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大多数底层婚姻建立在一个对等交换模式之上，妻子谋生的能力非常薄弱，拥有“职业”身份，获得正式工作的机会更是非常渺茫，基本只能靠丈夫供养。持续战乱导致城市经济陷入长期萧条，恶性通货膨胀、粮食短缺，底层家庭普遍面临困境，婚姻结构也受到冲击。当男性无法履行对配偶的经济责任时，一些底层女性在没有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弃夫潜逃”（英文书名对应的原词为“runaway”）。她们竭力搜寻所有可利用的资源，通过“非正规经济活动”（informaleconomy，也可译为“灰色经济”），诸如重婚、同居、出卖身体或其他不合法的“犯罪”方式，谋求新的出路。
“弃夫潜逃”是一种比较久远的历史现象。如果把时空框架置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在特定的城市空间中，会呈现哪些新的时代特征？背后又映射出什么样的社会纹理？这正是马钊关注的问题。他自二〇〇三年起就开始在北京市档案馆等地方查阅民国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阅读和抄录各种有关“通奸”“诱拐”和“重婚”的内容。二〇一五年，作为马钊在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习的成果出版。十年之后，中文版面世，名为《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
马钊在本书前言中引用了一句：“Well-behavedwomen seldommake history.”（“循规蹈矩的女人很少创造历史。”）作者讨论的正是一些不太“循规蹈矩”的底层女性，她们原本都是无名小卒，是历史中非常边缘的群体，只是因为一些“非常态”的生活经历被记录进司法档案。那些名字进入当代历史学家的讨论视野中是一件比较偶然的事情，我们于是有了更多机会了解她们的故事。
底层女性群体的“失声”是被经常讨论的问题，但司法档案提供了一种可能，可以部分“复原”她们的生活世界与场景。档案中记载的内容很琐碎，但足够鲜活，带有生活体感，一些法庭上的对话场景似乎让读者来到了历史现场。马钊将众多个体经历置放于更广阔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之中，提取其中的信息，运用性别史、法律史等视角，通过微观叙事与结构分析的互动，将那些凌乱的细节、杂乱的声音文本拼接起来，历史中一些“沉默的大多数”通过这种方式被“打捞”上来。虽然故事很不完整，有时只呈现某个瞬间或片段，但读者可以借此窥见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苦痛、焦虑、无助，以及渺茫的希望。这些司法文书因此成为一个“多棱镜”，钩沉出北平的“城市层叠性”。
马钊想要表达的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北平存在两个世界。“地上世界”是由行政规定、法律条文、治安措施等规定，呈现官方、秩序、文明等特征，且由男性主导。而“地下世界”充斥着边缘群体，“非法”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以及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等，它是一个非官方的、灵活的、不守规矩的、混乱的地带，是被“覆盖”的一个世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最初引发作者思考这个问题的源头来自法庭上的对话。法官经常使用的是一套“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话语，而底层当事人往往沿用传统表述，比如，法官用现代婚姻关系定义丈夫与妻子的角色时，而当事人只是习惯用“找主”这个词。这是两种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对撞，也是两种不同规则的对撞。“地下世界”同样遵循一套自发形成的运行逻辑，那里并非毫无秩序。它可能无法得到官方的认可，但正是因为自发形成，基于最基本的规则，反而具有更强的稳固性与延续性。探讨“地下世界”不是为了否定“地上世界”，而是相互补充。“地下世界”不是社会主流，但是构成历史整体性与丰富性的重要拼图，甚至也是重构新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灰色是“地下世界”的底色。马钊始终有一种自觉意识，尝试超越自己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与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北平的普通人之间的时光差距，去呈现那个“地下世界”的组织规则。底层女性游走于传统、习俗、法律和制度的缝隙之中。她们有独特的生存策略、自我支持系统，以及另一套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可能合情、合理，但不“合法”。她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自己的生活，努力拓展生活和生存空间。马钊同情那些女性的遭遇，强调她们“犯罪”行为背后的合理性因素，这是一种重构北平底层女性生存伦理的努力。相对于法庭的定罪，他更倾向于认为，那些妇女并非道德堕落，不能简单适用传统的道德评判框架。“弃夫潜逃”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那些“通奸”“重婚”等案件背后，实则是女性通过逃离传统婚姻关系换取生存资源的事例，本质是极端环境下采取的一种自救与生存策略。
经济因素确实至关重要，但通过这些案例的分析，也不能否认促使一些潜逃行为发生的背后有情感因素的存在，不应忽略那些“情感动机”。一些庭审内容已经表明，部分女性在做出逃离选择时并非完全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她们也在寻求新的情感慰藉以及身体上的感官刺激，尤其当这种本能缺乏有力的控制时。很多案例都是婚姻双方经常处于分离状态下发生的。在战乱背景下，丈夫出于生计考虑经常被迫外出谋生，原本并不稳固的婚姻出现了更大的缝隙。不过，在面对法官时，那些女性往往会自动隐匿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会对判决结果不利。作者在讨论的过程中较少有这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不应建立起经济困境与离家出走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大多数底层女性在面对困顿时仍然是无助的。那些有能力选择逃离的女性，都是建立在一定条件支持之上的，比如，可借助的社会关系网络、身体资源，甚至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
这也挑战了关于底层妇女只是“被动的受害者”的叙事。一般认为，底层女性被迫过着由传统或某种静态的社会文化安排所决定的生活，“嫁鸡随鸡”经常被用来描述这种特性。但司法案卷中那些妇女的庭审抗辩与逃亡策略重构了其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当生活的重压袭来，她们并非总是无所适从、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是捡起“弱者的武器”，竭力搜寻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来进行反抗，甚至采取冒险的“犯罪”行为。她们处于黑白之间，既脆弱，又韧性十足。
相对于农村，城市生活为底层女性提供了进入更多社会关系的可能，这是能够“潜逃”的重要条件。她们无法进入现代的学校、工厂、社会团体，但并非总是孤立无援。她们大多居住在大杂院之中，邻里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交网络。杂院是一个混杂的、流动的空间，居住的人口经常变化，社会关系随时在中断，也随时在产生。马钊借用了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的“弱关系的力量”概念指出，同一杂院的妇女间的联系在本质上是薄弱的，但这种“弱关系”（weakties）并没有阻碍她们建立互助关系网，且适应性更强，可以在相似的处境下提供情感间的相互慰藉，也可以提供额外的经济机会，甚至比政府建立的各种社会救助机构更为有效。她们之间也可能有更复杂的关系或纠葛，有时在离家出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辅助作用。一些案例表明，这种网络甚至促使了更多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很多女性弃夫潜逃正是借助邻居的介绍与牵引，有邻居在收取报酬后变成“媒人”。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表现出持续扩张的历史脉络。清末开始的户籍改革、警察制度、司法改革、婚姻登记制度等，都是基本例证，表明试图去消除“地下世界”存在的政治模糊性、道德的暧昧性和犯罪的可能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也显示出一定的“弹性”。以婚姻为例，政府引入新的婚姻立法，《民法典》第一次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婚姻构成条件，将之前的一些私人活动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对婚姻和家庭进行更严格的管控与审查。北平市政府推行现代婚姻管理手段，包括登记方式、婚书注册制度等，目的是重构社会秩序，实现更好的治安管理。但许多底层女性无视结婚证书和官方登记程序，她们更倾向于通过传统婚礼仪式以及邻居和证人对婚姻的承认，获取对于婚姻有效性的确认，如请媒人、下聘礼、雇轿子、摆酒席、拜天地等。通过这些仪式，妇女获得了“正式妻子”的地位，即所谓明媒正娶。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两种基本模式在同时运行，虽然国家权力的下移是一个不可阻遏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必然爆发激烈冲突，问题并非无法解决，政府没有强行将“地上世界”的那一整套规则复制到“地下世界”之中，司法和民事机构并没有否认这些传统婚姻礼俗与未登记的婚姻关系的合法性，仍为底层大众留下了自主空间。在本书作者讨论的一些案例中，法律并没有绝对对抗现实，一些判决留有余地，这是一个法律与习俗之间如何调适的永恒问题。
如果本书内容仅仅局限在以上这些层面，那么，它的论述深度与广度可能是有限的。作者将视野延展到一九四九年之后，通过苏大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翻身”经历，讲述了北平底层女性的革命史与解放史。新中国的建立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新旧政权更替，而是一套全新的政治场景、行为标准与意识形态的登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新举措，用多种方式将女性“组织起来”，一些底层妇女有幸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她们先前生活的那个“地下世界”经过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她们在社会和经济边缘苦苦挣扎的经历经过重塑，被赋予了崭新的政治意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开始席卷中华大地，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观念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了新的意涵。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马钊著，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二五年版）
