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宇文所安的学术研究对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深远，这与他力图将中国古代文学引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希望使之成为英美文学资源，将中国文学研究引入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尝试与其他文学的研究者对话这一关怀息息相关。他的著述在国内的古代文学、比较文学、新诗批评等领域也引起很多讨论，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回到中国并与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互动的例子。因此，“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可以作为考察宇文所安学术的切入点。将宇文所安的研究分别放在英语世界和中国各自的学术脉络中讨论，既可以阐发宇文所安研究的特点和变化，也可以通过宇文所安著述引发的讨论考察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各自的关怀和视角，它们如何互相呼应，交织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景。宇文所安在把中国文学引入英语世界时对跨文化、跨语际交流中不对等权力关系的警惕，以及他对如何使中国文学既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如何摆脱中国文学研究在欧美的学术环境中的边缘地位的多种尝试，在探索中华文化与全球文明关系的今天也具有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从1975年出版第一本专著，宇文所安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对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中国，他的所有专著和大部分文章都被译为中文，在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甚至新诗批评的领域引起讨论和思考，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北美汉学家[1]。
2018年宇文所安退休时，为致敬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合办了题为“重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Reconsider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里的“世界中”，并非借用歌德强调的世界乃是不断变化的状态和经验的“世界中”（being-in-the-world）概念，也不同于王德威在《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提出的从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的“世界中”[2]，而是指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展望这一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可能。实际上，“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也是深入了解宇文所安学术研究的很好切入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呼应了宇文所安的学术关怀，即思考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他力求把中国古代文学引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希望使之成为英美文学资源的组成部分，正如英美现代诗已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重要资源。他希望有一天《红楼梦》在美国不只被视为中国文学名著、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只被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阅读，而是被看作是伟大的小说，就好像《堂吉诃德》首先被看作是伟大的小说，其次才是西班牙文学。同样的，他希望把中国文学研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与其他文学的研究者对话，主张把中国文学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像“汉学”或“中国学”那样，把文学当作材料去考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些学术关怀是宇文所安的研究、翻译和教学的起点，其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宇文所安的研究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所引起的讨论，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英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宇文所安主张中国文学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要熟悉中国文献，也要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他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也与西方文学理论、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的方法就是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分析中国诗歌，9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从当时美国兴盛的文化研究、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灵感。但显然，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当作文学的普世理论来分析非西方文学，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危险，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随着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盛行成为美国的学术潮流。在这个语境中，宇文所安尝试解决研究方法中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他明确反对那种以西方的理论和文本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理论和文本的研究范式，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学既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中国的文学和文论可以丰富以欧美文学为基础的“文学”的概念，中西文论的不同视点有助于揭示各自的特殊认识方式，实现中西文论的互相阐发。
第三，宇文所安的著作译为中文后，在中国的古代文学、比较文学，新诗批评的领域引起很多讨论，成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回到中国、与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互动的例子[3]。中国学界对宇文所安研究的关注热点，比如他观察中国诗歌的比较视角、向西方读者讲解中国文论的尝试、用“文学文化史”的框架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对中国新诗的评论，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反思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把握和文学史写作的构架、如何进行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对宇文所安著述的反应和评价，一方面表明宇文所安的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一方面也说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必然有不同的关怀和视角，它们互相呼应、互相启发，构成丰富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景。
对宇文所安来说，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学术关怀，一种研究视野，也是他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将宇文所安的研究分别放在美国、中国各自的学术研究脉络中讨论，可以全面评述宇文所安研究的特点和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宇文所安的研究所引发的讨论，可以考察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以及中国文学研究在世界中的旅行和互动。
一、在英语世界
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读书的20世纪六十年代（1968年获学士学位，1972年获博士学位），正是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期。这个改变与研究中国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汉学”转型为“中国研究”的学术大环境有关。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学研究是“汉学”（sinology）的一部分。汉学始于19世纪欧洲，重视历史、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在欧洲的大学里，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 studies）比邻，都属于人文学科。二战后，美国出于国家战略需要，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于是在美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结构重组中，对中国的研究从注重古代的“东方学”中的“汉学”，转变为注重现当代的“区域研究”中的“中国研究”。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与“文学研究”学科发生关联。六十年代任教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ans Frankel）是最早提倡把中国文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虽然“汉学”把文学当作材料考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但那不是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应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要熟悉中国文献，也要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种强调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的观点越来越被北美汉学家接受，在60-80年代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宇文所安是傅汉思的学生，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考察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及其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现象的发展和演进。当时，作为独立领域的中国文学研究才开始不久，“汉学”也仍在传承继续，学者尝试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偏重历史主义，一类偏重文学理论。宇文所安的早期成果——他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六本专著——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探索。
1、“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20世纪70-80年代初
1975-1981年，宇文所安出版了《韩愈和孟郊的诗》《初唐诗》《盛唐诗》三本专著，确立了他作为唐诗研究专家的声誉[4]。这些著作在方法上属于历史主义的研究，即将文学作品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描述诗歌发展的线索、诗人之间的关系、诗坛的状况等问题。当时的学术界肯定了这三本书的开创性，认为它们是英语世界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唐诗研究，创立了研究中国诗歌的新文体，标志着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韩愈和孟郊的诗》基于作者的博士论文，是第一本研究韩孟诗的英文专著，出版时作者只有二十九岁。当时，韩愈、孟郊的诗还没有英文研究，欧洲语言中只有奥地利汉学家萨克（Erwin von Zach）把韩愈的诗全部译为德文。宇文所安翻译了韩愈、孟郊的约一百五十首诗，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描述他们的诗歌的发展变化，讨论他们的诗和中唐“复古”思潮之间的关系。《初唐诗》和《盛唐诗》是文学史。在它们出版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论中西，还很少有学者对唐代各时段的诗歌进行整体性的探讨。尤其是初唐诗，一般评价不高，除了个别诗人，研究很少。宇文所安首次全面研究初唐诗，将初唐诗放在它们的时代背景中，分析它们的标准和惯例，讨论诗人如何采用、突破宫廷诗的惯例，又如何利用这些惯例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如此，初唐诗就不仅仅是盛唐诗的一个注脚，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力。与初唐诗相比，学界对盛唐诗的研究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等大作家。《盛唐诗》提出了盛唐诗歌的演进线索，关注主导主流诗坛的“京城诗”，以及“京城诗”以外的诗歌发展。宇文所安没有把这个时期的诗歌史简约为李白和杜甫，他认为只有将诗人放在当时的诗歌背景中，才能看到其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比如李白的“奇”是相对于宫廷诗、京城诗的规范性和群体化的有个性的声音。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目标不是由大诗人去勾勒时代，而是由属于那个时代的诗歌准则去理解伟大的诗人。
这三本专著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欧美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重要英文期刊，如欧洲大陆的《通报》（T’oung Pao）、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都刊登了书评。撰写书评的学者持不同的立场，属于不同的辈分和年龄层：有的继承“汉学”研究方法，有的主张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有在50-60年代成名的资深研究者，也有他们的学生辈、博士毕业不久在高校任教的年轻学者。书评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也有批评，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争议，一是研究方法，二是翻译。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翻译理念的不同理念。
有关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是，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汉学”研究（sinology）这三种路径，谁更有效？这里，“文学批评”和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习惯用法不太一样，不是指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分析，而是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区别于探究文学原理、文学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指对一个既往时代的文学演进的研究。宇文所安这一时期的唐诗研究专著，结合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一方面结合政治事件、诗人生平描述韩孟诗、初唐诗、盛唐诗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阐释、分析了大量诗歌。有趣的是，当时两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重量级学者，一位是认同欧洲汉学传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爱华（Edward Schafer），另一位是主张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刘若愚（James J. Y. Liu），都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比如薛爱华认为，除非我们承认诗中的主人公（persona）就是诗人（poet）本人，否则，从诗歌提炼关于诗人的性格、心境和情感这种做法，对历史传记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有害的[5]。刘若愚则认为，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应该是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文学史研究既不可行，也没必要[6]。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分析中国文学毫无价值，比如从伯克利获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杜迈克（Michael Duke）即持此见解[7]。薛爱华的观点显示了他对诗歌的理解基于近代欧美诗歌观念。刘若愚和杜迈克的观点则代表了是否应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两个极端。多数学者在两极之间，认为西方文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诗，也肯定宇文所安结合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尝试。
第二个引起讨论的问题是翻译。这三本专著一共包括了数百首中国诗的英译，因此诗歌翻译是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几乎每篇书评都谈及诗的翻译和解读，有的花上几页篇幅商榷翻译。最系统的关于翻译的讨论，出自柯睿（PaulW. Kroll）的《初唐诗》书评。书评发表后，宇文所安写了一篇短文回应[8]。他们的争论具有代表性，因为涉及一些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时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分歧是要不要解释诗中的典故和比喻。柯睿认为应该在诗的注释中进行说明，这样才能让西方读者了解原诗的丰富涵义。宇文所安则认为，过多的解释会破坏文章的可读性，使读者失去耐心，而且因为脚注占用大量篇幅，这种方式适合在一本书中写一个诗人，而不是一百年的文学史。更重要的分歧是关于什么是“准确”的翻译，包括如何翻译颜色和动植物语汇，是否应该在翻译中保留诗句的语法，如何翻译汉语中由两个字义相近的字组成的复合词，等等。在不同的翻译策略背后，可以窥见这两位彼时只有三十出头、后来皆成为北美唐诗研究重镇的学者，当年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不同理念。
2、“文学不是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宇文所安不只是唐诗研究的专家，他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也在于将中国诗歌与诗学介绍给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同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在写《初唐诗》《盛唐诗》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历史方法的局限性，认为不是所有的诗都适合放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讨论，也不是诗的所有面向都能被文学史解释，甚至有时候，文学史这样“系统的阐述可能会违背事实，可能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遗忘作为诗歌阅读者充分的自由”[9]。基于这种考虑，他把文学史放在一边，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版的三本书，《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1986）、《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就是跳出历史主义研究的尝试[10]。
这三本书都表现出比较的视角。《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以西方诗学传统作为参照系，提出中国诗学的特点，认为相对于西方诗歌以隐喻和虚构为中心的诗学传统，中国诗歌有一个“非虚构”的诗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诗是诗人对某一历史时刻的经验的描述，诗人在诗中遭遇、诠释和回应世界。因此，读中国诗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像20世纪的英语读者所做的那样，把诗人和诗中虚构的主人公分离开来，最好是把诗歌读作诗人联系自我与世界的行为、他的内心状态的彰显[11]。《追忆》探讨回忆这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母题，这个论题的提出也出自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在西方传统中，文学被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摹仿和再现，关注点是文学的意义和真实，因此象征、隐喻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的传统中，文学是作者呈现自己、联结自己与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不朽的期望、对往事的记忆成为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它与用典、咏史的修辞手段也密切相关。《迷楼》是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它把来自多种文化、多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放在一起分析，由此讨论诗歌中的爱欲问题、抒情诗的本质和功能。这三本专著的预期读者，除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和学生以外，还有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英语读者。这些读者既不知道诗人生平和他们生活的时代，也不熟悉中国的诗歌传统，因此论述的方式是通过细读让文本自己说话，对读者产生直接的感召力，好让他们从文本进入中国文学的世界。
相比唐诗史的系统性论述，这三本书显得更“自由”。“自由”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排列上。《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讨论4世纪至12世纪的中国诗歌，但并不按时间顺序论述，而是把苏轼和陶渊明、屈原和孟郊放在一起；《追忆》处理的作品时间、文体跨度也很大，从《诗经》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到沈复的《浮生六记》；《迷楼》更是把古今中西的诗歌混杂并置，引读者穿梭于荷马史诗、白居易、马拉美、古诗十九首、波德莱尔、里尔克之间。“自由”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书中提出了中国的“非虚构”诗学传统的观点，但这本书不像一般的论著那样由一个权威的声音来主导，而是采取了对话的形式，而且引导对话向一个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对书中“作者”的观点，有的声音反驳，有的发问，有的嘲笑，有的说起了题外话。这种对话的方式让不同的观点充分展现出来，把作者的观点呈现为切入问题的一种角度。最后，“自由”还表现在文体上。多篇书评提到这些书脱离了学术专著的范式，是文学与研究的结合。它们采用了英语“散文”（essay）这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读起来令人愉悦。作为文学批评的英语“散文”，可以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融合在一起，将思想纳入文学的形式，它展示文学研究的成果，但不是以引文和脚注的形式。宇文所安选择这种文学体裁来写学术专著，是因为他觉得“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12]。文体的尝试是成功的，多位书评作者用“妙趣横生”“令人愉悦”这样的词来形容这几本书，说阅读它们是一种享受[13]。宇文所安也把《追忆》在美国和中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这个现象部分归功于文体，说这本书是他尝试混合英语“散文”和中国式感兴的结果[14]。
前面谈到，宇文所安这一时期的专著都是跳出历史研究的尝试，不过它们剥离历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和《追忆》讨论的作品虽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段，但还是放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回忆主题这些背景中讨论，这些背景仍然是历史的。可到了《迷楼》，古今中西的诗歌仿佛是随机地排在了一起，历史的框架完全消失了。在文学研究者看来，这种趋于极致的非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是大胆的，但可以接受，甚至具有启发性，然而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做法匪夷所思。1968年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中国历史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就在一篇书评中批评《迷楼》，说书里面的诗好似一个拼盘，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些诗放在一起讨论。他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一个有天分的优秀学者要做这样的事？对伊懋可的质疑，宇文所安写了一篇短文回应，阐述了为什么要写《迷楼》这样一本书，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脱离历史的文学研究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第二，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怎样读中国诗才能摆脱比较文学的等级秩序，摆脱中国文学研究的边缘地位？[15]
第一个问题涉及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宇文所安说，在我们学术研究中，文学常常被包括在历史中，因此当文学研究脱离历史领域，就会受到这篇书评这样的批评。如果文学研究不想成为思想史的附属品，就必须有一些非历史的文学研究。《迷楼》这样的书提醒我们：文学不是历史。在古希腊文明中读古希腊戏剧当然有收获，但是戏剧本身对那些对古希腊文明一无所知的读者也是有感染力的。我们读莎士比亚不是为了去了解那个时代，而是因为莎士比亚吸引我们。同样，我们读杜甫不是因为对唐诗有兴趣，而是因为读杜甫而对唐代中国产生兴趣。文学的历史背景是第二位的。我们当然需要附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文学研究，但总要有不能被历史所包含的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诗歌本身对读者具有意义。我们不一定要通过诗去了解诗人、他的时代，或者思想和文化，读诗本身的愉悦就是目的。这个看法蕴含在《迷楼》这个书名里。迷楼是隋炀帝建造的一座享乐的宫殿，进去后使人流连忘返。用“迷楼”作书名，是把诗歌比作让人迷失的宫殿，给我们带来喜悦。迷楼也指向读者：解读不同文化中的诗，就好像是迷楼中的一个个诱惑使读者沉迷其中。
第二个问题涉及比较文学的等级秩序和中国文学研究在这个秩序中的边缘位置。宇文所安谈到当下存在的两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和它们的问题。一个是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和文本衡量中国的理论、观念和文本。用这种范式进行研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为什么中国的比喻不如西方的大胆？或者发现中国原来也有解构，或者研究中国的某位作家“像”西方的某位作家。另一个范式是关注中国传统的内部，宇文所安说这是他自己和大多数研究中国文学的同行在做的。我想第二种范式的研究应该包括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三部曲，以及他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中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虽然不以西方为标准，但也同样使中国文学研究边缘化，因为它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把中国文学研究孤立了起来。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文学，可以使中国文学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宇文所安说这就是他在《迷楼》中尝试做的事。他让中国诗歌和其它文化的诗歌一起出现，但不用西方理论去分析它们，也不把它们当作不同文学传统的例子，而是让诗歌互相交谈。这个尝试在研究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学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研究陆游诗的年轻学者Martin Backstrom祝贺宇文所安把中国诗歌批评从地方性中解放了出来，认为他证明了中国诗歌语言具有普世性、人文性[16]。研究爱尔兰文学、比较文学的R. B. Kershner把《迷楼》和研究20世纪欧美小说的专著《语言的迷宫：现代小说中的象征和叙述》放在一起评论，称赞宇文所安对诗的评论总能带来惊喜，无论诗的语言是拉丁文、希腊文、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英语还是汉语[17]。研究中国诗学、比较诗学的余宝琳（Pauline Yu）也说，虽然我们可能对书中的某些论点提出质疑，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本书有一种比阐明论点更迷人的纯粹的诱惑力：宇文所安是出色的诗歌读者，他听到了诗之间的对话，而且让诗对我们说话[18]。
3、“文学文化”研究和重写文学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宇文所安的学术出版包括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翻译有《中国文论读本》（1992）、《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开始到1911》（1996）和《杜甫诗》全译（2016），这三部译作的具体情况我会在谈翻译的章节讨论[19]。在研究方面，宇文所安先是“回到”唐代文学，出版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6）和《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2006）[20]，然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汉魏六朝诗歌、宋词和宋代的士大夫文化，出版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06）、《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2019）和《都是我的！中国11世纪的快乐、拥有和命名》（2022）[21]。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文学文化研究，二是重写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关注文学自身的文学解读和批评、关注文学历史演进的文学史研究，转向关注文化对文学影响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研究。这个转变和21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主流学界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有关。宇文所安1996年出版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就已经开始采取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书中勾勒的一系列中唐特征，如营造私人空间、对阐释的兴趣、浪漫文化，都既是文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书中提出，八、九世纪之交（贞元、元和年间）初次发生的文化现象标志了中国文学文化的重大转折。这个时期的主要文人对宇宙万物、社会、文化提出问题的激切程度前所未有，一个通过发问建立权威的文化代替了以往通过重复建立权威的文化。文学文化研究的思路在2011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主编孙康宜、宇文所安在序言中明确说，此书采用的是“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宇文所安2022年出版的专著《都是我的！中国11世纪的快乐、拥有和命名》也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里面的六篇文章包含着对北宋文化的思考。在宇文所安看来，11世纪出现了两种现象。一边是日益成长的商业世界，这使士大夫能够享受拥有贵重之物的乐趣，欧阳修说他有一万卷藏书，一千卷古代今文石刻的拓片，一张琴，一壶酒，一局棋，拥有这五物使他快乐。另一边是严格检视士大夫言行道德内涵的道学的兴起，在这个思想氛围中，人们觉得应该是“道”而不是“物”给人带来快乐。面对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矛盾，如何用文字表达快乐就成了问题，于是北宋作家采取各种方式和策略言说快乐，为其辩护。
文学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物质文化”，关注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上个世纪末，宇文所安在为北大百年校庆所做的演讲中提出，我们需要从书写活动的物质性来思考它对文学的深远影响。例如他邀请听众从一些“天真的问题”开始：如果我们相信屈原在自沉之前写了《怀沙》，那么他是把作品写在竹简上了吗？在那时候流放荒野而又随身携带大量竹简是常见的现象吗？这些问题可以引向更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证据表明《怀沙》最初是书面创作的？有没有可能《怀沙》不是“写”的，而是口头创作和流传，后来才“写下来”的？而如果是屈原的口头创作，那么又是谁把它背诵下来带回文明世界？在这一时代，除了《诗》《书》这样的权威古文本之外，有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还记诵其他文本？宇文所安认为，这些关于“物质文化”的问题对我们重新思考上古文学特别有用。[22]再比如，在宋代印刷术普及之前，诗歌文本靠手抄本流传，每一代手稿抄写都会产生错误和差异，越是享有盛名的诗人，情况就越是复杂。在手抄本文化里，文本的变化是不断发生的，文学史在充满自信地引用抄本时代的诗文时，也应该提出和讨论文本不定性的问题[23]。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北美的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研究领域，逐渐涌现了大量有关抄写、记诵、印刷等涉及文本物质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关于物质文化与中国上古、中古诗歌性质关系的思考，体现在宇文所安21世纪以来的著作中。一个例子是2006年出版的《晚唐》，虽然和三十年前出版的《初唐诗》《盛唐诗》一样，也是关于唐诗的文学史专著，但《晚唐》格外强调手抄本文化对诗歌的影响。书中指出，由于唐代的诗集大多是手抄本，不像印刷普及后的刻本易于保存，大量唐代抄本亡佚，现有材料只是唐诗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作品很多时候出于宋代编集者的趣味和运气的偶然，因此在对诗人、作品和时期做概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李商隐能有各种题材类型的诗歌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初杨亿请人到处搜求李商隐的诗歌抄本，但很多其他唐代诗人的宋代编辑者缺少杨亿那样的显赫地位和文化影响，能找到的他们喜爱诗人的作品就很有限。另一个例子是2024年出版的宇文所安和柯马丁主编的《屈原和〈楚辞〉：新角度》[24]。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把上古文本的物质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的基础。书中收录宇文所安两篇分别关于《离骚》和《九歌》的论文，长达180页，是他二十多年来在哈佛大学开《楚辞》专题课和研究的结晶。他在《阅读〈离骚〉》一文中提出，“离骚”很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文本，而是一个包含诸多主题的大纲，这个大纲可以在流传和表演过程中根据记诵者的需要而增加或减少，而现存的《离骚》只是“离骚”的一种实现方式。他认为，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现有的《离骚》文本中混合了宗教、政治和历史等各行其是、有时难以用逻辑关系说明的论述。
21世纪以来，宇文所安的另一个研究重心是重审文学史经过复杂中介被形塑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写新的文学史。这个研究方向的侧重与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对这种关联，宇文所安在《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这篇文章中有所阐述[25]。他说，原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的研究和考证，另一边是文学理论的新发展，逐渐走到了一起，结果是看文学史的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处在可能是从十八世纪后期文学史诞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史不是对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描述，而是某个历史时刻的后人根据他们的趣味和诉求建构出来、经由复杂中介的历史叙述。文学史告诉我们一个时期的大作家、小作家，他们的风格特征，但这些评价跟作家在世时得到的评价常常是不一致的。新的文学史应该讲述我们现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它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本和文学的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与利益所塑造的”。新的文学史写作要把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也作为研究对象，去揭示后人如何按照自己的口味和观念，对前代的作品或保存、或忽略、或修正、或再创造。
宇文所安称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是“史中有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概括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因篇幅所限很难做到，但在具体研究中是非常实用的原则。的确，他对这一文学史观的实践，虽然在《晚唐》和他与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所体现，然而把这个原则贯彻得最彻底的还是两种具体的研究，即《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只是一首歌》。这两本专著反思、质疑了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提出，我们对汉魏五言诗的理解，包括文学史教材和选本描述的早期五言诗的文体发展与风格变迁，都是五世纪晚期和六世纪早期建构起来的叙述，是齐梁宫廷文人根据自己的品味和标准，对经过几个世纪传抄下来的文本进行筛选、补订、重组，甚至改动的产物。抛开齐梁人的叙述，会发现汉魏五言诗的作品与作者、年代之间的关系往往无法确定，它们是由主题、话题、程序句和习惯性序列等共享诗歌材料拼合起来的文本库中的诸多变体，是“同一部诗”（one poetry）。《只是一首歌》则认为，文学史一般把北宋词纳入一个有作者归属的文学体系，为词确定作者，给词作编年，但这种以词家为中心的北宋词史，是在词逐渐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学者根据诗文史的模式建构出来的历史。而实际上，词在11世纪至12世纪初只是歌妓在酒席上演唱的歌词，作者经常不确定，口头流传或以手抄本形式传抄的歌词也经常发生改动；词只是一首歌，是处于中央集权、道学崛起的“严肃”大环境中的宋朝士大夫，在边缘的空间（酒席）、以边缘的文体（小词）抒发个人感性声音的场所，它建构了一个在修辞上悬置于帝国之外的自我空间。考虑到北宋词的流动性，考证词家生平与词作的关系、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就不总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常被称为解构主义，有时被误解为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拆解，甚至毁坏。但其实，解构“deconstruction”不意味着毁坏，而是检视一个东西的构造（construction）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向的建构”。解构文学史的叙述揭示了文学史叙述被塑造的历史过程，尽可能准确如实地描绘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和流变中产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还原古代的历史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宇文所安称他的研究方法是“激进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26]。
从宇文所安的《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只是一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学文化”研究和“史中有史”的新文学史写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几部专著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有可能改变研究范式的作品。在为《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所写的书评中，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丁香（Ding Xiang Warner）说，如果这两本书共有的批评视角被学者接受，会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习惯性论述引向新的方向[27]。夏威夷大学的麦大伟（David McCraw）更是盛赞《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认为自宇文所安于1985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以来，这本书是研究中国诗歌与诗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无法用同样的方式读那些诗了”[28]。《只是一首歌》被斯坦福大学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艾朗诺（Ronald Egan）评价为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词的历史的看法[29]。宇文所安也凭借此书获得2020年的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说明欧美汉学界对这本著作的高度认可。
4、翻译
在美国，虽然20世纪初开始就有庞德（Ezra Pound）等诗人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二战后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后学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成果更是日益增加，但宇文所安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影响力十分独特，这和他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的翻译的数量和广度、他让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信念、他推动中国文学典籍系统翻译出版的视野和行动力，都是分不开的。宇文所安有三部译作：20世纪90年代，他根据在耶鲁、哈佛教授中国文论、中国文学课程的经验，编译了《中国文论读本》和《诺顿中国文学选集》，2015年，他翻译出版了《杜甫诗》全集。
长达674页、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文论读本》，是向西方讲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与评论。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酝酿和写作的时候，宇文所安任教的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还没有中国文学专业学生，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还很少。在这个背景下，书的目标是把中国文学批评介绍给学习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学生，和希望了解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学者。《读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文本出发。当时已经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有三种：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把文学理论分类，然后选择文本举例说明，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从一个人的诗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余宝琳的《中国传统的意象阅读》讨论一个核心问题[30]。宇文所安尝试的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文本讲述文学理论。为此，他选译了《诗大序》《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等文论著作的片段，并加以评论。
《读本》的第二个特点是整合文学思想和文化史。当时，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观念史”，即从文本中抽取观念，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观念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做会排除与观念不吻合的文本，也容易忽视观念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被抽取出来使用的。《读本》尝试把文学思想放到文化语境里面，看它们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被使用。比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袁宏道等作家对大众文化的赞美，从观念史的角度看，是新观念，是对16世纪复古思潮的反动，但如果放在文化史的范围内考察，就会看到那是在文学教育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江南上层精英将自己区别于人数剧增的中层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在北美学界，《读本》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书评中说，以往的中国文论研究很少能走出汉学圈子，吸引其他文学传统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注意力，但这本书肯定会对汉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产生重大影响，提高非汉学专业人士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认识[31]。
1996年，宇文所安编译出版了《诺顿中国文学选集》，这是在美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本选集有1300页，翻译的作品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清末的秋瑾、王国维。1998年，宇文所安在和张宏生做的访谈中说，在美国，他的书里面最重要的无疑是《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因为它被列入诺顿（Norton）系列，成为得到权威机构认可的标准教材，在美国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学生都会用它，所以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其他任何一本书[32]。宇文所安的这本选集被列入诺顿系列不是偶然，这说明了他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声誉。在《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出版的前一年，宇文所安参与了《诺顿世界杰作选集》增订版的编选工作。这部选集在1956年由诺顿公司推出，但当时只收入了西方作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成为美国学界的热点，打破欧洲中心、提倡多元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1995年出版的《诺顿世界杰作选集》增订版增加了两千页，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中国、埃及、印度、日本等非欧洲文学，其中中国文学部分由宇文所安编选[33]。宇文所安学术声誉的另一个标志，是他1997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大学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大学讲座教授”创建于1935年，一共只有二十五位，是哈佛大学授予教授的最高荣誉，用来表彰在不同学科取得突破性成就、有重大影响力的哈佛教授。
除了诺顿系列的权威性的因素，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在大学里受到欢迎，也因为它的编译有很强的个人特色，包含了他对如何让更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思考和实践。《诺顿选集》出版之前，美国已经出版了两部有份量的中国古代文学选集，一部是1965年白之（Cyril Birch）编选的两卷本《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部是1994年梅维恒（Victor Mair）编的两卷本《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34]。这两部选集都有多位译者，他们都是不同文体、不同时段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而《诺顿选集》的翻译是宇文所安一个人完成的。他花了四个暑假翻译了大量作品，然后在上课时给学生读这些译作，看学生的反应，效果不好的作品就不包括在选集中。对一个人翻译1300页作品这个有点疯狂的举动，宇文所安解释说，一个人做有一个人的好处。比如可以更好地贯彻翻译的理念。这本选集是给不懂中文的大学生看的，因此翻译要在尽量准确的同时保持可读性。由于他希望大家读到中国文学的不同声音，因此力图在翻译中创造出一个复杂的“文本家族”，通过用文学英语翻译早期作品，英式英语翻译文言，美式英语力翻译白话，用不同的英语风格翻译不同的作家，使每个时期、每种风格、每种流派都各自不同，也让每一个作者听起来都不同[35]。
一个人编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选集中呈现编译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一般的文学选集主要是经典作品汇编不同，《诺顿选集》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结合。在介绍作品的时候，宇文所安强调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和文学传统的延续性。以《诗经》为例，除了选译诗篇，他还展示《诗经》篇章如何出现在后代的文学作品中，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老师教她读《关雎》，说那是关于妇德，可她却由此思春，在花园中梦见柳梦梅。宇文所安也关注文学作品如何被解读和使用，因此引用《诗经》出现在《论语》《左传》《庄子》中的段落。于是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传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还很难得的是，宇文所安在介绍中国文学的时候引入了比较的视角。讲《生民》的时候，他比较后稷之母踏到帝的脚印后怀孕与古希腊史诗中人神诞子的异同，谈到农业文化和战争文化里面人们认知时间的不同方式。这样，学生就可以把自己熟悉的西方文化传统作为参照系去理解中国文学。
在《诺顿选集》出版二十年后的2016年，宇文所安出版了《杜甫诗》英语全译本，这是杜甫所有作品的首次完整英译。和宇文所安其他翻译一样，这部书也由他一个人完成，前后花了八年时间，一共六本，三千页。《杜甫诗》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Gruyter）出版。译文采用双语对照的方式，打开书后，左边是中文原文，右边是英译，注解分为脚注与尾注，脚注以解释典故和疑难为主，尾注标明异文、版本等学术性的问题，预期读者既包括普通大众读者，也包括专业的研究者。在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杜甫诗》的出版被当作一个事件、一个纪念碑式的成就。麦大伟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七页篇幅的长书评，年轻学者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在《中国研究书评》发表的评论更是长达四十三页[36]。年轻诗人、学者柯夏智（Lucas Klein）在《洛杉矶书评》发表评论，题为《向博学和品味致敬：或者，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风头正劲？》，把《杜甫诗》放在美国翻译中国诗歌的大背景中看，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先锋诗人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后先锋”诗人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兴趣，再到21世纪美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兴趣，期待宇文所安的杜甫诗翻译能在美国吸引新的读者，再次激活英文诗歌[37]。
柯夏智的标题看起来也许有点夸张，但他所关注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在美国的生命力，也是宇文所安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宇文所安在翻译杜甫诗全集以外还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通过出版《杜甫诗》吸引更多资助，也吸引更多的学者投入翻译事业，有系统地把中国文学和历史典籍译成英文，就像著名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所做的那样。1911年，洛布家族捐赠给哈佛大学一大笔钱，每年的利息用于出版希腊文、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英译本。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五百多卷，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包括诗歌、戏剧、历史、哲学使、演说辞等作品。丛书采用双语对照的形式，书的左边是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原文，右边是英译。“洛布古典丛书”因为它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可读性，成为使用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古典文献丛书。宇文所安看到，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教育逐渐衰落的20世纪，“洛布古典丛书”成为欧洲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他表示，2015年墨提（Murty）家族捐赠给哈佛大学500万美元赞助出版类似的印度文学经典，也有人赞助出版阿拉伯文学经典系列，作为世界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也应该有像洛布、墨提这样的经典英译丛书[38]。2005年，宇文所安在获得美国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的“杰出成就奖”之后，决定用这一奖金作为出版“中华经典文库”的种子基金，于2013年发起了“中华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文库的编委会由包括宇文所安在内的七位学者组成，致力于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典籍的翻译，每种译作都有纸板书籍和免费线上电子文本两种形式。截止到2024年，已经出版了近十种，除了六卷本的《杜甫诗》，还有《寒山拾得丰干诗》《阮籍诗/嵇康诗》《李清照集》《王维诗文》（二卷）《曹植诗赋集》《颜之推集（含<顔氏家训>）》、《孟浩然诗集》、《李贺歌诗》。下一阶段，会陆续出版《列仙传》《河岳英灵集》《苏轼诗文选集》（四卷本）以及《资治通鉴》等文史典籍的英译。译者都是研究所译诗人作家的学者。2018年，宇文所安在获得表彰汉学领域特殊贡献的唐奖后，又把其中的研究经费都用于支持“中华经典文库”在全世界范围的免费电子文本下载，为的也是让更多人读到中华典籍。目前，基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华经典文库”正在积极寻求下一阶段的赞助，以求把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二、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的译介和研究逐渐丰富和深入。先是翻译海外汉学著作，影响最大的是创办于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外汉学丛书”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到了90年代，学术氛围发生了改变。一方面是强调从本土文化酝酿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国学热，希望以本土文化对抗欧洲中心论；另一方面是海外汉学的专业化、学科化，表现为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的建立，汉学学科与学位的设立，《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出版，国际汉学研讨会的召开，一些学术期刊也开始发表海外汉学的文章。21世纪以来，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增多，成果包括期刊文章、学位论文、专著出版，等等。
对宇文所安的译介和国内对海外汉学的兴趣基本上是同步的。他的每一本书，除了译作《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和《杜甫诗》，都被译为中文出版，他在英文发表的部分单篇文章，也被收入了两本自选集，《他山的石头记》和《华宴》。1987-1992年之间，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贾晋华将他的《初唐诗》《盛唐诗》译成中文出版，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在北京国际书展买回《追忆》翻译出版。对他的两部唐诗著作，国内学界褒贬不一，倒是《追忆》这本12万字的小书大受欢迎，一版再版，吸引了很多喜爱文学的青年，使宇文所安的影响溢出了专业的范围。前面谈到，《追忆》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文本细读让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美国读者进入中国文学的世界。而中国读者喜欢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从中西文学传统各自的特点和差异的角度去读中国文学，使中国读者在熟悉的作品中看到新的东西[39]。以混合审美与思辨的essay文体应该也是这本小书吸引人的原因之一，翻译《中国文论读本》的王柏华博士就在译后记中谈到，她学生时不喜欢“严肃、干涩的理论”，又不满足于鉴赏文字，因此读到《追忆》“爱不释手”[40]。
21世纪初是翻译、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的高潮。2003-2006年，他的《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迷楼》《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三联开始大力推广宇文所安的作品，再版他原来在别的出版社出的书。先是2004年推出《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修订本，然后出版《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修订本，前者更名为《中国思想读本：原典·英译·解说》，并在2014年推出“宇文所安作品系列”精装再版七种。除了再版旧作，三联也用相当快的速度翻译、出版新作，包括《晚唐》（2011）、《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12）、他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2013），以及《只是一首歌》（2022）[41]。每本专著在三联的销量都在三印到四印之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印数更多。国内对宇文所安的关注也很多，媒体评论、期刊发表、学位论文、访谈和专著不断，研究他的专著就有十种以上，主要是梳理他某一方面研究，如唐诗、中国文论、“非虚构传统”、翻译等。
在宇文所安作品进入中国的近四十年中，有四个议题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们是宇文所安的唐代文学研究的评价，《中国文论》给比较文学、中国文论研究带来的启发，重写文学史引起的思考，围绕“世界诗歌”产生的争议。
1、对宇文所安唐代文学研究的评价
对宇文所安的四本研究唐代文学的专著，国内学界的关注度不太一样，对《初唐诗》《盛唐诗》关注最多，《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其次，《晚唐》最少，这个情况与中译本在中国出版的时间，以及在那个时间点中国自身唐代文学研究发展的情况有关。《初唐诗》《盛唐诗》的中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时候，虽然中国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在文革后已经积累了一些成果，这两部著作“仍给中国学界带来一定的刺激”[42]。一些学者认为，书中的新视角、新方法带来了对中国文学的新见解。1996年，刚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留校任教的陈引驰，在《中国比较文学》发表关于《初唐诗》《盛唐诗》的书评，认为宇文所安对文学时代的评估、对文学现象的揭示、对个体作家的评价，都有新鲜的观察。尤其是他把宫廷诗、都城诗作为唐诗演进的线索——比如宫廷诗和都城诗是规范性的艺术成就，盛唐诗的成熟表现在对初唐宫廷诗的形式和规范的扬弃，盛唐最伟大的作品是相对于宫廷诗和都城诗的规范性和群体化的有个性的声音——对中国学术界反省文学史的新构架、反省对古典文学的整体把握都有启发[43]。也有学者发表了批评的意见，最尖锐的是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在1996年《唐研究》发表的书评[44]。书评虽然肯定这两本专著是二十年来美国汉学家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具有研究视角新颖、文学史意识浓厚等优点，但主要的篇幅用于在字句理解、诗意阐释、历史背景等方面提出问题。
莫砺锋书评中的批评意见还涉及研究方法的分歧。例如，宇文所安归纳出宫廷诗的“三部式”结构，提出这个结构是初盛唐诗歌的标准范式；而莫砺锋认为这是以偏概全，他举例说明很多初盛唐优秀诗人没有遵循“三部式”的规范，强调模式不能制约文学创作，恰恰相反，文学的发展总是在追求突破既有的程式。实际上，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来说，规范和突破规范总是同时存在的，主要是在研究中侧重哪个方面的问题。宇文所安从文学史功能的角度解释自己关注诗歌范式的原因。他说：“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45]也有学者从研究现状的角度思考这两种研究路径的选择。2013年，刚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任教于浙江大学的年轻学者林晓光，在给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写的书评中谈到莫砺锋的书评，说宇文所安的研究和莫砺锋的批评“不仅是个别观点上的不同，实际上更是思考方向上的南辕北辙（但同时也是互相补充）”[46]。前者解释普遍性的文学运作机制，后者揭示天才与革新。他说，当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两者的结合，“从普遍性、构造性的知识库存中如何生成了富于个人创造力的名作，而名作又如何反过来指引着知识库存的更新与扩容？”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研究文学史中的“套路”是以往的研究中缺乏的，因而也是亟待补充的。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译本在2006年出版后，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如何拓展中唐文学研究的思考。当时国内对中唐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中唐诗相对于盛唐诗的“新变”，探讨政治、儒释道思想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中唐诗的影响，因此宇文所安在书中讨论的中唐文学文化现象，像对自我的关注，对诠释的兴趣，再现风景的方式，制造的诗艺，浪漫文化，使一些学者去考虑研究中唐文学可以有什么新角度，可以提出什么新问题。例如，李浩从宇文所安书中谈到的中唐园林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出发，具体阐发可能的唐代文学研究方向[47]；刘宁则关注书中以“近世性”关照中唐的方法，把这本书放在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说”“宋代近世说”的框架中，放在日本和欧美学者引入“近世性”的理论视角研究宋代文学、中唐文学的实践中，来分析这本书提供的理论视角和阐释可以为解读中唐文学带来怎样的变化，期待以此为出发点突破关于中唐文学是盛唐的“新变”这个文学史论述，发掘中唐的独立价值[48]。写书评文章时，李浩和刘宁都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李浩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刘宁的一万七千字长文先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上报告，然后在《国学学刊》刊发，他们的评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这本专著的重视。相比之下，2011年出版的《晚唐》中译本在学界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虽然发行量不少，豆瓣评分也不低，但没有出现有分量的学术评论文章。这也许跟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界的研究兴趣转变有关：此时，比起对唐诗的整体性研究，大家更关注对文学、文献具体专题的深入研究。此外，可能也跟近年来的文化大气候有关。
2、《中国文论》引起的关注
在宇文所安作品的中译里面，2003年出版的《中国文论：英译语评论》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我们知道，宇文所安撰写这本书，是想通过翻译、解释《诗大序》《文赋》《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原诗》等中国古代文论作品的段落，向西方读者讲解中国的文学理论。那么，这样一部由国外学者给国外读者编写的中国文论读本，为什么会在中国引起关注？这与中国当时的文化学术背景有关。在国家文化政策的层面，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实现跨文化传播，是21世纪初确定的国家战略，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在文化交流的层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逐渐加深，于是如何看待海外的中国研究、如何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动，成为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层面，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大家在讨论怎么才能突破在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内部进行研究的模式，更好地理解、挖掘古代文论的智慧，使之成为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的理论资源？《中国文论》的出版，被认为是给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因此得到文化宣传部门、比较文学学者、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文论》译介到中国，是由比较文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乐黛云推动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她在北京大学给研究生开比较诗学课时，选用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做教材，逐字逐句研读，当时上课的王柏华后来成为此书的主要译者。乐黛云在《中国文论》的序言中说，从90年代初，她经常思考如何真正实现中西文论之间的互动、从不同文化的视点来理解和阐释另一种文化，这本书让她看到了在中西文论的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的门径[49]。她谈到，宇文所安在书的第一章首段讨论《论语·为政》中“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段话，是因为他看到孔子提出的认识事物的三级系列，与西方理论中模仿与再现的二元结构很不一样；中国的文论选本、文论史、文学批评史很少注意到孔子这段话，这说明如果没有与西方文论的不同视点的比照，对中国的特殊认识方式，有时也很难觉察，反之亦然。
《中国文论》出版后，一个月就销出了四千册。出版社组织了研讨会，参会者有上海市宣传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外语系、历史系教师[50]。会上，上海市宣传部社科规划办公室荣跃明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定位这本书的价值，认为它是一个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范例，今后的文化传播可以借鉴此书。学者也把《中国文论》看作是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例子。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胡晓明在《文汇报》撰文说，这本书是继理雅各（James Legge）的儒家经典英译、华滋生（Burton Watson）的中国诗歌英译、康达维（Daivd Knechtges）的《文选》英译之后，“中国经典又一次规模盛大的西方旅行”，而这本书的中译是带回新奇风景的“远行回家的游子”，这新奇的风景，就是因为具有比较的视角而敏感地捕捉到的中国文论的特点[51]。
《中国文论》被广泛接受，还因为它表现出中西文明平等交流的自觉。在当时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忧虑中国文论在西方理论的强势冲击下失语，因而对海外的解释有戒备心，同时，希望借助西方资源激活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者尝试以西方为参考、但不以西方为标准的研究方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文论》提供了对等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前面谈到，宇文所安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警惕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不赞同用西方理论讲解中国文学的做法，因而在《迷楼》中尝试以并置的方式呈现不同文化传统中诗歌的普世性和差异性。这也是他在《中国文论》中采取的立场。如果用西方理论衡量中国文论，会觉得中国没有文学理论，或者中国文论的观念和范畴不够清晰、不够精确，宇文所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文学批评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概念系统，但这不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缺点，而是它的特点。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意味着没有理论，理论可以不用“体系”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中国文论的表达方式就是把一系列问题提出来讨论，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正因为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被评价为“西方学界中少数几个既能尊重中国文学历史真实，又能真正弄懂它的学者。”[52]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文论》的研究方法具有借鉴的意义。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硕士研究生赵颖之合写的书评从两个方面评述这本书可以如何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理解[53]。一个是“通过文本来讲述文学思想”的方法。一般的文论选本侧重文学观念、理论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因此选本包括选文、注释和解题。相比较，《中国文论》对文本进行仔细的分析，甚至具体到字词和句式，因此能发现观念和理论不能涵盖的方面，比如文类特点对它承载的内容的影响，作者自己也未必意识到、或者不能完全控制的矛盾观点。另一个是把思想文本和文化史整合起来的方式。如果考虑社会文化变迁的因素，就会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判断，比如诗话不严整、价值不高，《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传统的经典之作，其实是20世纪以后西方传统中重视系统性诗学的观念进入中国后产生的影响。而实际上，诗话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它的权威性来自《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因此是诗话而非《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学话语的主导模式，而南宋以后诗话形态的变迁，又要放在印刷文化促成的南宋后期和元代前期的文学研究逐渐通俗化的背景中理解。这些例子说明，对文学和文论的把握需要文化史的敏感，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之间总是存在着关联。
3、重写文学史带来的思考
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他和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和专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只是一首歌》中。其中，《剑桥》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引起了很多讨论。它的中译本在2013年出版后，至今已经七印34000册，四年间就有约二十篇书评，后来也一直有高质量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文章发表的地方，既有报纸如《文汇报》《文学报》《书评周刊》《中国图书评论》，也有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汉学研究等学科的重要期刊如《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中国比较文学》《国际汉学》。参与讨论的人员也很多样。除了原来就关注宇文所安研究唐代文学、中国诗学的学者如陈引驰、蒋寅，也有研究中国文学兼海外汉学的学者徐志啸，撰写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陈文新，研究明清诗文的学者左东岭、颜子楠，文学批评家张定浩，还有比较文学研究者。评论包括很多不同的方面，有的讨论书的整体构想，如“文学文化”的研究方法、解构主义的理念；有的指出错误；有的商榷或评析书中的具体内容，比如关于《楚辞》的论述、屈原其人的历史真实性、有关中国小说的叙述、明代诗歌研究的范式等等[54]。
之所以《剑桥》得到这么多关注，不只是因为主编宇文所安、孙康宜的学术声誉，或者剑桥史的名气，或者参与撰写的十四位学者都是目前欧美最有实力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最主要的是，它和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学史太不一样了。国内的文学史通常采用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分析的三段模式，围绕作家作品展开论述，分析文体的特征和发展，重要作家的风格和地位，以及作品的特色和价值。而《剑桥》采用的是“文学文化史”的框架，即在文化的视野中审视文学现象。全书花了很多篇幅说明各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比如西汉的刘向校书，梁代的目录和类书的编纂，齐梁至初唐的宫廷文化，宋代印刷术的普及，明代的图书出版和城市文化；对于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将文学文本更深切地置于文本生成的历史、制度的语境之中，讲述文学生产、阐释、接受的全过程”[55]。《剑桥》的文学文化史写作方法，要放在欧美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文学史的反思和重写这个大背景中看。哈佛大学出版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策划的“新编文学史”系列丛书，已经出版的《新编法国文学史》（1989）、《新编德国文学史》（2004）、《新编美国文学史》（2009）、《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2017）这四种，都以不同方式背离了以往文学史以大师、经典为脉络的线性书写，而是从特定的时间节点进入文学史，用关键词呈现文学史图景，注重文学文本的物质形态和知识生产的文化研究[56]。另外还有1994-2005年陆续出版的八卷本《剑桥美国文学史》，也力图展现文学产生的社会文化舞台，包括种族冲突、宗教派系、社会变革、书刊出版，也是文学文化史的思路[57]。
对《剑桥》的做法，国内的反馈是有称赞，也有疑问和争议。多数评论者肯定这种写法跳出窠臼，认为这种视角可以揭示出一些原来被忽视的文学现象，引发读者思考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学观念变化。比如结合出土竹简讨论书写者的读写能力，关注战国文本的汉代建构、元杂剧的明代改编，注意到南宋道学对诗文的规约以及社团、印刷技术对南宋文学风格的影响，阐明复古观念和印刷业的发展使晚明成为各种文类的经典化时期，揭示晚明文化对清初文学的影响，以及清初各种文体的写法、风格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等等。不过，一些学者在肯定文学文化史视角具有新意的同时，也指出这一方法的弊端，主要是导致了“文学”的缺失。蒋寅提出，全书花了很多篇幅讲述文本的形成、流传和阐释传统，可是“对作品艺术技巧、风格特征及其魅力的描述显得有些欠缺”，因此很难唤起读者阅读作品的兴趣，而这正是文学史应有的功能[58]。同样的批评在英文书评中也多次出现：倪豪士说全书缺乏作品情节介绍，难以吸引普通读者；何谷理说《剑桥》最令人失望的是缺乏文学，虽然有作家的生平和文献资料，但是没有作品[59]。文学的缺失还表现在对文体的讨论较少。研究中国诗学、思想史和明代文学的资深学者左东岭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陷是对文体的忽略。由于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核心的要素，讲清文体的内涵与演变是写中国文学史的关键，但《剑桥》对很多应该交代的文体特征都没有谈；可是，不说杜甫诗体集大成的特点，就无法公允评价杜甫诗，也无法论及他对中唐和宋诗的影响[60]。其实，关于《剑桥》中“文学”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篇幅所限，编者和撰写者都颇有苦衷。剑桥出版社开始提出《中国文学史》只能出一卷本，宇文所安说如果只能出一卷就放弃参与，出版社才让步为两卷，每一卷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因此，每章的撰写者分到的篇幅很有限，也就不可能太多地谈到文本、文体等问题。对比《剑桥美国文学史》的八卷本，可以明显看出剑桥出版社对英语文学的偏重，中国文学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重心。
在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专著中，《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只是一首歌》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些新锐青年学者认为，书中的研究方法对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北宋词学研究具有颠覆力量和启示意义。前面已经提到2013年林晓光在《文艺研究》发表的书评文章，他高度评价《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认为这本书比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价值更高，因为它的理论反思更彻底，研究范式更有开拓性，而这些都是国内六朝文学界所缺乏的，书中“对汉魏文学研究方法的思索，是至今最有颠覆性力量、也最有整体启发意义的”[61]。启发之一是对中介的研究。林晓光写到，将研究对象生成的历史也作为研究对象的思考方式，在先秦研究中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经过余嘉锡、李学勤、李零等学者的工作，今天讨论先秦典籍的时候，没有人会忽略刘向、刘歆、班固等人对先秦文献体系发挥的影响。但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还没有重视中介的因素，比如六朝人对汉魏文学的谱系重塑，隋唐编撰的类书对六朝文学的删落改造，这里面涉及手抄本的复制与改写、大规模整理过程中导致的变形错位、片段文本的拼接等等。因此，对中介的研究在上古、中世文学史、文化史研究中都有重要意义。在方法论上，不同于有些论者强调西方理论的影响，林晓光认为宇文所安运用的是文献学的基本原则：在较早期文献中未能见到、在后一时代的文献中被著录的书目，如果没有确定来源，则不可信以为真。在文献学中，学者们大量运用这一方法证伪，而在汉魏六朝文学中，这一问题却长期成为盲点。盲点出现的原因是学者一般把齐梁看作是一个阶段，而宇文所安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看历史变化，于是能意识到刘勰、钟嵘、徐陵虽然都是齐梁人，却有先后之别，因此能看到他们观点的递进变化。
《只是一首歌》也得到词学研究学者的关注。2020年，复旦大学青年学者赵惠俊在《上海书评》发表长文评介此书。赵惠俊对北美和国内的词学研究都有深入的了解，他2017年与人合译艾朗诺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2019年出版了自己的词学专著《朝野与雅俗：宋真宗至高宗朝词坛生态与词体雅化研究》，因此能够把《只是一首歌》放在宋词研究整体状况中评述，认为书中“展示的观点与方法充满颠覆力量，也颇具启示意义，其间的优劣短长，更有助于今日的宋词研究反思浙常传统的得失”[62]。一个启示是反思“知人论世”批评方式的问题。在传统词学研究中，由于知人论世的传统深入人心，论者往往用词人的生平解读词作，用词作补充词人的生平，很多精力花在考订生平、作品系年。但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由于北宋前期词是流行歌曲，抒情主体和词人自我的关系是疏离的，这奠定了词体写作的规范和传统，再加上词集往往结集于词人离世的一两个世纪之后，中间经过多人口传手写，造成写定文本与原初文本之间有很大距离，更难以探究作者的“本意”。因此在词学研究中应该把词人从词作中抽离出来，才能尽量接近词体文本的真实，更好地揭示词作的文体艺术。另一个启示是反思“婉约豪放”这个传统词学研究经典论述框架的局限。书评同意宇文所安的批评，即由于婉约豪放只在词体文学中存在，使得宋词研究无法与宋代其他文体对话，也无法与宋代文化背景产生关联。这两个启示指向赵惠俊总结的宋词研究实现突破的两条路径，一是深入宋词文本内部的精细探析，二是将宋词放置于两宋社会历史大环境下予以关照。同在2019年出版的《只是一首歌》和《朝野与雅俗》，可以说是在这两条研究路径上的探索，代表了北美和国内词学研究的前沿成果。
4、围绕“世界诗歌”产生的争议
最后要谈的话题，是宇文所安关于北岛诗英译的书评在中国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研究者中激起的反响。1990年，宇文所安在面向非专业读者的《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杂志发表为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所译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写的书评，题为《什么是世界诗歌？》[63]。书评在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中引发了激烈的反应，主要参与者包括奚密（Michelle Yeh）和周蕾（Rey Chow）[64]。在国内，最早回应这个争议的是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九叶派”诗人郑敏。她1993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讨论这个“国际汉学界”引出的问题[65]。郑敏的文章影响很大，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诗歌界引起了很多批评和讨论。1997年，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和四川大学比较文学基地主办的《中外文化与文论》刊登了宇文所安《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中译和奚密的回应。2003年，宇文所安在美国期刊《现代语文学》发表了《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拓展了十几年前书评中的论点[66]。同一年，宇文所安在发表于《书城》的访谈《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中比较详细地解释了他在《什么是世界诗歌？》中的一些观点，[67]。2006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洪子诚把宇文所安的《什么是世界诗歌？》《进与退》这两篇文章的中译一同刊登在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的辑刊《新诗评论》上，引起一些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68]。对宇文所安提出的相关议题的讨论，21世纪以来一直在继续，直到最近，《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当代文坛》《读书》《当代作家评论》《扬子江文学评论》等期刊都发表了由“世界诗歌”之争引发的讨论，议题包括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新诗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新诗的语言、新诗的“身份”、新诗的翻译和研究方法，等等[69]。
在评述各种讨论之前，有必要先概述宇文所安书评《什么是世界诗歌？》的内容。书评分析了“世界诗歌”这个新事物所暗含的全球文化经济和西方中心的文化等级秩序。“世界诗歌”由国际读者和地方作者共同塑造。国际读者是欧美读者和诺贝尔奖这样的评价机构，地方作者是非西方国家的诗人。国际读者钟情的“世界诗歌”是具有“舒适的民族风味”的诗，它们有一定的地方色彩，但又不能地方色彩太浓烈；或者是政治化的作品，比如第三世界作者写的为民主奋斗和受迫害的诗，这些诗让国际读者感到高尚的愤怒。对于想要得到国际认可的地方作家来说，他们至少有一部分在为想象的国际读者创作，去满足国际读者的口味。北岛的诗是一个“世界诗歌”的个例。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看，北岛那些大胆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诗让文革后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他对于生活和艺术中非政治的具有诗歌价值的东西的发掘也使他的诗具有真正的诗意。但是，当北岛诗的英译作为“世界诗歌”出版，国际读者读到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仿作，因为北岛的诗属于20世纪初期中国诗人创造的与过去决裂的新诗，他们学习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从西方诗歌译本衍生出来的“世界诗歌”给人以单薄、空落的印象。北岛诗这样的作品能够在英美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只是因为作者是中国诗人，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国际读者寻找的也根本不是诗，而是通向其他文化现象的窗口。宇文所安从北岛的诗中看到“世界诗歌”的一种可能的前景，就是写一种可译的诗，主要依靠意象，而不是文字的排列、特殊的语汇、或者特别的音调效果。
在美国和中国，宇文所安书评所引发的新诗学者与实践者最尖锐、也最持久的批评，是针对他认为中国现代诗由于只以西方诗歌为资源、与中国本土传统断裂而缺乏自己特色的观点[70]。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比如认为他是只推崇中国传统诗、否定中国现代诗的保守的东方主义者，宇文所安没有直接回应，但在2003年发表的《进与退》和《书城》访谈中再次讨论了在北岛书评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新诗与传统、与西方现代诗的关系。他说，译诗影响本国诗歌的情况是双向存在的。英文、法文诗歌被译为非欧洲语言，非欧洲语言的诗也被译为欧洲语言，不过这两种方向的翻译使本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传统之间发生了不同形态的关系。在第一种情况，英语诗歌（如浪漫主义）被译为非欧洲语言，全世界很多地方的年轻一代都曾经受到这些诗的激发，写出一种与自己的过去断裂的诗，而不是利用自己的过去、使之脱胎换骨的诗。在第二种情况，中国古典诗的翻译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这两种情况的不同在于，在英语诗歌里，中国译诗补充了英语诗歌这个从古典英语诗歌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历史；但在中国或土耳其或韩国的情况里，西方诗歌的模型取代了本国的古典诗歌传统。他说，他知道中国当代诗人在探索与传统连结的方式，这固然是好事，但与传统断裂的新诗也不是不好，新诗已有百年历史，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在我们的时代，新诗常比旧体诗有意思得多，但是旧体诗的创作和出版也不应该被忽略和轻视。
第二个问题是“世界文学”在多大程度上是将不同的文化本质化、抹除了地方的差异性？宇文所安把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代表的国际认同比作购物中心的食廊，里面有意大利、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等快餐厅。餐厅卖的食品既不能太普通，比如炒鸡蛋，也不能太异国情调，像凉拌海蜇，而应该既有差异又令人舒适，比如牛肉炒西兰花。在美国设置世界文学的课程和设计食廊有相似之处，大学生接触到的其它国家的文学，必须处于让读者感到舒适的差异地带，尽管教授比食廊餐厅更艰苦地尝试挑战学生/消费者的品位和预期,尝试介绍一些在本文化中被赞扬的文本。但这样的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的问题仍然存在：某一种文化中的文学会被本质化，它里面的地方性、差异性会被忽略。
宇文所安提出“世界诗歌”问题的1990年，正是人们认为冷战结束、拥抱全球化的历史时刻。他指出的一些问题，比如在全球文化资本不平均分布的情况下，“世界诗歌”是在欧美形成、由它们的文学标准衡量和改变过的诗歌，比如得到国际读者认同的“世界诗歌”，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因为要适应西方读者对于普遍性的要求而倾向于抹除当地的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世界文学”讨论中得到了更广泛、深入的讨论。2003年，世界文学的倡导者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h），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导论中评析了宇文所安评北岛诗引起的争论，继而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概念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当一个作品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它就获得了新的生命，其价值不依赖与原初文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文化空间中如何流通和引起共鸣[71]。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以“何谓世界文学？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论坛所聚焦的世界文学的地方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宇文所安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提出的问题。
文学在世界的流通经由翻译获得生命。宇文所安把翻译者比作“文学经纪人”，他们有特殊的权力“代表”和展现一个国家的文学。宇文所安不讳言自己也是这样一个文学经纪人，虽然他所代表的是杜甫这样的古代诗人[72]。实际上，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用各种办法把中国文学引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同时警惕跨文化、跨语际交流中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从编译面向大学生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文论读本和世界文学作品选，组织推动“中华经典文库”的翻译项目，比较分析中国诗歌和世界其他文化的诗歌；到在研究中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学既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如何摆脱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环境中的边缘地位；以及有意识地把中国文学当做文学而非地方性的“汉学”、或有关“中国”的专门知识来研究。也因此，宇文所安的自我定位是介于传统“汉学”世界和美国“比较文学”世界之间的研究者，是置身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之外、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Chinese literary studies）的学者[73]。他是把中国文学推向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
注释：
[1] 宇文所安论著在中国台湾的译介和影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相关研究参见陈雅琳：《洞见与想象：宇文所安研究的台湾影响初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8年总第28卷第1期。
[2] 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3] 宇文所安论著在中国台湾的译介和影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相关研究参见陈雅琳：《洞见与想象：宇文所安研究的台湾影响初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8年总第28卷第1期。
[4]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Edward H. Schafer’s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6.1 (1976): 139-140.
[6] James J. Y. Liu’s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8.1 (1978): 168-169.
[7] Michael S. Duke’s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2 (1979): 281-284.
[8] Paul W. Kroll’s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 (1979): 120-128; Stephen Owen, “A Defen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2 (1979): 257-261.
[9]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Acknowledges.” 中译见宇文所安著，陈小亮译：《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致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1] 对这个观点，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认为任何一个诗歌传统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整体，其复杂性无法用整体框架来概括，如美国犹他大学吴伏生认为，西方诗歌也有历史性，也和中国诗歌一样把诗歌和诗人的内心感受、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吴伏生：《来自异域的知音：宇文所安对杜甫〈旅夜书怀〉的解读》，《国际汉学》2017年第3期。
[12] 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三联版前言”，第2页。
[13] Joseph Roe Allen’s re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7.1/2 (1985): 143-150; R. B. Kershner’s review of Labyrinths of Language: Symbolic Landscape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Modern Fiction by Wendy B. Fairs and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 “Desire, Design, Amazement,” The Georgia Review 43.3 (1989): 602-608.
[14] 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三联版前言”，第1页。
[15] 伊懋可的批评和宇文所安的回应刊登在同一期的《中国研究书评》。Mark Elvin’s review of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 and Stephen Owen’s response,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1 (1994): 192-201.
[16] Martin Backstrom’s review of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1 (1989): 146-149.
[17] R. B. Kershner’s review of Labyrinths of Language: Symbolic Landscape and Narrative Design in Modern Fiction by Wendy B. Fairs and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 “Desire, Design, Amazement,” The Georgia Review 43.3 (1989): 602-608.
[18] Paulin Yu’s review of 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th of Desire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1 (1990): 129-130.
[19]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 to 1911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The Poetry of Du Fu (De Gruyter Mouton, 2016).
[20] Stephen Owen,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Stanford: Stanf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and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sity Press, 2006).
[21] Stephen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sity Press, 2006); Just a Song: Chinese Lyrics from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sity Press, 2019); All Mine! Happiness, Ownership, and Naming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22]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中国学术》2000年总第3期，收入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4页。
[23] 宇文所安：《瓠落的文学史》,20-22页。关于宋代学者对唐代抄本文化的接受和处理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详见Stephen Owen, “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2 (Dec., 2007): 295–326。
[24] Martin Kern and Stephen Owen eds., Qu Yuan and the Chuci: New Approaches (Leiden: Brill, 2024).
[25] 宇文所安：《史中有史（上）——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读书》2008年第5期。
[26] 在给赵惠俊的邮件中，宇文所安说他认为《只是一首歌》所做的不是解构，而是“激进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参见汪芦川、赵惠俊：《古代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在今天生活》，《文学报》2022年7月14日。另外，宇文所安在《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这篇文章中也谈到自己的论点属于“激进的历史主义”，见《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第155页。
[27] Ding Xiang Warner’s review of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Stephen Owen and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by Stephen Ow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4 (2009): 1261-1265.
[28] David McCraw’s review of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y Stephen Owe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4.2 (2007): 355-359.
[29] 在宇文所安2018年荣休研讨会圆桌讨论上的发言。
[30] James J. 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John Timothy Wixted, Poems o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by Yuan Hao-wen (1190-1257)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2); Pauline Yu,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1] Richard John Lynn’s review of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by Stephen Owe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2 (1994).
[32] 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33] Maynard Mack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1995).
[34] Ciril Birch,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Victor H. Mair ed.,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isty Press, 1994).
[35] 宇文所安多次谈到这个翻译原则。刘苑如、Harrison Huang：《冬访宇文所安——“汉学”奇才/机构“怪物”的自我剖析》，《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8年总第28卷第1期。
[36] David McCraw’s review of The Poetry of Du Fu by Stephen Ow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9.1/2 (2019): 378-385; Nicholas Morrow Williams, “Sashimi and History: On a New Translation of Du Fu,” China Review Internaitonal 21.3/4 (2014): 201-244.
[37] Lucas Klein, “Tribunals of Erudition and Taste: or, Why Translations of Premodern Chinese Poetry are Having a Moment Right Now,”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July 15, 2016.
[38] 宇文所安：《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崔莹编著：《访书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117页。
[39] 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40] 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96页。
[41] 2004年以后，宇文所安论著的中译有三本没在三联出版，它们是《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诗的引诱》（译林出版社，2019）、《华宴：宇文所安自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2] 蒋寅：《在宇文所安之后，如何写唐诗史？》，《读书》2005年第4期。
[43] 陈引驰：《诗史的构筑与方法论的自觉——宇文所安唐诗研究启示》，《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
[44] 莫砺锋关于《初唐诗》《盛唐诗》的书评，《唐研究》1996年总第二卷。
[45] 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盛唐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46] 林晓光：《启示与问题——评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文艺研究》2013年第1期。
[47] 李浩：《微型自然、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48] 刘宁：《“近世性“与中唐文学》，《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
[49] 宇文所安著，王柏华、陶庆梅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乐黛云“序言“。
[50] 关于这次会议，参见《美国汉学：英译文论“返销“中国》，《社会科学报》2003年4月3日。
[51] 胡晓明：《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文汇报》2003年3月14日。
[52] 胡晓明：《远行回家的中国经典》，《文汇报》2003年3月14日。
[53] 陈引驰、赵颖之：《与“观念史“对峙：“思想文本的本来面目”——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评》，《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54] 比较有代表性的评论如王敏：《〈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新文学史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陈引驰：《文学史如何关注“大问题”？从〈剑桥中国文学史〉说起》，《文汇报》2013年12月7日；张定浩：《解构主义的招数——读〈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文学报》2013年9月19日；徐文翔：《“理念”还是“招数”？——也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解构主义文学史观》，《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2期；陈文新：《〈剑桥中国文学史〉商兑》，《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顾伟列：《“文学文化史”：〈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新范式》，《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3期；蒋寅：《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徐志啸《文学史研究的启示与思考——以〈剑桥中国文学史〉为例》《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陈文新：《疑古与分寸——评〈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楚辞论述》，《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徐艳：《远游，我们可以走多远？——〈剑桥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研究思路评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张洪波、魏崇新：《当代西方中国文学史中的古代小说叙述——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国际汉学》2019年第2期；颜子楠：《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文史哲》2021年第6期；左东岭《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国际汉学》2023年第2期。
[55] 陈引驰：《文学史如何关注“大问题”？从〈剑桥中国文学史〉说起》，《文汇报》2013年12月7日。
[56] Denis Hollier ed., 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Hans Ulrich Gumbrecht et al.,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Greil Marcus and Werner Sollors, ed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57] Sacvan Bercovitch,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2005).
[58] 蒋寅：《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9] William H. Nienhauser, Jr.’s review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74.1 (2011): 157-159; Robert E. Hegel’s review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4 (2012): 162-175.
[60] 左东岭：《被揭示的与被遮蔽的——读〈剑桥中国文学史〉》，《国际汉学》2023年第2期。
[61] 林晓光：《启示与问题——评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文艺研究》2013年第1期。
[62] 赵惠俊：《赵惠俊读宇文所安：谁妆扮了北宋词人》，《上海书评》2020年8月26日。
[63] Stephen Ow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 1990. 中译有文楚安译：《环球影响的忧虑：什么是世界诗？》，《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2期；洪越译：《什么是世界诗歌？》，《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64] 奚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载《今天》1990年第1期，以及《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2期。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6-7.
[65]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66] Stephen Owen, “Stepping Forward and Back: Issu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World’ Poetry,” Modern Philology 100.4 (2003), 532-548. 中译见宇文所安著，洪越译：《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67] 齧缺：《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宇文所安访谈录》，《书城》2003年第9期。
[68] 例如，2006年5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吴晓东教授召集了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讨论这两篇文章，讨论稿整理后以《从“世界诗歌”到“诗歌的世界”——关于宇文所安“世界诗歌”问题的讨论》为题发表在《新诗评论》2007年第1辑，后收入《在北大阅读现代：十三堂文学讨论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2024年。
[69] 有代表性的评论如柏桦：《现代汉诗的现代性、民族性和语言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5期；亚思明：《全球性影响的焦虑还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关于汉语新诗的“去中国化”误读》，《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姚达兑：《“世界诗歌”事件及其理论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苏晗：《新诗的“身份”与1990年代历史意识——以“世界诗歌”争论为起点》，《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邱健：《新诗创作与翻译：重返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之争》，《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70] 参见奚密：《差异的忧虑——对宇文所安的一个回响》；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3, 6-7; 西川：《传统在此时此刻》，《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 臧棣：《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张枣著，亚思明译：《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
[71] David Damros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中译见大卫·丹穆若什著，查明建等译：《什么是世界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28页。
[72] 齧缺：《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宇文所安访谈录》，《书城》2003年第9期。
[73] 刘苑如、Harrison Huang：《冬访宇文所安——“汉学”奇才/机构“怪物”的自我剖析》，《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8年总第28卷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