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科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唯一的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像自然科学仅仅专注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也不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别揭示各个特定领域人类活动的规律，而是坚持将人类史和自然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内在的规律性，从而更为自觉更为科学地推进变革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费尔巴哈”第一小节，开头一段话是：“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
但是，手稿这一部分是恩格斯的誊清稿，在这一段话上面又打了一个叉，表示将这一段话划去。这一个叉是马克思当时打上的，还是恩格斯晚年重新整理这一手稿时打上的？是认为这段论述不够准确，有待进一步斟酌，还是自我否定了这一结论？
其实，如果细读整个“费尔巴哈”手稿就可发现，这段论述正是这一手稿全部立论的基础。如果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及其后毕生的研究经历，更可看出历史科学在他们的全部立论中名副其实地成为一门“唯一的科学”。
历史何以是一门科学
“科学”是一种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它积累、组织并检验万事万物的各种解释和预测。科学并不代表绝对无误的真理，而是在现有知识基础上，通过持续不断的探索，努力接近真理。科学原本专注于探寻各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其后扩展到人文与社会领域。但是历史能否成为科学，争论历来没有止息过。
否认历史科学可以成立者，多认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无不具有一次性、个别性的特征，历史活动不可能重复，不可能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但这些流行的见解在近代欧洲的知识体系中早已遭到质疑。培根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便认为通过归纳法从众多个别事例中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也能适用于社会现象。笛卡尔1637年的著作《方法论》，认定遵循理性主义，不仅可以了解自然现象，而且可以认识社会现象。维柯1725年的著作《新科学》，将“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做了区分，定义前者为共同的、抽象的“物的科学”，后者为特殊的、个体的、具体的“人的科学”。维柯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依次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其后赫尔德、黑格尔等人多沿袭了这一传统，从不同的角度尝试超越具体的历史现象，揭示宏观历史变迁的阶段性与规律性。
但是，究竟什么才是历史运行的客观规律？历史研究怎样才能达到科学水准？对这些问题的决定性突破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真正的科学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从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出发：“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
对于历史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两段集中的论述。一段是：“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另一段是：“在历史中，每一阶段都会出现一个物质结果，一个生产力的总和，一个在历史中创造出来的‘人对自然’以及‘个人彼此间’的关系。”
这两段论述清楚地表明，历史一旦落实到现实社会和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中，落实到由“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社会自身，落实到只有坚持这些非常实在的东西方才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便能防止让“历史”沦落为各种单个人随心所欲、不可捉摸的游戏，堕落为各种无从验证的神灵、迷思，以及许多哲人所构想的为形形色色“抽象的人”“绝对精神”或者“伦理观念”所主宰的幻影。这样，“历史”就是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由此出发，“历史”不再是各种个别事件和表面现象偶然的、无序的堆砌，人们通过归纳、分析、比较、综合，可以寻找到这些事件或现象互相关联的内在脉络，使历史认识、历史研究破除各种迷思而成为科学。
正确认识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一门“唯一的科学”
人类历史伴随人类生产劳动的产生而产生，伴随人类生产劳动的成长而成长。人们从狩猎、捕鱼、畜牧、耕作，到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劳动工具和生产活动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德意志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生产方式”，在这一个全新的概念下，依次讨论了生产力与分工的演进过程，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等经营方式的异同，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动产与不动产私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等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不同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特定关系，表明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包含非常丰富而又确定的内涵。
和“生产方式”概念的创造同等重要的，是另一个概念“社会形态”概念的创立和确定。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及社会整体是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都进行了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用力最多，用时最久，成就最大。恩格斯所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等专门著作，也都是深化相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对于西欧及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研究过程及其卓越成果表明，对人类历史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而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这一科学基石，则是因为马克思尽一切可能努力全面地掌握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非常认真的比较和精密的考证，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以透过历史表象了解历史本质，超越纷繁复杂的个别事件而了解历史全貌，终于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以其毕生的实践为历史研究科学化作出了示范，开辟了其后历史研究科学化的全新境界。一个多世纪以来，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金融史、交通史、全球经济史、区域经济史等经济史的研究越来越兴旺，社会史研究、衣食住行和其他方面的生活史研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研究，使历史上的各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得到越来越完整化、立体化、具象化的呈现，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努力揭示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更为具体、充实和彰显。
揭示自然史演进规律的一门“唯一的科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地宣布，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个方面无法分开，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必定彼此互相制约。人类通过劳动同自然界积极互动，这使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根本区别于其他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就会不断扩展，不断深化，自然科学在这一历史发展进程中随之诞生与发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已指出，正是社会的巨大变革，促成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和世界市场的开辟，“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就要“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就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就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这样，就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项标识性成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列了一节，题为“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集中讨论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问题。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也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些判断。19世纪经常被称作“科学的世纪”。以往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而19世纪自然科学所重点关注的则是通过整理这些材料，通过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了解这些自然过程内在的相互联系，将它们结合为一个整体。恩格斯1888年撰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强调“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这恰好印证在自然领域里，同时人们应该按照历史科学的要求，清除各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
进入20世纪和21世纪，世界范围现代化的发展，势不可挡地推动了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数学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的革命，而自然科学的革命性发展同样势不可挡地推动了世界范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更加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历史科学对于深入认识自然界的意义。
厘清“人的本质”的一门“唯一的科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又一重大贡献，就是它具体说明了历史科学在指引人们正确认识人类自身、正确认识人的本质成长规律上，同样是一门“唯一的科学”。
在远古漫长的岁月中，人曾无条件地臣服于神。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要求承认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自然本性，结束以神灵为中心的宗教统治。在德国，对于人的本质的解读，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其后则是费尔巴哈。黑格尔把人视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现实中上帝的本质其实就是人自身本质的投射。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实际上都是将人变成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超然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所有这些立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始终不渝地坚持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在互相联合起来改造和创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人突破了自然物种的限制，结成社会，以便有目的地运用工具对周围世界进行改造和创造，这是人同动物根本区别之所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当系统地说明了，“人的本质”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是如何逐步超越在他们身上顽强保留着的动物性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所以发生，首先因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总是群体性的行为，各个人在这一群体中彼此必须有所分工。分工发展到不同阶段，产生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形成了不同的个人同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劳动产品不同的关系，而这一切直接规定了“人的本质”成长的程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演进的历史充分说明了在社会分工中人们的实际地位差异有多大，在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中人们的实际地位、现实状况是多么悬殊。如果舍弃所有这些实际于不顾，将“人的本质”变成单个人的抽象物，那就根本不可能了解现实的真正的人，更不可能如实地揭示他们真实的本质。
除去分工和所有制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外，构成社会关系总和的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关系，诸如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家庭、家族等血缘共同体关系，村落、部族、民族、国家、世界等地域共同体关系。各个个人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际状况同样千差万别，如果舍弃所有这些实际，而寻求“抽象”的“同一”的“人的本质”，那就必定会从根本上掩盖或曲解现实的人的真正本质。
历史发展进程清晰地证明，人的本质要克服先前历史条件所形成的局限性、片面性、矛盾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真正超越丛林法则，首要的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是人从以往血缘性的或地域性、依附性的存在，转变成为在世界性交往中的存在，转变为人人在交往中都能够保持自身独立、自由和相互平等的存在。
洞察“意识形态”的一门“唯一的科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是一个包含语言、知识、理论、观念、思想在内的综合性体系。其中，语言是意识的载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同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两者完全不可分离。
20世纪考古学和脑与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原始人的直立行走与生产劳动，直接推动了人的大脑的发达和发声器官的进化。在口语、手势语、图形语渐次产生和成熟的阶段，人的意识相应地获得明显的进步。当社会生产力及人的相互交往发展，语言发生了一次新的重大飞跃，主要的标志就是发明了文字。文字能够长期保存、传播、传承，能够将感觉、感知、感性所获得的各种信息记录下来、汇通起来，将来自不同渠道的种种信息汇总、综合到一起，建构起人类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这些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根源于社会实践，但又可以突破人对于社会实践直接感知、感觉、感性的界限，成为和现实社会实践相脱节、相对立的存在。
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分工、分离、分裂的过程，也是社会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大营垒的过程。当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都为统治阶级所掌控时，意识形态随之便分化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经常居于主导地位乃至主宰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绝不能孤立地、抽象地看待意识形态现象，必须看到它源于人们处理经济关系的实际需要，看到它不过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出的物质社会关系。
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要结束统治阶级的思想对全社会的统治，最终还得依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依赖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根本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语言体系两次新的革命性的飞跃，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发动机式的作用。语言体系又一次革命性的飞跃，是印刷术的发明与普遍运用。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使得各种知识、概念、观点、理论、思想、学说得以突破原先地域、阶级、阶层、门阀以及学科门类的藩篱，从根基上动摇原先长久占据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和僧侣所代表的统治思想的支配地位。语言体系的最新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发端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所开启的信息革命。信息的数字化使得过去信息传递的等级结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这就使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越来越难以对全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不过，在数字信息面前，由资本掌控的网络平台与数据公司有可能利用所拥有的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能力，谋取自己的特殊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大大加剧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物质与精神上新的不平等。所以，在信息革命大踏步向前发展之时，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所固有的种种矛盾也仍然会长久存在。
语言作为精神生产的第一生产资料，这两次新的革命性的飞跃，再次充分说明，包括语言文字在内，整个意识形态最终总是由社会的现实存在所决定的，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对于意识形态的综合研究，对于意识形态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部分的研究，都必须始终不渝地极其严谨地坚持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总体研究，或是对意识形态众多领域的分别研究，都做出了足为楷模的贡献。
为“共产主义”正名的一门“唯一的科学”
历史研究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贡献的科学基石，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将历史研究和进行社会改造、推进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既不同于以往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于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魏特林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最根本的不同，集中体现在他们所说的以下一段话中：“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是这一段论述的核心，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共产主义学说确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总根源和总结论。
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正是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不断推进，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发展。特别是，由信息革命所开启的生产力新一轮大幅提高和快速发展，已经引发产业范式全局性的重构，引发企业组织形态在智能化、网络化推动下全面更新，引发人们生产劳动活动方式以及人类消费方式全方位变革。信息革命下人们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既是物质生产活动，更是精神生产活动，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加丰裕、更加多样、更能满足人们不同需求的物质的与精神的产品，使得由来已久并且已经固化了的社会分离、社会对立、社会“异化”问题逐步得到化解。
对于共产主义来说，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进程上，人类历史才能够超越先前的地域局限、民族局限和国家局限，转变为真正的世界历史，单个人的活动才能够真正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
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和高度发展之所以是走向共产主义所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在具备了这个前提之后，人类方才能够创造全新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来驾驭这种生产力，并利用这些生产力，保障每个人都能在这一新型共同体中自由、自觉、自主地进行创造性思维、创新性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都没有见到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型生产力的诞生，但是，他们坚持将共产主义学说确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之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严谨的历史考析、深入的历史思考，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在世界历史实际进程的反复考验中，显示了无与伦比的预见性和真理性，也为所有的历史研究者树立了榜样。而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历史科学之所以被视为一门“唯一的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像自然科学仅仅专注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也不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别揭示各个特定领域人类活动的规律，而是坚持将人类史和自然史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即内在的规律性，从而更为自觉更为科学地推进变革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文科资深教授
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