，蔚然闻先焉。”诸如此类的议论在清代的地方志书中俯拾皆是。

比如如今闻名海内外的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在传统地方史志中记录寥寥无几，而且多有诋毁贬损之语。封建社会重男轻女压制妇女的思想和习俗，在旧志书中也有突出表现，比如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黄金衔任丽江知府，作《治丽箴言》，制定了许多压制妇女的条律，如严令妇女参与到寺庙烧香等民俗活动，其中曰：“治丽箴言第四条，载妇女烧香。劝为父夫者，宜约束妻女，勿嬉游寺庙也，违者，照例笞其夫男四十。”“丽俗，每逢二月土主会，三月朝山会，七月文峰寺喇嘛会，士女咸艳服浓装，烧香礼佛。道路连翩，山林集恣，喧哗笑语，男女混而无别，识者讥之。易曰：谩藏诲盗，冶容诲淫。谚曰：美女出头，丈夫皆愁……为父为兄者，毋以习见不怪，约束严焉，颓风庶可移也。案律载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他甚至禁止妇女参与元宵节观灯，《治丽箴言》中曰：“附禁两条：一禁妇女观灯，以免是非而肃闺阃也。查丽俗每年元旦后至元宵止，民间办花灯庆岁，太平景象，原为盛事，惟是妇女之无耻者，每结对成群，随往观玩。男女溷集，深夜弗归。遂因此多生是非……礼：妇女夜行，须以烛，无烛则止。今郊井之中，竟深夜游行，殊玷闺训。亟宜严禁。嗣后凡遇灯节，妇女只许在自家门内观望，不许随灯游玩，以至男女溷集无别，违者究治其父夫不贷。” （9）

对丽江古城四方街妇女参与集市贸易的民俗，《治丽箴言》中批评说：“丽（江）以贫女子亦习贸易，市蕻无别，鳏寡日狎，其能守以礼者几希，是男女尤宜及时婚配也。虽曰秽亵之俗，何国蔑有，然以彼视此，隆污稍判者，诚以彼婚姻能及时故也。”

对于此类旧志书中对各地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的种种带有特定封建统治者思想印记的记载，我们今天要认真鉴别批判，客观真实地记录当代各民族的风土民情。

（五） 详略得当，突出特色

我认为，对具有地方特点的部分，要详细记录、考释，做到客观性、科学性，可信度高。而对于一般性的具有相同特点的部分，则可以简略一些。比如像丽江这样的“三个世界遗产地”，就应该突出具有当地特色的部分，如古城文化、玉龙雪山与纳西人的信仰与当代旅游发展、东巴文化、泸沽湖与纳人（摩梭）的母系制文化和走婚习俗等；迪庆州的梅里雪山所反映的人地关系、圣境信仰文化；鹤庆新华村的银器铜器工艺技术等，红河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和稻作农业生态文明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六）客观纪录，不隐瞒历史事实

1983年5月全国县志座谈会上提出，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在写法上，可采取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宜略不宜详的方法。粗到把问题说清楚，细到不能损害党的形象”。1985年颁行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也要求“关于建国以来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述，要遵守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这一主导思想，对新方志的编纂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弃重要史实，如果放弃某一段“敏感”的历史大事不写，那就是对历史不负责。比如，《中甸县志》对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叛乱事件反映的比较客观，显出一个地方和民族直面现实、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好传统和气度。

（七）详考细说，引文有出处来历，让志书成为信史

我读当今很多志书，往往有个感觉，就是有些史料或者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没有出处来历，不敢引用。或者想找到志书所引的原本去核对，但又见不到索引和印证原文的资料。有时很清楚当代志书所用的某些资料来自何处，但编者往往不注明出处。我觉得这是当今志书编撰的一大不足。应该尽量做到对历史事件的表述和史料的引用有出处来历，让读者可以一册当代地方志在手，就可大胆引用，避免因读者有疑虑而不敢直接引用当代志书上的资料，又到处去查找别的资料的弊病。

（八）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反映

除了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地方上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纪录叙述，我觉得，如果能够多层面、多方位地反映20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变，社会文化的变迁，则当代志书将更有魅力和价值。

关于地方社会结构的研究。所谓地方社会结构，横向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群体、组织、民族等;纵向包括等级、社会阶层，如打工族、学生、白领等。如何在我们今天的志书中体现这些方面的内容，以什么样一种方式来反映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化，也值得今天的修志工作者认真探讨。

（九）加强当代口述史料的收集整理

目前，国内外对口述史料非常重视，特别是民间文化（“草根文化”）的传承，对口述记录就显得更为重要。一个经历过特定时代、事件、熟谙民间各种文化习俗的老人无异就是一个博物馆，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见闻等如果不及时记录，那无异于就丢掉了一座博物馆。目前，地方志工作如何加强这一层面上的工作，有计划地进行一些对各个社会阶层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人士的口述记录（包括工医学艺匠三教九流人士），我觉得是值得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也非常有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历史记录的角度讲也很重要，比如某个民间老字号品牌的发展历史，如果传人不口述，其发展历程今后就无从得知了。这个工作，在传统的修志中是个空白，我希望在我们当代的修志工作中，能有所作为。除了必须要完成的各系统、州市县区的各种专史之外，我也比较看重各种“副产品”，我们第一轮修志实践证明，有些编写志书过程中的副产品，比如各种资料汇编、编志通讯、刊物等等，在存史、资政、育人、整理保存地方掌故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1）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2）E.B.Tylor, The Origins of Culture,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8, p.1

（3）费根：《地球上的人们·世界史导论》，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第14页。

（4）杨福泉：《纳西族文化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内源发展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9 页。

（6）云南省环境保护局编云南省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未刊稿)

（7）郭辉军，龙春林主编.云南的生物多样性[[M].昆明:云南科技  出版社，1998.

（8） 王希龙：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序，中华书局2001年版。

（9）（清）黄金衔撰《治丽箴言》，光绪十九年（昆明）长春坊明文堂刊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