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过分重视农业、压抑商业；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手段，商业只会带来财富的转移而不能于社会有所增益，过分的商业活动因此将不必要地浪费社会资源，所以对商业交易活动持消极甚至负面的态度和评价。
人类经济活动的实践证明，商业交易活动的重要性绝不在农业或制造业之下。自利是人性和天道，自利的人们能够在交易过程中发现并获得巨大的、同时有利于交易双方的利益。商业交易还把人类单独劳动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其成效是任何单独劳动所无法企及的。农工诸业固然能为社会提供财富，但商业却能促进社会产生更多财富，这是社会繁荣的关键节点。世界历史上历次经济大繁荣都出现在商业大扩展之时。对商业交易活动持续贬抑，这是近代工业文明未能产生于中国的终极原因。
现代经济学各流派存在诸多理论缺陷，但它们对市场重要性的认识却难得地高度一致。确实，交易活动之于人类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市场的方便性以及交易成本的高低可以成为观察社会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的标尺。关于市场和交易（货币）的理论因此成为一切经济理论的核心。
市场的作用在于为交易提供平台和秩序。平台规模越大，参与者越多，交易效率越高，社会经济也因此越加蓬勃兴旺。交易秩序则来源于规则和制度，这些能且仅能由政府提供。因此，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市场经济也天然厌恶混乱，追其秩序，或即一般所谓的法制经济。现存所谓“自由市场”或“自发形成的扩展秩序”等对市场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例如世贸组织或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机制就是支撑各类国际市场的制度性架构，因此市场本身又是现代政治的基础性内容。
在华夏文明语境中，经济是经世济民。经济和政治是同一过程的不同侧面。对经济过程的组织和管控是政治的基本方面。如割裂两者，人们将不能全面理解经济，也不能有意义地谈论政治。例如，为凸显“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同时也为了排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必要性在于资本的利益而非逻辑理性），某些经济理论长期错误地主张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和“自由”的，以至于在其理论体系中至今未能形成有意义的市场理论。如果撇除这类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干扰就不难发现，市场是一种公共产品，其建立和完善完全仰赖政府公权力，唯其如此，统一的交易规则，统一的货币和税收、统一的语言、充分发达的物流系统以及有效率的监管系统等市场要素才能充分匹配和有效运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聚焦的是革除传统上各种限制市场交易的制度和文化习惯，我们已经看到，拥有广阔疆域和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巨量人口、以及以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强有力政府的中国，在引入市场制度后，仅用四十来年时间就形成了人类历史迄今最具效率且规模最庞大的统一市场。
在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其政治理论以“不可剥夺的”财产权为核心，现代则强调自由、人权和民主等“普世价值”。实际上，人权、自由和民主等概念迄今都未有恰当定义，并且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价值，而只是实现某种价值的可能手段；其财产权概念中的土地（自然资源）私有权则是一种不道德的权利。以这类概念为基础建立的政治理论，脱离经济而奢谈政治，高举个人利益至上旗帜，服膺丛林法则，既不能解决社会内部的政治矛盾，更不能处理国际政治的尖锐对立。把后者归结为“文明冲突”则更是居心叵测，由于文明应该战胜野蛮，那些自诩文明的国度以此隐然占据了国际斗争的道德高地。
华夏文明的价值追求或政治理想是仁，或曰“天下大同”。这里的“大”和“同”是《周易》“大有”和“同人”两卦的卦象。“大有”的卦象是富足，“同人”的卦象是和谐，因此天下大同的本意是人类普遍的富足与和谐。可见华夏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极其注重经济，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其中足食是政治的基础，足兵（对外）和民众信任（对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保证。但古人没有意识到，仅仅依靠农业是难以足食的，市场制度的建立其实更为重要和关键。由于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华夏文明几千年来都未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强盛。饥饿引起的民众造反成为缠绕中国历史几千年的痼疾。
市场制度的核心是货币制度。有效的货币制度是市场健康运作的核心和关键。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交易媒介。缺乏这一媒介，交易将异常困难。为充分满足市场交易的需要，存在一个这样的关系式（费雪等式）：
M=PTV
其中，M为一定时期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T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一定时期内，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与经济发展（交易量）保持平衡，这种平衡是经济持续稳定的必要条件。一旦失衡，社会将面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因此，被选作货币的东西，既不能很容易获取（例如铁或贝壳），也不能很难获取（例如黄金）。古代社会实际常用的交易媒介是铜钱、谷物和绢帛，银币和金币则主要用于大宗交易、远程交易和财富储存。
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出于不时之需和安全考虑，无论贫富，人们都有动机储存财富且多多益善。因此总会有部分货币持续退出流通。如果以α表示特定时期内退出流通转为财富储存的货币占总流通货币的百分比，上述关系式就变为：
M=PTV(1+α)
在旧时代，随着经济发展，人们不断将金银作为财富储存埋入地窖。当退出流通的货币累积到一定量时，经济失衡和紧缩开始显现。作为补充，耕地也成为财富储存的重要手段，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古代中国往往在经历过一段盛世之后，随之就会慢慢出现通货紧缩、土地兼并、经济凋敝，最终引发动乱。
因此，财富储存的方式或手段是存在于一切经济体中的重要变量，社会必须对之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货币史上，始终存在伪造和掺假的严重挑战和问题（伪造来自外部，掺假是发行者的盗窃），任何个人或私人机构都不可能应对这类挑战，因而政府是唯一合适的货币发行者和管理者。由于货币发行者能同时获得巨额的伴生利益（铸币税），这是货币必须由政府发行的又一理由。由于政府是由税收支撑的，政府获得铸币税，理论上可以减少社会的其他税负，对社会而言这是唯一可接受的合理安排。货币发行的泼天富贵如果由私人机构获得，对后者而言是一种不道德的收入。以所谓“比特币”为例，据说它源于某种区块链技术，笔者对此不甚了了，但只要它是私人机构推动的，铸币税以及可能的掺假，已经预构了“比特币”的双重原罪。加之其发行以耗费巨量社会资源为代价，并且当“挖矿者”仅凭所掌握的知识就能以很小的代价获得巨量社会财富，这是四重的不道德。至于所谓“稳定币”则是挂着羊头卖鼠肉，其本身与货币没有任何关系，它仅仅是华尔街十几年前曾翻过车的“金融创新”的花样翻新而已。
货币不是金或银或任何物品，货币是一种特殊交易制度。在各国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之后，实物货币的天然缺陷得以克服，货币制度的最后完善才具备了可能性。信用货币必须由握有公权力的政府发行和掌控，舍此必将招致社会性灾难。因此，任何“亚洲元”、“金砖币”之类的设想在有关签约国结成某种政治实体之前都只能是一种空想。比特币和任何假托货币之名、由私人机构推出的类似冒牌货都是阴谋家窃据社会财富的犯罪之举，是埋在社会的定时炸弹。美国政府已经对比特币的合法性作了背书，我们必须对此抱有高度警惕。一个基本事实是，肆意泛滥的比特币是由华尔街寡头和硅谷技术财阀共同掌控的，因此，任何不堪的后果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当某国政府宣布拒绝其债务支付义务时，势将引发全人类的愤怒；当比特币被引爆时，倾家荡产的人们将连愤怒发泄的对象都找不到。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道德正当性，是在40多年前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接纳之后才确立的。在华夏文明内部，其意识形态基础极其薄弱，尤其需要全社会的呵护和培育。相应的货币理论和实践更需要创新和开拓。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持续发展，根据费雪关系式，国家不仅有必要向市场持续注入大量流动性，客观上还需要为社会提供合适的财富储存手段，否则通缩和其他经济问题将难以避免。在通缩来临之际，以货币手段刺激民众消费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没有人会比消费者自己更清楚应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收入和财富。
就各种可能的财富储存手段而言，黄金是可靠的传统财储手段。由于其供给极其有限，在世界相对富裕后的今天，早已供需失衡，其价格和价值发生了严重背离，今天的黄金不仅不适合普通民众，甚至未必适合国家财富储备；而银行存款对民众而言只是一种消极工具，因为存款会被通胀侵蚀；由于工业化和土地国有，耕地的财储功能早已不复存在；房地产则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工具。就国内情况而言，房租仅能部分弥补折旧，所以房租本身并不能保证房产的财储功能，当且仅当房产升值前景一片光明时，其财储功能才是可靠的。在可选择的工具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因此是一放就疯，一收就死。
相对而言，有价证券和国家主权债券是现代社会最合适的财储手段，但前提是政治稳定和市场的信任度。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是建立在严密有效的运行和监管制度之上的，否则其将蜕化为赌场。政府债券由于高信用和息率适中，它是现代社会最常用财储工具之一。以日本和美国为例，长期以来，其国债总额远超其GDP总额，看起来岌岌乎殆哉，但只要这个债务湖泊的流入和流出量大致平衡（在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其流入将略大于流出），这就是一种永远不用偿还的债务。它事实上已成为安置人们财富储存的重要工具（美国的国债相当程度上还成为了世界富豪和各国政府的财储工具），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稳定器。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则显得平稳有序，基本避免了大起大落，并且银行储蓄率也因之偏低。必须看到，后者（储蓄率低、房产市场稳定）与前者（健全的股市和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国债）存在着重要关联。
有价证券和政府债券成为可靠的财储工具的必要条件是，其市场充分开放和流通畅顺，因此金融业的配套发展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应有之义，但华尔街的各种“金融创新”则大体是金融寡头们设计出来进行全球收割的利器和毒药，两者是需要加以区分的。
由于信用货币必须由主权国家发行管理，在全球贸易条件下，以黄金为世界货币应该是首选。但黄金的供给不能随贸易量的巨大增长而相应增加，因此让美元充当世界货币就成为市场的次优选择。大概言之，美元国际化对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繁荣居功至伟，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及其财阀谋取了巨大利益。这是一个多赢的过程，当然美国财阀占有了大头。
由于供需的巨大落差，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是必然的。两者挂钩一开始就是黄金拜物教观念的产物，脱钩只是让美国政府难堪了一次而已。问题在于，美元只能通过贸易赤字和对外投资两种方式注入世界市场。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活跃的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对美元必然形成强烈需求，这促使美元汇率持续上涨，过程中美国国内生产的大部分商品价格最终会变得显著高于进口，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美国的贸易赤字一定会持续发生，并伴随利润率偏低行业（制造业）对外转移。当美国人自得于其货币霸权的骄傲时懊恼地发现：由于制造业外移，其包括军工制造在内的工业制造能力已大为退化，并导致其部分军事能力衰退；又由于美联储的货币体系为私有的金融寡头掌控，美元国际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绝大部分为少数财阀所窃据，这导致其内部贫富差距空前巨大并尖锐对立。
美元国际化和利润率偏低的制造业外移，这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不可能兼顾。但制造业外移绝不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退或走向衰退的预兆。恰恰相反，包括美国国内和散布全球的美国资本在此过程中发展出空前强大的盈利能力，这是当今各国经济陷入困境，而美国却能一枝独秀的基本原因。与美元国际化相结合共同催生的美国金融业已经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存在，美国证券市场和国债市场事实上已经成为全球富豪、企业甚至各国政府首选的财富储存中心；制造业外移则是资本自主选择的最优配置状态，其与金融资本相互配合，借着经济周期的潮汐，成为了美国财阀全球周期性财富收割的利器。不难设想，几十年后人们如果谈论起当年对36万亿美元国债的莫名恐惧时，是会哑然失笑的。实际上，当美债持续累积至更高时，它将不再是美国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加以维护的东西了，因为它绑死了地球人的共同利益。高教产业则是美国另一个超高盈利产业。现代大学教育本质上是职业教育，它处于全球产业链最上端。由于高科技产业是高教产业的伴生性行业，中国要在高科技领域整体赶超美国，就必须在高教行业下功夫。
总体而言，美国经济的上述改变是正常而有效率的，全部的不安来源于其制造业外移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贫富差距尖锐化。这是财阀们获得相关利益必须支付的代价。制造业外移导致的军事能力衰退是致命的，这是美国政治各种折腾的根本原因。如欲改变这一处境，美国可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其一是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之路，但其产业回流做得有多彻底，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降就能有多迅速。美元退出国际货币地位意味着美元的持续贬值，这对美国而言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另一项选择是制造业内部化，即凭借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压倒性实力，以全球经济和政治融合为目标，分步骤先行将美洲、欧洲甚至日韩等整合进一个类似欧盟的政治实体，这将使其在保持军事优势的同时永久保有美元国际化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样的政治实体同时又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市场整合，势将拓展参与国的共同发展空间。但欧美文明是排他性文明，上述情景完全不可能出现。
曾有说法认为，美国对他国没有领土欲望。事实正好相反，欧美文明渴望对土地的占领，但厌恶和排斥异已人口。在票选代议制政治条件下，举凡不同种族、宗教以及价值追求不一致的人群，都会被视为异己力量和威胁，人们会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加以排除。当年新加坡被连人带土地一起赶走的事件，以及美国对波多黎各的歧视等，都源于这种情绪和逻辑。加拿大和格陵兰人对特朗普的抗拒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肯定不想成为波多黎各第二。
人类的未来在于种族融合和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和谐共荣的有序状态，它必须完全扬弃文明冲突的陈旧叙事。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华夏文明的最高理想和制度追求。但其实现过程注定是困难和曲折的。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是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我们不能在这个方向上再有任何犹疑和退缩。市场经济理念是华夏文明基因中欠缺的，这种基因传承中的缺陷需要花大力气加以弥缝。目前，世界新工业革命轮廓已经呈现，其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后者在促进生产力方面的潜能有多巨大，目前还无法估量，但有一点确定无疑，即它势必引发一系列社会变革诉求。新工业革命必将深刻影响社会的产业结构、劳动方式和生存方式，各种新生产关系必将从中孕育。由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历史期待一种充分吸取了其经验教训的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必将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历史在期待某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深刻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