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新时代统编教科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HA22039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资助项目“新中国统编教材建设史的系统考察(1950—2000年)”2020M680605)
[作者简介]曹周天(1990—),男,江苏扬州人,教育学博士,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副研究员,期刊编辑室高级编辑,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出版史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为新时代教材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指出要“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近年来,教育研究者立足服务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立场,开展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为推动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整体成果较为丰富,资源类型以期刊和图书为主,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受到较多关注,高等院校和教育出版社的研究者成为教材研究的主力军,教材研究向纵深发展,聚焦于教材研究的研讨会日益增多,为教材研究者沟通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
一、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重点主题
厘清教材研究的重点主题,有助于把握一段时期内教材研究的热点,对建立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知识“地图”大有裨益。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重点主题大致包括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宏观命题研究、基础教育教材编写研究、基础教育教材使用研究、基础教育教材管理研究、基础教育数字教材研究等五方面。下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分析说明。
(一)基础教育教材建设宏观命题研究
教材建设是教育教学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同样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工程,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该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历史经验、教材体系构建和教材理论基础三个基本问题。
1.教材历史经验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研究者围绕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的百年历程进行考察,总结分析了建党以来我国教材建设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经验。黄强等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教材建设事业的百年历程划分为艰难起步、接续探索、完善深化、全面加强四个阶段,并通过归纳总结发现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党始终将教材建设事业作为重点关注领域,准确把握教材的意识形态内涵、整体统筹教材的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支持教材事业的人才队伍建设等。余宏亮对建党百年来的教材思想进行梳理总结,探讨党领导教材建设的思想谱系,指出党在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教材工作指导方针,创建了教材建设组织机构,完善了教材审核把关制度等,构建了党百年教材思想的落实机制。石鸥等分析了建党百年教材建设的中国智慧,提出党的教材理论是对教材理论的发展、创新与超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表现在党的教材建设过程中构建了以党管教材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探索出了以编写为重心的研发机制,构建了出版印刷供应一体化的教材产供销模式,创建了以充分实现教材效用为目标的保障机制等。对建党百年来教材建设的分析归纳,为新时代教材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
2.教材体系构建研究
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工程。郝志军等认为,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要立足于强国战略事业,坚持国家事权的顶层设计统领,遵循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论逻辑,打造精品教材的本体论逻辑,以及完善教材管理体制机制的实践论逻辑,构建由思想价值系统、知识经验系统和组织方法系统整合的教材体系。刘复兴等基于我国教材体系建设的经验与现状,结合新时代建设教材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实践路径,包括在党的领导下把握意识形态方向,通过顶层设计加强教材体系有机衔接、推动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教材体系。
关于教材体系的中国特色,刘启迪认为其集中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具有自身独特属性、教材使用学以致用以及逐步形成科学的教材发展与研究模式等方面。罗建河等从教材建设的中国立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在我国教材建设过程中,国家立场突出表现为如何处理中国知识与中国不同地区知识、中国知识与世界知识之间的价值排序,强调国家对于教材建设的元治理,彰显国家在教材治理中的中轴角色和主体地位。关于教材体系的质量保障,刘湉祎等提出教材质量保障体系涵盖政治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经费与物质保障四大方面,强调应坚持党的领导、建立科学规范的建设制度、调动教材建设主体积极性等,以教材建设质量保障体系为基石,围绕高质量建设目标,打造全面、系统的教材建设保障体系。
3.教材理论基础研究
寻找理论基础是开展教材理论研究的重要抓手,不同的理论基础决定了教材研究不同的价值立场及其关注侧重点。
从法理学的理论基础出发,罗生全等认为我国70余年的教材建设体现了政治性、人民性、文化性、法律性以及实践性的多重话语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我国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法理基础,具有源于人民的公共权力属性、行政权力的主导属性、教育权力的育人属性、内容建设权力的人文专业属性、资本增值权力的非营利属性,各属性间联系紧密,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权力属性体系。为确保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落实,应树立以育人为本的教材建设观念,保障多元主体有效参与教材建设、坚持行政权力对教材建设的领导、传承和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精神。
从文化学的理论基础出发,杨柳等指出教材建设存在着“知识—认知—文化”三元共建的逻辑取向,但与强势的知识与认知逻辑相比,文化逻辑长期处于遮蔽状态,教材建设应重新建立逻辑共识,在文化学语境下重新审理教材价值,实现教材与文化的深层关联,进一步凸显教材“以文化人”的文化立场,以文化逻辑统领教材编写,保持教材建设系统的文化张力,以富含文化意蕴的思想架构、话语方式等助力新时代教材建设。
从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出发,穆建亚等认为教材具有伦理属性,教材伦理学既是伦理学原理在教材领域的应用,又是教材研究向伦理学的升华,其聚焦的核心问题在于教材是否以道德上可行的方式传递了有价值的东西,以学生发展为逻辑起点,强调从教材主体的活动特点出发,兼顾现实与伦理责任,把握教材内容的伦理诉求,对教材制度进行伦理约束,从政治伦理、制度伦理、知识伦理以及技术伦理等多视角探求教材伦理的实践路径。
(二)基础教育教材编写研究
教材编写工作是教材建设的中心环节,是教材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桥梁。近年来,围绕基础教育教材编写的研究逐渐成为关注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编写模式、编写策略和编写队伍三个基本问题上。
1.编写模式研究
关于教材编写模式的研究,章全武以评析教科书内容编制过程相关模型为基础,结合对教科书内容编制过程的实际考察,构建教科书内容编制过程模型,指出教科书内容需要经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编制过程,即从组建编写队伍、解读课程文件到拟定编写方案、搭建内容框架以构建教科书体系;从设计编排主线、创设教科书栏目到结合具体主题、优化单元结构以形成单元体例;从依据单元主题选择内容、依循单元体例呈现内容到内容、体例与体系的精致化以形成教科书文本。
2.编写策略研究
关于教材编写策略,吕立杰等指出,教科书的编写首先要明确其价值逻辑,通过对价值体系的统筹规划、学科内容的精准言说以及形象谱系的深层透视,实现培养目标的形态转化;其次,要基于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厘清教科书编写的知识逻辑,实现教科书中少量主题的深度覆盖及概念间的横向关联与纵向进阶;最后,教科书作为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工具与参考,要明确其编写的阅读逻辑与教学逻辑。一方面,设计编写可理解的,兼具感染力、互动性、指导性与差异性的文本;另一方面,通过过程化的内容呈现真实化的情境、可视化的认知过程及整体化的单元活动,为教师的创新性教学提供可能。针对具体类别的教材编写策略,蔡跃等探讨了职业教育中“活页式教材”的编写开发策略问题,认为需要在明确活页式教材开发的内涵和特征基础上,处理好活页式教材与职业的关系、明确活页式教材开发的课程模式基础、做好活页式教材中“学习任务”的开发。
3.编写队伍研究
教材编写队伍是高质量教材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源,教材编写人员和教材编辑自身素质是决定教材质量的重要因素。王建波对中小学教材编辑角色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析,指出新时代教材编辑的职责和使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核心素养,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做好教材编写的组织引导者、教材使用的实施指导者以及教材出版的统筹指导者。石伟丽针对融媒体时代的编辑素养提升问题,强调在教材建设过程中,教材编辑需要做到有良好的政治、教育学、编辑素养。郭戈和曹周天系统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主体的专业化教材队伍建设历程,分别梳理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和第二次教材会战的教材编写人员,指出组建“三结合”的编审队伍、促进教材编研一体化是编出精品教材的关键环节和质量保证。
(三)基础教育教材使用研究
编好教材是基础,使用好教材是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围绕基础教育教材使用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下面,从基础教育教材的使用现状、使用主体和使用对策三方面分述。
1.使用现状研究
对教材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有利于完善教材的编写与修订。胡睿等以西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科书为例,基于已有研究编制研究工具,对重庆、四川、河南3省(市)15市(区)的6947名教师和81304名学生进行调查,多视角分析不同主体对教科书的认识、使用情况、使用效果以及影响他们选用教科书内容的主要因素。调查发现:教科书的编写内容和编写特色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认可;教科书是教师和学生最主要使用的课程资源;使用教科书对教师教学和自身专业发展以及学生学习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师生在教科书的认知和使用效果上存在一定地区差异。徐鹏等基于北京、上海、山东、辽宁、吉林等省市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课堂观察数据,从使用的整体感受、便捷性、实际情况、实际效果、影响因素5个维度,考察了统编版高中语文教科书的使用现状。围绕语文知识教学、课堂教学转化和学业评价等语文教师关心的议题,提出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编写理念,设计以核心素养为发展目标的编写内容,发展满足个性发展与多样需求的编写风格等建议。付瑞莹等采用问卷法对教师使用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科书中单元活动的现状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理解和分析教科书方面,教师对单元活动的教学价值认同度较高,但仍有部分教师对单元活动的主题和特点等基本情况认识不清;在利用教科书进行备课方面,大多数教师能够较好地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但相对忽视地理逻辑方法;在运用教科书开展教学方面,教师对单元活动的潜在功能发挥程度较高,但仍面临教学资源利用不充分、课时量不足、开展户外教学少等困境;在评判教科书方面,教师评判教科书的意识和行为有待进一步改善。
2.使用主体研究
随着统编教材全面落实,教科书使用将成为教45材建设的核心环节。李功连指出,编者、学者、教师和学生使用教科书所形成的教科书使用共同体,体现了合作生成性、交互体验性和协同发展性的内在特质。通过编者、学者、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协同作用,形成编研相促、教学相长的教科书使用共同体,可以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孟宪云认为,要从学生、教师、社会三类价值主体出发开展教科书适切性评价,该评价对于推动教科书高质量发展、深化完善教科书评价、促进课堂教学品质优化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3.使用对策研究
关于教材使用的对策研究,章全武指出,教师教科书使用需要经历从理解与审视教科书内容到选择与设计教学内容以形成教学方案,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到依照与调整教学方案以形成课后反馈,从课后反馈回到下一轮教学设计以形成完整的主题单元循环系统三个过程。左群英等从具身认知的角度,提出教师应该把具身体验作为教材资源开发的一笔财富,根据不同学段研发直观教学资源,利用身体经验开展隐喻教学,促进学生对教材抽象知识的图式化建构。要从遵循身体的自然节律使之张弛有度和谨慎处理身体约束及座位安排来优化学生的身体时空体验;此外应加强实践活动教学的实施,在学科课堂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落实具身体验学习。
(四)基础教育教材管理研究
做好教材工作,离不开教材管理作坚强后盾。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给予了高度重视,教材建设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教材编写、审定、选用、出版等环节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研究者重点从管理政策、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等方面作了相关探讨。
1.管理政策研究
关于教材管理政策发展分期,张美静将其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创与奠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更迭与酝酿、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与深化、新时代以来的转型与重构四个阶段,整体呈现出政策目标由教材大国向教材强国转向,政策主体由一体集中向多元参与融合,政策路径由固定统一向多样创生转变以及政策内涵由全面普及向高质优化迈进等发展特征。王攀峰将改革开放后我国教科书政策话语演变进一步细化为以国家统一要求为主的恢复重建期、以国家规导下的教科书多样化探索为主的转型发展期、以国家赋权下教科书多样化发展为主的全面建设期、以国家统筹下教科书多元共治为主的深化改革期四个时期。许航等梳理建党百年来教材管理政策发展特征与趋势,认为党的教材管理政策经历了起步奠基、初创调整、停滞倒退、恢复重建、多样化探索、逐步完善、科学发展七个阶段,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中央领导下的分级教材管理体制,三是以不同学段为重点各级各类教材逐步覆盖,四是制度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并认为我国教材管理整体展现出进一步强化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进一步明确教材管理主体职能、进一步细化教材管理对象、进一步健全教材管理措施四大发展趋势。范竹君通过对20年来职业教育教材政策文本的分析,认为职业教育教材政策经历了由重视分学段教材建设向中高职教材一体化衔接转变,由重视专业教材建设向重视思政和专业教材并重转变,由严格约束职业院校建设向激励和约束并重转变,由重视内部机制向兼顾外部标准与优化机制并重转变,由关注技能紧缺人才培养向兼顾脱贫与技术紧缺领域并重转变几大转变。郑雁通过对“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对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整体情况进行描摹,认为其体现了立足职业教育发展新起点,体现职教特色的发展特征。
2.管理制度研究
2019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对教材的审定制度、选用制度、出版制度等作出规定,从教材编写出版的各关键环节出发,研究者进行了广泛探讨。
关于教材审定制度,研究者主要关注教材审定标准的制定、教材审定特征的剖析以及教材审定的国际比较等方面。张奂奂等比较吸纳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的国际经验,对教材审定的相关概念及构成要件进行了阐释,强调审定制度的法律规范性、主体多元性、标准社会性、程序正当性等。同时,结合我国教材审定实践,提出教材审定的权力主体是国家,具有行政许可的法律特征,形成了三部门协同的审定格局,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法律授权、兼顾多元标准、健全监督问责与救济机制、打造专业化审定队伍,不断完善教材审定制度建设。张莉通过对加拿大教材审定制度的比较分析,认为加拿大教材审定机构和人员的多元性、审定标准较强的操作性、审定过程的公平透明性以及审定机制的公正权威性,可以为我国教材审定制度的构建提供经验借鉴。
关于教材选用制度,姚建欣等运用教育社会学观点对我国教材选用过程中的社会力量博弈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教材选用存在基层教师认识不足、部分政策导向具有操作困难、选用周期与更换程序不明确等问题,认为应适时修订相关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审慎平衡决策主体参与度,提升教材选用的专业化水平,充分开展教材选用的相关研究等。
关于教材出版制度,从教育出版整体发展来看,苏德敏以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为例,对教材出版转型机制进行了探讨,指出教材出版转型带来一系列附加效应,如促进编辑团队成长、作者资源积累、品牌价值提升等,并强调教材出版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建立课程服务化全新体系,探索数字化全课程资源服务模式。从新时代下教育出版新需求来看,特色教材、乡土教材、人工智能课程教材的出版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汪琳等将特色教材出版的模式划分为纸质出版的资源开发与应用,以及围绕课程实施提供的全流程服务,并提出推动教材出版的创新路径。巢琳聚焦广东省乡土教材出版困境,强调要改变单一的教材体例,推动学科教材乡土化,寻求多部门合作,自上而下推动开发乡土教材等。郜云飞等分析了人工智能教材在出版中面临的问题与原因,提出构建育人为本、内容引领、技术创新、教研结合“四位一体”出版体系的构想。
3.管理理念研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治理”的概念,这对教材管理理念的革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对此,薛二勇等对剖析教材治理理论内涵进行了剖析,认为教材治理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管理的过程、是价值和文化统一融合的过程,同样也是育人效益主导与多元效益交叉统一协调的过程,通过对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总结出教材治理体系存在着价值信念导向不准、公序良俗把握失衡、过程控制不够精准、监测预警机制缺失等问题,应当构建价值导向审查制度、健全全过程管理体系、建立常态追踪监测预警机制、制定终身责任追究处罚办法等,进一步提升教材治理效能。刘学智等认为,实现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借助治理理论,重构我国教材建设的知识体系,寻求教材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教材建设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破解市场化进程中教材管理低效的困境。有效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要在教材治理方位、教材治理主体和教材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要明确教材治理方位,把准教材治理的方向和目标,确保教材治理体系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遵循党和国家的教育要求;二是要强化教材治理分层,明晰国家、地方与学校的职权与责任以及彼此之间的互通与联动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教材治理体制;三是要完善教材治理机制,提高教材准入门槛,落实淘汰和监督机制,同时协调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教材高质量发展。
(五)基础教育数字教材研究
面对教育信息化浪潮的涌入,数字教材已成为教材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教材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媒介技术的发展史”,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对教材载体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智慧教材、数字教材等新兴教材形态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围绕数字教材的研究,主要分为内涵特征与价值功能、技术伦理与风险规避、现实障碍与未来走向等方面。
1.内涵特征与价值功能研究
在内涵特征方面,数字教材被认为是传统教材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创新,既兼顾了传统教材的一般属性,同时辅之以信息化手段,具有富媒体呈现、多样化应用、高效率传播等特征,在分类上主要包括新形态教材、以纸质教材为蓝本的数字教材、脱离纸质教材的数字教材。新时代数字教材是体现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意志的教材,是促进学习者个性发展的智能化学习系统。
在价值功能方面,李晓峰等对数字教材体系的价值意蕴进行了探讨,认为数字教材体系是我国教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化教学资源体系的核心要件,是物化与数字化两种形态教材的统一。王润对数字教材推动教学变革的价值意义与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认为数字教材的内容呈现变革促使具身式认知进一步发生,让私人定制的学习成为可能,数字化的载体能够延展教学时空,并且让过程性评价更为精准化。闫君子等认为数字教材具有遵循教学规律的教育功能,突破工具理性、实现深度交互的技术功能,打造智能辅助、支持个性化学习的应用功能,以及跟踪使用轨迹、有效推送资源的服务功能。
张治等在数字教材的基础上,对智能型数字教材作出了进一步探索,强调其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资源、更智能化的交互方式,能够更好地基于学习者特征提供个性化推送和精准化学习支持服务等,认为智能型数字教材的使用推广有助于推动泛在学习和大规模因材施教的实现,可以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2.技术风险与规避对策研究
余宏亮认为作为课程教材、图书出版与信息技术三者相互架构、复杂整合的产物,数字教材打破了纸质教材的运行生态、文本结构和授受格局,在教师的教、学生的学、政府的管等维度上产生了显在或潜隐的风险。规避数字教材风险,要推动技术与教材编制的深度融合,培养教师与学生数字教材使用素养,构建事前审查与事后监督机制,加快构建适用数字教材的标准体系。陈文新认为数字教材的出现会对传统师生关系、传统教学模式等带来冲击,为降低教学风险,需要增强教学主体的风险意识,充分考虑数字教科书与教学活动融合的张力,构筑数字教科书教学风险防控系统等。郭利强认为数字教材编制面临着技术泛滥导致课程规范与责任伦理弱化、技术深度介入解构系统化教材知识体系、信息快速更新弱化知识深度学习、数字化资源运用引发法律风险等问题。为规避数字教材带来的技术伦理风险,应更新教材编制理念,从动态视域出发考量教材编制过程,进一步推动技术与教材的深度融合,健全行业制度规范与法律法规。为化解融入AI的数字教材编制伦理风险,应从构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与技术责任制度出发,坚守“以人为本”的数字教材编制价值理念,以动态化视域通盘考量数字教材编制全过程,以技术赋能为前提审视数字教材设计机理,同时着力完善数字教材编制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
3.存在问题与发展战略研究
仇森等认为数字教材主要面临边界模糊、缺乏国家统一规划和政策引领以及统一开发和应用标准、市场尚不成熟、师生认可度不高等问题。为此,未来的数字教材建设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其一,在边界问题上,数字教材建设应推动设计理念、应用方式变革,组织教材交互性内容的技术攻关;加强出版单位的选题研发与产品创新,建立数字教材统一分发平台。其二,在政策标准上,要加强国家的政策引导,建立专门的数字教材标准,保障数字教材内容资源的质量与规范。其三,在教学实践中,应精准打造满足不同群体需要的数字教材;进一步夯实教学法探究,提升数字教材使用效能;立足教学需求,优化数字教材的功能性服务,推动和规范数字教材配套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等。
除上述研究外,还有研究者从数字教材的属性特征、标准规范与评价体系、编写出版、与纸质教材的关系、国外数字教材发展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与此同时,对于相关概念,如智能教材、智慧教材等也有一定讨论,为信息技术与教材的深入融合提供了有益启发。
二、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主要特点
近年来,教材研究逐渐成为教育学,尤其是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热点话题。教材研究在考察视野、理论层次和实践指向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改观,呈现出较为突出的研究特色,现分述如下。
(一)研究的考察视野不断扩大
作为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中关于教学内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材研究积累了不少有益成果。特别是对广大一线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教材是他们开展课堂教学、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主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工作,这在客观上对基础教育教材领域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兼具国际视野和本土关怀,既有关于中国国情的教材系统整体研究,也关注国际比较研究,注重借鉴国际教材建设先进经验。研究者对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立足本土实践,关注我国目前基础教育教材的发展现状,注重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建设要点,让本土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呈现出立足国情、扎根实践的鲜明特点。二是研究兼顾理论探讨和实践改进。既对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理论边界进行外化拓展,同时又将研究目光落地于一线教材实践场域,让我国基础教材研究理论与实践协同发展、相辅相成。在聚焦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理论探索中,研究者既对教材建设、教材管理等教材建设议题进行具有时代性的讨论,同时将理论探讨放眼至教材发展未来,对数字教材、智慧教材等未来教材发展领域作出理论阐释,以更好地指导教材运用的实践探索。三是研究兼容历史回溯和现实分析。研究者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既将研究目光回溯至建党以来的教材发展经验总结,又关注教材领域的创新发展与现实传统之间的联结与关系。研究者采用文本分析、文献计量等诸多方法对教材研究进行整合评述,让教材研究更具系统化视野,为教材研究的后续发展提供思路。与此同时,面对新兴教材发展领域,研究者立足教材发展传统,进行新旧联系与比较,让教材研究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二)研究的理论层次逐步提升
纵观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研究的理论层次有了较大提升。客观来看,过去我们在谈及对教材的研究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以文本分析为主要研究指向的漩涡中,研究的视角主要局限在基于教材文本的分析与阐释,缺乏从理论高度予以系统考察。事实上,对教材的研究只有超越单纯分析文本的层次,借助相关理论视角重新审视,才能获得更全面、更深入的体认。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研究者展现出较强的理论自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有意识地借鉴并运用法理学、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基础来研究教材问题。这些学科视角的引入,丰富了我们观察教材的理论视野,提升了我们理解教材的理论水平,对教材研究成果的内在学理性和逻辑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二是有意识地结合教育学、课程论、教学论、教材论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自觉地进行有关教材问题的理论总结,加强对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内在逻辑的梳理,挖掘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研究的基本规律,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体系建设,形成更富现代性、实践性的教材学理研究,提升理论的指导性。
(三)研究的实践指向更为聚焦
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并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教材编得好不好,关键要接受学校教育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看,加强教材研究的实践指向显得尤为重要。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指向实践的教材研究占据较大比例,这与教材本身所具有的广泛师生使用基础不无关系。只有从使用的角度来把握教材,教材研究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校教育实践,为教材的理论建构和编写工作提供积极反馈。具体来看,教材研究的实践指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证据的研究方法让教材研究与一线教学的联系更为紧密。研究者充分挖掘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实证价值,让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与教育现实问题相呼应,发现教材问题的重点与难点,开展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实证研究,完善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基本范式,拓宽教材研究思路,完善教材研究方法,确保基础教育教材建设有据可依。二是基于历史纵向维度和地域横向比较的研究视野让教材研究兼具历史眼光与现实关怀。在纵横双向维度上,一方面,已有研究注重纵向维度下的系统研究,以时间发展为脉络线索,探索我国基础教育教材建设的诸多问题,如关注中国近现代教材发展史、特定时期或特定地区的教材问题研究,为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提供了清晰系统的脉络梳理。另一方面,已有研究注重横向维度的探索与比较,如关注教材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或具有地区相似性的亚洲地区之间的教材对比研究,在比较与借鉴中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教材建设发展道路。三是基于重大主题教育进课程教材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要求让教材研究更加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体系建设大框架下,研究者积极探索我国重大主题与精神进教材的研究,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独特国家立场与鲜明特征的文化,如何将其与教材建设相融合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三、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未来展望
基础教育教材研究作为教育研究领域的重点议题,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通过梳理发现,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总体较为丰富,既关注到政策管理等宏观问题,也关注到各学科教材编写等微观问题,既关注到国家层面的教材建设,也关注到地方、学校的教材开发,既注重立足本体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又注重放眼国际、吸纳先进经验,既注重追溯历史、总结经验,又注重观照现实、指导实践,显现出全面系统、层次多样、点面结合、视野开放的特点。面向未来,基础教育教材研究需要在研究主题的多样化、研究方法的综合化、研究队伍的协同化三方面下功夫。
(一)研究主题多样化
分析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教材研究主题多样,体现出全面系统、层次清晰的鲜明特征。首先,在全面系统性上,基础教育教材研究覆盖教材建设、教材政策、教材管理以及教材体系构建等基本问题探讨方面;同时结合国家政策导向,教材研究响应时代需求,如重大主题进教材、统编教材、教师教材素养等问题的讨论;在响应时代所需的同时,教材研究将目光投向未来,关注数字教材等教材发展的无限可能;并且关注普通教育之外的职业教育及特殊教育等领域,让教材研究更具有全面性与系统性,让教材研究更趋于体系化与完善化。其次,在层次清晰性上,既有研究的覆盖面较宽。从层级来看,研究者的关注点从面向国家层面的政策决策、面向教改的教材议题分析,到管理层的教材制度管理研究,直到各地区特色校的教材的基层实践探索、特色项目试点实施等;从关注视角来看,研究者既关注宏观层面教材建设的全局整体性问题,也从微观层面出发,从某一学科视角出发,触及具有学科特性的教材研究问题。面向未来,基础教育教材研究应以纵向研究脉络串联起不同层级、不同视域下的教材研究脉络,丰富教材研究的领域、主题和内容,让教材研究的层次和类别更加趋于多元化。
(二)研究方法综合化
推动基础教育教材研究的纵深化发展,研究方法的革新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特色,这是很好的基础。教材研究方法论的系统构建是推进教材研究迈向体系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要进一步构建教材研究方法论体系,走研究方法综合化道路。具体来说,就是要在坚持既有教材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学习、借鉴、开发教材研究新方法。已有教材研究较多采用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在未来研究中,可更多使用访谈法,促进研究者与教材编者进行积极对话,实现由“研究者—教材”单向对话模式向“编者—教材—研究者”多向度对话模式的转变,帮助教材研究者清晰地了解教材编写的理念与立场,进一步增强教材研究的效度。同样,也可以建立教材研究数据库,运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构建“研究者—教材—教材使用者”之间的联结,在教材研究中更好地体现使用主体的感受,将动态化的实践探索与静态化的文本分析相融合。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学科特点,恰当采用具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比如语言类学科教材研究多采用多模态话语分析法,理科类教材研究多采用目标矩阵法等具有学科特色的分析方法。
(三)研究队伍协同化
教材研究本质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单靠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研究人员,是很难真正做好教材研究工作的。从教材的属性看,一方面,作为师生共同使用的教学文本,教材具有教育属性;另一方面,作为公开出版物,教材又具有出版属性。因此,做好教材研究工作,就需要同时兼顾并把握好教材的教育属性和出版属性,就需要团结好教育领域和出版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教材的实践层面看,教材研究的对象涉及各级各类教材。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般教材理论虽然能从宏观层面讨论教材的普适性问题,但如果深入具体的学科门类,则仍然缺乏有针对性的解释力和指导性。因此,研究好基础教育教材,还需要团结各级各类学科研究者,充分调动他们参与教材研究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从各自的学科专业领域出发,对教材建设问题提出真知灼见,最大程度地丰富教材研究的理论层次和水平。未来要努力汇集一支由专业编辑、一线名师和高校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三结合”教材研究专业队伍,积极开展教材协同创新研究。
（原载《当代教育与文化》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