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知战是从认知层面扭曲或摧毁目标群体的思想以达到战略目标的新战法，是AI时代大国竞争的新场域。依靠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先发优势，美国通过开发深度伪造技术编造虚假信息、投放社交机器人与傀儡账号引导舆论、打造社媒平台形塑受众认知、依托情感计算争夺注意力、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传输价值偏见等手段，对中国开展了全方位的认知战攻势。美国以理论构建与技术实践对我国网络主权发起双重攻势，以“智能虚无+情绪政治”制造政权认同裂痕，鼓吹“数字威权主义”制造政治制度偏见，以技术赋权的“软性规训”干扰主流意识形态。这给中国包括主权安全、政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内的政治安全带来了风险隐患。在应对美国认知战和确保中国政治安全方面，中国需要加强自主媒体平台和数字平台建设，重视政治安全领域议程设置，提升清朗算法能力，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工智能；政治安全；认知战；中美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问题的提出
冷战时期，美国以宣传战、心理战等形式对苏联发起攻击，成为认知战的雏形。而人工智能、大数据、人机交互等新兴技术的发展，推动认知战成熟并逐步登上未来智能化战争的舞台。特别是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相关方围绕战争责任、战场状况和战争结果等问题展开的口舌战和舆论战，使认知战成为大国聚焦的议题和学术研究的热点。相较于传统战争“肉体杀伤”的作战目标，认知战侧重于运用多种前沿智能技术和手段，对目标群体的认知机制进行操纵，并摧毁其认知赖以维系的根基，进而从认知层面实现大规模战略打击。这种新型作战形式能够有效煽动对方民众情绪，提振己方军队士气，消磨敌军战斗意志。人工智能时代，认知战以信息为载体，融合多种作战形式，且高度依赖先进技术，具备隐蔽性、非暴力性、非对称性等显著特点。在很大程度上，认知战能够突破地理边界和战争规则等传统物理束缚，使战争由非常态变为常态，成为现代战争演绎及国际权力竞争的焦点［1］，且“认知”逐渐展现出被“武器化”的趋势［2］。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对美西方国家维系旧有权力格局构成制衡。为了遏阻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美西方一些国家利用自身在传播叙事、智能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对中国发起全方位、全领域、全手段的认知战攻势。这不仅会造成国际社会对涉华事件的认知偏差，还将加剧国际社会部分群体对华偏见，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国内外学界围绕认知战这一议题展开了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就国内学界而言，有学者分析了认知战的四重特征，进而揭示美西方发动对华认知战的主要动机及负面影响［3］。有学者着重考察了人工智能时代美西方对华认知战的运作机制及中国的应对之策［4］。有学者从认知战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美国对华认知战的背景和新动向［5］。有学者审视了美国认知战的战略演进，并从主体、制度、对象、策略等维度剖析美国构建的认知战体系，为我国应对美国认知战提出建议［6］。国外学者也长期关注并深入研究认知战的概念与实践。有学者认为，认知战由非动能战争形式（如心理战、信息战）发展而来，注重运用新的通信技术、信息技术和心理操纵技术等，旨在影响目标受众的思维方式并改变其行为，同时大量运用计算宣传制造社会分裂、破坏目标群体合作［7］。有学者指出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认知战得以大规模实施，并剖析了认知战的典型案例，认为可将“房屋模型”（House model）作为认知战的理论分析工具［8］。
综合既有研究来看，大多数成果在关注认知战的概念、发展史、手段方法及影响等基本问题的同时，还探究了美国对华发起认知战的主要动机、运作机制及负面影响。但是，由于认知战与诸如舆论战、信息战、心理战等存在关联性［9］，多数研究将认知战与其他战争形态合并讨论，对认知战的独立讨论有待加强。另外，尽管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对华认知战对中国政治安全产生显著影响，但着眼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将聚焦考察AI时代美国对华认知战的主要手段，评估其对中国政治安全的危害并提出应对策略。
二、AI时代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手段
随着AI技术发展，美国愈加重视前沿技术在塑造人类认知模式与改变观念价值方面的功能，认为“认知操作可以是扩张的工具，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目标群体的观点、价值观和利益来实现特定的殖民化。这种控制可以为数字时代的国家殖民提供新的机会”［10］。美国战略界认为，在新型国际格局和新兴技术条件下，认知战已经上升为对目标对象实施影响、进行资源掠夺甚至发动侵略的重要手段［11］。
（一）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编造涉华虚假信息
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促进了深度伪造技术的成熟与运用，从而能够快速营造“信息迷雾”。在美国对华认知战中，深度伪造技术被用于系统性塑造涉华国际舆论，编造涉华虚假信息，美国试图以此引发民众对华认知混淆［12］。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社交机器实验室”的研究显示，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是真实新闻的6倍，尤其是虚假政治新闻表现出更为广泛且加速的扩散动力图谱［13］。即便人脑短期内不采信虚假信息，长期沉浸其中也会引起大脑的混乱与不信任感，产生“信息世界末日”或“现实冷漠”现象［14］。美国将深度伪造技术作为对华战略竞争工具，频频利用其在涉港、涉台、涉疆等议题上对中国发难［15］。在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一些美国媒体伪造“港警暴力执法”等视频［16］，向不明真相的民众宣扬涉华政治谣言、仇恨言论、恐怖信息等，极易造成民众对华错误认知、损害中国形象。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TikTok平台上广泛流传一则由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虚假视频，内容包括“中国大陆试图干涉台湾地区选举”“美国将为台湾提供军事支持”之类的不实叙事［17］。在对华认知战中，美国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生成高度逼真的文本、图像、视频及虚拟场景，同时借助智能算法对涉华事件进行重新组织与解读，企图进一步提升伪造内容的逻辑性与可信度。这些经由篡改的宣传内容依托算法推荐，再定向投喂至特定受众，旨在削弱受众对涉华议题的判断力，为自身立场和观点编造看似极具说服力与攻击性的所谓“证据”［18］，在国际社会引发民众对华认知混乱，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形象、制造中国内部乱局的目的。
（二）投放社交机器人与傀儡账号引导涉华舆论
在对华认知战中，美国操纵社交机器人作为数智媒体时代的“先知”，利用其制造欺骗性、误导性、煽动性的信息［19］。从信息传播图景来看，由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社交机器人可利用重复曝光、视觉化叙事、贴标签等策略，激活用户的直觉认知系统，促使其形成偏见、简单化的认知判断［20］。这些先入为主的认知图式会作为锚定偏差内化于用户思维之中，进而干扰后续的理性认知系统，最终导致认知过程中的信息污染与决策偏误。譬如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军借助ChatGPT在社交媒体X上生成至少300个冒充菲律宾人的虚假账号，批量生产并宣传关于中国疫情的负面信息，营造菲律宾民众抵制中国防护装备、口罩及疫苗的假象［21］。20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网络观察室（Stanford Internet Observatory，SIO）和社交平台分析公司Graphika Inc联合发布的题为《未闻之声：五年来“亲西方秘密操纵舆论运动”的评估》的报告显示，美国在Facebook、Instagram和X等社交媒体平台使用机器人账号操纵全球涉疆舆论。其整套操作流程包括：用人工智能生成照片作为头像，冒充“独立”新闻机构的虚假媒体组织，复制粘贴相同内容，制造热门标签引起话题讨论［22］。同时，多模态技术增强了社交机器人模拟意见领袖的能力［23］。基于反华立场［24］，美国常常利用社交机器人对中国各类议题形成多模态文本。当前，美国借助社交机器人操纵涉华议题，编写和发布类人虚假信息，通过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提升涉华话题热度、制造虚假的舆论共识，进而向目标用户传递美国对华设定的政治意涵与国别偏见［25］，使得用户在标签劫持下加剧对华认知偏差［26］。
（三）借助社媒平台形塑受众对涉华议题的主观认知
美国将社交媒体平台打造成对华认知渗透的新型战场，利用大数据分析用户偏好与价值取向，通过算法过滤机制筛选信息、定制化推送，使用户置身于一个个精心营造的涉华负面认知的信息孤岛［27］。在认知战中，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具备议程设置能力，可向用户植入特定信息与观念，培养用户特定的态度倾向［28］，成为计算宣传中的关键平台。2022年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公布的内部文件显示，美国国防部长常年与其合作，并根据用户政治立场构建“黑名单”系统以限制“不受欢迎”的账号或打压热搜话题，甚至通过盗用账号、操控话题等手段扩散符合美国利益的信息［29］，定向炮制污名化和妖魔化中国的负面言论。比如2025年4月25日，特朗普在其粉丝近1亿的Truth Social平台上，使用后期合成的海洋垃圾图片，配文“‘A Gift from China’in the Pacific Ocean!”（太平洋上的“中国礼物”），蓄意引导民众将太平洋海洋污染问题无端归咎中国［30］。这与以往美国炒作栽赃中国的套路如出一辙，先给中国扣上“政治帽子”，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推荐、热搜榜单等机制快速发酵涉华舆情，最后逼迫中国不断自证清白，从而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在对华认知战中，美国通过系统性操纵平台账号、组织水军等手段，制造有利于实现自身政治意图的舆论环境。其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对涉华议题进行精细化议程设置，并借助算法推荐机制定向激发用户群体的非理性情绪，最终诱导用户形成对中国相关议题的负面评价与攻击。
（四）依托情感计算争夺受众对涉华信息的注意力
情感计算能够精准分析民众的情感、倾向与态度，美国借此制定“高情绪”涉华信息内容，使民众在海量信息中优先关注其推送的涉华议题，从而扩大对华认知战的影响力。这种依托情感计算争夺受众有限注意力资源的新型作战模式已超越传统认知战范畴，形成了基于情感分析数据的精准认知干预机制。一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等机构使用情绪分析技术来监控社交媒体［31］，为干预涉华舆论寻找切入点。该技术不仅能识别文字内容，还能对表情符号、图片、视频等非文本信息所蕴含的情感倾向（支持、反对或中立）进行准确判断，从而精准引导或压制特定叙事。在2025年第一季度，Meta系统清洗了来源于中国的157个Facebook账号、19个主页、1个群组和17个Instagram账号［32］。在2025年第二季度，谷歌移除了超7 700个与中国有关的YouTube频道。此类账号的共同特点是发布的内容传播中国正面形象，或就美国外交政策发表评论［33］。这些账号被定性为所谓“隐蔽水军”，该定性的核心依据并不是完全基于行为模式的技术剖析，而是通过情绪分析技术对其传播内容进行政治立场测绘，认为这些账号与美国政府既定的涉华叙事框架存在明显偏离。另一方面，基于情感计算的结果，美国对其宣传策略进行优化，在关键受众中精准投放涉华“高情绪”信息。如在“新疆人权”话题中，算法识别出高愤怒情绪用户，定向推送所谓的“证言视频”。在人工智能时代，美国利用情感计算争夺民众涉华信息注意力，本质上是试图直接干预并操纵民众的情绪记忆，降低民众基于理性思维的信息分析能力。在这种被情绪记忆主导的认知模式下，民众不但难以客观全面地分析涉华信息，反而更容易对美国所塑造的涉华负面叙事产生认同，并在自觉或不自觉状态下传播涉华负面信息。美国正是通过此类手段，在对华认知战中谋取战略主动。
（五）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传输涉华价值偏见
在传统认知战模式下，依托传统媒体渠道进行选择性报道、炮制假新闻是美国的惯用手段。此类人为编造的涉华假新闻在数量上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也无法构建起持续性的信息污染环境。同时，随着民众媒介素养的提升，辟谣机制的完善以及信息环境的自我修正，民众对涉华虚假信息的辨识能力逐步增强。然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美国能够在极低成本下，迅速炮制出大量带有价值偏见的涉华虚假信息与低质量信息，从而重塑受众的认知框架，诱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方向。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兼具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双重功能，正在引发国际传播格局的范式转变。当前，大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以英语为主，深受西方文化偏见影响［34］。有研究发现，在涉及美国和中国的重大政治议题时，英文版ChatGPT对美国相关议题更为包容、对中国相关议题则多持批判等负面态度［35］。有学者运用ChatGPT评价中美政治制度。谈论中国政治体制时，ChatGPT持续输出“控制”“专制”“威权”等符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污名化标签，而在谈论美国政府施政表现和政治体制时则表现出正面理想的情感色彩［36］。通过算法植入对华偏见、操纵涉华语义和规模化生产涉华内容，美国正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产品系统性构建为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传输通道。在美式价值观的规模输出下，中国被抹黑为“反民主的威权国家”，引发一些国家部分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2024年10月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委员会0～100分的感知量表中，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仅为26分，处于1978年以来委员会民意调查的最低水平［37］。随着使用者对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依赖程度加深，其内嵌的政治立场［38］或将更隐蔽地传播涉华误导性或价值偏见性信息，很可能会消解目标受众对华正确认知。
三、AI时代美国对华认知战背景下中国政治安全风险
在国家安全中，政治安全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安全涉及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需求，是一切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39］美国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认知，对华认知战的首要目标是冲击中国政治安全。
（一）以理论构建与技术实践对网络主权发起双重攻势
国家主权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前提，而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拓展，自然成为国家主权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跃迁发展正在重塑国家网络主权的范畴与内容，并催生出网络空间这一新型主权博弈场域。
一方面，从网络主权安全原则来看，我国提出的“尊重网络主权”［40］原则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而美国则以“网络乌托邦主义”否定网络主权概念，对冲中国的网络主权主张与叙事。美国鼓吹网络主权的“全球化”与“开放性”［41］，以“数字威权”“技术威权”［42］等新造话语干扰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的网络主权原则的认知。同时，美国纠集媒体力量扭曲中国的网络主权思想，并号召盟友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所谓“数字威权主义威胁”。这不仅损害了中国网络空间的和谐秩序，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全球网络主权领域的话语权与理念引领力。
另一方面，从网络空间治理来看，美国对华认知战所引发的虚假信息泛滥、网络暴力等系列问题，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体系造成复合型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网络空间治理的实际效能。在涉华议题的舆论场域中，美国借助计算宣传技术手段，大规模生成并定向传播具有政治意图的虚假信息，蓄意误导国际舆论走向，制造中国网络治理的负面国际形象。面对网络虚假信息泛滥、算法滥用等严峻的网络治理挑战，我国网络治理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应对。从舆情动态监测、事实真相核查到多语种辟谣，网络治理成本巨大。同时，网络暴力事件也是美国对华认知战衍生的危害之一。譬如2025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DeepSeek开展调查［43］，随即DeepSeek遭受大规模IP地址来自美国的DDos（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分布式阻断服务）、密码爆破和“僵尸网络”等恶意袭击，境外反华势力顺势在媒体网络对DeepSeek进行造谣抹黑与恶意评价。由认知战催生的网络暴力呈现组织化特征，境外势力通过虚假账号煽动极端情绪，对我国实施有计划的舆论攻击，这种认知攻击在本质上侵害了我国网络空间治理主权。
（二）以“智能虚无+情绪政治”制造政权认同裂痕
政权安全在国家政治安全中居于核心地位和最高层次，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44］及其与群众的“鱼水关系”等方面。美国在策动对华认知战中，试图以深度伪造和智能算法扩大“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的虚假信息的传播效应，恶意诋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妄图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局面。
在以往的对华认知战中，美国通常以历史虚无主义叙事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深化，此类叙事呈现“智能化”转向。美国历史虚无主义传播者利用AI换脸、语音合成等技术编造中国英雄人物“黑料”。例如，伪造赵一曼烈士“认罪书”，通过算法生成张自忠等英烈“政治投机”的虚假证据，甚至通过算法模拟历史人物口吻发布涉华恶搞言论。美国对华开展的认知战，并非简单停留在虚假信息传播层面，还运用“智能技术+历史虚无”策略，妄图否定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必然性、歪曲我国重大历史事件与污名化我国英雄人物。其险恶用心不仅在于试图短期内引发民众对中国历史事实的认知混乱，还妄图在代际传播、集体记忆重构等维度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根基形成渐进式侵蚀。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然而美国正通过算法化、智能化的信息操控，试图解构这种来之不易的党群关系。美国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与智能算法，锁定敏感群体、识别利益诉求，在重大政策出台、国际热点事件等关键节点制造舆论波折，并针对中国出台各项制裁措施，其政治意图在于攻击中国共产党［45］、制造其与中国人民的对立。同时，美西方利用媒体编造涉华虚假信息、夸大社会问题、片面呈现特定事件，在全球主流社交媒体平台散布涉华大量“二手不实信息”，妄图打造国际社会的虚假认同。美国企图以此诱发群体性事件，进而恶意分化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血肉联系。例如，美国借助算法刻意编造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妄图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三）鼓吹“数字威权主义”制造政治制度偏见
国家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又一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的有效性、权威性［46］、公平正义性等。在国际场域，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始终存在“危机想象”，渲染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威胁论”，试图诱发并加剧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他性认知。
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对华认知战中，美国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技术竞争异化为政治制度对抗，旨在削弱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公正、全面的认知。美国通过将技术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建构起“民主技术VS专制技术”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从华为到Tiktok再到DeepSeek，美国政府一以贯之地以所谓“中国政府掌控”为借口，持续发起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舆论攻势与围剿行动。美国智库负责编造“数字威权主义”报告，美国咨询公司则对报告观点进行简单化、标签化处理，将其植入谷歌搜索引擎等商业议程，最后借助智能算法实现这些内容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定制化投放与精准推送，达到对华计算宣传目的。当中国前沿技术无端被贴上“专制”“威权”的标签后，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的国际能见度与采用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也干扰了部分国内民众的制度自信。
另一方面，美国还大量操纵社交机器人，在中国舆论场制造政治迷雾，蓄意干扰中国相关政策制定，削弱政治制度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随着社交机器人不断深度介入中国政治舆论场，其带来的信息失真和注意力失效已形成决策干扰链。在涉华热点事件中，社交机器人集群以每秒数万条的规模制造虚假信息流，将带有美国政治意图的叙事伪装为“真实民意”，刻意营造出一种“算法民意”凌驾并取代真实民意的虚假图景。社交机器人还擅长运用娱乐化叙事手段解构中国政治议题。它们将政治讨论转化为表情包、网络热梗等碎片化信息形式，使得流量狂欢现象渗透进严肃的决策进程之中。这使得政策制定或将面临信息甄别成本激增、决策周期延长、政策精准度下降等多重阻滞。
（四）以技术赋权的“软性规训”干扰主流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根基，它既能通过理论供给为国家政治安全提供合法性阐释，又能借助价值传播对国家政治安全提供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美国依托数字技术领域的算法霸权，强化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娱乐至上、消费主义等异质性意识形态要素的在华传播，干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一方面，美国对华认知战加剧了主流意识形态解构风险。传统的意识形态竞争往往体现为直接否定或贬损对立意识形态，而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介入信息传播的背景下，美国转而运用技术手段搭建起一套隐形的价值规训体系。近年来，美国推出“算法+网红”的组合策略，收编、培植网红KOLs（Key Opinion Leaders）作为其意识形态代理人。此类网红KOLs伪装成“生活类博主”“独立记者”等身份，借助短视频、直播等看似轻松的“软性”方式，讲述所谓“在华经历”甚至编造大量关于中国的虚假事件。此类行为或将削弱中国Z世代的政治文化认同，动摇青年一代的价值理念根基。这些网红KOLs将政治诉求包裹在日常生活叙事中，使民众在无意识中接受美式意识形态的渗透，进而削弱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凝聚力。
另一方面，美国对华认知战也加大了主流意识形态撕裂风险。当前，美国结合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技术，在X、Facebook、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精心构筑针对中国民众的“信息茧房”。其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分析目标用户的行为数据，从浏览记录、社交互动到消费偏好，再通过算法推荐精准识别并标记对涉华内容感兴趣的目标用户，建立黑名单机制，限制涉华主题正面内容的传播权重，优先将符合美式价值观的内容推送到民众面前。例如，针对关注“人权”议题的用户，平台算法会虚构“强迫劳动”“种族灭绝”等标签，并辅之以谴责标签。在涉及华为、TikTok、DeepSeek等科技类议题中，平台算法会使用“威胁”“监控”等恐惧导向标签。当用户频繁浏览娱乐化政治内容时，系统会自动推送更多宣扬“个人主义”“消费至上”的短视频。这种选择性的信息投喂，致使部分中国网民长期置身于美国设定的叙事框架之内。一旦用户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被封闭的“信息茧房”所固化定型，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浸润和价值引领作用将受到限制。
四、AI时代美国对华认知战背景下中国维护政治安全策略
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当下，美国对华认知战或将更加激烈甚至极端化。因此，中国在应对美国认知战和确保中国政治安全方面，需要进行策略调适并占据主动权。
（一）加强自主媒体平台和数字平台建设
我国亟须加强自主媒体平台建设，打破美西方掌控国际媒体舆论的局面，确保中国具有向国际社会独立发声并可控的畅通渠道。一方面，研判美西方头部媒体市场“盲区”，精准打造中国自主媒体平台。尽管西方大型媒体巨头主导国际市场，但仍存在一些细分领域或小众市场尚未被完全占据，这些市场可成为中国自主媒体平台打破现有困局、实现突破的关键。如TikTok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采取了与Facebook、X等不同的策略，即关注用户碎片化视频消费需求。因此，中国在打造自主媒体平台方面应进行充分市场调研，把握以5G技术为基石、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以短视频为先导的智能传播浪潮，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开发美西方媒体巨头无法复刻的中国特色自主媒体平台。
另一方面，可打造由政府统筹、面向国际市场的中国自主数字平台。数字平台可通过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赋能水平，提供功能更为丰富、操作更加便捷的模式［47］。数字平台还可以把社区作为切入点，吸引目标群体，在无形中增强用户粘性与身份认同感。同时，数字平台应用要注重细节化和本土化处理，在潜移默化中消除国际用户对中国的“他者”身份认知，实现政治文化认同的柔性建构。我们还要推动中国电商平台、网络文学平台、游戏平台等“造船出海”，并在平台内容创作与角色设定中深度嵌入中国文化基因与历史叙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元素IP矩阵。
（二）重视政治安全领域议程设置
我国应重视在政治安全领域的议程设置，主动跳脱美国对华设置的“认知圈套”，积极设置、广泛传播自主设置的话题，促成“你讲我也讲”的局面生成，打破美国对华的舆论垄断，筑牢中国政治安全的国际舆论防线。一方面，分析美国对华话语设置的核心议题。我们要重点在美国议程设置的“误导点”和民众思想价值的“困惑点”设置批判性议题。针对美国对华认知攻击，需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其所依附的热点事件和重要议题，开展驳斥；同时将美国在种族歧视、枪支泛滥、生化武器实验等方面的系列铁证实例作为证据，曝光其政府治理低效和社会无序现象；还可通过全面报道美国对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若无睹，揭示美国虚伪、双标本性。
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自主建构议程框架。在观念上，要以独立自主的传播主体身份参与到国际安全领域议程设置中。在时机把控上，要注重抢占先机，充分利用“锚定效应”。在涉华重大议题发酵初期主动发声，抢占国际舆论场的初始定义权，为国际社会认知议题提供客观、真实、全面的参照，通过详实数据、具体事例与专业解读，打破美国设置的认知迷雾。在全球政治安全领域热点议题上，重点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的世界治理意义，增强中国自主议题对接国际议题的能力。在具体议题中，需注重叙事方式的创新与转变，将宏大叙事解构为个体叙事、微观叙事，在“小人物”“小事件”的生动情境中讲好中国故事，使中国叙事更具亲和力与穿透力。
（三）提升清朗算法能力
我国要对网络空间的内容进行净化与优化整合，始终坚持以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控制、引领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舆论动向。一方面，建设先进的风险预警与应急预案机制。加快研发本土社交机器人集群，利用其精准识别恶意算法，对疑似涉华认知战的内容进行动态标签管理与风险分级预警。充分利用大数据溯源技术，对境外IP在短时间内大量转发同一反华内容等异常传播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与溯源取证。定期开展“净网行动”，推动主流价值、主流舆论引领力持续提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在算法编码中预设政治主流价值导向和道德立场，确保传播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采取“人工智能+人工审核”的方式，严格把关传播内容。
另一方面，要提升民众数字素养，奠定坚实群众基础。结合美国对华认知战的知识、治理策略与预防方法等专项主题开展宣传教育，引导民众深刻了解认知战背后的技术逻辑，建立起对深度伪造、算法推荐、情感计算等原理的基础性理解。帮助民众建立开放多元的信息获取体系，鼓励民众突破信息茧房束缚，主动探索多领域、多层次的优质内容，注重培养“反窄化”思维，促进民众信息需求的多元化拓展。
（四）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南方国家作为不盲从美西方的政治力量和发展共同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48］。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倡导汇聚全球南方的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改革［49］，对冲美国对华认知战［50］。
中国要积极促进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建跨国信息监测与数据共享平台，实现虚假新闻识别、社交机器人异常账号活动预警等关键数据的即时共享与高效流通，共同防范潜在的外来认知战风险。在区域合作方面，要充分挖掘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的潜力，组建专门的数字安全协作治理机构，重点防范美国跨境传播的认知战威胁。中国还要发挥自身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独特优势，助力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打造本土化的数字平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多元化的信息传播渠道。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技术跃迁革新的背景下，美国对华认知战已从传统的舆论渗透升级为智能技术驱动的认知操纵。美国通过算法操纵、数据霸权和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强化对华认知战，手段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从深度伪造技术编造的虚假内容，到社交机器人驱动的信息传播，再到社交媒体平台的议程设置，最后是基于情感计算的注意力争夺和由生成式人工智能传输的价值偏见，美国试图操控国际舆论，挑战中国网络主权、削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对华实施意识形态渗透，进而妄图破坏中国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面对这一情境，我们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有效对冲美国对华认知战。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与美西方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加深，美国对华认知战的形态将更加复杂多变，手段亦会更加多元和隐蔽，危害不容低估。在中美战略博弈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牢牢掌控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和话语权，确保我国长治久安［51］。中国应保持高度警惕，在技术创新与战略应对上未雨绸缪，确保在数字时代有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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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22VHQ003）子课题“美国的印度洋战略对我影响及对冲之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研究”（20BDJ026）；华南理工大学统战部政协理论研究课题“新时期增加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及影响力的挑战及实现路径研究”（x2sxN5240370）
引用格式：亢升，兰曾妮．AI时代美国对华认知战的手段及政治安全风险［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5）：186-198．
亢升，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印度与巴基斯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兰曾妮，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