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藏书在北京大学里虽说数不上状元，但总也能算得上个探花、榜眼什么的。老汤家传的书除分赠给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外，还存一批线装书，不到我们目前藏书的十分之一。我父亲留给我的书不多，但却有几本相当珍贵：如一卷敦煌写经，那是他二十年代在北大念书时，从皇宫附近一个卖破烂的小摊上买来的。另外还有一本明版的《牡丹亭》，这是他送给我和老汤的结婚礼物。解放前夕，没人读书，更没人买书，甚至没人要书，老汤乘机狠狠地买进了一批他喜欢的珍贵书籍。八十年代初，我们在美国和香港，几乎把赚来的外汇都买了英文书和台湾出版的书。此外，就是陆续买进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了。反正我学文学，他学哲学，历史是我们都需要的。于是，凡有文、史、哲的新书、好书，我们就都想买。钱不多，也常为买文学书还是哲学书的问题吵架。后来孩子们大了，负担轻了，钱也多了一些，买书就不免随心所欲起来，送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书也就源源不绝。

这么多书，往哪里摆？“文化大革命”我们被轰出燕南园，在中关园一住就是30年。先住35平方米平房，后住45平方米楼房，我们家的空间几乎全被书籍占满了，四壁全是顶天立地、里外三层的厚木书架。书先是立着放，后是横着摆，再后来，就摞成一堆一堆，塞满了书架的全部空间！当然，我和老汤都愿意把自己爱用和常用的书放在最显眼好拿的地方，可是这种地方有限，放谁的呢？在这种争执中，我常常打胜仗，因为第一，他个儿高，我个儿矮，他得让我三分；第二，我很少看哲学书，他却常看文学书，从利用频率来看，哲学也该让着文学；第三，我会耍赖皮，他拿我没有办法。这样一来，他的书大半被驱逐到了非用梯子拿不到，非搬开前两层瞧不见的“流放地”。他这个好脾气的人有时也难免发牢骚，嘟囔几句：“这么难找，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呢！”我也有点为我的跋扈惭愧，但也无法可想，况且我还有一道挡箭牌：“我早就说‘处理’掉一批，谁叫你不听？”

老汤真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一本破书也舍不得扔。他总认为哪一本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珍品。说也奇怪，我们家历经劫难，书的损失却说不上惨重。除了老先生一辈子珍藏的许多成套佛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函被红卫兵抽一本去检查，从此杳无音信外，就是我们在最穷的时候（穷到四个人吃一枚鸡蛋），卖掉了一套武英殿版的《全唐文》，记得卖了六百元人民币，很救了燃眉之急。老汤对此念念不忘，总说这是老先生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买来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呆呆地看着那一格空荡荡的书架时满脸的凄惶。后来他一直想把这套书重新买回来，但几十倍的价钱也买不回来了，只好买了一部铅印本。

托改革开放之福，我们终于搬到了较为宽敞的朗润园。虽然使用面积仍不过八十平方米，但我们兴高采烈地计划着如何从“坐埋书城”一跃而为“坐拥书城”！装修时，我们将两个大房间的六面墙全都装成下接地板，上接天花板的书架，大部分单层，小部分双层；又按书册大小将书架设计为高低不同的许多书格，以便不留缝隙地占满全部空间。这回，他的书占一间房，我的书占一间房，似乎不再有什么矛盾了。糟糕的是当全部书架都被堂皇富丽的书籍所占领，纸箱里却几乎还有一半书籍无处容身！真没想到原来三层排列的书，一旦排成单列，却还剩余如此之多！幸而我们住在中关园时曾经租了园内一间小空屋堆放杂志，现在只好把放不下的书往那里堆，堆不下的则借放在文化书院的办公室！

总而言之，我们的书越来越多，有增无减。我总担心会压垮书架，压坍楼板！况且医生多次说过，旧书散发出来的气味对人体健康不利，对老汤这样的心脏病人尤其有害。然而我们不能没有书，我们既不能卖书，又不能扔书，甚至也不能不买书，奈何？！

2000年1月改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