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材编研出版史，曾涌现出一大批为教材事业辛勤付出的教材人。他们中有声名远扬的学界耆宿，有经历丰富的资深编辑，也有长期在一线教学的名师。深入总结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从事教材编研工作的经验和精神风貌，对推动教材理论和新中国教材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教材建设和管理特别是教材使用工作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

学习他们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用心打造精品教材

编教材是一项讲求科学的实践活动，必须确立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是老一辈教材人对待教材工作的责任担当与精神底色。正如叶圣陶所说，对于内容的安排，我作通盘的筹划，不取那种“拉在篮里就是菜”的办法。对于文体的采纳，我主张兼容博取，而且各篇须是各体的模式。对于课文的撰作，我希望念来上口，与平常说话一个样，而且不悖于名理。他要求教材不但“文质兼美”，不许有一个错字、错标点，而且要求“及时供应，课前到手，人手一册”。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贯穿教材编研工作始终，下面试举几例予以说明。

一是体现在对教材细节内容的推敲和揣度方面。教材编写需要经过反复修改与打磨。叶圣陶编教材的一个“独家秘籍”就是组织编辑集体讨论选文的修改，并找普通话好的编辑朗读课文，在听的过程中推敲选词用语。刘国正清晰地记得，改都德的《最后一课》时，叶老先让懂法文的同志看译文是不是忠实地合乎原意，再请北京话说得好的同志看看合不合北京话的语言规范，然后大家讨论，最后叶老再总结应该怎么做，就这么一句一句下来，一天能改上几段就不错了。

二是体现在虚心接受对教材文本的修改意见方面。据担任过叶圣陶秘书的史晓风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一次文学课本的审读会上，讨论一篇描写抗日战争的课文：一位勇敢机智的农村少年将敌军引入我军的包围圈，然后飞奔到河边。敌军发现了举枪射击，“枪没响以前”，小英雄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逃脱了，敌人的枪声成了我军发动冲锋的信号。史晓风说，听到这里，我说，“枪没响以前”，这个“没”字可以删掉。叶先生没有马上表态，下意识地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尽管是虚拟的动作，还是那么规范。几乎在扣动“扳机”的同时，叶先生说：“好！‘枪响以前’，干净利落，不要这个‘没’字。”叶老对别人善意地提出的意见，都虚心接受，并能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是体现在制订科学规范的编辑出版工作流程方面。叶老在《编辑施工计划》一文中提出，“要保证编辑计划的完成，……必须好好地制订施工计划，而且随时检查施工计划的执行情况，直到工作完成为止”。他说：“我社的书从开始规划到定稿，要经过社内外许多人的斟酌研究，不是责任编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编辑室内几位同志的事情。这就得有适当的选择和周密的安排，才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和手续收到最大的效果，才能及时供应质量有保证的书，完成我社的任务。”

四是体现在认真对待读者来信方面。1964年，一位高中生写信给叶老，指出高中语文课本中《〈普通劳动者〉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一文有一处明显的错误，叶老立即复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我这篇文章登在刊物上，后来又由编辑者收在课本里，五六年间没发见这个错误，直到今天才知道我写错了。……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现在我准备通知采用我的这篇文章的出版社，说你们指出了我的错误，我请求为我更正。”同时，叶老写信给出版社作了更正，并说：“我下笔粗疏，贻误读者，实感惶愧。”叶老这种虚怀若谷、严于责己的精神，特别是在成名成家和身居高位以后仍能继续保持和发扬，令人敬佩不已。

学习他们严谨务实、笔耕不辍的治学品格，汲取理论涵养与智慧启迪，始终以研究的姿态从事教材工作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流的教材编写离不开高水平的教材研究做支撑，必须全面提升教材研究和实验水平。”老一辈教材人在多年从事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注重对编写经验进行理论总结，他们留下的关于教材编研的论著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叶圣陶曾形象地比喻说：“编写教科书，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我们要吸收有关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写成教科书。”辛安亭在《中学历史课的教学问题》中写道：“我常想如果历史课本的写法，高小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相当于纪传体；初中以历史人事为中心，相当于编年体；高中以历史问题为中心，相当于纪事本末体；则高小得到的是历史的点的知识，初中得到的是线的知识，高中得到的是面的知识。这样既可避免前后重复，又能逐渐加以补充，学起来有趣，了解也容易深刻。”戴伯韬在《论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性》一文中明确提出：“课程教材和教法的研究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编出高质量的教材。”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主持工作期间，戴伯韬身体力行，每年都亲自带领由多个学科编辑干部组成的调查组，深入到省、市、县的教育部门以及学校和有关生产单位调研。他对调查研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绝不允许粗枝大叶，有丝毫的马虎，具体要求必须做到四点：一是出发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最重要、最关键的准备工作是要写好调查研究提纲；二是开好调查会，请真正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教研员、农民等来开会；三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认真分析各种意见，写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查报告；四是调查的成果要反映在教材编写和改革上，起到提高教材质量的作用。叶立群曾感慨：“回顾35年来的经验教训，深切感到要编好新的一轮教材，必须做到把教材编写工作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研读老一辈教材人的论著是汲取他们教材编研智慧结晶的便捷途径。不少老一辈教材人对某个领域的研究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比如吕叔湘的语言学研究，王泗原的《楚辞》研究，张毕来的《红楼梦》研究，陈乐素的宋史研究，邱汉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吴伯箫的散文创作，陈伯吹的儿童文学创作等。为全面呈现百年以来教材领域众多大家的研究成果，人教社在成立70周年之际推出了“中国教材研究文库”（以下简称“文库”）大型丛书项目。“文库”是新中国第一套教材研究专家大型选集，是中国教材理论和实践研究历程的缩影和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教材编写出版改革和发展的见证，集中展示了我国现代教材研究的学术成果，荟萃了我国现代教材理论研究的精华。入选该“文库”的教材人都是新中国教材建设和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文库”第一辑于2020年底正式出版，入选的老一辈教材人，包括叶圣陶、戴伯韬、辛安亭、叶立群、陈侠、蒋仲仁、袁微子、张志公、刘国正、陈尔寿、雷树人、王占春共12位。“文库”第二辑已陆续出版徐特立、李廉方、陈鹤琴、陈伯吹、熊承涤、张孝达、刘默耕、苏寿桐、张玺恩、黄光硕、臧嵘等学者论教材系列丛书。目前“文库”第三辑已正式启动。

学习他们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人格风范，继续发扬好“传帮带”优良传统

编好教材固然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但也离不开老专家的经验传承。叶老就很重视对年轻编辑的点拨与教诲，这些内容从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的回忆文章中可见一斑。 1954年年初，由教育部教学指导司调入人教社的地理学科编辑陈尔寿回忆道：“小学地理新课本之所以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是同叶圣陶先生的亲切关怀、热情教诲、具体帮助分不开的。叶老首先肯定了新课本的编写思路，对选材、成文、插图表示赞许。他审阅书稿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面对面地一字一句推敲，既指出课文中科学性、思想性、逻辑性方面的问题，又把造句、用词、语法等不当之处一一修改，并说明修改的道理，让我受益匪浅。”

人教社历来就有关心年轻编辑专业成长的优良传统。据叶佩珉回忆，1959年社领导为培养青年编辑举办了“语文学习讲座”，邀请叶圣陶、张志公、王泗源、隋树森等多位专家讲课。他们讲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讲语法、修辞、逻辑，还讲编写教科书的写作要求和方法，并且通过讲评听课学员的“作文”，具体告诉大家如何做到教科书的文字表述通顺、简明、生动，遣词造句规范、准确，教材内容的编排体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等等。对此，她感慨地说：“非常庆幸得到诸多老一辈教科书专家的关怀。”董振邦回忆叶老给编辑讲课的情境时说：“叶老讲课，通常先印出一篇已在报章杂志上刊载过的文章发给每个编辑，让大家自己先挑挑文章的毛病，而后他一一指出毛病所在，应该怎样改。……叶老的课给我极大的震撼，促使我学了些语法修辞方面的知识。”刘国正称“文革”前十多年在人教社的经历是自己的“迅速成长时期”，这得益于当时一批前辈专家学者的言传身教。他说：“当时人教社人才济济，中语室集中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道德文章堪称一代宗师的叶圣陶社长亲自领导中学语文的编辑工作，还有朱文叔、吴伯箫、张毕来、隋树森、王泗原等先生都是我的好老师。诸公的言传身教使我有如沐春风之感。我向他们学习渊博的知识，学习衡文的深刻识度，学习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特别是学习认真而宽容的学者风度。”

对新入行的年轻编辑来说，与前辈见面，向前辈学习，是提高业务能力、丰富业务经验的不二法门。王莉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及：“当我们十分爱戴的胡梦玉教授向我们介绍人教社的曹飞羽专家时，才知道我们以前上学用的课本就是他们编写的，不禁产生了亲切感。”她所描述的这一感受，笔者深有同感，原先那些只能在教材版权页上见到的名字，现在却成了可以面对面接触的前辈老师。就笔者的体会来说，在从事日常编辑工作中，每次收到审读专家反馈来的修改稿，总能从中受益很多。审读专家对文稿内容提出的质疑和作出的修改，常给我醍醐灌顶之感。有些审读专家的字迹清秀，对修改符号的运用驾轻就熟，经他们之手的这一页页修改稿，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样的感触，总让笔者体会到学海无涯的真谛，并燃起强大的学习动力。

学习他们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教育情怀，把好育人育才的前沿关口

《光明日报》曾刊文将“人民教育出版社”这块金字招牌解读为“心系人民，情系教育”。这一解读道出了从事教材编辑出版工作者共同的心声。文以战回忆起当年在叶圣陶、辛安亭领导下参加教材编写的经历时曾感慨：“教科书工作是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部分，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从这个认识出发，产生严肃的责任感、光荣的自豪感，就自觉地全力以赴，不计个人得失。那时候八小时以外，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压根儿没有奖金、加班费什么的，大家从不说辛苦，都意气奋发地工作。”

编好教材，既要研究学科发展规律，也要研究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了使教材的编审工作更加切合学校教学的实际，1966年以前，叶圣陶除了经常到大、中、小学讲课，与师生座谈，到外地学校视察，还以北京的景山学校、二龙路学校、丰盛胡同学校作为教学基地，将所编语文课本先在这三所学校试教，在实践中检验课本是否切用，探讨教学方法，取得经验全面推广。仅在1962年2月到5月这四个月中，叶老同三校教师一起备课、听课、讲课就有14次之多。从人教版第一套教材开始，各科教科书编写者按照要求，“以一个编书者的身份去担任自编课本的教课工作，体验课本的缺点”，王芝九曾在1953年秋季学期奉派到北京市八中兼教高一历史课（每周三小时），“目的在了解我编的高中课本世界近代史第一册的实际教学效果”。地理编辑室的同志经常到学校听课，反思教材编写中出现的问题。1953年11月，田世英到北京男三中听课后感慨道：“我们编写任何一区，或任何一类的地理教材，首先要决定这一区或这一类教材的教学目的究竟是什么。教学目的明确了，然后再从教学目的出发，拟出教材的编排次序和文字叙述的方法。”

老一辈教材人之所以愿意为中小学生编写教材，就是因为他们始终心系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他们的教育情怀值得我们铭记。王泗原做过小学和中学老师，做过很长时间编辑，这两项工作都很普通，却说明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脚踏实地，都可以做出非同寻常的成绩。张中行评价王泗原的文章“不读书破万卷就写不出来”。王泗原出版过《离骚语文疏解》《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曾为我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语文性工具书——《辞源》任过终审。凡是熟悉王泗原的，无人不敬佩他学问精详，他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很精通。人教社的教材关系到全国的中小学生，只要是“王泗原看过的稿子，大家就放心了”，他是把守文字大关的最后一个守门人。

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身上彰显出的工匠精神、教育情怀和使命意识，是激励我们年轻一辈赓续传统、开拓创新的宝贵财富。我们要牢记前辈们心系人民的教育初心和情系教育的出版情怀，深入体会并积极运用于教育出版的伟大实践。今天我们致敬新中国老一辈教材人，就是要学会从细微之处体味他们的思想境界和工匠精神，继承和弘扬教材编研的优良传统，在奋进新征程中肩负起新时代教材研究者和教育出版人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曹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